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基础论文范文10篇

法律基础论文范文篇1

[英文摘要]：

[关键字]：国家助学贷款/证券化/法律分析

[论文正文]：

资产证券化（AssetSecuritization）发端于1970年代的美国，是发起人将缺乏流动性但能在未来产生可预见的稳定现金流的资产或资产集合（在法学本质上是债权）出售给特设载体（SpecialPurposeVehicle），由SPA通过一定的结构安排，分离和重组资产的收益和风险并增强资产的信用，转化成由资产产生的现金流担保的、可自由流通的证券，销售给金融市场上的投资者。在这一过程中，SPV以证券销售收入偿付发起人的资产出售价款，以资产产生的现金流偿付投资者所持证券的权益。资产证券化是融资过程，也是融资方式、金融工具和金融发展趋势[1]。

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具有直接融资和表外融资等优势的资产证券化在亚洲资本市场发展迅猛，形式也渐趋多样。日本、韩国、泰国、菲律宾、新加坡、中国香港及台湾地区都积极利用这一金融工具为本地经济服务。我国自1990年代起，成功进行了珠海机动车辆收费、中远集团航运收入、中集集团应收款证券化等资产证券化离岸操作，开始我国的资产证券化[2]。2005年，中国人民银行公布国家开发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分别成为信贷资产证券化和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试点，这标志着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在中国正式启动。

国家助学贷款是一种国家贴息的、国有银行承办的、适用于普通高等学校经济困难学生的无担保贷款，它集政策、福利、教育、金融为一体，是一种以信用方式提供的个人教育消费信贷。2001年-2004年以来助学贷款余额在我国个人消费信贷中所占比例为0。4%-0。5%，与个人住房贷款以及汽车信贷、信用卡消费贷款共同构成我国个人消费信贷“一个大头，三个辅助”的格局[3]。因此，在我国信贷资产证券化探索前进的过程中，国家助学贷款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且呈现出自身鲜明的特点。

一国家助学贷款的法律基础及其现实困境

（一）国家助学贷款的法律基础

1。公民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

受教育权是公民依法享有的要求国家积极提供均等的受教育条件和机会，通过学习促进身心发展，以获得平等的生存和发展机会的基本权利。《世界人权宣言》第二十六规定了“人人享有受教育的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二章第四十六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这表明受教育权是我国公民的基本权利之一，保障公民的受教育权是国家的义务和责任。具体到高等教育方面，《反对教育歧视公约》（1960）第四条要求缔约国“使高等教育根据个人成绩对一切人平等开放”。《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第一章第九条规定：“公民依法享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

2。政府有责任帮助公民完成高等教育

约翰斯通（D。BruceJohnstone）的高等教育成本分担理论认为，根据“谁受益，谁付款”的原则，高等教育的各种成本应由学生本人、学生家长、纳税人、政府以及社会慈善机构共同承担[4]。该理论符合高等教育产品的准公共产品属性，并能在很大程度上解决政府面临的高等教育财政危机。我国从1989年开始实行大学收费制，每学年学费由最初的200元涨到如今的4000?10000元。涨幅近10倍于居民收入的增长。此时，只有确立合适的资助制度，才能避免高校收费剥夺来自贫困家庭的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1世纪的高等教育：展望和行动世界宣言》指出应积极为一些特殊目标群体的人接受高等教育“提供便利条件”，“特殊的物质帮助和特殊的教育解决办法，可以帮助这些群体克服在接受和继续接受高等教育方面所遇到的障碍”[5]，我国政府也提出了“不让任何一个学生因贫困而失学”的政策目标。为了帮助经济困难的大学生顺利完成学业，我国的国家助学贷款政策于1999年应运而生。

3。国家助学贷款中各方的法律关系

在我国现行的国家助学贷款政策中，贷款学生与银行之间是借贷合同关系，属于法律上的合同之债。该合同受《合同法》、《民法通则》等民事法律规范的调整。学校是介绍人，与学生关系密切的自然人（学生家长、辅导员或班主任等）是见证人。介绍人、见证人并非担保人，因此在法律上与贷款之债并无直接联系。

由于政府在该贷款体系中只是提供贴息等优惠政策，而贷款按银行的商业贷款模式运作，学校和银行均未得到授权而成为行政法上的行政主体或被委托的组织，因此政府并未与学生形成任何行政法律关系。

2004年，政府对原有国家助学贷款政策进行了调整，设立国家助学贷款风险补偿专项资金，由财政和高校各承担50%，分担银行风险，促进助学贷款。该专项资金在国家助学贷款关系中具有一定的担保功能。

（二）国家助学贷款政策面临的困境

1。贷款规模发展缓慢，结构失衡

我国自1999年实行助学贷款政策以来，截至2005年2月，相关部门累计审批国家助学贷款96亿元，涉及学生115万人。虽然在总体上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相对于贫困学生的人数和贷款需求来说，其规模还是太小。2004?2005学年，全国公办普通高等学校在校生中来自贫困家庭的学生约263万人，其中经济特别困难的学生有122万人。2004年，全国有80万名学生申请国家助学贷款，实际发放人数为35万人；申请贷款金额为140亿元，实际发放贷款金额为57亿元。同时，国家助学贷款投入的地区结构不平衡。经济发达地区国家助学贷款的投入情况较好，例如浙江省获贷学生数达到高校经济困难学生数的90。16%，而西部地区在这一指标上远远低于平均水平，青海省仅有30%的经济困难学获得助学贷款[6]。

2。国家助学贷款的政策性要求和商业银行的经营目标之间的矛盾

国家助学贷款作为商业银行的一项授信业务，受到市场运作规律的制约。助学贷款的资金来源是银行吸收的存款，银行的营利性和安全性目标要求贷款的发放必须遵循信贷资金运动的基本规律。因此，银行审慎风险管理和给予困难学生足够的信贷支持之间存在冲突。虽然国家助学贷款的政策能够带来好的社会效益、培养优质的潜在客户，但是由于成本高、利润薄，手续烦琐，贷前、贷中、贷后都需要耗费大量人力，相对于其他贷款管理成本高，严重影响了银行开展这项业务的积极性。

3。贷款风险大，违约率高

助学贷款市场是信息不对称市场。高校通过核实相关文件资料来确认申请贷款学生信息的真实性，但是不能到生源地实地调查。银行无法了解贷款学生的真实还款意愿和还款能力，在选择发放助学贷款的对象时存在逆项选择。另外，由于学生就业的流动性大，银行很难掌握学生毕业后的去向，我国的个人征信体系又很不完备，这又使助学贷款有着一定的道德风险。同时，由于助学贷款的还款期限（4?6年）较短，大学生就业率走低，收入水平不高，导致目前国家助学贷款违约现象极为普遍，广州、北京、上海等地国家助学贷款的不良贷款率高达20%?40%。面对困境，国家助学贷款如何“突围”成为当前的热点议题。

二国家助学贷款证券化的结构模式及法律环境

助学贷款是各国高等教育财政中最复杂、最具争议、经常被误解然而又可能是最重要的问题，在高等教育公共政策议程上越来越受关注[7]。美国的高等教育助学贷款体系最为发达，不仅资助主体多元，而且资助形式多样。其中，斯坦福贷款约占美国助学贷款总额75%。该贷款依托于政府的再担保来提高助学贷款的信用等级，进而通过助学贷款资产证券化实现在二级市场的流通来规避不良贷款的风险，因而其运作极其成功，贷款违约率低至5。4%。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在我国开展信贷资产证券化和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试点的同时，探索国家助学贷款证券化模式相信对解决当前助学贷款市场面临的困难有所裨益。

（一）国家助学贷款证券化的结构模式

国家助学贷款证券化是将贷款债权销售给私有资本持有者，使之成为在私有资本市场上具有投资价值的资产，为助学贷款体系提供更多的资金并使之具有流动性，从而分散违约风险。国家助学贷款证券化过程涉及的范围很广，除了高等教育发展状况、个人消费信贷市场发育情况、外部政策及法律制度的完备之外，各专业机构分工合作至关重要。国家助学贷款证券化的基本参与主体和交易结构模式的设计如图所示。

1。由发起人组成国家助学贷款资产池（AssetPool）

发起人分析自身的融资需求，确定符合条件的助学贷款成为证券化的客体，组成国家助学贷款资产池。在结构上，由于国家助学贷款均以学校为单位在新生入学后统一办理，因此在资产种类、利率、期限、到期日等方面具有同质性，有利于对其资产风险进行重组和配置[8]。在形式上，参与国家助学贷款的商业银行和国家开发银行对助学贷款均使用语言规范、条款清楚、书面材料完备的合同，便于对资产实行有效的管理。

为了避免地域经济波动或衰退影响债务人履行债务，组成资产池时应尽量选择资产债务人的地区分布相对广泛的资产。一般来说，助学贷款的债务人毕业后工作地点分布较广，更符合对证券化资产来源上的要求。

2。组建具有政府信用的特设载体（简称SPV）

要保护投资者的利益，最重要的是要使证券化资产与发起人风险相隔离。当发起人破产清算时，证券化资产不作为清算财产，所产生的现金流按交易契约由SPV拥有，并支付给投资人，从而降低风险，保护投资人利益。SPV是资产证券化中必不可少的重要载体，SPV既可以由发起人建立也可以由第三方组建。

国家助学贷款带有政策性和公益性的特征，对SPV的独立性和稳定性要求颇高。设立有政府信用的、国有独资公司形式的、以经营国家助学贷款证券化为其惟一目的的SPV，能够保证其良好的信用，解决由银行、信托公司设立SPV时容易产生的利益冲突问题。而且，通过政府组建SPV既能推动银行在组成国家助学贷款资产池时加强内部管理、实现标准化，又能规范与国家助学贷款证券化相关的各中介机构的运作。

3。通过实现真实出售（TrueSale）破产隔离（BankruptcyRemote。

如上所述，破产隔离实现）是SPV的本质要求。否则，发起人破产时，SPV可能会没有足够的现金流支付给破产者，从而导致国家助学贷款证券化的目标落空[9]。发起人将证券化资产转移给SPV通常可以采用出售和担保融资两种方式。各国法律和会计制度中所要求的真实出售，是指发起人出售给SPV的资产以及由这些资产产生的现金流权益必须是有效的，资产池中的资产能够从发起人的资产负债表中移出，SPV对证券化资产拥有完整的控制权不会被归入发起人的破产财产。由于真实出售能够改变发起人的资产负债表，因此它在破产隔离的实现上比担保融资更为彻底。所以在国家助学贷款证券化中只有实现真实出售，才能实现已经证券化的资产与发起人的破产隔离。

