研发年度总结十篇

时间:2023-03-16 19:04:40

研发年度总结

研发年度总结篇1

xx年,公司作为省内医疗行业征集解决方案的提供商,我们的目标是为客户提供更加高效,优质的服务。作为研发部的一名管理人员,个人工作目标是要除了要实现工程项目高效完成,产品质量稳步提升,客户服务及时响应以外,还是实现建设优秀的研发团队,协调好部门间的沟通问题以及实现自身综合素质水平的稳步提升。下面我对其做逐步论述。

年初的时候,我们拥有一支Herp组的研发团队,拥有5名研发人员,负责Herp产品的研发工作。现在我们拥有一支门诊组的研发项目团队,拥有5名研发人员,3名实施人员。一年来年初的团队人员,只剩下我和赵子龙两名,主要的业务系统,也从Herp系统转变为门诊相关系统。值得庆兴的是我们现在仍然是一支非常有战斗力的团队,团结一心,携手向前,并且我们的原来的团队成员,现在也成为了其他团队骨干成员核心力量,为其他的研发团队奉献出自己的力量,

我们各自都仍然为自己所梦想热衷的事业继续奋斗着,千难万险,不变初衷。

xx年,作为一名研发人员,在产品方面,我们完成了对于药品管理系统标准版的产品优化升级,并且在山西省中医学院附属医院,XX省中医研究院两家三甲医院实现的程序更新,在省二院,市八院等十余家二级医院免费完成了药品系统的升级工作;完成了药品供应链系统的产品研发,以及产品的实施推广工作,目前药品供应链系统产品已经初步成型,在新的一年里,我们还需要逐步对于产品的雕琢完善,以使产品更加完美。

xx年,在产品方面,我们未能够实现的有,对于医疗器械,固定资产新开发产品的研发推广工作,未能及时保证,产品推广和完善计划未能完成;对于药品管理系统,预计新开发的升级版本的产品研发工作,未能够及时展开,并完成;对于HERP管理系统,相关的产品规划,功能扩展,产品推广未能及时完成。

xx年,关于产品研发的经验是,之前定的目标过于多,定的目标过于分散,研发想做的事情太多,但真正落地的时候,才发现要么是精力不足,要么是人力资源不足,或是其他方面的原因,导致最终做了一堆半残的产品,不推广吧白白浪费经历,强行推广的化,不能够达到用户的要求,或者说只能达到部分用户的需求,后续的改造完善工作无法接续,导致新研发升级更新速度缓慢,几尽于无。还有一点就是,我们总是把大量的精力,放在如何去使用学些新的技术,如何去开发新的业务面更广的新产品,而缺乏真正在我们现有的业务产品上,进行精雕细琢,进行产品优化,扎实产品基础,完善产品不足。不过现实可能也就是这样,我们总是执着于外表光鲜美丽的东西,而往往忽略事务内在的价值意义。在这我想与公司新来的研发人员,一起共勉的一句话,研发的工作是枯燥乏味的,需要持之以恒的耐心和坚持不懈的毅力,别无他路,唯一的捷径就是勤勉,。

研发年度总结篇2

一、学习发动

1、时间:12月22日

2、内容:传达教育局年度考核工作布置会精神,学习市区年度考核文件、师德考评文件精神,明确年度考核工作安排,布置考核工作。

二、考核述评

1、领导干部考核

时间:12月22日下午

对象:张安明、毛祥林、许功华、王佚朗

程序:个人述职--—教育局组织群众测评--—考核提交

2、教科中心考核

时间:12月26日上午

对象:其他全体人员

注意:已经述职人员不述职,主要负责人不参与等级测评,调研人员考核为合格

程序:个人述职--—群众测评-—-组织研究--—公示反馈

三、总结

1、考核表整理工作

2、工作提交与汇报

200年度考核工作总结

为了进一步促进教研科研工作,促进教科研员专业发展,完善教科中心评价机制,总结教科研工作经验,分析工作中出现的问题,提出今后工作努力的方向,根据教育局关于年度考核工作的要求,本单位12月22日至元月6日组织完成了20年度考核工作,现将工作总结如下

一、深入发动,提高年度考核工作的认识

一是制定了年度考核工作的方案,做到有计划,有准备。

二是认真组织学习,明确年度考核工作的意义。我们传达了教育局年度考核工作布置会精神,学习了市区年度考核文件、师德考评文件精神,使大家明确年度考核工作安排。

三是提高认识,摆正工作位置。通过动员,大家认识到年度考核既是考核评优,更是工作经验的总结和交流,是工作的反思与对策的研究,要把考核工作当作学习交流来对待。

二、认真组织,提高年度考核要作的质量

一是认真做好领导干部考核工作。准备细致周到,述职全面具体,汇报了工作,提出来了问题,思考了工作的发展方向,群众测评反映良好。

二是认真组织单位述评。12月26日年度考核述评工作非常成功,每位同志认真总结了个人一年的工作,涉及学习研究,常规工作、服务指导工作等各个方面,体现了交流学习提高的工作目的。会上,下发了教科中心教科研员工作情况统计表,组织了测评;会后,检查了听评课手册,教科研工作手册,引导全体同志讲求实效。

研发年度总结篇3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市场供给的动态缺口效应及其对市场竞争行为的影响研究”(10JJD790032);吉林省科技厅软科学项目“吉林省收入差距现状和趋势研究”(20110616)

作者简介:孙巍(1963-),男,吉林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产业组织理论研究。Email:sunwei@jlueducn

赵奚(1985-),女,吉林长春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Email:zoezhaoxi@163com

摘要:本文基于西方学者对“垄断程度对于研发行为的影响”的不同看法,利用1996—2009年我国制造业的面板数据,通过增长率行业分类法把它们分成了四类,并建立二次回归模型,分别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以Kalecki指数表示的我国制造业市场垄断程度对研发行为的影响,在四类行业中表现得各不相同。从某一行业的整个发展历程来看,市场结构与研发行为的强度间有可能呈现“M”型曲线。

关键词:研发行为;市场结构;“M”型曲线

中图分类号:F230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3)01011205

一、引言

市场结构将如何影响企业的研发行为,这是微观经济学和产业组织理论一直在探讨争论的焦点之一。这一问题是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产业组织理论框架下,在研究技术创新的最优市场结构问题的基础上提出的。在当时的产业组织理论下,出现了以下几种观点:第一种观点是熊彼特

[1]提出的“创造性破坏”理论,即市场结构越趋于垄断,越有利于技术创新。他认为具有垄断能力的大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力军、技术变革的发动机。该企业的垄断程度越高,规模越大,其技术创新的能力也就越强。第二种观点是由Arrow[2]提出的市场结构越趋于竞争,越有利于技术创新的观点,他认为如果存在完全竞争市场,那么该市场中技术创新的收益率将大于垄断市场中的收益率,即完全竞争市场将更有利于技术创新的产生。第三种观点是Mansfield[3]所提出的“倒U型假说”,即技术创新将随着市场的竞争程度,先呈现出促进的作用,之后又呈现出抑制的作用。随后的关于市场结构对技术创新作用的大量研究,基本上都是围绕着上述三种观点展开的。

在相关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国外学者进行了许多实证研究,Zoltan和Audretsch[4]的研究指出,不同规模企业间的创新活动具有异质性,实证研究表明创新与该行业中的大企业数量成正相关关系。Cohen和Levin[5]的研究指出,“在研发投入与企业规模及其市场结构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中,有这样一种结论是具有说服力的,即企业规模与研发能力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单调正相关关系,在多数行业中它与从事研发工作的人数成正比,或与其在行业中的垄断程度成正比”。还有一些研究表明市场竞争与创新之间的正相关关系,Geroski[6]研究表明,高集中度的产业,其促进创新方面的作用不如竞争性产业,该结论从根本上对熊彼特假定进行了否定,同时Nickell[7]、Williamson[8]和Mukhopadhyay[9]等的实证研究,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另外,Scherer[10]和Hamberg[11]的实证研究均表明市场集中度与研发活动之间存在着比较弱的正相关关系;而后Scherer[12]、Scott[13]以及Levin等[14]的实证分析进一步得到了市场集中度与研发活动之间的非线性关系。

国内学者则多数认为趋于完全竞争以及完全垄断的市场结构都会对技术创新产生不利影响,比较认同Mansfield所提出的“倒U型假说”。在国内的实证研究中,骆品亮[15]采用我国1992年分行业横截面数据,研究了企业的市场份额与技术机会,对研发经费与销售额之比、以及专利数和新产品产值比重的影响,结果均呈现出正的相关关系。刘国新和万君康[16]则根据16个行业1992年数据,对人均技术开发经费分别在集中度高低不同的行业分组中进行观察分析,并得出行业的集中度越高,其研发支出也就越多。

尽管对于这一问题出现了很多研究,但是仍未得到一个统一的答案。本文研究将采用我国制造业1996—2009年的面板数据,进一步探讨市场结构与研发行为或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

二、研究方法

(一)研发行为的度量

关于企业研发策略的度量,大多数的实证研究都采用研发投入或研发人员来表示,但需要注意的是研发投入(人员)的多少并不能反映研发是否获得成功,因为有些研发投入可能是失败的。本文认为,研发策略成功使用的最直接效果是厂商的技术进步,因此本文将使用技术进步率来反映厂商的研发策略。但是一般用来度量技术进步的全要素生产率也不适用于表示本文的研发行为,因为全要素生产率包含有技术效率变化和规模效率,这两项变化不是源于研发行为,而是与管理水平提高或管理制度的改变有关。为了剔除与研发基本无关的相关效率进步,本文利用生产前沿面的参数方法,分解出前沿技术变化,并用它来度量企业的研发行为。

如果能够获得要素价格信息,基于面板数据的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能够将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进行如式(1)形式的分解。

本文采用以时变形式超越对数生产函数为蓝本的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度量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率,对于由i个生产者在t时期内的面板数据,时变的生产边界用超越对数生产函数形式如式(3)所示。

于是,本文采用(5)式的前沿技术变化FTP来度量企业的研发行为。

(二)市场结构的度量

在产业组织理论中,市场结构是指在某一特定市场上的企业所构成的市场关系的特征和形式;换言之,一个特定市场中的各个市场主体在市场交易中的地位、作用、比例关系以及它们在市场上交换的商品的特点即形成了具体产业的市场结构。因此,从根本上说,市场结构就是反映市场竞争和垄断关系的概念。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度量市场结构的实质就是度量市场的垄断(或竞争)程度。

