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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五年计划范文10篇

时间：2023-03-20 17:17:14

毕业五年计划

毕业五年计划范文篇1

印度是世界上第二人口大国，2001年总人口已超过10亿人，其中劳动人口超过4.05亿人。印度的人口年增长率1991年为2.03%，1998年为1.68%（注：（印）塔塔服务公司：《1998～1999年度印度统计年鉴》第45页。），这意味着每年新增劳动力700万人（劳动力参与率1997年为41.8%）（注：（印）塔塔服务公司：《1998～1999年度印度统计年鉴》第161页。）。因此，就业问题是印度经济发展所面临的一大难题，印度政府为解决这一问题作出了持续的努力，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一）印度经济发展与就业问题

独立50年来，印度经济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尽管如此，印度经济仍然是发展中的市场经济，就业问题仍然未能较好解决。印度经济发展的目标之一，是消除失业和向千百万无业者提供有报酬的就业机会。然而，50年来的发展历程表明，这一目标未能实现。如1951年印度的失业人数仅为330万，到1990年已上升为2800万（注：鲁达尔·达特：《印度经济》1996年英文版，第10页。）。这意味着在这期间印度经济发展未能吸收同期正常增长的劳动力，更不用说减少积压的失业人数。印度未能在解决失业问题上取得重要进展。所以如此，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起主导性作用的因素，一是人口及劳动力过快增长，超过了经济发展所能提供的新增就业机会；二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资本——技术密集化趋势，导致经济增长加速而就业机会相对减少，进一步加重了就业压力，使印度的失业问题日益突出。失业问题的社会经济后果也是多方面的，其中重要影响之一是加重了印度社会的贫困问题。贫困问题是印度经济社会发展中严重而又长期存在的问题。虽经独立后50年的发展，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占全印度人口的比例仍然很大，例如，1992年这一比例为41.7%，即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总数达3.548亿（注：鲁达尔·达特：《印度经济》1996年英文版，第318页。）。据有关资料分析，造成贫困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失业或就业不充分。因此，解决就业问题与消除贫困问题是紧密相关的。虽然印度解决就业问题的效果并不理想，但50年来为解决这一问题而付出的持续努力却不能说没有作用。如果没有长期持续的努力以解决这一问题，今天印度的失业和贫困问题会更加严重。

（二）印度政府在解决就业问题中的作用

印度的就业问题从本质上说是一个发展问题，它是由印度市场经济的欠发达所造成的。因此，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途径只能是加快发展经济，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在这方面仅仅依靠市场经济运行的自发性作用是远远不够的，作为市场经济宏观调控主体的政府可以发挥极为重要的能动作用。独立以来，印度政府为解决就业问题进行了持续不断的努力，发挥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主要表现为以下方面：

第一，重视政府对经济发展的宏观管理和控制作用，把国家置于引导经济发展的中心位置，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印度政府一方面发挥“企业家”作用，直接参与并调节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又发挥经济调控者作用，通过编制实施经济计划，颁布法令、政策，利用价格、税收、信贷等经济杠杆，调节印度市场经济的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等各个环节，实现对经济发展的宏观调控（注：参见陈继东著：《独立后印度经济社会发展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9～43页。）。可以说，如果没有50年来印度政府的这种双重作用，印度经济是不能取得显著发展和进步的。换言之，印度经济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就业压力，印度政府的促进作用功不可没。

第二，印度政府在促进经济发展过程中，强调从印度这一人口大国的实际国情出发，走适合自己的工业化发展道路。从印度是一个以农业为基础的人口大国的国情出发，印度政府在推进工业化的进程中，十分强调发展中小企业，发挥中小企业劳动密集的特点，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印度大规模工业化进程从“二五”计划开始，也就在这个时候，印度政府颁布相关政策，为小型企业保留了部分行业领域，不许大型企业参与经营，有力地促进了中小企业的发展。中小企业所吸纳的就业人数亦显著增加，从1979～1980年度的670万人扩大为1997～1998年度的1670万人，增长约1.5倍（注：（印）塔塔服务公司：《1988～1989年度印度统计年鉴》第84页。《1998～1999年度印度统计年鉴》第91页。），有助于减缓就业压力。

第三，大力推行计划生育政策，强调控制人口增长规模，取得一定成效，有助于减缓就业压力。印度政府从“四五”计划开始重视人口问题和实施计划生育政策，经过近20年的努力，印度的出生率已从1961～1970年的平均41.2‰下降为1981～1990年的平均32.5‰。印度人口增长率也相应有一定幅度的下降，从1971年的24.8‰下降为1991年的23.8‰，1998年估计人口年增长率为1.68%（注：（印）塔塔服务公司：《1998～1999年度印度统计年鉴》第45页。）。人口及劳动力增长规模控制，有助于减缓就业压力。

第四，大力推行各种就业计划，努力创造更多就业机会，以减轻就业压力和消除贫困。

二、印度的就业计划及其措施

大力推行各种就业计划，努力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是印度政府解决就业问题的主要措施之一。尽管这些计划的实施结果与预期目标还有差距，但积极作用是应予肯定的。

（一）经济发展计划关于扩大就业的安排

失业和就业不充分是印度贫困的重要因素。因此，从一开始起，印度的经济发展计划就把实现充分就业列为经济计划的重要目标。

”印度经济计划的制订者认为，增加投资就会带来国民收入和就业的增加，因为当国民收入随着投资的扩大而增加时，对劳动力的需求就会自动提高，就业便会扩大。因此，在印度的第1个五年计划至第5个五年计划中，虽然增加就业一直是这些五年计划的目标之一，但在每一个计划里却找不到为每个经济部门和地区所专门拟定的就业计划，以便一方面促进就业，另一方面增加国民收入。之所以出现这一弱点，在于计划的制订者未认识到只有在选择了适当技术的情况下，投资和国民产值的增加才能相应创造出更大的就业。其结果就是五年计划关于实现充分就业的目标落空了，失业率随着一个计划接着一个计划持续增加。例如，“一五”计划结束时，失业率仅2.9%，失业人数为530万人；“二五”计划结束时失业率上升为3.6%，失业人数增加为710万；“三五”计划结束时失业率进一步上升为4.5%，失业人数达960万（注：鲁达尔·达特：《印度经济》1996年英文版，第350页。）。

“六五”计划在就业政策的序言里承认：“在就业方面，情况远远不令人满意。过去10多年来，失业和就业不充分的人数大大增加。因此，我们的就业政策应当包括两个主要目标：通过提高有偿就业的增长率来减少就业不充分和减少通称为公开性失业的经常性失业。”“六五”计划开始时的失业总人数为1200万，“六五”计划预计在1980～1985年间将新增劳力3430万，计划新增就业3430万个，到该计划结束时的失业总人数仍为1200万。“六五”计划的就业目标总体上得到实现，到1985年3月第7个五年计划开始时，失业总人数为920万（注：但印度经济学家对此有不同看法，认为失业总人数为1390万。见鲁达尔·达特：《印度经济》1996年英文版，第352页。）。

“七五”计划改进了计划方法，在计划方案中列出了各部门设想的就业增长指标，并预计在该计划期内的4756万个标准人／年的就业总需求中，有4036万个可望得到满足，即就业年均增长率为3.99%，那么，到“七五”计划结束时的失业率将仅为2.1%，失业总人数为722万。但鉴于80年代期间，劳动力一直在以年均2.2%的速度增长，而就业的年均增长率仅为1.55%，因此，失业人数增加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事。

“八五”计划开始时印度的失业总人数为2800万左右。“八五”计划估计在1990～1995年间将新增劳动力3700万。因此，“八五”计划文件把该计划期间的就业增长率定为3%，以保证就业目标的实现。“八五”计划的前三年，就业人数增加了1878万人，这使1992～1995年的就业年增长达2%，但仍低于计划的年均增长率。“九五”计划把在增长过程中创造充分就业机会列为计划的一个基本目标，强调在高失业率和就业不足地区集中发展更多劳动密集型项目、部门和技术。同时，鉴于失业率很高和临时工不断增加，“九五”计划决定实施一个国家就业保障计划来增加穷人的就业机会。（注：印度政府，计划委员会：《第九个五年计划建设报告》(1997～2002)，转引自鲁达尔·达特：《印度经济》1998年英文版，第868～874页。）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经济发展计划是印度政府解决就业问题的一个主要工具，在每个计划的文件中都把实现充分就业列为基本目标。由于认识上的偏差和政策上的问题，前5个五年计划未对各部门、行业的就业增长作具体规划，而依赖于经济增长自动增加就业机会，其结果是导致失业问题越来越严重。从第6个五年计划开始，计划文件对总的扩大就业目标进行了按部门的分割性规划，并注意发展劳动密集型项目来增加就业，收到了一定效果，有助于减缓失业压力。但是“七五”计划和“八五”计划中都存在就业平均增长率高估的问题，实际就业年均增长率不仅低于计划指标，同时也低于新增劳动力的年增长率。这样，印度失业的总人数仍在不断扩大。尽管有这种问题，但总的失业率未出现明显上升，还略有下降，应该说经济计划对扩大就业所做的安排和相应的努力是有成效的。总的看来，解决就业问题仍将是印度经济发展计划的一个长期目标。

（二）乡村发展计划关于扩大就业的安排

印度政府还通过实施各种乡村发展计划来增加就业，因为印度最主要的失业者分布在广大的农村。而要促进广大乡村的发展和消除贫困，给农村广大无业者或就业不充分者提供有偿就业机会是必不可少的措施之一。因此，印度从第4个五年计划开始，就陆续在不同地区，不同范围内实施了多种乡村发展计划，以促进增加就业。需要指出的是，乡村发展计划是一种综合性计划，它包括乡村和安全饮用水、道路设施建设等项目，还包括在乡村开展扫除文盲和进行技术培训、扩大医疗卫生保健网络等内容，而不仅仅是安排有偿就业。在此我们主要对乡村发展计划中关于扩大就业的安排进行分析。

70年代初，印度政府设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来制定解决失业问题的措施。该委员会提出了农村电气化、修建公路和农舍及小型灌溉工程等方案，以缓解农村的失业和就业不充分。该委员会还建议，应当最优先实施农村服务中心的计划，因为该计划有助于向工科大学生和技术人员提供就业或自我就业的机会。在1973年该委员会的报告发表以后，印度政府为提供就业和缓解就业不充分而实施了以下措施：1.农村工程计划。该计划以修筑永久性民用工程为重点，以此来缓解实施该计划地区的落后状况。2.边际农和农村劳动力计划。该计划是对农村的边际农等贫困家庭发放专项贷款，使之用于饲养家禽、养鱼、养猪和从事园艺之类的辅助性行业，扩大自我就业。3.小农发展机构计划。该计划通过相应机构向小农提供专项贷款，帮助他们采用最新技术开发农业的精耕细作和多种经营活动，以此减少季节性就业不充分。4.综合旱地农业开发计划。该计划开展土壤保护、土地开发和水利等永久性工程。这些计划项目是劳动密集型的，据估算，每投资1000万卢比，就可为大约1.5万人提供就业，因此可为计划项目实施地区提供大量就业机会。5.农村服务中心计划。该计划是向失业的大学毕业生和文凭持有者自谋就业提供援助，帮助他们在农村建立车间，从事农业机械的安装、维修、设备和零部件供应等等技术服务工作。援助对象主要是机械、农业、电机工程及其相关专业的大学毕业生。6.地区发展计划。该计划带有缓解地区发展不平衡性质，它涉及到在10个大型灌溉工程地区建设足够的公路、综合市场等基础设施，促进这些地区的发展，也相应增加就业。7.为农村就业的现金计划。该计划对包括治理水土流失、小水利、土壤保护、造林、防洪、垦荒、养鱼业、饮用水和道路建设等各种劳动密集性和生产性的农村发展项目提供资金，以创造新的就业机会。该计划规定，在每个区设立的一个项目要向100人提供在一年里平均持续工作10个月的就业，同时，与当地发展计划相一致，每个项目要生产具有耐用性的商品或建立永久性的资产。上述各种农村就业计划在70年代中期（即“四五”计划期间），仅中央政府就耗资17亿卢比，但效果并不显著，因为这些计划的缺点是“应急”性的和地区性的，缺乏总体规划和持久性。它们可以暂时性提供一些就业机会，项目完后失业或就业不充分又恢复了。

1977年，印度政府所积累的缓冲储备粮达2000多万吨，印度的粮食自给基本实现。在经济学家建议下，印度政府制定了以工代赈计划，即用粮食来支付生活低于贫困线以下的人的劳动工资。该计划的目的在于：一是为农村地区的人们提供有偿就业的机会；二是增加生产和提高农村地区生活水平，新创社会财富，加强基础设施；三是利用过剩的粮食，开发国家的人力资源。该计划的实施方式是：政府用粮食来支付在该计划项目中就业的全部和部分人的工资。中央政府以粮食的形式分配给各帮政府，以资助邦政府承担的正在进行的计划项目或一些特殊项目的资金，并授权由乡村自治会之类的基层权力机构来具体实施该计划。

