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科学与艺术对教育的启示

推崇苏格拉底的意义何在

卢梭在以事例论证科学和艺术败坏德行的时候，将论述重点放在了希腊，而在论述希腊的时候，又将重点放在了苏格拉底的言行上。为什么在这个地方抬出了苏格拉底?推崇苏格拉底对卢梭来说又有着怎样的意义?这是个大问题。在历史上，推重、肯定雅典而贬斥斯巴达一向是评论的主流声音，但自卢梭始，这种局面慢慢发生了改变。在卢梭眼里，雅典是空洞理论肆虐之所，而斯巴达则是“半神名的共和国”。雅典和斯巴达的不同，根本上在于一个崇尚科学和艺术，而另一个惟德行为尊。“雅典变成了礼仪和风雅的中心、雄辩家和哲学家的国土……正是从雅典才流传下来了为颓靡的后世历代都奉为典范的惊人作品……罗马那里的人民是生来就有德行的，连那个国土上的空气也似乎激发着人们的德行。它的居民留给我们的，只是对于他们的英雄事迹的追忆。”［1］(P31－32)雅典的衰落和艺术繁荣的关系并非到了卢梭时代才为人注意，科学和艺术的发展将危及城邦生存的观点在苏格拉底那里已经被提出。卢梭所征引的苏格拉底言辞出自柏拉图《苏格拉底的申辩》，书中包含了苏格拉底对诗人和艺术家的看法。在苏格拉底看来，诗人自认为是有智慧的人，其实他们并无智慧，原因在于“诗人作诗不是出于智慧，其作品成于天机之灵感，如神巫和预言家之流常作机锋语而不自知其所云”［2］(P56)。艺术家的情形并不比诗人好，他们凭借自己所拥有的技艺，就自认为高于别人，是人类中最有智慧的人了，其实他们可笑之极。如果让苏格拉底选择的话，他愿意做哪类人呢?“关于神的谶语，我们扪心自问:保持自我的操守，不似彼辈之智，亦不似彼辈之愚呢?或是效仿他们之亦智亦愚?最终我自答谶语:还是保持故我好。”［2］(P57)这并不是说苏格拉底认为自己最智慧，对一切都了然于胸，恰恰相反，苏格拉底明言:诸位，神才真是智慧的，而神谕中的“苏格拉底是最智慧的”，也仅是说“你们中最智慧的，人类啊，就是像苏格拉底那样，知道就智慧而言，他真是毫无价值”［3］(P48)。也就是说，诗人或艺术家自认为掌握了真正的知识，而在苏格拉底看来，他们所认知的仅仅是事实的幻象或影子而已，离真正的知识还很远，所以，诗人或者智者(诡辩家)所宣称的仅是一种自我欺瞒而不自知。苏格拉底本人懂得这一点，他将自己的智慧建立在“无知之知”上，认为好的生活就是爱智和求知，要在和伪知识进行斗争的过程中探求真知的生活，这种生活探求到的是真正的智慧。说到底，苏格拉底确立的是一种异于诗人的生活方式———哲人的生活方式。这种方式就是以谦卑的心态自我调低身位，以神的使者的身份追崇一种沉思的生活，他认为“不经内心省思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美德是哲人思考的重要对象，他们认为思考本身即是一种美德。真正的哲人叩问美的灵魂，追求死亡的奥秘，将死看成生的另一存在形态。他们敦促人们过一种道德的生活，自己则要用一生去探寻公正、正义、至善等概念的真切含义并努力去践行这些美德。在苏格拉底看来，真正公正、完美的政治的实现极其困难，只有哲人和王这二者合二为一，也就是哲人王出现，理想的政治方有实现的可能。这里实际上强调的是哲人政治构想的实现必须借助于强大权力的推动，必须借助政治权威的认同和践履。这或许也是哲人经思考而认定的一个政治命题吧。诗人的感觉仅是幻象，艺术家的真理也仅是“偏见”，哲人的思考才是社会混乱、民众困苦的救治良方。而希腊的做法恰恰是重艺术而轻哲学，他们甚至对哲人苏格拉底以正当的民主程序进行审判并将其处死;斯巴达推崇德行，倒是等于实践了哲人的政治理想，从而实现了城邦的强大和繁荣。