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金融危机时代全球经济新秩序论文

【摘要】波动、危机是市场经济的内在特征，而且随着市场经济空间范围和深度的扩展，尤其是二战后，金融领域的迅速发展，引发动荡、危机出现的因素更加复杂，产生的冲击和破坏力更大，影响更广。直接体现为全球金融活动与国际金融管理体系的不对称，各国在应对金融危机能力的差距以及国际金融秩序中的不平等。这些问题已经成为重建全球金融秩序所面临的严重障碍。

【关键词】金融危机预警与治理经济格局变化秩序重建

一、从墨西哥到亚洲：全球化时代的金融危机

1994年末和1995年初，墨西哥陷入严重的金融危机。这场危机被有些学者称为“全球化时代的第一次危机”。之所以这样讲，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这场危机发生在墨西哥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后者被认为是全球化进程重要标志之一－－之后，在很大程度上是加入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必然出现的；二是这场危机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危机，即由于国内生产过剩导致的危机，而是金融领域的变化，特别是国际利率和汇率引发的危机。从这个意义上讲，墨西哥危机的爆发标志着金融危机取代了经济危机成为当代市场经济发展过程的首要的危机形式；同时也标志着金融领域在整个市场经济中的核心地位得到了确立。[1]

关于墨西哥危机现在已经有大量的研究文献。它们从不同角度分析了墨西哥危机爆发的原因。[2]这些文献的一个基本主题是：作为新兴市场的代表，墨西哥在90年代表现出的经济活力和发展潜力在发展国家是非常突出的，但是由于大量流动资本的进入，也带来了巨大的潜在风险，因为墨西哥还没有建立起一套完善的制度来规范资本行为，预防和限制风险。总体来说，导致墨西哥危机的有三个主要原因：一是外部的经济性因素。1994年2－9月，美国为了降低经济过热而将短期利率提高到2.5%，这样国内大量的投机资本开始寻求向国外扩展，由于90年代初的繁荣以及两国之间利率差，墨西哥成了最佳的投机地之一。这样第二个因素——国内经济制度的作用就体现出来。虽然墨西哥为了吸引外国资本，大力开放金融市场，推动自由化进程，但是并没有建立起完善的规制体系，尤其是有意放松了某些方面的管制，做了扭曲的制度调整，为投机资本提供了制度上的空隙。但是真正引起危机爆发是第三因素——政治因素。1994年是墨西哥政局动荡，先后发生了恰帕斯州南部的农民起义，总统候选人卡洛斯和执政党总书记马斯西乌被刺等事件，长期执政的革命制度党的地位岌岌可危，这直接造成了市场的恐慌，包括国内资本在内的投机资本纷纷外流，为了维持资本信心，墨西哥政府发行了以美元计值的短期公债，并且一直用外汇储备来支持市场，保持汇率不变，这实际上将比索贬值的危险从外国投资者转移到墨西哥政府的身上，并且把政治风险和金融风险结合在一起。一旦政府做少许变动，就可能导致更大的市场动荡，而1994年12月22日墨西哥政府放弃支持汇率，听任货币贬值的决定作出之后所发生的一切都证明了这点。

毫无疑问，墨西哥危机的爆发是多因素造成的，但是这里笔者要特别强调一下政治因素，正如克南所说1994年春天资本流入的终止“源于人们对政治前景判断，特别是政策制定团体的政治命运的判断的改变……市场观点的改变不能归结为市场理解墨西哥经济具体情况的方式的改变。必须把这看作是市场对墨西哥重要事件－查巴塔造反以及克洛西奥被刺－理解方式的改变。”[3]因此，“墨西哥经历了一场政治引发的投机攻击，并且像滚雪球一样发展成金融危机。”[4]从另一个角度讲，危机的应对过程并不是单纯的经济过程，而是一个由某些利益集团主导的政治过程，它们为了自己的利益，牺牲了更大数人的利益。

亚洲危机，更确切地说是东亚和东南亚危机是从1997年下半年开始的。与墨西哥危机相比，亚洲危机在表征和影响上更具有全球性。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影响范围是全球性的。首先是印度尼西亚、韩国、马来西亚、菲律宾以及泰国出现了大规模的私人资本外逃，总量达到了1000多亿美元，占这些国家危机前国内生产总值的大约11％。这导致了这些国家货币的剧烈贬值。在一年之后，也就是1998年8月的时候，危机变成了全球性的。俄国、拉丁美洲等国都遭到了资本外逃的冲击。