印度中央政府在1978～1980年间分配了270万吨粮食给以工代赈计划。计划实施的效果是：受益者中70%以上是劳动家庭和农村人口中的最贫困阶层；各受益家庭的收入增加了17.17%；就业总共增加约10.9%，每户就业的平均人日数从计划实施前的403个提高到实施后的447个；创造了一大批基础设施性的项目，以工代赈所占比重为60%。以工代赈计划的效果是明显的，因此，印度政府决定继续在更大范围实施。从1980年10月起，以工代赈计划更名为全国农村就业计划，由印度中央政府发起组织并提供50%的援助。该计划设想每年为失业者和就业不充分者新增30～40亿个人日的就业机会，计划所包括的项目有：饮水井、社区灌溉井、村储水池、小型水利工程、农村道路、学校和乡村评议会议事场等基础设施。在“六五计划期间，中央和邦政府实际支出资金183.4亿卢比，全国农村就业计划共创造就业17.75亿个人日，实现了162亿卢比的拨款指标和15～20亿个人日就业机会的预期目标。“七五”计划的拨款指标为248.7亿卢比，其中由中央政府支出125.1亿卢比，邦政府支出123.6亿卢比，预计总共创造14.45亿个就业人日。据“七五”计划前4年的资料，1985～1986年度至1988～1989年度共支出294.0亿卢比，已创造了14.77亿个就业人日（注：鲁达尔·达特：《印度经济》1996年英文版，第358页。）。可以说该计划的实施是较为顺利的。

印度政府还于1983年8月15日开始实施一个称为“农村无地劳动者就业保证计划”的新计划作为全国农村就业计划的补充。农村无地劳动者就业计划的资金完全由印度中央政府筹集。“七五”计划由中央部门提供174.4亿卢比资金，其目标是在此期间创造就业10.13亿个人日。“七五”计划前4年实际支出了241.2亿个人日。“七五”计划前4年实际支出了241.2亿卢比，共创造就业机会11.54亿个人日。

1989年4月28日，拉·甘地总理宣布实施贾瓦哈尔就业计划。该计划是由现存所有农村工资性就业计划合并而来，这也就意味着全国农村就业计划和农村无地劳动者就业保证计划为贾瓦哈尔就业计划所取代。在1989～1990年度至1993～1994年度的5年间，该计划总支出共1107.2亿卢比，其中用于小水利278.6亿卢比，占25.2%；用于乡村道路247.8亿卢比，占22.4%；用于村落和房屋建设166.0亿卢比，占15.0%；用于学校和社区场所86.8亿卢比，占7.8%；用于人工造林48.0亿卢比，占4.3%，其他项目280.0亿卢比，占25.2%。其所取得的效果也是明显的，共建成水井44.7万个；村落49,478个：建房148万间；学校16.8993万所；乡村道路67.4万公里；饮水井48.9万个；村庄储水池32.9万个；人工造林65.5万公顷。（注：鲁达尔·达特：《印度经济》1996年版，第367页。）目前，贾瓦哈尔就业计划仍是印度政府所实施的主要的乡村就业计划。

（三）各种扶贫计划关于扩大就业的安排

贫困是一种社会现象，指的是社会中一部分人甚至不能得到基本的生活必需品。在印度，贫穷被界定为生活在最低生活水平之下的状况。许多经济学家和组织对印度贫困范围进行了有价值的研究，尽管他们据以进行分析的方法和衡量标准不同，因而得出的关于印度贫困状况的看法各异，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印度社会，尤其是在广大农村，存在大量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即贫困是印度社会面临的一个普遍问题。同时也都承认，随着经济增长率的上升和政府实施各种扶贫计划，低于贫困线以下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已开始下降，但穷人的绝对数仍在继续扩大。造成贫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包括：失业和就业不充分；穷人缺乏财产基础；穷人受教育程度低因而收入也相应低；个人收入分配严重不均，等等。因此，消除贫困是一项涉及各个方面、多领域的系统工程，其中，解决就业问题是至关重要的。在印度政府所实施的扶贫计划中，都包括有关于扩大就业的安排。

提高广大民众的生活水平历来是印度经济计划的目标之一。“二五”计划说要改变低层人民的“状况”，“四五”计划又说要提高普通人和社会贫弱阶层的生活条件，特别是保证“就业和教育”。该计划还强调要实施“全国最低需求计划”以便改善较低收入阶层的条件。尽管如此，印度穷人的数量仍继续增加。1971年提出了“消除贫困”的口号，从此把贫困问题提到了政府议事的中心位置。“五五”计划指出：“失业、半失业以及大量生产者缺少资源基础，特别在农业部门，是贫困的主要原因。”“五五”计划提出，“将对失业、半失业和大规模的贫困问题发动一场直接的进攻。”（注：印度政府，计划委员会：《对“五五”计划一种有利的方法》，转引自鲁达尔·达特：《印度经济》1996年英文版，第323页。）“六五”计划为此目的制定了一个反贫困计划即“农村综合发展计划”。农村综合发展计划的基本战略是，通过促进贫困家庭的自我就业，以便随着生产资料的转移，使他们得到收入，帮助他们跨过贫困线。该计划于1980年10月2日在全印5011个区开始实行，其主要措施是按逐级补贴的办法，即遵循穷者最先受益原则，对部落民补贴资本成本的50%，边际农、农业工人和农村手工业者占33.3%，小农占25%，通过对这些家庭的投资，帮助他们实现或增加自我就业。所需经费由中央和邦政府按50∶50的原则来分担。“六五”计划期间为该计划实际支出166.1亿卢比，受益者总人数1656万。

“七五”计划期间该计划使1820万户家庭得到援助，其使用经费331.6亿卢比。除此之外，由金融机构发放了537.2亿卢比定期贷款。这样，总共投入868.8亿卢比帮助1820万户受益者，其中45%的受益家庭属于表列种姓和表列部落（注：鲁达尔·达特：《印度经济》1996年英文版，第360页。）。1990～1991和1991～1992年度期间，该计划共支出391.9亿卢比，受益者为540万户，其中表列种姓和表列部落占受益者的比重上升为51%（注：鲁达尔·达特：《印度经济》1996年英文版，第360页。）。

“八五”计划期间，通过加大对每户援助力度，帮助受援家庭跨过贫困线。具体措施一是把对每户家庭的投资额从过去的6000～8000卢比提高为12000卢比，二是实施“家庭信贷计划”，把金融机构对受援户的贷款额扩大为2000卢比～25000卢比，使之能够跨进贫困线。“九五”计划为了重新调整乡村发展计划的方向并加大其贯彻力度以减少农村贫困，“农村综合发展计划”的战略重点从个人受益转向群体受益，同时延长高投资水平以确保项目的可行性。同时，援助的内容扩展为培训穷人的技能和技术改进以及提供适宜的基础设施（注：印度政府计划委员会：《第九个五年计划建议报告》(1997～2002)，转引自鲁达尔·达特：《印度经济》1998年英文版，第868～874页。）。总的看来，扶贫计划中的扩大就业措施不同于就业计划，它是通过援助贫困户使之逐步具备自我发展能力，从而实现自我就业和最终脱贫。而就业计划则是为失业者安排就业机会从而使之得到收入。二者的区别在于，扶贫计划有“治本”的作用，而就业计划更侧重于“应急”。两类计划同时实施，可收相互补充之效。

三、印度的社会保障体系

市场机制具有巨大的能量，但也有先天的缺陷和不足，对于它带来的利益关系不平衡，必须由国家加以协调，这是市场经济正常运行的重要保证。社会保障体系就是国家利用自己的权力对国民收入进行宏观调控，为普通居民提供基本生活保障，缓解社会分配不公的一个重要手段。在印度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保障体系主要由公共分配系统、社会保险措施、对农业工人的保障措施等三方面内容构成。

（一）印度的公共分配系统

印度的公共分配系统是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在政府监督和指导下，由国家给予财政补贴，专门向低收入居民提供基本生活保障的零售商业系统，即平价商店。印度现有45万多个平价商店，遍布全国各地城乡，包括边远地区、山区和少数民族地区也都开设有平价商店。按照规定，当局向低收入居民发放购物卡，这些居民持卡可到平价商店购物。目前平价商店主要供应小麦、大米、白糖。食用油、布匹、煤炭和煤油等7种生活必需品，有的还供应茶叶、肥皂、火柴、食盐、豆类等重要生活品。为了保证这一系统的正常运转，印度政府每年拨出巨款进行补贴，仅粮食补贴一项，中央政府的支出已从1991～1992年度的285亿卢比增加为1997～1998年度的750亿卢比，1998～1999年度达900亿卢比（注：印度政府：《1998～1999年度经济调查》第67～68页。）。为了对公共分配系统进行监督，还专门成立了消费监督委员会。印度的公共分配系统在实现社会公正方面起到了一定积极作用，深受低收入平民百姓的欢迎。它既有利于低收入的消费者，也有利于生产者。因为通过该系统，一方面使低收入消费者获得平价商品，另一方面使生产者获得政府的支持价格和稳定的国家市场。

（二）印度的社会保险措施

印度的社会保险措施目前主要包括疾病、事故和养老方面的社会保险制度，其受益者主要是对工厂工人（20人以上的企业）和国家雇员，不包括小企业的工人和农业工人。其具体规定主要体现在以下法令中：

《雇员国家保险法》。1948年通过，其目的是向工人提供强制和捐助相结合的健康保险，为病、孕、伤工人提供医疗帮助，现金补贴，为死亡工人的亲属提供抚恤金，为接受保险者在死亡时提供丧葬费。《雇员准备基金和其他专款法》，1952年通过，主要内容是向企业雇员提供准备金、家庭养老金和保证金相联系的保险。《煤矿准备基金和奖金计划法》（1948年），专门解决煤矿工人的保险。《养老金支付条例》，1972年通过，为企业雇员提供养老金。家属抚恤金方面主要有《1971年煤矿家属抚恤金计划》和《1971年雇员家属抚恤金计划》。在生育津贴方面主要有《1961年生育津贴条例》以及各邦的相关立法。此外，印度先后颁布了100多个劳动保护方面的法规，涉及工资待遇、工作时间、劳动环境及人格保障等诸多方面，也是社会保险措施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对农业工人的保障措施

毕业五年计划范文篇2

（一）印度经济发展与就业问题

（二）印度政府在解决就业问题中的作用

第四，大力推行各种就业计划，努力创造更多就业机会，以减轻就业压力和消除贫困。

二、印度的就业计划及其措施

（一）经济发展计划关于扩大就业的安排

失业和就业不充分是印度贫困的重要因素。因此，从一开始起，印度的经济发展计划就把实现充分就业列为经济计划的重要目标。

“三五”计划明确规定经济计划的长远目标：“最大限度地增加生产，充分就业，实现经济平等和社会公正，这些都是目前条件为人们所接受的计划目标。它们实际上并不是不同的概念，而是国家须致力实现的一系列相互联系的目标，这些目标没有哪一个能在排除其他目标的情况下实现，发展计划必须对所有目标给予均等的重视（注：印度政府，计划委员会：《第一个五年计划》第28页。）。”印度经济计划的制订者认为，增加投资就会带来国民收入和就业的增加，因为当国民收入随着投资的扩大而增加时，对劳动力的需求就会自动提高，就业便会扩大。因此，在印度的第1个五年计划至第5个五年计划中，虽然增加就业一直是这些五年计划的目标之一，但在每一个计划里却找不到为每个经济部门和地区所专门拟定的就业计划，以便一方面促进就业，另一方面增加国民收入。之所以出现这一弱点，在于计划的制订者未认识到只有在选择了适当技术的情况下，投资和国民产值的增加才能相应创造出更大的就业。其结果就是五年计划关于实现充分就业的目标落空了，失业率随着一个计划接着一个计划持续增加。例如，“一五”计划结束时，失业率仅2.9%，失业人数为530万人；“二五”计划结束时失业率上升为3.6%，失业人数增加为710万；“三五”计划结束时失业率进一步上升为4.5%，失业人数达960万（注：鲁达尔·达特：《印度经济》1996年英文版，第350页。）。

（二）乡村发展计划关于扩大就业的安排

（三）各种扶贫计划关于扩大就业的安排

三、印度的社会保障体系

（一）印度的公共分配系统

（二）印度的社会保险措施

（三）对农业工人的保障措施

毕业五年计划范文篇3

一、**中学的发展势头

**中学位于**镇**村，毗邻**工业园区，距县城3公里，占地面积35亩，现有高中教学班31个，初中教学班12个，学生共计2822人，目前学校将10间教室临时改用为学生宿舍，所有的教学、办公、生活用房无一剩余，完成招生任务面临着严峻困难。

近年来，**中学发展迅猛。第一、学校狠抓内部管理，大力实施“质量立校，科研兴校”战略，高考升学率迅速攀升，04年获县高中教育质量一等奖，社会声誉显著提高。第二、师资有保障。新城建设的加快、**工业园区的全面启动，必然会推动城内城郊高中教育的发展,**的城郊优势能吸引高素质的本科毕业生和农村学校的优秀教师，有较稳定的师资保障学校教育教学的持续发展。第三、学校生源充足。据教育科统计，03年、04年报考我校的初中毕业生分别为3000人和3500人，03年我校实际招收高一新生866人，04年我校实际招收高一新生1061人；县计委和教委联合下文，我校05年高中计划招生1000人，而今年高三毕业297人，将净增700余人，急需解决配套设施建筑等问题以实现扩班增容，完成招生任务。

二、**中学的扩容计划

方案一：在学校对面征地27亩建分部供高中一个年级使用，拟建16个教学班的教学、生活设施和一个含400米环形跑道的标准运动场，在公路上方架天桥与校本部连通，此方案将学校规模定位为60个教学班。

方案二：在学校右边靠公路方向征地2亩新建学生宿舍，将原来挪作学生宿舍的10间教室还原，一并解决新增学生教室和宿舍的需差问题；将横穿校园的村民过道（位于04年置换的**小学和原**中学之间）改道，将原来被村民过道隔开的运动场整合扩大为一体，此方案将学校规模定位为48个教学班。

县教委和**镇主要领导4月14日到我校论证，初步选定了“方案二”。

三、急需解决的几个问题

1、请国土、规划、建委等部门，特事特办，简化手续，征地建房，以解决2005年下期学生的入住问题。

毕业五年计划范文篇4

随着中韩建交和两国交流的日益扩大，韩国经济发展的成就近年来引起了我国学术界浓厚的兴趣。本文不准备在此重复地探讨韩国成功的经验，我们所关注的是韩国发展过程中的另一个问题──也是我国近年发展中经常面临的问题──即发展过程中的腐败问题。本文试图以韩国为例，通过对其发展过程特点的分析，从理论与现实的角度来更深入地把握发展与腐败之间的某种关系。

