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发展观论文范文10篇

科学发展观论文范文篇1

自1989年至2000年，我国有关情报学发展的论文数量不多，但从2001年开始，数量有了较大增长，2002年达到最高峰。笔者在全面参考国内外关于情报学的学科发展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借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概念，拟对我国情报学的科学发展观进行初步探讨。

1、情报学科学发展观提出的时代背景

20世纪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导致了科技文献数量的飞速增长，内容交叉综合，趋势日益明显。一方面，文献载体和出版形式呈现多样化，新陈代谢加快，出现所谓的“信息爆炸”的现象。另一方面，以计算机技术为代表的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为人类收集、加工、组织和利用信息提供了强大的武器。在这种背景下，情报学作为一门崭新的学科正式诞生。1945年，美国学者万尼瓦尔·布什（V.Bush）在《大西洋月刊》上发表著名论文“AsWeMayThink”，被认为是情报学出现的标志。情报学作为人类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过程中产生的科学，已为人类社会的进步和科学事业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学科贡献。梁战平先生系统地总结了我国情报学及情报工作的“七项贡献”。

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和广泛应用，社会信息化和信息社会化进程明显加快，社会经济形态逐渐由物质经济向信息经济和知识经济转型。社会环境的变化，使情报学的学科地位面临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和严峻挑战。一方面，人们对信息需求的增强和信息产业的快速发展，使情报学获得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相关学科的快速发展，自身基础理论研究长期无重大突破的局面，也使情报学的发展面临着空前压力。20世纪80年代，在图书情报学最为发达的美国，至少有15所被美国图书馆协会（ALA）认证的图书情报学院被迫关闭。在我国，经历了“情报”改“信息”的风波后，学科专业名称也经历了图书情报学→情报学→信息学→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的多次转变。学科名称的不固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情报学研究思想的混乱。由于没有阐明情报学研究的核心问题，情报学的基本研究领域和学科地位问题没有获得解决。相关学科的扩展和蚕食，研究资源的相对缺乏，科学研究市场化导向的日趋强烈，都使情报学的学科发展面临巨大的挑战，引起了“信息科学将取代情报学”、“情报学是否存在”等激烈争论，甚至出现了“不知自己学科是干什么的”的情报学“迷失”现象。

针对情报学发展过程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国内外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情报学的发展途径、发展策略和发展模式进行了深入探索，提出了一系列创造性观点，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发展观。不同发展观在促进情报学研究深化的同时，也存在如下缺点：大多是针对情报学的某一方面或某几个方面而提出的发展观，缺乏系统性和前瞻性；忽略用户的地位和作用，缺乏发展的可持续性；理论提出后缺乏后续深入系统的研究，无实际指导价值等。面向21世纪的情报学，迫切需要一种具有全局意义、能够统领整个情报学的发展观来推动整个学科的第二次革命。

2、国内外情报学发展观简介

2.1国外情报学的发展观

国外情报学的发展观主要体现在国外一些有代表性的情报学理论体系之中，具体包括：

2.1.1布鲁克斯的知识观布鲁克斯（B.C.Brooks）是现代情报学理论的奠基人之一，代表作是《情报学的基础》。他从波普尔的“世界3”理论出发，认为情报学是关于客观知识的分析、组织、传递和利用的科学，并预言“情报学将成为社会科学的基础，就像物理学是整个自然科学的基础学科一样”。他建立了用以表达知识与情报关系的著名方程式，创造性地提出了“认识地图”、“知识地图”等概念。布鲁克斯的情报学发展观立足于对客观知识进行分析、组织和利用，重视情报学的定量研究，提出“等级位次排序”和“对数透视规律”作为情报学定量化的途径。布鲁克斯的理论体系具有较强的哲学倾向，体现了英国唯理论派的学术传统，对未来情报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启发性。

2.1.2米哈依诺夫的科学交流观米哈依诺夫（А.И.Михайлов）是情报学科学交流学派的创始人，代表作是《情报学基础》和《科学交流与情报学》。他将情报学研究范围局限于科学情报，理论基础是科学交流。米哈依诺夫注重于情报学的社会关系研究，认为情报学属于社会科学，情报学的主要任务是研究科学交流的理论。尽管随着社会的发展，米哈依诺夫的理论逐渐显示出不适应性，但其严谨的逻辑理论体系仍对世界情报学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1.3萨瑞塞维克的通信观萨瑞塞维克（T.Saracevic）是通信观的提出者，代表作是《情报科学导论》。他在借鉴信息论、控制论的基础上，认为情报学是专门研究人类通信现象和通信系统特性的科学。他将情报学作为一门综合性学科研究，认为情报学分为理论情报学和应用情报学两大分支。前者研究情报特征、利用、评价等问题，后者研究知识交流的技术问题。萨瑞塞维克的通信观反映了当时美国情报学界注重研究应用性问题的传统。

2.1.4约维茨的决策观美国情报学家约维茨（M.C.Yovits）从决策论的角度研究了一系列情报理论问题，如情报效率、情报价值和情报量的测度等。他认为情报是“对于决策具有价值的数据资料”，情报学研究对象是“一般化的情报系统”。决策观的主要内容是对决策过程的情报要素进行分析，包括学习、选择、预期价值、不确定性、效能的系统化和定量化[7]。约维茨的决策观以广义信息系统为依托，从广义角度分析情报流、情报量，力图使情报学成为一门精密学科。

2.1.5贝尔金等人的认知观贝尔金（N.J.Belkin）是情报学认知观的主要倡导者，其著名理论为“知识非常态状态”理论，即ASK理论。认知观是情报学在吸收认知科学的相关理论基础上形成的。1977年，德梅（M.Demey）首次提出了情报学的认知观概念。1981年，美国情报学家格里菲斯（B.C.Griffith）认为，“情报处理过程研究要想取得实质性进展，情报科学就必须采用或建立一门应用认知科学[8]。布鲁克斯、萨瑞塞维克、英格沃森、德尔文、约兰德都从不同角度对情报学的认知观作出了贡献。情报学认知观的基本目的是促进所需要的情报在情报生产者和用户之间传播。

2.1.6德本斯的系统观德本斯（A.Ddbons）在其代表作《情报科学：一种综合观》中主张从情报系统的结构的认识来理解情报学，情报学的研究范畴是情报系统的结构、功能及其对社会的影响。情报系统是知识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德本斯的系统观对于情报系统的分析和设计具有实用的参考价值，并且为情报科学研究提供了一种集成框架。

2.1.7哥夫曼理论哥夫曼从传播角度研究情报现象，探讨传播过程动态规律，将知识传播与传染病传播看作相似现象，从而提出了社会传播传染病学理论，形成了情报学的“传播观”。

2.2国内情报学的发展观

2.2.1大情报观大情报观的核心思想是要求情报工作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突破早期科技情报的局限，与社会、经济、管理等情报有机结合，面向经济，面向社会，改善服务方式，增强服务功能。陈大辉认为，大情报学的建立将使情报学、图书馆学、目录学、档案和出版发行学作为其分支应用学科获得广阔的发展前景。文献在分析大科学思维和大科学建构的基础上，认为“大情报学”是现代情报学的未来形态。马费成则认为大情报学观实质上是变相扩大情报学研究对象，不利于情报学学科建设。大情报观突破了早期科技情报的局限，一定程度上适应了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严怡民认为，大情报观实际上是一种工作观念，即把情报学的实践对象限定在情报工作的范围内，情报学理论被认为仅仅是情报工作和实践经验的总结和抽象，因此难以担当建立一般情报学的重任[7]。大情报观实际上是我国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它没有给情报学带来实质性的发展，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情报学的发展问题。

2.2.2信息管理观情报学和信息管理的关系在学术界引起很大争论。一般认为，信息管理在研究广度上超过了情报学，而在研究深度上则逊于情报学。何佳讯等从管理学角度分析了情报学与信息管理的渊源和联系，强调从情报学到信息管理是“自然升级”。同时也指出，从情报学到信息管理造成研究对象和研究领域的扩大，模糊了自身的学科定位和方向。李刚等认为，以“信息管理”这门交叉学科来统帅情报学、图书馆学等学科，给人以“儿子管老子之感”。岳剑波从信息管理链（事实→数据→信息→知识→智能）出发，认为情报学是信息科学群中面向信息交流与管理的信息管理学一个子学科，情报学关心的是信息管理学的高层次问题——知识管理与智能管理。吴慰慈在其《当代图书馆学情报学前沿探寻》中指出，信息管理科学的发展将为情报学提供新的生长点和新的研究方法，促进情报学的加速发展；对信息管理的研究不能取代对情报学的研究，情报学将利用信息管理科学理论拓展研究领域。

2.2.3知识观近年来，情报学研究的知识化趋势日益明显，相关研究成果不断涌现。来玲认为，网络环境下情报学研究的知识化具体表现在从文献单元向知识单元、从情报组织到知识组织、从信息服务到知识服务的转化[15]。李后卿对图书情报学中的知识论进行了研究，认为将知识论的某一方面作为情报学的理论基础尚处于探讨阶段[16]。李国秋将知识管理看作是情报学研究领域的回归和变革[17]。肖勇认为情报学将成为研究知识与知识活动，包括知识的激活、扩散、转移、组织、增值、吸收、利用等规律性的学科[18]。王知津等指出，由于情报本质是“激活了，活化了的知识”，那么知识的激活与活化当属情报学的研究重点，对知识的有效组织、管理和利用成为情报学的核心研究内容，知识化成为情报学研究发展的主要方向之一[19]。关于知识的研究成为新世纪情报学的研究热点，印证了布鲁克斯早年提出的“情报学的任务是探索和组织客观知识”的预言。

2.2.4整合观吴慰慈认为，信息技术革命促进了情报学科体系的成长、发展、变革和转型，而且在信息管理学科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表现出强大的整合作用。“情报学应该积极参与到信息管理学科群的整合过程中去”，“有助于图书情报学吸收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和方法以促进自身的成长和发展”[14]。梁战平认为情报学、图书馆学、档案学和编辑出版学，正朝着共同的研究对象、环境、目标发展，机构取向、学科取向、认识取向都趋向一体化[20]。文献[13]等认为情报学要融合经济学、社会学、计算机科学、通信工程等诸多学科，走科际整合的道路，大力融合其他学科的理论、成果、方法发展自己。整合观是在充分认识到情报学的综合性、交叉性和高度渗透性特征而提出的一种发展观。

2.2.5其他发展观赵海军提出以系统科学理论来指导情报学的研究，提出了情报学发展的系统观[21]。姬鹏宏将情报学的发展和学科定位为智能信息学，认为情报学的核心问题是探索激活信息的自身规律，而运用智能对信息进行激活是重要手段，提出了情报学的“智能信息观”[22]。赵建功提出的情报学“全息观”认为，将“全部情报学理论融合成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有机整体”，从而“大大改观情报理论建设落后于实践的现状”[23]。

3、情报学科学发展观的基本特征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认为，科学发展观就是要“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树立情报学科学发展观，其根本目的就是实现情报学学科的可持续发展，为人类社会进步作出应有的学科贡献。笔者认为，情报学的科学发展观应当具有以下基本特征。

3.1战略性

情报学的科学发展观属于一种战略性发展观。战略性发展观是指关于情报学学科发展的长远性和全局性的谋划，是对情报学当前与长远、现实与未来的统筹兼顾，是对情报学未来发展目标及其实现途径的规定和谋划。情报学科学发展观的战略性特征要求情报学面对信息技术革命的挑战，不断调整和改变自身的发展策略，以长远的战略目标来规划当前的行动方案。

3.2可持续性

情报学的科学发展观是一种可持续性发展观。20世纪80年代，面对人口、资源、环境、经济与社会间的发展矛盾，联合国规划署于1980年首次提出“可持续发展”的概念。经过20多年的发展，可持续发展观念已深入人心。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思想是使人类社会发展具有一种长久维持过程的状态，即可持续性。情报学的可持续发展观是指在保持情报学与社会、环境、经济、技术、资源、相关学科协调发展的前提下，能够沿着自身历史发展轨道长期持续地发展。李国秋认为，由于情报学既具备坚实的学科理论基础和严格的学科架构，又具有开放的学科研究传统，因此情报学完全具备可持续发展的能力[17]。

3.3以人为本

“以人为本”是情报学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思想，即以情报用户的情报需求和满足作为情报研究和情报工作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我国早期情报学的研究主要以文献为中心。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信息和情报成为情报学的主要研究对象，并出现了“技术至上”的倾向。实践证明，以文献、信息、情报或技术为研究对象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情报学的核心问题。20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知识及其相关内容成为情报学的研究热点。情报学的研究对象从文献转移到信息再而转向知识，充分体现了情报学学科发展“以人为本”思想的逐步树立，是人类认识发展的理性回归和情报学发展的必然趋势。情报学要加大对情报用户的结构层次、信息需求、信息利用等方面的研究，信息系统、信息服务和信息产品都要以信息用户为中心进行设计开发，实现用户与情报、技术、社会的协调发展。

