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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文化教育研究论文9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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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一、理工科大学文化教育有效性评价指标体系的设计

(一)评价指标体系设计的基本原则

理工科大学文化教育的评价要准确全面反映大学文化教育的核心内容,其指标体系设计应遵循四个基本原则:一是目的性原则。大学文化教育必须基于学校的办学定位和实际情况,突出学校特色,服务于教学、科研、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与创新。二是科学性原则。大学文化教育评价指标体系必须在对大学文化内涵深入理解的基础上,科学合理地构建。三是主体性原则。大学最主要的职责就是立德树人,开展大学文化教育评价必须坚持以大学生为评价主体。四是可操作性原则。指标体系操作要简单易行,便于观察、测量、评价;指标数量和内容要做到少而精、便于采取和后期统计;文字要通俗易懂,同时也方便评价者深入思考、做出选择。

(二)有效性评价指标体系的基本建构

按照指标体系设计的原则,在借鉴各高校和有关专家人文素质教育效果评价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大学文化教育的内涵和影响大学文化教育效果的因素进行整体地分析、研究,结合部分高校的教育实践,建构了大学文化教育有效性评价指标体系,指标体系由五个一级指标(即MC、SC、IC、BC、AC)、十七个二级指标构成。物质文化教育(MC):包括对学校整体规划布局的认可度,对学校学习环境的认可度,对学校生活环境的认可度三个二级指标。精神文化教育(SC):包括对学校办学理念的认知度,对本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认知度,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知度,对科学精神的认可度,对人文精神的认可度等五个二级指标。制度文化教育(IC):包括对大学各项规章制度的认可度,遵守与执行学校规章制度的情况两个二级指标。行为文化教育(BC):包括学生课程学习行为情况,人文社科类讲座参与度,科技文化活动与社团活动参与度,社会实践、志愿服务参与度及实践能力的提升程度四个二级指标。学术文化教育(AC):包括学术观念,学术道德水平和学术风气,借阅文化类图书资料、参与科研的情况三个二级指标。

二、理工科大学文化教育有效性评价指标体系权重的确定

从大学文化教育有效性评价指标体系的具体内容来看,各级指标应该配以一定的权重,方能更加准确的反映其区分度。采用专家调查的方法,结合学校情况,用AHP法对指标体系的权重进行计算,得到了大学文化教育有效性评价的因素权值,如表1所示。

三、理工科大学文化教育有效性评价实例分析

大学文化教育有效性评价是集定量评价与定性评价于一体的综合评价,评价工作的进行需要结合理工科大学的特性和实际情况,为保证评价结果的客观性与可靠性,以调查问卷形式为主,结合采用查阅资料、访谈等方法,收集相关数据资料,采用模糊综合评价方法,以石家庄铁道大学文化教育效果评价为个案,进行实例分析。

(一)调查问卷设计

石家庄铁道大学是河北省一所典型的理工科大学。对在校生进行问卷调查,运用Liskert五级量表法,统一采取量化打分的模式。问卷调查采用电子邮件和纸质问卷两种形式进行,共发放240份,回收225份,回收率为93.8%,有效问卷为201份,问卷有效率达89.3%。

(二)调查结果数据分析

采用克朗巴哈Cronbachα系数法,利用SPSS17.0对所得的201份问卷进行了信度分析,得到调查问卷整体的Cronbachα系数为0.863,5个潜在变量的Cronbachα系数均大于0.7,问卷信度良好,数据可信。利用因子分析进行量表结构效度分析,得出KMO值为0.787,表明适合对量表进行因子分析,各变量因子的特征值均大于1,各公共因子在相应测量指标的载荷量较高,均大于0.5,以0.7以上居多,且累积解释变量为72.051%。问卷设计满足相关效度要求。结合指标权值矩阵,从而得到最终文化教育最优评判集合为:B=WR=(w1,w2,…,wn)r11r12…r1mr21r22…r2m……rij…ri1ri2…r熿燀燄燅nm=(0.0187810.1438410.3371590.3658560.075781)显示该校文化教育综合评价结果良的隶属度高。各项指标细化评价结果,如表2所示。

(三)调查对象文化教育效果各项指标分析

1.物质文化教育评价隶属度为0.487883,等级为中。学校依托铁路行业背景,围绕“重大工程施工技术,重大结构设计理论,重大装备制造技术”,形成了以工为主,文、理、经、管、法、艺术独具特色的学科体系,办学层次涵盖本科、硕士、博士。学校建有4个省部级重点实验室,图书馆馆藏纸质图书逾200万册。校园内“志在四方,精心育人”的巨石雕刻,詹天佑、茅以升的铜像,“铁道兵八零广场”;公共场所悬挂的反映学校各个时期发展的图文资料、以及优秀校友图片;以“青藏、秦沈”等铁道线路命名的校园道路,都彰显了学校独特的部队院校、铁路高校的历史背景文化。由于校园面积不大,建筑相对比较紧凑,宿舍条件不够好,活动场所较少,学生认可度不高。2.精神文化教育评价的隶属度为0.391089,等级为良。学校明确了“质量第一、内涵发展、特色取胜、追求卓越”的基本办学理念,提出了“培养基础扎实、适应性强、富有创新精神的高素质工程技术人才”的人才培养定位。经过60余年办学实践,学校形成了“军魂永驻、校企结合、育艰苦创业人”的办学特色和“严谨治学、勇于创新、精心育人、志在四方”的优良校风。学校始终将艰苦奋斗精神的培养作为大学精神文化教育的重要内容,艰苦奋斗精神在毕业生身上得到最显著地体现。京九、秦岭、青藏,哪里艰苦,哪里就有石铁大学子的身影。学校始终把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放到育人工作的首位,坚持以“两课”课堂教学为主渠道,从1991年开始,就把“两课”实践教学的课堂建在西柏坡,用西柏坡精神感染熏陶学子,学生的理想信念较为坚定。3.制度文化教育评价的隶属度为0.492002,等级为良。学校学生教育、管理制度涵盖学籍管理、学业保障、学术活动、思想建设、日常教育和管理、奖励处分、评优评先、家庭经济困难资助、团学活动、安全教育等方面。一方面学校将制度汇编成《学生手册》,人手一册,通过入学教育、知识竞赛等方式对学生进行解读、宣传;另一方面学生在学校制度制定过程中参与度较高。学生普遍认为学校规章制度完善,并能自觉遵守,违反制度的行为较少。4.行为文化教育评价隶属度为0.412081,等级为良。学校建立了班级导师制,开展学长计划,设立自习教室和考研通宵教室。学生学习风气浓厚,不及格率低,每年考研率在15%以上。学校每周都举办人文、社科类讲座。学生积极参与数学建模、结构设计、智能汽车等国家、省部级科技类竞赛并屡获大奖。学校校园文化活动氛围浓厚,搭建了校内外全方位的社会实践活动平台,积极推进青年志愿者服务体系。不足的是,学校人文社科类选修课程数量不多,教学水平需要提升;工程技术专业课程中价值教育的内容偏少。5.学术文化教育评价隶属度为0.412093,等级为良。学校科研水平高,在隧道施工新技术及环境控制、国防交通应急工程、地质超前预报、大型结构健康诊断、虚拟现实技术等研究方向具有国内领先水平;主持承担国家“973”计划、“863”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社会科学基金等各级各类项目800多项,科研经费达7.5亿元。获国家、军队和省部级科技成果奖180余项,在河北省独占鳌头。教师求真、求实、严谨的治学态度影响和熏陶着学生。学生尊重知识产权,反对抄袭剽窃,树立了学以致用的学习态度和求真求善的学术精神。考试违纪率低,毕业论文原创性、独创性较高,试点院系学术不端系统一次性通过率达到85%。综上所述,石家庄铁道大学文化教育整体效果较好,但是各项指标的隶属度偏低,文化教育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四、提升理工科大学文化教育有效性的对策

(一)培育大学精神

大学文化教育成效的提升需加大对精神文化的培育和弘扬。首先,大学精神文化要根植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信念,要把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大学精神文化教育的灵魂和核心。其次,理工科大学要明确办学理念,形成办学特色。要摆脱功利主义、实用主义教育观的影响,树立培养富有创新精神、高素质、高技能的人才观。第三,要从本校办学历史和传统吸取力量。大学精神文化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通过长期的历史积淀、蕴育发展而形成的,是一种获得性的遗传结果[3]。最后,必须上下联动,凝聚共识。广大师生都要参与,集思广益,在实践中丰富、升华和认同本校的大学精神,最终成为广大师生的精神动力。

(二)加强制度建设,树立优良的校风

无论是“泡菜”理论,还是“熔炉”理论,一所大学的文化无时无刻不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这个学校的师生,左右着这个学校的走向,树立着这个学校的品牌[4]。校风就是这个“泡菜坛”和“熔炉”,对师生起着约束、同化、激励的作用。严谨务实的教风与积极上进的学风决定了优良的校风。教风和学风建设则需要合理的制度做保障。导向明确的科研管理、教学质量评比、保障制度能够极大的激励教师的热情;奖罚分明的学业考核、评优、评先等学生教学管理制度也能促进学生形成良好的学习氛围。

(三)构建课内外联动的文化育人体系

1.构建文理相融的课程体系

完善理工科大学人文素质教育课程体系,将文化素质教育课程定位为重要公共基础课程,开设涵盖文、史、哲、艺术、心理等学科的课程,扩大学生的知识面,改善单一的知识结构。特别要重视开发和设立中国传统文化的课程,培养学生的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另外要开设融入人文思想和价值判断内容的专业课程,例如“工程伦理学”、“工程哲学”、“科学技术哲学”等。

2.把握课堂育人主渠道

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帮助学生树立社会主义理想信念最主要的途径,教师要创新教学形式,吸引学生,让学生真学。人文教育不能按照科学教育的逻辑原则进行组织,不是单纯地按照知识点的方式进行教学就能完成,因为学生人文素养的获取和形成是多渠道、多方位的,它关联到教育教学的方方面面[5]。每位教师、每门课程都要承担文化育人的职责和功能,不仅要传播科学知识还要兼顾文化素养的培育。专业课老师在教学过程中要结合专业的特点,将价值教育渗透到课堂中去。

3.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

校园文化活动是理工科大学开展文化教育的重要载体之一。一方面要发扬理工科大学科学文化氛围浓厚的特点,依托学科和专业,开展结构设计大赛、测量大赛、数学建模、机器人设计等旨在培养学生创新思维、团结协作的科技创新活动。另一方面要依托学生会、学生社团举办人文系列讲座,开展丰富多彩的如高雅艺术进校园、摄影图片大赛、女生节、传统文化展示等文化艺术活动,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