4。信用增级（CreditEnhancement）

SPV对国家助学贷款资产池中的资产采取信用增级手段，使其所发行的证券获得更高的资信评级，这有利于降低融资成本、吸引投资者，是一种为了确保证券顺利发行与募集而设计的附加担保制度[10]。信用增级包括外部信用增级和内部信用增级。外部信用增级是指外部第三方提供的信用增级工具。在国外的国家助学贷款证券化实践中，政府往往充当担保的角色。我国可以在现有的国家助学贷款风险补偿专项资金的基础上成立专门的政策性机构??国家助学贷款担保基金，为助学贷款提供担保。内部信用增级常见的方式是建立优先/次级结构，即对优先级证券本息支付先于对次级证券的支付，在付清优先级证券本息之前对次级证券仅付利息，在优先级证券本息支付完毕后才支付次级证券的本金。国家助学贷款证券化也可以通过这种结构安排，使优先证券的风险在很大程度上被次级证券吸收，达到信用增级的目的。

5。对国家助学贷款证券进行发行评级，安排证券销售。

SPV请信用评级机构进行正式的发行评级，向投资者公布评级结果，准备法律文件和办理法律手续，由证券承销商负责向投资者销售证券。SPV从承销商处获取证券发行收入，再按国家助学贷款买卖合同中的价格把发行收入的相应部分支付给发起人。至此，发起人达到了通过国家助学贷款进行融资的目的。

6。进行资产管理，偿付证券权益。

SPV收取、记录证券化资产产生的现金流收入，并存入托管银行的收款专用帐户，首先用于偿付投资者持有的到期证券权益，不得用于任何红利分配或进入破产，未到期的现金流按资产风险辅助安排处理。偿付了证券权益后，SPV向贷款证券化过程中聘用的各类专业机构支付费用。之后，由国家助学贷款资产池产生的收入若有剩余，则按SPV与发起人之间的约定进行处理。至此，整个国家助学贷款证券化过程完成。

（二）国家助学贷款证券化的法律环境

资产证券化是一定市场经济条件下，综合各项法律制度的新型融资工具。国家助学贷款证券化的结构模式，既是经济过程也是法律过程。在支持资产证券化的环境中，法律制度的作用具有根本性意义。

1。与国家助学贷款合同相关的法律问题

国家助学贷款证券化的法律关系主要是通过合同这一法律行为来建立的，因此其法律关系的内容体现在一系列合同上[11]。银行与贷款学生签订的助学贷款合同确立了发起人??银行享有法律保障的收取应收款的权利，是国家助学贷款证券化法律体系中的基础性文件。按照《合同法》的规定，债权人可以将合同的权利全部或部分转让给第三人，但下列三种情形下不得转让：（1）根据合同性质不得转让；（2）按照当事人约定不得转让；（3）按照法律规定不得转让。因此，发起人如果将来欲将国家助学贷款证券化，应当在订立助学贷款合同时做出有利于未来转让的设计。只有明确该债权的转让条件，发起人才有可能将应收款汇集成国家助学贷款资产池，出售给SPV，进行证券化。目前的国家助学贷款合同对此还未作特别设计。

2。与SPV设立、资产转让相关的法律问题

在国家助学贷款证券化的结构模式设计中，SPV采取国有独资公司的形式。这是因为我国《商业银行法》规定“商业银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得从事信托投资和股票业务，不得投资于非自用不动产。商业银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得向非银行金融机构和企业投资”，《证券法》规定“证券业、银行业、信托业、保险业分业经营、分业管理”，所以我国承担国家助学贷款业务的商业银行不能作为SPV的控股公司。而根据我国《公司法》关于国有独资公司的规定，政府设立SPV基本具备现实操作性，不存在法律障碍[12]。

要实现资产转让，必须首先确认债权的可让与性。国家助学贷款属于个人信贷，我国《商业银行法》并未允许商业银行转让其信贷资产，只有根据关于商业银行业务范围的授权性条款，由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以规章的形式赋予商业银行以资产证券化为目的向SPV转让信贷资产的权利，才能实现资产转让。

我国《合同法》关于债权的转让采用的是通知转让原则，这大大节约了贷款证券化的支出成本。但是，国家助学贷款的债务人分布地区广泛，流动性大，为了便利操作，可以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案件的规定》：在指定的媒体上债权转让公告即视为履行了《合同法》规定的通知义务。

3。与破产隔离、真实销售相关的法律问题

在国家助学贷款证券化结构模式设计中采用“真实出售”来达到“破产隔离”的目的，这是因为我国尚无法律对SPV的性质作特别规定，普通企业之间自行借贷是被禁止的，所以担保融资的风险较大[13]。我国在立法上还没有关于“真实销售”的规定，但在会计准则上有相关处理方法可以参考，例如财政部《关于企业与银行等金融机构之间从事应收债权融资等有关业务处理的暂行规定》。为了明确发起人的表外融资的操作标准，有必要在设计国家助学贷款证券化模式时，对发起人资产转让意图、资产价格、追索权、回赎权、剩余利润抽取等做出规定，规范资产真实销售的操作，避免交易被界定为担保融资。

4。与国家助学贷款证券发行相关的法律问题

在我国，股票、公司债券和国务院依法认定的其他证券的发行和交易受《证券法》的调整，《证券法》未规定的，适用《公司法》和其他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政府债券的发行和交易由法律和行政法规另行规定。

在国家助学贷款证券化模式中，SPV是发行资产支持证券的载体，不同于股票、公司债券以及政府债券的发行。在我国目前的法律条件下，还无法明确该证券的属性和法律适用问题[14]。从利用现有证券监管体系的角度出发，修改《证券法》，把资产支持证券纳入其调整范围，是降低立法成本、切实可行的做法。

另外，国家助学贷款证券发行中的信息披露制度也存在《证券法》的适用问题。由于国家助学贷款证券化是以资产信用为基础的，如果将《证券法》中关于信息披露的标准用于该证券，可能会使发行人公开与证券化无关的一些公司资产结构、治理结构、公司决策信息等内容，投资者并不能根据这些信息了解该证券化资产本身的情况。而适用《商业银行信息披露暂行办法》中关于银行资产状况和风险的信息披露要求，能够加强对银行的市场约束，有利于投资者了解与证券化有关的信息，增加投资者的购买动力。

5。与信用增级相关的法律问题

在外部信用增级方式中，政府担保是国外助学贷款证券化中通常采用的方式[15]。但是我国《担保法》规定国家机关不能作为保证人，因此不可能直接采用政府担保。在当前的国家助学贷款政策中设立了国家助学贷款风险补偿专项资金，可以在此基础上成立国家助学贷款基金会这样的政策性机构，专门负责助学贷款的担保，降低违约风险，提高资产信用等级。

在内部信用增级方式中，超额担保方式（指SPV向发起人支付的价款小于贷款证券化价值）并不适用于国家助学贷款证券化模式，这是因为根据《破产法》，超额部分应列入发起人的破产财产，这样就不能实现破产隔离。因此，建立优先/次级结构是目前法制环境下较好的选择。

突破国家助学贷款的困境，建立国家助学贷款证券化模式，需要有完善的法律环境。国家助学贷款证券化过程中除了上述的主要法律问题外，还旁及与之相关的税收处理办法、信用评级的标准、程序等等，在此未能尽述。但从以上分析已可发现，我国当前的法律体系中已存在有利于国家助学贷款证券化发展的因素，同时也有一些法律障碍和立法空白，有待于调整和完善。总之，改善法律环境，审慎发展助学贷款证券化“二级市场”，有利于推动银行开展助学贷款业务，增加我国高等教育的非公共基金收入来源，缓解教育资源短缺的状况，从而为公民提供更多的受教育机会。

注释

程荃（1975?），女，安徽滁州人，暨南大学法学院助理研究员。

[1]洪艳蓉。资产证券化法律问题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李建伟。知识产权证券化：理论分析与应用研究[J]。知识产权，2006，（1）

[3]杨大楷，俞艳。中国个人消费信贷状况及风险防范研究[J]。金融论坛，2005，（7）

[4]杨晴，沈红。从法学视角分析国家助学贷款面临的两大难题[J]。科技导报，2004，（3）

[5]赵中建。全球教育发展的研究热点??90年代来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报告（修订版）[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6]高国华。浅析现行国家助学贷款的运行问题与对策分析[J]。特区经济，2005，（11）

[7]马经。助学贷款国际比较与中国实践[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

[8]李尚公，沈春辉。资产证券化的法律问题分析[J]。法学研究，2000，（4）

[9]朱怀念，唐棣。试论我国推行不良资产证券化的法律环境[J]。法学评论，2002，（5）

[10]覃天云，申海恩。论资产证券化的有价证券制度基础[J]。中国法学，2005，（2）

[11]何焰。关于贷款证券化的法律思考[J]。福建金融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3，（6）

[12]张志忠。资产证券化从理论到现实的法律思考[J]。西安金融，2001，（5）

[13]周显志，吴晓萍。房地产抵押贷款证券化：对法律的影响及对策思考[J]。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3，（3）

法律基础论文范文篇2

1.教学模式单一

在实际的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学过程中，涉及两门学科，教学模式单一，无法满足学生实际的教学需要。有的教师知识结构不完善，课程的整体性和逻辑性较差，不能充分发挥高校德育教育和法治教育的作用；另外还有的教师缺乏必要的知识和教学经验。同时在很多的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学过程中，很多教师采用传统的教学模式，照本宣科，使得理论严重脱离实践，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学生的主体性和积极性。因此，单一的教学模式无法保证学生学以致用，很难解决实际中遇到的问题。

2.教学管理体制有待改进

在当前考试教学管理体制下，很多的教师只重视学生的学习成绩，存在很大的弊端，一刀切的现象较为严重。有的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师受到体制因素的限制，无法有效提高自身教学水平，教学范围比较窄，无法在教学过程中进行创新。同时当前的考试制度非常重视教材内容和知识，使得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学质量不高，很难增强这一门课程的感染力，考试分数也不能反映学生真实的综合能力。因此，要不断深化改革考试制度，重视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教学。

二、做好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学的措施

1.因材施教

教师要根据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学内容提升高职学生学习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兴趣和主动性。在课堂教学实践过程中，要提问合理的问题，让学生不断开动脑筋，锻炼他们的思维。同时在备课过程中，要设计合理的问题，保证提问问题的难度，不能太难或者太简单，让学生能够接受，避免让学生失去上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的兴趣，从而降低课堂教学的质量和效率。因此，在进行提问过程中，教师要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因材施教，提问不同难度的问题，满足不同层次的需要，让他们在回答问题过程中，获得成功的喜悦。同时教师要根据学生不同的答案，做出具体详细的解释，肯定不同学生的思维和想法，有效培养学生学习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兴趣和信心，让每个学生体会学习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乐趣，保证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提高课堂效率。教师在课堂教学过程中，要提高教学效率，就要创造良好的课堂氛围，多给学生动手和动脑的机会。教师要鼓励学生积极表达自己的观点，分析不同回答的差别，找出其中的原因；同时教师要求学生提高动手的能力，做好相应的笔记，不断为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学习积累知识。