对于市场垄断程度的度量相关指数有很多,本文选取Kalecki指数,其计算公式如式(8)所示。

μ=C+D+ST(8)

其中,μ表示Kalecki指数,C表示行业的总利润,D表示行业总的折旧水平,S表示行业总的薪金水平,T表示行业总的收入水平。相比于计算市场集中度所需要大量(或全部)的企业数据,计算Kalecki指数仅需要整个行业总的利润水平、折旧水平、薪金水平以及收入水平,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虽然存在一定的缺陷,但出于数据的可获得性,并相比于利润率和行业的平均规模,Kalecki指数仍能较精确地反映出行业的垄断(竞争)程度。

(三)模型设定

其中,FTP表示厂商研发行为,k和k2表示各行业市场垄断程度的Kalecki指数及其平方。

另外,由于我国制造业的行业种类繁多,那么制造业的行业特征必将对其研发行为产生一定的影响,因此为研究不同行业特征下不同市场结构对行业研发行为的影响,需要寻找一种合理的行业分类方法。本文认为任何一个行业的发展都会经历从高速成长到稳定发展再到衰退这样一个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行业的市场结构和研发行为应该是不同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处于相同发展阶段的行业应该具有某种共性,因此,本文将首先采用基于增长率的行业分类法对制造业各行业进行分类,进而研究处于不同发展阶段行业的市场特征对其研发行为的作用机理。

基于增长率的行业分类法是将具有基本相同性质(主要是行业的工业总产值增长水平)的行业归为一类,将全部行业分为四类:发展型行业、成长型行业、成熟型行业以及衰退型行业。本文以1996—2002年这前7年和2003—2009年这后7年作为相邻的两个时期来考察,并以各时期所有行业的平均增长率作为参照对象,将制造业28个行业划分为发展型行业、成长型行业、成熟型行业以及衰退型行业四类,如表1所示。

行业性质行 业 名 称

发展型行业农副食品加工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通用设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

成长型行业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草制品业、家具制造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

成熟型行业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造纸及纸制品业、印刷业和记录媒介的复制、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医药制造业、塑料制品业

衰退型行业食品制造业、饮料制造业、烟草制品业、纺织业、皮革毛皮羽毛(绒)及其制品业、化学纤维制造业、橡胶制品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金属制品业

三、实证分析

接下来的实证部分将分别对四类行业完成对模型(9)的估计。

(一)指标选取及数据来源

对于研发行为,本文运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法分解得到前沿技术变化FTP,涉及的投入指标中,本文选择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和流动资金年平均余额之和作为生产资本投入指标,选择制造业分行业全部从业人员年平均人数作为劳动投入指标,并选取工业增加值作为产出指标。以上数据均来源于《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和《中国劳动力统计年鉴》中的1996—2009年的规模以上制造业28个行业的分行业数据。其中,作为资本投入指标的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和流动资金年平均余额,以及作为产出指标的工业增加值都包含了当年的价格因素,需要消除价格变动的影响,本文以1995年作为基期,对样本期间各年的投入和产出指标分别进行了平减的可比性处理。

本文中市场结构用Kalecki指数来度量,其中利润水平为行业的利润总额,折旧水平为当年的累计折旧减去上年的累计折旧,而累计折旧则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标准用固定资产原价减去固定资产净值计算得出,薪金水平为行业的工资总额,行业的总收入水平为工业总产值。所涉及到的数据均来源于《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中的1996—2009年的规模以上制造业28个行业的分行业数据。对于行业劳动力成本指标,本文采用全部从业人员年平均人数和年均工资的乘积,即工资总额。该数据来源于《中国劳动力统计年鉴》1996—2009年的规模以上制造业28个行业的分行业数据,另外,度量绩效的利润率本文用行业利润总额除以总产值得到。

(二)实证结果及其分析

本文认为处于同类的行业市场结构对于研发行为的影响是相似的,其差别主要体现在截距上,故接下来的模型估计将采用面板数据的变截距固定效应模型。模型的估计结果如表2所示。

由估计结果可以看出,各类型k的估计值均不显著而二次项除了成熟型行业不显著外,均在5%的水平下显著,另外成长型在1%水平下显著,两者结合起来正好印证了我们对市场结构和研发行为的非线性关系。由于模型为二次函数,若一次项k的系数显著,则表明该类型行业在考察期内有显著地拐点k=-β1/2β2,否则则无。表1中四类行业的k的系数估计值不显著,说明市场结构对研发行为的影响在考察期内虽然是非线性的,但是是单方向的,并未发生转折的情况,这很大一部分源于对于一个行业本文的14年考察期相对较短。

另外,由二次项的方向可以判断各类行业随着市场垄断程度的加深,其研发行为所受影响具体见图1所示。

由图1曲线趋势可以看出:行业处于发展阶段,一般是比较新的产业,厂商的其市场影响力(垄断程度)越大,为了能彻底甩开竞争者,其研发的积极性最高;行业处于成长阶段,技术相对成熟进一步的研发变得相对困难,需要较大的人力物力,这时处于有利市场地位的厂商,研发行为减弱,以便最大额度地获得之前研发带来的利润;行业进入成熟期,再有了一定的资金积累后,厂商考虑到进一步的发展,需要进一步的研发投入以寻求新的技术,此时的高垄断程度的厂商会加大研发投入;进入衰退期后,行业行将就木,厂商市场垄断力越强,其研发积极性越小,因为此时该行业并不可能出现什么大的技术冲击威胁其地位,所以没有研发的必要。综上所述,对于我国制造业的某一行业来说,当其完整地经历从高速成长到稳定发展再到衰退这样一个过程时,市场结构对其研发行为的影响很有可能呈现个“M”型的轨迹。

最后,对于成熟型估计结果均不显著,本文认为由于各厂商面对研发的态度不同,有的倾向于得过且过,不加大研发投入,而一部分人则居安思危,会选择加强研发行为,故而导致该阶段估计结果不显著。

四、结论

本文基于“市场结构和研发行为关系”的这一问题的争论,利用1996—2009年我国制造业面板数据,采用增长率行业分类法对28个行业进行了分类,并建立非线性二次回归模型完成了对这一问题的实证分析。

首先,对四类行业的估计结果分析可看出,市场结构对于厂商的研发行为影响是非线性的。成熟型估计结果均不显著,本文认为是由于处于这一阶段的不同厂商面对研发的态度不同造成的。其次,对于四类行业,市场结构或垄断程度对研发行为的影响,在1996—2009年间其影响是单向的,并未有拐点的出现,很大的原因要归咎于考查年份较短。最后,由于四类行业某种程度上可反映某一行业的整个发展历程,由此可猜测,市场结构对其研发行为的影响很有可能呈现个“M”型的轨迹。

参考文献:

[1]约瑟夫·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2]Arrow, KJEconomic Welfare and the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for Invention[A]Nelson, RThe Rate and Direction of Inventive Activity[C]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2609-626

[3]Mansfield, E Entry, Gibrat’s Law, Innovation, and the Growth of Firms[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62,52(5):1023-1051

[4]Zoltan, JA, Audretsch, DB Innovation in Large and Small Firms: An Empirical Analysis[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88,78(4):678-690

[5]Cohen, W, Levin, REmpirical Studies of Innovation and Market Structure[A]Schmalensee, R,Willig, RHandbook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Volume 2)[C]Holland: North-holland, 19891059-1107

[6]Geroski, P Innovation, Technological Opportunity, and Market Structure[J]Oxford Economy, 1990,42(3):586-602

[7]Nickell, SCompetition and Corporate Performance[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6,104(4):724-746

[8]Williamson,OEInnovation and Market Structure[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65,73(1):67-73

[9]Mukhopadhyay,AK Technological Progress and Change in Market Concentration in the US,1963-1977[J]Southern Economic Journal, 1985,52(1)

[10]Scherer,FM Firm Size, Market Structure, Opportunity, and the Output of Patented Inventions[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65,55(5)

[11]Hamberg, D Size of Firm, Oligopoly, and Research: The Evidence[J]The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1964,30(1):62-75

[12]Scherer, FMMarket Structure and the Employment of Scientists and Engineers[J]America Economic Review, 1967,57(3):524-531

[13]Scott, JTFirm Versus Industry Variability in R&D Intensity[A]Griliches, ZR&D, Patents, and Productivity[C]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4223-245

[14]Levin, RC, Cohen, WM, Mowery, DC R&D Appropriability, Opportunity, and Market Structure: New Evidence on Some Schumpeterian Hypotheses[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85,75(2):20-24

研发年度总结篇4

(贵州大学,a.资源与环境工程学院;b.公共管理学院,贵阳 550000)

摘要:为了研究贵阳市区域土地利用变化,分析其驱动机制,为该区域土地利用可持续发展提供依据。分析2003-2012年10年间贵阳市土地利用数据和社会经济数据,采用土地利用动态度模型、土地利用程度模型和主成分分析法对该区域土地利用变化和驱动因素进行研究。结果表明,贵阳市10年间土地利用变化相对明显,耕地面积逐年下降,林地、未利用地变化突出,期间土地利用处于发展时期;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人口数量、人民生活水平和技术、资金、投资力度对耕地面积变化有显著的影响,而农业生产效益和产业结构对耕地面积变化有一定影响。

关键词 :贵阳市;土地利用;主成分分析;结构演变;驱动机制

中图分类号:F293.2;F30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114(2015)16-4094-06

DOI:10.14088/j.cnki.issn0439-8114.2015.16.067

收稿日期:2015-05-28

基金项目:贵州大学引进人才科研基金项目[贵大人基合字(2010)006];贵州省科学技术基金项目(黔科合J字[2012]2170);贵州大学文科重大科研项目(GDZT201305)

作者简介:彭漫莉(1994-),女,重庆綦江人,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土地规划与信息技术,(电话)15285116320(电子信箱)manlipeng985332950@qq.com;通信作者,杨 柳(1982-),女,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土地利用研究,(电子信箱)yang_whu.edu@163.com。