卢梭看似在分析科学和艺术是否有利于风俗，实际上是在关注当时社会的政治问题，而卢梭的逻辑推演也仅是在延续久远的“诗与哲学之争”。那么，卢梭重提苏格拉底就不是一个随意的举动，而是“别有用心”。这一问题的提出等于直接向当时的思想界发难:你们如何回答苏格拉底提出的问题?你们如何看待苏格拉底的遇难?在这样的问题面前，很多人都会战栗的。苏格拉底因为慢神和“败坏”青年而被判处死刑，但正如苏格拉底在申辩中所表明的，他恰恰是最敬神且关爱年轻人的。他说:“雅典人啊，我敬爱你们，可是我要服从神过于服从你们，我一息尚存而力所能及，总不会放弃爱智之学，总要劝告你们，向所接触到的你们之中的人，以习惯的口吻说:‘人中最高贵者，雅典人，最雄伟、最强大、最以智慧著称之城邦的公民，你们专注于尽量集聚钱财、猎取荣誉，而不在意、不想到智慧、真理，和性灵的最高修养，你们不觉得惭愧吗?’……我巡游各处，一无所事，只是谆劝你们老幼不要顾忌身家财产在先而与性灵的最高修养并重。”［2］(P66)在苏格拉底之前的时代，人们判断一个人是否具有德性，主要看他是否完成了社会赋予他的职责，一个履行了社会指派给他的职责的人，就具有德性。一个职责或角色的德性与另一个职责或角色的德性是完全不同的［4］(P31)。如羞愧，就是人在未完成社会分配给他的职责时的感受。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些正义、勇敢等概念的背后是一种社会秩序，是得到大众认可的一套价值体系，这套体系维系着这个社会，使它秩序井然，充满生机。随后，这些概念的内涵渐渐地不再和具体的行为结合，变成了一种抽象的品质。苏格拉底很少为具体的德性定义，但他总是和他的辩论对手讨论这些问题，试图探寻出这些概念的内涵。尽管他们没有讨论出正义、公正是什么，但他们清楚地知晓它们不是什么。苏格拉底为人们确立了探究真知的方式，即以已知为无知，保持问题探寻的开放性与可能性。在他的问题和追问面前，形形色色的现象或恶举或有违礼法的事情被谴责被鞭挞。或许，苏格拉底问题答案的未完成性恰恰是为了应对现象的纷繁复杂?这是一个不易回答的问题。这就是苏格拉底的选择———他不愿意用逃走或交罚金的形式来玷污城邦的礼法，最终被处死了。这是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更为严酷的事实是，审判程序完全合法。也就是说，是雅典的民主制度和法庭———这是最应该体现公正和正义的地方———判了苏格拉底死刑。我们是否可以说，雅典民众以法的名义、以公正的借口杀害了自己城邦的守卫者，就如弗洛伊德在《摩西与一神教》中所推断的以色列民杀害了约束、谴责他们恶性的摩西;我们是否可以说，人类为了维系自己的恶行、释放自己的恶性，总是要杀害或者驱逐自己族群中的道德理性主义者、先知和善人。回到卢梭的时代，人们推崇张扬个性的艺术，贬斥只有极少数人的禀赋才配得上的哲学，是不是有趋恶的潜在动因在?或者说，人们的行为实际是在审判苏格拉底的传人，是在放逐政治哲人。如此，卢梭所说的“在我们这里，的确，苏格拉底也许不会饮鸩而死，然而他却要从一个更苦得多的酒杯里尝到侮辱性的嘲弄和比死亡还坏百倍的鄙夷”也就不难理解了，这里说的不正是卢梭本人的境况吗?这话说得让人感叹不已，与其心相通者更会潸然泪下、悲戚难言。离弃苏格拉底会有怎样的后果呢?诗人和雄辩家大行其道的雅典为斯巴达所灭。罗马人继承了希腊的衣钵之后，伊壁鸠鲁、芝诺等智术师的名字代替了神灵、勇毅和守法这些神圣的名字，自从这些人在罗马出现以后，好人就越来越少了。这或许可作为罗马后来覆亡的另一解释。卢梭处在法国启蒙运动时期，他在思考，科学和艺术大发展的成果抑或后果会是什么呢?由此可见，卢梭援引苏格拉底的言论，实乃大有深意。