4.深入开展社会实践活动

社会实践是大学文化育人的一个重要环节,有助于大学生认识社会、了解社会,是将专业知识和社会经验结合起来的最有效手段。志愿服务是一种饱含浓烈人文情怀的道德实践活动,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重要途径。大学生在志愿服务过程中,把自我的需求、社会的期望外化为公益行动,有助于提升自身的人文情怀。

(四)打造高品位的文化校园

学校首先有优美的自然环境。建筑布局要合理,功能划分要分明,建筑既要展现时代气息,也要保留学校历史印记。其次,要加强校园文化景观设计,让校园的建筑、道路、雕塑等都会说话,融入学校的文化特质,体现学校的精神。第三,互联网目前已成为各种思想、文化、信息的集散地和社会舆论的放大器,加强校园网络平台和载体的建设和管理,刻不容缓。学校一方面要大力建设以学校官网为主,部门、院系、学生团体网站为辅的网络体系;另一方面学校要加强网络建设和管理人才队伍的建设,提高管理和驾驭网络突发舆情的水平,能熟练运用微博、微信、QQ、视频等新媒体传播主流文化,占领网上思想舆论阵地。

本文作者:肖剑 工作单位:石家庄铁道大学

第二篇

一、跟随经典

喜爱游戏和动漫的人都知道迪斯尼和皮克斯。皮克斯的《玩具总动员》已经成为一个经典。《玩具总动员》中的那些个性鲜明的角色和各种生动的空间环境在人们的记忆中留下了深刻印迹。《愤怒的小鸟》中的角色和场景设计,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一种“家族相似性”。这种家族相似性是否说明跟随策略。《愤怒的小鸟》中的角色设计和皮克斯动画有神似之处,这也是受到《玩具总动员》系列的启迪。小鸟顺应了人们对一种角色设计风格的喜爱,吸收了“皮克斯风格”,因而使原来的皮克斯粉丝转身成为小鸟的粉丝和消费者,这是Rovio公司跟随经典的精妙之处。

二、跟随文化

基于增加用户黏性的考虑,随着《愤怒的小鸟》在全球范围的推广,出现了各种版本。英文版、中文版、手机版、电脑版;季节版—夏日猪;节日版—圣诞、中秋、万圣节、春节版、太空版、里约大冒险、星球大战版等。这些不同的版本跟随了不同的文化,同时也不断地创造出新的细节和情节,正是凭借不断推出新版本,激起用户的热情,吸引更多玩家的眼球和回馈小鸟忠诚的粉丝们。

三、跟随时尚

为了增加用户数量,2009年底Rovio公司选择了苹果APPStore作为《愤怒的小鸟》的首发平台。创始人海德兄弟一方面是看中了苹果APPStore的潜力,另外一方面也希望能够充分利用iPhone的触摸屏等硬件功能,创造令人难忘的游戏角色,锁定所有手机用户。Rovio公司与知名的游戏发行商Chillingo合作,在Chillingo的协助下《,愤怒的小鸟》于2010年2月成功地登上了英国AppStore应用商店当中主打游戏的首页。APPStore是一个为第三方软件提供者准备的既方便而又高效的销售平台,它能够满足手机用户们对个性化软件的需求。《愤怒的小鸟》正是借助了苹果公司的AppStore和iPhone的平台获得了令人满意的推广。《愤怒的小鸟》在市场推广阶段,正值人们都以拥有一部智能iPhone手机为时尚的标志,在这个意义上《愤怒的小鸟》顺理成章地实现了跟随时尚。

四、跟随品牌

Rovio公司将这款游戏演变成一个完整的娱乐产业链,同时Rovio公司也在复制迪士尼模式,将愤怒的小鸟塑造成一个响亮的娱乐品牌。其中Rovio公司了解消费者,因为消费者接受独立的,与众不同的形象后,也会认为这个品牌形象的服务也是特别的,无可替代的,这不仅为品牌筑起了防卫竞争者的感性屏障,也为其周边领域拓展提供了支持,这是大家互惠互利的关系。《愤怒的小鸟》制作公司的CEOMikaelHed曾向路透社表示,将准备把《愤怒的小鸟》打造成一个大的娱乐品牌之后,曾有人在纽约曼哈顿的街头看到了“愤怒的小鸟”的毛绒玩偶(2012年大连的麦当劳店就出现过“愤怒的小鸟”玩具),也许这就是《愤怒的小鸟》品牌化开始的前兆。另根据媒体从匿名人士那里获得的消息,这些“愤怒的小鸟”的毛绒玩偶是产品原型,正式的产品将会在2011年发售。Rovio此次进军中国市场的另一个重要目的便是推广“愤鸟”的品牌概念,除了这款游戏本身之外,“愤怒的小鸟”还将与诸多知名品牌进行合作,以此来创造新的盈利模式。比如目前已经与中国最大的网上鞋城“乐淘网”合作推出“愤鸟”各类鞋款。除了鞋之外“,愤怒的小鸟”还将陆续推出更多的其他周边产品,据悉在今后的一年之内,Rovio还会在香港及上海等地开设100家“愤怒的小鸟”专卖店,来为玩家及粉丝提供“愤鸟”周边产品。与“愤怒的小鸟”成功的市场推广经验不同且为大家所知道的江南style的成功,再一次体现了当代艺术文化及其创意的巨大价值,并体现了沉默螺旋效应的价值和协同传播的力量。默螺旋效应是协同论中的一个术语。协同效应是指整体环境中的各个系统间存在着相互影响而又相互合作的关系,协同效应原本为一种物理化学现象,又称增效作用。协同效应SynergyEffects,简单地说,就是强强联合效应。沉默的螺旋(TheSpiralOfSilence)描述了这样一个现象:人们在表达自己想法和观点的时候,如果看到自己赞同的观点且受到广泛欢迎,就会积极参与进来,这类观点越发大胆地发表和扩散;而发觉某一观点无人或很少有人理会(有时会有群起而攻之的遭遇),即使自己赞同它,也会保持沉默。一方意见的沉默造成另一方意见的增势,如此循环往复,便形成一方的声音越来越强大,另一方越来越沉默下去的螺旋发展过程。沉默的螺旋是基于这样一个假设:大多数人会力图避免由于单独持有某些态度和信念而产生的孤立。“沉默的螺旋”还向人们提示了舆论的社会控制功能。通俗地说,舆论是“我们社会的皮肤”—是个人感知社会“意见气候”的变化,据此调整自己的意见以适应气候变化的“皮肤”。不仅如此,舆论还在维持社会意识形态整合方面发挥一定的作用,防范由于意见过度分裂而引起社会性纷争。“沉默的螺旋”形象地说明了大众传播所具有的强大的社会影响。包括了社会公众对“认知→判断→行动”的全过程,也就是说沉默的螺旋是无处不在的,同时也说明大众传播具有“创造社会现实”的巨大力量。2012年8~9月,北京大学网站首页发布了一篇乐黛云先生的演讲词《中国应向世界贡献思想》,笔者对该文的理解是中国知识分子、学者、艺术家应以独立的思想、独特的经验和方式,为人类文化提供某种新的价值并发挥其影响力。大家都知道印度有一位研究经济的学者叫巴格瓦蒂,他发表了一篇只有五页的论文《悲惨性成长》,在西方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影响了西方各国的国家战略和世界战略。乐黛云先生的演讲词给人们的提示是,每一个关心中国未来的知识分子都应了解、研究和实践实现这一想法的现实的可行的路径。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正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大学应责无旁贷地承担起能够代表先进文化的当代艺术(当代设计)文化教育的任务。大学应能真正培养出有艺术(设计)理论素养、敏锐的当代艺术批评眼光和特殊艺术实践能力的综合型人才。什么是当代艺术文化?简言之,是指发生在当今时代的各种具有研究性、前瞻性、实验性的艺术作品或文化(设计)创意产品。也可以理解为当代艺术是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在全球文化资本价值输出语境下,重视和加强大学的当代艺术文化教育课题的研究和实践的战略意义也就清晰地显现出来了。发展大学当代艺术文化教育在很大程度上不仅可以实现已有文化资源的当代转化,还能带动其他领域的研究,引领社会各个领域的发展,TED演讲集中的很多研究成果都和大学有关。大学拥有良好的研究环境以及专业化的研究人员,大学作为一个国家文化资本价值输出的研究性平台,它与自然资源、知识资源等统一构成了国家可持续发展需依赖的资源系统。在今天看来,这个平台事实上处于资源系统的顶端。因此,大学的当代艺术文化教育方法应与全球当代文化资本价值输出的语境相适应,一方面应加强大学当代艺术文化教育的跨学科研究与实践,另一方面应开展视觉知识及其原理和方法的研究与实践。所谓视觉知识是指以能够被观察和感知的自然形态、人化形态、抽象形态为认知对象,运用视觉心理学、语言学、社会学方法,对各种形态的结构、功能进行多维度研究的知识系统。人们对视觉知识研究的重视,可以追溯到文艺复兴时期。达芬奇这位非凡的横跨多个知识领域研究的世界艺术巨匠,是对视觉知识展开实践和研究的开创者,他以科学理性精神和深邃的艺术洞察力,对一些容易引起人们兴趣的事物进行过视觉研究,他可以娴熟地运用可视化的艺术方式科学地说明这些事物的“表现”。视觉知识作为当代艺术创作和当代艺术设计的一种学科基础,必然需要对这些形态进行广泛深入地研究,探究其存在的形式,及其在艺术作品创作和艺术设计作品创作中的指导作用。视觉知识作为当代艺术创作和当代艺术设计需要履行的一种学科基础,在当代艺术创作实践和当代艺术设计实践中,乃至在日常生活和社会生活中都有着广泛的应用前景。2000年在德国汉诺威举行的世界博览会中,荷兰国家馆的主体建筑设计正是利用了视觉知识中的形态结构和功能转化,完成了“三明治”这个设计概念。2006年美国《时代周刊》以电脑显示器做封面人物,正是利用了视觉知识中的形态语意,让每一个网络游客能够在因特网背景下识别出封面人物就是自己。2005年,日本当代艺术家村上隆在美国曼哈顿举办了一个大型的名为“小男孩”的艺术展览,着实地在美国投放了一颗“文化原子弹”。昔日,美国在日本广岛投放的名为“小男孩”的原子弹,在日本长岛投放的名为“胖子”的原子弹,是为了解决政治问题,今日村上隆在美国投放的“文化原子弹”却要触及的是文化冲突与融合的问题,可以说,这是村上隆在当代艺术中展现出的非凡的创意。视觉知识的传播及原理在大学当代艺术文化教育方法研究中,可作为一种值得选择的路径。学习视觉知识是从方法论和发生学意义上,认识和了解那些与人们的视觉经验相关的知识,并能够利用这些知识为当代艺术创作和当代艺术设计实践服务,为促进我国当代文化创意产业提供了一种理论依据。在中外艺术(设计)史中,有许多案例能说明视觉知识是已有知识领域之外不容忽略的一个知识领域。按照视觉知识“创造—即知识和经验转化”的基本原理,应大力提倡大学当代艺术文化教育在不同学科之间的跨界研究,使每个学生从了解自己熟悉的事物开始,真正能够获得一种通识能力,实现从获取一条鱼的知识和经验到获得对大渔业的系统了解与认识的转变。笔者认为在加强大学当代艺术文化教育实践过程中,重视视觉知识的教育以及视觉知识方法的研究,可避免出现教条主义或概念化教学或研究的倾向;可避免研究格局狭窄、认识问题脱离整体关系的倾向;可避免传统文化的萎缩及其。