土地是人类生活生产的重要基础资源,土地利用变化研究是全球发展研究的重要课题,土地利用动态变化及驱动力研究则是其热点之一[1]。随着城镇化及工业化的加快,人类活动对土地的影响从广度和深度上都不断加强,出现了人口剧增、资源稀缺、环境恶化、生物多样性减少、气候变化及粮食短缺等一系列全球性问题[2,3],区域土地利用变化研究得到了广泛关注。国内外对于土地利用的研究取得显著成果[4-6],且多侧重于典型经济发展地区的土地利用现状、土地利用结构变化及驱动力机制等的方面[7-10]。虽然全国土地利用研究较多,但喀斯特地区的土地利用研究还处于初始阶段,贵阳市在土地利用上存在着土地粗放利用、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的问题,严重制约了贵阳市土地利用的可持续性[11]。鉴于前人土地利用变化的研究成果以及典型喀斯特地区贵阳市的研究现状,本研究对贵阳土地利用结构变化及驱动力进行研究,以期缓解该区域土地利用需求与供给的矛盾,促进区域土地合理利用,实现土地可持续发展。

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1.1 研究区域概况

贵阳市位于贵州省中部偏北,东经106°07′-107°17′,北纬26°11′-26°55′,东、南与瓮安县、龙里县、惠水县、长顺县接壤,西靠平坝县和织金县,北邻黔西县、金沙县和遵义县,国土面积总面积8 034 km2,占全省面积的4.56%,贵阳境内地势起伏较大,海拔506.5~1 762.7 m,山地丘陵占总面积的89.7%,喀斯特地貌普遍,占总面积的73.3%。贵阳属于亚热带湿润温和型气候,冬无严寒,夏无酷热,阳光充足,雨水充沛,平均气温15.3 ℃。贵阳市是贵州省的省会城市,是西南地区的重要交通枢纽、工业基地以及商贸旅游服务中心,全市辖1市6区3县,2012年年末全市总人口445.17万人,生产总值1 710.30亿元。

1.2 数据来源

数据主要来源于贵阳市2003-2012年土地利用变更调查数据,数据中的土地利用分类按照国土资源部《全国土地分类(过渡期适用)》(国资发[2002]247号)进行划分,即3个一级类,15个二级类,71个三级类[12]。相关社会经济发展方面的数据来源于贵阳市2004-2013年统计年鉴、贵阳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等。

1.3 研究方法

1.3.1 土地利用动态度 土地利用动态度可用来表示研究区域一定时间范围内某种土地利用类型的数量变化情况[13],分析研究区某一时段土地利用变化,定量描述研究区某一时段土地利用变化速度[14]。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K为土地利用单一动态度,Ua、Ub分别为研究期初及研究期末某一种土地利用类型的数量,T是时间,以年为单位。

1.3.2 土地利用程度综合指数 土地利用程度综合指数可以反映某区域特定时期的土地利用程度。不同的时段指数的变化可定量,反映区域土地利用程度变化[15]。

式中L为土地利用综合指数,Ai是第i级土地利用程度分级指数,Ci是第i级土地利用程度面积比,Lb和La表示在b时间和a时间的区域土地利用综合指数,Cib和Cia分别表示b时间和a时间第i级土地利用程度面积比,Lb-a为土地利用程度变化量,如果Lb-a>0,表示该研究区域的土地利用处于发展时期,反之,则说明该研究区域处于衰退期或调整期。为了分类系统的一致性,土地利用分类主要参照刘纪远[15]、陈曦[16]的分类方法。具体情况见表1。

1.3.2 主成分分析法 主成分分析法是把多个指标综合为少数几个潜在指标的一种统计分析方法[17]。主成分分析法的目的有两个,一是用少数不可观测的潜在变量来直接解释原变量的相关性,二是对变量或样本进行分类[18-20]。运用主成分分析法既可综合多个指标,又可避免指标简单相关性过高。主成分分析法主要通过SPSS软件进行操作,通过指标因子的输入,将基础数据标准化处理后得到影响因子的相关系数矩阵、特征值以及累计贡献率和主成分贡献率。

2 结果与分析

2.1 贵阳市土地利用变化分析

由贵阳市2003-2012年间土地利用情况(表2)可见,2012年贵阳市耕地面积为267 047.71 hm2,占总面积的33.20%;园地11 565.81 hm2,占总面积的1.44%;林地338 683.99 hm2,占总面积的42.11%;牧草地1 230.19 hm2,占总面积的0.15%;其他农用地35 271.84 hm2,占总面积的4.39%;居民点及工矿用地57 370.29hm2,占总面积的7.13%;交通用地8 265.88 hm2,占总面积的1.03%;水利设施用地8 291.67 hm2,占总面积的1.03%;未利用地76 609.22 hm2,占总面积的9.25%。与2003年相比,2012年贵阳市土地利用结构有所调整,面积减少的地类有:耕地(减少了10 119.19 hm2)、牧草地(减少了25 996.86 hm2)、其他农用地(减少了14 134.97 hm2)、水利设施用地(减少了1 113.98 hm2)和未利用地(减少了38 479.66 hm2);面积增加的地类有:园地(增加了3 943.19 hm2)、林地(增加了67 521.49 hm2)、居民点及独立工矿用地(增加了15 355.29 hm2)、交通用地(增加了3 024.67 hm2)。

2.1.1 土地利用变化动态度分析 为了能够更好的反映贵阳市2003-2012年间的土地利用变化速度,将研究区间分为3个阶段,分别是2003-2006年、2006-2009年、2009-2012年。根据土地利用动态度模型计算(图1)可知,贵阳市2003-2012年间耕地数量一直呈现不断减少的趋势,其中2009-2012年减少速度最快,年变化速率为-0.83%;园地三阶段变化速度呈现减少-增加-减少的趋势,其中2006-2009年增加速度较大,年变化速率达23.01%,减少速度小,最大年变化速率仅为-2.45%;林地从2003到2009变化速度不断加快,2006-2009年,年变化速率为8.20%,2009年变化速度减慢,年变化速率为-0.25%;牧草地与其他农用地变化速度趋势大致一致,三阶段皆呈减少-增加-减少的趋势,其中2006-2009年变化速度最大,年变化率分别为-31.08%,-9.12%;居民点及独立工矿用地三阶段变化速度不断增加,年变化速率分别为1.76%,3.38%,5.92%;交通用地变化速度出现增加-减少-增加的趋势,增加速度最大可达年平均速率14.30%;水利设施用地2003-2006年年变化速率为0.35%,2006-2009年,年变化速率最大为 -4.23%;未利用地2003-2009年年变化速率最大,达-10.89%。

为了能够更好分析农用地、建设用地及未利用的变化趋势,将以上3种用地类型进行土地利用动态度分析(表3)。

结果表明,贵阳市农用地虽然在2003-2006年及2009-2012年间,变化速度呈下降的趋势,而2006-2009年间,农用地变化速度有所加快,其年变化速率达1.80%;建设用地在三阶段间变化速度呈增长-减少-增长趋势,建设用地面积不断增加,最大年变化速率可达5.90%;未利用地年变化速率最大可达-10.89%,最小变化速率仅为0.02%,总体看来,未利用地数量呈减少趋势。

2.1.2 土地利用程度变化分析 根据公式(2)、(3),计算得出贵阳市土地利用程度变化结果(表4)。由表4可知,2003-2012年间土地利用程度呈增加的趋势,2003-2006年土地利用程度增加了0.41;2006-2009年土地利用程度增加了4.65;2009-2012年土地利用程度增加了1.77。三阶段的Lb-a均大于零,可见该研究区域在各阶段均处于土地利用发展时期,且2006-2009年发展速度最快。

2.2 土地利用变化驱动机制分析

耕地是最基本的自然资源,保持一定数量的耕地面积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本条件,社会经济发展时刻影响着耕地的动态变化[21]。从土地利用类型数量分析可知,贵阳市耕地从2003年到2012年一直处于减少的趋势,将耕地面积作为因变量Y,驱动因子做为自变量Xi进行驱动力分析。

2.2.1 驱动因子的确定 土地利用结构变化是自然和人类活动双重驱动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22]。本研究根据数据的可获得性及可量化性,综合考虑社会因素、经济因素和技术因素的影响,选取的因子有:X1,农药使用量(t);X2,化肥施用量(104 t)、X3,农业机械总动力(104 kW);X4,年末总人口(万人);X5,粮食产量(104 t);X6,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万元);X7,建设用地面积(hm2),X8,城镇化率(%);X9,GDP(万元);X10,人均GDP(元);X11,农民人均纯收入(元);X12,公共财政预算收入(万元);X13,第一产业产值比例(%);X14,第二产业产值比例(%);X15,第三产业产值比例(%)。基础数据见表5。

2.2.2 主成分分析 运用SPSS进行主成分分析,得到各因子的相关矩阵表(表6),反映了各个相关系数检验的显著性水平,值越大,其相关性越高[23]。从表中可以看出影响贵阳市耕地变化的因子中,相关性较大的有X3与X9、X10、X11、X13;X7与X9、X10、X11、X12;X6与X12;X9与X10、X11、X12;X10与X11、X12;X11与X12;X14与X15,以上因子相关系数最高为0.99,最低为0.98。

贡献率越大则其所含信息越多,提取主成分个数可根据累计贡献率大于85%的原则进行选择。由主成分特征值和主成分贡献率表(表7)可知,第一主成分和第二主成分的累计贡献率已达93.36%,足以反映原始驱动因子的绝大部分信息,并且其特征值均大于1,可以达到分析要求,因此主成分个数取为2个,计算得出2个主成分的载荷矩阵(表8)。

因子的荷载绝对值越高,则说明在该主成分中重要性越大。由表8可见,第一主成分荷载值一半以上的驱动因子荷载大于0.85,其中农业机械总动力、年末总人口、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建设用地面积、城镇化率、GDP、人均GDP、农民人均纯收入、地方财政预算收入、第一产业产值比例均超过了0.9,其中第一产业产值比例与耕地面积呈负相关关系,这些因子反映的是社会经济、人口和技术因素,由此可知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人口数量、人民生活水平和技术资金投资力度对耕地面积变化有非常显著的影响;第二主成分中,粮食产量与第二产业产值比例对耕地变化有较大影响,第二产业产值比例与耕地面积变化呈负相关关系,可见农业生产效益和经济结构对耕地变化有一定的影响。