2.要巧妙的利用课堂艺术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运用艺术的思维、视角、形式以及手段对大学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学进行设计和改造，提高教学质量，从而获得比较好的教学效果。首先，教师要采用恰当的导入。课堂的导入对整个课堂的教学效果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好的课堂导入能够有效吸引学生的注意力，高效的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端正学生的学习态度，提高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堂的教学质量。其次，不断整合和开发课堂资源，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不拘一格，灵活合理的利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材，对教学资源进行合理整合，大力的开发教学资源，帮助学生能够主动积极的学习资源。教师还要积极引导学生对其他有关教学内容的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阅读练习资料的搜集，拓展学生的学习视野，丰富学生的内容，提升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更好的为教学服务。最后，要注意转变师生之间的角色为了保证教学效果，提高教学效率，教师在实际课堂教学过程中，要加强对学生的引导、启迪。因此，教师要根据学生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水平和基础，创造和谐民主的教学氛围，以学生为本，为学生提供积极交流的机会和平台；同时要建立学习小组，在合作过程中，如何发挥团体作用，进行取长补短，分享学习的乐趣和喜悦，提高学生的学习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能力。

3.要注重理论与实际的结合

法律基础论文范文篇3

情商(EmotionalQuotient，EQ)即情绪商数，是一个与智商(IntelligenceQuotient，IQ)相对的概念，通常是指一个人运用智力以外的心理力量了解和管理自身的情绪和行为，以及认识、理解、疏导他人的情绪和行为的能力。美国心理学家丹尼尔•戈尔曼认为，情商具体包括以下五个方面的能力：“(1)了解自身情绪；(2)管理情绪；(3)自我激励；(4)识别他人的情绪；(5)处理人际关系。”[1](49)一个人心理是否健康，为人处世是否得体，人际关系是否和谐，是否具备合作能力和领袖气质，均与他的情商有密切联系。广为接受的观点认为“一个人的成功遵循20/80法则，即20%取决于智商，80%由其他因素决定，其中最重要的是情商”[1](ⅩⅥ)。并且，与智商不同，“成人仍然可以通过培训极大地提升情商和改善生活质量”[1](Ⅶ)。因此，近年来情商培养受到包括高校在内的教育界的广泛关注。但是，目前我国高校对于大学生情商的培养还存在诸多不足，根据李晓艳副教授的研究，较为突出的问题有情商教育的“内容缺乏系统规划，内容零散随意”和“教育手段陈旧，教育实效低下”[2](643-644)。笔者认为，缺乏有效的教育载体，特别是课程载体，是造成以上现状的重要原因。因此，在已经开设“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的基础上，建议进一步将情商教育融入“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以下简称“基础”课)，利用该课程在内容上与情商培养的契合性，并运用该课程特有的教学方法，使其成为对大学生进行情商培养的重要阵地。同时，融入情商培养内容的“基础”课也必将更受大学生的欢迎，取得更好的教学效果。

二、情商教育与“基础”课的关联

“基础”课是高校思政理论课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门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大学生成长成才的课程。情商培养之所以能够在“基础”课的教学中开展，是因为两者具有诸多方面的契合之处。1.情商培养之于“基础”课。首先，融入情商培养有助于大学生更好的建立对相关知识的认知。“基础”课包含不少与心理学相关的知识点，且大多与情商培养有关，如信念的力量；人生价值的创造；促进身心以及个人与他人、社会的和谐；道德的心理学机制；犯罪的主观心理等内容，情商教育的引入可以为认识这些知识提供了一个独特的心理学视角。其次，情绪的力量能够更好的发挥基础课的激励作用。事实上，“基础”课的目的并不囿于传授具体的专业知识，而是以这些知识为基础，教人做人——做什么样的人，怎么生活才有意义，怎样的人生追求才有价值，怎样成为一名爱国者与创新者。对此，单纯的说教显然是不够的，还需要情感的关怀，激情的感召。增加相关情绪控制的教学内容，能让大学生感受到更多的激励和激情，体会更多的正能量，增加他们内生的学习动力。最后，融入情商培养后，基础课将对大学生的情绪和行为产生更好的调控作用。弘扬道德和法律的效果很大程度上要落实到主体的行为选择能力上，但往往“知易行难”。其重要原因就是过激战胜理性，情绪的失控导致行为的失控。试想如果药家鑫能控制住“激情”，也许就避免悲剧的发生。因此，情商教育能够引导大学生了解和控制自身的情绪，运用同理心去尊重、体谅、宽恕别人，从而有助于“基础”课教学效果的提高和教学目的的达成。2.“基础”课之于情商培养。首先，“基础”课为情商教育在“心理健康教育”之外又提供了一个固定的、合适的课程阵地。心理健康教育中的情商培养更多强调内心的自省，个体自我身心的和谐。相较而言，在“基础”课中进行情商教育则宜更多的着眼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达成个人与他人、与社会的和谐。其次，“基础”课为在高校中开展情商教育指明了鲜明的价值取向。从现有的论著来看，学者们似乎更倾向于将情商培养作为一个价值中立的过程。但笔者对此并不赞同，在“基础”课的情商教学中应当旗帜鲜明的坚持集体主义、社会本位的取向。提高情商绝不是让大学生成为钱理群教授眼中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而是要让他们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积极践行者。3.“基础”课与情商培养具有同向的目标“基础”课的目的是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和法治观，并以此为指导促进他们的成长成才。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种具体专业知识以外的教育，“德才兼备”是其终极目标。而情商教育使人保持积极的情绪与和谐的人际关系，其重点也是充分发掘人的智商以外的心理力量，“智商高且情商高”是其最终目标。因此，“基础”课与情商培养的目标是同向的，即人的全面发展。

三、在“基础”课中开展情商培养的途径与方法

将情商教育融入“基础”课不仅需要观念的转变，更重要的是寻找融入的具体途径以及切实改善教学的方法。在本文看来，这些途径和方法主要有：1.情商培养的途径。首先，在“适应人生新阶段”的教学中，除了理性阐释大学生活的变化以及相应的学习理念的更新之外，我们将感性的力量融入教学过程。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我们引导学生“发现你的热爱”。每个青年都有躁动不安的灵魂，而“基础”课有责任将其引向正确的方向。其次，在“理想信念”和“促进自我身心和谐”的教学中，我们帮助学生自我认知。自我认知是自我观察，这是一种“跳出自己看自己”的能力，一种自省的能力，主要包含两点：一是认识自己的长处、潜质和缺点、不足，进而“有勇气来改变可以改变的事情，有胸怀来接受不可改变的事情，有智慧来分辨两者的不同”[3](18)。二是知道自己的当下的情绪(如快乐、愤怒、沮丧等)，并能予以够妥善处理。比如，焦虑虽然是一种负面情绪，但对其进行有效的管理却能提高人的警觉性和工作效率。再次，在“人生价值”的教学中，我们培养学生自我激励的能力，在自我认知的基础上建立积极、乐观、自信的心态，尤其是正确面对挫折的能力。又及，在“促进个人与他人和谐”部分，第一步要注重同理心的培养，“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设身处地的关心他人、体谅他人；在此基础上，以集体主义原则为指导，提高倾听、陈述、协调、组织等人际交往能力，其核心是正确处理竞争与合作的关系。最后，美国法学家伯尔曼说“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4]。因此，除了从理论角度帮助学生理解社会主义法治是中国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个人自由的有力保障之外，在培养大学生树立法治观念和法律思维的过程中，亦要重视感性与热情的感召。2.情商培养的方法。首先，思政课教师自身应当提高情商素养，在面对广大学生时要保持积极乐观的情绪，悦纳自己才能感染别人；同时有意识的增加自己在心理学和情商培养方面的知识储备，才能在课堂上有的放矢。其次，运用情感教育法。“所谓情感教育，是指教育者在教育过程中，要真心投入，真情付出，以情感人，使教育对象对教育者、教育内容等产生情感上的认同，从而自觉自愿地接受教育。”[5](67)情商理论启示我们：当学生产生情感认同时，思政教育往往能够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再次，重视榜样的力量。榜样既可以是运用情商能力成就一番伟业的杰出人物，也可以是身边的让人“如沐春风”的普通人。最后，利用“基础”课的实验教学环节开展情商教育。比如，在“认识你自己”的实验中，我们让每位学生写下自己的优点和不足，并找出那些能够改进的不足。同时我们让学生赞美他的室友，从而也发现他人的长处。又如，电影中不乏展现情商能力的事例，如《阿甘正传》中的阿甘就是一个低智商但高情商的代表，我们组织学生对他待人处事的方式进行讨论，从而获得有益的启示。

参考文献：

[1][美]丹尼尔•戈尔曼.情商——为什么情商比智商更重要[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

[2]李晓艳.大学生情商教育路径的转变与重构[J].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9).

[3]李开复.做最好的自己[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4][美]哈罗德J•伯尔曼[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法律基础论文范文篇4

并非所有问题都能够在思想道德与法律基础课程教学中进行探究，尤其是在有限课时里选择何种问题供学生探究尚需要教师认真思考，并在教学实践中不断总结。教师首先应确保精心选择探究主题。以思想道德与法律基础课程为例，可供探究的主题涉及爱国主义、职业规划、道德建设、法治建设、理想信念以及恋爱问题等等。教师应参考当前社会热点，或以学生关注度为依据，同时根据课时限制来选择探究主题。其次还应以此类主题为中心，进一步选择可供学生探究的那些具体问题。在设计这些问题时应注意遵循与学生、实际、生活相互贴近的原则，确保所选问题能够调动学生积极性和兴趣。例如教师可在实际教学过程中以课时限制、大一新生特点为依据来选择大学生职业规划、道德建设以及恋爱问题这三大主题作为本学期探究主题，以便于引导学生在未来大学生活中所将要面临的种种现实问题予以有效解决，并促使学生主动关注社会并且了解社会，能够以理性的思考观念来对待周围社会事物与问题。而在确定所选主题后，教师可以恋爱问题这一主题作为讨论中心，组织学生开展恋爱观调查、恋爱中的个人道德、传统家庭美德以及恋爱利弊分析等不同问题的探讨，可让学生根据个人喜好来选择相应的问题展开探究。由于所选问题均属于个人偏好，因此学生表现出较高的积极性和参与度。而在道德建设主题讨论中也同样如此，教师可以从道德建设重点、道德现状评价以及道德建设过程中出现的主要问题等不同角度出发，引导学生通过理性思考，进而能够正确分析社会热点问题。此外，应就职业规划问题逐步引导学生对自身专业各类信息进行搜集整理，并对专业就业情况有所了解，激发学生对专业未来发展方向有所关注，从而有利于学生主动思考自己在大学阶段所应实现的目标。总而言之，通过上述问题的设计来引导学生对其面临的各类现实问题予以良好解决。