3.4符合国情

情报学的科学发展观要求情报学的理论研究、技术研究和应用研究均要符合我国特定的国情环境。朱光亚曾指出：“情报学研究不仅要从理论上探讨和阐述，更重要的还应密切联系情报科学发展现状和我国的实际。”我国情报学研究历来有学习国外的传统，但各国国情差别巨大，要求我们对其采取“一分为二”的态度对待。唯物辩证法认为，内因是事物变化的根据，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外因是事物变化的条件，是次要的原因。近年来我国情报学发展遭遇了一些挫折，外因使情报学的外部环境发生了一些不利于情报学发展的巨大变化；内因，也就是最主要的原因是，情报学没有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及时加强自身学科建设，没有制定出适合本国国情的学科发展战略。美国学者哈利·M·克比里奇曾建议成立“发展情报学”，强调发展中国家应根据本国国情创立有别于西方国家情报体系的情报学[24]。印度的阮冈纳赞没有一味模仿西方模式，而是根据本国国情，巧妙地吸引消化和改造了印度图书馆学情报学，成为“工业化西方国家以外取得独创性理论第一人”。总之，学习借鉴国外先进有益的东西是必要的，盲目照搬他人只会成为“阻碍学科发展的绊索”。

4、对情报学发展的几点认识

4.1当前情报学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对于情报学面临的主要问题，许多学者都进行过归纳总结。笔者认为，目前情报学面临的主要问题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1）至今没有形成贯穿其全领域的、自成体系的、严密的基本理论。其客观原因在于情报学通常以社会层面的信息作为研究对象，而社会科学工作者处于研究对象之中，容易失去客观性而陷入主观片面的境地。主观原因则在于人们总是有意无意地套用观察物质现象的思维定势去观察情报现象，用物质运动规律去解释情报运动过程的规律。

2）研究对象模糊，没有形成自己独特的、能主导情报学研究与发展的核心研究领域。我国早期情报学主要集中于科技情报、文献情报的研究，随后又出现了情报经济热和情报技术热，近年来情报学的研究对象又逐渐扩充到整个信息科学领域。研究对象的泛化，使情报学的学科属性和学科地位更加模糊。

3）缺乏完备的研究方法。通常认为，属于情报学的专门研究方法只有文献计量学方法和引文分析法，事实上这两种方法的研究对象都针对文献的外部特征而非实质内容。没有建立完备的研究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情报学的学科地位。

4）情报理论与情报实践脱节。我国情报学研究力量主要集中在高校，与科研院所和企业联系不够紧密，客观上也影响了情报学的发展。情报学研究中存在的“里热外冷”现象，就是理论与实践联系不够紧密的反映。

5）教师知识结构亟需更新。我国情报学教育研究力量参差不齐，且相当一部分教师都是从原来图书馆学或其他学科转化而来。情报学的跨学科性，特别是与其联系紧密的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导致教师的知识结构更新跟不上学科发展需要，这也是造成目前情报学教育处于低潮的重要原因之一。

4.2情报学的发展途径

对于情报学的发展途径及模式，许多学者也进行过有益探索。笔者认为，一门学科能否自立于学科之林，主要看其对问题研究的深度和对社会实践所起的作用。在问题研究深度方面，情报学首先要加速形成严密完善的理论体系，必须实现从现象描述或经验体会，上升到提炼理论规律。当务之急是需要一批具有丰富实践经验和深厚理论根基的学者，通过富有创见的理性研究，将大量感性的实践经验上升到理论深度，把握事物的发展规律。通过对相关学科成果的消化吸收来丰富情报学理论内涵，培育学科理论内核以保持情报学的独立性。在情报学的核心研究领域方面，要集中力量在情报理论、情报存储、情报检索、情报技术、情报分析方面实现学科重大突破。在实践方面，要加强与相关学科融合，大力发展学科情报学，为学科专业服务；加强与政府或行业的沟通，为其提供专业化信息服务；通过各种形式改善教师知识结构，提高情报学专业教育水平。课程体系改革要把握好“量”和“度”的关系，吸收相关学科成果时要注意保持本学科特色和优势。

4.3情报学的发展方向

情报学会走向何方？面对情报学近年来遭遇的种种挑战，大多数学者都对情报学未来表现出较大的乐观性。严怡民认为，“我们有理由相信，走向21世纪的情报学有着无限广阔的发展前景。”[27]赖茂生指出，“情报学的前途系于社会信息化和网络化这一对历史车轮上，努力为促进社会信息化和网络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与管理做贡献，情报学的前途就不可限量。”[28]笔者认为，情报学的发展是一个分化和综合交替前进的运动过程，社会的需要是情报学生存和发展的前提。情报学的发展过程是由所处时代的特征、社会需要、科技进步和科学发展的自身规律共同决定的。既然情报是“激活了的，活化的知识”，情报学实际上就是研究如何激活信息或知识的科学。情报学由文献层次向信息层次、知识层次进化是学科发展的必然趋势。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加深对网络环境下情报用户和情报服务的研究和认识，形成与现代信息技术相适应的理论取向，只有多在“激活与活化知识”上做文章，情报学才有真正的出路。

5、结论

从“发展是硬道理”到“树立和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体现了人类认识和实践的不断深化。值得指出的是，我们无意用科学发展观全盘否定其他发展观在特定历史时期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我们只是倡导用更加“科学”的精神对待情报学的学科发展规律，用“发展”变化的眼光看待情报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逐步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情报学理论体系，实现学科的良性发展，使其以崭新的面貌屹立于学科之林，为促进人类信息和知识的开发利用作出较大的学科贡献，这是情报学科学发展观的最终目的，也是我国情报学学科发展的永恒主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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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赖茂生，张莉扬.情报学的学科发展与教育问题.情报学报，2003（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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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吴慰慈，张久珍.当代图书馆学情报学前沿探寻.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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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梁战平.情报学的新发展.情报学报，2001（2）:130～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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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发展观论文范文篇2

［论文内容摘要］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长期坚持的重要指导思想，第一要务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

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这四个方面，提纲挈领，切中实质，对于深刻领会科学发展观的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对于进一步增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的自觉性具有重大意义。

一、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

中国是世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正处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要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最根本、最重要的是始终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战略思想。改革开放以来，我党明确提出了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鲜明地提出“发展是硬道理”。随后，我们党又进一步提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取得的巨大成就充分证明，发展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关键。不发展就没有出路，不发展就不可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因此，我们必须坚持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坚持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更好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着力把握发展规律、创新发展理念、转变发展方式、破解发展难题、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实现又好又快发展，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打下坚实基础。

二、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

科学发展观深刻回答了“为谁发展”和“靠谁发展”的问题，进一步明确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宗旨和基本

动力。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与我党提出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和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是完全一致的，把人民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发展的根本目标，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回答了“为谁发展”这一核心问题。同时，科学发展强调“以人为本”，不仅包含了发展“为了谁”的价值内涵，而且也包含了发展“依靠谁”的深刻内容，就是要把人民群众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体和原动力，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人翁作用，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营造发挥人民群众聪明才智的良好社会环境，不断增强全社会的创造力，形成全体人民团结奋斗的强大力量。全面深刻理解以人为本，才能全面把握科学发展精神实质和科学内涵，切实做到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把科学发展观落到实处。

三、全面协调可持续是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

所谓全面发展，就是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经济和社会全面进步；所谓协调发展，就是要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推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协调，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所谓可持续发展，就是促进人和自然的和谐，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保证一代接一代地永续发展。提出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和系统论方法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条件下的具体运用和发展，是针对我国发展新阶段提出的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要求和新思路。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关键是各级领导要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高度，准确认识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和新矛盾，不断增强辩证思维能力，正确把握和处理好当前发展和长远发展的关系、局部利益和全局利益的关系、发展的平衡和不平衡的关系、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等，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及时研究和解决改革发展稳定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四、统筹兼顾是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

统筹兼顾，就是要总揽全局，照顾各方，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妥善处理各种利益关系，注重实现良性互动，着力加强经济社会发展的薄弱环节。（1）统筹城乡发展。正确处理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中城乡关系和工农关系，建立有利于克服二元经济结构的体制。（2）统筹区域发展。正确处理发展中的平衡和不平衡关系，建立区域之间资源合配置机制和互动机制，发挥发达地区的带动作用，加快后进地区的发展，缩小区域发展差距。（3）统筹经济社会发展。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社会整体进步的关系，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相协调，实现改革、发展、稳定有机统一。（4）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把经济与生态环境保护有机结合起来，防止对自然资源的浪费和对生态环境的破坏。（5）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趋利避害，既发挥对世界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分享经济全球化的利益，又防止由于对世界经济的过度依赖而影响我国经济的健康发展。同时，要坚持“重点论”和“两点论”的有机统一，从本地实际出发，正确处理中心与全面、重点与非重点、平衡与不平衡的关系，注重加强经济社会发展的薄弱环节，实现均衡和协调发展，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

参考文献：

科学发展观论文范文篇3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本真性；妈祖文化；和谐；“以人为本”

21世纪初，党中央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提出了符合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新观念——科学发展观，其核心思想就是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妈祖文化作为一种民间文化，是在一定历史时期和一定地域环境下的一定人类族群生存状态、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的外化表现形式。它承载着妈祖信仰者的历史记忆和情感追求，虽然在文化领域里它属于非物质的下层文化，但它是留给后人宝贵的精神财富，作为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它具有历史传承价值和社会和谐价值，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因此发展妈祖文化旅游，弘扬妈祖精神，传承妈祖文化，不仅可以为社会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也可以通过对科学知识、道德修养、民族精神和人文关怀等文化因素来促进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据不完全统计，到2007年上半年，仅来湄洲岛进香拜谒的台湾客人累计就达150多万人次。天津、澳门、台湾、广东、福建等地每年都举办妈祖文化旅游节，在同一文化认同的光环下通过旅游交往增进彼此之间的相互了解和相互支持，悄悄地影响着社会的发展和人的发展。这几年伴随着妈祖信仰热，妈祖文化旅游也得到较快的发展，妈祖文化的内核即是妈祖本身的精神力量，而妈祖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人，所以基于科学的发展观，从“以人为本”的视觉来看待妈祖文化旅游的发展就显得尤为重要。

“以人为本”是旅游发展和科学旅游发展观的核心和本质要求。“以人为本”关注的是多数人的利益，讲究的是人的和谐、社会的和谐，因此要坚持科学的旅游发展观。

一、妈祖文化景观开发与保护的和谐

妈祖文化景观有祭典、服饰、饮食等民俗景观，也有规模宏大的寺庙建筑景观，还有丰富的妈祖碑文、题刻、诗辞、楹联、文学作品、祭祀法器、刺绣工艺、各种雕塑、书画古籍等其他人文景观。从发展旅游的本初动机即经济动机而言，旅游只有最大限度和最广泛地利用物质的和非物质的文化资源，将经济与文化有机结合，才能形成越来越强大的产业优势。然而，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世世代代共同拥有的财产，在旅游开发中应一分为二，那些传承于历史的传统而开发出的旅游产品可以采取市场化的运作方式。如妈祖面源于民间，寄予平安的美好祝愿，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可以通过市场化的运作方式，设计符合现代旅游者口味的旅游产品，甚至可以发挥品牌优势，生产一系列的妈祖面旅游商品，使之发挥最大的经济效益。相反，那些承载异质特性的景观，作为妈祖文化旅游的符号标志，应采取政府主导的保护性的运作模式。如妈祖服饰、妈祖祭祀民俗、妈祖禁忌民俗等，作为异质文化的载体，是发展妈祖文化旅游核心竞争力的主打要素。这部分的文化载体“越是本土的，也就越是国际的”，越有旅游价值和生命力。本土人应当善待本土的文化景观，保持它的原汁原味，避免景观在旅游开发中的商品化和俗化。规划、设计和投放这部分旅游产品时应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从宏观、全局和持续性问题上把握开发的层面和开发的力度。只有在开发和保护两者之间取得和谐，妈祖文化景观才有可能本真地代代相传。

二、协调利益群体，共承妈祖文化

文化是旅游的灵魂，而发展旅游又可以使文化得以传承和延续。在旅游发展的过程中，文化传承的中坚力量既包括旅游者、旅游地居民也包括旅游从业人员和旅游开发商，他们对文化表述的和谐统一将直接影响到文化传承的本真性。妈祖文化作为意识形态色彩较浓的一种民间文化，协调并处理好以上各利益相关体的关系是保证妈祖文化旅游持续发展的前提条件。

首先，旅游者对妈祖文化应有正确的认识。妈祖曾经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人，而不是虚幻或群众无端捏造出的一个神灵。妈祖本身凝聚着的妈祖精神——博爱、和平、扶危济困等是妈祖文化的精髓，这应该成为众多旅游者旅游的动机，而不是一味地宣传并神化妈祖的力量和灵验。通过旅游活动，通过对妈祖的瞻仰和亲身体验，受众者能够沐浴妈祖精神的感召，从而达到净化心灵的目的。而要使旅游者对妈祖文化有个正确的认识，就必须加大对旅游从业人员尤其是导游的培训力度，提高他们的文化素养和职业道德素养。导游作为旅游活动的主要媒介，应了解妈祖文化资源的价值、意义和基本保护方式与思路，能成为妈祖“文化自觉”的先行者，自觉地成为旅游活动中保护工作的第一宣传员。除此之外，还必须规范旅游线路推介商的行为，在促销旅游产品时多一些文化内涵的元素少一些迷信的成分。

其次，旅游开发商要摒弃短视行为，从长远利益做好妈祖文化旅游产品。利润是旅游开发商投资和经营的第一目的，而纯粹一味地追求短期回报，或者以妈祖文化作为幌子达到融资的目的，不仅不适合发展文化旅游，也会远远背离发展文化旅游的真正意义。这就要发挥地方政府的主导作用，尤其是文化旅游发展的幼年期，通过政府的优惠政策、法律法规引导并规范旅游开发商的投资行为。妈祖文化旅游产品不能仅仅局限于朝觐旅游，而应放眼于修学旅游以影响后代妈祖信仰的受众者，应放眼于商务旅游以彰显妈祖诚信的品格，应放眼于休闲旅游以加强全世界妈祖精神受众者的联谊，在此基础上提高人的素养，促进人群的和睦和社会的和谐。