2.对于各国以及世界经济运行产生的冲击更为全面深刻。各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国内需求、外汇储备、出口增长率等主要经济指标都出现了明显的下降。（参见下表）尤其对于长期以来保持世界领先经济增长率的东亚国家来说，经济的急剧下滑使各国政府显得手足无措，政局出现动荡。但是，更为严重的是，由于各国货币汇率的大幅度贬值，这些国家的公众长期辛苦积累下的财富一夜之间减损大半，造成了国际购买力的减弱以及生活水平的下降。本来已经大幅度减少的贫困人口数量出现明显反弹。

亚洲危机也对全球经济的增长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长期以来，东亚和东南亚一直奉行出口导向政策，充分利用了低劳动成本优势，是世界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东亚和东南亚经济的增长不仅拉动了全球经济的增长，而且有利于全球资源的有效率配置。亚洲危机直接影响到了全球经济增长总水平，并且不利于全球经济的均衡发展。

3.亚洲危机爆发的原因更加复杂，更具有国际性。经合发组织在一个分析报告中指出，虽然亚洲危机的直接原因在本质上是金融方面的，但是有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这些国家产业的结构性弱点在其中扮演了根本性角色。[5]有学者认为墨西哥的危机是由于货币危机引发金融危机，而泰国等国是由于金融危机引发货币危机。[6]实际原因更为多样，因为亚洲危机是地区性的，牵扯的国家更多，而且各国情况也明显不同。经济学家马丁·费尔德斯坦（MartinFeldstein）指出，东亚各国的问题源于不同原因。泰国、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的问题是币值高估和固定汇率；韩国的问题是放纵一些金融机构承担大量的短期美元债务并且把这些资金投在高风险的长期项目上。因此整个地区经济的衰退反映的是“危机管理”的问题，而不是各经济体的基本特征（例如政府－企业关系、劳动市场原则、出口保护程度以及不愿意外国所有权扩大等）。[7]

从现有文献可以归纳出导致东亚危机的几个要素。

（1）国际贸易条件的恶化。1996年，日本、中国和欧洲的进口需求减弱，美国等国家对电子产品的需求量骤减，加上电子元件价格下跌，东南亚各国出口贸易受到严重影响。同年的出口贸易额增长率大幅度下降，有的出现了负增长。

（2）与美元挂钩的危险。80年代中期以来，东南亚各国相继与美元挂钩。由于美元汇价在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期大约10年内持续下降，所以这些国家的货币保持弱势，有利于出口。同时也吸引了日元的进入。从1995年开始，美元对日元的比价开始上升，从而造成了各国货币的升值，限制了出口，而且改变了日本在该地区的地位。在危机爆发之前，各国的现金帐户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赤字。证券投资的大量涌入加剧了赤字。在1994－1997年间，这些国家的短期债务与外汇储备的比率急剧增长。印度尼西亚、韩国以及泰国的这个比例在1997年中期达到了100％。本国货币钉牢美元的做法扩大了问题的严重性。

（3）周边国家的竞争。最大的竞争对手来自中国。中国凭借成本更低的劳动力、更优惠的投资政策以及更有潜力的国内市场吸引了大量的外资，并且在电子、玩具等诸多东南亚国家的传统优势领域中对后者构成了威胁，直接导致了这些国家出口的减弱。

（4）国内金融监管和财政调控能力的软弱。由于银行存款与放款之间的利息差额非常可观，银行和金融机构为追逐高额利润，积极扩大资产规模，造成物业过剩、通货膨胀率上升和以套利为目的的短期外资流入增加。而在危机中，中央银行无法通过提高利息来消除货币危机。只是一味地在外汇市场和期货市场直接卖出美元，买入本国货币，这容易招来拥有大量资金的国际投机家。

（5）政治因素。长期以来，东亚和东南亚各国的政治、财阀和金融之间形成了密切关系。这种体制虽然在经济起飞时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严重限制了各个行业根据市场要求进行灵活调整。尤其在银行业改革上，非常容易导致实权人物的反对。而危机爆发后，政府应对的失误，进一步造成了政府公信力的缺失以及政局的动荡，影响了危机拯救措施的有效贯彻。

