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韩贸易论文范文10篇

中韩贸易论文范文篇1

与韩国为友好近邻,交往渊源流长,文化背景极其相似,这为中韩贸易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并且,两国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结构互补,各有所需,也为两国的经贸合作提供了必要性和现实性。自1992年8月中韩两国正式建交以来,贸易形式从间接贸易转为直接贸易,贸易额迅速增加。中国成为继日、美之后韩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而韩国也保持了继日、港、美之后中国第四大贸易伙伴的地位。与之相伴随,双方在投资领域的合作也取得了惊人的发展,特别是韩国在华的投资,从1992年正式起步至今,已形成了遍地开花的局面,占其海外总投资的20%以上。1992～1998年七年间,中国累计实际利用韩国直接投资75．7亿美元,成为韩国的第一大投资对象国,而韩国在所有来华进行直接投资的国家中,也占据了第七大投资来源国的地位。双方在投资领域的合作,带动了大量原材料、技术设备及产成品的进出口,从而大大促进了双边贸易的发展。

二、中韩贸易存在的及原因

中韩贸易的发展,是一个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快速发展过程,取得这些成就当然可贺,但也属正常。随着中韩贸易基数越来越大,发展渐趋成熟,其间暴露出的问题也越来越多。因此有必要找出问题,分析原因,以便在此基础上有的放矢地采取应对之策。

（一）中韩贸易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中韩双边贸易在宏观层面上存在较直观的问题有:

1．贸易增长乏力直至为负

1992年两国正式建交后的四年中,双方贸易可谓是大踏步前进,每年贸易增长率均在40%以上。但到1996年,由于我国出台了一系列外经贸政策法规,加上国际市场原材料价格上涨的,使我国企业的出口积极性下降。韩国作为我国的第四大出口市场,对其出口必然受到影响。同时,在双方贸易中担当重要角色的韩资加工贸易型企业,在出口利润下降的情况下,进口积极性也受到波及,从而使中国从韩国的进口贸易也有所放缓,致使双边贸易增长率从1995年的44．8%下降至1996年的17．7%。1997年,局势有所好转,双边贸易出现恢复性增长,增幅达20．3%,但已与1996年以前的增长势头不可同日而语。1998年,双边贸易受亚洲危机的影响越来越大,特别是韩国还是当事国之一,这样,中韩贸易的增长步伐戛然而止。从1998年年底的统计数字看,双边贸易出现了史无前例的负增长,降幅达11．6%。1999年上半年,双边贸易虽有所恢复,但增长速度并不快。

2．贸易不平衡趋势渐大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中韩双边贸易中中方逆差是越来越大的,到1997年已达到58．1亿美元,占到从韩国进口商品总值的38．9%。尤其是1997年下半年韩国发生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对韩国的出口大幅下挫,一些大宗商品如纤维制品、农矿产品、零部件等跌幅更为突出,1998年中国对韩出口额仅为61．7亿美元,比上年下降31．3%。同时,韩国对中国的出口也不及预料的好,半导体、汽车、机床、船舶、通讯设备等品及家电等一般消费品的对华出口上半年还有大幅增长,下半年就逐步萎缩,到年底,对华出口总计149．9亿美元,增长仅0．4%。1998年全年双边贸易中中方逆差达87．2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1999年上半年,中方的贸易逆差仍有扩大的趋势,为44．6亿美元。笔者认为,两国贸易不平衡的存在是难免的,也是可以理解的,但若是这种不平衡持续存在并一味扩大,终将会影响双边贸易的健康发展。

3．韩国对华投资出现“缩水”

1997年以前,韩国对华投资的整体规模每年都在扩大。正当中韩两国努力促进双方经济合作向更高层次迈进时,金融危机的爆发使这一演进急速冻结。1998年韩国企业对华直接投资项目仅为1309个,实际投入资金18．03亿美元,分别比上年减少了25．3%和15.9%,特别是一些回收期长、规模较大的项目都面临压缩投资、延期投资或予以撤资的情况。此外,大量韩企的驻华分支机构、商社等纷纷撤离。由于中韩双边贸易中有相当部分是通过在华的韩资企业承担的,投资的大规模“缩水”势必会影响目前乃至今后一段时期双边贸易的发展。

（二）对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上述比较直观的、表象化的问题必然有其产生和存在的原因,这些原因概括起来大体有这么几个方面:

1．亚洲金融危机是造成目前困境的罪魁祸首

1997年8月一场以韩元加速贬值和股指深幅下泻为表征的金融危机开始席卷整个韩国,使韩国国内经济一片混乱:许多大企业集团相继倒闭或陷入困境;资金周转困难;失业人口激增;银行拒开进口信用证。在此形势下,韩国企业当然无法进行正常时日的进口。而我国在这次亚洲金融危机中坚持人民币不贬值,相对增加了出口成本。韩国企业给中国的订单明显减少,而转向从东南亚国家进口,这样就造成了我国对韩国的出口大幅下挫的局面。另一方面,韩国政府为了增加外汇储备,借韩元贬值之机,加大力度增加出口,贸易盈余由负变零,越来越大。中国作为韩国的第一大出口市场,必然受到韩国进口产品的冲击,这样就使双边贸易的不平衡局势更加严峻。值得一提的是,虽然上韩国对中国的出口应保持强劲增长势头,但由于担负双边贸易的相当多企业是在华从事进出口加工贸易的韩资企业,所以在出口受阻的情况下其进口积极性也有所降低,进口增幅还小于出口降幅;再加上我国国内需求萎糜,导致进口需求减弱,使韩国的对华出口并未出现大幅攀升,故双边贸易额总体上出现下滑局势。

上述同样的原因,使韩国企业到中国投资的成本增加,而多数韩资企业都把“降低成本”作为来华投资的首选动机,这样,韩国的对华投资必然会大幅减少。况且,韩国企业面临国内经济萧条的情况下,缺少资金来源,也无暇进行海外投资,从而使对华投资出现了“缩水”现象。

2．进出口商品结构差异是贸易不平衡的重要原因之一

由于两国经济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按照国际贸易比较优势原理,中韩传统贸易在宏观层面上确实符合这一理论的要旨,即中国向韩国出口初级产品或低技术含量、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工业制成品,如原材料、农矿产品、纺织服装、皮革等,而韩国则向中国出口技术密集型和资金密集型工业制成品,如化工产品、电子通讯设备、机电产品等,即使中国向韩国出口一些电子产品,也多以零部件为主。正是这种较单纯建立在技术层次差异基础上的商品结构,使中韩双边贸易本身就存在不平衡的因素。再者,从总体上看,中国向韩国出口的商品与从韩国出口的商品相比,其价格弹性相对要高。在国际市场发生波动时,前者更易受到冲击或影响。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后,大量廉价商品充斥国际市场,中国出口商品价格的相对提高必然会丧失较大份额的市场。换言之,即使在韩国不是危机当事国之一的情况下,这种贸易结构的差异也会使贸易差额更加扩大,不平衡局势更加严峻。总之,这种以垂直分工为基本特征的进出口商品结构是造成双边贸易不平衡并愈演愈烈的重要原因之一。3．韩国在华投资的特征因素也是双边贸易下滑的原因之一

韩国作为亚洲“四小龙”之一,70、80年代其速度之快是有目共睹的。随着国内的发展,国内工资成本也快速上升,某些一般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逐渐削弱,部分劳动密集型及部分重化工业（如水泥）也逐渐归入了夕阳产业之列。韩国政府为了鼓励新兴产业如、生物工程、航空等产业的发展,加快产业结构的升级,积极采取措施促进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海外转移。而与韩国地域相近,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劳动力成本又低,农矿资源丰富,成为韩国进行该类产业投资的首选对象。据统计,韩国对华投资中有60%以上集中于纺织服装业、电器组装业、木家具及鞋类、皮革等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这是韩国在华投资的产业特点。

再从单项投资规模看,韩国对华投资项目多为中小型项目,投资金额在100万美元以下的约占70%。1998年所吸引的1309项韩国直接投资平均规模仅为137．8万美元,不仅低于韩国海外投资的平均规模,也低于所有来华投资的平均规模（229．6万美元）。

由于中韩贸易中有相当部分是由在华韩资承担的,上述两大特征的存在,导致双边贸易增长的后劲明显不足,也导致在华韩资企业抵御风险的能力较差。,国际市场上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竟争越来越激烈,多数中小韩资企业不堪重击,普遍面临经营困境。由于在华韩资企业所表现的这种脆弱性,使由投资所带动的原材料、生产设备及产成品的进出口受到很大。此外,由于韩国对华投资的行业及规模特点的存在,必然会出现许多韩资企业在管理中一味强调降低成本的情况,从而导致劳资双方矛盾的激化,这也影响了双方贸易及投资的发展。