3 小结与讨论

采用土地利用动态度模型、土地利用程度模型,分析2003-2012年10年间贵阳市土地利用现状及变化情况,发现贵阳市土地利用结构变化明显,耕地面积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其中林地和未利用地变化最为突出,同时各期间土地利用程度变化值均大于0,表明其土地利用处于发展时期。

借助SPSS软件和贵阳市2003-2012年贵阳市统计年鉴的社会经济数据,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耕地面积变化进行驱动因素分析发现,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人口数量、人民生活水平和技术资金投资力度对耕地面积变化有非常显著的影响,代表性指标为农业机械总动力、年末总人口、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建设用地面积、城镇化率、GDP、人均GDP、农民人均纯收入、地方财政预算收入、第一产业产值占比;而农业生产效益和经济结构对耕地变化有一定的影响,代表性指标为粮食产量与第二产业产值占比。

因贵阳市土地利用变更调查数据的有限性和不完整性(在全国第二次土地调查前后有一定出入,为了数据的统一性,故将数据进行均值化处理),分析结果精度还有待提高。

本研究缺少10年间贵阳市各区、县、乡镇进行土地利用空间区域差异性分析,且由于资料缺乏,无法分析土地利用变化的空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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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年度总结篇5

关键词:聋生 自我意识 社会期望

分类号:G761

1、问题的提出

自我意识是人对自己身心状态及对自己同客观世界的关系的意识,包括自我认识、自我体验和自我控制,具有复杂的心理结构,是一个多维度、多层次的心理系统。自我意识是人格结构的核心部分,是儿童个性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自我意识也是人格发展中的调控系统,对人的心理活动和行为起着调节作用。研究自我意识的发展,对于儿童良好的个性品质的形成、促进心理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以往的研究结果显示,自我意识的发展会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其中,社会期望是一个重要因素。社会期望是指受试总倾向于给出一个使其显示出符合社会认可的良好形象的回答,即对不认可的惧怕。社会期望作为一种人格特征,反映了儿童对社会认可的依赖程度,是影响个人行为的重要内在动机之一。关于儿童社会期望对自我意识的影响,陈猛在研究中发现,青少年的社会期望与自我评价呈显著正相关。苏秀琼的研究结果显示,在总体上,社会期望与自我意识呈显著正相关。这些研究结果说明,个体社会期望的强度和自我意识发展水平之间呈现出相关性。

在特殊教育领域,人们对聋生自我意识特点的研究成果较多。例如张宁生研究认为聋生自我意识的产生晚于正常儿童,并且具有独立性不强、抽象概括水平低等特点。谭千保、陈芳、傅朝晖在研究中提到由于身体缺陷、家庭环境和社会环境等各方面的影响,聋生自我意识发展水平明显低于正常儿童,关于聋生的社会期望,熊虎等研究发现,社会期望是影响聋哑儿童人格特征的重要因素。还有人研究了聋生社会期望与父母教养方式的关系。但是目前专门针对聋生自我意识和社会期望相关性的研究非常少。以往关于两者关系的研究,研究对象都是针对普通儿童和青少年,这些研究结果是否适用于聋生还有待于证明。因此,本研究将以探究聋生自我意识与社会期望特点及其之间的关系为目的,为聋生树立科学的社会期望观念,促进自我意识发展,从而顺利地完成其个体的社会化,以成功地适应社会、应对竞争提供科学依据。

2、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研究对象为邯郸市、邢台市、石家庄市、唐山市四所聋校五一九年级共171名聋生。发放《Piers-Harris儿童自我意识量表》及《儿童社会期望量表》。删去无效问卷12份,共收集到有效问卷159份(有效率92.9%)。其中,男生79人,女生80人;五年级30人,六年级37人,七年级32人,八年级29人,九年级31人。

2.2 研究工具

2.2.1 《Piers-Harris儿童自我意识量表》

该量表由美国心理学家Ellen、Piers等人编制,由6个分量表构成:行为、智力与学校情况、躯体外貌与属性、焦虑、合群、幸福与满足,量表采取正向记分的方式,得分越高,说明自我意识越好。该量表的重测信度为O.51,克隆巴赫a系数为0.61~0.75,同时该量表具有较好的效度。

《Piers-Harris儿童自我意识量表》于1969年编制、1974年第二次修订。2002年制定了中国城市常模。该量表主要用于评价儿童自我意识的状况,适用于8-16岁儿童。量表含80项测题,按原量表规定,在第30百分位-70百分位之间为正常范围。总分低于第30百分位(相当于粗分51)自我意识水平偏低,提示该儿童可能存在某些情绪或行为问题或社会适应不良,有自信心不足、自我贬低倾向;得分高于第70百分位(相当于粗分63)为自我意识水平过高,提示该儿童可能对自己要求过高,过于求全。

2.2.2 儿童社会期望量表

《儿童社会期望量表》(CSD),该量表在设计之初是用于评定儿童的认可需要,后来更改为对不认可的恐惧。该量表由48个陈述旬组成,以是一否的形式作答,其中有26个条目答“是”得分。本表大多数条目的内容与《Marlowe-crowne社会期望量表》(Marlowe-CronneSocial Desirability,MCSD)一致,另外一些条目涉及儿童特有的内容(如:“有时我想做一些父母认为我这个年龄还不能做的事情”),还有些条目是用儿童的语言措词的(如:“有时我想尽情的玩,不用去上学”)。可能的得分范围是0-48分,高分表明对不认可的惧怕。原量表作者的研究结果显示该量表的信度、效度较好。由于该量表目前还没有我国的常模资料,使用者多采用将平均值24分作为中等强度社会期望的研究标准,例如杜蕾、张美峰等的研究均采用此法。

2.3 研究程序

将《Piers-Harris儿童自我意识量表》和《儿童社会期望量表》发放到聋生手中,由特殊教育学校教师配合手语向学生解释指导语,说明答题目的和方法,并要求学生们注意两点:第一,要求对每一个问题进行回答,并认真阅读,切忌丢题;第二,本次调查为无记名调查,不必心存顾虑。要明确表达自己的想法,不要参考或顾及他人的意见和立场,然后正式作答。学生作答中,遇到看不懂的条目,由教师配合手语向学生解释这些条目内容和意思,待学生弄明白后再回答。

2.4 数据处理

数据采用SPSS 11.5统计软件包进行数据管理、数据统计和分析处理。

3、研究结果

3.1 聋生自我意识总体状况

儿童自我意识量表将总分低于第30百分位(相当于粗分51)划为自我意识偏低水平,总分高于第70百分位(相当于粗分63)划为自我意识偏高水平,在第30百分位到第70百分位之间为自我意识正常水平。本次调查的聋生自我意识总体状况见表1。

由表1可以看出,此次调查的聋生自我意识总分处在正常范围内,说明聋生自我意识水平总体较高。

3.2 聋生社会期望总体状况

此次调查的聋生社会期望水平见表2。

表2显示聋生社会期望总体水平为30.987,按照儿童社会期望量表计分方法可以看出,聋生的社会期望分值大于平均值24分,因此总体处于中等强度。

3.3 聋生自我意识水平的性别比较

为了考察聋生自我意识在性别上是否有差异,本次调查做了性别比较,结果见表3。

由表3可见,聋生的自我意识总分及各维度在性别方面均无显著差异。

3.4 聋生社会期望的性别比较

本次研究对聋生的社会期望从性别角度做了比较,结果见表4。

表6的统计结果显示,五、六年级和七、八、九年级的社会期望值无显著差异。

3.7 聋生自我意识与社会期望的相关性

将聋生自我意识得分与社会期望得分进行相关分析,结果见表7。

由表4可以看出,聋生社会期望值在性别方面无显著差异。

3.5 聋生自我意识的年级比较

本次研究对聋生的社会期望从年级角度做了比较,结果见表5。

由表5所示,五、六年级(小学高年级阶段)和七、八、九年级(初中阶段)在行为、智力与学校情况、焦虑、合群等维度上无显著差异,在幸福与满足维度上,七、八、九年级的显著低于五、六年级的聋生。而在躯体外貌与属性这一维度中,七、八、九年级的极其显著的低于五、六年级的聋生。而从总分来看,五、六年级的自我意识整体上要显著高于七、八、九年级。

3.6 聋生社会期望的年级比较

为了研究聋生社会期望是否存在年级差异,本次研究做了年级比较,结果见表6。

如表7所示,聋生在行为、智力与学校情况、焦虑、合群、幸福与满足等维度上都与聋生的社会期望呈极其显著的正相关,在躯体外貌与属性维度上呈显著正相关,总分上聋生的自我意识与社会期望也呈极其显著的正相关。这说明,社会期望值相对较低的聋生,自我意识水平也偏低,社会期望值较高的聋生,自我意识水平也相对较高。

4、分析与讨论

4.1 聋生自我意识与社会期望总体研究状况

良好的自我意识是个体实现社会化、形成健康个性的重要保证。它关系到儿童的行为、学习、人际交往等各方面能否顺利进行。此次调查发现,聋生的自我意识总体水平处在正常范围内,没有表现出明显的不良倾向,这是值得欣慰的。自我意识的发展会受个体自身因素、家庭环境、学校环境、社会环境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具体到聋生身上,目前变化较大的是学校和社会因素。因此本研究结果从侧面也反映了当今我国特殊教育水平的提高和社会对残疾人的接纳程度和态度都较以前有很大的进步。聋生得到了相对较好的成长环境,自我意识也会相应提高。这一结果给特殊教育工作者一个启示,心理缺陷不是聋生的必然结果,要相信学生,针对他们的心理状态,给他们更好的教育,社会提供与正常学生同样多的发展机会,会促进聋生更好的发展。