再次，要尊重社区权利，与社区分享旅游利益。妈祖是众人的妈祖，妈祖文化旅游地是当地居民的旅游地，旅游开发商在设计旅游产品、规划旅游项目时应关注当地居民的感受，旅游开发要符合当地人民的意愿，切实照顾社区的根本利益，把旅游开发与促进当地居民的就业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生活质量结合起来，如集体所有土地和水体，应尊重所有者受益的原则，可以按不同所有者的份额共享资源获得的收益，如门票、资源补偿费、土地设施出租费、允许旅游就业等补偿方式，使当地居民从旅游发展中得到更多的实惠，做到兴地富民，满足社区居民的需求，帮助社区经济发展。此外旅游决策层应有当地居民代表的参与，还要加强社区组织能力建设，通过社区组织做好与社区的交流和沟通工作，缓解旅游发展过程出现的误解和冲突，这些都是尊重社区权利较好的措施。只有这样，妈祖地居民才会自觉地参与发展旅游，参与表述妈祖文化，参与展示妈祖文化符号，这是妈祖文化旅游持续发展的根本保障。

三、体现人文关怀，重视生命意义

发展妈祖文化旅游最高境界的目标是“承传妈祖护国庇民文化，发扬妈祖慈悲济世精神”，因此设计旅游产品时尤其要注意旅游氛围的营造和旅游环境的保护。

如针对妈祖文化修学旅游者的旅游动机，选取的对联应以“教化”为主，题词不仅能荟萃世界名书法，还可以将全世界典型妈祖宫庙制作成微缩模型再配以电子自动解说；针对妈祖文化休闲旅游者，可以设计婚庆（如金婚、银婚等）或蜜月旅游，可以在妈祖正殿布置喜堂，让妈祖或见证他们执手携老一起走过的日子或见证彼此的忠诚。这一点马来西亚天后宫就做得很好，该宫设有婚姻注册处，享有政府授权领取结婚证的特权，每年有5000-6000对新人在妈祖见证下完成人生最有意义的一个仪式。

我们信仰妈祖，信仰的是她精神的力量，所以发展妈祖文化旅游，营造旅游氛围要体现人文关怀，重视生命意义。我们要一改以往“营造宗教旅游氛围就应该制造神秘气氛”的过时观念，废除行符录、焚烧金银纸的活动。当然同时我们也要考虑信众们的心理感受，可以结合现代科技技术，将录制好的鞭炮声、各种不同国家不同面值的虚拟货币输入微机中，旅游者可以以现实货币购买点击时间或次数，给妈祖汇去功德钱以完成心中的意愿。香枝本来是信徒们召唤神灵诉说自己所求的一种媒介，但我们经常看到信徒们大把大把地焚烧香枝，似乎有“烧得越多越能优先得到服务”之嫌，而周边的人则噙着泪重复着相同的动作，我们可以控制旅游者上香枝的数量（如可以控制一枝代表一心一意）或者以燃着状态的艺术香枝代替原先的香枝。如此等等，我们才可以还妈祖文化旅游一个环保的、充满人文关怀的环境；也只有这样，文化旅游的发展才能体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

四、区域联动，共生共存

旅游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进行区域合作，是实现旅游业快速持续增长的一种有效方式，对推进合作各方的发展能起到重要作用。通过区域联动，突破行政区划的局限与分割，就可以发挥各地比较优势，整合旅游产业资源要素，组建以资本为纽带的跨区域妈祖文化旅游集团，建立以旅游产品为纽带的跨区域产业链，然后通过政策来引导旅游收入在区域间再分配的相对公平合理，从而形成无障碍旅游的和谐局面，实现妈祖文化旅游在空间上的可持续发展。

区域联动开发的模式很多，可以是连片开发也可以是专项产品开发，还可以进行线状开发。福建、天津、澳门都举办过不同规模的妈祖文化旅游节，其实举办此节的目的，“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色彩要比发展旅游的色彩浓厚得多。其实可以建立以资本作为轴心，或由省级旅游管理部门共同或由中华妈祖交流协会牵头组建的妈祖文化旅游集团，再由妈祖文化旅游集团举办由各地轮流做庄的妈祖文化艺术节，这样可以广泛挖掘妈祖文化的内涵，使之升华为独特的文化艺术体系。

妈祖文化遗产很多，但在“”期间惨遭破坏，到目前为止妈祖文物尚未得到普查更不用说有效保护了，我们可以充分调动各地主要妈祖宫庙的力量，发掘妈祖文物，开展妈祖文物古迹专项考察游，通过旅游活动使妈祖文化获取有效的保护。

此外，妈祖不仅仅是中国的妈祖，同时也是世界的妈祖，妈祖文化是中华民族和海外华人华侨共同的文化。发展旅游坚持区域联动除了国内省际合作外还要考虑国际协作，应充分利用海外妈祖信众们的海外资源，充分调动他们发展旅游的积极性，为发展妈祖文化旅游补充新生力量。

参考文献：

1、许雪毅.妈祖新闻[EB/OL]./,2007-08-31.

2、曹诗图等.对科学的旅游发展观的哲学思考[J].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6).

3、黄秀琳,彭文宇.解读莆田妈祖民俗文化表述的商品化[J].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旅游版),2007(7).

科学发展观论文范文篇4

——编者

20世纪中叶以来，随着科学技术飞速发展、全球生产力空前提高和社会经济总量迅猛增长，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状况得到了很大改善，但人类在改造自然取得辉煌成就的同时也遇到了诸如人口失控、环境污染、粮食短缺、能源枯竭等严重的生态危机。人们不无遗憾地深切感到，物质财富的创造与生态环境的恶化几乎是同源、同步地降临到人间，人们往往尚未来得及享受和品味现代化的成果，就频频陷于恶劣环境的困扰与折磨之中。更为严峻的是，当今全球性的生态危机不仅表现为人与自然关系的严重失衡，而且也扩展为新的社会危机、文化危机和精神危机。如何开辟一条超越传统工业文明的发展道路，已经引起世界各国人民的普遍关切。以为总书记的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当前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实际出发，在21世纪之初就明确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观”，“促进人和自然的协调与和谐”，“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发展理念，为我们在新世纪新阶段破解发展难题，创新发展思路，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开拓了广阔视野。就此而言，我国方兴未艾的生态文艺批评的出场可谓适逢其时，它是“人类减轻和防止生态灾难的迫切需要在文学领域的必然表现”。

然则，中国生态文艺批评的现状如何呢？它在发展中存在哪些值得注意的问题？这也需要我们在科学发展观的视域下予以认真总结。

在我看来，中国21世纪生态文艺批评，经过了一段短暂时间的“西天取经”之后，目前正处在良好的文艺生态过程中。首先，它初步生成了创作与批评共展的良好生态文艺场域。我们知道，文艺批评固然具有超前引导文艺创作的功能，但它的基础仍然有赖于文艺创作本身的发展，缺乏丰富文艺作品支撑的文艺批评只能是胡说八道。从这一点来看，中国21世纪的生态文艺批评始终是与生态文艺创作齐头并进的，已经初步生成了创作和批评共展的良好生态文艺场域。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生态文艺创作异常活跃，涌现了包括姜戎、陈应松、叶广芩、胡发云、哲夫、郭雪波、阿来、李青松、陈桂棣、徐刚、莫言、贾平凹、张炜、李松涛等著名作家在内的一支实力雄厚、生态意识明显的创作队伍，也奉献出了一批很有分量的生态文艺作品，其中像陈应松的“神农架系列”（2001—2004）、姜戎的《狼图腾》（2004）和阿来《空山》的第二部《天火》（2005）更是达到了相当高的艺术水平。与此同时，生态文艺批评也呈现出异常繁荣的发展态势，生态批评队伍日趋壮大，生态批评研究日趋深入。在鲁枢元、曾繁仁、曾永成、徐恒醇、胡经之、王先霈、王宁等知名学者的大力提倡下，在王诺、赵白生、宋丽丽、刘蓓、彭松乔、盖光、陈剑澜、韦清琦等年富力强的中青年学人积极参与下，中国21世纪的生态文艺批评正在有声有色地开展起来，其中像鲁枢元的《生态文艺学》（2000）、曾永成的《文艺的绿色之思：文艺生态学引论》（2000）、曾繁仁的《生态存在论美学论稿》（2003）等论著，从某种意义来看，更是起到了奠基作用。其次，它搭建了西方与东方互动的良好生态批评研究平台。毋庸讳言，中国生态文艺批评的崛起是直接受到西方生态批评的启发而产生的。所以，以介绍西方生态批评为己任的“译介式”生态批评无可争辩地获得了话语优先权，像王诺的《生态批评：发展与渊源》、朱新福的《美国生态文学批评述略》、梁坤的《当代俄语生态哲学与生态文学中的末世论倾向》、刘蓓的《生态批评研究考评》等论文，宋丽丽直接与西方生态批评家对话的文章，特别是王诺的西方生态批评专著《欧美生态文学》（2003）都是很有分量的西方生态批评研究成果。不仅如此，从事西方生态批评研究的学者还特别注重对西方生态文艺创作和生态文艺批评的推介，如《世界文学》2003年第3期，有一辑就是“美国生态文学小辑”；清华大学出版的《新文学史》丛刊就设有“生态批评”专栏，选载英美生态批评译文。这些有关西方生态批评的研究和介绍，为中国21世纪生态批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参照系。而中国本土生态批评研究的崛起，更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情。从最近几年的生态批评研究来看，以中国本土具有生态意蕴的文学文本和理论文本作为研究对象的文章与著作正呈现逐年递增的态势，并且研究队伍越来越壮大，越来越趋向年轻化。这其中既有钱中文、陆贵山、童庆炳、李衍柱等学术前辈的有意介入和推动，也有陈炎、王德胜、张皓、黄秉生、彭松乔等学人的着意建构，还有一批更年轻的研究生的积极参与，目前已经取得了一批较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其中张皓主编的国内第一套文艺生态探索丛书（2002）、彭松乔最近推出的《生态视野与民族情怀——生态美理论及生态批评论稿》（2006）以及以黄秉生教授为学术带头人的广西民族大学文艺学学科对民族生态美学与民族生态文学批评的研究尤为值得关注。无论是侧重于西方生态批评研究的学者，还是侧重于中国本土生态批评建构的学者，他们在各自的研究领域里辛勤耕耘，又注意互相取长补短，这无疑为中国21世纪的生态文艺批评发展搭建了西方与东方互动的良好生态批评研究平台。

其三，它创设了主流与边缘共生的良好生态批评话语空间。在生态文艺批评的首倡者鲁枢元、曾繁仁等学者的引导与规范下，中国21世纪生态文艺批评的话语形态真正体现了多元共生的生态精神。有人曾经在《文艺报》上撰文专门论述生态文艺批评的多元话语形态，将之概括为“宏阔的、开拓建设的生态批评观”，“激进的、生态主义的文学批评观”，“温和的、以人为本的生态批评观”，“低调的、要求学理化的生态批评观”，“宽容的、主张多元化的生态批评观”等五种基本形态。虽然这种概括不一定完全符合中国生态文艺批评实际，但是说中国21世纪的生态文艺批评已经创设了主流与边缘共生的良好生态批评话语空间则是可以肯定的，其中主流的生态批评声音十分强劲，同时边缘的生态批评声音也颇具特色。正因为如此，每一次生态文艺批评会议的召开总是予人以和谐、进步的积极效应。以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在教育部社教司支持下2005年8月19日至22日于山东青岛举办的“人与自然：当代生态文明视野中的美学与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为例，会议吸引了国内外180多位学者与会，收到了100多篇学术论文，并分为“中国当下的生态文学与生态美学研究态势”、“西方的生态批评与环境美学”、“东方生态智慧和生态文化”、“生态伦理与生态美学”四个论题展开研讨。尽管研讨会上大家的观点有很大不同，有时甚至争论得面红耳赤，但由于主办者及在场学术前辈秉持多元话语共生的学术胸怀，会议开得十分圆满，达到了团结广大学人，推进生态文艺批评研究和生态美学研究的预期目的。

科学发展观论文范文篇5

纺织业人才的摇篮。这样的历史积淀,就是在新的发展机遇面前谋求发展的现实资源和财富。由此,我们确立了学校的中长期发展目标,就是建设“以工为主,工、理、管、文等多学科协调发展,国内一流、国际有影响,有特色的高水平大学”。

确定目标之后,“*”、“211工程”的建设资金全部投入纺织、材料、染整、服装四个国家重点学科,7年来不断收获坚持特色、重点突破的成果。

首先,学校在教育部评价体系中的众多空白点陆续取得了“零”的突破。其中包括国家教学成果一等奖、国家精品课程、国家教学名师、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长江学者、长江讲座教授、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教育部创新团队、111引智基地等。目前,学校已有5篇论文被评为百篇优秀博士论文,包揽了“纺织科学与工程”学科历届全部的百篇优秀博士论文;从2003年起连续六年获得11项国家科技三大奖;纺织类三大检索论文2004年跃居世界同类学校第一,2005年和2006年已经超过世界九所同类学校的总和;2004年学校成功举办了世界纺织大会的第83届年会,这是此项具有百年历史的大会第一次登上中国大陆;“纺织科学与工程”在全国80个一级学科评估中名列第一,并在2007年新一轮国家重点学科评估中成为国家一级重点学科。