三、知难而进,积极应对

从长远看,中韩贸易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虽然目前两国贸易受到重创,但其发展的基础如文化类似、地域相近、经济互补等依然存在。特别是韩国经济,目前虽受一时之困,但那些曾创造经济奇迹的诸多因素如健全的基础设施、高素质的劳动力、强烈的进取精神、开放的贸易体系等等并未丧失,并将为韩国走出危机发挥积极作用。因此,我们决不能忽视或放弃韩国这一重要市场。并且,两国在彼此对外贸易中所奠定的地位是双方长期努力的结果,因而要本着积极的态度,知难而进,采取相应措施以扭转目前的被动局面。当然,要长期稳定地发展中韩贸易,关键还是要扩大中国对韩国的出口市场,为此应做好以下工作:

（一）加快双方进出口商品结构的调整

中国对韩国出口的传统产品多属资源密集型或劳动密集型产品,在目前的国际环境下,这类产品的竞争最激烈,受冲击最大,因此加快我国对韩国出口商品的结构调整不仅是必然的。近两年对韩出口商品结构虽有所改善,但低附加值、低技术含量的劳动密集型特征仍很明显。为此,一是要拓宽贸易范围,实现出口商品的多元化。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一些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的产品日益受到国际市场的青睐,故可加大这类产品如机电产品零部件及产成品（电视机、电话机等）对韩国的出口。二是要提高出口商品的质量,尽快从‘‘以廉取胜”和“以量取胜”转向“以质取胜”,只有这样才能适应国际形势的变化,在竞争中保住乃至扩大市场份额,使出口产品真正成为高创汇产品。同财,也希望韩国方面结合我国工业化建设及产业结构升级的需要,更多地向中国出口原材料、石化产品及成套设备等。总之,双方既要注重眼前利益,又要考虑长远利益,促进双边贸易健康发展。

（二）大力发展中韩两国的技术贸易

70年代,韩国侧重于发展资本密集型工业如重化、汽车等工业,故其在许多领域的技术已具相当水平。若能从韩国引进该类技术,对我国基础设施建设和技术改造都相当有益。而中国在航空航天、微电子技术、生物工程等尖端技术的和开发上具有自己的优势。因而双方在技术合作中的发展潜力很大,双方可加强技术领域的合作,共同开发研制新产品,提高两国产品的竞争力,从而带动双方商品贸易的发展。

（三）推动两国在投资领域的合作向更高层次迈进

在韩国的对华投资方面,一是应注意调整韩国企业的投资方向,使韩国企业依据《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增加对高新技术产业、能源、、农业开发等领域的投资;二是改善韩资企业的规模结构,提高大企业集团来华投资的积极性,这就需要中国在改善投资环境特别是搞好政府服务方面多下功夫。这样,韩国大企业集团也会从长远、全球眼光认真研究中国市场的投资价值,继续加快来华投资的步伐。此外,中韩两国也要注意加强在中国中西部地区的合作,从而使韩国的对华投资呈现全方位、多层次的发展格局。此外,中国也要加快向韩国投资的步伐。目前,双方的资金流动更多地表现为韩国对中国的单向流动,不利于双方合作的持久稳固发展。随着中国多层次、多方位、多形式的对外开放格局的形成,走出国门到海外投资办厂定会成为中国企业的必然选择。而韩国作为中国地缘相近、文化背景类似的友好国家,也会成为中国进行海外投资的首选地区之一。故中国企业应尽快改变那种仅在韩国设立贸易办事处的作法,加大对韩国的生产性投资,这样不仅可以使双方合作更加深入均衡,而且可以带动对韩国的出口,减少中方逆差,从而促进贸易的均衡发展。目前,韩国政府正积极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要求开放本国的资本市场,放宽对外商投资的限制,为中国企业进入韩国资本市场提供了时机。特别是韩币贬值及工人工资水平下降,使外商投资成本降低,也为中国的对韩投资提供了现实性。

中韩贸易论文范文篇2

中韩贸易结合度分析

中韩双边贸易发展可用贸易结合度来直观反映。贸易结合度是一个比较综合性的指标，用来衡量两国在贸易方面的相互依存度。贸易结合度是指一国对某一贸易伙伴国的出口占该国出口总额的比重，与该贸易伙伴国进口总额占世界进口总额的比重之比。其数值越大，表明两国在贸易方面的联系越紧密。贸易结合度的计算公式如下：

TCDab=(Xab/Xa)/(Mb/Mw)(1)

式(1)中，TCDab表示a国对b国的贸易结合度，Xab表示a国对b国的出口额，Xa表示a国出口总额；Mb表示b国进口总额；MW表示世界进口总额。如果TCDab>1，表明a，b两国在贸易方面的联系紧密，如果TCDab<1，表明a，b两国在贸易方面的联系松散。

依据中韩两国建交以来历年贸易数据，分别算得自1992年至2004年间中国对韩国和韩国对中国的贸易结合度。其中，建交的第一年(1992年)，中国对韩国贸易结合度为1.33，以后各年份，数值逐年递增。到1997年，中国对韩国贸易结合度增至1.84。然而，1998年，受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该数值下降至1.37，1999年又激增至2。到2000年，达到历年最高点，为2.88。2000年以后，该数值略有下降，但都在2附近波动。另一方面，韩国对中国的贸易度亦呈逐年递增趋势。1992年的数值为1.75，增至1997年的3.99，达历年最高点。1998年同样下降至3.33，而1999年又回增至3.81，以后各年均在3.3附近波动。

通过对12年间两国贸易结合度数值的分析，可以看出：

1992-2004年中韩两国相互贸易结合度远大于1，且与世界其他国家横向比较，属于高贸易结合度之列。以美国为例，2002年中国对美国贸易结合度为1.22，而美国对中国的贸易结合度为0.88，对比结果表明，目前中韩之间的贸易联系十分密切。

1992-2004年中韩之间贸易结合度呈稳步上升趋势(1998年除外)。说明1992年两国建交以来，两国贸易量突飞猛进，增长迅速。

两国贸易结合度数值的波动保持一致。但各年份的韩国对中国的贸易结合度均略高于中国对韩国的贸易结合度，说明韩国在商品贸易方面对中国的依赖程度要更高一些，这与中国在韩国主要贸易伙伴中的地位是相符合的。

1998年两国贸易结合度有所波动，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受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韩国企业在这次危机中受到重创，韩元大幅贬值，而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维持不变，导致对韩国出口大幅度下降，而中国进口总额对比上年仍有所增加，以至于对韩国出口占中国出口总额的比重下降幅度大于韩国从中国进口在世界进口额比重下降的幅度。

2003年以后中韩两国贸易结合度趋于平缓，增幅有所减小，主要原因是中国对韩国贸易逆差加剧，相互间的摩擦逐渐增多，而入世以后，中国出口总额大幅度提高，使对韩国出口额在总出口额中的比重有所下降，而总进口额在世界进口额中的比重增加，从而对贸易结合度的数值产生影响。

中韩贸易的互补关系分析

对于互补关系，并不存在严格的定义。一种观点认为，如果A国的强项是B国的弱项，那么这两国就存在互补关系(关志雄，2002)。另一种观点认为，如果一方集中出口的产品与另一方集中进口的产品相吻合，两国的贸易就具有互补性(于津平，2003)。但以上两种观点着重强调的是经济发展水平差距显著的两国在不同产业之间的垂直互补(或产业间互补)，即两国通过贸易达到调剂余缺，取长补短的目的。而贸易互补应包括产业间互补和产业内互补。与产业间互补相比较，产业内互补具有更重要的意义。因为产业内互补的物质基础是在于产业内分工。一方面产业内分工使生产要素更容易适应环境，调整成本更低，另一方面，产业内分工使贸易双方形成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产业联系机制。贸易双方相互之间的经济联系就更紧密。为了更深入揭示中国与韩国双边贸易的互补性，本文使用贸易特化系数从产业间互补与产业内互补两个维度对其加以衡量，贸易特化系数(Tradespecializationcoefficient，TSC)反映的是一国某产品净出口额与该产品进出口总额之比，其计算公式如下：

式(2)中，TSCi表示中国对韩国在i类产品的贸易特化系数，Xi表示中国对韩国出口i类产品的金额；Mi表示中国从韩国进口i类产品的金额。一般认为，-0.250.8时，表示中国在i类产品方面竞争力强；当TSCi<-0.8时表示中国在i类产品方面竞争力弱，以上两种情况表明中韩贸易处于产业内互补状态。

参考两国2004年商品贸易数据可得出在目前各类商品贸易中的中国对韩国的贸易特化系数。其中，中国在粮食，渔类以及其他食品和服装类商品的贸易特化系数均大于0.8，其中服装的贸易特化系数最高，达到0.93。而在化工，集成电路，汽车，机械，仪器等类商品上，中国的贸易特化系数均小于-0.8，其中，数值最小的是汽车和科学控制仪器产品，分别为-0.9和-0.89。数值处于-0.25和0.25之间的商品主要有矿石，燃料，有色金属，办公和电信设备，电机，发动机以及日用品等几类，除有色金属类数值为正外，其余各产品的贸易特化系数均为负。从以上结果可以得出结论：