本文作者:祝锡琨 工作单位:大连工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

第三篇

一、森林文化教育的现状

(一)林学诞生的背景

追溯林学诞生的历史不难发现,人类对森林的依赖和需求是林学诞生的本质原因。缘何林学起源于德国?德国林学家柯塔(Cotta)一语中的:“林业这门科学是必需或匮乏(指木材)的产儿。”他指出:“由于缺乏木材,所以我们才有林业科学。”1618—1648年,德国经历了30年的战争,境内森林遭到巨大破坏。德国人民渴望恢复培育了德国文化、科学和精神的日耳曼时代的森林,因为一代又一代杰出的哲学家、思想家、音乐家和诗人是从森林中走出来的[1]。加之当时德国有着极为丰富、成熟的森林经营理论和技术体系,所以林学产生于德国便是顺理成章之事。不过,在以什么样的思想与方法经营森林方面还是产生了两种对立的经营理念:一种理念认为森林是收益的对象;另一种理念认为应把森林看作是产生人类精神与文化、保护身心健康与自然景观的对象,而不仅仅是经济收益的对象。可见,从林学诞生之时起,森林的经济性与公益性就存在着矛盾。森林的公益性因其隐蔽性、外部性、长效性而消隐于功利社会,从而导致通过大量过度伐林获取实物产品的林业生产经营模式成为主导,进而导致地球上的森林面积快速缩减、环境状况日趋恶化。因此,人们不得不在后工业时代重新审视森林的多重效能,特别是对其以森林文化为灵魂的社会公益性和经营技术重新加以反省和认知。

(二)森林文化教育的缺失

近20年来,随着我国林业工作的重心向国家生态建设的转型,林学人才培养的重心也转向了以生态建设和林业可持续经营管理为主;同时,在专业设置上,虽然也分化和整合出一些新兴的学科领域,如生态文化学和森林文化学等[2],但是践行的范围极其有限,多数涉林专业的人才培养体系依然以传统的理论技术为基调。笔者对部分农林院校林学专业主干课程的设置情况(详见表1)进行总结后发现,根据我国教育部颁布的《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1998年版)对人才培养的规范要求,林学本科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迄今未将“森林文化”纳为主要课程。但是,值得一提的是,列入《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1998年版)的森林资源保护与游憩专业可被视为与人文林学精神初步对接的一个新兴专业。森林资源保护与游憩专业在10余年的发展中取得了可喜的绩效,目前全国有20余所高校(以农林高校为主)开办了这一专业,并且各校根据各自的教学资源办出了一定的特色。以涉林高等院校为例,所开设的森林资源保护与游憩专业的课程体系和教学模块(含选修课)都纳入了反映人文林学精神的课程,从而培养了一批兼具生态意识与森林游憩理论和技能的复合型人才。然而,在2010—2012年教育部提出的《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征求意见稿》中,森林资源保护与游憩专业的定位显得游移不定;特别是在教育部于2012年10月新颁布的《普通高等教育本科专业目录》中,森林资源保护与游憩专业在基本专业设置中被删除,而只是在林学类特色专业建设中留置了可能设置此类专业的空间。随着我国《国民休闲纲要》的颁布和贯彻落实,笔者认为,“森林游憩”专业(方向)的发展必将是一个依托林学学科、顺应生态文明要求、实现森林生态服务功能、在森林经营中荷载人文林学的新领域,也将是为21世纪的休闲社会培养相关专业人才的平台。

二、森林文化的内涵

森林文化,是以森林为背景、以人类与森林和谐共存为指导思想和研究对象的文化体系,是人类对森林(自然)的敬畏、崇拜与认识,是建立在感激森林各种恩惠的朴素感情基础上的反映人与森林关系的文化现象的总成。从本质上看,森林文化是人类对森林及其环境的认知以及利用和经营森林的思想与行为的总和。在石器时代以前,人类的家园和命运与森林相生相伴。然而,随着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的到来使人类与绿色的森林文明渐行渐远。森林成为供给人类实物的仓库,成为经济收益的供给体,森林的环境价值和精神文化价值一度被忽略和漏计。如今,当人类社会进入到后工业时代,面对环境的压力、生存的危机,不得不重新审视以繁华都市为代表的现代文明所丢掉的那些不可或缺的绿色森林及其环境。人们重新认识到,在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森林及其环境的综合服务功能和绿色能量是不可替代的生态保障和精神家园。因此,充分肯定森林综合服务价值的森林文化,不仅推崇森林经营的技术科学,同时也重视森林及其环境带给人类的文化(含美学)价值。

三、森林文化教育的功能

(一)森林文化教育有助于启迪学生热爱森林,培植生态文明理念

通过森林文化教育,可以有效地让林科学生了解森林既是自然产物又是社会产物的双重特性,同时明了陆地生态系统中的森林是人类生存不可或缺的生态保障系统、是人类拥有的必要和美好的生存条件。森林不仅是专业学习和工作的对象,其更以独特的形式美、色彩美、节律美、结构美、意韵美等美学特质而使人们享受美景、情生美感[3]。从本质上说,森林应当是生活在陆地上的所有生命的水分贮藏中心及物质与能源的转换枢纽[4]。森林是自然界最丰富、最稳定和最完善的碳贮库、基因库、资源库、蓄水库和能源库……离开了森林的庇护,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就会失去依托[5]。因此,林学本科人才的培养不应只是培养林科学生的专业技能,同时还应启迪学生热爱森林之情愫、培植学生践行生态文明的理念。

(二)森林文化教育有助于强化学生的生态伦理观,培养生态文明的倡导者

通过森林文化教育,可以帮助学生树立和强化正确的生态伦理观。森林文化诏示:人类必须深刻地意识到人与自然的关系不是主宰与被主宰的关系。人只是宇宙万物中的一个物种,是自然的—部分。人应与自然亲善、共生共存,而不需要去征服自然、战胜自然。相反,人类应顺应自然、热爱自然、敬畏自然、皈依自然,形成“平等、尊重、接受、珍惜和保护”的自然观[3]。敬畏自然、热爱森林不仅仅是每年的4月12日去植树,而应是从根本上转变现念。因此,积极开展森林文化教育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而接受了高等林业教育的大学生尤应义不容辞地承担起森林文化传播者、生态文明倡导者和践行者的责任。

(三)森林文化教育有助于培养学生良好的生态素养,增强践行生态文明的能力

人类对森林认识的飞跃,就是从社会科学的视角审视森林,既把森林整体性地视为陆地生态系统的主体,又把森林视为人类的崇拜对象和审美对象,把森林视为一个文化体系;并从人文的视角理解和感知森林,体验森林给予人类的人文关怀和道德关怀[4]。通过森林文化教育,可以培育学生良好的生态素养。这样的生态素养实则是较高哲学素养的表现,其基于林科学生对生态知识的掌握,又积极地反作用于林科学生生态行为的实践。因此,林学本科人才的培养应注重学生的全面发展,应启发学生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角度去深入思考生态问题,增强学生践行生态文明的能力,使林学本科人才能够真正实现柯塔对森林经营“一半是技术,一半是艺术”[6]的定位。就本质而言,中华民族有着亲近自然的文化基因,“天人合一”思想便是国人自然观的典型代表。但是,由于传统科举制度的影响以及当前高考制度和大学生就业形势严峻的压力,再加上我国从高中教育到高等教育长期以来一直实行文理泾渭分明的人才培养模式,所以大学生普遍缺乏对自然的亲近感和认同感,在美育和与自己专业有关的文化领域所接受的森林文化教育非常有限,尤其是林科学生对自然、环境和生态的人文认知远远弱于对科学技术的认知。加强森林文化教育,虽然在短期内无法完全实现林科学生知识结构的改善以及人文素养的提升,但是在其带动下,有利于为新世纪林学本科人才培养注入新的内涵,有利于使所培养的林科学生将文化意识以及健康的生态文明价值观和伦理观融入森林经营管理,使林科学生不仅成为未来的林业工程师,还要成为“大地艺术家”。

本文作者:李梅 工作单位:四川农业大学林学院

第四篇

1、普通高校优秀运动员文化教育控制的目标

任何一个组织都有自己的目标,目标越清晰,组织的功效发挥的就越大,普通高校优秀运动员文化教育也是如此。高校优秀运动员应该与学校体育结合到一块,应该在教育的大环境进行运动训练和竞赛活动。高校运动员首先是一名学生,其次才是一名运动员。作为一名学生,文化教育是必不可少的,也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所以,普通高校优秀运动员文化教育应该和一般学生的教育一样,而教育的目标也应该和一般大学生文化教育目标一致。即是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2、普通高校优秀运动员文化教育影响因素