一、反腐败问题在韩国政坛上引起的罕见风潮

韩国的经济成就世人有目共睹，这里不再赘述。引起笔者兴趣的，是从去年开始在韩国政坛上爆发的反腐败的风潮。正是这种空前猛烈地反腐败风潮，使人们在考察韩国经济奇迹的同时，能更加清醒和全面地认识第三世界国家在发展过程中的某些共同的特点。

1996年12月16日，汉城高等法院二审判决韩国前总统全斗焕无期徒刑，罚款2205亿韩元，前总统卢泰愚有期徒刑17年，罚款2826亿韩元。两位前总统的主要罪行是受贿，其方式有：1，给企业提供特惠，收取手续费。东亚集团为承揽原子能发电站工程等部级大项目，向全斗焕行贿180亿韩元。全斗焕又以给予高尔夫大球场的优惠建设为前提，向国际集团索贿40亿韩元。某企业为减免200亿的税金，则给总统提供了70亿韩元的贿赂。每年中秋和年底，许多大财团自愿奉送30亿韩元给总统。2，直接成立敛财组织，"日海财团"智囊组织，由全斗焕本人担任董事长，其工作主要是强迫各大财团捐款，总计598亿韩元。其妻则建立了"育英会"，"新一代心脏财团"等，终身会员一次性缴会费20亿韩元，敛资近500亿韩元。其第全敬焕也不示弱，通过"新村运动委员会"，仅从国库提取的补助就有480亿韩元，从地方，财界募捐得来的钱也有近400亿韩元。3，则是通过其他一些形式如对某种事故的处理等等，从中收取巨额的款项。卢泰愚也通过大体上相同的手法在其任内敛聚政治基金达5000亿韩元。

然而，正当韩国民众为两位前总统的贪污受贿的罪行感到震惊时，以铁面无私地清算贪污罪行，大力提倡反腐倡廉的金泳三政权自身却又陷入了危机：先是其国防部长李养镐因购买军用直升飞机受贿而辞职，然后是其保健部长李圣洁因受贿丑闻下台，随之是韩宝集团行贿政界33名要员，以谋求巨额贷款的丑闻被揭露，包括金泳三公子在内的"太子派系"和包括议长在内的政府要员都受到了牵连，正当韩国司法界对韩宝事件作深入调查时，向韩宝集团贷款的经手人和主要证人前韩国第一银行常务朴锡台于1997年4月28日在其家中自杀，再次在韩国政界引起了震动。1997年5月11日，据韩国广播公司报道，检察官们已经证实一家地方建筑公司为了获取政府基建项目，以户主实际为金贤哲的方式开了一个10亿多韩元（112万美元）的户头，而金贤哲在16日也向检察官承认，他曾从商人手中收取过几百万美元。但仍否认给这些人提供过好处。而汉城地方法院最终在17日晚以受贿逃税罪将金贤哲逮捕，被人称为历史性的逮捕。目前，韩国的反腐倡廉斗争还在持续下去，在短时间内似乎还看不到这一斗的阶段性争的最终结果。

这一政治风波引起人们思索的第一个问题是，韩国政坛的腐败起自何时？由于朴正熙已死去多年，很多当事人也无法对当时在暗中进行的各种交易进行核实，但从韩国近年来由于在朴正熙时期的一些建筑行业的质量不过关而引起的桥梁断裂、百货大楼崩塌等事件足可证明，大规模的腐败现象自朴正熙时代就已经出现。由此引发的第二个问题是，自朴正熙时代开始，正是韩国经济高速起飞的时间，如何将这一经济迅速发展与这种令人震惊的腐败现象联系在一起？第三，由于事实已经证明韩国的经济奇迹与腐败共存，我们进一步考虑的问题就是，大规模的腐败是怎样产生的，它与韩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之间究竟有什么样的内在联系？

二、韩国工业化进程的特点

韩国的发展大致建立在以下几个条件的基础之上：1，整个国家的自然资源异常缺乏，2，人口密集，3，面临着敌对北方的威胁。除了有一些质量不高的煤炭之外，所有的重要资源几乎都在北方。在日伪统治时期，韩国是一个农产品的出口国，但在1953年以后，韩国人口的急剧增长使其几乎消耗了所有的本地农产品。此种形势迫使政府制订一个经济发展战略以便能进口原材料和必需的生活消费品，而工业化人口的增加又使失业成为一个社会关注的重要问题。同时，北方可能进行的军事行动也使韩国政府面临着发展经济的紧迫性，只有发展经济并使其国家富强起来，才能使自己的政权稳定。

尽管有这种发展经济的紧迫性，在整个50年代韩国的发展却并未给人以深刻的印象。李承晚政权的"先统一，后发展"的主张使其在经济发展上没有什么起色，他进行了，使韩国农村的收入较为平等，但也使66％的劳动力在60年代晚期仍然留在了农村，这场的结果是使韩国的大多数家庭同样的贫穷，而战争又使1953年国民生产总值的86％毁于了战火。当然，韩国的经济毕竟还是开始恢复，由于美国的援助（李承晚时期美国对其的援助达24亿美元），也由于进口替代的政策，工业生产逐步地发展起来。但这种发展是国内的轻工业在很高的保护关税的支持下发展起来的，主要面对国内的消费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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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韩国继续走这条进口替代的发展道路，今天的经济奇迹也许就不会出现。50年代末，经济发展的实际水平已经超过了战前，但农业仍占很大的比例并且极为依赖外国的援助，同时，随着一批批高等学校的学生从学校毕业，要求发展工业以增加就业机会的压力越来越大。在有着充分的知识劳动力供应的情况下，韩国的经济表现与其他国家相比十分逊色。朴正熙在1961年发动的军事政变彻底改变了韩国经济发展的"自由民主"模式，在他的政府执政期间，经济发展的战略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即以1971年为界，在此之前和在此之后各为一个时期。在60年代，政府扭转了进口替代的导向，而代之以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在1971年后，政府则将越来越多的从出口所获取的利润转移到重工业和一些大规模的农村发展计划上，同时也积极资助急剧膨胀的出口导向的轻工业部门。

朴正熙的主要功绩之一就是他使韩国的制造商们将眼光瞄准国外的市场。由于这一发展战略的转变，韩国密集的劳动力就可以用于发展劳动力密集型产品，结果，韩国的劳动力密集型产品尤其是纺织品很快在国际市场上取得了成功。同时，朴正熙使韩国的对日关系正常化，从而从日本获得了很多韩国急需的技术。日本在20多年前刚好经历了一个大体相同的发展阶段，其换代的技术正好为韩国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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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这一过程中，最重要的转变显然是政府对经济的计划。其典型代表是韩国政府制订的五年计划，第一个五年计划从1962－1966年，第二个五年计划从1966－1971年，政府的基本目标是增加投资，主要是发展制造业和扩大出口。制造业部分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年增长率为15％，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年增长率达21.1％。整个投资占国民生产总值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为20％，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已超过30％。

韩国政府主导的这种发展战略收到了很好的效果，韩国的商品出口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增长率为44％，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为35％，而经济结构也随之发生了变化，1962年，农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超过43％，农业和渔业所雇佣的劳动力超过劳动力总数的60％，而1972年时，农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已降为29％以下，农业和渔业所雇佣的劳动力也降为49％以下。

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也促使韩国的发展模式发生进一步的变化，随着美国在韩国军事力量的减少，韩国政府被迫开始发展自己独立的军事工业，与此同时是美国和日本在世界石油危机后采取的贸易保护政策，这也使得韩国政府不得不考虑多样化的经济出口策略。于是，政府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化学工业，在大力投资这两个部门的同时，朴正熙也十分忧虑由于国际粮食市场价格上涨对韩国经济发展的影响。于是，政府给予农业以特殊的补助，在发展农业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由于城乡生活水平差距的扩大而产生的种种矛盾。为了在金融上资助政府认为的主导部门，国家银行将带有补贴利率的贷款提供给那些选择好的项目：石油化工，钢铁，造船等工业开始发展起来。与此同时，这些行业的出口也迅速增加并在欧洲和中东找到了自己的市场。而国家指定的高价也刺激了水稻的发展，保证了国内市场充足的供应。

同时，韩国政府紧紧地控制住了韩国的劳工运动。韩国工会联盟是官方认可的正式工会组织，其成员将近2000万，一直到1987年，这些组织都是被政府紧紧控制的。很多全国性的大工会的存在都是名义上的，它们根本无法组织集体的行动。这种政府对劳工运动和工资的控制，使韩国产品能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以较低的价格在国际市场上进行有利的竞争。

实际上，韩国政府采取的措施在后发展国家中十分普遍。即政府使价格相应地扭曲到一个较低的水平上，在刺激经济增长的同时以海外借贷的方式来支持在重工业上的大推进发展策略。以战略的眼光来看待工厂车间层次上的管理，尊重工程师和技术人员的作用以便使他们保持活力从而取得高生产率以及产品质量的改进。同时也让各种公司集团在市场最基本的层次上进行多样化的广泛的竞争，以便使大公司感受到应有的压力。同时也尽量使劳工运动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变得相对虚弱以利于政府达到自己的目标。但政府对重工业和农业等行业的补助也使得通货膨胀问题日益严重。对工业和水稻的特殊补助使货币供应量激增，国内高素质劳动力的缺乏也使得工资加速上升，过分强调水稻的生产也带动了其他消费品价格的上升。到了后期，就是朴正熙也意识到通货膨胀已失去了控制，所以在他最后一个时期开始了新的策略，大的补助计划和信贷的增长都受到了严格的控制，而完全竞争的自由市场成为了韩国经济发展的主要机制以保证在投资和生产资源的分配方面能更加公平和更加有效率。

但由于石油价格的大幅度上涨，农业的歉收和朴正熙的突然死去，使得1979年成为韩国经济发展中的一个灾难性的年头，1980年，其实际的国民生产总值下降了5.7％。尽管如此，全斗焕仍然保持了朴正熙的大部分改革措施，其政府成员大多也是原朴正熙政府的成员，他们协助全斗焕在1980－1982年间落实了一系列经济改革的政策，使货币贬值，恢复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扩大基础设施的建设，实行反垄断的立法，严格控制资产的投机行为，并发誓要建立一个政府不进行干预的自由市场经济，从金融方面支持中小型企业，等等。但这些措施没有收到像开始几个五年计划那样十分明显的效果。国民生产总值只以7－8％的速度增长，而政府的主要精力放在住房，建筑工业和其他的福利设施上。当然，韩国民众的生活水平在此期间已经上了一个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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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政府强大干预的积极与消极的作用

韩国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相当简明扼要，谁也无法否认，政府在发展过程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从文化和历史的角度讲，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国家其政府都有一种家长式的感觉，他们总是自觉地将社会经济的发展视为自己应尽的责任。日本如此，新加坡如此，而韩国则表现得更为突出。无论是朴正熙还是全斗焕，他们在达到了政治稳定这一最初的目标之后，都是立即使整个国家的运行机制完全以经济为中心。政府就是一个经济增长的决策机构和执行机构，具体来讲，韩国政府采取了如下一些措施来推动经济发展。

首先是政策与计划。韩国经济决策是高度集中的，完全集中在政府的执行机构，而总统对所有的决策都有最后的发言权和裁决权，当然，总理和副总理在决策过程中也有很大的影响。副总理直接领导经济计划部，是韩国最具权威的经济机构。此外，金融、运输、贸易、国内事务、建筑、能源与资源、科学与技术和劳动等部门的负责人对经济决策也有很大影响。商业与劳工集团总部几乎都集中在汉城，其领导人都与各政府部门的负责人密切合作。1980年，韩国政府又成立了社会经济部，其成员包括政府和私人公司的负责人，大家共同来商讨国民经济发展政策。韩国的经济计划部的成员虽然也有分歧，尽管有些决策也有纯政治方面的考虑，但总的来讲大部分决策是从经济的角度出发的。政府的决策者通常都主动征求学者们的意见，也吸收国外投资专家的看法。

经济政策一般而言具有很大的灵活性，五年计划只是构成了一个发展的大致指导框架而不是试图回答所有的政策问题。实际上，政府并不在乎去尝试任何一种可以达到其目标的政策。经济行政部门享有很大的制订规则的权力，所以从外人的角度看，韩国的整个经济决策虽有很大的变数，而一旦总统作出决定，那就没有什么讨论的余地了。不过，韩国的五年计划仍然是世界上最有效的经济发展高于一切的发展计划。各部门的负责人都对计划的制订享有发言权，而一些劳工集团的领导人也经常有机会参与经济发展的合作。同时，计划并不意味着所制订的目标就一定要达到，政府制订的五年计划虽然一个比一个更精确，但总的来看都是留有余地的，一些特殊的目标实际上从未真正实现过。

政府的实际经济控制措施包括：预算管理，这是经济计划部最重要的管理措施之一。财政年度与日历的年度完全是一样的。在财政部长官领导下的国民税收行政办公室是政府税收的主要征收者，税收在1977年后一般占国民生产总值18％左右，而政府也随时调整税收制度，以使公司更有利可图，并有利于中小制造业的发展，有利于低收入者。75％的劳工收入低于每月155000韩元因而也就不交所得税，这就使韩国的大部分劳动者免除了税收的负担。在1980－1981年间，政府还发动了一次广泛的运动以反对税收方面的欺诈和贿赂。而政府的开支对经济发展也有重大的影响，在70－80年代，政府的开支除防卫占去30％以外，政府预算的四分之一也是用于经济发展计划的，教育则又占去了预算中的16％，社会福利事业与公共开支占8％，1981年，政府还尽力通过控制预算赤字来控制通货膨胀。计划的预算只高于前一年的30％，刚好与通货膨胀率相当。