社会期望是个体社会性发展的重要方面。有相关研究表明,在社会期望量表测试中得分高者,比得分低者具有社会适应良好、较少攻击行为等良好品质。究其原因,较高的社会期望能使个体认识到自己的责任,从而把社会期望化作自我激励的精神力量,给人以积极的精神激励。但也不是越高越好,过高的社会期望会使个体掩盖真实的想法,行为过于谨慎,从而增加心理负担。中等强度的社会期望最有利于个体心理发展。本研究表明,聋生的社会期望处于中等偏上水平,总体程度适度,有利于其身心发展。这说明,聋生虽然有生理上的缺陷,但并没有把自己排除在整个社会之外,他们渴求社会的认可,并有较高的社会发展目标,也对这样的目标的实现抱着积极心态。究其原因,可能应得益于我国特殊教育水平的发展和相关有利于残疾人生存和发展的优惠政策,尤其是残疾人职业教育的开展和就业政策的支持,使得残疾人的生存状况较以前大大改善。这也提示全社会要共同努力,营造一个对残疾人高社会期望的社会氛围,并促使残疾人将高社会期望转化为发展自我、积极创业、实现自我价值的精神动力。

4.2 聋生自我意识与社会期望在性别、年级方面的研究状况

本次研究发现,聋生自我意识在性别方面无显著差异,均处于平均偏高水平。这与国内学者张福娟、刘春玲等对听觉障碍儿童个性特征研究结果一致。说明性别因素对该阶段聋生的自我意识影响不大。聋生社会期望值在性别方面也无显著差异。说明性别因素对该阶段聋生的社会期望影响不大,有可能通过其他因素对社会期望产生影响。也可能与当前在特殊教育领域中学校、家庭和社会都为他们创造了越来越好的性别平等氛围有关。

在年级因素上,本次研究发现聋生自我意识在某些维度上表现出年级差异。具体来说,在幸福与满足维度上,小学高年级阶段显著高于初中阶段的聋生。而在躯体外貌与属性这一维度上,小学高年级阶段非常显著的高于初中阶段的聋生。这可能与不同阶段的聋生认知水平及所面临的压力大小有关。另外相对于初中阶段聋生而言,小学高年级阶段的聋生遇到的挫折相对较少,对于自身的残疾所带来的压力也相对较少,幸福与满足感较高,自我评价也相对较高,而初中阶段的聋生,面临升学、或走向社会、由于自身的残疾面临就业等难题,挫折感增加,幸福感降低,导致自我意识水平又有所下降。因此,年级因素对小学高年级阶段的聋生和初中阶段聋生的自我意识水平有不同程度的影响,研究不同年级学生的特征,有助于针对性的开展教育工作。

小学高年级阶段聋生和初中阶段聋生的社会期望值无显著差异。这与一些研究结果不一致。例如刘超和梅建在研究中发现,随着年级的增加,小学生社会期望得分逐渐降低。显示儿童对不认可的惧怕程度随年级降低。而聋生则没有表现出这样的发展趋势,这可能跟聋生特殊的生理特点有一定关系。大部分聋生从很小就丧失了部分或全部听力,与同龄的普通儿童在生活、社会交往、学习等各方面一直存在明显的差异,而社会对残疾人的态度在某一段时间是相对稳定的,因而聋生对社会认可的需求由于其特殊的身体状况和遭遇会一直比较强烈。对于所有的聋生来说,社会赞许对于他们来说是很重要的,他们希望被给予认可、肯定或赞许。

4.3 聋生自我意识与社会期望的相关研究状况

本次研究结果显示,聋生在行为、智力与学校情况、焦虑、合群、幸福与满足等维度上都与聋生的社会期望呈极其显著的正相关,在躯体与外貌属性维度上呈显著正相关,总体上聋生的自我意识与社会期望呈极其显著的正相关。这与很多学者的研究成果一致。例如苏秀琼研究指出小学阶段社会期望和自我意识呈显著正相关。这意味着自我意识偏低水平的聋生,其平均的社会期望值也较低,而自我意识水平正常和偏高范围内的聋生,也会伴随相适应的中等和偏高的社会期望平均值。也就是说,社会期望是影响聋生自我意识水平的重要因素。究其原因,社会期望值高,意味着个体对自身价值的正面肯定和积极的判断,从而自我评价较高,更容易自信,整体自我意识水平也就相对较高。这样的结果提示特殊教育工作者,要想提高聋生的自我意识水平,就需要让聋生意识到教师和社会对他们的积极期望,即多鼓励、欣赏学生,聋生在潜移默化中,就会产生更大的认可需要并转化为前进的动力,获得主动发展的精神力量。

5、结论

(1)聋生的自我意识和社会期望在性别方面均无显著差异。

(2)聋生自我意识在年级上存在显著差异。小学高年级阶段聋生自我意识显著高于初中年级阶段。

研发年度总结篇6

一、工作思路

以新课程理念为指导,以课题研究为载体,以课堂教学改革为突破口,推进课程改革的深入研究。

二、总体要求

在现代教育改革实验中,教师的教学方式、学生的学习方式都将发生着根本性的变化,这一切都要求教师必须加强教学改革实验与研究,以教学研究来推动教学改革,以教学改革来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为此,在进行课程改革实验中,我们必须把立足点放在教学和课改实验中所遇到的实际问题上;把着眼点放在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上;把切入点放在教师教学方式和学生学习方式的转变上;把生长点放在促进学生发展和教师自我提升上,学校领导和各教研组长要积极成为实验的参与者、组织者、服务者,成为教学研究的帮助者、实践者,建立全员参与的教学研究管理与活动机制,确保教学研究工作落到实处,推进课题实验。

三、具体制度

1、学校领导积极参与制度。学校领导至少要主持或参与一项课题实验,定期参加课题组活动,及时了解实验教师在课题研究过程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督促课题组开展教改实验工作,掌握和积累第一手资料。

2、课题实验专题研讨制度。各课题组安排专门的时间,围绕课题开展以总结、交流、反思研究情况,进行课例评析,思考、研讨下次研究内容为重点的研讨活动。针对实验中遇到的难点、疑点、突破点进行研讨,发挥集体智慧,提高课题实验的实施水平。

3、课题研究组教师示范制度。课题组成员通过定期开放研讨课、示范课等方式带动课题研究的深入,参加实验的老师每人每学期上1次公开课,依托典型引路来提升课题研究的水平。

4、课题实验工作学期小结制度。各课题实验组成员要坚持写实验札记,要将课题研究中遇到的疑难问题、成功做法和体会、理论学习体会、课题研究等情况写成书面材料,供集体研究、交流和存档,每学期就课题研究情况进行总结,为下阶段实验作准备。

5、家校联系制度。为了使课题研究中好的理念、好的设计让每一个家长都知晓、认可,进而引导家长支持和参与,使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形成合力。实验年级每学期开展一次家长学校活动,对家长进行普及性培训,同时要定期举行家长开放日活动,让家长直接参与听课、评课活动,利用家长的覆盖面宽的优势,为课题实验特别是综合实践活动提供条件和帮助。

6、校际协作交流制度。要积极参加各级教改研究和交流活动,与兄弟学校相互学习、相互交流、相互提高。根据学校实际情况,定期举行课改研究与交流活动。

7、领导小组监督制度。学校成立课题研究领导小组,全面负责监督课题研究工作。

8、经费保障制度。学校根据课题实验情况,力所能及地加大投入力度(如:活动费、外出参观学习费、参考资料费及其它费用),确保课题实验的正常进行。

9、课题实验奖励制度。参加课题实验的教师按有关规定通过对课题实验实施情况的综合考核,根据学校的考核制度,视情况予以奖励。

石门小学课题研究管理办法

为了加强我校教育科研课题的规范化、制度化管理,提高课题研究整体水平和效益,促进教育、教学质量的提高,现结合本校实际制订本办法。本办法仅对课题研究过程及课题档案管理结合本校实际作具体规定。

一、课题开题。

1、课题开题工作由学校教研室与课题组(负责人与执笔人)共同完成。自立题通知下发之日起2个月以内,课题负责人应召开开题会议,形成开题报告(或课题实施方案)。开题报告(或课题实施方案)应上交学校教科室并上报上级备案。

2、课题负责人要认真修改和完善课题研究方案,并准备好以下材料方可开题:课题的立项通知、课题的背景材料或调查报告、课题方案、课题研究工作计划、前期研究总结等。

3、开题过程:宣读立项通知、课题背景介绍、介绍课题方案、宣布课题研究工作计划时间表、前期研究小结、课题咨询与论证、开题会总结等。

4、课题开题应视研究领域邀请有关人员参加开题会,会议所涉及的问题要有记录,会议所有的材料应进行整理并存档,开题情况用简报形式报上级部门。

二、课题实施。

1、由课题组负责人负责课题实施,按课题研究工作计划组织课题组全体成员开展各种研究活动。活动中课题组负责人及成员均应承担一定的任务并发表自己的意见;每次活动后,认真分析得失,做好记录,并为下次活动做好准备。

2、做好课题组活动记载工作。以上表格由学校教科室统一印发,由课题组负责人或执笔人记载并形成电子文稿,学期结束将电子文稿上交学校教研室存档。

3、课题阶段进展报告。学校教研室及课题负责人对各级科课题进展情况应进行认真阶段登记;原则上要求学校各级课题都要举行课题研究中期报告会并上交课题研究阶段报告。

三、结题管理。

1、课题研究期限已满,课题负责人应主动召集课题组成员进行结题,并向学校教科室上交结题报告;若需延期,需提交延期报告说明原因。

2、课题申报、结题鉴定、及其他研究费用由校长室决定调拨。

2、学校教研室负责人应及时向上级管理部门提交结题申请报告。请求鉴定的成果应报齐鉴定材料:课题结题鉴定申请书、课题研究报告(论文或专著)、附件等。

四、档案管理。

1、选题阶段。包括调查报告、方案论证、开题报告、立项申请与审批手续、申报方案等。

2、研究阶段。各种原始记录、音像资料、工作日记、会议记录、进展报告、研究方案及其修改记录、经验总结、有关论文、教育教学效果检测情况、阶段报告等。

3、总结鉴定阶段。立项文件及通知复印件、结题证书复印件、结题报告、申报方案等。

4、成果获奖材料。学校教研室应将获奖课题的获奖证书复印件、公布文件、结题鉴定证书、结题报告、推广应用方案进行存档。形成成果获奖汇总表。

5、档案管理以打印文稿与电子文稿并存的方式进行。

石门中心小学课题研究实施方案

有效制定学校发展规划的研究

为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提高全体教师的综合素质,使学校的教育教学工作与时俱进,特制定本方案,以保障课题研究的顺利进行。

一、指导思想:

本方案以研究有效制定学校发展规划为核心,遵循教师专业化成长规律,注重发挥教师的自育自学能力,以把教师培养成为合格教师,骨干教师,名师为目的,追求学校的特色化发展之路,通过制定学校发展规划,寻找和解决学校发展中的问题,在克服问题中不断提升、进步,明确学校发展目标与方向,形成学校发展的行动方案,从而有效推进我校教师专业化发展,提高学校的教育教学质量。

二、研究目标:

1、通过研究探讨这一课题,树立全校领导、教师新的学校发展观,从有效学校的认识观入手,不断调整学校领导者的领导行为,进行学校管理的改革创新,以质量求生存,以学习求发展,建立学习共同体。

2、通过课题研究,实现学校内部的民主管理,构建我校教师专业化发展的框架,研究我校教师专业化发展的规律,努力实现我校教师课堂教学能力的全面提升,造就一支结构合理、师德高尚、业务精良的教师队伍,培养我校一批具有专业素质的教育教学能手、骨干教师、学科带头人。

3、通过课题研究,进一步提升我校的办学理念。明确我校的科学发展方向和目标定位,研究促进教师发展的有效途径,制定学校可持续性发展规划,把我校建成学习型学校,促进学校教育教学质量的提高。

三、研究理念

1、立足我校教育教学现状,突出针对性,体现层次性,注重实效性。

2、坚持引导教师从经验中学习,指导教师在理念更新上有所突破,倡导教师在教学实践与改革的反思中成长。

3、树立终身学习的思想,以求得教师自身专业化成长,促进学校的持续发展。

四、组织管理

为加强对本校课题研究的管理,使研究得以顺利进行,决定成立领导小组。

名单如下:

组长:辛常福

副组长:袁振华刘元泉

成员:杨亚起李姗姗邬宽香王英业

王立友魏文忠孙金龙

五、研究内容

在学校发展规划的指导下,研究教师队伍专业化发展规划,建立合理的教师、学生评价体系,形成有效学校的评价观,掌握实践层面的运作方式。

1、研究有效制定学校发展规划

引导教师以办学思想讨论为铺垫,总结自己的工作,组织对学校发展进行展望,提出学校发展面临的形势、主要的机遇与挑战等,将这些讨论归纳并形成意见和建议。在教师制定个人发展规划、教研组制定学科发展规划、部门制定分管工作规划的基础上,提炼、汇总,形成学校发展规划。

2、研究有效制定教师个人发展规划

教师个人发展规划包括教师的个人发展目标、现在发展状况的分析、学校发展对教师个人的要求等方面的内容。要求教师在制订规划时要将现状分析与愿景的追求结合起来,要静下心来回顾自己的成长经历,对自己进行全面客观的分析,思考今后自己的发展道路。在此基础上为自己设定发展目标。

3、研究制定有效的评价激励机制

(1)教师的评价

学校的发展离不开教师的积极参与,而教师的积极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学校对教师的认可态度及对教师的工作评价。为调动教师的积极性,成就教师的集体归属感,如何根据学校的具体情况,合理、有效、科学地进行教师评价,使之积极地投入教学研究实践,适应并参与到学校的整体规划中来,是学校管理者不可回避的课题。

(2)学生的评价

有效学校评判的核心在于学生个体的发展,研究有效的学生评价方式,建立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为根本目的的发展性评价体系也是课题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

六、研究难点

1、学校的特色发展之路如何落在实处、起到实效?

2、如何制定有效的激励机制,调动教师的积极性,投入教学研究实践,反躬自省,内在升华,适应并参与到学校的整体规划中来。

七、研究方法:

行动研究、座谈研讨、专题讲座、自修反思、经验总结。

八、研究步骤

1、组织学习阶段(2019年1月~2019年6月):前期资料准备及相关理论研究阶段,构建组织体系,组织课题组成员和教师认真学习,使教师们在理论上有初步的认识,统一思想,转变观念,树立课题意识,形成研究计划,确定落实实验研究人员。

2、研究实施阶段(2019年9月~2019年12月):按子课题分工,明确职责和实验要求,全面付诸实践,及时反馈,随时调整,经常总结,形成随时记录,个案分析和阶段报告。

3、自我评估阶段(2019年10月~2019年1月):综合整理,总结成败,调整改进,反馈校正,使每个教师专业化发展思路更清、方向更明,升华思想境界,掌握研究方法。。

4、成果阶段(2019年10月~2019年12月):依据课题研究实验,总结得失,推理归结,为最终课题的成果形成做好全面准备

九、实施意见与考核办法

a)广泛宣传,全员参与;

b)教师参加研究的年度记录,是教师年度考核、晋级、晋升职务的必备依据。

研发年度总结篇7

关键词:泉州民营经济 民营经济 技术进步 技术进步影响因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营经济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在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经济效益、维护供需平衡、繁荣市场、扩大就业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而泉州地区作为民营经济聚集的典型代表,在民营经济的产生、发展、繁荣方面都极具代表性。而在这知识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经济全球化的后危机时代,明确自主创新、技术进步对企业的重要价值,必将成为中国民营企业不得不重视的问题。

一、广义技术进步的度量

在经典的宏观经济学理论中,通常采用全要素生产率来测算技术进步。全要素生产率的估算公式如下:

■(1)

式(1)中,Yt、Kt和Lt分别表示第t年泉州市的经济总产出、资本存量和劳动力投入,其中,总产出与劳动力投入分别选取GDP(地区生产总值)与“年平均从业人员”来衡量。关于资本存量的估算,采用的是永续盘存法,采用

■(2)

2000年-2011年的全要素生产率结果计算结果详见表1。

经计算得出,在1990~2011年期间,泉州的全要素生产率稳步地大幅度提高,各个年份全要素生产率都实现了增长。与中国平均水平相比,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接均水平,但是这个时期增长很快,原因主要是产出的基数小,以及受国家重大政策影响生产力得到根本性解放。1995年之后则高于平均水平,可见泉州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速度还是较快的。全要素增长率有两个增长高峰期,1991~1994年和2005~2007年,1992年开始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加快,而在2008年受金融危机影响增长率而降低。

二、技术进步影响因素分析

技术进步是一个复杂的、多元驱动下的经济因素。在研究影响技术进步因素时,本文本欲选经济发展水平、研发投入、产业结构、外商直接投资和进口,研究其对泉州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但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以GDP为衡量指标)指标本身包含于全要素生产率的计算(见上文),因而最终确定为将研发投入、产业结构、外商直接投资和进口作为变量研究其对于泉州地区技术进步(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并分别选用R&D经费、工业产值占总产值的比重、实际利用外资和进口总额来衡量。建立模型如下:

LnY=A1LnXR&D+A2LnXS+A3LnXFDI+A4LnXIM+ε (3)

其中,Y为全要素生产率,XR&D为研发投入即R&D经费,XS为产业结构即工业产值占总产值的比重,XFDI为外资投入即实际利用外资,XIM为进口总额。将所有变量进行对数化处理。原始数据如表1。

将数据带入Eviews统计软件进行回归分析可得如表二的分析结果。

研发年度总结篇8

1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1.1研究单元与数据来源从分行业角度,本研究按《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GBT4754—2002)中工业这一门类,分为三个大类:采矿业、制造业及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以下简称水电业)。由于个别中类行业数值很小,故将部分中类行业合并成一类,文中实际上统计了33个工业中类行业数据,其中采矿业含4类,制造业含26类,水电业含3类。从分区域角度,本研究以浙江省69个县市为研究单位,将它们依据地理相邻以及经济发展状况分成3个区域,区域Ⅰ(浙北地区):杭州市、嘉兴市、湖州市;区域Ⅱ(浙中西部地区):绍兴市、金华市、丽水市、衢州市;区域Ⅲ(浙东沿海地区):舟山市、宁波市、台州市、温州市。由于浙江省部分县市的行政区划在2001年有所变动,对于变动县市的数据难以归类处理,因此选择2002—2012年为研究年段。文中所选取的指标数据均来源于2002—2012年《浙江统计年鉴》及主要年份各县市《统计年鉴》。

1.2研究方法泰尔T指数具有分解成组间差异和组内差异的优点,常用于衡量区域经济差异,本研究创新性地将该指数同时运用于衡量行业经济差异方面。综合测度浙江工业经济差异在行业之间、行业内部以及区域之间、区域内部的特征及变化。

2工业经济时空差异分析

2.1分行业差异演变特征2012年浙江省工业经济在三大行业内分布很不均衡,采矿业总值仅占全省工业经济的0.3%,水电业占7.3%,而制造业占比达到92.4%。从泰尔T指数的结果(由于篇幅有限,具体数值略)中可见,浙江省工业行业总体差异在2002—2012年期间呈波动上升趋势,且上升的速度加快。其中,行业间差异贡献率较小,行业内差异是造成行业总差异的主要原因。在行业内差异中,制造业内部差异明显高于采矿业和水电业。从中可以得到:“强势行业制造业、水电业行业内差异越来越大,弱势行业采矿业的行业内差异越来越小”的特征。

2.2分地区差异演变特征2012年浙江省工业经济规模在三个区域内分布不均衡,区域Ⅲ工业总产值占全省46%,区域Ⅰ占35%,而区域Ⅱ仅占19%。通过泰尔指数按区域分解(由于篇幅有限,具体数值略)可知:工业经济区域总差异在2002—2012年期间呈总体下降趋势,区域间差异占比小,区域内差异是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其中区域Ⅲ内部差异没有减小之势。区域Ⅱ与区域Ⅰ都有“持续下降”的特征走势,且区域Ⅰ的下降幅度比区域Ⅱ大。

3工业经济趋同特征分析

3.1以工业行业为单位的工业经济增长趋势分析以工业行业为单位的工业经济增长,通过β趋同检验,得到表1的结果。全行业在2002—2012年期间没有发生趋同现象(系数b不显著)。为了了解不同时段有无发生趋同,选取了2002—2007年,2007—2012年这两个时间段做趋同检验,结果显示都没有发生趋同。这一结果与上文中泰尔指数按工业行业分解后得出的结论,即:“浙江省工业行业总体差异在2002—2012年期间呈波动上升趋势”是一致的。