2选择相应的探究方法

应以探究式教学不同的内容为依据来选择相应的探究方法，其中最基本和最主要的方法是问题探讨法。思想道德与法律基础是一门针对广泛存在于青年学生群体中的各类思想问题所开设的重要课程，其问题色彩鲜明，且问题源较为丰富。而问题探讨法则有利于提高思想道德与法律基础课程实效性以及针对性，在应用问题探究法的同时还可参考选材主题差异来开展包括展示性探究、搜集性探究、设计性探究以及调查性探究等多种方式在内的主题探究法。问题探究法在教学过程中是其中最为常用的一种方法。教师应着眼于道德发展现状以及道德建设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组织学生以分组的方式搜集资料，并在组间展开讨论与总结，还可在班级内部进行交流以及相互学习。在此情况下，教师可给出问题，并基于社会中出现的道德滑坡问题组织学生展开深入研究与谈论，引导学生积极思考并合理应对。学生通过此类小组活动逐步了解到如何在团队中开展相互合作以及如何有效交流彼此的观点与看法，了解到应善于听取别人迥异的观点和见解，从而能够着眼于不同角度来思考和探讨问题，并最终解决问题。利用此类方式，学生不仅能够正确认识现实问题，同时其问题分析能力也得到提高。

3课堂中教师应发挥主导作用而学生则居于主体地位

教师在探究式教学中关键应发挥主导作用，应在适宜的时间内适度介入学生探究活动，同时注意给予有效引导，并采用正确的点拨方法，防止学生在探究过程中偏离或者迷失方向。在学生学习过程中，教师应适度予以引导，同时评估小组学生的总结，鼓励学生自主思考，并在尊重学生的前提下展开师生交流与对话，引导学生在个人真实想法面前能够做到坦诚相待，并帮助学生解决面临的实际问题。此外，教师应善于引导学生积极发表个人见解，并基于各类问题进行辩论、反思、归纳以及总结。例如在引导学生分组讨论大学生恋爱问题的过程中，教师首先应对持有不同观点的学生予以尊重，并对这些学生所发表的观点予以客观评价，让学生认识到这些观点的利弊，从而能够客观认识到大学生恋爱这一问题的利弊，而教师还可从自身体会出发来引导学生认识道德在爱情中的重要作用。在受到教师充分尊重的前提下，学生能够打开心扉、积极发表个人言论，教师由此也实现了引导学生讨论和思考的目的。与此同时看，教师还应掌握必备的学科基础知识以及相关资料，从而为学生开展探究活动提供信息支撑。在探究式教学过程中，学生处于课堂主体地位是一个基本理念。要想确保教学理念富有主体性，教师自身首先应具备主体性意识，并对学生课堂主体地位予以尊重，与学生保持平等地位，以平等态度对待学生，并在教育活动中始终坚持以学生个人成长与发展作为根本目的和出发点。应构建和谐、民主和平等的师生关系，并以此为前提从学生群体的内心需求以及身心发展特点与水平出发，积极启发、点拨以及引导学生，从而高效实现正确选择教学内容并将其内化和外化的目的。

法律基础论文范文篇5

关键词：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探究性教学；研究

所谓的探究性教学指的是老师对学生的研究意识、能力进行创新的培养，把探究性思维融入教学过程中，引导学生开展研究性的学习活动。笔者在本文中首先分析了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中培养探究性教学模式所必备的“沃土”，然后就培养在校大学生养成探究性学习的措施进行深入的研究，以期进一步提升国内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教学质量。

一、优化课堂教学,培养适合“基础”课的探究性教学模式

1.提出问题阶段

开展探究性教学的重要阶段为提问题阶段，其会对探究性教学的质量、效果造成很大的影响。深入探讨问题的本质我们会发现，它是客观事物之间存在矛盾并反映在人脑海中。也就意味着问题是联系人们了解客观世界的纽带和桥梁。老师可以对“基础”教材深入的研究，在掌握课程体系的基础上提出极具启发性的开场问题，让学生的兴趣和思维被激发。也可以让学生自主的研究问题然后根据自己的理解提出问题，划分学习小组自行讨论，进一步研究自认为有价值的问题。怎样去确定问题、确定什么样的问题和教师选取的视角有很大的关系，也和教师对教材的理解息息相关，学生自主提问题则受其自身的兴趣爱好，生长的环境等有关系。

2.探索答案阶段

该阶段为探究性教学的实质性阶段，该阶段需要老师对学生进行指导，使用自主研究或者小组合作的方式选择进行探究性学习的课题。方法不唯一，可以按照“基础”教学的实际情况自行确定，一般的方式为：确定问题后，可以自问自答，经由自己研究的基础上攥写报告或者学习论文；也可以班级为整体，提出问题、寻找答案；同时，可以选择学习小组的形式，以小组为单位共同研究，然后小组选择攥写人编写论文，在内部针对论文进行讨论最终定稿。班级内的每一名同学至少一次担任小组长，然后提出问题。就整个过程而言，老师要根据教学的实际情况进行指导，学生有不懂的地方经过讨论仍无法解决就需要老师及时的给予解答，老师保障控制全场的基础上又要给学生极大的自主权。

3.交流内化阶段

该阶段不仅仅是探究活动终结的过程，也是老师进行总结并发现、解决问题的过程，需要客观的评价整场教育教学活动，有效的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和学习兴趣。在此阶段，选择的形式多种多样如：做简要的报告、五分钟讲演、辩论等，对学习的成果进行展示。方式不唯一，需要老师根据学生在“基础”课堂上的具体表现等实际情况进行确定。总结评价需要结合教学全过程，很好的结合个人评价和小组评价，选取表现较好的同学，根据他们的表现情况开展鼓励性教学，以便于其可以进一步开展探究活动，激发其创造性，让学生的学习实现可持续的发展。作为老师，及时的反思教学活动中的不足和缺陷很有必要，在下一次开展教学活动的时候很好的完善。

二、培养和促进大学生探究性学习方法和学习策略的形成

1.教师应对学生选择研究课题进行指导

实际教学中我们经常看到，选择什么样的研究课题是学生比较疑惑的环节，无法确定研究什么而不是怎样研究。当出现这样的情况就需要老师进行积极的引导，进一步激发学生的研究兴趣，和他们一起逐渐理清思路，选择适合自己或小组实际情况的研究课题。老师应该让学生明确的知道所选课题的内容、意义和需要解决的问题；找到适合个人和团体的探究方法；怎样很好的协调时间、精力等各方面的关系等。

2.教师应教授学生基本的探究方法

常见的探究方式有：文献法、调查法、访谈法等，还应该教授学生学会处理探究结果、表述探究成果、攥写论文等方法。使用合适的方式对学生的研究进行引导，让学生在实际的体验中提高能力、完善致使框架、提升道德修养，夯实法律知识。

3.创设一个融洽的课堂研究氛围

探究性学习开展的必备条件之一为融洽的课堂氛围，在一个相对宽松、和谐、民主的学习环境中，学生才会独立并深入的研究，大胆的表述自己的看法。在实际教学的过程中，老师应该致力于培养学生质疑的品质，对学生的意见和建议要虚心的听取、接纳；学生在尊重老师的基础上，对自己的见解、看法进行展示，形成平等共处、互相进步、共同研究的师生、生生关系。唯有如此，融洽的探究课堂氛围才会形成，在老师循循善诱下，学生对学习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中遇到的问题开展有针对性的研究和探讨，渐渐地培养学生发现、分析并解决问题的能力，对其探究性思想以及实践能力进行培养。解放学生的思想和个性是探究性教学的宗旨，借此保障在校大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提升。在老师的指导下，学生正确的选择和确定探究题目，使用科学的探究方式，主动地了解知识、发现知识、获取知识。进行深入的思考，这也是探究性教学的本质要求。对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课程而言，应该大力推进探究性教学，更好的提升在校大学生的思想品质和法律意识。

作者:常卫恒 单位:石河子大学政法学院

参考文献：

[1]李宏祥,姚利民,史曼莉,康雯,蒋家琼.大学研究性教学内涵、特征和过程[J].湖南社会科学.2008(05)

法律基础论文范文篇6

随着高等教育改革的深入，高校各门课程都需要加快教学改革，以提升课程的实效性，关于《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教学改革的文献也大量产生。金培玲（2018）指出，《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课程中蕴涵了丰富的生命教育的题材，在这门课程中拓展生命教育，既是社会的要求，也是大学生自身发展的需要，具有重要而深远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1]。因此，该门课程教学过程需要强调生命教育。游小留（2018）指出，《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教学改革需要以专业职业精神为引领，通过课堂互动、主题展示、社会实践、学习思考等四个模块设置，严控教学过程,改革评价方式，充分激发大学生学习积极性，实现人才培养目标[2]。谢玉龙（2018）指出，《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改革需要从教学内容出发，通过融合多学科的知识，丰度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课程内容，使得思想政治理论课内容更富吸引力和说服力，达到提高对思想政治理论观点论证效果的目的，有效地提升课程实效性[3]。通过阅读大量关于《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改革的文献，对于本文的研究具有很强的参考性价值。

1《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教学改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是教育部规定的大学生学业生涯中必修课程，是大学生素质教育的核心课程，通过该门课程可以培养学生做人的基本素质，帮助学生树立职业志愿，培育学生的敬业精神，提高学生的人格品质与心理素质等，但是该门课程沿用过去传统的以教师讲授为主的教学模式，忽视学生的主导地位，学生学习动力不足、兴趣不高，导致课程实效性较差，因此，加快《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改革提高课程实效性，实现人才培养目标。

2《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教学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

在新课改的背景下，《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进行了一些改革，但是大部分教师的教学模式守旧，过于重视教材理论知识的讲授，而忽视对相关热点和重难点的指导，导致学生只能被动接受教材知识，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不高，影响教学目标的实现。同时，高校《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注重理论教学，忽视实践教学体系构建，虽然建立了一些实践教学基地，但是偏重与法制教育，而对于学生道德品质与思想修养方面的实践基地建设不够；实践教学活动比较单一，就是考察一些实践基地，缺乏对于教学内容的深度挖掘等[4]。

3《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教学改革具体对策

在新时期，为了深化高等教育改革，为了增强《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实效性，需要从教学内容、教学模式、教学方法等方面进行课程改革。

3.1教学内容的改革《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组需要加快教学内容的改革，按照知识目标和技能目标来精心设计教学内容。教学内容的知识点和技能点：了解大学生活新特点，找出大学生活的新变化，并且能够适应；掌握提高独立生活的能力方法；领会大学应树立的学习理念，树立自主、全面、创新、终身学习的理念；认清当代大学生肩负的历史使命，制定自己的成才目标与成才计划；明确当代大学生的成才目标；掌握当代大学生应塑造的崭新形象；深刻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科学内涵，能够自觉在社会实践中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3.2教学模式的改革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任课教师需要加快信息化教学改革，重视网络化课程资源建设（开课说明、教学大纲、教案、课件、案例库、习题库、微课小视频等），构建线上+线下的教学模式，采用翻转课堂模式，课前通过网络平台学习资源和学习任务，课中在课堂学生提问、教师解答疑惑、师生互动性讨论，课后要求学生对最新的热点进行思考，要求学生完成研究报告或者调研报告或者小论文等作业。

3.3教学方法的改革《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传统的教学方法，以教师为主导，学生被动式学习，学生参与讨论的机会比较少，在课程改革过程中，需要应用多元化的教学方法，注重提高学生的参与精神，注重设置情境提高学生的体验感，比如运用问题教学法、案例分析法、管理游戏法、小组讨论法、情景模拟法、头脑风暴法、专题辩论法、读书指导法、实习作业法等，加强《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实践教学体系建设，以强化学生对于课程内知识点消化与吸收，通过实践教学，提升《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的教学效果。

4结论

总而言之，高校公共基础课《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对于大学生的成人、成材、成材有着重要的价值意义，因此，需要从转变教育教学理念，精心设计课程教学内容，创新教学方法，构建实践教学体系等方面促进《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课程改革，以提高该课程的教学效果，发挥该门课程的人才培养作用。作者简介：周艳，1976年生，女，硕士研究生，讲师，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及法律。

参考文献

[1]金培玲.《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融入生命教育的教学改革探索[J].吉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8(1):9-10.