第二个控制措施是货币银行，政府控制着整个银行系统，政府拥有全国主要商业的主要股份并决定着储蓄和信贷的利率。银行利率是典型的低于非正规市场一半的利率，而一些提供给政府支持的行业的补助性贷款其利率往往还低于通货膨胀率。其结果之一便是各公司之间为了争取到这种便宜的贷款发生了激烈的竞争。尽管一些经济学家认为这种信贷制度是不合适的，但政府仍然给那些利润最高的公司提供基金。而这种信贷补贴的后果之一是加剧了通货膨胀。整个70年代韩国的通货膨胀率一直保持在19％左右，而到1979－1980年，更增为26.2％。消费价格则上涨到35％。由财政部长控制的韩国银行是国家的中央银行，它通过发行和控制货币来调节储蓄和贷款，并为所有的商业银行制订利息与汇率。韩国的几家主要的商业银行如韩国商业银行，汉城银行韩国第一银行等，占据了韩国商业银行资产的80％，而政府在这些银行中都占有主要的股份，这就使政府对韩国的金融信贷有绝对的控制权。

除此之外，政府还控制一些商业公司在整个行业中所占的份额。政府控制着烟草、人参的生产与销售，主办了主要的广播电视网、铁路、邮政与其他一些公共设施，控制着电力公司、韩国石油公司、韩国中央化学公司等，在1972年，政府在金融、电力、自来水、通讯和其他一些公共设施方面占有绝对的优势，在矿产、运输和通讯方面占有三分之一的优势，在制造业占有15％，在建筑业占有5％。政府不仅利用自己在各个产业中所占有的主导地位来实行自己的意图，而且还采用一些其他的方式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比如政府可以通过正式的命令和规则以及非正式的压力来干预私人企业，价格控制通常是一种短期的控制方式以防止企业在经济调整时期谋取过分的利润，全面的价格冻结只是在1972－1974年之间尝试过一次。在1981年，有百分之25的消费品价格处于政府的直接控制之下，政府同样控制着主要的工业货物的价格使其能够保持基本的稳定。从1981年开始，反垄断法与公平贸易法使政府获得了监督其他垄断企业与市场的权力。任何商品的国内年销售额超过300亿韩元都是政府要进行调查的目标。而任何一个企业如果控制了上述商品销售一半的份额则被宣称为有严重的垄断行为；而如果两到三个企业控制了上述销售70－80％的份额，则被认为是有轻微的垄断行为的企业。而政府则准备插手这些市场以防止不公平的价格和超额的利润。政府的其他一些控制措施则是实行与限制垄断公司相矛盾的政策，比如在1980年政府在机械制造业帮助实行了新的垄断，使摩托轮胎与发动机行业的生产高度集中，而以前在这些行业竞争是十分激烈的。政府的解释是这是一种暂时的措施，是为了避免同一行业严重的重复建设问题。而政府的长期政策则是让私人企业部分自由地参与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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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怎样，韩国的发展模式在经济上是成功的，韩国经济发展模式的最大特点就是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与经济发展计划的高度集中，没有韩国政府强大的干预，韩国的经济奇迹不可能出现。朴正熙上台后就对当时韩国的低收入、低能耗、低储蓄、低投资、低增长的恶性循环，提出了"政府主导下的经济增长至上主义"。其最终的经济效应是在以出口为导向的发展中逐步地提高了韩国的经济竞争力，所以韩国的成功被一些学者称之为"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但政府的干预又在不同的程度上扭曲了市场的力量，并导致了不公平竞争的产生。韩国政府虽然强烈地干预着经济发展的方向，但仍不能完全取代市场经济的力量，所以韩国主导的大公司之间无论在国外还是在国内的市场上都进行着激烈的竞争。由于政府的经济计划控制着大多数的物价，所以大公司只有提供不同的产品才可能在价格上有所竞争。但这种形势下的大公司竞争却基本上是建立在非市场因素的基础上，其表现特点是：1，大公司互相争着从政府那里获得额外的补助和工业执照与许可证，他们通常通过宴请官僚，按照计划者的特殊偏好来设计投资计划，等等；2，以最优惠的条件从国际的大公司获得技术许可证；3，以各种非规范的方式从劳动力市场获得最好的技术人员、劳工和管理人才；4，通过质量与产品的多样化竞争国内与国外的市场份额。

韩国的成功在于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然而，这一发展模式与西方正统的完全竞争的经济制度却是背离的。在一个完全竞争的制度中不会产生经济政策、市场力量或生产者主权等问题，各个生产者都不能决定他的产品的市场价格。而这种对正统经济理论的背离在一定程度上也就加速了腐败现象的产生。阿克顿公爵认为，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类政治生活的某种规律，韩国高度集中的由政府主导发展的经济，尽管取得了成功，但同时也使腐败这种不可避免的现象在韩国的社会生活中蔓延开来。

腐败在发展中国家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由于权力的集中并缺乏应有的制约，各种腐败行为和方式几乎构成了另一种行政机构和独立的体系，腐败的目标几乎都是相同的，即为了满足个人贪婪的欲望。但在发展中国家，广泛的腐败还有另一种含义：它使较为贫穷的人无法接近资源，加入公共组织，得到法律的保护。事实上，腐败作为一种控制的系统，在发展中国家是广泛存在的，它通常成为掌权者奖励顺从者，形成一种权势者希望的政治结构并抑制那些不希望出现的社会冲动。在这种角度上看，腐败的实践是政府使群众保持在其原有位置上的一种通常的方式。当然，保持一种至少是形式上的最低限度的民主外表仍然是值得的。独裁与恐怖的威胁必须与实际上的物质刺激联系起来以便达到自己的目标，比如影响选民的投票。由于在玩这些政治游戏时所需的大量金钱无法从官方预算中得来，对于领导者而言，某种基金的资源对维持领导权力是必不可少的，这就进一步加速了官僚机构的腐败。因而有利可图的位置通常是被保留给小集团的成员或者是现政权的支持者，他们愿意参与这种政治游戏。这些有利位置的保持者也经常被同样乐意参与这些游戏的人们更换，而官僚中不愿参与这种非正式关系网活动的人则常常被安排到没有实权的位置上。

韩国的政治丑闻也证实了这一点，因为全斗焕、卢泰愚等人所需的政治基金基本上都与受贿有关。因此，我们的初步结论是，韩国模式的成功在于其政府的主导，而腐败也正是由于这种发展的模式而产生的。政府的大权独揽推动了经济的发展，同样，政府的大权独揽对市场机制的扭曲也给腐败提供了滋生的土壤。

四，对腐败的种种制约因素

但腐败现象与经济的高速发展并存，并不证明腐败在发展过程中具有天然的合理性。在李承晚时期，韩国的经济状况并不理想，而腐败现象已经十分引人注目。由于官僚在那时已经垄断了政治权力，他们就只对社会荣耀物资财富的回报感兴趣，在牟取美援物资与款项的过程中政客同企业之间就已经结成了复杂的腐败关系网。企业成了"政治家的采邑"。政府官员与企业主相互勾结，共同掠夺国家财富，于是，企业"滋养"下的官员腐败无能，在官方庇护下的企业毫无生存竞争的能力，在造成了一个特权消费阶层的情况下，对本国的发展却并未起到什么积极的作用。也就是说，在韩国的经济高速起飞前，腐败现象就已十分严重的存在，并不是发展就带来腐败，而是不发展也同样要产生腐败。

从本质上分析，"腐败"本身就是一种现代观念的产物。按西方学术界的观点，在前工业化社会中，现在人们称之为的腐败在那里却被看作是一种政府的天性。在这些社会中，政府总是掌握在一小撮人的手中。他们除了考虑自己的利益以外，几乎没有考虑还要为社会承担什么责任，他们通常是把绝大多数的税收放进自己的口袋作为自己的钱来使用。只有极少数的人希望能在需要时为穷人做一点事，而这也主要是出于慈善而不是一种真正的社会责任。大体上说，在这些前工业化的社会中，统治者总是"自由"地掠夺和剥削他们统治的人民。正是由于现代工业社会的产生和民主政治体系的出现，才使人们开始对政府的管理有了"好"与"坏"的判断。人们对政府"好""坏"的判断标准具体表现在以下一些方面：政府应该尊重所有人的权力而不仅仅是少数特权者的权力；政府应对多数人的需要负责而不是少数人；税收代表着"公共基金"必需用在公益事业上，而不能当作私人财富为执政者和他们的人服务；公共基金必须通过正当的形式使用。如果按照这些标准，前工业化国家的政府几乎没有一个不是腐败的。也正因如此，当现代化进程开始以后，以前在一个国家的官员看来是正常的事情，现在却变得使人不能容忍了。李承晚政权的所作所为正是如此，由于他们仍然沿袭了韩国历史上的官僚传统，毫不掩饰地带头腐败，又不重视经济发展，在李承晚通过不正当的手段第四次连任总统后，终于激起了全国的公愤，并于1960年被学生的"4，9"革命运动所推翻。而继任的张勉政权在民主政治的外衣下，软弱无力，对扭转官场的腐败现象依然没有什么作为。结果，朴正熙推翻了张勉政权并以强力的形式推动了韩国的现代化发展。

发展与腐败──韩国模式透析

应该说，朴正熙上台后是大力反对腐败并制订了一系列政策来打击各种腐败现象。由于政府这些积极的措施，韩国的腐败受到了遏制，但与此同时，朴正熙的集权管制，同样也给腐败留下了很大的空间。尤其是地区间发展的差距拉大，大财团的垄断引起的不公平竞争等等，使腐败依然在潜伏状态下发展。朴正熙时代的"大企业优先"的原则对初期的经济起飞固然有必要，但经济力的高度集中（产业的集中），政经"愈合"，行贿受贿，靠优惠融资等不正当聚财的现象已经产生。等到全斗焕等上台后，由于政治民主化的压力越来越大，政党的活动日益活跃，用各种非正当的手段筹集政治基金，争取政府的建设项目等腐败现象实际上在韩国社会已经蔓延开来。问题在于，韩国经济在这一阶段仍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所以我们需要解答的问题是，难道腐败有助于韩国的发展？

回答显然是否定的。事实是，正是由于各种原因的制约，使得韩国的腐败未能对发展构成巨大的危害。

这些因素中，首先是美国的压力。在朝鲜半岛这样一个特殊的环境中，美国对韩国的影响举足轻重，没有美国的支持，韩国的任何政权都无法长期生存下去。为了能在朝鲜半岛的南北对持中获取优势，美国早在50年代就督促李承晚政权积极发展经济，美国顾问还提出了若干具体的措施，但李承晚的先统一，后建设的不合作态度使美国人十分不满，可以说这也是李承晚倒台的原因之一。而朴正熙等人上台后，应该说完全执行了美国人所希望的发展政策。这种时隐时现的制约力，使韩国在发展中虽然有腐败的现象产生，但政府的要员却不能让这种现象过分膨胀以致危及发展的进程。

第二是韩国民主势力的制约。韩国的民主运动在李承晚时代就已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朴正熙上台后，把民主势力作为发展的障碍加以消灭，加上韩国的文化传统中缺乏政治参与的因素，所以韩国的民主势力一直十分虚弱。尽管如此，由于朴正熙等政权大力发展教育的结果，韩国的学生逐渐成为社会中一支十分活跃的力量，而要求民主，反对独裁，几乎是学生运动的天性，所以，在韩国的军人专制体系中，学生运动成为社会要求正义呼声的代表，而这种学生运动的压力以及这种运动得到了大众广泛的支持形成的一种巨大的声势，迫使政府尽可能地"honest"。所以，无论作为工业化的良心以及主要的资源而言，韩国学生运动的作用都是不可低估的。正是激进的学生运动，帮助其他社会的、经济的、农业的、宗教的和知识界的运动激进起来。这些激进的民主运动，虽未使威权体制解体，但对其所作所为显然形成了巨大的压力。这样一些政治反对势力的存在，对集权下的腐败现象是一种有力的制约。而随着经济的发展，韩国中产阶级的力量也日益壮大，在朴正熙集团上台时，韩国并未形成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而至1987年时，一些大企业如现代、大宇和三星等已形成强大的利益集团，而中产阶级也构成了韩国人口中的多数并成为韩国要求政治民主化主要的领导力量。他们也越来越不满意全斗焕式的威权主义政治，并将腐败与这样的政权与总统的家庭联系在一起。

第三则是军人政权内部的制约，一个大集团，除非完全由理智的个人组成，将不会按照他们的集团利益行事，但一般而言，具有选择动力的集团比没有的能更好地为"公益"奋斗，小集团比大集团更容易达成共识。朴正熙军人集团即为一个基本上达成共识的集团，其共识就是要反对文官政权的腐败，有效率地推进韩国的现代化。这一共识迫使朴正熙集团在上台后，不断发动反腐败运动，从行政和制度等两方面加强了反腐败的力度，比如"生活奢侈"，"拥有豪华住宅"，都是严厉的打击对象；同时采取了"连带责任制"，如发现贿赂案件，不仅处分行贿受贿双方，也处分责任检察员和监察机构领导人。军官们可以容忍总统的专权，但不能容忍他完全放弃自己上台时的诺言。朴正熙时代的腐败现象相对不那么严重，与此有一定的关系。

第四则是外国财团的监督与制约。借助外资的力量来引进技术和设备是韩国发展的一条重要经验，而外国的投资者不能不在乎这些投资的效益，外商对投资环境的要求，对投资项目的制度化监督和管理，对其所在地区和行业的正常运行和避免腐败也起到了一定的制约作用。