4.亚洲危机引起的全球性反应更为强烈,国际组织的参与与卷入程度更高。尽管在亚洲危机的解决上，美国所表现的热情和投入没有在墨西哥危机中那么高，但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突出表现有目共睹。它们虽然采取的措施引起了许多方面（包括危机国政府和民众）的抵触和反对，但是其所扮演的危机解决牵头者和国际协调者的角色是不容置疑的。它们分别从政策建议、救援资金、国家间协调、预防对策等诸多方面对危机国提供了帮助。而且更重要的是，一方面，它们的协调行动体现了全球经济治理的端倪，表明在全球经济联系日益密切的今天，任何一国危机的解决都需要更多国际主体（不仅包括国家还包括国际政府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的参与和协作；另一方面，它们的行为直接引发了对于未来国际经济管制体制的争论。显然，以布雷顿森林体系为基础的，先有的国际经济管制体制无法解决新的全球问题，必须进行改革。

二、全球经济治理和经济预警：争论的焦点

东亚危机不仅对东亚模式提出了挑战，而且引发了对现有国际经济管制体制及其未来的争论。而后一个争论似乎涉及的范围更大，影响更广。随着全球化进程的进一步深化，已经成为了新世纪急需解决的全球性问题。从本质上讲，这个争论所围绕的核心问题就是全球经济治理。尽管目前对于这个概念依然众说纷纭，但是逐渐形成了一个基本共识：全球经济治理是多层次、多主体的。在层次上涵盖了地方、国际、区域以及全球；在主体上包括各级政府、国际政府组织以及非政府组织。显然，治理不是“国家中心”的。正因为如此，半个世纪以来被视为国际经济制度支柱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世界银行在危机中以及危机后成为了关注的和批评的焦点。

冷战结束后，全球政治经济的基本特征由东西方对立的政治局面转变为南北分化的经济局面。市场体制获得了全球合法性，西方经济的优势地位更加明显化。主要由西方国家建立并控制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以及关贸总协定等覆盖范围有限的国际性组织转变成全球性组织。RobertSolomon在评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时说，伏尔泰曾经说过，神圣罗马帝国既不是“神圣的”，也不是“罗马的”，更不是“帝国”。用这个方式来描绘90年代以前的国际货币体系也同样适用。它不是国际的（因为俄罗斯和中国没有参见进来），比货币范围更大，而且离所谓的正式“体系”甚远。而90年代后，这种状态发生了重要改变。现在只有9个国家和地地区不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成员，它们包括：古巴、朝鲜、台湾、安道尔、列支敦士簦、摩纳哥、瑙鲁、图瓦鲁和梵蒂冈。[8]

伴随这种制度性扩张的是经济理念的扩散。80年代在英美等国盛行的“撒切尔主义”、“里根主义”进一步系统化，最终体现为1989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的“华盛顿共识”。它包括十项内容：在财政上严格控制，减少刺字；在公共开支方面，取消补贴，政府投资方向转到教育、健康和基础设施上；实行税收改革，扩大税基，边际税率要适度；在利率政策上，实行正的实际利率，减少资本外逃，提高储蓄；在汇率政策上实行“竞争性”汇率；实现关税最小化，推动贸易自由化；放宽外国直接投资限制；实行私有化；解除政府管制；改革产权结构。[9]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华盛顿共识“扮演了新的意识形态的角色，成为西方传播其理念，为其利益辩护的重要根据。从内容上看，”华盛顿共识“的侧重点是扩大市场的力量，而且实事求是地讲，在单项建议上具有相当的合理性，并且推动了国际资本在全球范围更自由的流动。但是，作为一个整体的经济发展战略，”华盛顿共识“具有两个明显的缺陷：一是只强调如何解放市场，不关注社会公正，只强调经济因素，忽视了政治因素。只强调给资本以自由，忽视了对资本的有效合理管制；二是其思想的最初版本来自西方经验，把发展问题线性化、单一途径化了，没有为其他可能性选择提供空间。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共识“的实现是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自愿的，而是胁迫性的。西方国家和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代表的国际组织常常用停止援助资金、贷款等手段来迫使发展中国家来实行。这种方式很容易产生不顾各国实际情况的武断做法，为了短期内能够实现经济自由化而忽视了相关的配套制度改革，并且容易引发社会矛盾，造成政治的不稳定。