[2]游小留.医学精神引领下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教学改革有效性的实践探索—以福建医科大学为例[J].中国高等医学教育,2018,262(10):68-69.

[3]谢玉龙.《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多学科交叉融合”教学实践探索[J].科技资讯,2018,16(22):145-147.

法律基础论文范文篇7

不过有一点需着重指出的是，非法学专业的本科生毕竟与法学本科生有着较大差别。他们往往在四年本科学习中仅上过寥寥几门和本专业相关的法律实务课程（如新闻学专业开设的《新闻传媒法》等），个别兴趣浓厚的学生充其量也不过课余翻阅了部分法学书籍，负责指导他们毕业论文撰写的教师很多也仅为本专业而非法学课程教师。虽然在选题视野开拓度层面他们或许会宽于法学本科生，但在理论研究深度上，便着实难同法学本科生相提并论。③如此一来，我们就必须根据非法学专业的本科生撰写相关法学毕业论文之具体症结，一一对症下药，从而保证其能真正完成一份高水准的本科毕业论文。

一、非法学专业的本科生撰写相关法学毕业论文暴露的主要问题

1.论文选题不深入，主题不突出所谓好的选题乃成功之一半，非法学专业的本科生由于属“跳出法学看法学”，在研究视野开拓度上便有不少要宽于法学本科生。根据笔者在湖南长沙、衡阳、湘潭三地部分高校所做的抽样调查，同样打算写作合同法方面毕业论文，一些电子商务专业本科生可能会结合自己专业特点选择B2B或B2C等网络无形交易下的新型合同法律问题来写作，而法学本科生则因受电子信息技术知识匮乏束缚，往往更多倾向于探讨传统合同法问题。不过，非法学专业的本科生虽然在视野开拓度上较之法学本科生具备一定优势，但他们法学理论功底则有所不及，从而导致选题不深入，时常出现选了一个较新颖方面问题开始写作，最终结果竟是简单就事论事甚至虎头蛇尾草草收场的情况。譬如某些电子商务专业本科生选择了虚拟货币的法律问题进行写作，但往往浅尝辄止，要么便简单就事论事通篇缺乏法言法语和法律思维像一份记者的新闻报道，要么就从最宏观政府话语层面大而化之地发些空洞无用的议论。

此外，与选题不深入接踵而来的便是主题不突出的问题。

正如汤维建先生所言，论文选题决定了论文主题，它给论文主题划定了范围，［1］既然我们许多非法学专业的本科生存在着选题不深入的毛病，那主题自然也会不突出，常常令人不知所云。如某些行政管理专业本科生选择了非政府组织的法律问题进行写作，由于选题不够深入，在主题上也变得模模糊糊，洋洋洒洒通篇论述了很多非政府组织的起源、类型和特点，但究竟要探讨的是什么具体法律问题，到结尾都没有完全交待清楚。

2.法律素质缺乏，毕业论文丧失实用性众所周知，法学论文应当是学术性的论文。［2］既然强调其学术性，那么作者就必须具备较高法律素质来综合运用各种有关法学理论。但遗憾的是，从目前许多非法学专业本科生撰写的相关法学毕业论文来看，不少文章都折射出作者法律素质的缺乏。诚然，正常情况下非法学专业本科生的法律素质跟着眼于培养法律人才的法学专业有天壤之别，但倘若缺乏法律素质，撰写法学论文又从何谈起？如某些国际贸易专业本科生选择与跨国公司相关的法律问题作为自己毕业论文，可文中竟连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基本规定都仅一知半解，这样他们又焉能交出令人满意的毕业论文？

法律素质缺乏的一个必然结果便是毕业论文丧失实用性。从逻辑上说，非法学专业本科生要写出优秀的法学毕业论文应当结合自己专业特点从实用性出发。因为其法学理论功底大多不如法学本科生，若不结合自身专业实用特点而一味追求理论之深奥，那断难同后者相提并论。可吊诡的是，非法学专业本科生这类毕业论文大多却偏偏丧失了实用性。归根结底，便在于他们法律素质缺乏，导致许多基本法律常识均无从理清并加以灵活运用。为防止文章内出现严重错误，写作过程中自然喜好坐而论道泛泛空谈。这么一来，对自身原有专业实际问题进行法律分析、综合、归纳和演绎、推理等活动都难以开展，其实用性便丧失殆尽。

3.参考文献陈旧，引证说服力不强任何学术论文的研究，“从论题的提出、资料的整理、观点的确立以及结论的得出，其实都离不开我们前人已有的研究成果”。［3］

故此，所有研究者在从事论文写作前均必须广泛查阅前人大量文献资料。但可惜的是，现今许多研究人员尤其是大学本科毕业生这些学术论文写作初学者，往往忽略了此问题。而非法学专业的本科生撰写相关法学毕业论文又属一类跨学科交叉研究，他们对法学文献了解甚少，愈发暴露出参考文献陈旧、引证说服力不高的毛病来。

一方面，非法学专业的本科生由于自身法学理论功底欠缺，很难把握住国内外最新法学思潮及司法动态，那么在引用借鉴前人资料上便往往不知所措，导致了毕业论文中参考文献的陈旧。许多学生甚至根本无法分辨自己所参考的文献究竟乃紧贴时代具备学术争鸣性的前沿探讨，还是属已被学界普遍接受的通说理论，或者为早被淘汰之陈词滥调。到最后，文末草草列出几本或若干篇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陈旧过时的法学书籍和文章应付完事也就见怪不怪了。④另一方面，非法学专业的本科生撰写相关法学毕业论文还存在引证说服力不高的毛病。应该说，参考文献陈旧必然会带来引证说服力的低下，毕竟过时跟不上现代脉络的引证很难令人信服。但是，最根本原因仍需归咎于非法学专业本科生法学理论功底不高。引证是“理解他人的过程，是与他人对话的过程”，［4］若无相当的法学理论底蕴做铺垫，如何能理解他人并同他人对话？更如何能采用那些可信有力的引文作为自己论据和论点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非法学专业的本科生撰写相关法学毕业论文主要问题之根治由前述可知，非法学专业的本科生撰写相关法学毕业论文虽为一种可喜现象，但同时亦暴露出不少问题。显然，这些问题倘若不能尽快获得解决，对其长远发展必定非常不利。笔者认为，通过对主要问题一一对症下药，加以时日，我们还是完全有希望根治它们的。总的来说，我们不妨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入手。

1.宏观层面：推行非法学本科法律文化学教育，以便强化法学理论，提高法律素质非法学专业的本科生撰写相关法学毕业论文所暴露出的一系列主要问题，笔者认为，归根到底还在于现阶段我们非法学本科专业的法学教育有很大不足。若非法学专业本科生能有一定法学理论功底，具备相当法律素质，那这些问题都可迎刃而解了。但我们知道，非法学本科专业受自身人才培养体系限制，是绝无可能像法学本科专业那般设置一整套严密完备的法学理论课程体系的。如行政管理专业本科生一般四年学习过程中只开设《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宪法学》、《行政法学》和《行政诉讼法学》四门与法学有关的必修课，不少高校电子商务本科专业更仅是开设了《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和《经济法与电子商务法》两门同法学相关的必修课程。［5］

盲目扩充法学课程所占份额只会既冲淡了非法学本科专业自身培养目标，又加重了学生负担，如此一来，唯一现实可行的路径便是在现有法学课程教学框架之内推行法律文化学教育。因为非法学专业的法学教育乃一类传授法学基础理论，提高学生法律素质，为培养合格的本专业人才服务的教育活动。［6］

而法律文化学教育就是为学生法学理论功底增强、法律素质的形成提供更加丰富多彩、深刻广泛的知识养分，帮助他们进行法律基础理论知识的积累，以致在外部影响力和改造力督迫下，完成由书本上的法律基础理论知识向法律素养再到法律素质的内化。我们要在满足本专业培养目标前提下强化学生法学理论，提高他们法律素质，就必须借助现有非法学本科专业法学课程教学渗透法律文化学教育，以教与学互动的双向认知过程，令学生法律思维方式得到扩展，法律价值观念加以重构，法律人格结构获得重组，塑造起系统地对周边世界之法律理解力。

具体而言，要推行这种法律文化学教育，以便强化学生法学理论，提高法律素质主要可通过运用法律文化比较的教学方法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培养学生跨文化的法律应用能力来实现。如课堂教学中把抽象的法规、法条或法学理论放到社会文化的背景下进行讲授，让学生能从不同的视角聚焦思考同一种法律现象，或者从同一视角去看待不同法律现象。虽然此等粗线条的勾勒方式不大可能使其获得类似法学本科生那样系统详尽的法学知识，但起码大体轮廓上的运用他们还是知晓了。那么毕业论文选题自然就会变得深入起来，主题也开始鲜明了。同样，文中便不再会缺乏法律素质，丧失实用性，在引证上亦会了解哪些参考文献是最新颖前沿的，最有说服力的。

2.微观层面：建立一套较完备的非法学专业本科生撰写相关法学毕业论文管理机制除了宏观层面推行法律文化学教育外，笔者认为，在微观层面建立一套较完备的非法学专业本科生撰写相关法学毕业论文管理机制也是非常重要之措施。毕竟对他们论文的具体规划和指导，还需依靠一系列现实管理机制来完成。况且，学生撰写跨学科的本科毕业论文正逐渐演变为各专业普遍存在现象，我们进行此类法学毕业论文写作管理机制的设置试点，很明显对其他专业及学科同类情况亦是颇有裨益的。具体来说，设置非法学专业本科生撰写相关法学毕业论文之管理机制可主要包容如下两方面：