可以说，正是这样一些有形的与无形的制约力量，部分地弥补了韩国集权统治下的一些缺陷，使得腐败的程度不致影响经济的正常发展。因此，我们可以说，不是腐败促进了发展，而是这些对腐败的抑制因素保证了发展的正常进行。

五，对发展过程中腐败原因的分析

从韩国的例子可以看出，腐败并不是发展的专利，不发展腐败同样存在。李承晚时期尽管经济没有起色，腐败现象照样十分猖獗。而在工业化以前人类历史上的任何时期，腐败不仅存在而且还常常成为一种"正常"的社会或官场现象，甚至在工业化发展的过程中，腐败也是一种几乎无法避免的现象。英国是第一个现代国家，但1759年富兰克林对伦敦的印象却是，到处都是行贿受贿，营私舞弊的丑闻，"绝对的腐败在这个古老国家的所有等级的人们中流行，从头到脚都完全堕落和腐败了！"

同样，在很多发展中国家，腐败也是一种司空见惯的现象。在印度尼西亚，苏哈托将军的军队直接卷入了社会的政治经济生活，其亲朋好友几乎是公开地攫夺国家的财富，而在一些非洲国家，由于经常发生政变，政客们上台后唯恐来日无多，一掌权就拼命想法抓钱，并尽量在瑞士银行存上一笔，腐败便几乎成为一种"正常"的政治程序。相比之下，韩国的腐败现象既不是独一无二，也不是最突出的，但其主要特点却是社会的反应十分强烈，超过了绝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而正是这种强烈的社会反应，成为使韩国成功的重要因素。

从更深的层次分析，腐败是发展过程中的一种无法避免的副产品，这是一种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变中的必然产物。现代民族国家起源于市民社会，而市民社会就是由基于社会分工、私有制和商品的自由交换的基础上而组成的社会。发展中国家的市民社会是不发达的，在以市民社会为基础的政治体制中，国家的统一一般要经过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共同体的解体和市民社会的建立，共同体则是指人们结成的社会不以生产商品为主，而以生存经济(即自给自足的经济)为联系的社会。在西欧，市民社会是在封建体制下开始出现的，封建体制则是以中世纪的农业共同体和城市共同体为基础的。城市中的这种共同体一般称为同业工会，即基尔特，随着市民社会的发展，共同体崩溃的危机日益严重，担负着维持共同体生产和社会关系的封建国家，凭借权力干预市民社会，阻碍了市民社会的发展，于是引起了市民社会的强烈反抗，并进一步开展取代封建的国家政权，建立自己国家的运动，最终爆发了一系列革命，建立了现代的民族国家。这种新的市民国家颁布了若干保障市民的经济和政治生活的法令，在这样的国家法制下，人们失去了曾在共同体中所拥有的基于血缘和地缘的直接关系，开始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自由活动。从现代国家产生的历史过程我们可以这样认为，现代国家就是市民国家，市民国家只能从市民社会分离出来。统一的第二阶段则是建立政治国家。在市民社会中，单独的个人开始重新寻找新的共同体的运动，因为人们在商品经济的竞争中也需要一个超越于一般人之上的机构来进行仲裁，来保护自己的安全，同时也保护自己的市场不被外国侵占。在这样的期望下，从市民社会分离出来的国家就成为一个政治国家，这个政治国家宣布，所有的人作为国家的成员都是平等的，似乎是游离在商品社会中的个人，现在作为一个抽象的国民而重新实现了社会整体的统一。而发展中国家的大部分地区的人们基本上还是生活在传统的共同体中，在这些地区，共同体大都处在开始崩溃的过程中，而市民社会却并不发达。换言之，传统的价值已经失去，取而代之的伦理却并未建立。要在这样的基础上把人民真正地统一起来，建立稳定的政治体制，是极为困难的。市民社会的原理与传统农业社会的准则本来就不相容，新的国家政权要在两者之间保持平衡十分困难，而这一平衡也极易被打破。一旦平衡被打破，各种社会病症就开始显露出来。这种病症最显著的特点就是政治腐败和政治不稳定，既然不能依赖市民社会的活力实现国家的统一，那么，政治庇护主义对于政治的稳定就是不可缺少的了。这种政治庇护主义的一个重要副产品就是腐败，因为，有政治上的庇护主义就必然有政治上的裙带关系，而腐败和裙带关系只隔着一层纸。韩国在反腐败的过程中揭露出来的腐败现象，也证明腐败与裙带关系有着密切的联系。

毕业五年计划范文篇5

一、**中学的发展势头

二、**中学的扩容计划

县教委和**镇主要领导4月14日到我校论证，初步选定了“方案二”。

三、急需解决的几个问题

1、请国土、规划、建委等部门，特事特办，简化手续，征地建房，以解决2005年下期学生的入住问题。

2、请**镇牵头解决横穿校园的村民过道的改道问题，相对地扩大运动场，解决全校师生做操等各种文体活动所需。

请领导们尽快解决上述问题，确保我校2005年下期正常开学。

毕业五年计划范文篇6

一、保险业的现状

五十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20年来，伴随着中国的持续和人民生活水平的稳步提高，中国的保险业有了飞速的发展。

到2000年底，中国的保险业务收入已达到1595.9亿元，同比增长14.5％；截止2000年底，保险公司总资产达到3373.9亿元，比年初增加649.5亿元。从1980年恢复办理国内保险业务以来，我国的保险业务收入以年均近30％的速度增长，远远高于同期国内生产总值9.41％的年均增长速度。2000年的保险深度即保费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为1.79％，保险密度即按全国人口人均交纳保费约为130元，都比上一年有所提高。

在中国保险市场上，截至2000年底，共有31家保险公司，其中国有独资保险公司4家，股份制保险公司9家，中外合资保险公司6家，外资保险分公司12家。保险中介机构从无到有，已成立保险经纪公司3家。另有30多家专业保险公司、5家保险经纪公司、3家保险公估公司获准筹建。此外，还有重新批准的兼业保险机构约6万家。约200家外资保险公司的代表机构在中国一些大中城市建立。

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于1999年11月18日在北京成立后，一年多来已先后在31个中心城市设立了派出机构，扩展了保险监管的覆盖面，加强了保险监管的力度。

中国保险行业协会于2000年11月正式成立，对加强全国的保险行业自律，维护公平竞争的保险市场秩序将发挥重要的作用。

经过20多年的努力，到上一个世纪末，中国在构造一个成熟的、健康的、规范的保险市场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以国有独资和股份制公司为主体，中国和外资公司并存，多家公司相互竞争；保险法规逐步健全，保险监管日益加强；保险公司内部经营机制渐趋完善，管理水平不断提高；一大批优秀的保险专业人才脱颖而出；保险业同业其他部门的合作已经启动；中国保险市场向着国际化的目标前进。所有这一切都为新世纪中国保险业的更大发展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二、2000年中国保险业取得的成就

回首2000年，我们高兴地看到，这一年是中国主义改革开放和化建设进程中具有标志意义的一年。我国国民经济继续保持较快的发展势头，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顺利部署实施。西部大开发取得良好开端。我国胜利完成了第九个五年计划。我国继续实行对外开放政策，逐步扩大对外开放的领域，加速了about我国入世的对外谈判进程，取得了显著的成果。

2000年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辉煌成绩，而保险业作为的稳定器和经济建设的催化剂，发挥了它应有的作用，正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2000年4月10日为《保险知识读本》的出版所作的重要批语中指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保险是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促进改革、保障经济、稳定、造福人民具有重要的作用。”主席“希望各级领导干部带头保险的基本知识，努力和掌握保险工作的特点和，加强对保险事业的领导和管理，促进我国保险事业更好地为改革开放和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遵照主席的重要批语，适应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需要，2000年我国的保险监管部门和保险业界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在培育保险市场、维护保险市场秩序、发展保险业务、加强经营管理、提高服务质量、赢得经济效益和效益方面取得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

我国保险业在2000年所做的大量工作中，应当特别提到的有以下几项：

（一）加强保险监管，健全保险法规。

如上所述，保监会设立了31个派出机构，在全国范围内从从组织机构上加强了监管力量。在原有的保险法规的基础上，这一年保险监管部门又颁布实施了《保险公司管理规定》、《保险公估管理规定（试行）》、《财产保险条款曲率管理智行办法》、《机功车辆保险费率规章》和《机动车辆保险条款》等规章制度，对进一步规范经营行为、维护保险市场的公平竞争发挥了有力的作用。

（二）构建保险中介人市场，完善保险市场因素。

和我国其他行业一样，保险中介入长期以来基本上处于缺位状态，不利于为客户提供方便周到的服务。在已经实行的财产保险兼业人制度和1992年之后实行的个人寿险人制度的基础上，2000年保险监管部门批准了—批保险经纪公司、保险专业公司和公估行，其中有些已经建成营业，还有一部分正在积极筹建当中。保险中介机构的增加，对于完善保险市场结构，活跃保险市场交易，为保险各方当事人提供服务，都有重要的意义。

（三）国有独资保险公司的改革有了良好的开端。

众所周知，国有改革是中国政府三年以前提出的三项改革工作中的重中之重。令人可喜的是，同有企业改革已经达到了预期的目标。而国有独资的保险机构，经过1996年以后的几次重组，机构的调整和重新设置也已经尘埃落定。从2000年年初开始，中国最大的两家国有独资保险公司即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和中国人寿保险公司先后迈出了改革的岁伐，改革的总的思路和目标是：根据市场竞争的要求，调整公司的组织结构，增强市场应变能力和竞争实力；把市场机制引入人事制度中去，进一步体现劳动差别和人才价值；明确各部门、各岗位的工作职责和工作标准，提高工作效率和管理水平。应当说、改革只是初步的，也是有成效的，但与既定的目标相比还有很大的距离、改革有待于进一步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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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保险创新开始浮出水面。

创新是保险业发展的动力和源泉，特别是在知识经济蓬勃发展的今天，尤其如此。2000年，我国保险业界已经注意保险创新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并见诸于行动。

产品创新：在我国通货紧缩、利率下调、证券市场日趋规范、投资渠道增多，扩大消费信贷、刺激内需，以及进行保障制度、医疗制度和住房制度改革的情况下，保险业如果仍然固守旧有的保险产品，经营将难以为继。因此，实行保险产品的创新势在必行。这一年，各家人寿保险公司先后推出了具有保障和投资双重功能的投资连结保险和分红保险（应当指出，这些产品在国外已经推行多年）。有的财产保险公司推出了理财型的家庭财产综合保险。有些财产保险公司还陆续推出在国外实行多年的职业责任保险等等。新产品的竞相推出，拓宽了保险公司的经营之路，繁荣了保险市场，适应了客户需要。

服务的创新：有些公司在全国范围内开通24小时的服务热线，提供险种咨询、保单查核、预约投保、投诉举报等多方位的服务。各家人寿保险公司都设有“客户服务中心”、“客户服务之家”，急客户之所急，想客户之所想，把服务工作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

服务手段的创新：除了传统的直销、人和经纪人销售外，网上保险也渐露头角，不少保险公司通过互联网进行宣传、咨询、投保和理赔服务。

（五）保险业同银行业、证券业的合作顺应了金融一体化的潮流。

2000年这一年被我国保险业界人士视为银保合作年，这是恰如其份的。从报刊等新闻媒体的报道可以看到，国内众多的保险公司先后同国有商业银行和股份制银行签署了银行和保险合作的协议，形成了强强联合、信息共享、共同发展的“双赢”格局。继1999年11月中国保监会批准保险资金间接入市，即购买证券投资基金后，2000年保监会又几次提高了各家保险公司购买证券投资基金的投资金额占总资产比例的上限（其中最高的可达15％）。这一举措不只增加了证券市场上作为机构投资者保险公司的投资额，活跃了证券市场，而且也有利于保险资金的保值增值。

以上都是在国际金融一体化的趋势下出现的我国金融业各部门相互合作、相互渗透的新的苗头，对我国整个金融业的发展将产生积极的。

（六）外资参股开始进入中国的保险领域。

新华人寿和泰康人寿于2000年先后成功募集外资股，此举的意义不仅在于增加了两家中国保险机构的资本，壮大了经济实力，而且也说明外资看中了中国保险业的广阔发展前景，他们不仅以合资方式，而且通过参股的渠道进入中国保险市场。这对吸引更多的外国人来华投资，尽快实现我国保险行业发展的国际化，都具有现实和深远意义。

三、努力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保险市场框架

中国人民以主义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辉煌成绩，送走了二十世纪，并满怀信心地迎来了新世纪的曙光。

根据我国第十个五年计划期间（2001—2005年）经济和发展的主要目标，我国保险监管部门对我国未来五年保险业发展的整本定位是，大体形成一个经营主体多元化、运营机制市场化、经营方式集约化、政府监管法制化、从业人员专业化、行业发展国际化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保险市场框架。同时，根据专家预测，二十一世纪最初几年我国保险业将以12％的年均增长速度发展。到2005年末，中国保险费总收入预计可达到2800亿元左右，保险费收入将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3％，全国人口平均人交保费为230元。

根据我国和的总体规划，考虑到我国即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一新的情况，要实现二十一世纪最初几年的保险业发展计划，除继续实行那些行之有效的保险发展产业政策、法规、监管原则和经营管理方式以外。我认为还应当和解决好以下几个：

（—）培育和发展多元化的保险经营主体。

，我国的一些商业保险公司承担了经营政策性保险业务的任务，这不利于政策性业务的开展，也不符合商业保险公司的利润最大化的经营方针。应当将政策性保险从商业保险公司中剥离出来，成立政策性的保险机构，如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农业保险公司等等，以明确划分商业保险和政策性保险的界限。