“华盛顿共识”的弱点在东亚危机中充分暴露出来。首先是这些国家在缺乏制度保障的情况下，过快地开放了国内金融市场，造成了大量投机资本的涌入，使管制当局无法应付。其次，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消极态度表明，国家利益在国际援助行动中依然是核心动力。在墨西哥危机中，美国表现非常积极，在它的推动下，经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商，在1995年宣布提供约480亿美元的援助（其中美国200亿，货币货币基金组织178亿，国际清算银行100亿）。而在亚洲危机中，美国并没有采取积极的实际行动，而是先对东亚模式横加指责，然后又压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危机国提出援助条件。至于日本，作为该地区唯一的经济强国，行为更为人所不齿。它没有积极协调地区行为，相反想借机摆脱本国长期经济衰退的困境。最后，资本的全球流动性与资本管理的局部性和有限性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现有的经济治理依然是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的，辅以区域性组织和一些国际组织。在区域组织上，目前最完善的是欧盟，而负责全球经济事务的国际组织主要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

在东亚危机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行动有许多不协调之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危机国大加指责，并且在救援措施上简单武断，试图把一切责任都推给危机国政府，把问题的原因都归结为国内，把自己树立成一个高高在上，毫无失误的全球“救世主”形象。而世界银行则显得低调一些，以斯蒂格利茨为代表的世界银行官员主张要客观全面地分析危机的起因，不能简单地否定东亚模式的有价值之处，而在危机救援中要考虑社会政治因素，尤其要尽量减少危机的社会冲击。他认为，这次的金融危机烈度如此之大又如此难以解决与两个条件有关：一是世界变了，最突出的是流向发展中国家的私人资本有了显著增加。要不是巨额国际资本流动的掺和，今天的危机就很类似于1980年的韩国或1983年泰国所碰到的问题。二是东亚国家已经放弃了过去运用得很成功的政策，在那儿金融自由化和资本帐户开放已经得到实施，但同时相应的监管措施却没有跟上来。[10]在这些条件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应该进一步反思自己，对国际治理结构和制度的进行更合理、更具有建设性的改革。

两大国际组织在看法和行动上的分歧主要基于两个原因：一是东亚模式是世界银行总结和倡导的，因此不可能主动摧毁；二是世界银行的官员许多来自发展中国家，而且作为副行长的斯蒂格利茨在理论立场上一直强调国家的有效作用与市场应有作用的有机结合，因此更强调社会政治因素。

更重要的是，这种分歧也充分说明检讨现有的的国际经济治理结构的问题并进行改革日益紧迫。东亚危机以来，越来越多的主体介入了对这些问题的讨论中。概括来说，这些讨论有三个主题：

1.对国际经济治理结构和制度的批评

无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批评的焦点。批评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现有的国际经济治理结构和制度实际上是根据20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的经验建立的，因此无法适应新的形势，作出更合理的反应。萨克斯等人认为，在1997年危机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政策失误表现为：夸大了问题的严重性，因此肯定在措施上不谋求在短期内恢复信心；从一开始就把危机归结为国内要素的基本缺陷，而不是债权人自己造成的恐慌，实际上加剧了市场的动荡；其采取的措施使债权人认为无法挽救，所以收回了短期投资；其提出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之间存在着矛盾。货币从紧政策在通常情况下可以加强一国汇率，但在恐慌时期却减少了国内经济的流动资金，削弱了商业借款人，给银行增加了压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的不确定性削弱了借款人的信心。总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措施实际上起到了“在剧场中喊失火“的负面效应。[11]曾经担任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义的费尔德斯坦指出，导致印度尼西亚和韩国经济崩溃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该组织中盛行的全球主义。他的结论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试图强加给亚洲的‘大刀阔斧的结构性和制度性改革’，无论从短期还是长期来看，都将带来恶果。”

第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国际官僚，其行为缺乏民主和监督，很容易成为暗箱操作。有学者指出，实际上早在墨西哥危机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内部就有报告指出了一些缺陷，但是很快就被掩盖过去。而在东亚危机爆发之前，组织内部报告就提出了印度尼西亚存在着危机隐患，并且写进了康德苏访问印尼的讲话稿中，但是在访问印尼时，康德苏有意忽略了这些内容，只赞扬印尼的优点。而在解决危机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无视其他意见，一意孤行。造成的结果是，就像墨西哥在1994年到1995年那样，韩国和其他亚洲国家是由于自己没犯下的罪行而受到惩罚。这些国家的通货膨胀和政府财政预算都受到控制。它们不是罪人，却是不健全的国际汇率制度的受害者。[12]