2.1、普通高校优秀运动员招生的影响因素

(1)普通高校优秀运动员的招生管理机构。我国普通高校优秀运动员的招生是在国家教育部体育卫生文艺司和国家体育总局的宏观控制下,由各省、市、自治区教委、体育局协同有资格招生的各高校共同具体实施的。虽然国家教育部颁布了一系列的纲领性文件,但并未对高水平运动员招生程序、方法等做出具体的统一规定。虽然宏观上受上级部门的监督,但高水平运动员的招收条件、程序及最终的录取权基本上掌握在各高校手里。(2)普通高校优秀运动员的招生政策。2004年,教育部颁发的文件《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2005年普通高等学校招收高水平运动员工作的通知》更新了普通高校高水平运动员学生的录取条件:对体育专项测试合格的考生,文化成绩达到考生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本科第二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的;少数体育专项测试成绩特别突出,确有培养前途的考生,文化成绩达到考生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本科第二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60%的;获得一级运动员、运动健将、国际健将证书及武术武英级以上称号并且招生学校对其进行文化考核后认为能够完成专业培养教学任务的考生,经本人申请、生源所在省级高校招生办公室核准后可免于参加普通高等学校招生统一考试。从这个文件政策可以看出,我国普通高校对优秀运动员的招生过程中,提供了很大的优惠政策,对文化课成绩的要求非常低,远远低于普通同学。(3)普通高校优秀运动员的资格审查。我国对优秀运动员的报考资格的要求,说的很笼统,只是对学历、运动等级以及年龄做了规定,并没有对文化课进行精确的定位。虽然所有的优秀运动员都要参加全国的高考,但是高校招生的权力很大,再加上我国有没有在文化分数上做统一的要求,所以,各个高校招收的优秀运动员的文化成绩差异很大。(4)普通高校优秀运动员的来源。我国优秀运动员的来源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第一种就是招收国家队、省市体工队的退役或即将退役的运动员;第二种就是招收省市各级业余体校的运动员;第三类是招收普通高中生。而这三类运动员的文化成绩的差异很大,由于省市体工队和业余体校运动员的训练和学习是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中进行,脱离了大教育的环境,导致这部分运动员的文化成绩和普通高中的运动员有很大的差距。

2.2、普通高校优秀运动员的培养的影响因素

(1)普通高校优秀运动员入校后的专业选择。很多高校为了让运动员为学校争光,又能顺利的完成学业,就对优秀运动员的专业选择进行了限制,安排了一些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完成的学科,只允许在限定的几个专业里进行选择,还有部分学校直接限制运动员进行专业的选择。我国大部分的优秀运动员很少有选择专业的权力,有部分运动员甚至没有选择的权力,这样违背了运动员的意愿,导致很多运动员不喜欢自己所学的专业,对文化的学习也失去的兴趣。(2)普通高校优秀运动员文化课程设置以及课程组织形式。我国大部分高校对优秀运动员在文化课的设置上和同专业的普通学生基本上是一样,有部分高校对运动员的课程进行了缩减,减免了一部分的课程。而在课程的组织形式上,采用传统的课堂教学方法。由于运动员的训练和比赛较多,导致很多课程无法进行系统的学习。课程设置过死,课程组织形式单调。

3、结语

普通高校优秀运动员的文化教育不是一个孤立的系统,它存在与教育系统和体育系统之中,只有对系统的各个子系统进行有效的控制,制定出明确的文化教育控制目标,分析影响优秀运动员文化教育的因素,找出文化教育控制的途径,做出控制效果评价及信息反馈,进一步完善高校优秀运动员文化教育体系。努力提高运动员文化教育水平,提升运动员的综合素质,保证我国竞技体育事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本文作者:徐小威 工作单位:浙江树人大学管理学院

第五篇

一、族群与国家:多元文化里的本位认同

经济上的传统自由与政治上的现实控制,造成新加坡社会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价值观。在富含了中华文化、马来文化与印度文化的新加坡,虽然展现出来的是对多元文化的尊重,然而其政治意识形态并非绝对自由主义模式,而是倾向族群主义模式。这种族群本位固然有其益处,但要合理面对族群的互惠与独立性,这便需要找到彼此之间的共通价值观,如对家庭价值的重视、宗教文化正能量的发挥等,并将这些价值观当成一个上位概念,从而型塑人民的道德理念。一方面提供不同种族公民的心灵归属感,一方面也强化不同种族公民对国家的文化认同感。新加坡的这种“共享价值”,不仅是新加坡用以型塑国家认同的指导原则,也显示整体的国家认同在个别文化认同之上。不仅为族群主义推崇的族群“共善”提供了个体行动准则,也标示出作为一个新加坡人与其他国家人民不同的特殊性,更为新加坡人在个别族群、文化认同之外,另外提供一个全体族群的情感联系与归属感。通过全面检视新加坡的多元文化政策,我们发现新加坡正以此作为凝聚国家公民向心力的核心价值,这种融通多元文化的共享价值,不仅描绘出国人的特质,也可作为族群的标示。就新加坡的政治意识形态来看,明显是建立于族群主义的观点,从现任总理李显龙从前提出的四大核心价值,到1991年由新加坡政府正式公布的共享价值,再到公民与道德教育教材内容的规划,无不清楚标明“国家至上,社会为先”的意识形态。基于这样的理由,国家公民必须担负一定的责任与义务,这些责任与义务也包含了维护社会的安定与和谐,据此积极地了解各种族便为必要。新加坡的多元文化教育即是取材于族群本位与国家认同基础之上,这样的多元文化教育也是经历几番周折之后才产生的。1991年,新加坡吴作栋总理在国会上公布了《共同价值观白皮书》,提出“五大共同价值观”:“国家至上,社会为先;家庭为根,社会为本;关怀扶持,同舟共济;求同存异,协商共识;种族和谐,宗教宽容。”〔3〕这种价值观融合了各种宗教、传统、道德,又充分挖掘了儒学的现代意义,为新加坡各种族人所接受。曾被称为“新加坡民族”共同价值观的指导准则,是新加坡人经历了几十年的摸索、新加坡政府在整合各种道德资源的基础上,成功地使各种族对本种族的狭隘忠诚转为对新加坡共同忠诚的结果。正如李光耀所说:“我们是汇合了来自中国、印度以及马来世界不同地域的移民,我们必须传授给我们年轻的一代以共同的基本社会行为准则、社会价值观以及道德原则。这些准则、价值观以及教条将能塑造完整的未来新加坡人。我们各个不同人种、文化、语文以及宗教所具有的各种优良特点必须保存下来。东方和西方的精华,必须有利地融汇在新加坡人身上。”〔4〕藉此可见,新加坡的多元文化政策是在族群本位价值观下寻求共通价值,型塑共同的文化传统,从而实现新加坡人对国家观念的认同。

二、双语与华语:语言推广的多元教育目的

新加坡成立于英国殖民地基础上,又是以华族为最的多种族国家,新加坡建立伊始即以英语单语教育为主,多语种教育并存。这种语言教育模式是英语加一个种族母语,双语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只是狭隘的语言教育。新加坡政府实行的这种教育模式最初的目的是强调英语的工具性和母语的情感性,使国人既实现与外界交流、促进经济发展,又不忘本种族特性,实现族群凝聚力。一如新加坡首任教育部长陈庆炎所言:“我们双语教育政策的目的是要求每一名儿童都应学会英语和自己的一母语,……儿童学会英语就能直接吸收当代社会的科学和技术知识。另外,他们也必须把母语学好,这样他们才知道他们文化的根在哪里。”〔5〕具体来说,新加坡当时的双语主要指英华、英马、英泰(泰米尔)三种双语教育组合模式。不过,这种双语模式对于型塑国家情感及民族传统来说也存在一定的弊端。族群语言的保留对于族群文化传承来说固然有其益处,但是族群与族群的分离必然会影响到国家的中心地位。另外,一盘散沙状态的母语对于国家文化传统的有续传承也没有好处。新加坡政府地理环境上的危机感促使其越来越着眼于向外发展,但英语只是一个国际交流工具,当自由主义盛行之时,还必须寻求自己文化上的独立性。然而,建国以来的双语模式并不能型塑独立的、能够与外界抗衡的文化传统,作为文化载体的语言教育模式即面临着改革。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曾说:“如果我们要成为一个国家,我们至少需要有一种共同语言来互相交谈。最终我们将拥有一个共同的文化。”〔6〕这里所谓的共同语言并非指用与外国沟通的英语,而是承载文化传统的本土语言,这就是华语。从1979年起,政府针对华人社会开展一年一度为期一个月的“讲华语运动”,至今已坚持20多年。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亲自主持第一届“讲华语运动”的开幕式,指出“:新加坡华人,由于情感和文化上的需要,将会而且必须继续使用自己的语言来交谈、阅读和书写……如果我们放弃双语政策,我们必须付出代价,使自己沦落为一个丧失自身文化特性的民族。我们一旦失去了这种情感上和文化上的稳定因素,我们不再是一个充满自豪的独特社会。”〔7〕此后“讲华语运动”一直受到新加坡政府重视,每年的9月或10月都由总理、副总理或高级内阁部长亲自主持仪式并讲话。新加坡政府之所以推广华语,主要是因为华族人数在新加坡众多,多数华族人都使用属于中国南方沿海的方言,有福建、潮州、广东、海南、客家等诸多语群,对谈无法互通。新加坡政府通过推广华语运动,削弱方言的地位,模糊地区的界限,削除华人社团之间的隔阂,从而达到建立新加坡国家意识。另一方面,使华人从更高层次来了解中华文化,以抵消日益强大的西方文化的影响。由此可见,新加坡的双语教育经历一定的发展变化,其根本目的是政府期望在尊重族群本位基础上,有效地实现新加坡人的国家认同意识。国家认同的实现,不仅需要从政治视角来审视新加坡民族意识,还需要从经济视角来培养适应社会、能够为国家经济发展做出贡献的社会人才。新加坡政府在实施双语教育的过程中,并没有将母语统一意识介入基础教育过程,最终的华语运动只是一个社会行动,小学基础教育阶段依然实行多元双语教育模式。小学教育阶段分成两个阶段,一是前4年的基础阶段,二是2年的导向阶段。在基础阶段时,学习的重点是基本的识字和数字技能,其是80%的课程是要学习英语、母语和数学。而在4年基础阶段结束时,学生将接受考评并依成绩分至三种的语言分流EM1、EM2和EM3。基本上,分到EM1的学生将学习高级英语和母语;分到EM2的学生将继续学习英语和母语或视校长判断增加课程;分到EM3的学生将学习基础或实用的英语及母语,并视其需要学习高级母语。这种语言分流式小学教育对于因材施教理念或有苟同之处,对于外向型国家发展来说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三等分流的基础是英语成绩优劣,英语成绩或许能够说明个别人的接受能力,但对于国际交流来说一定有其价值。1979年,《吴庆瑞教育委员会报告书》提出因材施教,分流教学的主张,以改革学制,提高教育水准。从小学四年级到考大学的教育过程中,要经过三次分流,学校根据学生的成绩不断选拔优秀学生,学生由于成绩档次不一样,从而进入不同语言层次的班级就读,也减轻了能力偏低学生的负担。双语教育与分流教学紧密地结合起来,推动了双语教育的进一步发展。李光耀总理在1985年国庆讲话中概括地谈了双语教育和“分流制”,“我们推行双语教育,跟着,我们教导他们能操纵一种工作用语——英语,并学习母语,以产生文化认同。最后,我们通过分流制减少辍学率和减少耗损,现在的学生可以和那些进度一样的同学一块儿学习。实行分流教育的结果,我们降低了小学里的辍学率,从每年的20%降低至10%,在中学里,辍学率从25%减少到5%,因此,能进入工艺学院和大学的学生人数双倍增加。”〔9〕藉此,我们可以明了,新加坡的多元教育反映在语言推广层面当折射出宏观与微观两个方向。宏观来看,新加坡的双语教育对于新加坡早期的教育定位来说颇有成效和益处,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新加坡越来越重视独立性国家传统文化的重建,遂提倡或推行“讲华语运动”,在学校语言教育之外推广社会语言教育,其政治目的十分明显。微观来看,新加坡政府即便认识到独立性民族文化的构建,也未曾丢弃多种族族群意识的延续,最初的双语模式在具体的基础教育里一直被使用。

