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司法理念及模式

时间:2022-10-21 04:29:06

检察司法理念及模式

本文作者:陈晓东工作单位:浙江省温州市人民检察院

从基本意义上讲,政策是指政治国家或社会公共组织为管理公共事务而制定的指导方针和行动方案。〔1〕刑事政策就是国家和社会为预防犯罪、惩罚犯罪和保护人民而制定的指导方针和基本方案。它主要以刑事犯罪(包括违法行为)为对象;以打击、预防犯罪为基本手段;以/维护社会秩序,也即强调构成社会的个人和集团之间的调和、安定并促进社会的发展0〔2〕为目的;/刑事政策的首要的长期的使命是通过满足人身和财产安全需要以保障社会整体的和谐与延续0〔3〕。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将贯穿于包括刑事立法、执法等在内的所有环节,并适用于所有刑事侦查、检察及审判和执行活动。因此,它既可以体现于实体法的运用中,也可以体现在程序法的贯彻中,还可以二者兼具。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研究必将带来我们刑事法领域的一次革命,许多原有的检察司法理念将面临转变或被替代,并引入一些新理念;检察司法实践中的许多固有的做法都将面临重新梳理和遴选。

一、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视野中的检察司法理念

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开始,我国进入了一个社会转型时期,社会矛盾凸显,犯罪浪潮汹涌而来,社会治安和社会秩序尤不稳定。在这种情况下,我国进入了一个严打时期。在这种严打的背景下,我国一直沿用着工具主义的法律观。但是随着理论的成熟,以及工具主义刑事法措施的收效渐微,人们逐步认识到在现有社会经济历史条件下,犯罪态势是不可能通过单纯的严打措施加以大幅度改变的。在对我国犯罪态势进行科学判断的基础上,提出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目的决定手段,当我们确立了以和谐社会的理念作为刑事政策的终极价值时,法律的功能也应随之发生变化,法律不再是专政的工具,而是各种社会关系的调节器,各种社会矛盾的化解器。正如我国学者陈兴良所言:/从政治理念上来说,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之提倡是从专政的政治理念到治理的政治理念转变的结果。0〔4〕由此可见,在当今历史条件下,实现刑事司法理念的根本转变,是切实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势所必然,检察机关和检察人员应当强化以下司法理念:

(一)司法人性化

人性化司法的理念就是要重视人性、尊重人权。在执法中体现以人为本、保护人权是司法活动的目的和归宿,任何与人权相悖的司法理念都应受到坚决抵制和摒弃。长期以来,由于受到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我国的人权保护走过了一段坎坷的历程,个体人权遭到了漠视。虽然在2004年我国宪法修正案中确立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0这一重要宪法原则,但在检察工作中,还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强调打击犯罪,忽视对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益的保障等陈旧观念和做法。特别是在犯罪率不断上升,恶性刑事犯罪频发,社会方方面面强烈呼吁司法机关加大打击力度的情况下,不严格执法、不文明执法、漠视当事人权利的思维惯性则更为普遍。强调司法人性化的理念,这在一定意义上要求我们的司法工作实现从控制到服务的转型,逐渐将刑事司法过程视为一种服务,将当事人视为司法服务的对象。作为一种交换关系,服务提供者必须提供较高水平的服务才能吸引消费者。〔5〕强调对当事人和公民合法权益的保护,主要是为了防止司法人员利用行使国家公权力的便利,侵犯个人正当合法的权利,影响社会的公平与正义。这种理念在检察实践中的贯彻,就是要求检察执法应以人为本,摒弃先入为主、有罪推定等执法理念,杜绝滥用职权、刑讯逼供等执法陋习。在诉讼中,不仅应充分尊重当事人与公民的人格尊严与权利,还应保障公民和当事人的权利最终得到有效救济,从而提高执法的正当性和信任度,避免执法游离民众意愿。