其次,特色学科努力为国家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服务,产生了一批“顶天”和“立地”的标志性科研成果,如“航天级高纯粘胶基碳纤维”为我国国防建设做出了贡献,无毒轻质内层防护材料、高性能介质玻璃封装材料、仪表特种玻璃、宇航员排泄物收集装置等为“神五”和“神六”的发射成功做出了贡献,年产1000吨级的莱塞尔生产线成为上海首批科教兴市29个重大项目之一等。学校连续三年获得了“中国高校十大科技进展”的殊荣,其中一项是服务于国防建设的碳纤维,一项是绿色环保的莱塞尔纤维,一项是舱外航天服。

按照一般的观点,发展的速度和力度是与投入的强度成正比的。但是我们从一开始就清醒地认识到,凭借学校当时的声誉、地位和实力,简单地与兄弟学校“拼投入”肯定不行,而必须更多地依靠更新观念和改善管理,将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学校的内功上。

首先,在财务安排上统筹兼顾硬件和软件、大师和大楼、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及学科建设,处理好“尽力而为”和“量力而行”的关系。我们确定:“211”经费集中支持国家重点学科建设,自筹经费支持非重点学科建设,新校区建设不动用日常运行预算,能争取社会资源的项目决不动用学校资源,确保队伍建设和人才培养经费,加大公共服务平台建设投入,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主要依靠政策争取社会资源。

2002年,学校开始了占地1500亩的松江新校区一期建设,总计投入11亿元。这个投入相当于学校当时三到四年的总收入。在启动新校区建设的时候,校领导班子不断提醒自身和告诫全校师生员工,建设新校区是学校突破发展的空间瓶颈、改善办学条件所必须的,具有长远的战略意义,但是同时我们千万不能忘却学校是大师所为而不是大楼所为的至理名言,学校的发展归根到底是靠内涵而不是简单地靠硬件条件。经过周密的筹划和不懈的努力,我们最终实现了基本依靠盘活学校存量资产,建设了一个规模较大的现代化的新校区。新校区建设资金中9亿元靠盘活存量资产,其中包括置换一个占地86亩的老校区5亿元,加强学校资金管理后举内债约4亿元,另外靠政府拨款和银行贷款各1亿元。实现了新校区建设不动用日常运行预算且银行贷款较少的财务管理目标,确保了学科建设、队伍建设、人才培养的相应投入不受到冲击和干扰。

通过新校区建设,学校的校园面积达到近2000亩,是原来的2.8倍;可用的办学资源的建筑面积达到77万平方米,是原来的1.8倍。期间,学校还上交给教育部一个176亩的无锡校区,结束了异地办学的历史,校区的个数反而由4个减少到3个。在新世纪的七年内,学校的固定资产增加到15.3亿元,是原来的4.5倍。学校的整体办学条件有了很大的改善,办学效益得到了较大提高。

其次,在学科建设上统筹兼顾特色发展和多科性大学建设目标的关系。这也是学校的眼前发展和长远发展的关系。在学校的目标定位中有两种比较极端的观点,一种认为要马上发展成综合性大学,另一种则认为学校只要坚守特色,不要发展其他学科。我们认为学校在发展特色的同时,必须根据现实的资源条件,按照有限和相关的原则,努力建设学科生态,逐步拓展为有特色、多科性、高水平大学。为此,我们确定了“增强特色,拓宽基础,加强交叉,按需发展”的学科发展战略,同时要求非重点学科要“借船出海”,出了海要形成“百舸争流”的态势,力争形成“特色带整体,整体促特色”的充满活力和生机的学科建设新局面。

经过新世纪七年的建设,学校的重点学科、学位点和本科专业数都翻了一倍,七年实现的增量相当于建校后五十年的总量。形成了5个国家重点学科,8个上海市重点学科,5个博士后流动站,29个博士点,61个硕士点,50个本科专业,涵盖工、理、管、文、史、哲、法、经济、教育9个门类的学科及专业的发展框架。期间,国家及省部级的科研基地增长了近两倍,年科研经费增长了1倍多,年三大检索论文数增长近7倍,年国家及省部级三大科技奖增长了近4倍,年专利申请增长10倍以上,年专利授权增长近20倍。

科学发展观论文范文篇6

发展观是关于发展的“世界观”，旨在回答发展的目的、发展的规律和发展的道路等问题。由于发展观不同，人们观察思考和解决发展问题的原则、方法和价值取向等也不同，从而影响人们对发展战略、发展模式和发展方针的选择。科学发展观是在发展问题上的科学认识和态度，它的形成和确立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历史的发展及其研究成果密切相关，它深入植根于唯物史观的沃土之中，它是唯物史观科学认识当今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重要成果。

一、科学发展观的实质和核心与历史唯物论

第一，科学发展观的实质与科学生产力论

科学的生产力论是历史唯物论的立论基石。在社会历史的长河中，物质生产是整个社会生活以及整个现实历史的基础，物质生产力始终是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是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动因。马克思、恩格斯从这一唯物史观出发，把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科学，并将这一思想引入社会主义理论之中，明确指出，现代工业的无穷无尽的生产力是解放劳动的第一个条件，共产主义是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团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实现的。因此《共产党宣言》把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总量”作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的首要任务。

科学发展观继承了唯物史观的这一思想，并根据当代的时代特征和中国国情，丰富了此思想。科学发展观的实质是要实现经济社会更快更好的发展。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离开发展，就无所谓发展观。坚持科学发展观，其根本着眼点是要用新的发展思路实现更快更好的发展。而要发展，首先是要发展经济，只有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才能为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提供物质基础。因此，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不能放松。在这里，科学发展观与科学生产力论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

第二，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与人民主体论

历史唯物论历来把人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归宿点，认为人是“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前提”，指出“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活动而已”人民是历史的主体，是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者，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首要因素，是变革社会的决定力量。

科学发展观体现了这一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坚持以人为本。同志指出，坚持以人为本，这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以人为本，就是要把人民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满足人们的多方面要求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里强调的人是人民群众，这里强调的“本”是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同志指出，相信谁、依靠谁、为了谁，是否始终站在最广大人民的立场上，是区分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的分水岭，也是判断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试金石。对于共产党人来讲，以人为本的实质在于“以民为本”，“以人民为本”，尊重人，就是尊重民，这是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同以往一切人本主义的根本区别之所在。这些思想表明，科学发展观把人(人民)作为本，作为发展的目的，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作为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强调在社会价值体系中，以人民为价值主体，在社会发展的动力系统中，以人民为推动历史进程的主体，一切相信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科学发展观的这些思想与唯物史观的人民主体论既相一致又与时俱进。

第三，以人为本与群众利益

历史唯物论认为，人的第一历史活动——生产是由人的需要产生的，人的其他一切活动都是为了实现人的一定利益，只有满足人的物质需要，实现人的物质利益，人才能创造历史。因此，物质需要是人的最基本的需要，物质利益是人的最根本的利益。可见，物质需要是生产劳动的动因，物质利益是生产劳动的目的和动力，物质需要和物质利益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是社会形态更替的根源。

科学发展观坚持并丰富了这一唯物史观的基本思想。科学观认为经济增长本身并不是发展的目的，而是发展的手段，发展的目的是实现人民的根本利益，满足人民的多方面的需要。人的需求不仅仅指物质生活要求，还包括政治，文化和生态环境等方面的需要，只有满足人民多方面的需求，才是真正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通过谋发展、促发展、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利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使人民逐步过上小康生活。正如同志指出：“科学发展观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现代化的根本指针。”

二、科学发展观的根本要求与历史辩证法

唯物史观不仅坚持历史决定论，肯定科学生产力和人民主体论，肯定生产力和人民群众对历史进程的终极推动作用，而且强调社会历史发展是一个长期的矛盾运动过程，社会发展就是不断解决矛盾的过程，它蕴涵着深邃的历史辩证法思想。科学发展观的形成与确立，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涵和要求等体现并丰富了历史辩证法思想。

第一，社会发展的过程性。历史辩证法认为，人类社会是一个由多种复杂因素构成的有机整体，它们彼此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是一个充满矛盾的辩证发展过程，它贯穿于社会历史的始终，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又产生了，矛盾的不断产生又不断解决，推动社会历史从低级到高级发展。科学发展观就是在新的实践中为了解决新的问题而形成与确定的。在谈到科学发展观的形成和确立时指出：“实践是认识的基础，认识来源于实践又指导实践，同时接受实践的检验。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的认识，是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深化的。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认识的进一步深化。”[6]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现代化建设的推进，我们面对的社会利益主体更多，领域更广，利益关系更为复杂。面对新出现的矛盾和问题，要求我们的发展要更加注意统筹兼顾，做到城乡协调发展、区域协调发展、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人和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推进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协调。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各个环境、各个方面相协调。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妥善处理当前各方面突出矛盾，协调好各种利益关系，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可见，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与确立是根据新的形势和任务，根据新的需要，它有着坚实的实践基础。

第二，社会发展的系统性。历史辩证法认为，社会是一个由诸多社会子系统构成的有机体，各个子系统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是不断运动变化的有机整体。社会历史的发展就是由各个子系统之间在动态中既对立又统一的相互作用中推动的，在他们的相互作用中，需要协调、统筹地处理好发展过程中各个子系统内部及其彼此之间多方面的矛盾关系。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涵和根本要求体现了这一历史辩证法思想，并根据中国当前的实际加以具体运用，丰富了这一思想。

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涵是“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这就是说，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涵：一是全面发展；二是协调发展；三是可持续发展。这些思想体现了唯物辩证法普遍联系和系统论的观点。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就必须按照五个统筹的要求，注重协调城乡发展，协调区域发展，协调经济社会发展，协调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系，从而推动经济和社会全面发展。

第三，社会历史矛盾的解决是全面性和重点性的统一。历史辩证法认为，在解决社会矛盾时，要根据历史进程中不同时期的任务和特点，既要全面看问题，又要重点地解决问题，做到“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

科学发展观关于全面发展的观点，坚持了“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两点论和重点论是密切联系的。科学发展观从过去单纯追求经济增长，到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这是我们党在发展观上的重大进步。全面发展观坚持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仅要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而且要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不仅要关注经济指标，而且要关注社会发展指标、人文指标、资源指标和环境指标。同志代表新一届领导集体多次指出：“坚持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经济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也是社会发展的根本保证，社会发展是经济发展的目的，也为经济发展提供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必要条件。随着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对精神文化、健康安全等方面的要求也日益增长，更加要求社会与经济共同发展。如果社会事业发展滞后，经济也难以实现持续较快发展”。上述论述可见，科学发展观坚持、丰富和发展了两点论和重点论辨证统一的唯物辨证论思想。

三、科学发展观的目的与人的全面发展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不仅阐明社会历史决定论和社会历史发展过程论的思想，同时阐明社会历史发展的目的，是一个不断从低级到高级，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发展，而且自由王国的到来就是共产主义社会的实现。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还告诉我们，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必然要与他人发展和人类社会发展相一致，这是一个现实的历史过程。

科学发展观继承并丰富了唯物史观这一思想，科学发展观强调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同样要坚持“以人为本”，即以人为目的，以人为根本，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人民的利益既是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又是归宿点。首先，要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生活需要，但又不能仅仅停留于这一层面，科学发展观的精神实质是指在不断推进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和道德素质，实现人的整个身心的全面和谐发展。一个人如果只注意物质生活条件改善而轻视精神生活的追求是不健全的，如果发展也很难实现真正全面的发展。一个社会也是如此。科学发展观所追求的发展既包括物质文明水平的提高。也包括精神文明与政治文明的进步；既包含了物质需要增长，也包含了民族精神的不断更新和人文精神的不断丰富。

科学发展观的形成、确立与落实，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人的全面发展思想的丰富与发展，为人类美好目标的实现做出了理论贡献，提供了实践经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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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72.

〔3〕〔5〕人民日报〔N〕.2004—02—29.