第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国际资本利益的代表，是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工具。长期以来，这一直左翼学者坚持的观点。比如著名学者阿明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其从一开始建立就受美国控制；2）、从来无法迫使大国接受自己的建议和措施；3）、在与第三世界的关系，未能阻止债务危机的出现，也没有有效地解决债务危机；4）、对于东欧国家的经济转型，把过多的精力，不顾世纪情况放在实现这些国家的货币可兑换上，使这些国家承担了巨大的代价；5）、没有实现自己目标的实际权力，不过是七国集团的工具。[13]在亚洲危机中，越来越多的学者加入到批评的队伍中，其中最突出的有萨克斯、詹姆斯·托宾、乔姆斯基、巴格瓦蒂、斯蒂格利茨等人。这些学者大部分属于西方主流队伍，其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批评在表面上似乎并不合理，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充分说明了现有的国际经济治理结构存在问题的严重性。

萨克斯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权力的一个重要基础就是，它是美国财政部干预发展中国家的工具。[14]而巴格瓦蒂讲的更加明确。他认为现在的国际经济治理结构被所谓的“华尔街-财政部集团“所控制，这个集团通过影响美国政府，进而控制着国际经济，为资本在全球流动开路。他说，华尔街之所以对华盛顿具有超凡影响力，原因很简单，趣味相投、地位显赫的各界名流形成了一个小圈子，他们大多来自华尔街、财政部、国务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世界银行等最著名的机构。财政部长鲁宾来自华尔街；阿特曼从华尔街来到财政部，接着又回去了；尼古拉斯.布雷迪（NicholasBrady），曾任布什总统的财政部长，现在重操金融旧业；恩斯特.斯坦（ErnestStem）曾任世界银行代行长，现在是J.P.摩根的总裁；詹姆斯.沃尔芬森（JamesWolfensohn）曾是一名投资银行家，现任世界银行行长……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了维护这个集团利益的重要工具，它考虑问题的出发点不是危机国，而是资本。[15]

2.改革国际经济治理结构和制度

对于现有的国际经济治理结构和制度，有两种看法：一种看法是取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建立有能力管理和协调全球货币，充当最后贷款人的新机构。在目前情况下，这种看法过于极端，缺乏可操作性。另一种看法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这两大组织并没有过时，不应该终止，而应该进行改革，使之更开放、更透明、更有效力。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森在谈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时指出，它并没有过时，对于稳定很有必要。世界经济和金融的领导作用是把短期稳定与长期稳定工作结合起来，另外就是保护易受伤害的国家。此种看法中包括多种建议。这里罗列几个有代表性的：

第一，加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公开性。萨克斯提出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从三个方面入手：1）公开所有计划资料，公开进行讨论并接受批评性检查；2）执行委员会要监督成员的工作，不能只是橡皮图章；3）结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发展中世界虚假的政策制定垄断。

第二，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管理权限。在这个问题上，美国财政部长萨默斯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康德苏持相反的立场。前者认为，除了帮助最贫困国家减低债务负担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该把注意力放在预防和解决危机上，这意味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不再承担向发展中国家进行中长期融资的任务。而康德苏认为，许国家还需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支持，而且不可能把世界各国区分为对金融体制有重大影响和无重大影响的两类。应该进一步提高基金组织的地位和权力，使之成为全球金融体制的最后贷款人。[16]

第三，重新确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政策制定的基本原则。费尔德斯坦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提出的改革应该符合三个条件：1）、对于同国际资本市场接轨是有必要的；2）、不能干涉主权国家所固有的法律权限；3）、改革内容同样也适应于主要工业化国家。他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制定政策上，要放弃美国模式，根据各国的具体情况提出适用的改革方案。

第四，对国际经济治理结构进行全方位的改革。曾担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高级官员的高塔姆·卡吉，佩赖·米斯特里，提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集中精力处理国家与国际的可能影响金融市场全球化的政策、困难和问题。它的目标应是实现国家、地区和全球这三个层次的协调。除了发挥监督作用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着力消除或迅速矫正由发达的或者新兴市场暂时故障引起的混乱。可以采取的措施包括：增加中央银行的储备，通过实际提供预先安排和预先谈判好的给受危机影响的新兴市场的中央银行和其他主要金融机构的备用信贷，以恢复信誉，防止传染的蔓延。世界银行应将更多精力集中在机构、市场、市场支持构架及其他有利条件。它还应该处理相关的实际的和基本的困难与问题。世界银行应作如下努力：加强商业银行体系，设立财产重组基金，改进地区投资银行业务和提高公司的金融能力，参与发展和加强电子通信系统，提高非政府部门市场的运行效率。世界银行应帮助发展国家和地区的健全的衍生品市场，制定对风险管理的全球标准，它应参与在整个金融服务部门建立长期的和非自愿储蓄的更可靠的机构。金融服务部门包括保险公司、共同基金资产管理、投资信托基金以及自愿和非自愿退休基金储蓄等。它需要积极努力，为非政府部门企业进入金融市场－－首先进入国内金融市场，然后进入地区和国际资本市场－－开辟直接的渠道。它应该注重基础设施部门的私有化和私人投资，以及新兴市场中政府行为的透明度及其责任，同时改变过分考虑缓解贫困（不过是言论多于行动）的态度。[17]