中国在农产品和服装等低附加值的产品上的竞争力比韩国强，具有比较优势，而在机械，电子，化工等技术含量高的产品方面的竞争力弱，具有比较劣势。中韩两国在上述产业间互补。

中韩两国在相当一部分产品上具有产业内互补关系。具有产业内互补的商品的双边贸易额较大，共占总贸易额的43.5%。

具有产业内互补的各类产品绝大多数的TSC值为负，说明在韩国在这些类别的产品中对中国出口额要大于从中国进口额，在此类产品的贸易具有的竞争力略高于中国。

无论是产业内互补还是产业间互补，机械及运输设备类产品在中韩双边贸易中均占有非常大的份额，占双边总贸易额的41.2%。

中韩贸易存在互补的原因

中韩在各自竞争力强的几个产业具有产业间互补关系，其主要原因在于中国与韩国资源禀赋的差异。中国劳动力资源丰富，在农产品，服装，电器组装等劳动密集型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而韩国的资本相对丰裕，技术水平先进，管理经验丰富，因此在高技术含量的产品方面具有比较优势。

两国在办公设备，电信及矿产类资源密集型产品方面产生产业内互补，可以从以下几个方向考虑：产业内分工。技术经济理论认为，工业化水平越高，产业分工就越密切，经济联系就越紧密。随着工业化水平的提高，中国与韩国产业内分工不断细化，异种产品的供给能力不断提升，从而促进了中韩在工业制成品方面的产业内贸易和产业内互补。中韩在矿产业的贸易互补度很高，双方都不具有比较优势。原因是中国是一个矿业进口国，进口量远远超过出口量，特别是近年中国工业迅猛发展，国内矿源远远不能满足需求。到2003年底，矿业已经成为我国第一大逆差量，在从中国进口的大量矿产品中，从韩国进口的比例非常小，而在中国出口的少量矿产品中，向韩国出口的比例却很大。进口绝对值上的小差别和比例上的大差别造成TSC的值很小。消费需求的相似性和重叠性。根据林德尔(Linder，1961)的相似需求理论，具有相似购买力和产品消费偏好的国家之间会产生产业内贸易。尽管中韩两国人均收入还存在一定差距，但相似的文化背景和消费习惯对双方产业内贸易和产业内互补

产生重要影响。文化的相近是一种特殊资源，厂商可以借此出口合乎邻国消费需求的产品。

本文通过结合两个指标对1992年来中韩贸易做了实证分析。由此可以得出下面的结论：

从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中国与韩国之间的双边贸易获得了快速发展，目前已经达到一定水平。并且双方的贸易联系越来越紧密，贸易结合度不断提高。

中韩贸易论文范文篇3

关键词：贸易便利化；韩国；中国

“贸易便利化”泛指货物跨国界移动时，如何在确保在实现合法管理目标的前提下，减少不必要的程序和控制，从而减少相关的成本，使效率达到最大化。“贸易便利化”一词在理解和运用上迄今尚无一个被普遍接受的定义。该词通常被一些旨在提高政府机关和贸易商处理越境管理效率的组织所使用。

1WTO贸易便利化规则下中韩贸易存在的问题

①贸易不平衡。中韩建交以来，双边经贸关系不断取得新进展的同时，双方贸易逆差规模连年增长，以2008年1-5月为例，中国对韩进口466.4亿美元，出口291.8亿美元，双边贸易逆差达164.4亿美元。据相关数据统计，自1992年两国建交到2008年底，中国对韩国贸易逆差额累计已达2900多亿美元，韩国成为中国对外贸易逆差最多的国家。如此巨大的贸易对中韩贸易的合理健康发展形成了一定的隐患。

②贸易商品结构不合理。由于中韩两国经济发展及产业重点的差异，韩国向中国大量出口的商品主要为资本及知识密集型产品，如技术附加值较高的通讯设备、高档家电、精密仪器、以及汽车机零配件，而中国向韩国出口的产品却主要是初劳动密集型产品，如钢铁原材料、化工原材料、农业机械、重型机械以及诸如农矿产品、纺织服装、皮革等。据统计，2008中韩贸易中，韩国对中国出口电子产品142.2亿美元，中国对韩国出口电子产品仅86.9亿美元。正是由于双方这种产业结构的差异带来了贸易结构的不合理。

2WTO贸易便利化规则对中韩贸易的影响

①促进中韩贸易的发展。我国贸易便利化的实施，在一定程度简化了贸易程序，减少了贸易往来中的纠纷，为我国赢得了许多商业机会。韩国是中国第六大贸易伙伴，而中国则是韩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两国之间强烈的贸易往来需求为两国的贸易往来提供了良好的契机，但是，由于中韩两国贸易政策和经济环境存在较大差异，两国的贸易在近年来出现了较大的波动性。贸易便利化进程的推进，可以贸易往来中降低税务执行费用、服务费用、处理程序的时间成本、商业机会成本等各项交易成本，为韩国在中国的投资以及出口，关税等提供良好的服务环境，并可降低贸易成本，提高效率。公务员之家

②促进中韩贸易结构改善。贸易便利化下出台了一系列的新规则、新标准，这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中国的产业结构，面对便利化的国际市场贸易环境，必须对产业结构进行相应的调整，根据新规则、新标准制定新的企业战略，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国际市场，我国经济才可能获得相应的发展。目前韩国企业对华投资目的正在并且已经发生了相应的转变,投资领域不断拓宽,以内销为目的的服装加工业投资比重也在增加，中间产品也已成为中国对韩出口的主体。2008年中国对韩国出口的产品中中间产品位居第一位，占57.4%，增长2.4%，根据统计，我国从韩国进口的产品中中间产品由占2005年对韩进口产品的82%降到2008年的71.1%，同比下降了10.9%。可见，贸易便利化的实施对中韩贸易结构的改善起到了较大的促进作用。

3贸易便利化条件下优化中韩贸易的对策

①改善双方贸易结构。要优化双方贸易结构，首先要拓宽贸易范围，实现出口商品的多元化。对中国而言，要注重加大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的产品对韩国的出口，二是要提高出口商品的质量，打破“中国制造”的廉价印象，实现以质取胜，在复杂的国际竞争中保持乃至扩大市场份额。②扩大双方相互间的直接投资。由于国际贸易环境的恶化，相对于2007年，2008、2009年韩国对华投资件数、规模和比重都有所下降。2008年韩国对华投资项目个数下降19.01%，实际投资下降7.89%，致使我国外贸出口企业收到了较大的影响，在2009年世界经济持续低迷的环境下，我国国应该努力改善投资环境，加大税收优惠政策，，引导韩资根据产业结构和地区发展的需要，到东北地区、西北地区投资，加快我国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产业升级，中国有实力的企业也要响应党的号召，全力实施“走出去”的策略，走到海外建厂，促进中韩贸易均衡发展。

③加强自主创新，提高产品竞争力。对于中国这样的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具有强大比较优势的国家而言，要对参与国际分工做出战略上的调整，积极准备产业升级，大力提高科研投入，加强产学研合作与交流，致力于开展利用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加快传统产业升级，进一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提高产品国际竞争力。

参考文献:

[1]葛晶.中韩贸易中的互补与竞争[J].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07,(6).

[2]赵云龙.中韩贸易发展研究[D].长春:吉林大学,2007.

中韩贸易论文范文篇4

中国与韩国为友好近邻,交往历史渊源流长,文化背景极其相似,这为中韩贸易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并且,目前两国经济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结构互补,各有所需,也为两国的经贸合作提供了必要性和现实性。自1992年8月中韩两国正式建交以来,贸易形式从间接贸易转为直接贸易,贸易额迅速增加。中国成为继日、美之后韩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而韩国也保持了继日、港、美之后中国第四大贸易伙伴的地位。与之相伴随,双方在投资领域的合作也取得了惊人的发展,特别是韩国企业在华的投资,从1992年正式起步至今,已形成了遍地开花的局面,占其海外总投资的20%以上。1992～1998年七年间,中国累计实际利用韩国直接投资75．7亿美元,成为韩国的第一大投资对象国,而韩国在所有来华进行直接投资的国家中,也占据了第七大投资来源国的地位。双方在投资领域的合作,带动了大量原材料、技术设备及产成品的进出口,从而大大促进了双边贸易的发展。

二、中韩贸易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中韩贸易的发展,是一个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快速发展过程,取得这些成就当然可贺,但也属正常。随着中韩贸易基数越来越大,发展渐趋成熟,其间暴露出的问题也越来越多。因此有必要找出问题,分析原因,以便在此基础上有的放矢地采取应对之策。

（一）中韩贸易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中韩双边贸易在宏观层面上存在较直观的问题有:

1．贸易增长乏力直至为负

1992年两国正式建交后的四年中,双方贸易可谓是大踏步前进,每年贸易增长率均在40%以上。但到1996年,由于我国出台了一系列外经贸政策法规,加上国际市场原材料价格上涨的影响,使我国企业的出口积极性下降。韩国作为我国的第四大出口市场,对其出口必然受到影响。同时,在双方贸易中担当重要角色的韩资加工贸易型企业,在出口利润下降的情况下,进口积极性也受到波及,从而使中国从韩国的进口贸易也有所放缓,致使双边贸易增长率从1995年的44．8%下降至1996年的17．7%。1997年,局势有所好转,双边贸易出现恢复性增长,增幅达20．3%,但已与1996年以前的增长势头不可同日而语。1998年,双边贸易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越来越大,特别是韩国还是当事国之一,这样,中韩贸易的增长步伐戛然而止。从1998年年底的统计数字看,双边贸易出现了史无前例的负增长,降幅达11．6%。1999年上半年,双边贸易虽有所恢复,但增长速度并不快。

2．贸易不平衡趋势渐大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中韩双边贸易中中方逆差是越来越大的,到1997年已达到58．1亿美元,占到从韩国进口商品总值的38．9%。尤其是1997年下半年韩国发生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对韩国的出口大幅下挫,一些大宗商品如纤维制品、农矿产品、电子零部件等跌幅更为突出,1998年中国对韩出口额仅为61．7亿美元,比上年下降31．3%。同时,韩国对中国的出口也不及预料的好,半导体、汽车、机床、船舶、通讯设备等工业品及家电等一般消费品的对华出口上半年还有大幅增长,下半年就逐步萎缩,到年底,对华出口总计149．9亿美元,增长仅0．4%。1998年全年双边贸易中中方逆差达87．2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1999年上半年,中方的贸易逆差仍有扩大的趋势,为44．6亿美元。笔者认为,两国贸易不平衡的存在是难免的,也是可以理解的,但若是这种不平衡持续存在并一味扩大,终将会影响双边贸易的健康发展。

3．韩国对华投资出现“缩水”

1997年以前,韩国对华投资的整体规模每年都在扩大。正当中韩两国努力促进双方经济合作向更高层次迈进时,金融危机的爆发使这一演进急速冻结。1998年韩国企业对华直接投资项目仅为1309个,实际投入资金18．03亿美元,分别比上年减少了25．3%和15.9%,特别是一些回收期长、规模较大的项目都面临压缩投资、延期投资或予以撤资的情况。此外,大量韩企的驻华分支机构、商社等纷纷撤离。由于中韩双边贸易中有相当部分是通过在华的韩资企业承担的,投资的大规模“缩水”势必会影响目前乃至今后一段时期双边贸易的发展。

（二）对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上述比较直观的、表象化的问题必然有其产生和存在的原因,这些原因概括起来大体有这么几个方面:

1．亚洲金融危机是造成目前困境的罪魁祸首

1997年8月一场以韩元加速贬值和股指深幅下泻为表征的金融危机开始席卷整个韩国,使韩国国内经济一片混乱:许多大企业集团相继倒闭或陷入困境;资金周转困难;失业人口激增;银行拒开进口信用证。在此形势下,韩国企业当然无法进行正常时日的进口。而我国在这次亚洲金融危机中坚持人民币不贬值,相对增加了出口成本。韩国企业给中国的订单明显减少,而转向从东南亚国家进口,这样就造成了我国对韩国的出口大幅下挫的局面。另一方面,韩国政府为了增加外汇储备,借韩元贬值之机,加大力度增加出口,贸易盈余由负变零,越来越大。中国作为韩国的第一大出口市场,必然受到韩国进口产品的冲击,这样就使双边贸易的不平衡局势更加严峻。值得一提的是,虽然理论上韩国对中国的出口应保持强劲增长势头,但由于担负双边贸易的相当多企业是在华从事进出口加工贸易的韩资企业,所以在出口受阻的情况下其进口积极性也有所降低,进口增幅还小于出口降幅;再加上我国国内需求萎糜,导致进口需求减弱,使韩国的对华出口并未出现大幅攀升,故双边贸易额总体上出现下滑局势。

上述同样的原因,使韩国企业到中国投资的成本增加,而多数韩资企业都把“降低成本”作为来华投资的首选动机,这样,韩国的对华投资必然会大幅减少。况且,韩国企业面临国内经济萧条的情况下,缺少资金来源,也无暇进行海外投资,从而使对华投资出现了“缩水”现象。

2．进出口商品结构差异是贸易不平衡的重要原因之一

由于两国经济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按照国际贸易比较优势原理,中韩传统贸易在宏观层面上确实符合这一理论的要旨,即中国向韩国出口初级产品或低技术含量、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工业制成品,如原材料、农矿产品、纺织服装、皮革等,而韩国则向中国出口技术密集型和资金密集型工业制成品,如化工产品、电子通讯设备、机电产品等,即使中国向韩国出口一些电子产品,也多以零部件为主。正是这种较单纯建立在技术层次差异基础上的商品结构,使中韩双边贸易本身就存在不平衡的因素。再者,从总体上看,中国向韩国出口的商品与从韩国出口的商品相比,其价格弹性相对要高。在国际市场发生波动时,前者更易受到冲击或影响。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后,大量廉价商品充斥国际市场,中国出口商品价格的相对提高必然会丧失较大份额的市场。换言之,即使在韩国不是危机当事国之一的情况下,这种贸易结构的差异也会使贸易差额更加扩大,不平衡局势更加严峻。总之,这种以垂直分工为基本特征的进出口商品结构是造成双边贸易不平衡并愈演愈烈的重要原因之一。3．韩国在华投资的特征因素也是双边贸易下滑的原因之一

韩国作为亚洲“四小龙”之一,70、80年代其发展速度之快是有目共睹的。随着国内经济的发展,国内工资成本也快速上升,某些一般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逐渐削弱,部分劳动密集型工业及部分重化工业（如水泥）也逐渐归入了夕阳产业之列。韩国政府为了鼓励新兴产业如电子、生物工程、航空等产业的发展,加快产业结构的升级,积极采取措施促进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海外转移。而中国与韩国地域相近,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劳动力成本又低,农矿资源丰富,自然成为韩国进行该类产业投资的首选对象。据统计,韩国对华投资中有60%以上集中于纺织服装业、电器组装业、木家具及鞋类、皮革等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这是韩国在华投资的产业特点。

再从单项投资规模看,韩国对华投资项目多为中小型项目,投资金额在100万美元以下的约占70%。1998年所吸引的1309项韩国直接投资平均规模仅为137．8万美元,不仅低于韩国海外投资的平均规模,也低于所有来华投资的平均规模（229．6万美元）。

由于中韩贸易中有相当部分是由在华韩资企业承担的,上述两大特征的存在,导致双边贸易增长的后劲明显不足,也导致在华韩资企业抵御风险的能力较差。目前,国际市场上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竟争越来越激烈,多数中小韩资企业不堪重击,普遍面临经营困境。由于在华韩资企业所表现的这种脆弱性,使由投资所带动的原材料、生产设备及产成品的进出口受到很大影响。此外,由于韩国对华投资的行业及规模特点的存在,必然会出现许多韩资企业在管理中一味强调降低成本的情况,从而导致劳资双方矛盾的激化,这也影响了双方贸易及投资的发展。

三、知难而进,积极应对

从长远看,中韩贸易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虽然目前两国贸易受到重创,但其发展的基础如文化类似、地域相近、经济互补等依然存在。特别是韩国经济,目前虽受一时之困,但那些曾创造经济奇迹的诸多因素如健全的基础设施、高素质的劳动力、强烈的进取精神、开放的贸易体系等等并未丧失,并将为韩国走出危机发挥积极作用。因此,我们决不能忽视或放弃韩国这一重要市场。并且,两国在彼此对外贸易中所奠定的地位是双方长期努力的结果,因而要本着积极的态度,知难而进,采取相应措施以扭转目前的被动局面。当然,要长期稳定地发展中韩贸易,关键还是要扩大中国对韩国的出口市场,为此应做好以下工作:

（一）加快双方进出口商品结构的调整

中国对韩国出口的传统产品多属资源密集型或劳动密集型产品,在目前的国际环境下,这类产品的竞争最激烈,受冲击最大,因此加快我国对韩国出口商品的结构调整不仅是必然的。近两年对韩出口商品结构虽有所改善,但低附加值、低技术含量的劳动密集型特征仍很明显。为此,一是要拓宽贸易范围,实现出口商品的多元化。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一些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的产品日益受到国际市场的青睐,故可加大这类产品如机电产品零部件及产成品（电视机、电话机等）对韩国的出口。二是要提高出口商品的质量,尽快从‘‘以廉取胜”和“以量取胜”转向“以质取胜”,只有这样才能适应国际形势的变化,在竞争中保住乃至扩大市场份额,使出口产品真正成为高创汇产品。同财,也希望韩国方面结合我国工业化建设及产业结构升级的需要,更多地向中国出口原材料、石化产品及成套设备等。总之,双方既要注重眼前利益,又要考虑长远利益,促进双边贸易健康发展。