三、背海与靠山:多元教育理念的异域重构

从新加坡的地理位置来看,国土面积狭小,并没有拥有丰富的天然资源。这样的生活环境使得新加坡更看重人才资源,但现实情况是人才资源相对匮乏,不足以提供发展所需,因此,广大人民是最珍贵的资源,它是国家财富建立的基础,新加坡的未来在于人民是否能够对国家忠诚,以及其忠诚度能否超越现在。新加坡教育部网页上明白揭示:教育要达成两个目的,一是发展个体;二是教育公民。新加坡的教育成果并不是来自于简单的口号,而是基于一定的社会形态及长期的不懈努力。1964年7月,李光耀在马来人的一次集会上明确指出:“自己渴望调整和消除各族之间的发展不平衡。如果社会上的一部分人落后于其他人,国家的统一与完整就会受到损害。”〔9〕这一认识显然是出自新加坡成立之初稳定多种族的社会状况,但却指向了新加坡多元文化政策的形成。正是在新加坡最初的多元文化政策影响下,新加坡的教育走向了多元化,教育模式以族群本位与国家认同为趋向,教育理念也趋向多元的政治目的及社会价值。也正是在新加坡经济高速发展的光环下,新加坡多元文化教育成为其他周边国家学习的范式。然而,多数学习者并没有深入了解多元文化教育的精髓,或是复制,或是整体认同,完全忽视本国或本区域地理环境及社会背景的客观条件。就四川少数民族地区基础教育为例,地理环境及社会结构虽然都与新加坡有共通之处,但对新加坡多元文化教育的借鉴及学习也不能照搬全收。首先,我们必须对新加坡多元文化教育有一个概念上的理解。多元文化教育的内涵并没有一致的说法,但大致而言其理念为:不再以规范框住人类的理性,也不再寻求至高无上的统合理性,在哲学思考、自我认同、意识形态上强调弹性、差异、更折衷,多元文化教育也强调各族群文化、人权、多种选择、机会均等的教育过程〔10〕。新加坡的多元文化教育即是在多种族的社会结构下形成,以实现族群本位认同为基础,以实现国家认同为主旨。但我们必须清楚的是,新加坡多元文化教育也有其内在的主导性,实施“讲华语运动”推广华语来构建独立性民族文化传统,无论其目的如何都与一般意义上的多元文化教育有所出入。我们必须认识到,新加坡的多元文化教育独具特色,确有其可借鉴的东西。比如,新加坡以华人居多的多种族的社会结构与四川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结构具有共通性,前者背海缺少物质资源而转向发展人才资源,后者靠山缺乏知识资源同样可以重视人才培养。以语言推广来促进教育发展同样具有类同之处,新加坡的双语教育与华语推广,促进了新加坡教育的勃兴,这与四川少数民族地区基础教育诉求大体目标一致。四川少数民族基础教育中,外语教学始终较为薄弱,教师、教材、学生都存在诸多问题。双语教学是传统的民族教育向现代教育过渡的必然选择和根本途径。随着西部大开发的进程,四川少数民族地区与世界的交往将会日益增多,具有重要交际功能的外语的互通性显得十分重要。中国今后将更加全面地实施对外开放,愈是落后的地方愈是要加大对外开放,对于语言的沟通要求就越大。此外,四川少数民族地区的普通话推广也与基础教育发展息息相关,普通话推广同样有助于中华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其次,我们必须理清新加坡多元文化教育中分流教育与因材施教的利弊,合理借鉴及有效学习。新加坡的分流教育是双语教育在多种族社会结构的基础上实施的一种教育手段,而因材施教既是传承儒家文化的一种教育理念,又是切合多种族多层次教育的一种构想。就分流教育而言,新加坡教育在小学四年级分流后,有学术潜能和语言天分的学生,则修读英语和高级母语,普通学生则读英语和母语,学习能力差的学生则读基础英语和母语,。小学课程分配时间是英语占33%,母语及道德教育占27%,数学占20%,其他课程占20%〔11〕。这种分流的确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学生差异水平教育的难题,但以语言成绩为分流依据则容易造成教育失衡。传统认为,语言优势体现在左脑的使用,那些特殊专长(美术、音乐、舞蹈、体育)则往往体现在右脑的使用上。新加坡小学以英语为分流依据,显然会影响到学生创造力的发现,无疑也影响到学生的身心发展。不过,这些利弊并不能成为借鉴新加坡多元文化教育的桎梏。四川少数民族地区基础教育中对双语教学的诉求恰恰需要对分流教育手段进行学习,但同时也不能丢掉国家中长期教育规划中提到的素质教育。新加坡的双语分流教育与“讲华语运动”分别承担着教育多元化及文化传承的职责,四川少数民族地区基础教育没有必要完全模式化学习,但完全可以借鉴其教育理念,实施外语、汉语、少数民族母语的三语教育。由于四川少数民族地区教育条件的限制,目前我们对双语教学的认识还是汉语与少数民族母语的教学,至今一些少数民族聚居地仍以汉语教学为主,民族语言教材则是汉族地区统编教材的编译,外语师资及教学环境也急待完善。此外,新加坡多元文化教育中的因材施教同样值得我们学习,这不仅是传统文化在少数民族地区传承的必然选择,更是当前应试教育的改革思路之一。最后,新加坡多元文化教育对四川少数民族地区国情教育的启示。新加坡多元文化政策的主旨是实现族群互通与国家认同,依托共享价值理念实现新加坡人的国家意识,在国家层面上,整合主流思想与少数族群思想,倡导儒家文化,弘扬东方价值观,树立对国家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在种族层面上,宽宏地看待同处这片国土上的其他种族的民族性和文化传统,倡导各种族认同自己族群及文化传统,强调各种族各文化的交流和共处。这种国情教育具体体现在课程、教材的编写上。这与四川少数民族地区的国情教育有着异地同质性。四川是一个多民族的省份,除汉族外,还世代居住着彝族、藏族、回族、羌族等14个少数民族,主要分布在凉山彝族自治州、甘孜藏族自治州和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三个民族自治州,是全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区、第二大藏族聚居区和唯一的羌族聚居区。这样高度集中的少数民族聚居地,民族种类繁杂,人数众多,族群之间各自保留着自己的民族传统,多种语言混杂不一,并不利于互通有无的经济发展。四川少数民族地区基础教育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虽然取得突破性进展,但受经济滞后、地理环境制约以及民族特殊性等因素的综合影响,与我国东部省份相比仍有不小差距。比如,四川少数民族地区基础教育的课程、教材,在基础教育实践中,承载各民族特点的特色文化体现不明显,课程内容比较单一、教学环节略为僵化。思想政治课的内容主要集中于“思想品德”的教育,而忽视“公民道德”的教育,虽有部分教材涉及到有关公民的知识,但篇幅极为有限,内容也不成系统。另外,四川少数民族地区基础教育所用教材的内容编写,教材内容与非民族地区差别不大。这些,都可以在借鉴新加坡国情教育的思考后加以调整和解决。结语新加坡多元文化教育中的双语教育模式,对四川少数民族地区基础教育具有一定的启示,其中因材施教的理念较之分流教育形式更具价值;两区域的社会结构几近相同,多元族群平等及单一国家意识的国情教育目的,可以成为四川少数民族基础教育向新加坡多元文化教育借鉴学习的根基。

本文作者:江渝 田文红 刘佳 工作单位:成都师范学院史地与旅游系教授

第六篇

1中医药文化教育的内涵

中医药文化的内涵是指:中医药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在由来已久的中医药文化教学实践中产生的一系列产物,是包括中医药文化的精神、道德、知识、规制、行为等在内的综合体,是指导各中医药院校有效开展中医药文化素质教育的原动力[1]。中医药文化来源于中国传统文化,它的价值观念、思维模式、哲学体系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辅相成。中医药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中华文化中的仁爱精神、和谐发展、人道主义在中医药文化体系中得到了显著的体现[2]。中医药文化涵括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易学、哲学、心理学等诸多科目知识,并且通过阴阳五行学说系统建构,才形成了中医药文化独特的医学理论体系[3]。这种理论体系作为中医药学的特点的同时,又构成了中华文化的精髓。作为当代大学生,在学好自身专业的同时,要加强中医药文化的传承,继承和发扬传统中医药文化,推陈出新、革故鼎新,创造中医药文化发展的新局面。

2中医药文化教育的目标

2.1提高大学生专业素质

中医药院校作为培养未来医师、药师的摇篮,开展中医药文化教育尤为重要。在帮助学生学习中医药文化的同时,了解、掌握中医药的发展历史进程和演变过程,可培养大学生中医药思维,更好地掌握中医药知识技能。通过对大学生中医药文化教育,提高大学生专业素质,促进中医药文化事业的发展[4]。

2.2提升大学生文化素养

中医药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许多文化传承蕴含于其中。通过对中医药文化的学习,陶冶了大学生的情操、构建了精神家园、树立了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可在潜移默化中提升自身的文化素养。