3.2以县市为单位的工业经济增长趋势分析以县市为单位的β趋同检验中,得到2002—2012年期间全省人均工业增长率与人均工业总产值呈负相关关系(见表1),即在这段时间内发生了趋同。为了观察区域内的工业经济趋同情况,分别测定了2002—2012年段内区域Ⅰ、区域Ⅱ、区域Ⅲ的趋同速度。区域Ⅲ中系数b不显著,即没有发生趋同现象,这与前述“区域Ⅲ内部差异没有减小”相符合。区域Ⅰ与区域Ⅱ都发生了趋同,从结果看,区域Ⅰ趋同快,区域Ⅱ趋同慢,这与上文中区域Ⅰ比区域Ⅱ泰尔指数下降幅度大的结论是一致的。由此得到“区域内差异大的区域趋同速度快,而区域内差异大的区域趋同速度慢”的结论。

4工业经济差异变化与增长趋同成因分析

4.1行业差异变化成因分析为了综合评估浙江省工业各行业差异演变成因,本文以33个工业中类行业为单元,以2002—2012年各行业工业总产值平均增长率(Y)为因变量,相应的选取行业从业人口、规模以上工业利税总额、新增固定资产投资、行业经济占比4个指标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代表工业劳动力投入变化(X1)、工业效益变化(X2)、行业发展战略(X3)、行业结构变化(X4)进行逐步回归分析(见表2),得出劳动力投入变化、工业效益变化是浙江省工业各行业差异变化的主要原因。

4.2区域差异变化成因分析为了综合评估浙江省工业经济区域差异演变过程中的成因,本文以浙江省69个县市为基本单元,以2002—2012年工业经济平均增长率(Y)为因变量,选取工业从业人数、实际使用外资、工业经济产值占比、规模以上工业利税总额、科学研究和科技服务人员、公路货运量、工业固定资产合计7个指标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代表工业劳动力投入变化(X1)、对外开放程度变化(X2)、产业结构变化(X3)、工业效益变化(X4)、人才技术投入变化(X5)、交通运量变化(X6)、工业发展战略(X7)。通过线性回归模型(OLS)、空间滞后模型(SLM)、空间误差模型(SAC)做回归分析,分析结果见表3。空间统计中得到Moran'sI(error)是显著的,验证了浙江省工业经济具有空间自相关性,因此采用空间回归模型更为合理。根据Anselin提出的判别准则可以判定空间误差模型(SAC)是更适合的模型(由于篇幅有限,具体数值略),基于此模型的回归结果,可以得出近年来浙江工业经济时空演变主要受工业劳动力投入变化、产业结构变化、工业发展战略的显著影响。(1)工业劳动力投入变化。劳动力是生产的基本要素之一,因此工业劳动力投入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工业经济的发展。从各县域的工业劳动力投入对比图中(图1),可以看出增长较快的主要集中在区域Ⅱ中工业落后地区;而发展较快的区域Ⅰ、区域Ⅲ则增长慢。总的来说工业从业人数增长趋势与工业经济规模有相反的态势。一方面很多工业企业纷纷转向劳动力成本较低的经济欠发达地区,使得欠发达地区工业劳动力投入加大,由此带动了这些地区的工业经济。另一方面,发达地区的工业逐步由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型,对中高端技术人员的需求加大,对数量庞大的低端劳动力需求减小,而欠发达地区的工业经济呈跨越式发展,需要低端劳动力的投入。(2)产业结构变化。产业结构的变化可以说是地区工业经济发展变化的内在推力。在经济发达地区,第三产业特别是服务业的比重越来越高,随之工业经济比重下降;在经济欠发达地区,为了发展经济,工业经济进程加快,因此工业经济占了很大的比重。本研究选取了2012年对2002年的工业增加值占总GDP比重的增长率进行画图对比,结果显示(见图2)增长率的高低与工业经济规模分布也呈相反态势。这也是浙江工业经济发生趋同的主要原因。(3)工业发展战略。浙江省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一直致力于缩小区域经济差异,尤其是在缩小地区间工业经济差异上,对工业欠发达地区一直是实行鼓励政策。这些政策环境为缩小区域差异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通过对各个县域的工业固定资产总额从2002年到2012年增长率的考察(见图3),可见增长较快的主要是区域Ⅱ中工业落后地区;而工业经济发展较快大部分县市工业固定资产增长缓慢,总的来说工业固定资产增长趋势与工业经济规模有相反的态势,这对浙江工业经济总体差异减小有很好的说明。

5结论与对策建议

研发年度总结篇9

韩国科技管理体制初步形成于20世界60年代。1962年,韩国首次设立了专门负责制定科技研制计划、相关制度和法令的管理机构。自第一个宏观科技管理机构—科学技术处成立后,根据发展形势不断进行调整,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韩国科技管理机构经历了4次重大的变革。

1.1第一次变革

上世纪90年代末,韩国对科技管理机构进行了一次重大改组,科学技术处升级为科学技术部,科技管理部门的地位和管理权力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科技部长官的排位从各部长官的末席(24个部)一举跃升至第8位,在经济部门中则仅次于财政经济部位居第2位,管理范围不再限于宏观政策的制定、实施,还涉及对各部门研究机构的管理、协调,人才培养、信息扩散和成果转化等业务,以及部门间科技政策的协调和落实情况的监督。至此,韩国初步形成了以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与科学技术部为中心,产业资源部、信息通信部、国家科学技术审议委员会和国家科学技术咨询委员会参与、辅助的科技管理体制。

1.2第二次变革

进入21世纪,韩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目标是建立创新主导的经济结构和建设科技中心社会。为及时迎合韩国经济增长模式,韩国政府对科技管理体制进行了再一次改革,当时的大环境下,进一步提升科技部的地位和权利显得尤为重要。距离第一次变革的6年后,科学技术部正式升格为副总理级国家机构,科技部部长的排位仅次于财政经济副总理和教育副总理之后。

1.3第三次变革

2008年,新一届李明博政府取消了已延续了40多年的科技管理的模式和思路,将科技部与教育部结合,设立了教育科学技术部,同时将产业资源部、信息产业部等部门合并为知识经济部。教育科技部和知识经济部分别负责主管基础科学和产业技术两大门类科技创新事务的管理部门以及对口科研方向的各研究机构。

1.4第四次变革

2013年,韩国树立了面向未来的“创新经济”发展目标,新任总统朴槿惠重组了上一任政府的教育科技部,再次把科技部门单独列出,设立未来创造科学部,成为韩国政府中排名第二的部门,仅次于由副总理领导的企划财政部。进入后金融危机时代,韩国政府再次将科技管理机构地位提升到一个历史最高的层次,足以体现政府着重强调科技发展促进经济的重要作用。

2韩国科技管理体制的特点

2.1集中型的科技管理体制模式

以组织结构作为标准划分,各国的科技管理体制大致可分为:集中型、分散型和折中型。韩国属于典型的集中型管理模式。有别于以美国为典型的分散型科技管理体制模式,集中型管理模式一般具有以下特点:①科技管理的高度集中,科技事业的规划制定、科技执行和评估都集中政府部门之中;②科技管理权力的高度集中。1960~2013年,韩国政府先后对科技管理机构进行了改组,不管是1998年改组的科学技术部,还是2008年重组的教育科学技术部,或是2013年设立的未来科学创造部,科技管理机构的不断改革,始终没有动摇韩国政府作为科技主导的地位,科技管理依旧在韩国政府的掌握之中,同时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等多个政府参与辅助。同时,韩国政府多方位介入科技管理的各个范畴,包括科技政策和规划的制定、执行和评估等。管理权力的高度集中,有效保证了科技政策和科技活动的顺利开展和运行。总统的权力直接渗透到科技管理机构中,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议、国家科学技术审议委员会和国家科学技术咨询委员会委员长一职,均由总统同时兼任,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的其他委员则由总统令规定或者总统直接推荐产生;科学技术部升格为副总理级国家机构后,作为副总理科学技术部长,同时出任科技长官会议委员长和科学技术创新部(副部级)部长一职。全国科技管理和权力的高度集中,充分体现和发挥了政府的主导作用,基本符合了韩国国家总体发展战略和经济增长模式逐渐转变的要求,有效实现了韩国经济的跳跃式增长。

2.2科技法律法规的有力保障

科技管理体制以链条式的结构开展运作,每个环节在运作过程中相互作用和影响,为了确保各结点之间的相互协调性,韩国政府从法律法规上给予了有力的保障。韩国政府通过立法,对科技管理机构组建、科技管理政策制定、科技管理具体活动明确了法律的保障、支持和约束。①通过立法明确科技管理机构的义务和责任。60年初,为保证发展科学技术为韩国经济发展提供支撑这一政策,韩国政府制定《技术引进促进法》和《科学技术振兴法》,明文规定了政府对发展科学技术应尽的义务和责任;2001年的《科学技术基本法》明确了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的组成结构、职责和任务。②通过立法为各种科技管理机构的成立提供依据。如,政府通过修改《政府组织法》,首次设立了技术管理局;2004年韩国通过《政府组织法修改法》和《职务制度改编方案》把科学技术部升格为副总理级国家机构。③通过立法指导和支持全国科技活动。为有效、全面指导各项科技活动,科技法律法规涉及的范畴非常广泛,在科研开发和成果应用、合作研究与产业技术联盟、研究机构、科技人员、环境建设与保障等方面均能找到对应的、特定的法律法规。如在研究开发和成果应用方面,包括有《技术开发促进法》、《发明振兴法》、《基础科学研究振兴法》、《工程技术振兴法》、《生命科学培育法》、《技术转让法》、《国家研究开发事业成功成果评价及成果管理法》、《国家研究开发事业管理规定》、《国际科学技术合作规定》等。四是韩国政府对重视发展的研究事业在法律上给予支持、引导和保障,如,通过修订《合作研究开发促进法》和《科学技术革新特别法》,促进产学研事业快速发展。至此,韩国颁布的科技法律法规已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法律法规体系,科技法律法规数量已超过了90个,为国家科技活动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2.3科技政策咨询的智囊团效应