科学发展观论文范文篇7

论文摘要：本文主要阐述了用科学发展观指导办学治校，必须把握正确的办学方向、树立明晰的办学思想；必须遵循医学高等教育的特点和规律；必须着眼全局、抓住重点等几个方面的问题。

科学发展观是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新世纪新阶段党和国家发展的全局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是指导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推进新时期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方针。科学发展观的内涵极为丰富，其核心是以人为本，强调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在我院步入地方高校序列之际，科学发展观为学院建设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我们要准确理解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着眼学院建设的全局和长远发展，科学论证确立正确的办学理念、思路和决策，加快学院各项建设。

1用科学发展观指导办学治校，必须把握正确的办学方向，确立明晰的办学思路

我院在军队57年的光辉历程，形成了自己的办学特色与优势，特别是军队思想政治建设的光荣传统和严格管理的优良作风使我院毕业生具备良好的思想素质，不少人成为基层医疗卫生单位“留得住、信得过、用得上”的优秀人才。移交地方后，思想政治建设的首位意识不能削弱，军队思想政治教育的光荣传统和严格管理的优势不能丢。因为我们是国家办的社会主义大学，培养的是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毕业生首先应当政治思想合格、道德品质高尚，愿意到基层去，到艰苦地区去为人民群众的健康服务。我们的老师不仅要给学生讲好课，更要用良好的思想行为教育和影响学生学会做人。

我院在军队期间以专科教育为主，加入地方高教序列后，成为独立设置的高等医学本科院校，专业教育转为本科为主。怎样成为一所合格的本科院校，任务光荣而艰巨。经过广泛认真的论证，学院第一次党代会确立了学院的定位、办学思路、发展目标和措施。现阶段学院定位是教学型高等医学本科院校，具体包括：层次定位——本科院校，学科定位——医学为主，类型定位——教学为主，服务定位——面向基层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人才，目标定位——2010年前通过本科评估，2020年达到“省属一流，国内知名”。这样的定位是符合我院实际的，是有科学依据的，是有利于学院建设发展的。

“走创新之路，建特色强校”是我院的办学思路。这个思路是根据四川省高等教育发展思路，结合我院实际提出的。创造办学特色，有利于学院的生存和发展，有利于树立学院良好的公众形象，有利于增强学院的核心竞争力。虽然特色的形成是长期渐进的历史过程，必须建立在厚实的基础之上，但我们又要积极加快特色形成的进程。这就需要我们解放思想，创新思维，创新管理，采取超常规措施，争取学院建设的跨越发展。创新最重要的是思维创新。要改变过去的思维模式，认真面对新的形势、新的情况，树立新的思维，积极处理解决新情况新问题。要敢于挑战自我，挑战强手，不能觉得我们差距大就慢慢来，那样的结果只能是逆水行舟用力不大必倒退。下定决心创一流，就要以一流为榜样，找出差距，创新思维，找出一条迅速赶超的途径，实现我们的目标。

2用科学发展观指导办学治校，必须遵循医学高等教育的特点和规律

从军医大学的分院转制为独立设置的高校，从专科教育为主转为本科教育为主，学院建设展开了新的一页。怎样适应学院建设发展的新形势，学院的各级领导、教职员工最为重要的是转变教育思想，树立大学的理念，形成大学的意识、氛围和精神。要认真学学教育的基本理论，明确大学的基本要求。大学的使命是培养人才。办好大学，学科是基础，人才是关键，教学是中心，科研是先导，管理是保证。大学教师不仅要有很高的教学水平，还要有很强的科研能力。因为没有科研的大学不是真正的大学，科研实力不强难以创建高水平的大学，培养高水平的人才。现阶段我院的定位虽然是教学型院校，但更需要增强科研意识，加快科研工作的启动和发展，为今后创建教学科研型院校奠定坚实的基础。

医学教育具有自身的特点。我们培养的毕业生是为病人服务的，具备良好的医德医风是职业的要求，行医的前提。因而对学生要特别注意人文素质和专业技能的培训。最近，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确定的校训“博学博爱、精益求精”集中体现了对医学生和医学教育工作者行为风范的要求。医学院校是以医学为主，加强医学主干学科建设是学院立足、发展的根基，理应给予足够的重视。为基层培养应用型人才，必须加强学生实践能力、动手能力的训练，但本科教育还应注重学生发展后劲的培养。附属医院和临床教育基地建设是医学教育的重要方面，必须统筹兼顾，教、医、研协调发展。

3用科学发展观指导办学治校，必须着眼全局，抓住重点

从我院实际看，要落实党代会提出的奋斗目标和各项任务，有两个重点必须抓住：一是人才，二是机制。

以人为本，是我院的办学理念。院校建设以人为本主要是以生(学生)为本，以师(教师)为本，但更重要的是以人才为本。因为看一所院校是否一流，最重要的是看其是否有一流的学术带头人、一流的师资队伍，而不是看院领导的身份、级别。各级领导是可以任命的，高水平的学术带头人是任命不出来的，是靠学术水平、学术影响形成的。我们要把引进和培养高水平的学术带头人作为学科人才建设的重点，这是学院当前建设和今后发展的关键所在，全院同志都要从学院建设的全局出发理解、支持党委的决策，特别是各教研室的领导要把引进和培养超过自己的学术带头人视为对学院建设最大的贡献。在大力引进的同时，还要加强青年科技干部的培养，形成一支素质优良的学术团队，创建有利于人才引进和成长的良好环境和氛围，学院建设才有希望。

改革是学院发展的动力，体制、机制改革是最根本的改革。移交地方后，我院在这方面作了一些积极的探索，但尚未建立起科学、系统、充满生机与活力的管理体制、机制。根据省高教会议精神，我们要进一步深化管理体制、机制的改革，重点抓好人事制度改革。要完善进人考核制度、分配制度、任免制度、职称晋升制度，加强奖励激励和荣誉激励，加强督察和惩处，把学院建设的责任和压力分解到每个单位、每个人，使人人都是主人翁，人人都有责任感。领导不力就下岗，教学不行就下课，晋升不了职称就解聘。通过改革，创新机制，充分地调动全院人员的积极性，激发活力，为创建学院美好的明天而拼搏。

4用科学发展观指导办学治校，必须保持昂扬的精神状态

落实科学发展观，力争实现学院建设的快速发展、跨越发展，关键在人。建立一支高水平的人才队伍，充分调动全院教职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是学院建设的希望所在。人力资本除素质、知识、能力要素外，精神状态、情商也是很重要的内容。公务员之家:

科学发展观论文范文篇8

自1989年至2000年，我国有关情报学发展的论文数量不多，但从2001年开始，数量有了较大增长，2002年达到最高峰。笔者在全面参考国内外关于情报学的学科发展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借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概念，拟对我国情报学的科学发展观进行初步探讨。

1、情报学科学发展观提出的时代背景

20世纪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导致了科技文献数量的飞速增长，内容交叉综合，趋势日益明显。一方面，文献载体和出版形式呈现多样化，新陈代谢加快，出现所谓的“信息爆炸”的现象。另一方面，以计算机技术为代表的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为人类收集、加工、组织和利用信息提供了强大的武器。在这种背景下，情报学作为一门崭新的学科正式诞生。1945年，美国学者万尼瓦尔·布什（V.Bush）在《大西洋月刊》上发表著名论文“AsWeMayThink”，被认为是情报学出现的标志。情报学作为人类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过程中产生的科学，已为人类社会的进步和科学事业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学科贡献。梁战平先生系统地总结了我国情报学及情报工作的“七项贡献”1。

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和广泛应用，社会信息化和信息社会化进程明显加快，社会经济形态逐渐由物质经济向信息经济和知识经济转型。社会环境的变化，使情报学的学科地位面临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和严峻挑战。一方面，人们对信息需求的增强和信息产业的快速发展，使情报学获得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相关学科的快速发展，自身基础理论研究长期无重大突破的局面，也使情报学的发展面临着空前压力。20世纪80年代，在图书情报学最为发达的美国，至少有15所被美国图书馆协会（ALA）认证的图书情报学院被迫关闭。在我国，经历了“情报”改“信息”的风波后，学科专业名称也经历了图书情报学→情报学→信息学→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的多次转变。学科名称的不固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情报学研究思想的混乱。由于没有阐明情报学研究的核心问题，情报学的基本研究领域和学科地位问题没有获得解决2。相关学科的扩展和蚕食，研究资源的相对缺乏，科学研究市场化导向的日趋强烈，都使情报学的学科发展面临巨大的挑战3，引起了“信息科学将取代情报学”、“情报学是否存在”等激烈争论4，甚至出现了“不知自己学科是干什么的”的情报学“迷失”现象5。

针对情报学发展过程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国内外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情报学的发展途径、发展策略和发展模式进行了深入探索，提出了一系列创造性观点，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发展观。不同发展观在促进情报学研究深化的同时，也存在如下缺点：大多是针对情报学的某一方面或某几个方面而提出的发展观，缺乏系统性和前瞻性；忽略用户的地位和作用，缺乏发展的可持续性；理论提出后缺乏后续深入系统的研究，无实际指导价值等。面向21世纪的情报学，迫切需要一种具有全局意义、能够统领整个情报学的发展观来推动整个学科的第二次革命。

2、国内外情报学发展观简介

2.1国外情报学的发展观

国外情报学的发展观主要体现在国外一些有代表性的情报学理论体系之中，具体包括：

2.1.1布鲁克斯的知识观布鲁克斯（B.C.Brooks）是现代情报学理论的奠基人之一，代表作是《情报学的基础》。他从波普尔的“世界3”理论出发，认为情报学是关于客观知识的分析、组织、传递和利用的科学，并预言“情报学将成为社会科学的基础，就像物理学是整个自然科学的基础学科一样”。他建立了用以表达知识与情报关系的著名方程式，创造性地提出了“认识地图”、“知识地图”等概念。布鲁克斯的情报学发展观立足于对客观知识进行分析、组织和利用，重视情报学的定量研究，提出“等级位次排序”和“对数透视规律”作为情报学定量化的途径。布鲁克斯的理论体系具有较强的哲学倾向，体现了英国唯理论派的学术传统，对未来情报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启发性6。

2.1.2米哈依诺夫的科学交流观米哈依诺夫（А.И.Михайлов）是情报学科学交流学派的创始人，代表作是《情报学基础》和《科学交流与情报学》。他将情报学研究范围局限于科学情报，理论基础是科学交流。米哈依诺夫注重于情报学的社会关系研究，认为情报学属于社会科学，情报学的主要任务是研究科学交流的理论。尽管随着社会的发展，米哈依诺夫的理论逐渐显示出不适应性，但其严谨的逻辑理论体系仍对世界情报学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1.3萨瑞塞维克的通信观萨瑞塞维克（T.Saracevic）是通信观的提出者，代表作是《情报科学导论》。他在借鉴信息论、控制论的基础上，认为情报学是专门研究人类通信现象和通信系统特性的科学。他将情报学作为一门综合性学科研究，认为情报学分为理论情报学和应用情报学两大分支。前者研究情报特征、利用、评价等问题，后者研究知识交流的技术问题。萨瑞塞维克的通信观反映了当时美国情报学界注重研究应用性问题的传统。

2.1.4约维茨的决策观美国情报学家约维茨（M.C.Yovits）从决策论的角度研究了一系列情报理论问题，如情报效率、情报价值和情报量的测度等。他认为情报是“对于决策具有价值的数据资料”，情报学研究对象是“一般化的情报系统”。决策观的主要内容是对决策过程的情报要素进行分析，包括学习、选择、预期价值、不确定性、效能的系统化和定量化7。约维茨的决策观以广义信息系统为依托，从广义角度分析情报流、情报量，力图使情报学成为一门精密学科。

2.1.5贝尔金等人的认知观贝尔金（N.J.Belkin）是情报学认知观的主要倡导者，其著名理论为“知识非常态状态”理论，即ASK理论。认知观是情报学在吸收认知科学的相关理论基础上形成的。1977年，德梅（M.Demey）首次提出了情报学的认知观概念。1981年，美国情报学家格里菲斯（B.C.Griffith）认为，“情报处理过程研究要想取得实质性进展，情报科学就必须采用或建立一门应用认知科学8。布鲁克斯、萨瑞塞维克、英格沃森、德尔文、约兰德都从不同角度对情报学的认知观作出了贡献。情报学认知观的基本目的是促进所需要的情报在情报生产者和用户之间传播。

2.1.6德本斯的系统观德本斯（A.Ddbons）在其代表作《情报科学：一种综合观》中主张从情报系统的结构的认识来理解情报学，情报学的研究范畴是情报系统的结构、功能及其对社会的影响。情报系统是知识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德本斯的系统观对于情报系统的分析和设计具有实用的参考价值，并且为情报科学研究提供了一种集成框架。

2.1.7哥夫曼理论哥夫曼从传播角度研究情报现象，探讨传播过程动态规律，将知识传播与传染病传播看作相似现象，从而提出了社会传播传染病学理论，形成了情报学的“传播观”。

2.2国内情报学的发展观

2.2.1大情报观大情报观的核心思想是要求情报工作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突破早期科技情报的局限，与社会、经济、管理等情报有机结合，面向经济，面向社会，改善服务方式，增强服务功能。陈大辉认为，大情报学的建立将使情报学、图书馆学、目录学、档案和出版发行学作为其分支应用学科获得广阔的发展前景9。文献10在分析大科学思维和大科学建构的基础上，认为“大情报学”是现代情报学的未来形态。马费成则认为大情报学观实质上是变相扩大情报学研究对象，不利于情报学学科建设11。大情报观突破了早期科技情报的局限，一定程度上适应了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严怡民认为，大情报观实际上是一种工作观念，即把情报学的实践对象限定在情报工作的范围内，情报学理论被认为仅仅是情报工作和实践经验的总结和抽象，因此难以担当建立一般情报学的重任7。大情报观实际上是我国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它没有给情报学带来实质性的发展，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情报学的发展问题。

2.2.2信息管理观情报学和信息管理的关系在学术界引起很大争论。一般认为，信息管理在研究广度上超过了情报学，而在研究深度上则逊于情报学。何佳讯等从管理学角度分析了情报学与信息管理的渊源和联系，强调从情报学到信息管理是“自然升级”12。同时也指出，从情报学到信息管理造成研究对象和研究领域的扩大，模糊了自身的学科定位和方向。李刚等认为，以“信息管理”这门交叉学科来统帅情报学、图书馆学等学科，给人以“儿子管老子之感”13。岳剑波从信息管理链（事实→数据→信息→知识→智能）出发，认为情报学是信息科学群中面向信息交流与管理的信息管理学一个子学科，情报学关心的是信息管理学的高层次问题——知识管理与智能管理2。吴慰慈在其《当代图书馆学情报学前沿探寻》中指出，信息管理科学的发展将为情报学提供新的生长点和新的研究方法，促进情报学的加速发展；对信息管理的研究不能取代对情报学的研究，情报学将利用信息管理科学理论拓展研究领域14。