2.3增强大学生综合素养

中医药文化还包含了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在学校开展中医药文化教育活动,有助于提升大学生思想政治水平,增强民族使命感和责任感,树立服务社会、回报社会的信念。通过一系列观念的树立,提升大学生综合素养,成为新时代的四有青年。

3中医药文化教育的规律

3.1与中医药专业教育具有互补性

中医药文化的传承与大学生素质教育密不可分,中医知识伴随文化而传播,出现“不为良相,即为良医”的现象。中医药文化是中医药文化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医药文化教育的理论基础和主导思想。另外,中医药文化是中医药专业教育精神动力和思想源泉的重要体现。因此,中医文化资源只有与教学资源结合才能真正推动中医文化资源的继承与发展。

3.2与人才成长具有互动性

中医药学既具有自然科学和医学性质的属性,又具有哲学性质、思想文化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属性。它充分体现了人文与科学的有机统一,也充分的体现东方文化浓厚的思维和底蕴。中医药学科的特殊性决定了中医药人才应当具有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内涵底蕴。

3.3与社会发展具有同构性

中医药文化伴随着中华民族繁衍生息、传承发展,始终是中医药学不断发展的源动力,在中医药发展历史上不断谱写辉煌的篇章。中医药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教育强国、文化发展的重要战略点[5]。中医药文化教育,关系到整个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复兴、繁荣与发展,也是关系到中华民族根本利益和经济社会发展赋予文化界和中医药界的重要责任,所以在各高校开展中医药文化教育必须围绕经济、社会发展这一范畴,切实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用中医药文化教育的成效来提升国家文化的软实力[1]。

4中医药文化教育在大学生素质教育中的人文导向作用

4.1中医药文化教育的医德品质可以帮助学生提升人文素养

中医药文化的发展秉承了祖国五千年的传统文化,自古就有“医德育人,医术救人”之说。医术和医德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对一个合格的中医来说,是必须具备的素质。自古以来,中医药人才的培养既重视医学技能水平,又重视医学人文素养的培养。晋代医家杨泉指出:“夫医者,非仁爱之士不可托也;非聪明答理不可任也,非廉洁淳良不可信也。”提出从医者的资质,应符合有仁爱之心、聪明达理、廉洁淳良的条件,这便是对医学人文素养的要求。中医院校培养出来的医学生应该具有良好医德,又应具有深厚的中医理论知识及丰富熟练的临床实践技能[6]。只有建立在医学人文素养教育基础之上的医学技术教育,才能培养合格的医学人才,才能促进我国中医药事业的协调发展。

4.2中医药文化教育的历史沉淀有利于提升学生的知识素养

中医药作为上千年中国历史的沉淀,其中蕴含的文化知识是不可估量的。作为医学生,仅仅具备专业知识是不够的,还必须具备高尚的情操、渊博的人文知识素养。中国医药文化是中医药千年积累的自然科学知识的外延,具有丰厚的人文科学知识底蕴,涉及社会学、哲学、文学、史学、伦理学等诸多领域[7]。中医药文化的精髓,是整个中华民族长期以来积淀的思想、精神、文化的智慧结晶,也是整个中华文化的重要基石,更是我国医学人文素质得以生发的深厚土壤[8]。在大学生素质教育中开展中医药文化教育,能够使学生在学习到基本专业知识的同时,又学习到哲学、易学、天文学、气象学、心理学等诸科知识,丰富了知识,开拓了视野。

4.3中医药文化教育的推陈出新具有培养学生探索精神的作用

中医药学科的特点和中医药人才成长规律的特殊性,决定了中医药文化教育和高校人才培养不同于其他教育和人才培养工作的性质。①注重传承。高校教育人才培养和中医药学术经验继承的主要形式是师承教育。②注重实践。中医药学的形成、发展的过程,就是人民群众不断与疾病做斗争、不断积累实践经验的过程。③注重创新。中医药学术的一次一次的发展,都是伴随在应对突发、重大疾病发生过程中,不断探索、总结、继承前人教学、临床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在汲取同时代先进科技的基础上,不断提高和完善的结果。探索和进取作为医学工作者的必备的素养,是医学研究的灵魂[9]。只有具备创新和探索精神,中医药文化才会不断地推陈出新,中医药事业才会不断地发展完善。

5小结

随着时代进步和社会迅猛发展,对高素质、复合型人才的需求越来越高,因此高校的素质教育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和重视。中医药文化为高校人文素质教育提供了丰富的文化资源和支撑,对大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文化素质、身心素质、智能素质等方面的培养具有独特的作用。

本文作者:郭小磊 工作单位:河南中医学院

第七篇

1研究对象与方法

1.1研究对象

对广州市体育舞蹈专业运动员、体育舞蹈教练员和行政管理人员进行问卷调查。其中专业运动员182人,教练员39人,行政管理人员24人。

1.2研究方法

1.2.1问卷调查法

研究共发放问卷245份,回收有效问卷243份,有效回收率为99.18%。其中向运动员发放问卷182份,回收有效问卷180份,有效回收率为98.9%;向教练员发放问卷39份,回收有效问卷39份,有效回收率为100%;向行政管理人员发放问卷24份,回收有效问卷24份,有效回收率为100%。

1.2.2访谈法

就体育舞蹈专业运动员的文化教育现状、文化素质及其影响因素等问题对体育舞蹈专业运动员、体育舞蹈教练员以及行政管理人员进行了访谈,并对广州市范围内的5所开设体育舞蹈专业的院校(广州体育学院、广东文艺职业学院、广州市艺术学校、广东舞蹈学校、广州红蕾艺术学校)进行调研,旨在了解体育舞蹈专业运动员文化教育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2.3数理统计法

采用spss17.0软件对问卷调查数据进行统计与分析。

2结果与分析

问卷的调查内容主要从六个方面进行设计:(1)体育舞蹈专业运动员对文化教育的重要性认识;(2)体育舞蹈专业运动员文化教育的模式;(3)体育舞蹈专业运动员文化教育的课程设置;(4)体育舞蹈专业运动员文化教育的师资现状;(5)体育舞蹈专业运动员文化学习的时间保障;(6)体育舞蹈专业运动员的长期疲劳状态对文化学习的影响。

2.1体育舞蹈专业运动员对文化教育的重要性认识

体育舞蹈专业运动员自身对文化学习的重要性认识是提高其主动学习文化课程的主要动力。在对广州市的体育舞蹈专业运动员进行调查时发现只有21.4%的运动员认为文化素质的提高对体育舞蹈的学习和提高有帮助,并在文化课堂上认真的学习,但是这样一个比例太小。50%的运动员认为重要性不强,28.6%的运动员认为学习文化课不重要,这两部分运动员认为在学习专业的舞蹈技术过程中只要多花时间练习就可以达到自己想要的效果,没有认识到好的文化素质是自己更深层次理解和体会动作的一个重要方面,它可以在学习和练习中节省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也能更快、更好的、甚至更加完美的完成技术动作。如何让体育舞蹈的专业运动员认识到文化素质在自己的舞蹈学习和以后工作发展中的重要性是当前教育工作急需解决的问题。

2.2体育舞蹈专业运动员文化教育的模式

广州市体育舞蹈专业运动员接受文化教育的形式主要是在学校的文化课堂上进行的,很少接受其它方面的文化教育。广州市的专业体育舞蹈运动员(以广州体育学院、广东文艺职业学院、广州市艺术学校、广东舞蹈学校、广东红蕾艺术学校五所专业院校为例)从小学都是在体育舞蹈俱乐部进行体育舞蹈的启蒙学习,到中学阶段进入专业体育舞蹈学校,到高等教育阶段依然在专业的体育舞蹈院校进行学习和深造,在整个的中学阶段和高等教育阶段由于不间断的训练和比赛,运动员学习文化的时间较少,同时自主学习文化的控制力、对文化的重要性认识不够,这也是长期以来造成体育舞蹈专业运动员文化素质不高的原因之一。

2.3体育舞蹈专业运动员文化教育的课程设置

长期以来的体育舞蹈专业运动员的课程设置,从初级教育阶段到高级教育阶段都是以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地理等传统课程为主,这些课程的设置虽然保证了运动员的基本文化知识的培养,但是缺乏相应的职业教育和培训,填鸭式的教学也无法调动运动员的学习积极性,从长远来看阻碍了中国体育舞蹈事业向更高的层次发展。在我国积极倡导素质教育的大环境下,根据运动员自身的特点和需要,设置适合其文化教育的课程,是提高其综合素养的又一要求[2]。针对体育舞蹈专业运动员的专业特点应该设置一些符合体育舞蹈项目的相关课程,例如:体育美学、体育艺术学、音乐节奏处理课程等。因此,体育舞蹈专业运动员文化课程的设置必须要考虑体育舞蹈专业运动员的自身特点和体育舞蹈项目的专业特点。

2.4体育舞蹈专业运动员文化教育的师资现状

经调查发现,体育舞蹈专业运动员的课程内容设置也缺乏一定的针对性,同时文化课教师在授课时主要采用传统的教学手段[3],只要完成自己的教学任务,而不考虑学生的兴趣和接受情况,这就造成了体育舞蹈专业运动员对文化课老师所讲的内容不感兴趣,没有学习文化的动力,上课也只是走过场,只要人到了教室就完成任务,甚至不知道老师讲了什么内容。另外,很多文化课教师担任了多个班级的课程教学,教学量大,教学任务重,也使得文化课教师的教学效率大打折扣。教学激励机制的不完善,教学过程缺乏针对性和监督性,使文化课教师在教学上缺乏积极性和规范性,从而影响教学效果,无法充分调动体育舞蹈专业运动员的文化学习积极性。文化课教师是体育舞蹈专业运动员文化教育引导者,文化课教师的教学内容、方法和手段直接影响体育舞蹈专业运动员文化层次和高度。

2.5体育舞蹈专业运动员文化学习的时间保障

表3体育舞蹈专业运动员文化学习和训练时间表由表3所示,广州市范围内的5所开设体育舞蹈专业的院校(广州体育学院、广东文艺职业学院、广州市艺术学校、广东舞蹈学校、广东红蕾艺术学校)文化学习时间都是每周20至24个学时,运动训练的时间是每周20个学时,这对运动员来说,文化课程的学习时间已经非常少;此外,由于体育舞蹈项目的特点,需要经常外出比赛和培训,这使得文化课学习的时间经常被占用,事后所占用的文化学习时间得不到补充,文化课程学习的时间和系统性都得不到保证。文化学习的时间是体育舞蹈专业运动员提升文化水平的保证,体育舞蹈专业运动员训练时间、外出比赛时间、文化学习时间的分配问题是当前学校教育中急需解决的问题。

