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法院审判中的行政化

司法改革经过十多年,在当时是被受关注及谈论的话题,其所谓有“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的感觉。但近两年对此话题谈论显得比较低调,不是那么冲动、提神了。各地法院的改革措施仍然在缓慢的进行，我们所获得的仍然不是让人乐观的信息，法官本身亦感觉不到自己的伟大和荣耀。与此前相比，没有多大的不同。只不过，法官感觉到的是审判长和独任审判员选任制度在形式上的存在，但是在审判实际运作中并非《最高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中要求：强化合议庭及法官的职责。亦就是要充分发挥审判长和独任审判员在审理案件过程中的指挥、组织、协调和独立裁判的作用,由合议庭或独任审判员依法独立自主地裁判。

的确，法院作为一个国家机关，法院的活动的方式（包括审判活动方式）不可避免的受行政机构通行的运行模式的影响，其结果是“审者判，判者审”这一符合国际惯例的司法规律被行政模式所遮住、笼罩，存在着“陪而不审、审而不议、审而不判”的状况。因此，法院审判工作中的行政化一直受到理论界及司法实务界的强烈指责。认为，行政化“抹杀了审判活动的特点”。我国，由于几千年官本位文化、行政－司法一体的影响至今尤其愈烈，在这种文化背景下，有其生存的环境及土壤，受其“白马紫金鞍，骑出万人看，要问谁家子，读书能做官”儒家思想的影响，司法规律在与官本位文化竞争中毕竟处于劣势。阿德.托克维尔曾曰：“在美国，几乎没有什么政治问题（包括行政手段）不是或早或晚转变为司法问题的”。可以说，西方法律对社会的渗透已达到盘根交缠的地步，紧密不可分。在我国传统观念里，什么事情都是带“长”的人说了算，什么都要带“长”的人拍板。据此，一些庭长介入案件的方式表现为由法律规定的直接审理案件降格为间接审理案件，用行政化的模式对案件进行审查、研究、审核、把关、签发（审委会决定的案件不在此范围）。庭长已经是法庭里最高职位了，又何需通过审判组织或担任审判长来行使审判职能呢？

其实，庭长们这种间接审理的权力是没有法律依据的。三大诉讼法和人民法院组织法中均没有设置庭长有上述做法的相关规定，但是人们毫无质疑它的“合法性”。此种做法违背了有关程序原则，我国三大诉讼法规定了有关案件审理程序的基本原则如公开原则、直接审理原则、回避原则等。庭长不参与审理案件，却要对案件的处理做出决定，直接违背了直接审理原则；对案件有权做出决定的人不公开，使当事人无法行使回避权，违背了公开审判和回避原则。这与一个不接触“病人”（当事人）就敢开处方的“医生”（庭长、有时是分管院长）没有什么区别。久而久之，形成了“法官管事实，庭长管判决”的习惯，弱化了法官的独立精神和责任，法官缺乏提高自身水平的压力感和自觉性。一旦发生错案，就成为“人人负责，人人无责”的尴尬局面，错案追究难以落实到具体的人。将庭长与审判长分离，实行“谁主管、谁负责”，“谁主审、谁负责”，即行政管理由庭长负责，合议庭审判由审判长负责，独任审判由独任审判员负责。在庭长与审判长都参加合议庭审理案件时，庭长只能作为审判员参加合议，并由审判长独立承担错案责任的追究。

在以合议庭形式审理案件时，审判长的地位十分重要。审判长是审判工作的组织者，庭审活动的协调者，案件质量的保证者，依照法律的规定或院长的授权，可履行组织指挥合议庭成员和其它有关成员做好庭前准备工作，确定案件的审理方向，主持庭审、评议及疑难问题的研究，对案件做出裁判，签发本合议庭的法律文书，但对如拘留、罚款等决定则不能由审判长行使，对案件质量负完全责任，对审判工作进行调研等，审判长可称为合议庭的“精神领袖”，要完成这些任务，审判长必须要有组织能力，有人格魅力，有民主作风，有发挥正当的引导作用。在美国最高法院1954年审理的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涉及种族的合宪性问题）中，亦正是大法官沃沦这位大审判长的识大局的游说和人格魅力，才使法院做出了一份改变美国人权历史，令全美国人民骄傲的判决。