2.2.3知识观近年来，情报学研究的知识化趋势日益明显，相关研究成果不断涌现。来玲认为，网络环境下情报学研究的知识化具体表现在从文献单元向知识单元、从情报组织到知识组织、从信息服务到知识服务的转化15。李后卿对图书情报学中的知识论进行了研究，认为将知识论的某一方面作为情报学的理论基础尚处于探讨阶段16。李国秋将知识管理看作是情报学研究领域的回归和变革17。肖勇认为情报学将成为研究知识与知识活动，包括知识的激活、扩散、转移、组织、增值、吸收、利用等规律性的学科18。王知津等指出，由于情报本质是“激活了，活化了的知识”，那么知识的激活与活化当属情报学的研究重点，对知识的有效组织、管理和利用成为情报学的核心研究内容，知识化成为情报学研究发展的主要方向之一19。关于知识的研究成为新世纪情报学的研究热点，印证了布鲁克斯早年提出的“情报学的任务是探索和组织客观知识”的预言。

2.2.4整合观吴慰慈认为，信息技术革命促进了情报学科体系的成长、发展、变革和转型，而且在信息管理学科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表现出强大的整合作用。“情报学应该积极参与到信息管理学科群的整合过程中去”，“有助于图书情报学吸收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和方法以促进自身的成长和发展”14。梁战平认为情报学、图书馆学、档案学和编辑出版学，正朝着共同的研究对象、环境、目标发展，机构取向、学科取向、认识取向都趋向一体化20。文献13等认为情报学要融合经济学、社会学、计算机科学、通信工程等诸多学科，走科际整合的道路，大力融合其他学科的理论、成果、方法发展自己。整合观是在充分认识到情报学的综合性、交叉性和高度渗透性特征而提出的一种发展观。

2.2.5其他发展观赵海军提出以系统科学理论来指导情报学的研究，提出了情报学发展的系统观21。姬鹏宏将情报学的发展和学科定位为智能信息学，认为情报学的核心问题是探索激活信息的自身规律，而运用智能对信息进行激活是重要手段，提出了情报学的“智能信息观”22。赵建功提出的情报学“全息观”认为，将“全部情报学理论融合成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有机整体”，从而“大大改观情报理论建设落后于实践的现状”23。

3、情报学科学发展观的基本特征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认为，科学发展观就是要“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树立情报学科学发展观，其根本目的就是实现情报学学科的可持续发展，为人类社会进步作出应有的学科贡献。笔者认为，情报学的科学发展观应当具有以下基本特征。

3.1战略性

情报学的科学发展观属于一种战略性发展观。战略性发展观是指关于情报学学科发展的长远性和全局性的谋划，是对情报学当前与长远、现实与未来的统筹兼顾，是对情报学未来发展目标及其实现途径的规定和谋划。情报学科学发展观的战略性特征要求情报学面对信息技术革命的挑战，不断调整和改变自身的发展策略，以长远的战略目标来规划当前的行动方案。

3.2可持续性

情报学的科学发展观是一种可持续性发展观。20世纪80年代，面对人口、资源、环境、经济与社会间的发展矛盾，联合国规划署于1980年首次提出“可持续发展”的概念。经过20多年的发展，可持续发展观念已深入人心。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思想是使人类社会发展具有一种长久维持过程的状态，即可持续性。情报学的可持续发展观是指在保持情报学与社会、环境、经济、技术、资源、相关学科协调发展的前提下，能够沿着自身历史发展轨道长期持续地发展。李国秋认为，由于情报学既具备坚实的学科理论基础和严格的学科架构，又具有开放的学科研究传统，因此情报学完全具备可持续发展的能力17。

3.3以人为本

“以人为本”是情报学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思想，即以情报用户的情报需求和满足作为情报研究和情报工作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我国早期情报学的研究主要以文献为中心。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信息和情报成为情报学的主要研究对象，并出现了“技术至上”的倾向。实践证明，以文献、信息、情报或技术为研究对象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情报学的核心问题。20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知识及其相关内容成为情报学的研究热点。情报学的研究对象从文献转移到信息再而转向知识，充分体现了情报学学科发展“以人为本”思想的逐步树立，是人类认识发展的理性回归和情报学发展的必然趋势。情报学要加大对情报用户的结构层次、信息需求、信息利用等方面的研究，信息系统、信息服务和信息产品都要以信息用户为中心进行设计开发，实现用户与情报、技术、社会的协调发展。

3.4符合国情

情报学的科学发展观要求情报学的理论研究、技术研究和应用研究均要符合我国特定的国情环境。朱光亚曾指出：“情报学研究不仅要从理论上探讨和阐述，更重要的还应密切联系情报科学发展现状和我国的实际。”我国情报学研究历来有学习国外的传统，但各国国情差别巨大，要求我们对其采取“一分为二”的态度对待。唯物辩证法认为，内因是事物变化的根据，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外因是事物变化的条件，是次要的原因。近年来我国情报学发展遭遇了一些挫折，外因使情报学的外部环境发生了一些不利于情报学发展的巨大变化；内因，也就是最主要的原因是，情报学没有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及时加强自身学科建设，没有制定出适合本国国情的学科发展战略。美国学者哈利·M·克比里奇曾建议成立“发展情报学”，强调发展中国家应根据本国国情创立有别于西方国家情报体系的情报学24。印度的阮冈纳赞没有一味模仿西方模式，而是根据本国国情，巧妙地吸引消化和改造了印度图书馆学情报学，成为“工业化西方国家以外取得独创性理论第一人”8。总之，学习借鉴国外先进有益的东西是必要的，盲目照搬他人只会成为“阻碍学科发展的绊索”25。

4、对情报学发展的几点认识

4.1当前情报学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对于情报学面临的主要问题，许多学者都进行过归纳总结26,3。笔者认为，目前情报学面临的主要问题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1）至今没有形成贯穿其全领域的、自成体系的、严密的基本理论。其客观原因在于情报学通常以社会层面的信息作为研究对象，而社会科学工作者处于研究对象之中，容易失去客观性而陷入主观片面的境地。主观原因则在于人们总是有意无意地套用观察物质现象的思维定势去观察情报现象，用物质运动规律去解释情报运动过程的规律。

2）研究对象模糊，没有形成自己独特的、能主导情报学研究与发展的核心研究领域。我国早期情报学主要集中于科技情报、文献情报的研究，随后又出现了情报经济热和情报技术热，近年来情报学的研究对象又逐渐扩充到整个信息科学领域。研究对象的泛化，使情报学的学科属性和学科地位更加模糊。

3）缺乏完备的研究方法。通常认为，属于情报学的专门研究方法只有文献计量学方法和引文分析法，事实上这两种方法的研究对象都针对文献的外部特征而非实质内容。没有建立完备的研究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情报学的学科地位。

4）情报理论与情报实践脱节。我国情报学研究力量主要集中在高校，与科研院所和企业联系不够紧密，客观上也影响了情报学的发展。情报学研究中存在的“里热外冷”现象，就是理论与实践联系不够紧密的反映。

5）教师知识结构亟需更新。我国情报学教育研究力量参差不齐，且相当一部分教师都是从原来图书馆学或其他学科转化而来。情报学的跨学科性，特别是与其联系紧密的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导致教师的知识结构更新跟不上学科发展需要，这也是造成目前情报学教育处于低潮的重要原因之一。

4.2情报学的发展途径

对于情报学的发展途径及模式，许多学者也进行过有益探索。笔者认为，一门学科能否自立于学科之林，主要看其对问题研究的深度和对社会实践所起的作用。在问题研究深度方面，情报学首先要加速形成严密完善的理论体系，必须实现从现象描述或经验体会，上升到提炼理论规律。当务之急是需要一批具有丰富实践经验和深厚理论根基的学者，通过富有创见的理性研究，将大量感性的实践经验上升到理论深度，把握事物的发展规律。通过对相关学科成果的消化吸收来丰富情报学理论内涵，培育学科理论内核以保持情报学的独立性。在情报学的核心研究领域方面，要集中力量在情报理论、情报存储、情报检索、情报技术、情报分析方面实现学科重大突破。在实践方面，要加强与相关学科融合，大力发展学科情报学，为学科专业服务；加强与政府或行业的沟通，为其提供专业化信息服务；通过各种形式改善教师知识结构，提高情报学专业教育水平。课程体系改革要把握好“量”和“度”的关系，吸收相关学科成果时要注意保持本学科特色和优势。

4.3情报学的发展方向

情报学会走向何方？面对情报学近年来遭遇的种种挑战，大多数学者都对情报学未来表现出较大的乐观性。严怡民认为，“我们有理由相信，走向21世纪的情报学有着无限广阔的发展前景。”27赖茂生指出，“情报学的前途系于社会信息化和网络化这一对历史车轮上，努力为促进社会信息化和网络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与管理做贡献，情报学的前途就不可限量。”28笔者认为，情报学的发展是一个分化和综合交替前进的运动过程，社会的需要是情报学生存和发展的前提。情报学的发展过程是由所处时代的特征、社会需要、科技进步和科学发展的自身规律共同决定的。既然情报是“激活了的，活化的知识”，情报学实际上就是研究如何激活信息或知识的科学。情报学由文献层次向信息层次、知识层次进化是学科发展的必然趋势。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加深对网络环境下情报用户和情报服务的研究和认识，形成与现代信息技术相适应的理论取向，只有多在“激活与活化知识”上做文章，情报学才有真正的出路。

5、结论

从“发展是硬道理”到“树立和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体现了人类认识和实践的不断深化。值得指出的是，我们无意用科学发展观全盘否定其他发展观在特定历史时期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我们只是倡导用更加“科学”的精神对待情报学的学科发展规律，用“发展”变化的眼光看待情报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逐步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情报学理论体系，实现学科的良性发展，使其以崭新的面貌屹立于学科之林，为促进人类信息和知识的开发利用作出较大的学科贡献，这是情报学科学发展观的最终目的，也是我国情报学学科发展的永恒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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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发展观论文范文篇9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环境思想；科学发展观；人与自然；物质变换

Abstract:HowdoesscientificdevelopmentviewinheritandadvanceMarxismandopenupanewtheoreticalsphere?BasedontheresearchonMarxistenvironmentalthought,thispaperexpoundsontherelationshipbetweenscientificdevelopmentviewandMarxism.ItpointsoutthatMarxisminvolvessuchaspectsastheinterpersonalrelationship,theharmoniousrelationshipbetweenhumanandnatureandproperexplorationofnaturalresources.Thoseaspectshavelongbeenneglected,whichleadstotheincompletecomprehensionofMarxism.Havingeliminatedonesidedness,scientificdevelopmentviewinheritsandadvancesMarxismatlarge.

Keywords:Marxism;environmentalthought;scientificdevelopmentview;humanandnature;materialtransformation

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及其传播，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一件大事。马克思主义科学地预言，人类最终将发展成为没有压迫、没有剥削、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人们精神文明高度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在这一美好理想的鼓励和支持下，亿万人民群众在各国马克思主义政党和领袖的领导下，满怀信心地投入了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洪流。然而，进入20世纪以来，随着全球生态危机的加深，以及前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世界各地的马克思主义者开始意识到：在将近一个世纪的漫长岁月中，由于历史的种种原因，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理解和实践，并不是系统和准确的，作为一个完整体系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被人们肢解了，尤其是马克思主义中的和谐思想，成为“一个被长期遮蔽的视域”。马克思主义中的和谐思想，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也包括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其中的后者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环境思想。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考察人类社会发展问题时，是将“自然—人—社会”当作一个整体来看待的，对人与人的关系，及其与其密切相关的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了全面、完整、系统而又精辟的研究和阐述。但是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继承者们的注意力和着眼点都只是放在如何解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尤其是阶级关系问题上，而对人与人关系影响甚大的另外一种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则缺乏应有的关注。

由于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和理解缺失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缺少了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关注，因而是缺少了环境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是不完整、不全面的马克思主义。缺少了环境思想的共产主义理论，也是不全面、不完整的共产主义理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的问题和挫折，并不是马克思主义本身的问题，而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和理解出现了偏差。只有全面、准确地理解和认识马克思主义，对长期以来被忽视了的马克思主义环境思想重新认识，才能全面完整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理论，并为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提供正确的理论指导。

马克思主义对环境问题虽然没有专门的论述，从表面上看来是零星地、分散地出现在其他论述之中，但却是系统、完整的思想理论体系。这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宽阔的理论视角决定的，他们将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看作是人类面临各种矛盾的有机组成部分，必须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一并解决。现在一些环境思想的研究者，批评马克思主义缺少对环境问题的关注，恰恰暴露了他们本身的狭隘，虽然他们对环境问题的研究更专门、更细致了，但却将环境问题孤立起来看待，从而导致在一些重要问题上的错误认识。

一、马克思主义的环境思想

马克思主义环境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对人和自然界关系的总体认识。马克思和恩格斯从不同的层次、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侧面，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的论述，基本内容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点：

（1）人与自然的关系是最基本的关系。在人类全部历史中，“第一个需要确定的具体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受肉体组织制约的他们与自然界的关系”。

（2）人是自然界的产物，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他们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也就等于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

（3）人靠自然生活，离不开自然界。“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不断交往的、人的身体。”

（4）自然界是生产力的要素，是劳动对象。劳动和自然界是一切财富的源泉，“人类没有创造物质本身”，人类的生产能力，“只有在物质本身预先存在的条件下才能进行”。也就是说，“自然界为劳动提供物料，劳动把物料转变为财富”。