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在克林顿总统的建议下，组织了“theIndependentTaskForceontheFutureoftheInternationalFinancialArchitecture”其中包括了许多学界、政界以及企业界的知名人士。该组织的报告摘要发表在ForeignAffairsVol.78,No.6,1999上。改报告提出了六项原则：1）鼓励新兴市场加强危机预防；2）允许储蓄流向回报最高的国家和行业；3）加强私人债权人、官方债务人以及官方债权人在危机过程中的责任；4）加强以市场为基础的激励机制在危机预防和解决中的作用；5）进行双向的金融改革，工业化国家要发挥作用；6）重新调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发挥作用的领域。它提出的建议包括：1）、给那些能够“管好自己家”的国家更大的鼓励；2）、调整资本流动的数量和结构；3）、私人部门要承担应负的责任，遵守市场纪律；4）、停止钉牢利率；5）、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要用在刀刃上；6）、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要调整关注对象，把注意力集中在基本要素上；7）、为改革创造制度支持。

除了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外，还有学者提出要加强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国际证券委员会组织以及国际清算银行等组织。尽管这些组织在相关领域的管理方面取得了很大进步，但是它们对于各国政府的行为的监督和引导缺乏有效的执行机制，并且彼此之间的协调关系也存在着问题，依然有很大改革和深化空间。

总的来说，全面改革国际经济治理结构和制度是一个长期而且系统的工作，并且牵涉到各方面的利益，因此将非常艰巨。

3.建立全球经济预警系统，尽可能减少金融危机的冲击，缩小影响范围。

全球金融市场充满了风险，要进行准确及时的预警显然非常困难。可以肯定地说，现在还没有一套非常有效的预警系统。但是一些学者的研究成果还是富有启发意义的。

萨克斯等人认为过去的预测模型无法解释亚洲危机，因为它们没有把“没有流动性”(illiquidity)和“没有清偿能力”(insolvency)区分开来。没有流动资金的贷款者虽然缺乏现金来支付债务，但是其资产的能力足以支付未来的债务。但是，债权人个体由于担心贷款无法偿还，会停止贷款，这样会在债权人中间产生连锁效应，最后导致资本市场的自我恐慌。当资本市场不向具有清偿能力的贷款者提供新贷款的时候，没有流动资金就会导致金融危机。亚洲危机不是因为没有清偿能力，而是因为没有流动资金。因此，他们认为，危机是由债权人对其他债权人期望的剧烈变动引发的。他们根据1994-1997年在24个新兴市场中发生的9次金融危机的情况，建立了一个概率单位模型。在这个模型中，他们提出了7个危机预警指标。它们分别是：短期债务/外汇储备、债务人信用/GDP、资本流入/GDP、现金帐户/GDP、外债总量/GDP、真实汇率的变动以及腐败的比较指数。他们通过分析指出，只有前三个与危机有重要关联，而其他提供的或者是错误信号，后者是不重要的信号。

由艾斯里·德谟夏克一坎特（AsliDemirguc-kunt）和德特拉加克（EnricaDetragiache）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银行危机最重要的预兆是：宏观经济因素（低增长和高通胀）、高利率、资本外流的易动性，国内金融自由化和无效的法律实施。