按照《保险法》和有关规定，我国保险公司的组织形式只有国有独资保险公司和股份制保险公司两种：中资以外的保险公司的组织形式只有外资保险公司的分公司和中外合资保险公司。

借鉴国际保险市场的经验，应当培育多种形式的保险机构，除已有的组织形式外，可在适当的时候设立相互保险公司、保险合作社乃至自保公司。据专家论证，相互制保险公司把政府、农民和保险公司三者利益集于一身，更适合于经营农业保险业务。至于外资保险机构，也可不仅限于中外合资和外资分公司两种，可鼓励更多的外商参股中资保险机构，也可设立外资保险公司在华注册的全资子公司。根据国外的经验，外资子公司既有利于其本身自主经营业务，也有利于当地保险监督部门的监管。

保险市场主体多元化，还包括设立足够数量的保险中介机构（人、经纪人和公估人）和为保险业服务的律师事务所、师事务所、评级公司等。

（四）保险创新开始浮出水面。

服务手段的创新：除了传统的直销、人和经纪人销售外，网上保险也渐露头角，不少保险公司通过互联网进行宣传、咨询、投保和理赔服务。

（五）保险业同银行业、证券业的合作顺应了金融一体化的潮流。

以上都是在国际金融一体化的趋势下出现的我国金融业各部门相互合作、相互渗透的新的苗头，对我国整个金融业的发展将产生积极的。

（六）外资参股开始进入中国的保险领域。

三、努力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保险市场框架

中国人民以主义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辉煌成绩，送走了二十世纪，并满怀信心地迎来了新世纪的曙光。

（—）培育和发展多元化的保险经营主体。

保险市场主体多元化，还包括设立足够数量的保险中介机构（人、经纪人和公估人）和为保险业服务的律师事务所、师事务所、评级公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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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创新除了组织结构的创新、制度创新、营销手段的创新、技术和产品的创新，我们还应当看到在国际保险业现在已经出现的服务创新。

毕业五年计划范文篇7

关键词:高校;教学建设;途径

21世纪是知识时代，是科技竞争和人才竞争的时代。培养适合当代社会和科技发展的创新型人才的新体系是现代高等学校教学活动中亟需解决的课题。武汉大学物理与技术学院为适应现代社会的要求，对原有教学体系进行了大胆的改革，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1充分发挥教学名师的示范作用

学院每学期都组织青年教师去听国家名师的讲课，充分发挥国家教学名师在教学中的示范和引领作用，在教学名师的带领下，物理学人才培养基地教学团队、物理学专业基础核心理论课程教学团队，先后成为湖北省教学团队和部级教学团队。

2不断加大对青年教师的培养力度

师资队伍是教学改革取得成功、教学质量不断提高的关键。物理学院师资雄厚，学院不仅汇聚了一大批老一辈科学家和著名学者，同时又引进了一批有海外学习、科研背景的优秀青年学者。如今物理学院40岁以下的青年教师占教师总数的1/3以上，如何使青年教师尽快成为本科教学队伍中的骨干，学院制定了青年教师工作条例、青年教师上课的准入制及青年教师教学竞赛的参与制等一系列有效措施。（1）严格执行青年教师试讲制。青年教师每承担一门新课都必须经过试讲，由院教学指导委员会和教学督导组专家点评和认定后，才可以讲授该门课程。（2）院督导对青年教师教学进行检查。院督导每学期都会对院全部青年教师（40岁以下）讲授的理论课程进行听课检查，并课后及时与授课教师作沟通讨论，指出教学过程中的优点和问题，提出改进建议。（3）组织青年教师教学竞赛。物理学院组织青年教师教学竞赛等活动，院督导对参赛教师的讲课情况进行了点评，就如何上好课，如何备课、如何把握教学中的重点、难点、如何与学生沟通等问题与青年教师进行教学经验交流，在督导组和相关老教师的指导下，青年教师教学水平普遍提高。

3鼓励教师开展教学研究、教学改革并取得了较好的成果

（1）鼓励教师开展教学研究和交流并在政策上给与支持。学院针对教学论文少的现象，制定了教学论文奖励分如同科研文章，校级文章同样计分的政策。对积极参与教学改革研究的教师经费上给予支持，极大地调动了学院教师投入教学研究的热情。（2）积极组织教师开展教学改革研究并取得了较好的成果。学院多次召开教师教学经验交流会和对研究生助教进行培训，学院督导老师亲自上台就如何针对学生学风管理、学生学习热情不高，考试不及格率高等问题向青年教师作了经验交流。（3）实行本科教学课程助教制。根据物理学院学科专业的具体情况，学院决定在物理学院本科各专业核心课程中实施课程助教制。助教由具有相关知识储备、责任心强、并有良好的沟通能力的研究生担任。要求助教随堂听课，了解课程进展，每周要进行课外答疑，协助主讲教师改作业，充分发挥助教与本科生年龄相近、易于沟通的优势，作为教师授课的有益补充，增强了教学的反馈度，完善了教学的流程，提升了教学的质量。

4积极开展国内、外合作培养本科生初见成效

（1）与中科院相关研究所联合办学。为探索培养高层次物理人才的创新模式，促进高等院校与科研机构的双向交流与合作育人，充分利用校所双方的智力资源和科技资源，加强双方的全面合作，实现优势互补。我院分别和中科院理论物理研究所、中科院武汉物理与数学研究所联合创办了“彭桓武班”和“天眷班”，目前在校已有2012级、2013级、2014级三个年级学生。中科院所还有针对性的对“彭桓武班”和“天眷班”同学开设了“理论物理导论”、“原子分子物理导论”、“原子分子物理前沿实验”等课程，这些课程都是由相关研究所派出的教师来给学生讲课，由于有中科院武汉物理数学所与武汉大学相距较近，学生去该所方便的优势，武汉物理数学所特别为天眷班的三年级学生提供适合于本科生的实验平台，开设了“原子分子物理前沿实验”课程，学生通过该课程的学习，能掌握与原子分子物理研究相关的实验方法及该学科的前沿动态，能够运用所学知识认识和解释原子分子物理实验现象，并且老师们把他们自己的科研思想及科研成果介绍给学生，激发学生们的学习热情。（2）加快国际化办学的步伐。学院在办学中引进优质教育资源，加强国内外的交流合作，迈出了可喜的步伐。武汉大学物理学院与美国Duke大学物理系、英国伦敦大学国王学院签定了学生交流协议，2013年至今物理学院已有18位优秀本科生获得国家留学基金委资助并通过两所学校对交流学生的综合素质及水平的考核选拔到两所学校进行交流学习，目前已有11位同学学成归国。“中法物理双学位班”进展良好。中法理学工学联合培养项目是武汉大学物理与法国里昂一大于2004年开始合作创办的“中法物理双学位班”2+2+2模式，即在物理学院每年的新生中选拔30名左右学生，在武汉大学学习2年基础课程和法语，修满规定的学分，第三年去法国里昂一大学习2年修满规定的学分，达到里昂一大的毕业条件就可获得里昂一大和武汉大学的毕业证和学位证。该项目至今已连续签定了两个五年计划。鉴于以往取得的成果，法方意向继续签订下一个五年计划，并在培养模式上进行进一步的完善，形成武汉大学——里昂一大——法国顶尖的综合类及工程师学校的三级跳板模式。即学生在本科毕业后，成绩突出的学生推荐到法国顶尖的综合类及工程师学校。该培养模式的建立起源于巴黎综合理工，他们看中了中法联合培养项目学生表现出来的卓越和潜在素质，主动和里昂一大方面联系，要求签订协定，将其作为该校在中国招生学生的重要基地之一。总体来说，该项班进入法国最好的和较好的工程师学院的学生人数相对稳定，同时向法国以外的其他国家求学的学生也有所拓展，2013、2014年中法班毕业生全都被相关大学录取继续深造。

5加大“三创”教育和创新型人才培养

毕业五年计划范文篇8

然而，事实远非如此。十月革命后的头二十年，尽管大部分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术语还在使用，苏联政权也依然自封为马列主义者，但是，伴随着经济和政治的变化，苏联的社会思潮和意识形态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原来的社会主义目标被抛弃，政权的实际目的，仅仅在于维持它的稳定和权威，在于建立一个民族国家。为了给刚稳定的秩序以及它所需的社会政策辩护，也为了给已落空的革命希望一个说法，斯大林政权对意识形态进行了一次彻底的修正。

1929年以前

俄国革命并非从刚生下来的第一天起就是一个板着脸孔的马列主义老太太。事实上直到1929年，苏联知识界还保持着相当的活力与自由。许多旧文人还能够继续他们的工作。知识界跟外部世界的联系还保留着。苏联的艺术和科学总体上跟世界的其他地方齐驾并驱。现代主义也跟国外一样，活跃在俄国的舞台上。在社会科学方面，党的信条尽管占据主导地位却并不僵化。在社会政策方面党继续宣扬革命理想，尽管在实践上调子已经降低了。党对俄国的文化落后性有了更敏锐的认识。

同时，在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官僚主义在不断滋长。列宁在1922年就批评国家机构跟沙俄官僚机构没什么两样，只不过涂了一层苏维埃油彩。工人反对派受到批判，工人们对工厂的控制早在1921年就受到了责难，收入不平等现象在发展。人们努力保持革命理想，实行了以下一些措施：进步的教育，男女平等，反宗教运动，以及党的“最高定额”，即为党员所规定的最高收的限制等。

1929至1932年

1929年，斯大林击败了党内最后一个反对派后，确立了党的绝对的权威。在此基础上斯大林实行自上而下的革命，以完成如下目标：

（1）使社会的各个阶层，特别是农民和知识分子，在党的直接控制下联合起来；

（2）加速国家资本主义工业基础的发展；

（3）把政治上的控制手段，引入到社会政策领域。

这一时期文化和社会政策的主题是纪律以及党至高无上的教义。根据这个主题，党对传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经济决定论者（他们现在被称作布哈林反对派）发动了全面的攻击。这些学者失去工作；著作得不到发表；有的人以反革命的罪名被逮捕了。取代这些人的是在各行各业工作的党员，他们的特点是把权力看得比学术良心更重要，他们满脑子党的权威观念，压制所有的异端思想。在艺术和哲学领域，具有唯意志论色彩的马克思主义（根源于列宁革命前的思想）占了统治地位。总的来说，这是一个极端的马克思主义被应用于社会科学的时期。不过，这一时期自然科学还保持着相对的自由。

1932至1937年

随着经济和政治的急剧变化，极端马克思主义显然过时了。极端马克思主义的盛行使一个又一个理论园地荒芜了。文学方面，很少有价值的作品得到发表；在历史学方面，学生连历史事件的年代表也搞不懂；哲学家只会背教条；谁也不把法律课程当一回事。

苏联政权认识到，它正在利用的“无产阶级”思想和政策并非最适合于它的目标，因此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的极端马克思主义接着就在各个领域遭到了否定。那些曾经在党的名义下宣扬和应用这些观点的人们，被宣布是反马克思主义的破坏分子，并且在遭到了清洗。革命知识分子风气随之被传统主义所取代。党仍然牢牢控制着文化，只是它的文化政策向相反方向转了180度大弯。

这次转变表现在文学和艺术上，是拉普和其他此类文艺组织的清洗，以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原则的确立”。在历史学方面，到1934年已倒退到传统的“国王－战争”模式，并且给沙皇俄国的过去恢复了名誉。心理学方面，逐渐从强调环境的条件作用转变到强调个人的意志和责任。政治学家也跟在斯大林屁股后亦步亦趋，1937年后他们拼命论证国家是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主要工具，同时也是抵抗资本主义国家包围的主要工具，只要这些需要存在，国家就不会消亡。

在社会政策上也有了相应的变化。由于党发现仅仅靠强制还不足以激发无产阶级的积极性，因此它逐渐转向建立传统的政治秩序：对国家和法律的美化；对阶级分化的鼓励；作为激励因素的收入差别；传统的权威式的家庭；最后还有教育政策的转变，目的是培养适应新的官僚主义工业秩序所需的既自信又顺从的性格。

文学和艺术

在20年代，正如在其他文化领域一样，作家们也亨有广泛的自由。尽管一些极端主义文学团体建议党直接掌管文学，党并不要求所有作品都符合它的官方标准。列宁、托洛茨基、布哈林全都赞同：“任何文学潮流，学校、团体都不能在党的名义下获得成功”。

1929年，党开始把作家组织起来。党把全权授予极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学团体，这个团体是在拉普的名下组织的，它着手把无产阶级文学的标准，强加给所有的作家。那些坚持艺术自由的团体以及一个认为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写出无产阶级文学的马克思主义团体，都受到了审判。甚至著名的无产阶级诗人弗拉基米尔?马雅可夫斯基也受到了批判，这促使他在1930年自杀了。

在拉普领导下，文学毫无成果。1932年，党的领导认识到这一形势，解散了拉普，并且使拉普领导人成为替罪羊。就这样，1929-1932年的极端的“无产阶级”政策作为反马克思主义被否定了，与此同时，党的一贯正确的形象得到了维护。那些负责管理这个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的人，突然变得因循守旧，并且开始横眉冷对所有的文艺革命实验，说它们是“资产阶级形式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文学的新官方路线，很快推广到其他艺术形式上。起初大家并不明白它的含义，直到不断有一些作家和艺术家因为不能紧跟而挨批，党的目的才变得一目了然了。

其他艺术领域的转变模式也和文学的相似：最初都经历了始于1929年的无产阶级宣传的时期，续而遭遇了一次或多或少总有点忽然的变化，从激进的无产阶级内容转变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传统主义上了。转变的时间表，在戏剧和电影方面是在1932年；音乐方面是1932至1933年；建筑学是在1935年左右。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艺的特征是：满怀热情的民族主义（与民族主义宣传和民族主义历史学的复辟相呼应）；对古典作家的推崇（与为沙皇俄国的过去正名相呼应）；感情多于理性分析的批评；迎合大众的趣味。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任何背离都会被扣上“形式主义”的帽子。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定义下，好和坏被刻板地规定了，没有什么价值的连续，也不存在中间路线。