（5）以人为本的思想。在人和自然的关系中，“主体是人，客体是自然”。

（6）“人化自然”的思想。马克思主义所说的自然界，是在人类社会产生过程中形成的，这个人类生活于其中的自然界，并不是抽象的，而是经过人类改造的，具体的、真实的自然界。“被抽象地孤立地理解的、被固定为与人分离的自然界，对人说来也是无。”

以上这些观点对于如何正确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十分重要的，但不属于本文论述范围，故不赘述。

马克思主义环境思想除了以上基本观点之外，还有以下几个重要观点：

（1）自然—人—社会是一个整体

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的继承者们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理论，有着比较深刻的了解，认识到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性作用：生产力发展，必然会导致落后的生产关系发生变化，使之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这也是马克思主义者坚信共产主义一定能够实现的一个重要理论基础。但是，这只是一个方面，只是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待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问题。对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另外一个角度和侧面，却缺乏应有的认识和理解。

生产力是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因此，生产力问题实际是人与自然关系的问题；而生产关系的问题则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问题。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问题也可以看成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问题。

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和人类解放的理论，并不是像过去人们所理解的那样，孤立地看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且只是把这种关系看作是阶级斗争关系，而是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联系起来看待的，即将自然—人—社会三者作为一个互相影响、互相制约的统一体来看待的。

将人与人和人与自然的关系割裂起来孤立看待，并不是从马克思主义的继承者开始，而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之前理论界的普遍现象，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们站得更高，看得更全面，能够发现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

恩格斯敏锐地认识到：“自然和历史——这是我们在其中生存、活动并表现自己的那个环境的两个组成部分。”也就是说，人类社会面临两种关系，一是人和自然的关系，一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为了纠正将人与人和人与自然这两种关系互相割裂的思想认识，马克思和恩格斯不得不多次阐述这一问题。他们批评过去的一切历史观，“把人对自然界的关系从历史中排除出去了，因而造成了自然界和历史之间的对立”。同时进一步指出：“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密切相关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马克思和恩格斯多次强调，历史的这种双重关系——自然关系和社会关系——是互相制约、互相牵制的，“人们对自然界的狭隘的关系制约着他们之间的狭隘的关系，而他们之间的狭隘的关系又制约着他们对自然界的狭隘的关系”，因此，“始终必须把‘人类的历史’同工业和交换的历史联系起来研究和探讨”。

马克思和恩格斯还进一步将这种对两种关系的认识同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联系在一起，深刻地指出，“我们这个世纪面临的大变革即人类同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而且他们的所有理论研究工作，都是围绕着实现这两大变革而进行的。可惜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继承者们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并没有真正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深刻思想，将两个大的变革当作一个，即社会关系的变革，而且是更多地把人与自然的关系单纯理解为发展生产力，把人与人的关系单纯理解为阶级关系，而且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把“和解”单纯理解为“斗争”和“征服”。

现在，日益严重的环境危机告诉我们，如果再不关注人与自然和解的环境问题，失去资源和环境的支撑，人类社会将会难以持续，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尚且难以为继，又怎么能够谈得上实现共产主义呢？众所周知，共产主义的实现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需要经过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的努力。共产主义得以实现的前提，就是人类社会的持续发展，从这种意义上说，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和科学发展观，是实现共产主义的必要前提，“绿色道路”是实现“红色道路”的物质保证。没有人与自然的和谐，就不能建成共产主义。

（2）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

马克思以实践为中介来解释人和自然的关系，认为劳动是使主体和客体相互联系，人与自然交往的过程，并把这一过程概括为“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

用“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来概括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非常准确，也非常深刻，抓住了环境问题的实质。因为这个过程包括人类从自然界获取资源的过程，也包括把这些资源加工成为人类所需要的产品的过程，还包括在加工过程中产生的各种废物（包括气体、液体、固体等形态）并把它们释放到自然界的过程，甚至包括产品被消费之后的残骸丢弃到自然界的过程。由于技术、制度等方面的原因，这一物质变换过程中，有许多不合理、违反自然规律之处，正是这些不合理、违背自然规律的物质变换，导致了人与自然的不和谐关系。

人和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不合理，一是由于生产技术和工艺的不合理，让许多宝贵的资源不是转化为人们所需要的具有使用价值的产品，而是转化为令人讨厌的污染物，或是不合理地开采自然资源，破坏了生态平衡；二是由于社会制度的不合理，生产不是为了满足人民的实际需要，而是为了利润，为了达此目的，就去鼓励人们追求超出实际需要的消费，大力宣扬享乐主义、拜金主义。这就使得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到处盛行，这种不合理的物质变换程度越来越严重，由此导致的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生态破坏也越来越严重。

（3）私有制是环境问题产生的社会根源

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中人和自然的物质变换过程的考察，发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仅是违背人性的，也是违背自然的，正是这种违背自然的社会组织，破坏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农业的任何进步，都不仅是掠夺劳动者的技巧的进步，而且是掠夺土地的技巧的进步”，“资本主义生产使它汇集在各大中心的城市人口越来越占优势，这样一来，它一方面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另一方面又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到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

恩格斯还通过对资本主义工业生产的分析，发现资本主义也是环境污染大量产生的根本原因：蒸气力的使用使其集中于城市，而“蒸汽机的第一需要和大工业中差不多一切生产部门的主要需要，都是比较纯洁的水。但是工厂城市把一切水都变成臭气冲天的污水。”而且，“资本主义大工业不断地从城市迁往农村，因而不断地造成新的大城市”。恩格斯认为，要从根本上解决这种工业污染问题，“要消灭这种新的恶性循环，要消灭这个不断重新产生的现代工业矛盾，只有消灭工业的资本主义性质才有可能”。恩格斯指出：“只有通过城市和乡村的融合，现在的空气、水和土地的污毒才能排除，只有通过这种融合，才能使现在城市中日益病弱的群众的粪便不致引起疾病，而是用来作为植物的肥料。”

从以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环境问题的分析，可以看出其中包含着深刻的环境思想：

首先是生态循环思想。按照生态循环规律，人类以及一切动物的排泄物乃至尸体，都应该重新成为植物的养料，这样才能保证整个自然界生生不息，永继发展。而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却打破了这一维持生态环境持续发展的基本状态。

第二是合理利用资源的思想。粪便是传统农业的肥料，但利用不当则会成为污染物，由此可以引申为，所有污染物其实都是资源，只是由于没有得到合理的利用才成为污染物，合理利用资源不仅可以减少浪费，使资源实现可持续利用，也是减少污染物产生和排放的根本途径。

第三是环境规划的思想。恩格斯认为，集中于城市的环境污染问题，是资本主义生产没有计划地发展城市引起的，只有通过城市和乡村的融合，才能解决环境污染的问题。这其实是一种环境规划思想，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制定合理的发展规划，有计划地开展城乡建设，一切重大建设项目都要通过环境影响评价，同时，这其中也包括充分合理地利用环境自净能力这种资源的思想。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关于共产主义缩小城乡差别的设想，是同他们的环境思想密切相关的。

第四，要合理地调节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只有消灭工业的资本主义性质才有可能。即“要求对我们迄今存在过的生产方式以及和这种生产方式在一起的我们今天整个社会制度的完全的变革”。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是把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同解决环境问题联系在一起考虑的。这种通过改变社会制度调节物质变换的理论，完整地贯穿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和社会发展理论之中。

（4）共产主义是两个矛盾的根本解决

由于资本主义条件下，支配着生产和交换的资本家所关心的，只是获得利润，因而对于生产过程中对自然环境产生的影响，他们根本不去关心。正如恩格斯所说：“西班牙的种植场主在古巴烧掉山坡上的森林，发现在木灰中有能获得最高利润的咖啡树的足够用一个世代时的肥料，——以后热带的大雨会冲掉得不到任何保护的腐殖土而只留下赤裸裸的岩石，那对他们来说又有什么相干呢？”307308因此，马克思主义认为，产生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对立和矛盾的根本原因，也是共同原因，是延续了数千年之久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达到极点的私有制和私有观念。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家不仅残酷地剥削自己的同类，而且疯狂地掠夺自然界。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活动——生产活动——不是为了满足全体人民的实际需要，而是为了利润而进行的，这样就不可避免地导致资源的大量浪费，这是人的异化、劳动的异化，也是人和自然关系的异化。马克思主义认为，解决这种异化的根本途径，就是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度，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由于共产主义扬弃了把人和自然、人和人分离对立的异化，人类的一切活动才能按照人的本性和自然界的规律合理地加以控制和调节。对此，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设想：“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这里所说的“人类本性”，是指实现了全面发展的人的本性，是超越了个体、民族、地区、宗教、国家利益，符合全人类的共同利益、长远利益的人类共同本性。

对上述一段话，关键在于如何正确理解“合理地调节他们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恩格斯的另外一段话可以帮助我们加深对这段话的理解：“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不仅会消除生产的现存的人为障碍，而且还会消除生产力和产品的明显的浪费和破坏，这种浪费和破坏在目前是生产的不可分离的伴侣，并且在危机时期达到顶点。此外，这种占有还由于消除了现在的统治阶级及其政治代表的穷奢极欲的浪费而为全社会节省出大量的生产资料和产品。”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人们周围的、至今统治着人们的生活条件，现在却受到人们的支配和控制，人们第一次成为自然界的自觉的和真正的主人，因为他们已经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了……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

从上面两段话可以看出，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在共产主义条件下，由于消灭了私有制，社会的生产将不是为了利润，而是为了人民的实际需要，这样就可以合理地控制和调节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减少乃至消除资源的不合理利用和浪费，从而达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马克思主义认为：“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在这里，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理论得到了完整的体现，即真正的共产主义，必须实现两个“和解”，也就是人与自然的和解和人类自身的和解，二者缺一不可。

二、科学发展观：马克思主义环境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环境思想的长期被遮蔽，使得以往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是在缺少环境思想的马克思主义——不完整、不全面、不准确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进行的，这也是导致许多社会主义国家不断受挫的一个理论原因。真正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环境思想，将其恢复成为马克思主义完整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实践层面作出巨大贡献的，是经过了改革开放，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努力奋斗的中国共产党人。

同以往的发展理论相比，科学发展观的突出特点是，强调了长期被忽视的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明确提出和谐社会包括人与人的和谐和人与自然和谐，并进一步提出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发展目标。这同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人类同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的历史任务以及“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这个共产主义目标是一脉相承的。

科学发展观将建设节约型社会作为一个重要发展目标，这就抓住了环境问题的实质，即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中的不合理问题。这种问题主要表现在，由于资源的不合理利用及其浪费，不仅使得大量宝贵的资源变成污染物，毒化了人们的生存环境，破坏了生态平衡，而且使得人类社会由于资源的枯竭而难以持续。科学发展观提出通过发展循环经济、推广清洁生产、节约能源资源等技术措施，以及通过完善有利于环境保护的各项政策措施和法律体系，来调节这种物质变换，使之合理化，让资源得以合理利用，减少不必要的浪费，同时也就减少了污染物的产生，这正是对马克思主义“合理地调节他们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要求的伟大实践。

必须说明的是，上述的技术措施和政策措施，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都是可以实行的，如一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节约资源技术方面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也制定了比较完善的环境保护法律和政策体系。但是，因为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目的不是为了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实际需要，而是为了利润。为了赚取更多的利润，就要不惜浪费和消耗大量的资源，生产一些脱离人们基本的实际的需要，人为地制造一些虚假的需要，或者是为满足少数人穷奢极欲的物质享乐而生产的产品，并让这种所谓的需求变成一种社会潮流，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资源的极大浪费。因此，要从根本上解决资源的不合理利用和浪费问题，合理地调节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从根本上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就必须彻底改变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制度。

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一个漫长的历史阶段，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缓慢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目前，在全球范围内资本主义制度占优势的情况下，我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私有制还存在，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思想残余在人们思想深处根深蒂固，加上有关环境和资源方面的科学知识也没有得到深入普及，人们普遍没有深刻了解节约资源和环境保护，生活方式和人类前途命运之间的内在联系，不仅在群众中，为了个人的眼前利益而追求金钱、追求享乐而不惜浪费资源的现象很普遍，而且在各级领导干部中间，也存在着不少铺张浪费、讲排场、挥霍资源的弊端。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经过长期的努力。对此，科学发展观提出了“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养成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发扬艰苦奋斗精神，提倡勤俭节约，反对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这些都是对人的全面发展的要求。只有人们的思想觉悟极大地提高了，才能树立同自然环境和谐相处的世界观和生活方式；只有生活目的明确了，不再是为了个人的享乐而生存，不是单纯追求物质享受，才能为了全人类的持续生存和发展，为了子孙后代的幸福，自觉地抑制超出地球承载能力的物质欲望。只有全社会的人都具有这样的思想觉悟，才能合理地调解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这是人的全面发展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内在联系。

从上述意义上看，建设和谐社会不仅是适应目前形势的需要，而且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必要组成部分，也是实现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共产主义社会必须具备的根本条件，是我们的长期奋斗目标。

参考文献：

[1]安启念.和谐马克思主义：一个被长期遮蔽的视域[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6（3）：81.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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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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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603.

[10]臧立.“红色道路”和“绿色道路”[N].南方日报，20011202（B2）.

[1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926927.

