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安全整改措施

时间:2022-03-19 09:36:00

粮食安全整改措施

粮食的商品属性,关乎数亿粮农的收入问题;粮食的社会属性、政治属性,关乎国家的粮食安全。在工业化、城市化发展过程中的粮食安全问题,对农民的福祉乃至国家的长治久安,有着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目标背离”难题

今年7月2日,国务院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了《国家粮食安全中长期规划纲要》和《吉林省增产百亿斤商品粮能力建设总体规划》。会议特别强调,要使粮食自给率稳定在95%以上,2010年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稳定在1万亿斤以上,2020年达到1*00亿斤以上。2892156

“粮食为万物之首,粮价为百价之基”。在当前国际粮价大幅上涨的背景之下,国务院出台的这个纲要和规划,不仅非常及时,而且意义重大,它又一次表明了中央对粮食这种“特殊商品”生产的高度重视。

与中央的鲜明态度相比,地方上的某些干部并没有将粮食生产摆在突出的位置上来。《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近日到长三角地区采访,听到了一些干部抱怨,现在工作压力最大的是招商引资,可费尽千辛万苦好不容易把项目招来了,又常常无地可供,叫他们左右为难:“这岂不成了既想让马儿跑得好,又不想让马儿吃草?”既然上边如此重视工业化、城市化,那么就应该有相应的配套措施——言下之意,呼之欲出。

“粮食安全是国家的事,财政收入、本地发展才是地方政府考虑的事”。在一些地方忽视粮食生产的事实背后,这样的认识并非特例。在他们的眼中,政绩和财富才是他们追逐的重点甚至惟一目标。只有招商引资,只有工业化、城市化才是重中之重,而效益较低的农业只有“让路”的份,则屡屡成为顺理成章的选择。

本刊记者在凤阳县小岗村了解到,在近年农村种植结构调整中,该村1800亩耕地中,有600多亩进行了经营权流转,全部进行葡萄和双孢菇种植。据村民预计,因为减粮增收,短期内该村将有50%的粮田转向非粮生产。

苏皖等省的多个产粮大县领导说,“小岗压粮”现象是市场价格机制对粮食生产“逆向指导”的结果。小岗现象在中西部地区的产粮大县中可能会蔓延开来。这背后的原因在于:国家、县乡基层政府、农户在粮食生产上存在明显的“目标背离”。国家目标在于确保粮食安全;县政府的目标在于“强县富民”,这与发展粮食形成现实冲突;农户目标在于增加收入。如何破解“目标背离”、保持方向上的同一性?是当前粮食生产中亟待解决的难题。

传统粮区的“底线”之忧

尽管中央三令五申要实行最严格的土地保护政策,但仍阻挡不住“世界工厂”的无限扩张。伴随着推土机轰隆隆的声响,大片大片的粮田湮灭在钢筋水泥的丛林中。据统计,最近5年间我国耕地减少近1亿亩。难怪连江南一些号称鱼米之乡的地方也不得不外购粮食。至于“风景旧曾谙”的梦里江南——清清的河水,黄黄的稻穗,田田的荷叶,嫩嫩的菱藕,早就开始一点点褪化、消失。对晚辈来说,“稻花香里说丰年”的意境,只能诵读而不能亲见了。

安徽省民盟委员王光宇完成的一项耕地现状研究发现,自1978年以来,安徽省耕地面积呈连续减少的态势,27年间耕地面积共减少360千公顷,年均减少13.34千公顷,相当每年消失一个小县的耕地。联合国粮农组织(FAO)提出人均耕地占有量临界线为0.053公顷,安徽省目前有1/3以上的地区低于这一保障线。

最近本刊记者走访了安徽芜湖、阜阳、六安和江苏东海等粮产区,基层干部、农民说,眼下出现多种“新剪刀差”共同制约粮食生产的局面,是多年罕见的,对粮食生产的负面作用不容低估。尤其是种粮收益与成本“两个增速”间的剪刀差叫人担心。芜湖县粮食局的调查显示,当地小麦市场收购价较上年增幅10.45%,而生产成本投入亩均增幅28.06%,高于价格增幅17.61个百分点,从而导致小麦亩均效益较上年猛降49.75%。中西部传统粮区能否稳定粮食生产的“底线”,是件值得警惕的大事。

站在国家的层面考虑问题,中国是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解决吃饭问题只能立足于自给,不可能寄希望于外采,因此,粮食安全以及农业自身的现代化,与工业化、城市化有着同样异乎寻常的重要意义。也正因为如此,中央才对“三农”的地位作出了如此之高的评价:“农业丰则基础强,农民富则国家盛,农村稳则社会安。”

廓清误区凝聚共识

作为一个传统农业社会的国度,在向现代化国家转型的过程,工业化与城市化是绕不过的两道坎。各级官员把工业化、城市化当作驱贫致富、后来居上的“终南捷径”和“不二法门”,当然有其自身的逻辑。但如何处理粮食安全与工业化、城市化的关系,确实是摆在决策层面前的一道难题。

有观察家指出,工业化与城市化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但这并不意味着农业就可以被忽略甚至可有可无。农业与工业、城市的关系,是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关系,而不是“主子”与“奴仆”的关系,更非继续让农业无限度地“让路、服务”的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不少干部对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表现出一种盲目的乐观情绪,认为中国的粮食问题早已过关,“粮荒”是很久远的事,是别人的事。从国际经验观察,日本政府宁愿让农田抛荒,给农民补贴,也不愿将土地挪作他用。其“藏粮于土”的策略,在于对困难时期迅速恢复种植能力的预谋。而韩国则专门设立了水稻节,以示对农业的重视。最近粮荒在世界一些地方的蔓延,令人警醒。

还有干部认为:“可以让中西部地区多搞农业,让东部地区多搞工业,打造‘世界工厂’,这样就实现了合理布局。”受访专家指出,长三角是粮食的主产地,这是由1200毫米的年降水量决定的,这样优良的自然条件,到中西部地区是花多少钱都难以买到的。不仅如此,稻作农业为主,渔猎蚕桑为辅的文明,是适合长三角湿地生态系统的,如果坚持减少稻田,长期看来,地面的沉降,城市热岛效应的增强,饮用水的变质将是难以避免的。

事实上,发展好现代农业,也是广大农民实现小康、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虽然大力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也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之一,但对大多数农民而言,目前的主要收入还是来源于农业,可以说农业既关乎国家的粮食安全,又关乎农民的饭碗,忽视不得。

要把农业真正摆到“基础”的位置,最根本的是要让每个官员克服狭隘的地方思维,从国家利益的角度,认真思量粮食安全的问题。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建立健全中央和地方粮食安全分级责任制,形成有效的粮食安全监督检查和绩效考核体系,全面落实粮食生产的行政首长负责制。

总理说:“我国是人口大国,必须始终坚持立足国内,实现粮食基本自给,牢牢把握解决粮食问题的主动权,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这应成为全体干部的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