（二）大力发展中韩两国的技术贸易

70年代,韩国侧重于发展资本密集型工业如重化、汽车等工业,故其在许多领域的应用技术已具相当水平。若能从韩国引进该类技术,对我国基础设施建设和技术改造都相当有益。而中国在航空航天、微电子技术、生物工程等尖端技术的研究和开发上具有自己的优势。因而双方在技术合作中的发展潜力很大,双方可加强技术领域的合作,共同开发研制新产品,提高两国产品的竞争力,从而带动双方商品贸易的发展。

（三）推动两国在投资领域的合作向更高层次迈进

在韩国的对华投资方面,一是应注意调整韩国企业的投资方向,使韩国企业依据《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增加对高新技术产业、能源、交通、农业开发等领域的投资;二是改善韩资企业的规模结构,提高大企业集团来华投资的积极性,这就需要中国在改善投资环境特别是搞好政府服务方面多下功夫。这样,韩国大企业集团也会从长远、全球眼光认真研究中国市场的投资价值,继续加快来华投资的步伐。此外,中韩两国也要注意加强在中国中西部地区的合作,从而使韩国的对华投资呈现全方位、多层次的发展格局。此外,中国也要加快向韩国投资的步伐。目前,双方的资金流动更多地表现为韩国对中国的单向流动,不利于双方合作的持久稳固发展。随着中国多层次、多方位、多形式的对外开放格局的形成,走出国门到海外投资办厂定会成为中国企业的必然选择。而韩国作为中国地缘相近、文化背景类似的友好国家,也会成为中国进行海外投资的首选地区之一。故中国企业应尽快改变那种仅在韩国设立贸易办事处的作法,加大对韩国的生产性投资,这样不仅可以使双方合作更加深入均衡,而且可以带动对韩国的出口,减少中方逆差,从而促进贸易的均衡发展。目前,韩国政府正积极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要求开放本国的资本市场,放宽对外商投资的限制,为中国企业进入韩国资本市场提供了时机。特别是韩币贬值及工人工资水平下降,使外商投资成本降低,也为中国的对韩投资提供了现实性。

中韩贸易论文范文篇5

（一）从总体情况看，中韩两国经济合作潜力巨大，前景十分广阔。中韩贸易总量增长非常快。1992年贸易额仅为50亿美元，2006年达到1343.1亿美元，增长近300倍。中韩贸易在2005年时即达到1119.3美元，成为继美国和日本之后的第三个对华贸易超过千亿美元的国家。去年，中国超越日本，成为向韩国出口最多的国家。两国贸易目前已年均26.2%的速度增长，今后即使按15%的速度增长到2010年就可达到2000亿美元。目前，韩国是中国的第六大贸易伙伴、第六大出口市场和第三大进口来源地。而中国则是韩国第一大贸易伙伴、第一大出口市场和第二大进口国。在韩国，每两家贸易企业中就有一家和中国进行贸易；而在中国，每三家贸易企业中就有一家同韩国进行贸易。可见，中韩贸易发展分别快于中日、中美贸易的11年和9年时间。有人说美国和日本才是韩国最主要的经贸伙伴，而实际上，中韩贸易额已接近韩国对美日贸易总合。

21世纪以来中韩贸易大幅度增长的主要原因：一是两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中国经济增长年均在10.1%，韩国经济年均增长也在4.7%的水平。经济的快速增长，不仅为各自的出口提供了丰富的物质基础，也为扩大进口开辟了广阔的市场空间。二是随着两国领导人的频繁互访和人员往来的增加，两国关系全面发展，韩国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两国正在研究建立FTA关系，为双方的经贸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合作环境。三是韩国商品竞争力强，与其它国家和地区相比，韩国很多技术含量高的商品在价格上较适合中国市场，售后服务也令消费者满意。四是中国加入WTO后，市场更加开放有利于对外经贸的发展。五是近年来韩国企业对中国实际投资一直处于较高水平，带动了韩国产品和相关零部件对中国出口的急剧增加，同时在中国生产的产品也返销到韩国市场，增加了对韩国的出口。

（二）两国的进出口结构进一步从原料型向制成品方面转化，由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方向提升。20世纪90年代初的中韩贸易，韩国主要向中国出口工业产品，而进口中60%是工业产品，其它是农产品和原材料。90年代末以后，韩国队中国的出口中的工业产品占85%，中国对韩国出口中的工业产品约占75%。贸易结构发生了以进出口工业产品为主的变化。这表明两国贸易由产业间贸易逐渐地转变为产业内贸易。

（三）贸易逆差不断增大。1992年贸易逆差为2.2亿美元，到2007年达到476..2亿美元，14年增长200多倍，至2007年，中方逆差累计达到2209亿美元。尤其是2002年来，中方贸易逆差更是每年几乎要增长100亿美元以上，韩国开始成为中国最大贸易逆差来源国。中韩之间的逆差产品以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品为主，顺差产品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韩国的统计也表明，自2003年起，中国已经成为韩国仅次于美国的最大贸易顺差国。中国对韩国贸易逆差不断增加的原因：一是结构性因素，世界性劳动力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向中国转移，而核心部件和关键技术依靠从韩国或日本进口，加工组装后的产品在出口到欧美等国家。二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从韩国的进口大大增加，而对韩国的出口增长则赶不上进口的增长，如2007年对韩国出口虽然增长26.1%，而进口在连续几年大幅增长的基础上，又增15.6%。三是中国企业对韩国市场的开拓不够，不能根据韩国市场的需求特点、消费习惯，在中国生产适销对路的商品对韩出口。四是韩国企业注重向中国出口，却对从中国进口不很积极。中国商品物美价廉，使韩国市场所需要的，但是在对韩国出口时却遇到很多困难，既有关税方面的原因，也有非关税方便的人为限制等，很难进入韩国市场。

实际上，两国在贸易上完全可以实现均衡发展，因为在进出口商品中，80%以上是工业制品，说明双方互补性强。只要双方在积极扩大出口的同时，也注重从对方的进口，完全可以实现均衡发展。

二、中韩经贸前景展望

首先，适当缩小中国对韩贸易逆差。应当提高韩资企业在华采购率；调整对韩出口商品结构，进一步拓宽对韩贸易范围，提高具有比较优势的高薪技术产品出口，如机电产品、新材料、生物工程产品等。还可以通过加强磋商来取消对中国进口产品采取的歧视性措施，进一步降低关税水平和减少关税品目和相应取消非关税壁垒。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是扩大出口的一个前提条件。因此，我国企业在通过引进国外技术提升产品竞争力的同时，更应该注重消化、吸收。通过消化吸收，并在其基础上进行资助创新，使得我国产品的竞争优势凸现，从而实现真正意义的产品竞争力的提升。

其次，推动投资合作领域向更高层次迈进。一是注意调整韩国企业的投资方向，近期以钢铁、汽车、石化、电子电气、纺织、通讯、机械为主；中长期将突出航空、汽车、通讯、原子能发电、高清晰度电视机、传真机、大屏幕彩色电视机等产业的合作，还将在资源开发、金融、运输、服务、高科技等领域进行合作。二是继续改善韩资企业的规模结构，提高大企业集团来华投资的积极性，并加强中韩企业在中西部地区的合作。三是投资方式应当更加灵活，可以采取中小企业和大企业联合投资、中小企业联合投资、多国合资等方式；推动大企业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推动上下游企业之间配套协作，在IT、汽车、电子、石化等领域在加强研发合作；中韩中小企业在资金、技术、企业模式和管理等方面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可以在技术转让、市场共享、人力资源等方面扩大合作。

第三，自由贸易区建立可以为双边经贸发展提供更广阔的市场。如果自贸区谈判可以进行，农产品等敏感产品也可以有一个磋商平台；自贸区的建立也将会产生直接投资的创造效应从而导致两国双向投资增加，尤其金融和电信、保险业、证券业等服务也领域，投资便利化的磋商将使韩国增加对这些领域的对华投资。基于日益紧密的经济合作基础，两国的制度性合作即建立自贸区的要求已经提上日程。两国研究机构和学者对中韩自贸区研究不断深化，交流不断加强。2005年3月启动的“中韩自贸区可行性民间联合研究”已经顺利结束；作为继续项目，中韩2007年初共同启动了中韩自贸区官产学联合研究，研究涉及建立中韩自贸区的宏观经济影响、自贸协定的涵盖领域、贸易投资自由化对产业的影响以及敏感产品和敏感领域的处理方式等问题。

最后，按照“十一五”规划，中国将继续实施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和中部崛起等战略，两国应当把握合作机遇，不断拓宽合作领域，促使两国经贸更加持续健康地发展。