“新苏维埃人”就是具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种人生观的人。马克西姆?高尔基最先描叙出这种乐观的、个人主义的、理想化的所谓“新苏维埃人”。一个文学纲领要求：不朽的作品应该表现“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斯大林式的人，计划经济的创造者，必须展现出全部精神风貌；这些作品将揭示出那种人的精神力量是如何锻造的，他的灵魂是怎样形成的，以及他的思想是如何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教导下得到加强、丰富和武装起来的。”简言之，“新苏维埃人”都是高大全式的人物。

这种新的个人主义实际上主要是为了适应领导的需要和为他们所拥有，他们是“历史的创造者”。而对群众而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看上去是为了让人民和政权同心同德，也为了在幻想中满足他们对权力的渴望和对控制自己命运的梦想，以及刺激他们参与政权实行的目标的热情。

历史学

历史学的转变是忽然和激烈的。1929年以前，普罗科夫一派的历史学家在史学领域占据了统治地位。普罗科夫是职业历史学家，同时也是老党员，共产主义学院和红色教授学院的领导。普罗科夫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在历史学领域的一统天下，在1929至1930年间，非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被根除了，所有重要的职位都被安插上新训练的党员。

普罗科夫以党的名义灌输的这种史学思想，其特点是绝对的经济决定主义，对俄罗斯历史的严厉的反民族主义态度，以及在阶级斗争和社会经济形态的僵硬框架中对历史的高度抽象的处理。在他的历史视野中，个人仅仅是客观力量的人。由于这些因素，特别是因为他踩着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向上爬，他的确是目中无人。普罗科夫的这种态度，象他对异端史学思潮的毫不妥协一样，使他走向了极端。普罗科夫提出，“过去的历史就是今天的政治”，它只不过阶级斗争的一个工具。无所谓客观性。所有科学仅仅是的科学，所以科学家不能不站对立场。普罗科夫认为，俄国在发展上并不曾落在西方后面。这样他就能够证明十月革命是一个自然的进程，同时也反驳了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

然而，1929年以后，党就乐于强调俄国过去的落后，以使之与在社会主义之下的发展过程联系起来，并强调群众的意志和热情等主观因素的重要性。唯意志论的马克思主义取代了决定论马克思主义。

法律

在法学界，传统马克思主义决定论遇到了现实的激烈挑战。此前的观点是：法律严格地说是资产阶级社会秩序的体现。如同国家政权一样，它是无产阶级在反对旧社会的残余的斗争中所使用的基本手段，然后，它就将消亡。这一理论实施的结果是：民法被忽略了，法律学校日渐式微；犯罪与惩罚的概念受到了否定，因为它表达了个人责任的非马克思主义的见解。

1936年，随着新宪法的确立，法学的整个革命的定义忽然间被抛弃了。斯大林提出了“法律的稳定”。法律消亡的观念被宣布是破坏性的，国家首度检察官帕苏科尼斯尽管公开作了检讨，但还是在1937年初受到了贬黜。他的位置被他以前的助手安德烈?维新斯基接替了。法律不再从属于政治的便利。“革命的合法性”被重新定义为对法律的严格遵奉。传统的法律语言、革命前的法学专家回到了他们的位置上。“犯罪”、“处罚”以及个人罪行的概念也恢复了。对精神病人和未成年人的责任的确定标准也大大放宽了。

只要苏联领导层仍旧从革命变化中得利，它就视法律为党和它的政策取得至高无上的权威的拦路石。当稳定成为领导层主要的关注点，法律就在它的最传统的形式下恢复了（当然，要贴上“社会主义”的标签），以此来支撑国家的权威和增强个人责任感。在这方面法律与政治学理论、哲学、家庭政策及教育学紧密联系。

政治学理论

政治学领域的变化更深刻地诠释了苏联官方思想的变化。党原本把无产阶级国家看作是必要的罪恶，国家注定要在革命的改造后消亡的；如今却转了180度大弯，把国家吹捧为社会组织的最高形式和伟大的创造力量。

1929年之前，苏联的政治学理论多多少少还保持原貌。人们认为党领导下的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它是在过渡时期镇压前资产阶级的抵抗所必需的。当过渡时期结束，社会主义完全变为现实后，国家也将和法律一样消亡。

斯大林大权在握后，在政治学理论搞了两项意味深长的创新。其一为一国社会主义理论，根据这一理论，国家在国防方面负有重任，甚至到“共产主义”也如此。其二是对党的领导作用的突破。他提出党不仅起革命的准备和执行作用，而且还负有革命后组织社会主义秩序的责任。“无产阶级需要党”，斯大林断言，“不仅为了实现专政，更是为了保持、巩固和扩大专政，以实现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和集体化时期，社会和文化生活都被置于党和国家的无所不包的控制之下。而在理论上，斯大林开始着手强化国家的职能。他从“辩证法”中找到了理论武器。在1930年6月的党的十六次代表大会上提出：

“我们在致力于国家的灭亡，同时，我们坚持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它是至今存在的所有国家形式中最有力、最强大的统治。我们越是把国家的力量发展到极致，为国家的灭亡所准备的条件就越充分：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原则。这是?矛盾?的吗？是的，这是?矛盾的?。但这个矛盾是活生生的事实，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彻底反映”。

1934年，斯大林总结出“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原理：

“毫无疑问，无阶级的社会不会自动地产生。它的实现和建立，有赖于全体劳动人民的努力，有赖地无产阶级专政的组织的加强，有赖于阶级斗争的深化，有赖于阶级的废除，有赖于消灭资产阶级的残余，以及与国内外的敌人进行斗争”。

1936年新宪法后，党宣布阶级已消失，阶级剥削已不存在。然而，领导集团完全无视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原理??阶级对抗源于社会冲突，不但没有减弱而且加强了无产阶级专政。在大清洗中，加诸的罪名与其说是社会性不如说是精神性的??“人类的渣滓”、“白卫军的应声虫”、“托洛茨基－布哈林的狐朋狗党”，等等。似乎反对派打从娘胎里出来就是坏蛋。这种态度的变化和对人类行为的社会学解释的转变紧密相连，如今强调的是在历史和刑法中的个人的意志和责任。

斯大林宣称：“我们国家主体，在培育社会主义经济体系的目标的指引下，通过经济的、组织的、文化的和教育的工作，通过以社会主义的精神对人民进行再教育”，已经使新的社会秩序变为了现实。尽管他避而不谈苏联社会犯罪的社会根源，却大谈不断加强政治镇压的必要性：“国家要求保护社会主义财产，防止盗贼与小偷危害人民财产职能，以取代镇压的职能”。最重要的是，国家不得不承担起国防的责任。

一旦达到“共产主义”阶段，国家是否就会“消亡”呢？斯大林解释说，恰恰相反，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如果“资本主义环境”继续存在，国家就不会消亡。在必要的时候，“忠诚的学生”斯大林并不在意对导师的“失误”作直接的批评。他说：“一般来说，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国家的灭亡的普遍原理，不能放到一个孤立国家的社会主义胜利这个特殊的例子中”。1926年底，在答复左翼反对派对“一国社会主义”理论的攻击时，斯大林坚持已见，“恩格斯……会欢迎我们的革命，并且说：让所有老教条见鬼去！苏联的胜利的革命万岁。”

实际上，国家在“共产主义”阶段需要保留，并不是因为资本主义环境。事实恰恰相反，斯大林主义国家必须依赖对资本主义环境的恐惧才得以继续存在。自二战以来苏维埃俄国对国际社会存在敌意，这就是其意识形态功能的关键所在。社会风俗

在革命初期，布尔什维克对旧社会的遗产抱有敌意，传统家庭也受到了破坏。苏维埃政权的早期措施包括：使婚姻世俗化；宣布男女完全平等；限制父母的权威；使堕胎合法化；规定离婚只要一方提出要求就有效。那时人们旗帜鲜明地提倡自由恋爱，柯伦泰是自由恋爱的榜样。多数人希望家庭“逐渐消亡”，希望它成为一个完全不定形的联合体。根据这种理论，1927年法规规定同居或者未登记的婚姻在法律上和登记的婚姻同等。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对旧式家庭的批评加大了火力。安排义务劳动有时不给一点补偿就把家庭分开。甚至把建筑物设计成适应为公共生活而不是单个家庭使用的。禁欲主义发展起来，认为只有远离社会娱乐的人才有美德。

在1935年和1936年官方社会价值观发生了剧变。剧变的根源无疑是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所导致的社会的反常，包括出生率的下降，离婚率的上升，以及严重的少年犯罪问题。但是苏联政权把这些问题作为借口，上纲上线地否定早期的解放家庭的政策，就象他们在文学历史和法律领域所做的那样。而家庭则被吹捧为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支柱：“所谓‘自由恋爱’和所有乱七八糟的两性生活是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的货色”。决定性转变的标志是1936年6月27日通过法律，禁止非医疗性堕胎，给大家庭发特别津贴，离婚必须通过合法程序，并且付一笔补偿费。

官方为新的政策辩护说：

“认为社会主义带来家庭的逐渐消亡，这是极其错误和有害的。他们是些借空洞无物的左的辞句来掩盖其剥削行为的人。社会主义下的家庭不但不会消亡，而且还会得到加强。斯大林对加强苏维埃家庭的问题给予了一个极度传统的定义：‘没有家庭就没有国家。对于社会主义的苏维埃国家来说，只有在夫妻把家庭看作一个长久的联合的时候，婚姻才具有积极的意义，所谓自由恋爱是一种资产阶级倾向，字和苏维埃公民的行为准则毫无共同之处。进而言之，对国家来说，只有在有了孩子，夫妻们享受了为人父母的至上乐趣的时候，婚姻的价值才会最充分地体现。’”

对父母的权威的态度也颠倒了，党的领导人宣布：“年轻人必须尊敬自己的长辈，特别是他们的父母。”

苏联政权致力于肯定和恢复传统。托洛茨基在流放中评论说：“领导集团不是公开宣布，‘我们已被证明过于贫穷和无知，不能创造社会主义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但是我们的儿辈和孙辈将会实现这一目标’。与此相反，他们强迫人们在已被打碎的家庭的外壳下重新胶合起来。不仅如此，他们还认为这种在胁迫之下的联合，就是伟大的社会主义的神圣的内核。很难看清楚这次倒退的范围”。

二战时期传统家庭进一步得到了加强。表现之一就是对孩子的自由的限制和家长权威的加强。1934年规定，16岁以下的孩子不许看晚间的戏剧演出。1945年3月的继承法给家长以更大的处理财产的权力。1943年在中学废除了男女同校制度，声称要使男孩子们更容易接受军事训练，使女孩子们更容易接受家庭训练。

1944年7月8日的一顶法令规定，离婚必须通过十分严格的司法程序，还得交一笔数额很高的赔偿金。未登记的或者是同居的婚姻不被承认是合法的。私生子无权继承父亲的财产，作为替代，他们可以得到国家的补助金。用一个观察家的话说，“现在倒是没有私生子这个法律的污点了，但是孩子们姓母亲的姓这一事实揭示出，实际上的社会的耻辱是增多了。”最为意味深长的是给那些养育了十个以上的小孩的母亲发奖章和授以“苏联英雄母亲”荣誉称号。在物质方面，作为一种激励措施，给有三个以上的孩子的家庭发补助；而对小家庭或单身的人，则特地课以两倍的税。

苏联政权的目标不仅仅是为了社会关系的稳固，而是为了鼓励一定模式的家庭，从而为特定类型的国家服务。此外，本身就是传统主义者的领导集团，发现传统的家庭关系乃至人际关系，更适合于他们要建立的传统政治结构。

社会分化

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警告说，平等的目标不会立刻实现，它必须以通过生产手段的私有财产的废除为先决条件。尽管如此，平等的理想仍深深植根于西方和俄国的革命传统。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列宁全心全意地赞同马克思的原则：使官员的薪金与工人的工资保持同一水平；选举群众去掌握管理职能；废除站在大众头上的官僚机构。

布尔什维克掌握政权后很快发现，无论是在政府、在工业战线还是在军队中，国家都需要受过训练的管理专家。因此领导集团顶住党内左翼反对派的反对，开始重新启用“资产阶级专家”，包括前沙皇官员和军官。党根据他们的技能付给他们优厚的报酬。在管理方法上，领导集团看到，从1917年至1918年党和群众中存在的无政府主义－工联主义倾向，成为一个严重的弱点。于是，他们逐步重建了官僚机构体系。尽管如此，到1920年，苏俄实现了几乎是彻底的平等。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通货膨胀和匮乏使城市居民的定额供应降到了一个共同的水平。真正的工厂工资的最高额与最低额的幅度是微不足道的。

在新经济政策时期，由于权力的分散，苏联经济生活中的官僚机构适当地受到了限制。党和工会代表共同参加工业管理。然而，工资差距反过来提供了物质刺激，到1928年达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比例。党内和政治生活中的发展则相反：官僚机构的权力得到了系统的加强，而党员的个人收入保持“党员最高定额”的限制。平等的理想仍有效地束缚着进一步的收入差别。

随着紧张的工业化的开始，平等的理想明显地遭到了否定。工会的领导被清洗，新的工会领导人主张工会应更多地代表国家而不是工人利益。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初期，政权依赖宣传和由于“社会主义建设”而焕发出来的革命热情的新浪潮。但是没过多久，货币奖励不得不扩大，取代了底气不足的革命热情。