第一，我们应当设立临时性跨院系的横向统一组织机构。

非法学专业本科生撰写相关法学毕业论文属于跨学科交叉研究，即一种“边缘处思考”。（梁治平语）但此类“边缘处思考”在现行毕业论文管理机制下难免会造成诸多不便。因为高校各院系本科生毕业论文写作照惯例都是由本专业进行管理，无论具体撰写时间分配、指导教师安排或者最终答辩均莫不如是。而跨学科交叉研究所耗费时间往往要高于纯粹本专业研究，仅单独使用非法学专业教师指导这些学生或参与他们的答辩也较难保证其毕业论文质量。所以为尽量减少在撰写过程中的不便之处，我们不妨于每年毕业论文写作时间段内设置一个临时性跨院系的横向统一组织机构。它既包括本院系，又涵盖法学院系（或负责法学教学和科研的人文社科系），由二者来横向统一具体规划整个毕业论文撰写过程（如统一设置妥当的论文撰写时间、合理确定指导教师供师生进行双向选择等）。那么不便就会大为减少，毕业论文质量也随之会得以提高。

第二，我们应对此类毕业论文采用本专业和法学专业教师共同指导、共同参与答辩的管理模式。本专业教师虽然精通自己专业理论知识，但在这种跨学科的法学毕业论文写作上，由于牵涉更多法学理论，他们未必能给予学生最满意的指导。譬如哲学专业本科生打算撰写法哲学方面的毕业论文，一位仅精通中国或西方哲学的教师很可能无法对其所有法律问题做出圆满回答。而学生自己法学理论功底、法律素质又难令人称许，毕业论文暴露出的问题自一发不可收拾。“选择的指导教师须熟悉本专业的研究领域，只有行家里手，才能较容易为学生研究的选题找到突破口，才能为他们提供更多的研究资料，才能为他们解决更多的难题。”［7］

所以，我们在这些毕业论文撰写上需采用本专业和法学专业教师共同指导、共同参与答辩的管理模式，甚至其中法学专业教师还应起主导作用（毕竟它们仍是法学论文）。⑤如此一来，学生毕业论文中的选题问题、法律素质缺乏、参考文献陈旧等都能一一及时获得纠正，缺陷就自然少了许多。

法律基础论文范文篇8

关键词：职业技术学院；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教学；优化策略

时至今日，我国许多职业技术学院思政的课程教学依旧采用传统的教学方式，即以理论知识的传授为重点，重视说教，而忽略学生对有关知识的内化，讲解的内容浮于表面，思政课程教学效果并不能达到预期。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教学即面临这一问题。职业技术学院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较本科院校学生相比较低，尤其是对思政课程的学习，许多学生缺乏学习热情与学习兴趣。因此，教师应积极优化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目前采用的教学方式，不断提高教学整体质量，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强化教学效果，推动道德教育的落实[1-2]。

1课程教学改革的立足点

1.1展现思政理论课程育人宗旨

为了把“大家”精神融入教材、课堂及学生头脑之中，新课程教学方案应该立足职业技术学院学生面临及最为关心的问题，借由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之间的有机融合，引导学生逐渐养成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质及法律素养，不断提高学生辨别是非的能力。为引导学生逐渐成长为合格的社会主义接班人及建设者，为实现中国梦奠定优秀的思想基础及法律基础，课程教学改革工作不可背弃这一基本宗旨，需要更好地在教学实践中为这一宗旨服务。

1.2与高职学生紧密结合

第一，高职院校许多学生前来职业院校的初衷是为了掌握一技之长，因此对政治理论学习缺乏兴趣，在心理上有一定的抵触情绪，认为思政课程教学枯燥乏味，不能集中精力学习课程知识，导致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教学难以取得预期的教学效果。第二，职业技术学院学制相对较短，仅有3年，且许多职业技术学院采用“2+1”的教育模式。高职院校为学生开设的课程以基础课程及专业课程为主，本就容易忽视对学生人文素质的培养。由于人文素质培养的滞后以及学生固有的身心发展规律、个性特点与思维模式的限制，部分学生难以成为全方位发展的高素质技能型人才。

2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教学存在的问题

2.1教学方式单一

如今，我国高职院校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教学存在两个明显的不良倾向。其一，教师所讲授的内容完全照搬教材内容，说教内容较为苍白，缺乏佐证，或是与学生日常生活之间缺少联系，无法得到学生的认可，致使教学效果并不理想。其二，教师所教授的内容和教材之间毫无关联，完全是自编教学内容。所讲授的课程内容缺乏理论知识的论证，也不能构成一个完善的系统。长久以来，我国高职院校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教学普遍采取传统的教学方式，即教师负责教授理论知识而学生只需要倾听的单一教学模式。该教学模式的优势在于有助于教师发挥自身的主导作用，方便教师组织课堂教学活动并传授有关知识。但是其缺陷也十分明显，教师单方面灌输理论知识，学生作为认知的主体只能在教学之中长期处于被动接受的地位，且师生之间互动较少，课堂氛围十分沉闷，学生的学习热情也将受到严重的打击。另外，在传统教学模式下，学生只能机械、被动、呆板地学习，导致学生的创造性、自主学习的积极性难以得到更为充分的发挥，对学生发散性思维、批判性思维及创造性思维的培养较为不利，同时也影响学生创新能力的提高，职业技术学院无法培养社会需要的创新型人才[3-4]。

2.2教学评估体系不合理

教学评估体系直接关系到教学的整体质量，评估体系越合理，教学效果就更为理想。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是一门以强化学生个人思想道德修养及人文素养为目标的课程。但是许多职业技术院校均采用传统的评估体系，这就使得实际考评过程产生了悖论，即学生纵然思想观念及个人行为举止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偏差，但是学生可以通过记忆知识点或抄袭造假的方式取得较为优秀的成绩。由此可见，笔试并不能精确反映学生当前的思想状况，这与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的人才培养目标完全相悖。这就需要另外添加任课教师考核这一指标，同时引入对学生日常表现的考核。针对一些综合素养较高且认真热心参与社会公益事业的学生，教师有权通过加分予以鼓励；反之，针对部分日常表现不理想的学生，应给予一定的惩罚。

2.3合理配置教学资源

教师开展教学活动，离不开教学资源的支持。长久以来，由于受到办学条件、办学层次及招生规模等众多因素的限制，职业技术院校对思政师资培养的投入相对较少，难免会造成以下问题。第一，目前我国职业技术学校思政理论课程师资队伍及职称结构不合理，普遍出现中间断层的现象，即以已取得高级职称的老年教师及缺少教学实践经验的青年教师居多，但是取得高级职称且教学年龄不少于年的教师数量相对较少。第二，许多职业技术学院中担任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教学任务的教师本身并没有从事思政教育工作的经验，也并非思政教育专业毕业，往往是指派其他认课教师承担该课程的教学任务。这就使得教师队伍素质参差不齐，缺少理论能力，大部分教师只能照本宣科地传授教材内容，导致教学方式较为单一，无法满足学生的实际学习需求。除了教师资源之外，学校其他资源也不能满足教学的实际需求。一方面，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教学普遍采用大班教学的模式，但是随着人数的增加，教学难度也随之提高，教师无法实现针对性教育，且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也容易出现注意力不集中的问题。另一方面，校内缺少可以开展思政教育的资源，导致教师的教学只能局限于课堂之中，造成课堂教学效果不理想。

3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教学优化策略

3.1创建合适的教学情景

教师可以改变传统教学模式，通过为学生创设教学情景，引导学生进行教学体验，以此完成教学内容的内化。这种体验式教学方式的合理落实，需要教师在课前即设计更为科学的情景感受。情景体验的创设需要注意如下方面内容：第一，情景体验需要针对教学目标及内容进行设计，不能单纯为了调动学生的学习热情而设计与教材内容无关的场景。以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为例，教师在教授第一章“追求远大理想，贯彻崇高信念”首节课程“理想信念与大学生成才”的过程中，可以设计一个与本节内容关系密切的场景——教师向学生提问：“如果可以选择，你会选择成为住在金碧辉煌宫殿之中的国王，还是成为住在藏书丰富楼阁之中的读书人？”教师在创设这个场景的同时，也可以融合古今中外许多成功人物的案例，引导学生结合实际案例做出科学的选择。这种体验式教学方式可以有效推动学生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有利于学生的成长，同时也可实现预期的教学目标。第二，教师需要重视所创设情景的趣味性与情感内容，实现寓教于乐。情景体验教学方式可以选择多样化的教学方式，包括邀请学生上台进行演讲、组织学生开展课堂辩论、针对热点话题进行精彩的点评等诸多有趣的方法。以课程“家庭美德”为例，教师可以为学生创设如下的情景：两名学生在入校之后开始谈恋爱，且共同前往图书馆看书，在学习方面彼此鼓励，最后一起考上了研究生，并寻找到十分理想的工作；另外两名学生谈恋爱，却从未共同进入图书馆，而是经常外出游玩，最后没有考上研究生，同时也没有找到理想的工作。借由这一鲜明的对比，教师可以向学生提问：“大学生恋爱到底是利是弊？”之后组织学生开展分组讨论，要求每组选择3至5人进行辩论，在课堂上充分展示个人的看法。通过辩论赛的方法，不仅增加了课堂的趣味性，同时也使得教师能够真实感受到学生的情感及乐趣，实现寓教于乐，增强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第三，灵活应用多媒体技术增加环境氛围。教师可以合理运用PPT、视频及音频等多媒体教学方式活跃课堂氛围，使得课堂讲授的内容更加丰富。教师可以借助投影、视频及音频的方式为学生导入实际的教学场景。以课程“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为例，借助多媒体设备为学生播放电影《建党伟业》中有关“”的片段，引导学生感受那个年代学生对国家的热爱，同时向学生提出问题：”如果你身处当时的时代，是否会参与？”教师通过视频创建教学情景，在烘托教学氛围的同时，也让学生切实感受到当时的历史，积极宣扬了爱国主义精神，实现了对学生爱国主义意识的培养[5-6]。

3.2建立完善的教学评估体系

职业技术学院思政课程考核不能仅仅采取笔试的形式，这并不能客观反映学生的道德水平。且考核内容也不可局限在书本之中。思政课程教学评估必须做到多元化，改变当前以笔试为唯一指标的考评模式，构建多元化的教学评估体系。建议可以从以下两方面进行考虑：其一，考试检验的题型更为多样，不仅包含理论知识考核，同时也有与学生生活联系紧密的应用考核。如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教学强调培养学生的理解能力及价值观念等，可要求学生通过小论文的方式作答，描写在参与课堂情景教学时的真实感受及心得体会，以此判断学生对有关理论知识的掌握情况。其二，加强日常学习期间的考核，对学生日常参与课堂情景讨论的表现及学生日常生活的表现进行考核。只有将笔试考核与日常考核有机融合，才能保证考核的公正性及真实性，更为全面地反映学生对理论知识的掌握及内化情况。