卢梭观点对今天科学、艺术教育的启示

在《论科学与艺术》的第二部分，卢梭直接将矛头对准科学和艺术，对它们的弊病进行了剖析。在卢梭看来，科学和艺术的兴起本身就存在着动机不纯的问题。“天文学诞生于迷信;论辩术诞生于野心、仇恨、谄媚和撒谎;几何学诞生于贪婪……”［1］(P39)目的本身既然都不纯正，更遑论其过程和结果了。就科学来说，它本身兴起的条件就是闲逸，而它反过来又滋长了闲逸，对社会造成了巨大的时间浪费。科学成为新的信仰和宗教之后，它以致命的诡辩武装自己，开始摇撼传统信仰的根基，进而损坏人们的德行。卢梭决不是危言耸听。任何道德伦理体系的基础都是宇宙论，而科学却直接将传统的宇宙论掀翻、颠覆，它把传统的伦理和宗法体系连根拔起了。现今时代的价值体系、宗法体系的瓦解以及多元价值观并存和科学的发展实在有剪不断的关联。文艺的问题同样很多。首先的一点就是它会让人养成奢侈的不良习气。善良的风尚对于帝国的存续乃是最根本的大事，而奢侈则是与善良的风尚背道而驰［1］(P43)。奢侈除了会引发风尚的解体，它还会腐化人们的趣味。艺术原先被用来朝圣或者歌颂崇高，而今，它被用于商业炒作。人们以为拥有财富便拥有了高雅的艺术，然而，占有历史久远的文物或者绘画的平庸之人并不懂得欣赏他手中的宝贝，因为人已经不再具有欣赏高贵艺术的德行和灵魂了。更致命的是，当奢侈风靡整个社群，人心为其蒙蔽而丧失鉴别力时，真正的勇毅就会被轻视，尚武的品格也会慢慢消失。而这才是卢梭真正关心的。我们初读《论科学与艺术》，会以为这是一部论科学和艺术本质或艺术本体的著作，但深读下去会发现情况完全不是这样。我们万万不要忽略了卢梭文中所举的例子，或希腊或中国或罗马，或君王或哲人，这些都是和政治密切相关的，就是说，卢梭其实是在通过科学和艺术来谈政治。艺术、德行、勇敢、荣誉、高尚、人道、政治，这些关键词将卢梭的论述思路很好地联系起来。是否应该让民众都来参与哲学思考，像苏格拉底那样，以沉思作为自己的生活方式呢?卢梭对现代教育的一个反思即表现在，他看到科学和艺术的普及使得所有人都有机会进入科学的殿堂，而他认为这或许是有悖于多数人天性的行为。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他们有能力成为卓越的匠人，但不适合成为哲人或者人类的导师，真正有潜质成为人类导师的人仅仅以自然为师，是无需世俗的老师的。卢梭的言论确实击中了大众教育的要害，就是教育抹平了人和人天性上的差异。但是，这里似乎又有一个问题:不经过选拔和前期教育，真正的天才或人类的精神导师是否能够将潜质挖掘出来?卢梭所谴责的究竟是教育的方向问题还是技术问题?在笔者看来，这依然是值得探究的问题。在著作的最后，卢梭谈到了对君王的期待:“就请君王们不要不屑于把那些最能对他们进忠告的人容纳到他们的议会里来吧;但愿他们能放弃那种由伟大人物的骄傲而造成的古老的偏见，即领导人民的艺术要比教化人民的艺术难得多……但愿第一流的学者们在他们的朝廷里能够找到荣誉的安身之所吧，但愿他们能在这里获得与他们能相称的唯一报酬……唯有这时候我们才可以看到，被高贵的情操所激发的，并为了人类的福祉而在共同努力的德行、科学和权威，都能够做出什么事情来。”［1］(P60)很明显，这里的能进忠告的人、第一流的学者指的就是哲人，像卢梭这样的思想者。在苏格拉底那里，哲人必须保持自己身位的独立，以利于自己的思考和追问;在他看来，理想政治的实现只能依靠哲人王的出现，即，王本人成为哲人或者哲人成为王，二者合二为一。但卢梭期待的是君王对哲人的重用，他不再祈求二者合一。这是一重要的变化，卢梭本人期待受到重视，同时他也意识到哲人王出现的可能性太渺茫。对于哲人受到重用一事，卢梭看似并不抱太大期望:只要权力是一回事，而知识和智慧又是另一回事，学者们便很少会想到什么伟大的事物，君主们则更少会做出什么美好的事情来［1］(P60)。卢梭眼光不可谓不犀利，其论断带有预言性质。苏格拉底看得很清楚，哲人和政治人的对立并非哪类人的主观意愿，而是由他们所代表的人物类型或者使命决定的。这样看来，苏格拉底之死就不再是偶然的了。卢梭最后呼吁:德行啊，你的原则不就铭刻在每个人的心里吗?要认识你的法则，不是只消反求诸己，并在感情宁静的时候谛听自己的良知的声音就够了吗?笔者疑惑:这就是卢梭的《论科学与艺术》给我们的最终教诲?我们只要返归内心，听从自己的本心就可以了，那么本心自身又为何物所充斥呢?

本文作者：闫岩工作单位：淮北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