1931年，斯大林批评了“左派的工资平等化的实践”，同时强调货币刺激对于培养技能和提高产量的必要性。他在一个工业管理者的会议告诫说，“无论谁要无视熟练劳动与非熟练劳动的区别，按照工资平均化的‘原则’拉平工资水平，他就违背了马克思主义，违背了列宁主义”。这个新的宗旨很快变得家喻户晓??人们宣布以前的革命理论为“小资产阶级”的和“反马克思主义”的。1929年放松了最高定额，随后不公开地取消了最高定额。这件事是党从一个政治运动向一个社会特权集团的演变的重要标志。

1934年，斯大林通过对平等的重新定义，摆脱了马克思主义者在这个问题上的尴尬。“每一个列宁主义者都知道”，他说，“（就是说，只要他是真正的列宁主义者），在需求和个人生活方面的平等，是一种与原始禁欲主义相适应的反动的小资产阶级的愚蠢，而不属于按马克思主义路线组织起来的社会主义社会”。他认为“按需分配”的口号要求不平等，因为人们的需求是不同的；毫无疑问，普通工人与高级官员的需求相去甚远。从他的口号“干部决定一切”来看，斯大林发现政权的精华是受过良好训练，得到丰厚报酬的管理者。工资差别和物质刺激由于1935年开始的斯达汉诺夫运动而扩大，并且蒙上了象征性的光环。

社会分化在军队的发展特别值得注意。1935年，恢复了军官（除将军外）的传统的军衔，同时产生了元帅的衔头。随后，在1939年，将军军衔也重返苏联。从革命时期的官兵平等，转为大力强调和对上级的服从。1934年后，由于爱国主义与民族传统的复苏，沙皇军队的名将成为英雄的模范，甚至以他们的名字来命名勋章。二战未期，肩章回到了肩上，卫队也恢复了，政委成为军事指战员的从属，最后，“红军”改名为“苏军”，从而彻底完成了军队在传统主义路线的重整。

有两种趋势是值得注意的。首先，对知识分子的社会岐视和政治歧视已经结束。其次，管理的技术精英阶级与工农大众的鸿沟不断扩大。与旧知识分子成员和解的决策也是斯大林在1931年直接作出的。那时，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如火如荼的阶级斗争逐渐变得注重实际。从这时起，能力和技术（以及政治忠诚）取代阶级原因成为负责人员选拔的基础。1934年后，阶级出身不再影响教育的升学。

1936年，在新宪法即将出台之际，官方宣布苏联实现了“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按照新的定义，仅意味着阶级对抗的消灭。因此，官方宣布苏联由三个“阶层”或“非对抗性阶级”组成：工人、农民和苏维埃知识分子。同时，新宪法取消了对以前的统治阶级成员的所有政治限制。这样，到1936年，受教育的专家阶级，包括旧政权的和在苏维埃统治下受训练的人，为重建社会领导集团铺平了理论道路。斯大林称这些人为“不带党证的布尔什维克”。此后党很快承认了他们；共青团对知识分子的消极态度在1936年消除了；党对知识分子的承认是在1939年，其标志是传统的无产阶级优先权的结束。在1941年的第十八次党代表大会上，马林科夫特别批评了在党和国家负责干部的选拔中，考虑社会背景而忽视技术和个人能力的做法。

知识分子和民众的分界变得更严格了。到1941年，大学教育成为在社会上提升的主要考虑因素。比如说，要在工业管理部门工作，技术学校的毕业生比一个熟练工人更有希望。“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结合”一直是共产主义蓝图中的一个要素，它充分体现在把日常教育与手工技术训练联结起来的努力中。但是这个理想最终在实践中被抛弃了。1937年，工业训练与学院教育完全脱钩了。

为什么苏联政权宁愿以意识形态的让步和引起普遍反对的危险为代价，有意地促进社会分化？就象斯大林的其他政策变化那样，向社会不平等的转化再次表明客观条件使旧的社会主义理想无法实行。而且，政权还面临着在社会主义思潮中从未充分考虑过的工业化问题。其结果是，共产主义体系变得与革命前的理论家所预测的大不相同。它的变化并没有口头上讲出来，而仅仅在实践中加以暗示，这种实践的一个方面是：一个组织严密的不平等的体系的发展。

教育

1931年以前苏联教育思想界存在百花齐放的局面。直到1929年还担任教育人民委员的卢那察尔斯基，是激进的教育方法的倡议者，这些方法后来在西方流行起来。马克思??恩格斯学院教育系的领导认为，由于学校将随着国家一起消亡，因此组织化的教育仅仅是初步的措施，学校将被“社会主义环境所取代”。据此，他倡导了“非组织化教育理论”或者说“自觉教育理论”。这一理论是和流行于1929年至1930年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机械的决定论的解释紧密联系的。但是，包括克鲁普斯卡娅在内的许多苏联教育界领导人则反对“自觉教育理论”，因为它太无政府主义了。这一时期苏联教育界普遍被接受的观点是人性本善和个人的自学的发展。正式的教育和纪律被限制到最低点。

由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影响，也由于对机械主义哲学的否定，剧变的发生是必然的。考虑到要使教育适应经济发展的紧急需要，党领导集团在1931年底采取了行动。在一系列法令中，它批评学校消亡的理论是“左的机会主义”；批判激进的教学方法；以放弃工艺和技术训练为代价，重新建立起单独的传统科目的教学；恢复老式的纪律和等级。

毕业五年计划范文篇9

关键词：教育；绩效指标；绩效评估

一、进入新世纪后山西省教育政策历史进程及主要成果

在这20年间，我们国家从第十个五年计划到第十三个五年计划当中，对教育的关注度逐渐上升。总体上来讲，从2000年到2019年间，虽然政府加大教育方面的投入，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使得在校生人数数量上呈现下降趋势，学生的平均入学率逐年上升。与此同时，学校总量也逐渐减少，专任教师数量也逐渐下降，但是下降幅度没有比学生数量下降幅度大，这样使得平均每个老师对应教授的学生数量减少，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教育质量。基础教育：在省政府教育财政投入不断增长的趋势下，对农村基础教育逐步推进九年义务教育，调整优化中小学的布局，在2006年，普九教育工作的建设工作得到验收，“十一五”计划期间连续五年初中小学入学率达到99%，并且逐步加强对农村学校教学设施的完善，逐步缩小城乡教育在硬件上的差别，逐渐建设义务教育标准化学校。在“十一五”期间第一次将高中教育单独划出，开始作为我省教育关注重点，进一步加强我省高中阶段教育，优化高中教育结构，鼓励普通高中发展多样的教学方式，为学生提供更加多样的升学机会。2019年高中学生毕业数是2000年的三倍。高等教育：在“十五”期间，太原理工大学作为全省唯一一所“211工程”建设取得一定进展，山西大学也成为省政府与教育部共建的大学。在此之后，省教育厅分三期加强建设两校的创新体系。之后逐步推行大众化高等教育，截止2019年底，山西省普通高校研究生在校生人数为3.86万人，普通本专科生在校人数为80.20万人，是2000年研究生数量的14倍，普通本专科生数量的6倍，高等教育建设效果显著。中等教育：在改革开放以后，中等职业教育建设得到不断发展。在2000年至2005年间，我省加大在中等职业教育中经费的投入力度，建设部级重点、省级重点中等职业学校，不断扩大办学规模，紧密结合我省支柱产业的需求建设示范专业与实训基地，鼓励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到职业教育当中，并鼓励加快技能实用人才的培养，不断提高我省劳动者的创新能力和素质。2011年我省中等教育在校生人数达到最大值61.94万人，截止到2019年底，中等职业教育在校生人数为38.41万人，相比2011年下降幅度达到38%,但是整体上看，我省教学覆盖率却得到显著提升。

二、山西省教育财政支出绩效评价体系与绩效评估结果

为了能够客观地、公平地体现山西教育财政政策的效果，可以通过构建反映总量和结果两大类的绩效指标体系来合理评估山西省财政教育支出的情况。（一）反映总量的绩效指标反映山西省财政教育支出总量的指标分为两大类：绝对规模与相对规模。绝对规模是用每年山西省投入的公共预算教育支出来确定。相对规模是指，在考虑每年财政教育支出时也要对应考虑当年全省的经济发展情况，对教育支出做出更为客观地衡量。在实际生活中可以选用全省GDP来反映当年山西省的经济状况。1.绝对规模从绝对规模上来看，山西省在对教育方面的投入规模总体上是呈现上升趋势的。2007-2019年间，山西省的教育名义财政支出从181.22亿元增长至696.28亿元，12年间增长了2.84倍，总体呈现上升趋势。从数据上来看，平均增幅为12.6%，我省财政教育支出虽然总量上有所增加，但是增长缓慢。2.相对规模《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要到2012年我国财政性教育支出要占比GDP达到4%，山西省以此为目标，在2012年该比重达到4.78%，首次突破4%。该比重相比之前年份增幅较大，并且之后虽然该比重有所波动，但是一直稳定在4%以上。但是通过分析各年比重变化幅度可以发现，该比重增长速度呈现周期性变化，甚至增长幅度会出现负值，说明山西省在教育支出方面波动较大。总体上来看，该2007-2019年的平均增长幅度仅仅为3.25%。对于山西来讲，财政教育支出不管是绝对规模还是相对规模，平均增幅均较小。（二）反映结构的绩效指标选取反映结构的绩效指标本文从两个方面来考虑：层级间、城乡间教育支出1.层级间的教育支出2019年山西省财政教育支出总和为696.28亿元，可以得出普通小学占比34.54%，普通初中占比23.79%，普通高中占比14.06%，中等职业学校占比9.14%，普通高等学校占比18.33%。通过数据比较可以看出，教育经费当中很大一部分是由小学占用，小学教育社会效益是相当明显的，所以山西省在该部分的投入比重较大可以理解。但是整体上讲，在整个教育体系中对高等教育的支出并没有跟上初等教育的投入规模。根据经合组织之前的《OECD教育概览摘要》中的要求经合组织国家高等教育生均成本应该是小学的2.4倍，而山西省的高等教育生均成本是小学教育生均成本投入的1.5倍，相比要求的数值来讲是偏低的。2.城乡间的教育支出中高等院校在山西省主要分布在城市，所以对比分析城乡间教育支出的差异就集中到了初等教育之上，通过比较2019年初等教育的资源分布来分析城乡教育支出的差距。2005年—2019年随着城镇小学学生数量的增加，城镇小学中的专任教师也在逐年增长，表现为生师比变化不大；反观农村小学学生数量却在逐年下降，农村小学专任教师数量也在逐年下降，但是教师的下降幅度小于学生的下降幅度，表现为生师比下降明显，城镇小学与农村小学的生师比在2005-2019年间均小于规定的标准。山西省在小学师资力量配置方面成效不错，一直低于规定比例。除此之外，随着农村人口进城求学现象的出现，虽然小学学生与小学教师均呈现逐年增长的趋势，但是山西省政府在逐年增加城镇小学教师的数量的同时也没有忽略农村小学教师数量减少的问题，通过控制农村专任教师的流失使得城镇与农村的生师比都呈现下降趋势。城镇中学生在校生人数在2005年—2019年间先增后减，在2011年城镇中学在校生规模达到最大，与此同时，城镇中学专任教师数量没有随着学生数量的减少而减少，山西省政府反而扩大了城镇中学专任教师的规模，表现为从2011年开始，山西省的生师比逐年下降，城镇中学生师比在2011年往后开始低于规定标准。反观农村，一方面来讲，农村中学生师比一直控制在规定比例之下。另一方面，中学在校生和专任教师数量都是是逐年下降的，但是二者从2017年开始数量趋于稳定，山西省在农村中学生源流失的情况下，控制农村中学教师规模的下降幅度，使得农村中学教师的下降规模小于学生的下降规模。（三）评估结果一方面，山西省财政教育支出在总量上表现尚可。山西省财政教育投入的绝对规模表现为上升趋势，并且投入的财政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在3%-5%之间，比较稳定。另一方面，在结构上即使高等教育生均教育经费投入较少，但是山西省财政教育支出结构总体上表现较好。

三、提高山西省财政教育支出绩效的建议

（一）提高山西省财政教育支出的投入数量。人力资源是社会发展的驱动力，教育的投入程度一定程度上会刺激地方经济的发展，正外部效应远大于负外部效应。基于这样的特点，山西省应当继续增加对教育方面的财政支出，控制在要求的4%的基础上，不仅要不断扩大财政教育支出的总体规模，使得省级教育支出与地区经济发展状况相结合，更适合山西省教育事业的发展。除此之外，山西省与其他教育强省相比，教育财政支出规模和教育资源都存在着较大差距。中央政府应当在合理确定生均教育经费的基础上，加大对山西省的转移支付，尽可能的缩小不同省份之间教育的差距，体现着财政支出的公平性原则。（二）增加对高等教育学生的财政教育支出。高等教育对国家、对地区发展都具有战略意义，山西省在高等教育上没有跟上基础教育的发展速度。山西省在现行发展阶段应当加大对高等教育的投入，为社会培养更多具有专项技能和专项素养的高级人才。除此之外，山西省应当增大高等教育贫困生资助体系的完善。一方面，要增加对贫困生的补助金额，降低贫困生生活负担，使得其能公平的享受高等教育资源。另一方面，要切实加强补助的效率，提高资金利用率，切实解决贫困生学费贵的问题。（三）继续投入对农村基础教育的建设。山西省存在着教育资源城乡分布不均匀的问题。首先是学生大量涌入城镇，使得城镇学校学生数量增多，乡村学生数量锐减。城乡教育资源不均衡，并且造成恶性循环。省政府没有从根本上缓解教育资源分布不均的矛盾。山西省政府应当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入力度，不仅要完善硬件设备，还要加强农村学校教育资源的投入力度：教师规模与质量、更为完善的教育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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