参考文献

[1]李哲：对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思考，《技术与市场》，2007年第1期

[2]孙增艳：东北亚区域经济发展中的问题及前景分析，《理论界》，2006年第1期

[3]龚克瑜：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的难点和解决思路，《太平洋学报》，2006年第1期

[4]李向阳：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的非传统收益，《国际经济评论》，2005年第5期

[5]王丰、柏童：东北亚区域经济合新发展、主要难题及对策，《台声》，2006年第1期

中韩贸易论文范文篇6

中韩两国建交以来，主要通过香港、新加坡等地进行间接贸易或通过双方民间机构开展民间贸易方式的直接贸易。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以后，中韩两国政府签订了贸易协定和投资保护协定，双边经贸关系开始迅速发展，1992年中韩建交时贸易额只有50亿美元，经过15年努力，2007年达到近1600亿美元。新世纪以来中韩经贸合作发展迅速，7年来以年均25.2%的速度增长，不仅高于同一时期中国对外贸易年均增长24.7%的水平，更高于韩国对外贸易年均增长13.6%的速度，也高于同期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欧盟(25.3%)、美国(21.9%)、日本(13.6%)的年均增长水平。中国对韩国的出口商品主要有纺织品与服装、煤炭、电子零部件、冷冻水产品、玉米、钢材等，自韩国进口的商品主要有石化产品、化工原料、电子产品、皮革、纸张、不锈钢材等。

韩国对华投资也快速增长，韩资已成为我国主要的外资来源之一。2001年以来，韩国企业对中国直接投资一直处于较高水平。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资料显示，从韩国注入中国的直接投资资金占中国当年接受外国直接投资总额的比重已从1992年的1%上升到2005年10%。据中方统计，目前韩国在中国建立的企业已有4万家，实际金额达380多亿美元，成为仅次于日本、美国之后的第三大对中国投资国。

二、中韩经贸关系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双边贸易不平衡，中国贸易逆差严重

中韩建交前的1990年和1991年，两国贸易中中方都是顺差，且顺差增长幅度较大，但自1992年建交以后情况中方已经逐渐成为韩国贸易顺差的主要来源国，尤其是最近几年两国间贸易不平衡加剧。中国对韩国的贸易逆差也在持续增长。从2001年的100多亿美元，到2003年一举突破200亿美元，2004年又突破300亿美元，2005年达到400亿美元，2006年达到453亿美元，再创新高。造成中国对韩国贸易逆差不断增加的原因主要有：（1）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从韩国的进口大大增加，而对韩国的出口增长则赶不上进口的增长，这是因为中国的市场容量比较大能消费更多的韩国产品，而韩国的市场容量小，无法吸收大量中国产品。如2006年对韩国出口虽然增长26.8%，而进口在上年大幅增长的基础上，又增16.9%。（2）中国对韩国出口商品中初级产品所占比重较大。世界性的劳动力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向中国转移，利用中国低廉的成本，而核心部件和关键技术依靠从韩国或日本进口，加工组装后的产品再出口到欧美等国家。（3）中国关税政策的变化刺激了进口，消弱了出口能力。1992年中国取消了16钟进口调节税比鞥开始逐年降低关税，尤其是加入WTO后中国的关税持续下降，这些政策对中韩贸易的影响是刺激了进口削弱了出口能力。（4）韩国企业注重向中国出口，对从中国进口却不很积极，中国商品物美价廉，是韩国市场所需要的，但是在对韩国出口时却遇到很多困难，既有关税方面的原因，也有非关税方面的人为限制等，很难进入韩国市场。

2.中韩贸易摩擦问题

随着中国经贸合作的快速发展，贸易摩擦也就不断产生。韩国队进出口商品尤其是农副产品加征弹性调节关税，利用“特别保护条款”对国外商品进入韩国设置“合法”障碍等，直接影响中韩两国的经贸合作。根据商务部的《2006年外国市场的行情报告》，2005年，韩国对主要产自我国的63种主要农产品实施配额管理，超出配额的关税率高达200%，其中芝麻、大蒜、红豆、枣和绿茶的超出配额关税率竟分别达到630%、360%、607.5%、611.5%和513.6%。韩国政府2004年颁布的《海关法修正案》规定，包括红豆、黄豆、花生、人参在内的45种农产品和林产品(其中21种主要来自中国)进口量一旦达到规定的数量，将征收最高达到1067%的特别保障关税。除了关税壁垒外，韩国还对进口产品设置了各种非关税壁垒，如韩国采用不同程度的技术性贸易壁垒、检验检疫措施、反倾销等手段，阻碍中国商品进入韩国市场。截止2005年底，韩国实施的涉及中国产品的反倾销调查和特别保障调查分别达到20起和10起，对两国的贸易关系曾构成了实质性威胁。2000年6月1日韩国政府动用保障措施，对主要来自中国的大蒜征收315%的高额保护关税，中国政府也立即采取相应措施，于6月7日宣布暂停进口原产于韩国的手持（包括车载）无线电话机合聚乙烯。这次贸易战持续55天，结果双方都受到了伤害。2005年的泡菜风波中，韩国首先宣布中国泡菜有质量问题，停止进口中国泡菜，随之中国也宣布经检验进口的韩国泡菜质量不合格暂停进口韩国泡菜。这次贸易摩擦至今仍令人记忆犹新。虽然韩国已经承认了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使两国的贸易争端暂时得以平息，但随着两国贸易关系的深入发展，出于保护本国市场、幼稚产业和国内政治的需要，在市场准入方面的摩擦还将继续困扰双边贸易关系。

三、发展中韩经贸关系的对策

中韩建交以来，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为了使双方经贸关系再上一个新台阶，对前面提到的两国经贸关系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建议，为中韩经贸关系进一步发展提供保障。

1.合理解决中韩贸易不平衡问题

中韩贸易逆差的存在对两国经贸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必然会产生极大的危害。要解决这个问题一方面要加强双边磋商，进一步营造双方经贸合作的的优良环境，逐渐消除影响两国之间经贸关系的贸易壁垒。对两国间经贸关系中的问题、分歧进行沟通，并寻找相关解决办法。另一方面提高中国出口产品质量，加快进出口商品结构的调整。拓宽贸易范围，实现出口商品的多元化，采取“以质取胜”的战略。中国需要加强科技创新，把比较优势提升到新的层次。目前中国出口到韩国的商品面临的竞争压力越来越大，要保住市场份额和增加出口值必须加大技术开发力度，提高产品质量，创造名牌。此外，韩国政府也应该尽可能多的向中国开放市场。韩国企业只注重向中国出口，而对从中国进口却不很积极，我们希望韩国能增加从中国的进口，使两国贸易在扩大中获得均衡发展。

2.废除各种贸易壁垒，妥善解决贸易摩擦

中韩贸易摩擦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韩国实行保护贸易主义做法，尤其是针对中国产品的歧视性政策。因此发展中韩经贸关系需要废除各种贸易壁垒，韩国政府应该从两国经贸关系的大局出发，进一步调节关税项目，取消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减少对中国产品的技术性壁垒限制，积极采取切实可行的有力措施，增加对中国商品的进口。韩国不应歧视中国出口商品，应该为中国商品进入韩国市场创造便利条件和宽松的环境，并且客观公正的对待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

随着中韩两国经贸关系的发展，贸易的商品数量也越来越多，在贸易中产生一些问题甚至在个别商品上产生某些摩擦也是正常的，关键是如何解决。中韩两国都是WTO的成员国，应该按照世贸组织规则，通过双方友好协商，本着互利互让的原则妥善解决两国间的贸易摩擦，而不应该采取制裁或贸易战的办法加以解决。

3.进一步发展中韩经贸关系

增加中国企业对韩国的直接投资促进两国经贸发展，近几年来，中国不断加大企业“走出去”的力度，目前中国对韩国的投资虽然有劳动力成本合物价高等不理因素，但是企业对外投资不只是降低成本，还有获得技术、市场和流通渠道等多种需要。现在中国企业对韩国的透支处于起步阶段，数量和金额还很小，随着贸易的发展，中国对韩国的投资也将扩大。

中韩建立FTA将促进两国经贸发展。中韩两国就建立自由贸易区进行研究达成协议，现在两国正在就建立FTA进行可行性研究。相信两国建立自由贸易区后，随着“贸易创造效应”和“贸易转移效应”等的实现，两国的经贸乃至友好关系也将跃上新台阶。

加强研究机构和学者的交流有利于经贸的健康发展。近年来，中韩两国研究机构和学者的学术交流频繁进行，对双方经贸发展的现状、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讨，并提出解决问题的措施和办法，促进了双方经贸的顺利发展。多年的交流与合作已经积累了很多宝贵的经验，相信随着交流的进一步深化将为今后两国的经贸发展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开展广泛交流有利于增强友好关系。中韩建交以来，两国在广泛领域开展卓有成效的交流与合作，如，两国的旅游人数和留学生人数均大幅度增长，两国在信息、企业、环保、资金、科技等领域都有很多合作，而且有的合作项目已经作为长期项目开展下去，加强各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不仅促进了相互理解和事业的发展，也促进了两国友好关系的加强。

四、小结

从1992年至今中韩经贸合作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中韩两国领导人达成的协议，奠定了中韩经贸关系的基础，确保两国关系沿着长期稳定，健康互信的方向发展。尽管在两国经贸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但是其前景是极其乐观的。因此我们应全面推动两国经贸关系的发展，及时妥善处理合作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双方不仅要随着自身经济发展需要，随时相应调整相关政策，而且要充分利用两国各自的比较优势加强经贸合作的力度。我们相信通过各方面的努力，中韩之间的经贸关系在未来必将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

参考文献：

[1]何一鸣.中韩经贸关系：成就、挑战与前景.亚太经济，2007,2.