韩国有专门为总统提供咨询服务的智囊团———国家科学技术咨询会议,其职责较为单一,是一个单纯的科技咨询决策服务机构,不具备科技管理职能,仅为总统提供科技领域的咨询和科技政策的评价。国家科学技术咨询会议由委员长和10名咨询委员组成,委员长一般由总统任命的、对科学技术振兴作出贡献的、有丰富学识和经验的人担任。一般要求会议每季度向总统报告5次,以书面汇报和当面报告的方式。国家科学技术咨询会议对韩国科技政策的制定和科技发展方向的调整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美、英等发达国家都拥有诸如此类的咨询服务机构,为国家领导出谋献策。

2.4科技评估与科研经费管理的有效结合

2007年,韩国政府研发投入为98443亿韩元(约100亿美元),到2009年全社会总研发投入37.93万亿韩元(约合329亿美元)。如何有效合理地管理和配置科研经费,成为韩国政府必须正视的问题。韩国为解决这个问题,通过立法和修订已有的法律法规,推行国家大型研发事业事前可行性评估制度和研发成果特点评估制度,推动经费管理模式由投入管理型向成果管理型转变。国家大型科研事业事前可行性评估制度是根据《科学技术基本法施行令》的规定,在2007年1月开始施行。其中提到对预算额度高的研发项目和技术开发园区、大型装备等研发平台建设必须经过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或国家预算处可行性评估,评估结果将体现在来年研发预算编制中。韩国政府在2006年颁发实施了《国家研究开发事业成果评价与管理法》,要求开展研发成果特定评估。根据《科学技术基本法》规定,由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对研究开发事业实施深层次的成果评价。如,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对2007年的大型科技研发项目进行的评估结果,必须反映在2008年审核研发项目预算中,作为预算编制的参考材料。经参考而制定的研发项目预算,将对评估为优秀的项目给予大力扶持,对评估为不合格的项目减少经费支持。科技管理评估将项目经费向优秀项目倾斜,对巨大的科研经费资源进行了有效配置,用得其所,大大提高研发经费的投入效率。

3韩国科技管理体制对我省的启示

广东目前仍然处于外向型为主的经济发展阶段,创新型经济仍未成为全省的主流经济形式,尚需利用科技创新更加有效地支撑经济增长,而目前省内的科技管理体制尚有许多需要改进之处。笔者认为,韩国科技管理体制特点对我省的科技管理体制有以下几点重要启示:

(1)实施合适的科技管理模式,推动科技发展与经济增长有效结合。韩国作为后发的亚洲国家,在恶劣的环境下仍能快速前行,以较快的速度步入了创新型国家行列,这离不开其政府实施了适合的科技管理体制。我省在探索有效的科技管理模式时,适合我省省情是必要的。我省作为科技大省,科技发展速度快,科技类别涉及面广,科技业务量大,省级科技主管部门必定无暇逐一应对,为此,选择以科技主管部门主导,科技投入主体和从事科学研究主体多元化的科技管理体制模式,是一条出路。

(2)利用科技咨询决策的智囊团效应,确保科技管理者科技管理行为的快速决策。韩国设置专门服务总统的科技咨询决策机构,定期为总统出谋献策,这对总统在日理万机中进行快速决策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我省可以创立定向的科技咨询决策机构,专门为地市科技局、高新区、大企业、中小型创新企业等提供科技事业的咨询决策,这不仅可以增强科技管理者的快速决策能力,也可以引导其正确跟随国家发展主线、省发展目标前进,形成全省群体式发力,将会为广东省经济发展提速。

研发年度总结篇10

论文摘要:对于对外贸易迅猛发展的中国而言,人民币汇率波动的贸易效应受到了学术界广泛关注和思考,本文将对相关文献按照总体和区际分类的角度的进行评述。

1.人民币汇率波动与中国总体贸易效应研究评述

近年来,由于中国经济持续发展,对外依存度不断提高,关于人民币币值汇率波动对我国总体贸易影响的讨论一直十分激烈。纵观这些成果的研究结论,大致可以分为三种观点:人民币汇率波动对贸易有着正面影响;人民币汇率波动对贸易有着负面影响;人民币汇率波动对贸易影响不大。

1.1人民币汇率波动对中国总体贸易有正面影响

魏巍贤早在1997年发表于《统计研究》的《中国出口与有效汇率的关系分析》一文对此有比较详细具体的实证分析研究,最终笔者得出结论:从长期来看,改革开放以来出口总量的不断增大与有效汇率的持续贬值密切相关,因此这意味着两方面内容,一是我国以促进出口增长为目标的汇率政策是长期有效的,改革以来的汇率贬值确实起到促进出口长期增长的作用;二是我国出口商品的国际竞争力不尽人意,长期的出口增长过分依赖于汇率的贬值。临时眭政策因素在短期内也百弱f起出口总量的变化使之脱离它与有效汇率的均衡关系水平。

另外,李海菠2003年在《世界经济研究》发表的一文《人民币实际汇率与中国对外贸易的关系》根据1973—2001年的年度统计数据,采用与魏巍贤相类似的方法.即用单方程协整分析检验调整后的实际汇率ARER、中国外贸进出口总额、出口额和进口额的协整关系。加之EG两法估计它们之间的长期关系,最后使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等实证分析方法,研究了人民币实际汇率与中国对外贸易之间的关系,也得出了相类似的结论,即人民币实际汇率与中国对外贸易之间存在着长期的均衡关系。并且笔者还证实了实际汇率可以改善短期内中国的对外贸易状况。

通过检索文献发现.该类文献的数量相对而言比较少,原因应该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总体事实与该理论有所不一致。

1.2人民币汇率波动对中国总体贸易有负面影响

郑恺2006年发表于《财贸经济》的一文《实际汇率波动对我国出口的影响——基于SITC比较》对“人民币汇率波动对中国总体贸易有负面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简要综述如下:

根据有关的国际贸易理论,决定对外贸易通常有3个变量。第一是外国收人大小,第二是相对于外国商品的贸易条件,第三是货币比价即汇率大小。由此,为了度量汇率波动对贸易的影响,必须控制以上3个变量。但由于GNI不存在月度统计数据,笔者采用美国的工业生产指数来代替GNI或GDP数据,此外由于我国不存在进出口价格的完整时间序列数据,因此可以利用实际汇率进行替代。在构造实证模型时,笔者将波动率作为外生变量,在存在协整的情况下,相应采用VAR的扩展VEC模型来估计估计短期内波动率对贸易波动的影响。其构造的模型为:

其中,EX为中国对美国的出口数量的自然对数值,i表示为不同的行业,IPF为美国工业,生产指数的大小,R表示人民币兑美元的实际汇率的自然对数值,v表示实际汇率的波动率,ecm为误差修正项,反映了贸易变化的长期趋势。J表示变量滞后阶数。

笔者运用了以上VAR的扩展模型进行分析,由于VAR可以解决不平稳数据造成的不稳定性以及内生变量之间的相互影响。因此可以更好的估算出汇率波动对贸易的影响,他研究了自1994年以来中国对美国按SITC出口贸易与实际汇率波动的关系,结果表明我国的一些行业受汇率波动的负面影响较大。

此外,李建伟、余明2003年在《世界经济》发表的《人民币有效汇率的波动及其对中同经济增长的影响》一文也对“人民币汇率波动对中围总体贸易有负而影响”这-fq题进行了实证研究.笔者利用的是1995年1月一2003年6月的季度数据,与郑恺使用的方法不同.李建伟、余明两位学者运用的是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对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与进出口贸易和利用外资的十日关关系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是影响中国进出口贸易和利用外资的重要因素,从而他们认为人民币有效汇率大幅度波动会对中国经济增长形成巨大负面冲击。

1.3人民币汇率波动对中国总体贸易影响不大

曹阳、李剑武于2006年在《世界经济研究》发表的《人民币实际汇率水平与波动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一文基于1980—2004年的年度数据,首先用AK—GARCH模型测算出人民币实际汇率的波动率。最后采用Engle—Grnager两步法,进行了协整分析,从而对“实际汇率波动对我国进出口贸易的影响”进行研究,笔者发现人民币汇率波动的增加对我国的进出口贸易的影响不显著。

强永昌等2004年于《世界经济研究》发表《有关人民币汇率问题的对外贸易分析》一文.笔者通过对我国1990—2001年各种价格研究了1990年以后的人民币汇率和中国对外贸易的关系。首先分别构建了出口方程以及进口方程,根据1990—2001年的样本数据,用Eviews软件进行回归分析,最终得出了中国对外贸易出口额、进口额与人民币实际汇率之间存在的弹性关系不大,相关性较弱的结论。

综上所述,以上三类文献分别从人民币汇率波动对贸易的正面影响、负面影响和影响不大三个方面进行了实证研究。

2.人民币汇率波动与中国区际贸易效应研究评述

刘巍、郭友群2003在《国际经贸探索》发表了《对人民币汇率与广东省进出口额之间关系的实证分析》一文,笔者运用广东省1987-2001年的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指出人民币牌价汇率变动1个单位,广东省的出口额就同方向变动O.15亿美元.人民币牌价变动1%,广东省出口额就同方向变动29%。这个结论说明,人民币贬值有利于广东省出口的增长。得出同样结论的有关研究文献是戴世宏2006年发表于《上海金融》的《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上海市贸易收支的影响》一文,笔者采用ADF检验,对上海1993—2004年度的GDP、进口额及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进行研究.发现人民币汇率贬值有力地促进了上海市出口贸易的增长,这种促进作用随着贸易自由化程度的提高而不断增强;进口方面,人民币贬值对上海市进口产生了一定的抑制作用。

以上两篇文献主要是基于实际汇率与进出口量的关系分析,而陈志昂2001年发表于《商业经济与管理》的《人民币汇率与浙江出口变动的实证研究》一文则是分别考虑了实际汇率和名义汇率对贸易的影响,在泰米姆·贝佑米估计的贸易方程的基础上,利用浙江省1990-1998年的相关数据,建立了以汇率和贸易国国内生产总值为变量的长期和短期回归模型,实证分析分析得出结论:人民币名义汇率对浙江出口正相关,实际有效汇率对浙江出口负相关,但汇率弹性较低。

所以,结合以上文献总的来看,人民币汇率波动对各省对外贸易的影响的不同结果符合中国经济改革开放以来市场规模不断扩大,“中国制造”和“世界加工厂”逐渐形成的事实,并且市场规模的出口效应大都分布在中国的沿海发达地区,基本与经验判断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