2.6体育舞蹈专业运动员的长期疲劳状态对文化学习的影响

表4运动员训练疲劳状态表由于长期进行专业的体育舞蹈训练,甚至周末也要进行比赛和培训。在这种训练模式下,运动员的机体长期处于大负荷状态,运动员的心理也处于疲劳状态[4]。由表4可以看出75.3%的运动员感觉自己始终处于疲劳状态,只有2.7%的运动员认为自己不疲劳,在进行文化课课的学习时,绝大多数运动员经常感到精力不够,思绪不稳,甚至有的运动员大脑处于休眠状态,许多运动员把文化课的课堂当成了他休息和睡眠的地方。因此,如何建立合理的训练系统,科学安排运动训练计划和文化课程学习,处理好二者之间的关系,是影响体育舞蹈专业运动员文化学习的关键。

3对策

3.1提高运动员对文化学习的重要性认识

我国优秀运动员文化教育改革的最终目标是回归教育[5]。对体育舞蹈专业运动员进行职业规划,让其设定自己将来的职业目标,认清文化素质在将来退役后所从事的职业中的重要性,即使自己将来从事体育舞蹈的训练和教学工作,文化素质也是影响训练结果并取得好成绩的重要影响因素。

3.2寻找和建设与体育舞蹈职业教育相匹配的教育

模式和课程设置对体育舞蹈专业运动员进行符合其专业特点和群体特点的文化课程设计,改变传统的文化课程教学模式,设计适合体育舞蹈职业教育的教学大纲,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

3.3协调处理好训练竞赛与文化学习之间的矛盾

经常组织体育舞蹈专业运动员进行文化交流,让其认识到文化在当前社会中的重要性,改变其“训练第一,文化无用”的观点,加强舞蹈学习和训练的效率,加快运动后的恢复,保障运动员文化课学习的时间和精力。

3.4改善师资状况,加大对运动员文化教育的资金投入力度

加强文化课教师的职业责任感,增进文化课教师的对外交流,并时常进行教学考核,以保证教学任务和目标的达成。在教学中要采取非常规的教学方法、手段,引进更先进的教学设备仪器,让运动员更加直观、灵活的学习文化知识,让运动员具备“文舞双全”的能力。

本文作者:何佳莉 工作单位:湛江师范学院

第八篇

既然这是一种文化现象,那它就不是一层不变的,而是不断变化发展的。每个国家中的每个阶段,每个血缘群体,每一代人都有不同的性文化。不同的文化现象反映出不同阶段人们的性观念。我们要对大学生进行性文化教育,首先必须了解我国当代文化中性观念的现状。在大的文化背景下,我国的性观念总的趋势是从传统的落后的保守的禁锢的观念中走出来,走向开明、开放、科学。受西方性解放、性放纵观念的影响,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高等院校中,年轻的学子们开始奉行恋爱不求天长地久,只求曾经拥有,这反映在性行为上。在1991年3月和1995年11月,潘绥铭教授对北京地区的全体大学生的“性念与性行为”[2]进行随机抽样调查发现10%的大学生已经有过直接的性行为[3]。随着社会的发展,进入21世纪,80、90后的年轻大学生们的思想更加开放,尤其是2005年废除“禁止大学生结婚的制度”使得大学生的性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尤其是对婚前性行为的态度。对婚前性行为更加随意。2010年广东省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广东省性学会、华中师范大学、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等单位专家和学者组成课题组,在大学城10所大学发放1000份问卷,开展《广东省大学生性与生殖健康状况调查》,此次调查发现有48.02%的大学生赞成“恋人间发生婚前性行为”,这组数据表明,当前大学生婚前性行为的发生率与90年代相比大大提高了。调查还发现,中学期间早恋并已付出‘第一次’的人接近一成。1.25%在15岁以前就有过性行为,8.16%大学生第一次发生在15岁之后。”这也意味着婚前性行为被越来越多的大学生接受。尽管大学生在性生理上已经成熟,但他们的性心理并不成熟。其心理不成熟有如下表现。首先表现在性知识的相对贫乏。在对学生的随访中,有许多学生不知道如何科学避孕,即使知道,但安全避孕意识也不强,而且在男女生中对此的态度也不一样,在婚前性行为中会使用避孕套的男生不足五成,女生比例相对较高,为近七成,这表明男生在此方面的社会责任感较为欠缺,而女生更具有自我保护意识;但还有部分学生意外怀孕后也不知道如何科学处理,还有很多学生不知道不健康科学的性行为会带来哪些疾病。我国当前的性教育状态是家长不敢讲,老师不肯教。具体来说,学校有性教育教材,但老师不好意思教,性教育教材往往被放在一边,任由学生自己看,缺乏指导。另外性教育教材还存在观点老旧、跟不上时代的特点,对于高中生,还是教育月经、遗精等生理知识,比较落后。所以当前绝大部分大学生的仅有的、或一知半解的性知识大都来源于网页,而非父母,更不是学校课堂,在中国的家庭中,绝少父母会和孩子就性知识方面的问题进行沟通,而在各级学校教育中性知识教育也是严重缺位的。然而网络上各种信息庞杂,容易误导大学生偏离科学的性教育,在此现状下,当前大学生们大胆开放摘要:随着社会的发展,进入21世纪,80、90后的年轻大学生们的思想更加开放,对婚前性行为更加随意。在校大学生婚前性行为的发生率大大提高,因为草率的婚前性行为导致的伤害个案也在不断地增加。尽管大学生在性生理上已经成熟,但他们的性心理并不成熟。当前大学生们大胆开放的性行为与高校滞后的性知识、性文化教育导致了他们身心健康受到极大的威胁,为此高校开展广泛有效的性文化教育尤为重要,我国高校不仅要加强性知识教育,以解决大学生存在的性生理与性心理因素,更要加强性文化道德教育,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性观念,以开启大学生的美好人生。的性行为与他们相对贫乏的性知识导致他们身心健康受到极大的威胁。其次是不正确的性观念下产生的性罪错感。在青少年时期,我们的学生就缺乏必要的来自家庭与学校的严肃科学的性知识教育,家庭教育中长期忽视和漠视性教育,以及封建社会残存的思想潜在地影响大学生的性观念,有的大学生无法将高尚的爱情和“低级”的性联系起来,产生与年龄不相适应的“性纯洁”感;由于自慰行为而产生的性罪感;对正常的性冲动、性幻想产生的恐惧、自责甚至是可耻感。尤其是某些女生在青少年时期曾遭受性侵犯,传统思想观念使她们认为自己是“不洁”的,随着年龄的增长,由于缺乏正确的认识和引导,这种顽固的“不洁”思想使她们往往走向两个极端:一方面是对正常的性产生肮脏恐惧心理,从此不敢再去接触性;另一方面是认为自己反正已经“不干净”了,于是走向堕落的深渊。

还有性压抑产生的心理困扰。应该说适当的性压抑是社会的需要,也是健康的表现,但是严重的性压抑则是不利于大学生成长成才甚至是有害的。这主要表现为异性交往焦虑症,不敢大胆地与异性交往,处于矛盾困惑中。一位年轻的大二男生因暗恋同班一女同学而陷入深深的单相思中不能自拔,当发现自己钟爱的女孩成为别人的女友时,竟选择自杀以示其爱。最后性观念的错位导致性行为的失范。如今许多大学生在性问题上抱无所谓的态度。而且随着当今大学生权利意识的增强,许多大学生认为这是个人私事,认为自己已属成年人,应该享有性权利,父母、学校和社会都不应该加以干涉。还有个别大学生将性错误地认为是一种宝贵的资源优势,缺乏尊严与羞耻心,甚至放纵自己。在大城市里,一些貌美的女大学生为了追求高档的物质享受而不惜出卖自己的肉体去换取金钱。如今,大学生同居现象已成为普遍而不争的事实,校外租房居住的恋人令高校学生管理者处于尴尬境地。这些现状不断提醒我们,高校性教育已不再是可有可无,而是迫在眉睫。由于缺乏性知识和防御措施,更缺乏对人类性特征的理性态度,大学生的性行为的发生很随意,更有一部分大学生把这种行为看成是私权利,甚至有学生认为这是大学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内容,由此造成的后果是少女意外怀孕、堕胎等现象的增加,这种现象轻则影响个人身心健康及今后的婚姻家庭幸福,重则波及和危害社会。在卖淫嫖娼人群里已经屡屡出现大学生的身影,面对这种情况,在校园里向学生发放避孕套能起到的作用充其量是性卫生和行安全。为此,加强高校性文化教育就尤为重要了。作家徐兆寿说:“真正的性教育是一种性文化、性历史、性观念的教育,是贯穿在整个人类生活中的一种精神。它必须让人们了解人的起源,人的本性,人类的性文化史,最后才是性知识。这是一种基本教育,倘若性教育课只有最后一点干巴巴的东西,而没有了前面的性文化,那么人们对性的认识仍然会停留在过去的层面上,仍然对自身和社会没有一个基本准确的认识,这种性教育便是失败”[4]。因此,我们的性文化教育不仅仅是性知识的教育,更应该是一种性道德和性文化的教育。当前高校性教育的任务应该是要让大学生真正认识性文化,了解人类性历史和传统,从而能道德地,审慎地认识和对待性关系,而不是草率、随意地发生性行为,要求人们保持黑暗、神秘、敬畏地对待性行为的传统,明白性行为是与婚姻、家庭道德密切相关的,相反,性放纵则是对人类性关系特征的践踏,同时也是对人类自身的不尊重和践踏。正如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埃米尔•涂尔干曾说:“性教育应该是性知识的教育和性道德教育的紧密结合。”