3.3优化现有的教学资源

学校应改善现有的教学资源，具体可以采用如下方式。第一，缩小教学规模，积极开展小班教学。将目前大班教学模式调整为小班授课模式，最多只能将两个班级合并为一个班级，人数需要控制在0人之内。如此情况之下创设教学情景，才能取得最为理想的教学效果。第二，学校应设立专用资金，并利用资金建设思政教育基地。如今，许多职业技术学院虽然关注学生的道德教育、开设思政课程，但是投入尚不能满足实际教学需求。学校可以设立专门用于开展教学改革的专项资金，在校内建设实践基地，交由思政教学部门统一进行规划，并要求组织部门与宣传部门倾力配合，或是在室内设立基地，或是在室外专门划定区域设立基地。可以建立一个模拟法庭，组织学生扮演不同的角色，依照审判流程进行案件的判罚。或是利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所学习的法律知识处理校园争端，或是组织学生参与学校安排的室外实践基地活动，组织学生参与绿化校园活动。第三，积极拓展校外德育实践基地。校外实践同样是思政课程教育的重要构成部分，也是极其关键的内容。高职院校主管领导需要积极拓展校外德育实践基地，如本地的革命遗址、敬老院等，将其作为德育实践开展的基地，定期组织学生前往参观、参加义务劳动。以参观革命遗址为例，该活动可以使学生了解革命者的付出及其对信仰的坚定，借此开展爱国主义教育。这也是对传统教学方式的创新，能够有效提高教学效率[7]。

4结语

社会及市场经济的多元化发展，对大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及价值观产生了十分明显的冲击，更加凸显了思政教育工作的重要性。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作为职业技术学院的必修课程，是开展思政教育的重要渠道。高职院校教师需要明确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教学改革的立足点以及当前教学存在的问题，通过创设情景及优化教学资源等方式，不断提高教学效率，促进大学生全面发展，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培养新时代的接班人与建设者。

参考文献

[1]颜美雪,龙淼.基于蓝墨云班课软件支持下的《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教学实践的思考[J].才智,(2):21-21.

[2]纪晶,张莉初.法律与道德在中国农村社会中的地位与作用:评《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J].热带作物学报,0,(8):.

[3]倪琳妍.基于云班课的高职思政SPOC课堂构建探索与实践:以《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为例[J].佳木斯职业学院学报,,(11):,1.

[4]周楚婷.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融入高校思政课的路径研究:以《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为例[J].科技风,0(14):5,118.

[5]刘伟.MOOC(慕课)在高校思政课程中的应用探索:以《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为例[J].中国多媒体与网络教学学报(上旬刊),(2):8-.

[6]孔维丽.高职院校思政理论课教学传承“红色基因”的应用研究:以《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为例[J].青春岁月,0(6):3-.

法律基础论文范文篇9

关键词:创新;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教学;大学生;法律意识

法律意识是人们需要具备的一种基本社会意识，能够充分反映出人们对现有法律的看法以及对自身权利义务的认识程度，并影响着人们法治观念和日常行为。大学生作为祖国的未来，其法律意识的培养更需要受到高校的重视，因此，要求高校能够通过对《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教学创新，增强对大学生法律意识的培养，以帮助其树立正确的法治观念，规范其日常行为。

一、大学生法律意识现状分析

法律的学理性较强，没有一定的法律理论功底，难以形成正确的法律意识［1］。而从现阶段的情况来看，非法律专业学生的法律知识来源主要是依靠《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教学获得，但是很多高校在这一课程的安排上，课时相对较少，教授的知识内容也较为浅显，再加上学生过于注重学分，对课程学习的要求不高，能够通过考试即可，导致很多大学生对法律知识仅是一知半解，甚至存在错误理解的情况。例如硫酸烧熊事件中的当事人曾表明，自己学过这一课程，知道猎杀野生动物违法，但是并不知道用硫酸烧伤动物也算违法。由此可见，现今大学生的法律知识严重不足，其法律知识水平已经难以支撑起自身法律意识。针对现阶段大学生法律意识单薄的情况，还需要学校能够加强教育，创新课程，是学生认识到法律的重要性，利用法律的武器维护自身权益，从而加快我国法治社会的建设。

二、以增强大学生法律意识为目标的《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教学创新方法

(一)教学观念的创新

高校必须意识到法律教育不是德育教育的从属，应有自己的独立地位［2］。从而加强对大学生法律意识培养的重视程度，适当增加《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课时，并要求授课教师能够转变原有教学观念，实现自身观念的创新，明确认识到学生法律意识的培养不仅仅是对其进行法律知识的传授，更是帮助其树立正确的法治理念的过程，将培养大学生法律意识作为课程教学的核心目标，从以往教学中单纯理论知识的培养，拓展到知识运用等方面的教学，提升大学生的法律运用能力，促进其综合素质的发展。

(二)教学方法的创新

教学方法是帮助教师实现教学目的、完成教学内容的重要手段，教学方法的有效运用，对提升学生学习效果有着重要作用。因此，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教学中，教师应加强对教学方法的创新，以增强对学生法律意识培养的效果。传统教学方法过于枯燥、单一，教师可以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结合学生较为感兴趣的内容，有针对性的对学生实施教学。例如大学生对身边发生的事情较为关注，教师可以选取具有代表性的实际案例，利用案例对学生实施教学，使《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教学更贴近大学生的实际生活，从而引发学生的情感共鸣，意识到法律的重要性，实现法律意识的提升。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多媒体技术在高校教学中也得到了广泛运用，教师可以利用多媒体辅助教学，同时刺激学生的视觉、听觉神经，以提升教学效果。例如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堂教学中，利用多媒体为学生播放《法律讲堂》、《社会与法》或者《今日说法》等法制节目，激发学生兴趣，使学生能够通过节目获取更多的法律知识，以支撑其法律意识。同时，教师也可以通过创设情境的方法，设计课程相关的法律课题，为学生创设辩论、法庭等情景，使学生融入情境之中，切身体会法律的作用，获得一定的情感体验，从而实现法律意识的提升。另外，还要求教师能够尽可能多的为学生安排教学实践活动，例如旁听法庭审案、担任社区矫正志愿者等，使学生能够在潜移默化中受到意识熏陶，引起其对法律的深思，实现其法律意识的有效提升。

(三)考核制度的创新

为有效解决学生过于重视学分的问题，实现法律意识培养有效性，高校应加强对考核制度的创新，采用多种考核方法，例如写论文、开卷考试等，并充分结合学生的考勤、作业完成情况、学习态度等对学生进行综合、公平的评价。

三、结论

法律意识是大学生的必备素质，目前大学生法律意识较为薄弱，因此，要求高校将《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教学作为培养途径，加强对教学理念、教学方法、考核制度等方面的创新，以实现对大学生法律意识的有效培养。

作者:王丹 单位:成都信息工程学大学银杏酒店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1］魏敏．论大学生现代法律意识的培养———以＜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教学实效性为视角［J］．法制与社会，2010，1(1):225－226．

法律基础论文范文篇10

（一）社会主义法治教育目标。1995年，国家教委颁布的《关于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思想品德教学改革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指出，“进行法治教育，增强学生的法治观念和法律意识”是高校“两课”教学的根本目标和主要内容。《国家教委、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办公室、司法部关于加强学校法治教育的意见》也明确指出“学校法治教育的任务，是通过向学生传授必要的法律基本常识和基础理论知识，使学生对社会主义法律制度有初步的了解和认识，增强法律意识，自觉地遵纪守法。”随着“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写入中国共产党的纲领性文件，就意味在治国理政的新高度上强调了法治社会的建设目标，也表明一个成熟的执政党对新时代的制度文化建设目标有更深刻地把握和更清醒地认识。高校在大学生的法治意识和基础法律知识的掌握方面的教育、引导需要弘扬法治精神；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新时代公民群体的逐渐形成，势必有助于在全社会树立法治理念，高校基础法律知识的理论和教学工作就显得更为重要。（二）对“相关基础法律知识”的解读。在社会主义法治教育目标下，如果把“相关法律基础知识”看成是“法律的基本常识和基础理论知识”，在新时代就会显得僵硬而无生机，教学内容安排也会刻板无新意，在实践中更不容易为大学生所感知和逐渐内化为观念，所以，对此概念应予以明确：首先应注意的是其针对性，即与大学生“相关”。“相关”这一概念最初用于概率论和统计学中，后引申至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若两个变量之间具有相随变动的关系，则称其两者相关或具有相关性。在这一关系中，学生既是知识（传授）的出发点，也是知识（作用）的归宿点，从这个意义上说，大学生法治教育的过程就是开发大学生主体性的过程；与其相关，就得符合大学生的现实需要和价值追求，而不仅是单方面的期望或施加。但同时也应注意，此处的“大学生”虽就一般而言，但也有其内部层次性的划分，如教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思想政治教育司所编教材就有本、专科之分。此外，还应注意法学专业学生和非法学专业学生之间的差异。如此做法，既是基于大学生个体差异的考虑，也是注重大学生在法治教育中的主体性的表现。其次，它应该具有基础性。所谓“基础”，这是从建筑学移用至人类生活的概念，意指事物发展的根本或起点。显然，既言此，则必有其目标与终点，此即“基础”与“建筑”之间的关系。然则“法律知识”的“基础”何在？这首先要求其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特别是在中国的特殊语境下，人们一般不会意识到应该主动去了解那些看起来离他们很远的法律知识，或是有这种意识但却没有兴趣去了解。在功利主义的支配之下，法律知识在有用无用之间摇摆不定，失去了其本该有的权威和尊严。再者，所谓“基础法律知识”，还应当与法律是否发动的临界点或者说法律发动的起点有关，给受知者一个是否违法、是否犯罪、权利是否受到侵害等状态的基本判别标准。此外，所谓“基础”也并非“一视同仁”，它同时还有其阶段性；对大学生的法治教育还需要考虑到不同的学习阶段及过往学习经历。再次，基础法律知识的教育应当具有相对独立地位。《意见》将“树立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观念，自觉维护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正确行使法律所赋予的民主权利，自觉履行法律所规定的义务，知法、守法、用法，维护学校稳定”作为高校德育工作的具体目标，这一点尤其值得商榷。这样的做法实际上是将法治教育纳入道德教育的框架之中，不仅不利于道德修养的培育，还使法律失去了其该有的独立和权威地位。况且，法治理念是当前应当、并且正在提倡的社会价值导向，就其政策性而言，也不应当将法治教育视为道德教育的附庸。因此，开设法律基础知识课程，是现实之需，也是法治的自证之道。最后，基础法律知识应当成一个立体的、有机的体系。这特别是针对《意见》对“基础法律知识”的界定而言。“法律是一种规则体系，同时亦为一种意义体系”，“任何规则必涵蕴有一定的法理，载述着一定的道德关切，寄托着深切的信仰”。[1]法律知识也是一样，它的上位概念是法律素质。在法律素质方面，需要特别强调、重视法律意识的培养。培养和提高学生的法律意识是高校法治教育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法治社会人人应该具备的意识。