(二)司法高效

司法高效,即以一定的司法资源投入换取尽可能多的诉讼成果,或者在取得同样诉讼成果的前提下追求司法成本的最小化。它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司法效率,即我们通常所说的诉讼效率,强调的是诉讼进行的周期长短、费用高低、程序繁简等。从世界范围看,诉讼效率已经成为评判一国司法制度是否科学的基本条件;二是司法效益,即我们经常所说的实际效果,强调从社会意识层面上评价司法公正与否,它的好坏在某种意义可以说是社会法治程度的突出表现。因此,若效率是注重于诉讼进行速度上的/快0,则效益是追求实际效果上的/好0。过去,在检察执法实践中,在片面追求公正或/政治效益0的口号下,不计司法成本的现象时有发生,尤其是面对那些后果严重、社会影响恶劣,或者涉案面广民众普遍关注的大案要案时,有人会自然地发出/要不惜一切代价打击犯罪0的豪言壮语。这些口号和提法固然有其积极意义,但总的说来还是欠缺周密谨慎的考虑。因为我国目前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并不发达,物质更谈不上丰富,如果在执法活动中不计成本,或者对某些案件不计成本,势必导致某些需要更多投入的案件投入不足,难以保证案件处理结果的公正。当前,在检察执法活动中,一方面,我们要充分发挥办案人员的主观能动性,积极探索提高司法效率的改革措施,缩短办案周期,减少诉讼环节,加快办案节奏,节约诉讼成本,提高诉讼效率。贝卡里亚曾指出:/诉讼本身应该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结束,0/惩罚犯罪的刑罚越是迅速和及时,就越是公正和有益。0〔6〕另一方面,我们更要追求司法的实际成效,注重法律效果、政治效果、经济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三)司法民主

司法民主是现代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司法民主,在理念层面是指司法必须对民主有限吸纳,注重民主的因素,强调公众对司法的参与性,去除司法神秘化的面纱。司法民主在检察环节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实行人民监督员制度,自觉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人民监督员制度实质上是将检察机关自侦案件中带有终局特色的实质性权力交由人民监督的一种方式,是司法民主的重要表现形式。我国检察权从根本上说,源于人民的授予,同时检察权又是极为重要的国家权力,让群众通过人民监督员制度行使检察决策监督权,更是司法民主的直接标志。二是实行检务公开制度。过去,我们对检务公开的价值取向存在片面的认识,某些检察人员也只是用这项制度来/作秀0。由此而导致检察执法活动公开流于形式或走过场的现象时有发生,公开的效力没有体现应有的强制性和刚性。/公开性是司法民主的主要内容,因为只有司法活动是公开的,才能使司法置于民众的监督之下,并能使司法活动为民众所了解和理解。同时因为提高了司法的透明度,有利于化解民众对司法的暗箱作业的疑虑。可以说,司法越公开,其体现的民主性越强。0〔7〕三是增加诉讼当事人,包括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刑事司法过程中的分量,使其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程序主体。这是司法过程民主的体现和司法过程公正的保证。这种理念在检察实践中的贯彻,就是要充分尊重当事人的诉讼主体地位,并通过诉讼程序制度的设计来保证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能够充分行使各种诉讼权力。

(四)司法中立

中立性原则是现代程序的基本原则,是程序的基础。司法中立理念要求检察官应在冲突各方当事人之间保持一种超然或无偏袒的态度,不得对任何一方有偏见,因为检察官的不中立尤其是偏见和预断会妨碍公正地对待当事人各方特别是犯罪嫌疑人,从而影响公平地审查案件。在检察司法行为中,遵循司法中立原则可以从以下几方面体现:一是检察官要站在中立的立场上全面收集有利于查明案件真相的各种证据。检察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二是要全面贯彻无罪推定原则。无罪推定是现代法治国家所要求的一种司法观念,检察官在侦查、批捕、审查起诉等诉讼阶段都要坚持无罪推定的原则。要严格依照/罪刑相适应0的刑法原则和/疑罪从无0的诉讼原则来处理公诉案件。只要不是办/人情案0、/台阶案0、/关系案0、/利益驱动案0;只要是严格按法律规定的条件和程序办案,该撤案的就得撤案,不该起诉的就不能起诉。三是应改革公诉案件办案质量考核指标体系。近年来,很多检察机关都把有罪判决率100%作为证明办案质量的唯一标准并实行一票否决制,致使检察官在决定是否对案件提起公诉时,不是考虑法定的起诉条件,而是看法院的态度行事,被法院牵着鼻子走,从而丧失了公诉的积极主动性和办案独立性,这也与检察官的中立立场背道而驰。要正确认识无罪判决,检察机关存在个别案件的无罪判决,既符合诉讼规律,也是符合人的认识规律。