[2]吴宇.中韩经贸合作及对策研究.延边大学说是论文，20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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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黄晓玲.中国对外贸易概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3,10:434-436.

中韩贸易论文范文篇7

中韩两国建交以来，主要通过香港、新加坡等地进行间接贸易或通过双方民间机构开展民间贸易方式的直接贸易。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以后，中韩两国政府签订了贸易协定和投资保护协定，双边经贸关系开始迅速发展，1992年中韩建交时贸易额只有50亿美元，经过15年努力，2007年达到近1600亿美元。新世纪以来中韩经贸合作发展迅速，7年来以年均25.2%的速度增长，不仅高于同一时期中国对外贸易年均增长24.7%的水平，更高于韩国对外贸易年均增长13.6%的速度，也高于同期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欧盟(25.3%)、美国(21.9%)、日本(13.6%)的年均增长水平。中国对韩国的出口商品主要有纺织品与服装、煤炭、电子零部件、冷冻水产品、玉米、钢材等，自韩国进口的商品主要有石化产品、化工原料、电子产品、皮革、纸张、不锈钢材等。

韩国对华投资也快速增长，韩资已成为我国主要的外资来源之一。2001年以来，韩国企业对中国直接投资一直处于较高水平。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资料显示，从韩国注入中国的直接投资资金占中国当年接受外国直接投资总额的比重已从1992年的1%上升到2005年10%。据中方统计，目前韩国在中国建立的企业已有4万家，实际金额达380多亿美元，成为仅次于日本、美国之后的第三大对中国投资国。

二、中韩经贸关系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双边贸易不平衡，中国贸易逆差严重

中韩建交前的1990年和1991年，两国贸易中中方都是顺差，且顺差增长幅度较大，但自1992年建交以后情况中方已经逐渐成为韩国贸易顺差的主要来源国，尤其是最近几年两国间贸易不平衡加剧。中国对韩国的贸易逆差也在持续增长。从2001年的100多亿美元，到2003年一举突破200亿美元，2004年又突破300亿美元，2005年达到400亿美元，2006年达到453亿美元，再创新高。造成中国对韩国贸易逆差不断增加的原因主要有：（1）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从韩国的进口大大增加，而对韩国的出口增长则赶不上进口的增长，这是因为中国的市场容量比较大能消费更多的韩国产品，而韩国的市场容量小，无法吸收大量中国产品。如2006年对韩国出口虽然增长26.8%，而进口在上年大幅增长的基础上，又增16.9%。（2）中国对韩国出口商品中初级产品所占比重较大。世界性的劳动力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向中国转移，利用中国低廉的成本，而核心部件和关键技术依靠从韩国或日本进口，加工组装后的产品再出口到欧美等国家。（3）中国关税政策的变化刺激了进口，消弱了出口能力。1992年中国取消了16钟进口调节税比鞥开始逐年降低关税，尤其是加入WTO后中国的关税持续下降，这些政策对中韩贸易的影响是刺激了进口削弱了出口能力。（4）韩国企业注重向中国出口，对从中国进口却不很积极，中国商品物美价廉，是韩国市场所需要的，但是在对韩国出口时却遇到很多困难，既有关税方面的原因，也有非关税方面的人为限制等，很难进入韩国市场。

2.中韩贸易摩擦问题

随着中国经贸合作的快速发展，贸易摩擦也就不断产生。韩国队进出口商品尤其是农副产品加征弹性调节关税，利用“特别保护条款”对国外商品进入韩国设置“合法”障碍等，直接影响中韩两国的经贸合作。根据商务部的《2006年外国市场的行情报告》，2005年，韩国对主要产自我国的63种主要农产品实施配额管理，超出配额的关税率高达200%，其中芝麻、大蒜、红豆、枣和绿茶的超出配额关税率竟分别达到630%、360%、607.5%、611.5%和513.6%。韩国政府2004年颁布的《海关法修正案》规定，包括红豆、黄豆、花生、人参在内的45种农产品和林产品(其中21种主要来自中国)进口量一旦达到规定的数量，将征收最高达到1067%的特别保障关税。除了关税壁垒外，韩国还对进口产品设置了各种非关税壁垒，如韩国采用不同程度的技术性贸易壁垒、检验检疫措施、反倾销等手段，阻碍中国商品进入韩国市场。截止2005年底，韩国实施的涉及中国产品的反倾销调查和特别保障调查分别达到20起和10起，对两国的贸易关系曾构成了实质性威胁。2000年6月1日韩国政府动用保障措施，对主要来自中国的大蒜征收315%的高额保护关税，中国政府也立即采取相应措施，于6月7日宣布暂停进口原产于韩国的手持（包括车载）无线电话机合聚乙烯。这次贸易战持续55天，结果双方都受到了伤害。2005年的泡菜风波中，韩国首先宣布中国泡菜有质量问题，停止进口中国泡菜，随之中国也宣布经检验进口的韩国泡菜质量不合格暂停进口韩国泡菜。这次贸易摩擦至今仍令人记忆犹新。虽然韩国已经承认了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使两国的贸易争端暂时得以平息，但随着两国贸易关系的深入发展，出于保护本国市场、幼稚产业和国内政治的需要，在市场准入方面的摩擦还将继续困扰双边贸易关系。

三、发展中韩经贸关系的对策

中韩建交以来，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为了使双方经贸关系再上一个新台阶，对前面提到的两国经贸关系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建议，为中韩经贸关系进一步发展提供保障。

1.合理解决中韩贸易不平衡问题

中韩贸易逆差的存在对两国经贸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必然会产生极大的危害。要解决这个问题一方面要加强双边磋商，进一步营造双方经贸合作的的优良环境，逐渐消除影响两国之间经贸关系的贸易壁垒。对两国间经贸关系中的问题、分歧进行沟通，并寻找相关解决办法。另一方面提高中国出口产品质量，加快进出口商品结构的调整。拓宽贸易范围，实现出口商品的多元化，采取“以质取胜”的战略。中国需要加强科技创新，把比较优势提升到新的层次。目前中国出口到韩国的商品面临的竞争压力越来越大，要保住市场份额和增加出口值必须加大技术开发力度，提高产品质量，创造名牌。此外，韩国政府也应该尽可能多的向中国开放市场。韩国企业只注重向中国出口，而对从中国进口却不很积极，我们希望韩国能增加从中国的进口，使两国贸易在扩大中获得均衡发展。

2.废除各种贸易壁垒，妥善解决贸易摩擦

中韩贸易摩擦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韩国实行保护贸易主义做法，尤其是针对中国产品的歧视性政策。因此发展中韩经贸关系需要废除各种贸易壁垒，韩国政府应该从两国经贸关系的大局出发，进一步调节关税项目，取消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减少对中国产品的技术性壁垒限制，积极采取切实可行的有力措施，增加对中国商品的进口。韩国不应歧视中国出口商品，应该为中国商品进入韩国市场创造便利条件和宽松的环境，并且客观公正的对待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

随着中韩两国经贸关系的发展，贸易的商品数量也越来越多，在贸易中产生一些问题甚至在个别商品上产生某些摩擦也是正常的，关键是如何解决。中韩两国都是WTO的成员国，应该按照世贸组织规则，通过双方友好协商，本着互利互让的原则妥善解决两国间的贸易摩擦，而不应该采取制裁或贸易战的办法加以解决。

3.进一步发展中韩经贸关系

增加中国企业对韩国的直接投资促进两国经贸发展，近几年来，中国不断加大企业“走出去”的力度，目前中国对韩国的投资虽然有劳动力成本合物价高等不理因素，但是企业对外投资不只是降低成本，还有获得技术、市场和流通渠道等多种需要。现在中国企业对韩国的透支处于起步阶段，数量和金额还很小，随着贸易的发展，中国对韩国的投资也将扩大。

中韩建立FTA将促进两国经贸发展。中韩两国就建立自由贸易区进行研究达成协议，现在两国正在就建立FTA进行可行性研究。相信两国建立自由贸易区后，随着“贸易创造效应”和“贸易转移效应”等的实现，两国的经贸乃至友好关系也将跃上新台阶。