多米尼克·萨尔瓦多提出的预警指标包括：经常项目赤字（国内投资减储蓄加政府开支减财政收入）；全部外债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短期外债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经常项目赤字减去外国直接投资后的数量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外债过大而需要致富巨额的利息和费用，使异国容易面临资金枯竭和外国投资者因害怕该国无法履行债务而突然撤走资金的风险。其他制指标包括：一国短期债务与国际储备的比率，偿付外债与其国际储备的比率；偿付外债与其出口创汇的比率；一国的外汇储备所能支撑的进口付汇能力的比率。他认为单一指标是不能准确预测一国何时面临危机的；多个指标固然优于单一指标，担也未必准确地预测金融危机；各国具体情况应区别对待；金融指标仅在以下几个方面有用：提供一国金融形式概况；预警异国一国如处理不当，可能发生的金融危机及已发生的危机危机可能带来的损失；政治危机常对金融起催化剂作用。[18]

东亚危机与以前发生的危机的显著不同点就在于许多东亚国家的宏观经济基础是相当牢靠的，表现在高储蓄、预算盈余或少量赤字、低通胀以及相比较而言为数不多的外债等多人面。尽管一些同家（如泰国）有较大的经常项目赤字，而另一些国家(如印尼）的经常项目赤字却不大，有的国家（如韩国和马来西亚）的赤字不仅适中而且还在下降。虽然东亚危机有其独特指出，但是众多研究表明，在危机预警指标中，与流动资本相关的各个指标带有更强的关联性，因此也特别值得重视。

著名经济学家托宾对东亚危机的分析在这里很有启发意义。以下是他对资本流动如何导致危机的各个步骤的分析：

挂钩：一个国家把货币跟另一种“硬”货币——美元、日元、德国马克（这三种货币是全世界都接受的）或三者联合起来——挂钩。这是为了促进国际对该国货币的信心。中央银行答应，它将根据挂钩汇率在外汇市场买卖本国货币，以换取硬货币。为了履行这个承诺，中央银行持有硬货币储备。承担的诺言通常不是规定明确的价格，只是一个价格范围。挂钩汇率往往在宣布后慢慢下跌。

货币定价过高：如果一国的挂钩汇率定得过高，出口货价格对外国人来说会偏高，居民却认为进口货便宜。于是就出现令人吃惊的贸易赤字。投机者开始怀疑挂钩汇率可能会支撑不住，那就是，中央银行储备金不够，无法兑现诺言，在需求时把本国货币按照挂钩价格换成硬货币。

恐慌：在全球自由市场里，大量私人资金可以以闪电般的速度转移到任何地方。一旦一国的中央银行捍卫挂钩汇率的能力受到怀疑，投机性的资金流动能迅速使它的储备货币迅速化为乌有。遇到银行发生挤提，仓促溃逃的群体心态便会出现，迫使这个国家放弃挂钩汇率，让本国货币汇率下跌，以便保存剩余的储备。

三、发展中国家：风险与机会

AlexandreLamfalussy说：80年代“世界金融体系突然间发生了三场革命－解除管制，国际化以及创新”。[20]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在国内经济发展要求和国际压力的推动下，它们开放国内金融市场，允许外资的进入，实行浮动汇率。这些措施深化了这些国民经济与世界市场的联系，尤其为西方资本提供了新的利润空间（见表二）。与此同时，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金融创新以及西方各国金融制度的改革也为西方资本的向外输出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特别值得强调的是，资本的全球流动并不单纯是一个经济现象，而是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是在西方政府的推动和支持下完成的。E.Helleiner认为，80年代各国对金融体制实行的自由化实际上是政策制定者在面对明确的问题和选择情况下精心采取的政治决定。[21].而美国政府在其中的作用最为突出。例如，为了解决70年代出现的货币市场共同基金（MMMFs）对银行的冲击，1982年，美国国会通过了“根斯特-杰曼法案”，允许银行提供货币市场存款帐户（MMDAs），以此为银行提供与包括建立证券机构在内的非银行机构公平竞争的条件。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这项法案对于维持金融市场的竞争起到了作用，但是也鼓励了非银行机构的发展，实际上为货币市场共同基金的发展提供了机会。

政府与资本的有效互动进一步巩固了西方国家在全球金融市场中的优势。以金融创新为例，80年代以来的主要金融创新基本上都是在美国完成的（见表三）。金融创新是一种双向的工具。一方面可以为资本向外流动提供更简单便捷的手段和途径，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政府的监管能力的提供，可以更有效的防范金融风险。在创新领域中，谁第一个创新，谁就会第一个受益。西方国家在这方面占据了明显的优势。而发展中国家则暴露出明显的缺陷。