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检察工作中的实现方式

(一)慎用逮捕人身自由是享有其他自由的基础。为了防止刑事追诉过程中发生任意剥夺被追诉人人身自由的现象,现代法治国家均在刑事诉讼法中明确规定了逮捕制度,而逮捕条件的规定正是逮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刑诉法明确规定了逮捕的三个条件或称三元素:即/罪行要件0、/刑罚要件0和/必要性要件0。根据我国刑法和刑诉法的规定,逮捕条件中的/罪行要件0和/刑罚要件0均是由刑法明确规定,因而,其不易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而逮捕/必要性要件0被称为如何适用/逮捕、少捕、不捕之间找到一个恰当的分水岭0。〔8〕从逮捕的法律规定及其实践来看,逮捕与刑事政策发生联系,刑事政策能够影响到逮捕的运用,主要是通过对逮捕的/必要性要件0的把握来体现的。一个时期以来,由于我国社会治安形势不稳定及国家出台严打的刑事政策,有的地方为了适应严打形势的需要,往往出台了一些以片面追求逮捕案件的数量,把逮捕罪犯的人数作为考核工作政绩优劣的规定,因而,办案人员也自然而然地产生了/多捕无碍0的执法思想。应当明确的是,以逮捕作为维护自由、平等和秩序手段的时候,是以牺牲具体个人的权利为代价的,而错捕或不当逮捕则是以牺牲公民的人身自由为代价的。如果我们不是时刻地想到逮捕是柄双刃剑,具有两面性,那么滥用、误用逮捕将随时发生。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下,我们要严格依法掌握逮捕条件特别是/有逮捕必要0这一条件,对可以从宽处理的犯罪嫌疑人慎用逮捕措施,可捕可不捕的坚决不捕。这个理念所表现的思想内核即是慎用逮捕,尽可能地不适用逮捕,以最大限度地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益。具体到逮捕的适用,我们必须严格把握法律规定的逮捕三条件,不能盲目夸大犯罪嫌疑人的社会危险性。既便犯罪嫌疑人具有一定罪行危险性或者人身危险性的,也要首先考虑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方法是否可以防止这种危险性的发生。只有在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方法尚不足以防止发生这种危险性的,才应当适用逮捕。

(二)刑事和解

刑事和解,就是在查明犯罪事实的的基础上,借助社会基层组织等社会力量的协作和利害关系人的参与,在侦查、起诉、审判和执行等环节,以恢复社会和谐和节省诉讼资源为原则,根据个案情况,综合或单独运用刑罚或非刑罚的方法,尽可能地达成兼顾国家利益、公共利益、社区利益、被害人利益和被告人利益,有利于惩治和预防犯罪、恢复社会和谐关系的处理方案。〔9〕可见,刑事和解是一种处理轻微犯罪案件较好的处理方式,是司法上非犯罪化的一种有效措施,它所体现的是恢复性司法的理念。恢复性司法是西方司法中最新的一种理论,它是一种通过恢复性程序实现恢复性结果的犯罪处理方法。就恢复正义与刑事和解之间的辩证关系而言,恢复正义是目标,刑事和解是途径。根据我国有关法律和司法解释规定,允许刑事自诉案件当事人自行和解,而刑事和解在我国公诉案件范围内没有任何依据。因而注定了其被刑事司法系统所否定、排斥的命运。但是,实践中,/公诉私了0的案件不在少数,尤其是在农村,出现了严重的/和解0游离立法的情况。山东创纪律师事务所提供的一项调查表明,目前我国农村发生刑事案件后进行私了的占农村犯罪案件的25%以上;而在城镇,这个比例不足4%。仅2002年某县政法部门就对7起刑事犯罪后私了的案件依法进行了处理,9名曾被私了的犯罪人受到了法律应有的处理。虽然从法律上看,/公诉私了0现象不合法,但是对于诉诸司法手段所带来的消极后果迫使农民不得不私了。〔10〕鉴于刑事和解这种崭新的刑事问题解决方式对于减少社会矛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浙江省公检法机关也于2004年出台了旨在化解民间矛盾、稳定社会治安,要求公检法系统慎用强制措施、刑罚的5关于当前办理轻伤害犯罪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6。该5意见6实施两年多的司法实践证明,上述改革举措不仅对于节约司法成本和维护社会和谐有一定裨益,产生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而且为我国对轻伤害案件非刑事化处理提供了实践基础。