二、大学生对法律基础知识的现实需求

（一）高校法学专业学生对法律知识能力的培养目标。法治社会进程的推进，离不开最基本的法律规则，更需要满怀法治理想、具有法治精神的专业法律人和尊法、知法、守法的公民。法学是理论性与应用性都极强的高级专业知识系统，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新时代对法律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新时代培养卓越法律人才的目标之下，法学院需要首先将法科生培养成为具有公民意识、责任意识和人文关怀精神的合格公民，还需要训练和培养他们胜任法律职业所需要的继续学习的能力、创造性思维能力、敏锐的社会洞察力以及运用法律思维进行思考的职业素养。第一,创新知识结构。学院教学除了运用传统的以法学知识为中心教学方法外，应该创新融入历史、哲学、经济、政治、文化等知识，多角度、全方位解释社会现象。第二,加强法律职业能力培养。建议学院推行“校外实务导师计划”，即学院聘请在法律实务界有一定影响，或者具有工作经验的法官、检察官、律师、公证员、仲裁员、行政司法人员等作为法学院的“校外实务导师”。这些导师专门对学生的职业就业能力进行辅导，以期能又好又快地适应社会。第三，促进创业教育。法学院依托四川大学作为“国家大学生双创示范基地”的便利，推行“校外创业导师”计划。借鉴商学院的培养模式，将成功企业家、教育专家、心理学家、非政府组织官员等聘请为创业导师，对有需要的同学开设创业课程，激发法学院学生的潜力。同时，可以设立创业基金，对有良好市场前景和可行性的项目给予一定支持，鼓励学生创业。第四，推广个性化教育。从对法学生入学进行生涯规划教育之时起，就引导学生保持个性和对未来职业的兴趣，针对学生的个性和家庭的期许及职业发展规律，在整体上按照专业主干课程计划和专业素养进行教学活动，同时预留扩展空间供学生自主发挥。于此，学生学术型社团将能发挥积极而显著的作用，社团将成为学生的“试错平台”。（二）高校非法学专业学生对于法学基础知识的需求。法律基础知识并非针对法学专业学生的教育，而是针对全体大学生，对于这些非法学专业大学生来说，首先，他们无法深入理解许多法学学说、理论；其次，他们也没有必要理解得太专业，因此，他们需要的只是“基础性”的法学知识。因此，对于非法学专业的大学生进行法律基础知识教育应综合考虑知识本身的系统性与实用性。就系统性而言，法律意识和权利观念并非靠某一部法的教育就能实现的，而且我们对大学生法律基础教育并不是“专职性”的，所以体系应该全面、系统；就实用性而言，《法律基础》这类的著述已经很多，但其所针对的对象是全体公民。而大学生是一个特殊群体，他们有一些自己的特点。大学生还未进入社会，对许多问题的理解不够深刻，他们更关心的是与其生活息息相关的问题，故针对他们的设置的法律知识不宜过分理论化。另外，大学生思维活跃，如今社会的发展速度也很快，因此他们脑海中的信息更新极快，我们的法律基础知识教材也应当体现一种与时俱进的态势，不能再将一些不合时宜的思想体现于其中。（三）对《基础》课程内容开展的调研分析。我们通过对四川省内各具有代表性的高校进行调研，得出结论如下：第一，课程设置目的同学们大多数都认为这门课的开设主要目的在于引导大学生们提高自身修养并塑造正确的“三观”，而对于更高层次的治国理念以及实际生活中问题的解决并没有太多的涉及，包括法律知识的普及都不是最为主要的目的。第二，该门课程的教学目标虽然是提升大学生思道德修养，培养大学生的基本法律修养，但是通过授课并没有得到学生的普遍认可，大部分学生还是认为这门课的开设对于提升思道德修养以及法律修养的意义一般。其中的原因是因为学生个人的问题还是教师授课的问题，目前我们还不能枉然下结论，但通过这个题目的问题回答来看，认为“意义与否取决于授课”这一选项的不小比例来看，教师的授课时候到位依然在很大的程度上影响着课程设置意义的发挥和预期效果的达成。第三，在课时设置方面从大多数同学对于各高校课时设置的态度上可以看出，各个高校的课时设置基本上都是按照国家的相关要求进行的，按照每周三个课时进行。但是从同学们给出的建议可以得出的结论是35.21%的同学依然认为每周两个课时是比较合理的。这个数据的得出，我们认为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基于同学们对该课程的一些抵触情绪造成的，学生对目前的“思修课”的教学相当大程度上是不满意的。第四，对于课程考查方式，绝大多数学校目前采用的“单纯试卷理论考查”来结课的方式已经不再得到学生们的普遍认可和欢迎。对于思修这一门实践重于理论的课程，大家更多地希望通过其他方式来结课。最受欢迎的结课方式为“由学生自由选择有关该课程的任一方面写一篇论文来考查”。第五，根据调研的结果显示，教材编排合理性并没有得到充分的肯定，从数据的对比来看，教材编排存在的问题依然是不容乐观的。另外，在大学生看来，“能用”的法律知识的内容所占篇幅不够，理论性的内容偏多，非法学专业的学生不能贴近生活地学习法律、运用法律，更不用说能通过学习逐渐形成法律思维方式，进而具有法治意识。经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发现，同学们对于“思修课”改革的最迫切的突破口仍然在于教学模式的改革以及课程结课考查方式的改革。同中期调查的数据类似，对于教学模式的改革仍然居于首位。结合前面对于教学模式具体存在的问题的调查，我们认为，学校及教师对于目前“思修课”教学中单一的讲授模式应当进行调整和改善。

三、《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学改革的建议

基于前述分析，我们认为：在不改变现有的“思修课”教学大纲和教学安排的前提下，大学生第二课堂有主动衔接主课堂教学的可能性，学生学术型社团有可能成为一个积极的载体；对“思修课”的教学活动改良，大致可以从如下四个方面予以展开：教学模式、课程结课考查方式、教材内容编排。（一）教学模式的改革。1.多样化的教学方式,综合运用案例教学等教学方式。基于《基础》这门课程由于其本身内容的严肃性，利用传统教学方式将必然会导致课堂的枯燥、乏味。我们认为案例教学是一个将严肃性与趣味性很好结合的方式。将社会上、学生身边发生的真实事件结合所学内容进行讲授，使同学们通过案例教学切身体会到课程内容，加深对真实案件中是非善恶及法律适用等方面的理解，从而起到一种自我发觉、自我反省、自我警示的作用。要上好案例教学课,需要特别注意具体案例的选择，要能进行有效而正确的理论导向，同时注意充分调动学生参与到课堂当中的积极性。2.主课堂教学活动可以积极主动地衔接学生社团等第二课堂活动课堂教学要设计好，重点在于能够了解同学们的需求，甚至可以安排同学来做每堂课的教学内容主题的确定工作。在主课堂之外，教师可以通过指导学生社团的方式，增加在课堂之外与学生的个别交流机会。在新时代，教师还要善于运用新媒体平台和新媒体手段主动将核心价值观教育与法治教育密切联系进行。同时，主课堂教学应该积极与学生社团等学生组织密切联系，将课程所引导的关于社会组织、人际关系、法律关系等内容投放到学生社团活动中去，例如心理咨询、学生活动、专题讲座等都是调查问卷中同学们所广泛欢迎的方式，通过第一课堂和第二课堂的学习，真正实现《基础》这门课程设置初衷。（二）课程考查方式的改革。在我们的调查中发现大多数学生比较排斥单纯的试卷结课考查方式，其认为单纯的试卷考查方式不能够从根本上反映学生对《基础》这门课程真实的学习情况。究其原因，一方面，《基础》课程更加注重思想性，而试卷考查则偏重技术性。因此，《基础》课程改革的关键点在于从多角度考查学生“德育”和“法育”的学习状况。我们认为，可采取以下几种灵活的考查方式：1.实际案例分析或专题研究考查。这两种方式可与案例式教学或专题式教学的授课模式相对应和配合，既能促使学生积极主动地参与课堂教学，也利于学生更好地领会相应的授课内容。2.论文方式考查。由学生自由选择有关该课程的任一方面写一篇论文来考查。在单纯试卷理论中，学生们很可能基于时间限制、文字水平等因素在简短的作答中体现出参差不齐的理解水平，不能客观反映出教学效果，更无从考查学生的法治观念内化状态。3.实践调研报告考查。大学生处于即将步入社会的准备阶段，动手能力的培养与动脑能力的培养同样重要。活泼、生动、贴近生活的第二课堂体验，观察社会、分析现象和积极实践，更能提现法律教育的实践性素性，也更有利于公民层面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逐渐形成和逐渐坚定。解决方案四：考查结果采用“评优良中差”的等级模式。客观地，《基础》课内容宽泛、注重基础，学生的思想道德修养的水平、法律观念的养成、法治意识的形成、核心价值观的树立，都不可能用具体的分数表现；对学生予以学习状态、认识水平和能力结构的分层次评价更为合理。（三）教材内容的改革。调查显示，多数学生认为教材编排的体系是合理的，但教材内容略显枯燥、单一，且较为简单。这也就是说，思修课教材中思想道德修养部分和法律基础部分各自所占比例是相对合理的，但各部分的具体内容还有待改革：1.课程中道德修养部分内容的选择应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思修课教材中思想道德修养的部分应注重对我国古代、近代传统思想道德修养理论和方法进行取其精华的工作，这一方面有助于大学生培养对思修课的学习兴趣，学习到更多从历史当中陶炼出的有关思想道德修养的至理，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我国传统精神文化的继承和保留。2.课程中法律基础部分内容的选择应按偏向法学中法理学理念设计。《基础》中法律基础内容应当具有实用性和可操作性，但这些实用性和可操作性并不是我们大众所理解的表面化的涵义，通过分析，我们认为这部分内容应当侧重与法理学知识。原因是这门课程的两个主题是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即侧重点分别是学生的“德育”和“法育”。“德育”的教授重点在于帮助同学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法育”的教授重点在于帮助同学们树立正确的法治观念，而和树立法治观念最契合的则是法学中的法理学知识。3.课程内容要侧重于引导大学生“尊法、识法、守法、用法”，将法制观念教育和核心价值观教育有机结合。当前《基础》课程中很多内容与中学的政治课本内容相近，甚至与小学的思想品德修养课本的内容有相似。在这样的情况下，大学生如果不能明显感知到课程内容有“质”的改变，仅仅是“量”的积累，自然会形成懈怠心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就是要培养社会主义法治社会的合格公民。通过课程内容的升级，在公民的价值观和社会责任方面更多着力，在法律关系的认知、法律关系的处理和社会现象的认知方面有所增强，在法律运用和公民行为的选择方面适当落脚，将更能吸引大学生参与课程学习。注意扣紧时代特点、留出争议话题、增加与思想道德修养有关的名人轶事和传统理论等以增强课本的趣味性、生动性；注重通过第二课堂的延伸进行法律应用能力的培养；注重推陈出新，避免重复，合理把握教材内容的难度与深度，适当增加一些重点、难点和更有深度的思想理论，从而达到大学生已有知识水平的要求。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