[3]因为性不是一个人的事情,是两个人的事情,它与爱情、婚姻、家庭、社会有着觅求的联系。每个人都有享受性的权利,北京师范大学学者赵合俊认为,性是一种私人化的体验,也是一种快乐,任何人的任何性行为只要不妨碍和伤害他人,都被认为具有正当性。但我们必须看到:在追求性快乐的同时,必须准备承担可能的后果和责任,而不应该盲目的追求快乐。正因为性行为不是个人的事情,就更需要道德约束,需要人们自我约束和节制,因为法律对此是无能为力的。同时,教育者必须向大学生阐述性的“正当性”和性权利的正确运用。任何性关系和性行为必须是以“没有妨碍和伤害他人”为前提的,不管对方是你的恋人还是配偶,只要他(她)不愿意,就不该强求,否则就可能构成犯罪。我国高校性文化教育的途径。当前高校性文化教育可以通过多种途径来广泛开展。其一,可以利用多媒体播放影像资料,展现人体奥秘,让学生认识自己,了解自己,以避免学生出于好奇而进行不正当探索;其二,可以开设公选课,向学生讲解性的起源,性的实质,性与人类的发展,性与社会,性与爱情、婚姻家庭等正确的全面系统的知识,由学生自由参与学习,弥补大学之前性教育的不足;其三,可以聘请相关知名人士或著名专家来校开展性知识讲座,传授安全性知识,阐述婚前性行为的利弊,把选择权留给学生,有他们自己抉择;其四,可以组织大学生进行实地调查,去了解那些“三陪”人的真实生活和情感,甚至去采访一些性犯罪者,了解他们的内心世界,让大学生们在实例中去触动心灵,感受震撼,从而引起自我反思,达到自我约束的效果,毕竟大学生是具有一定知识水平的群体;其五,高校里设立的心理健康咨询室,聘请具有专业水准与职业道德的教师或咨询专家来担任辅导者,只有这样才能让学生信赖,也才能很好地帮助那些有性心理障碍的学生。当前,我国高校不仅仅要加强性知识教育,以解决大学生存在的性生理与性心理因素,更重要的是要加强性文化道德教育,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性观念。此外,各高校还应该建立大学生性心理保健支持系统,这是开展性文化教育的重要保证。高校教育者应该积极转变观念,认真接纳性教育,而不是采取冷漠、忽视,甚至是回避的态度。高校领导者应该从人才培养的高度来认识性文化教育的重要性,抛却一些不必要的担心,性过失只会因为性无知与性观念的错位,而非性文化教育引起的。在实践中,应该立足现实,循序渐进,探索适合我国国情和各校校情的性文化教育的最佳方式与途径,真正把这项工作落到实处。

本文作者:高杉 工作单位:南京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第九篇

一、当前“90后”艺术生廉洁文化教育的现实背景

1.追求独立的意识较强。根据笔者在所在学校问卷调查分析来看,“90后”艺术生进入大学校园后,普遍存在一种急于摆脱家庭和高中时家长和老师严厉管教的心态,这种心态往往使其追求较强的独立生活意识,反感父母、老师的过多干涉,尤其反对传统式的高调说教,并过分相信他们自己对各类问题的判断能力。但由于大多数学生离家较远,很多事情需要自己处理,使其对父母和家庭的物质依赖较之于高中时代反而有增无减。2.处理问题的韧劲不足。“90后”艺术生具有挑战生活,挑战权威的勇气,甚至在专业学习方面追寻挑战。在很大程度上讲,他们的生活激情更多地来源于各种挑战。“90后”艺术生的这个群体普遍喜欢追求新鲜感,具有比较强的个体意识。[1]据问卷调查表明,近三成的“90后”艺术生在迎接挑战时,往往会呈现盲目性倾向,以至在挑战失败后,承受困难和挫折的能力远远不如接受挑战时的勇气和信心,造成冲劲有余而韧劲不足。

二、影响“90后”艺术生廉洁文化教育的原因分析

(一)在教育内容考量上,减弱了艺术生的主体性地位

部分高校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升学率、外语等级考试情况等纯业务标准,至于艺术生的思想教育工作尤其是廉洁文化教育工作未给予足够的重视。甚至还有人认为,艺术生的任务只是专业学习,不需要过问其他。在这些思想误导下,部分高校放松了艺术生的廉洁文化教育工作,简化了对艺术生的思想动态考核环节,从而减少了学生接受的可能性,影响了廉洁教育工作的针对性。

(二)在教育方式结构上,降低了艺术生的积极性

在传播媒介迅速发展的信息社会,传播手段对受众的积极性调动不足,传播媒介不符合受众追求丰富性的要求,就很难取得令人满意的教育效果。目前部分高校的廉洁文化教育方式基本上没有摆脱灌输的教育范式,从事相关教育活动的教师的教学模式没有适时调整,过度依赖课件教学方式,互动效果不明显。对艺术生的教育收效甚微,难以调动其接受廉洁文化教育的积极性。

三、“90后”艺术生廉洁文化教育的基本路径

(一)加强内化引导,实现教学方式及目标的转变

1.加强内化,实现向学生为本的教学目标转变。前苏联著名的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曾言,“造成教育青少年困难的最主要原因,在于教育实践在他们面前以赤裸裸的形式进行,而处于这个年龄期的人,就其本性来说是不愿意感到有人在教育他的。”[2]如果教师在教育引导过程中处在居高临下的姿态,纵然其“不厌其烦”地进行专业宣讲、理论灌输,但其结果也是收效甚微。因为在这样的教育引导语境下,“90后”艺术生只能被动地接受教师所传授的专业课程内容,而抹煞了他们本应该拥有的思考空间。特别是当前“90后”艺术生个性独立鲜明,有强烈的参与意识,喜欢挑战与竞争,他们极不喜欢被迫接受某种专业理论或知识。所以高校在教育引导过程中应充分认识这些特点,将教育的主动权尽可能下放,尊重“90后”艺术生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在日常的教育引导过程中加强艺术类专业课程教育内容的内化,逐步向以学生为本的教育模式转化。2.典型引导,实现向因材施教的教学方式转变。伴随着社会价值观念的多元化发展,“90后”艺术生进入大学校园后,眼界与视野得以拓展,交往与互动得以增强,其“三观”也在这一过程中初步确立并逐渐呈现差异化特点。因而,高校在教育引导过程中就应充分重视“90后”艺术生在价值取向层面的差异化发展趋势,针对不同年级、不同类型的“90后”艺术生进行细化分类、教学辅导,积极开展“90后”艺术生之间的相互探讨学习,开展以点带面的典型引导教育活动。

(二)创新教育思路,促进艺术生学习的主动性

1.占领艺术生廉洁文化教育网络基地。“传统的思想教育传播载体显得不够用或不完全适用了,因而需要创造覆盖面广的新载体,如文化载体、大众传播载体、活动载体及管理载体等,以适应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化的需要,增强思想教育的吸引力、渗透力。”[3]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利用信息网络对受众进行传播已是大势所趋。通过构建这一平台,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拉近高校廉洁文化与艺术生的距离,比如尝试开设“法制文化教育”、“艺术生思想动态半月连线”以及艺术生先进性教育活动专题网页,科学构建栏目内容,广泛吸引艺术生参与学习讨论,把其建成艺术生廉洁文化建设工作的重要战斗堡垒。2.利用媒介吸引全校艺术生参与廉洁文化工作。一般而言,受众在接受思想教育时会有不同的接受态度,这主要是因为受众会依据自身需要能动地选择是否接受教育。在接受过程中,受众占据主体地位,具有能动选择性。所以“要认真了解受众的思想问题,切实关心受众的利益和需要,让受众在明理中受惠,在受惠中明理,这是思想教育方法的最佳体现。”[4]可尝试由高校职能部门如纪委、宣传等部门牵头,通过开展撰写学习体会文章,廉洁文化知识测试,党内法规知识竞赛活动,反腐倡廉公益广告征集,播放廉政防控教育录像片等教育形式,进行廉洁防控警示教育,从而使艺术生时时处处感受廉洁文化的熏陶。

(三)更新教育载体,优化廉洁文化教育平台

1.运用校内外资源,积极拓展廉洁文化教育阵地。受众的某种需要一旦得到满足,这时原先的需要也就不再成为人们积极行为的主要动机。从这个层面解读,加强艺术生廉洁文化教育,应积极尝试在第一、二课堂深入进行党风廉政建设教育,大力宣传廉洁文化,巩固艺术生参与廉洁文化建设成果;通过和地方政府、企事业单位等共建法制教育和社会实践基地,设立法制文化教育基地,组织艺术生现场观摩和模拟教学,用现实案例说法、讲法、传法;与地方政府共建社会实践基地,积极探索社会实践与廉政教育相结合的机制,深入乡村、社区等基层开展廉洁文化教育,发挥各自的功能,形成教育合力,真正提升艺术生廉洁文化的素养,促进廉洁文化意识的内化与提升。2.积极开展创先争优活动,不断更新廉洁文化建设。在新的形势下,教育主体应该根据受教育者的情况来预测他们各个发展阶段的需要,不断地更新、完善教育内容和教育方式,以积极向上的姿态,大力发扬争先创优精神,将争先创优的精神发扬到廉洁教育中去。紧密联系时代变化和艺术生的生活环境、社会环境引导艺术生理性思考。积极组织艺术生开展新型廉洁文化教育活动:比如学校二级学院以班级为单位,每学期召开一次以廉洁为主题的班会、一次讲廉洁文化故事、述廉政风尚演讲比赛,出一期以廉洁文化建设为主题的校报,积极倡导,提高学生的参与度,不断强化廉洁文化教育内容的更新。

(四)综合运用显、隐性教育,提升艺术生价值判断力

1.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相得益彰,有效弥补艺术生信息获取片面性。思想教育传播是一种半控制传播,即教育主体控制受众传播的教育内容,却不能控制受众是否选择接受教育内容,受众虽然可以控制自己选择的教育内容,却不能控制教育主体传播什么样的教育内容。因而隐性教育的提出,为思想教育尤其是廉洁文化教育注入了一股新的活力。新时期艺术生的廉洁文化教育必须创新,使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有机统一起来。这是廉洁文化教育性质决定的,也是客观形势的迫切需要。只有通过二者的相互融合,把有意识的注入和无意识的熏陶结合起来,才能最有效地适应受众的不同要求,使廉洁文化教育收到良好的效果。2.显性教育和隐形教育互促互进,提升艺术生价值判断能力。在显性教育法中,由于教育主体的主导性是客观存在的,受众就容易把自己放到被动的位置,接受教育的主动性就会受到抑制。隐性教育法则不同,在教育过程中将强制要求接受的内容潜隐在教育对象的日常活动中,使之真正转换到主体位置。因此,作为教育主体,应高度重视通过显性教育和隐形教育相结合的手段,努力实现艺术生廉洁文化体系中“廉政”的特殊性与“文化”的普遍性的有机结合体,在拓展艺术生廉洁文化舆论阵地的基础上,从实践层面向艺术生传播廉政文化的精神实质,激发艺术生的监督意识和价值判断能力。

本文作者:胡华 工作单位:湛江师范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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