这种缺陷集中体现为金融管制体制无法适应过快的金融自由化。这实际上陷入了一种“管制陷阱”：一方面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为了防范金融风险加强和完善了金融管制，这不仅起到了规范国内资本投机行为，防止更大的风险出现的效果，而且也迫使投机资本向国外转移，实际上起到了转移风险的作用；另一方面为了本国资本寻找新的投资空间，诱逼发展中国家不顾本国制度情况和实际后果加快金融自由化的步伐。而这些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着管制上的严重不均衡。结果是大量投机资本蜂拥进入这些管制不力、有利可图的国家和地区。而一旦攻击得手，就会趁对方来不及反应迅速撤离。

“管制陷阱”的存在造成了近20几年来世界金融危机呈现出两个基本特点：一是危机的主要发生地是发展中地区（见表四）。二是越是发展迅速，对流动资本越具有吸引力的新兴市场越容易发生危机。到1997年东亚危机发生时，几乎所有发展迅速的新兴市场都不同程度经历过了危机。

在发展中国家中，到目前为止，有两个国家有效地避开了金融危机的攻击。它们分别是智利和中国。二者在避开冲击的手段上非常不同。智利政府实际上采取的是“托宾税”来管制短期资本流动，而中国则由于没有开放金融市场，实行货币可兑换，所以限制了短期资本的进入。另外，中国的外国投资政策的重点是吸引直接投资，这也防止了外国资本的波动性。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来说，中国与智利的做法也许没有太多的直接借鉴意义，但是这些做法说明了一个根本的问题：要有效地管制短期国际资本。当然，在全球经济日益联系密切，各国经济进一步开放的条件，有效地管制不等于全面限制，那是消极的做法，而是要积极地改革国内金融监管体制，加强国际合作，并且逐步使国内政治、社会、经济等领域的发展协调起来。

对于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存在着一个认识上的恶性循环：往往在危机出现后把原因归结到政府头上，诱发了对政府的普遍不信任，从而导致了政府各项措施（不管是否合理）无法有效执行，使危机更加严重，引发政府垮台，政局动荡，危机更加难以克服。出现这种恶性循环的原因一方面在于这些国家政府能力的缺乏；另一方面在于对市场的盲目信任，认为市场可以自动解决各种问题。最终结果是把政府与市场之间的矛盾极端化了，不可调和化。公务员之家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民族国家依然是最基本的政治-经济单位，政府依然有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对于发展中国家尤其如此。政府是维持社会秩序的唯一合法主体，而秩序的存在是经济增长的根本保证。正如斯蒂格利茨所说，深化、高效和健全的金融体系对经济的增长与稳定是何等重要，但若离开了稳定和增长，这种深化、高效和健全的金融体系就不可能形成。显然、政府个其中扮演了一个关键的角色，这不仅直接体现在监管金融体系上，还体现在建立一套鼓励谨慎有效行为的激励机制上。[22]公务员之家

在他看来，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我们太过于追求自由化以致使自由化本身成为追求的目的。我们并没有系统地评估它怎么来帮助达到我们的最终目标－促进稳定与增长，促进竞争，保护消费者和保证没有受到服务的群体能得到资本。自由化是达到这些目标的一个重要因子，但它不应是我们制定政策的指南。因此他提出各国在金融改革中要注意三个问题：第一，主要问题不应是放弃管制自由化，而应是建立一个可保证金融体系有效运作的监管框架。在很多国家，这不仅要通过减少那些仅仅用来限制竞争的监管条例来改变监管框架，而且要增加更有效果的监管以确保竞争和行为谨慎。第二，所有的国家中一个基本的监管目标应当是保证所有的市场主体都面对正确的激励机制：政府不能也不应该参与控制每笔交易。在银行体系中，除非监管能创造激励机制使银行所有者、市场、监管者能有效地使用信息并谨慎地行动，自由化才会发生作用。但要做到这些并不容易。即使在最有效的监管体系中，仍然有很大余地去加强基于风险之上的监管，比如不仅反映信贷风险，而且反映资本风险。最后，即使设计了符合愿望的金融体系，在新旧体制转换中仍然要小心。试图一夜之间就取消管制的努力——有时被称作“大爆炸”——就忽视了“后果”这一敏感问题。

对于发展中国家，如何协调好制度建设与快速加入经济全球全球化进程之间的关系是一个长期艰巨的任务，不仅需要这些国家的自身努力，也需要建立更合理的全球经济秩序，为它们提供有利的国际环境。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一个国家有独善其身的可能，即使是最强大的国家，因此更需要探索新的全球经济的保护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