当然，审判长的综合素质与合议庭的其它成员相比要求高些，除了具备《法官法》第九条规定的条件外，还必须是遵纪守法、廉洁奉公的典范。而庭长的综合素质一般比其它审判长更优秀些。日本法院的合议庭的法官主要是以年龄、资历为主，审判长大多在五六十岁的白发法官，中间力量是一般在三四十岁的法官，以下是资历较浅或刚毕业的年轻法官，主要是“师徒关系”的传帮带的形式法官群体。目前的中国毕竟处于转型时期的社会，处于新旧体制转接过程中，法院亦是转型中法院，司法改革的成就已经将统一司法考试制度确立，并没有解决获得资格后如何进入法官职业的问题，但是在司法审判中业绩比较突出，通过一定的方式（院长任命）取得法官资格的人从事案件的审理，在人少案多的情况下，一批二三十岁的法官就担任了审判长，这是特殊条件下的特殊对待。假如中国年轻的审判长审理布朗案件的话，他会去游说，能发表自己独立思考出来的见解、观点去影响其它合议庭成员吗？他不敢或不愿大胆的做出裁判。他会去向庭长、院长们请示、汇报、研究，将疑难问题留给他们，其结果可能是一个违背正义的判决。这就触及到我们审判中需革出行政化回答的问题，革出行政化需要什么样的审判长？

一位法官曾幽默曰：法院里最大的“长”是审判长，不是院长、庭长。但是，在审判实践中，有很多审判长感慨，自己还没有找到这样的感觉。只有一种情况，那是院长、庭长当审判长审理案件时，他们才感觉到自己是最大的“长”。我们需明白这种对比的寓意，领会其中含义，用行政手段管理审判工作的模式，不能充分发挥审判方式改革的效能。“审判分离”的旧模式，不符合审判工作的规律，同时亦违背唯物辩证法的认识论。肖扬院长在1998年年底全国法院院长会议上指出：“要改变每个案件都层层审批的做法，逐步扩大合议庭和独任审判员的职权，逐步做到除重大、疑难案件由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外，其它案件均由合议庭审判，逐步做到庭长、院长不审批案件。”这就指明了取消案件的汇报，统一研究，统一签发是我们努力的方向，案件主要由合议庭和独任审判员既审又判。

德国学者傅德曾指出：“如果一个公务员故意不执行上司要求他以特定方式处理一些事务的指示，通常这就构成失职；而对法官来说情况恰恰相反，如果法官按照院长或庭长的指示去判案的话，这种情况就构成失职”。用傅德的观点来反省我国法院审判组织管理构架制度，这种制度与傅德的理论是相反的，长期以来的官本位思想的影响，导致法院在司法裁判权的行使过程中行政化、官僚化作风盛行，不同行政级别的法官，其裁判权并不是同等份量，系其在法院内部严格等级划分的依托下产生的。正如社会盛传曰：当官不带“长”，打屁就不响。事实上这已成为法院实行“公正与效率”工作主题的一大瓶颈，对司法公正的实行极其有害。

法院采取陪审员的做法，是行政化的余毒。实际上存在“陪而不审”的现象，不但达不到民主监督、对案件的监督的作用，而且还会形成新的“官僚”。日本法官是典型的独行者。而我国法官从古到今，是社会的，是人民的。《四书.大学》开宗明言：“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至于止善”。历史上如包公脸似的法官，是行政司法官员，是亲民的写照。法院对法官业绩的考核、晋升及对法院考评按照行政化的管理模式进行，常被社会拉出来评头评足一番，按其行政机关进行行风评价。法官从来就不是独立的，是行政化的工具。法官不智者则刑及于己身，不圣者则铄于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