(三)起诉便宜

起诉是刑事诉讼活动中具有承前启后作用的十分重要的诉讼环节。关于起诉,存在起诉法定主义与起诉便宜主义之分。目前世界各国,既没有采取绝对的起诉法定主义也没有采取绝对的起诉便宜主义,而是同时受到起诉法定主义与起诉便宜主义的共同调整。只不过英美法系国家将起诉便宜主义作为其起诉的基本立场,检察官享有广泛的起诉裁量权,检察官的裁量权不受案件范围的限制。在我国,在对犯罪行使追诉权方面,同样实行起诉法定与起诉便宜相结合的原则,刑事诉讼法第141条的规定,就是我国刑事诉讼中起诉法定主义的法律基础。同时,该法第142条第2款的规定就是裁量不起诉,体现了起诉便宜主义精神。从当前实际运行看,我国的裁量不起诉制度并未很好地体现立法精神,集中表现在不少检察机关将案件的不起诉率高低作为衡量办案质量的标准,甚至人为地确定案件不起诉比例。申言之,从制度的层面上来讲,有的地方在不起诉决定权问题上采取了/下管一级0的内部办案制度,从严控制不起诉的比率;从认识的层面上来讲,一方面,受传统起诉法定原则独占的惯性影响,不少人仍存在不起诉案件多会造成打击不力的思想顾虑,同时,有人还提出鉴于目前我国检察官的执法水平、执法环境、社会治安形式等方面考虑,在检察机关内部规定一定的不起诉率,不失为一种防止不起诉被滥用的有力手段。其实,诉讼法理论认为,起诉便宜主义里面虽说是/便宜0,也决不是允许检察官恣意、独断地作出处理,而是必须客观、公正地进行判断,决定是否提起公诉。〔11〕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下,起诉便宜主义更加符合刑罚个别化和轻刑化,更加有利于教育、改造、预防、挽救罪行较为轻微的人,实现刑事法律的目的。事实上,我国检察机关的不起诉决定权是刑诉法明确规定的。只要符合法定条件,就应该实事求是地适用,这也是法治原则关于严格按照法律规范进行诉讼活动的基本要求。我们决不能因为要降低不起诉率,而变相取消不起诉权。

(四)社区矫正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要求对那些犯罪较轻的犯罪人,尽可能地采取非监禁化措施,而社区矫正是我国在借鉴外国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非监禁化措施。/以监禁刑为主体的刑罚体系向以非监禁为主体的刑罚体系的转变将是人类刑罚发展史上划时代的一次变革。0〔12〕社区矫正对于我国来说还是新生事物,同时也是一种刑罚观念的更新。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中,社区矫正主要体现的是刑罚轻缓的一面,它有利于对罪行较轻的犯罪人的教育矫正。由于社区矫正工作是一个综合、系统工程,离不开检察、审判、公安、司法行政以及社区矫正组织等共同参与和相互配合。其中,检察机关参与社区矫正是社区矫正中的主要监督关口,检察机关参与社区矫正的状况和效果直接影响社区矫正工作的进展。具体而言,应重点监督以下四个环节:一是要依法加强对交付执行环节的监督;二是要加强对执行变更环节的监督;三是要加强对执行终止环节的监督;四是要加强对监管措施的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