科学发展观论文范文篇10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传统涵义；丰富涵义；核心涵义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党的十七大政治报告指出：“科学发展观，是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全面理解“以人为本”的科学内涵、准确把握其本质与核心涵义，既是一个基本的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学习贯彻十七大精神的重要现实问题。本文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尝试性探讨。

一、“以人为本”的传统涵义

早在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时期，齐国政治家思想家管子就提出了以人为本的思想，他说：“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现则国固。”这里，“人”是国之本，而“国”又是“霸”者实现霸权统治之国，于是说到底“人”是霸权主义者或国家统治者之本；这里的“人”，泛指民众、士阶层、官僚阶层甚至还包括统治者自身；这里的“以人为本”只是形式，其本质与核心是以国家统治者为本。以这一思想为源头而演变成著名命题：民是水、君是舟，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即所谓民本思想；从春秋战国到秦汉乃至整个封建社会，差不多凡开明君主、开明政治都或多或少不同程度地具有这一思想。这一命题以水与舟的关系形象地喻比民与君的关系，这里的所谓“本”已不是形而上的“本原”、“本体”、“主体”的意思，而只是形而下的依赖、借助、利用的意思：舟之本原、本体、主体并非水，君之本原、本体、主体并非民，民只不过是君实行其统治所借助的工具或力量而已；所以，水舟之喻把形似民本主义的命题昭示出“君本”本质。儒家传统经典思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内含着以人为本的思想，心学后裔、王阳明学派分支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将这一内隐的思想挖掘出来、大加张扬，认为“修身”是“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本：“吾身是本”，“家国天下是末”、“天地万物是末”。[1]这首先是一个社会学的命题，同时它已经有了比较严格的政治哲学、本体论哲学的“以人为本”的特质。泰州学派所说的“身”即人，并非仅仅指人的肉体之身，而是泛指人的肉体与心理、精神、知识的统一体，尤其强调人的物质性身体及其物质性生活与精神性教育道德状况，这种人既有健康强壮之身体、又明身家国及天下之大道；值得注意的是，泰州学派的这种“人”，固然不能完全否认它有“人类”之人的含义，但其主要的也是他们特别强调的是具有自主能动性与自由的个体之人，若干这种自由能动之人（身）的总和就构成人类之人。

在西方，公元前五至四世纪，以智者派和苏格拉底为代表把哲学研究的眼光由外部自然转向人及人类社会，人文、人本等思想领地拓荒而出。苏格拉底把人的内心原则伦理化，认为德性乃做人立国之本；这是西方第一个道德哲学的人本主义思想胚芽。智者普罗塔戈拉的著名命题“人是万物的尺度”，是西方哲学史上第一个人本主义命题。“人是万物的尺度”中的“人”有多种含义，可供不同主体因时因地因事而自由选择。这种“人”可以指：人类之人，个体之人，人的肉体和物质性欲望、物质利益，，人的感觉（主要是个人感觉），人的理性或思想。纵观智者学派和普罗塔戈拉一贯思想及其总傾向，这里的“人”主要指个人及个人感觉。事实上，这一命题在当时被不同的人在不同意义上使用，对当时社会及后世发生了多方面的影响。柏拉图对老师苏格拉底把人的内在原则伦理化加以改造和发展，把人的内在原则客观化、独立化，将之命名为“理念”，这种理念是世界本原。由于他强调“理念”不是人的主观精神、而是在人和万物之外之先的客观精神，所以他就走到了“人本”论的反面：理念是本，人是末。这种思想成为主流，长期影响着西方社会。到古罗马后期，经过新柏拉图主义者普罗提诺改造，理念本原论演变为神秘的“太一”本原论。在漫长的中世纪，公开的“以神为本”论成为正统的主流意识形态。文艺复兴时期，“以人为本”成为时代精神主旋律；在这里，所谓“以人为本”主要是社会学命题，同时也是其它众多学科普遍认可与赞同甚至时尚的命题。这里的“人”，主要指人类之人，也指个体之人，既包括人的肉体及其物质性的欲望、利益，也包括人的精神性的愿望、要求（感性与理性），主要对立于封建神学的“神”及“以神为本”。这种泛人本论，到了十七至十九世纪，人们从哲学高度进行总结时，强调以人的物质方面为本的就形成了唯物主义学派，强调以人的精神方面为本的就形成了唯心主义学派，最后在费尔巴哈那里物质与精神统一于人，从而形成了典型的“以人为本”的哲学命题。这里“人”指有生命有欲望的“活人”，对立于传统宗教的“神”、也区别于唯心主义的“精神”或“理性”；这种“人”是自然和社会、存在和思维统一之“本”（基础），这种“人”是神之本、精神及社会生活之本（本原、根源）。值得注意的是，从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到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人”的内涵在形式上标榜“所有人”、“现实人”，而实质上特指资产阶级的人即资产者，所以当他们讲以所有的“现实人”为本时，所谓“人”只能是抽象人。现当代西方人本主义社会学与哲学思潮及其诸流派，本质上都是以上述人本论为淵源的发展和改变了的理论形态。

纵观以上中外传统“以人为本”论，各有一定的积极合理因素，又各有其致命缺陷，在总体上都是片面的、不科学的。弄清这些思想的合理因素与缺陷及其历史演变与规律，对于正确而科学地理解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二、“以人为本”在科学发展观中的丰富内涵

马克思主义的人学理论否定了作为哲学本体论的“以人为本”，同时继承了传统“以人为本”论中的积极合理因素。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其“核心是以人为本”。所以，作为科学发展观“核心”的“以人为本”，首先具有马克思主义从传统人本论继承下来的合理思想，同时具有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的科学内涵，还具有与新时期中国特式社会主义建设相适应的新内容，内涵极其丰富。

（一）“以人为本”之“本”的涵义

“本”是根源、根据、原来、本质、主要等意思；在哲学上，“以人为本”之“本”指：世界的本原、本质或本体即第一性的东西；在其他学科中，“以人为本”之“本”指某领域一切事物、现象的本原、来源、根据、本质、本体或主体。在科学发展观中“以人为本”之“本”主要是第三类含义，但它与前两类含义也有一定的渗透、相连，其主要的含义是：人是事业发展的主体（本体）、力量源泉，人是事业发展的目的、成果享有者，通俗地说“依靠人发展事业”、“发展事业为了人”。

（二）“以人为本”中的“人”的涵义

1．从“人”的涵盖面看，科学发展观中“以人为本”的“人”包括：人类之人、中国人、群体人、个体人。（1）“人类之人”，即人类所有人、当今全世界各国人，是相对于神、自然、物等而言的。十七大政治报告说：“我们将继续以自己的发展促进地区和世界共同发展，扩大同各方利益的汇合点，在实现本国发展的同时兼顾对方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正当关切”；“中国决不做损人利己、以邻为壑的事情”；“中国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繁荣稳定也离不开中国”。所以，科学发展观中“以人为本”的“人”有“人类之人”的涵义。（2）“中国人”，指具有中国国籍的所有人。科学发展观是指导中国事业发展的战略思想，理所当然地“以人为本”的“人”，首先主要指中国人。中国的事业发展，首先主要依靠中国人，主要为了中国人。实践证明，中国、中国人要提升自己的国际地位与形象，根本和关键是首先做好国内的事、做好自己的事；中国是一个拥有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大国，中国把自己的事做好了这本身就是对世界对人类的重大贡献。（3）“群体人”，指国内各个地区、行业、部门、单位、集团中的人群。群体与国家、群体人与中国人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所以，各个地区、部门、行业、单位的发展，首先主要依靠自己内部所有人、主要为了自己内部所有人。（4）“个体人”，即每一个自然地生存、活动在社会中的单个人。个体人和群体人之间、每个人自身发展及所承担事业发展和团体事业发展之间也是部分和整体的关系。每个人所承担的工作当然首先主要靠自己，工作的目的主要直接为自己。2．从“人”在社会关系中所处地位看，科学发展观中“以人为本”的“人”包括：普通人、党和国家领导人、介于以上两者之间的地方各级领导者和管理者。（1）“普通人”，指处于社会最基层、不担任任何领导或管理职务、在社会上默默无闻的人。中国的革命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中国大多数人的事业，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人”理所当然地主要指这种“普通人”即群众。（2）“党和国家领导人”，即居于党和国家最高领导职位掌握最高权力的人。相对于普通人、地方各级领导者和管理者，这是人数最少的人群。这部分人首先是普通人即群众中的一部分，同时又是群众的代表和组织者领导者，所以这部分人一方面首先也和全国民众一样，是全国事业发展和他们所在岗位具体事业发展之“本”（主体、参与者）；另一方面他们又是全国事业发展的决策者、组织领导者和管理者，以服务人民群众为本（目的）。（3）“地方各级领导者和管理者”，即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以下各级组织和政府的领导人和管理人员。这部分人在人数上和地位性质上都是前两者的中介，一方面相对于党和国家领导人而言，他们属于群众的范畴；另一方面相对于社会最基层群众和他们领导管理下的那部分人而言，他们又属于“领导“的范畴。

3．从“人”对社会发展的作用性质看，科学发展观中“以人为本”的“人”包括：人民和敌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坚持“以人民为本”。对于“敌人”，除极少数同时犯有重大刑事罪且罪大恶极者必须处以极刑之外，对于其中的大多数人实施的是人道主义的改造政策。对极少数“敌人”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工作也是社会主义事业之一，也有一个发展问题，也要“以人为本”：首先，对“敌人”进行改造这种事业发展要“以法治工作者为本”（法治事业主体），这是法治工作的一种“以人为本”；其次，“敌人”（包括一般刑事罪犯）也是人，对他们实施制裁的目的是教育人、改造人，把他们中的大多数改造成“新人”、成为“人民”的一部分，这是法制工作的又一种“以人为本”（法治工作目的）；再次，受改造者能否得到改造，关键在他们自己即“以受改造者自己为本”（自新主体），这是法治工作的再一种“以人为本”。

4．从“人”的构成要素看，科学发展观中“以人为本”的“人”指：身和心的统一体。“身”，即人的肉体，泛指人的身体正常生存、健康、发展及其所需物质资料。“以人为本”的最起码、最基本涵义，就是要以人的物质需要满足为本，解决人的生存、温饱问题。“心”，泛指意识或精神，包括情感、意志、知识（感性知识和理性知识）的整个主观世界。这些主观欲望得到满足的顺序是从最低级开始、依次上升的。作为“身”与“心”有机统一体的“人”，不仅是自然性、生物学意义上的有机统一体，而且也是社会历史性的有机统一体，即生活活动在一定历史阶段一定经济政治精神等社会条件下的现实人，这种现实人是多面人、全面人，而不是单面人、片面人。在一定历史阶段、特定历史条件下，人可能同时有多方面的需要而不是单一的某种需要，但在多种需要中又只能有一种是主要的；当这种主要需要得到满足之后，又会产生新的主要需要，“以人为本”的中心也随之转移，从而人和社会发展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因此，“以人为本”，“本”是何种意义之本，“人”又是什么人及人的何种方面与要求，都是十分复杂而具体的，是因时因地因事因人而转移的，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具体对待。

三、“以人为本”在科学发展观中的核心涵义

“以人为本”在科学发展观中的本质和核心涵义是“以人民群众为本”，即“完全彻底为人民”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以人民群众为本”是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在科学发展观上的具体体现和运用。十七大政治报告再次重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党的一切奋斗和工作都是为了造福人民。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在学习理解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中，如下几个方面需要特别注意：

（一）要清醒认识并且切实处理好的对上负责和对下负责、对群众负责和对领导负责的关系

从本性上说，对上负责和对下负责、对群众负责和对领导负责是一致的。现实中，对上负责和对下负责如果发生了矛盾，那么：从行政纪律和组织原则上说，应该坚持把“对下负责”统一于“对上负责”，因为“上”所代表的是更广大范围的人民群众的更根本的整体利益；从理论和本性上说，应该坚持把“对领导负责”统一于“对人民群众负责”，因为“领导”也是群众的一部分且代表群众。这里始终坚持的是人民群众满意不满意的标准，而不是少数甚至个别官员满意不满意的标准。

（二）人民群众首先是我们事业发展的主体、力量源泉，同时又是我们事业发展的原始动机、最终目的即一切发展成果的受益者享有者

如果淡漠甚至丢弃了人民群众的主体、主人地位，仅仅把人民群众当作服务对象或仅仅是同情、拯救的对象，那就倒退到空想社会主义、英雄史观；如果连人民群众是服务对象也丢弃了，那就完全沦落到私有制社会和剥削阶级国家的“官本位”，这是与共产党本性和社会主义制度水火不容的。

（三）人民群众作为一个整体其利益要求是多层次多方面的

在一定时期，人民群众的整体利益中总有一种利益要求占主要和主导地位、其他利益要求处于次要和从属地位，并且主要或次要利益要求是发展变化的；人民群众内部区分为不同人群、若干个人，不同人群或个人除共同利益要求外还各有不同的具体利益要求，并且这些共同的或不同的利益要求也都是发展变化的。所以，在贯彻落实“以人民群众为本”中，要认真切实处理好主要利益和次要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根本利益和非根本利益、局部利益和全局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等关系，统筹兼顾、不可偏废。如果个人或单位、局部地区人群的具体利益和全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发生矛盾时，要坚持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本；如果经济政治文化不同层面上的人群，相互间在具体利益上发生矛盾时，要坚持以最基层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基本利益为本；唯此，才是真正坚持“以人为本”、才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以人为本”、才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的“以人为本”、才是把握了科学发展观中“以人为本”之真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