加强研究机构和学者的交流有利于经贸的健康发展。近年来，中韩两国研究机构和学者的学术交流频繁进行，对双方经贸发展的现状、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讨，并提出解决问题的措施和办法，促进了双方经贸的顺利发展。多年的交流与合作已经积累了很多宝贵的经验，相信随着交流的进一步深化将为今后两国的经贸发展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开展广泛交流有利于增强友好关系。中韩建交以来，两国在广泛领域开展卓有成效的交流与合作，如，两国的旅游人数和留学生人数均大幅度增长，两国在信息、企业、环保、资金、科技等领域都有很多合作，而且有的合作项目已经作为长期项目开展下去，加强各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不仅促进了相互理解和事业的发展，也促进了两国友好关系的加强。

四、小结

从1992年至今中韩经贸合作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中韩两国领导人达成的协议，奠定了中韩经贸关系的基础，确保两国关系沿着长期稳定，健康互信的方向发展。尽管在两国经贸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但是其前景是极其乐观的。因此我们应全面推动两国经贸关系的发展，及时妥善处理合作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双方不仅要随着自身经济发展需要，随时相应调整相关政策，而且要充分利用两国各自的比较优势加强经贸合作的力度。我们相信通过各方面的努力，中韩之间的经贸关系在未来必将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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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吴宇.中韩经贸合作及对策研究.延边大学说是论文，2006,6.

中韩贸易论文范文篇8

关键词：茶文化；中韩文化；茶文化对比

在当前经济全球化进程不断推进的国际环境中，经济贸易往来愈发普遍的同时，文化的交流进程也在不断加快且变得愈发频繁。从历史渊源和地地理位置上来讲，中韩文化中有很多共同之处，其中茶文化就是其中之一。起源于魏晋南北朝的茶文化，经过千年的历史更迭，独特形成了体系和特色，在地域特色的驱动下，中韩两国对茶文化产生了不同的理解，这种差异是系统，变化可考的，因此为更好促进两国多元化发展，在文化交流与碰撞中确保交流工作的有序、有效开展现已迫在眉睫。

1中韩茶文化起源的基本概述

1.1茶文化的定义。什么是茶文化？茶文化是在种茶、采茶、炒茶、饮茶、茶事交流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文化极致。它是一种内在的思想和人文修养，是经过上千年茶事工作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一种具有体系、被普遍认同的文化共识。茶文化最早起源与两晋南北朝，在唐朝变得鼎盛进入高速发展时期。早在20世纪80年代，国内就形成有规模，具有学术意义的茶文化研究。茶文化作为传统文化的一种形态，开始被人们关注，并且形成百花齐放的局势。1.2多元化环境下的茶文化。从多元化的角度来看，茶文化被越来越多的行业发现、运用、融合，最终形成了一种多元性的文化要素。茶文化背后的成体系的文化内涵和思维方式逐渐渗透到其中。在其传播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儒家思想的融入及在茶文化中的体现。随着我国文化自信的建立，以及对外开放和包容性增大，中韩文化交流也出现了新的突破。其中茶文化就是其一。中韩文化因同属儒教文化圈，在交流上并没有过多的阻碍，其中两国的文化特色在其中凸显的淋漓尽致，经过时间的积累和磨合，中韩茶文化交流已经逐渐形成体系，而这无疑是对文化多元化交流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示范。

2中韩茶文化对比分析

作为民族传统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不同的国家文化背景的背景下，各国之间茶文化也表现出了显著性差异，其中在中日韩三国组成的茶文化圈中，众所周知中国是茶文化的发源地，而韩国则是会通了中国和日本茶文化精髓的结合点，逐步形成了具有区域性特色的文化特征，衍生出了不同的文化走向。就目前来看，对两国茶文化“异同”进行系统化剖析，从某方面而言不仅有助于推动区域文化的进一步发展，与此同时在协调两者友好关系以及确保国家稳定性发展方面也发挥了重要性作用：2.1中韩茶文化相似处。作为茶文化的发源地，中国茶文化历史悠久且文化氛围十分浓厚，此后伴随国家经济和文化交流的碰撞，各国也基于“中国茶文化”逐渐演变成了具有国家区域性特色的文化体系，但总体而言“天人合一”的境界与“和”的哲学思想是不同国家茶道文化的共同追求点。除此之外据调查两国茶文化都充分渗透了“充分体验感受自然美、真正本质美”的思想内涵，在茶文化发展过程中始终都是以“茶”作为核心载体，享受着“与大自然美妙结合”的同时，并在日常制茶、品茶饮茶的过程中始终将人文精神理念融入活动中。2.2中韩茶文化差异性。2.2.1区域文化氛围。在茶道文化发展过程中，不同国家文化背景下茶文化的区域性特征也存在明显差异，因此从某方面而言，中韩茶文化的走向其主要是由于本土文化的不同所造成的，因此在对茶道文化差异进行剖析时，对各国文化进行深入探究是十分必要的。中国文化历史悠久，文化气息较为浓厚，其中在历史的更替中“儒家”文化作为国家文化的典型代表，不仅在封建社会表现出了显著的主导性作用，在当下国家各文化发展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在茶文化发展中，由于中国是“儒道互补”文化的典型代表，就儒、道、释三方而言，对文化发展的影响力道家最强，儒家次之，释家最弱。除此之外经大量调研数据分析可知，我国在文化发展过程中，所追求的价值都体现在“仁、义、礼、智、信”这五项内容方面，至于其价值理想则是“和合”与“和谐”，“和”是最为主要的价值追求，指的是和谐以及和平，其中“和谐”表示的是人与社会、人与宇宙以及人与自然这三个层次。与中国文化相比，韩国文化虽然从某方面而言也表现出了一定的“儒家”文化色彩，但它仅仅是当做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向心力，换言之在韩国“儒家文化”只是具有十分浓厚的文化色彩，但相比中国的代表性其还存在一定的差异。除此之外据调查，相比其它国家文化的独特性，“包容性”是韩国文化最典型的特征，即它并不是一个独立存在的系统，而是不断进步和学习的系统，能够在不断吸取其它国家文化时既保留了本国文化，还能够在此基础上进行有效的创新，其中在茶文化发展过程中，相比中国的“重道和重艺”，韩国更加注重“茶礼”和“茶仪”，就儒、道、释三方而言，对文化发展的影响力儒家最强，释家次之，道家最弱，与此同时具备着强烈的集团主义意识和家族意识也是韩国文化的显著特征。2.2.2茶道文化总体。据调查茶道文化与茶文化之间属于包含和被包含的关系，其中前者是后者的核心，但总体茶文化主要还包括民俗茶文化、茶文学、茶艺术等等。在茶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在韩国“茶文化”约等于“茶道”，可以算是茶文化的主流，然而在中国，茶文化所涉及到的方面十分广泛，这也和我们国家拥有及其悠久的茶历史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茶兴于唐，而盛于宋”，中国早在宋朝就已经有茶馆的出现，而且由于我们疆土辽阔，加上民族众多，所以仅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就产生了多元化的民族茶文化。在一些传统文学名著中，就多有对茶文化的描述。如《红楼梦》中，如何采茶、喝茶，取花蕊露珠烹茶，极具考究。又如在《水浒传》中，茶壶倒茶、大碗喝茶又是另一种生活气息。从这些可以看出，不同社会阶层的人，对茶的需求也是不同的。当然对于我国的茶文化来讲，茶道、茶艺也是具有很多流派，算是茶文化中的独特风景，但茶道、茶礼可以涵盖韩国90%以上的茶文化。2.2.3茶道精神对比。从某方面而言，作为“茶文化”的发源地，中国茶道文化最早可追溯到公元前，是世界上最早将“茶”作为重要待客饮品的国家，在历史的更迭中茶文化也从最初的物质领域过度到了精神领域，陆羽《茶经》是世界上第一部描述记载茶文化的专著，它很好地概括了中国的茶道精神——也就是“俭”和“全真”，这两种思想可以扩展为淡雅、真实、清净、和俭朴，国内的茶文化受道家思想的印象较为深远，所以在其中有率真、自然和清净语气中。从某方面而言《茶经》是茶文化发展的重要依据，同时对世界其它各国茶文化的发展也起到了重要性作用，它的出现标志着我国茶文化发展进入了系统化时期，“饮茶”、“斗茶”逐渐成为了人们不可或缺的一项日常活动。作为中国毗邻的国家，在中韩文化交流和碰撞的过程中，茶文化逐渐交融和渗透，但相比而言中国的茶文化历经了从物质领域到精神领域的过渡，具有平民化的显著特征，然而韩国的茶道文化是将中国“精神文化”的茶内容引入当地国土境内，茶文化的发展是直接从“精神内涵”层面开始的，因此主要集中于高层次人群中的传播。在韩国，茶道精神更多是以高僧元晓大师的“和思”思想为根本，在高丽时期李崇仁、李行以及郑梦周等人的传播研究得到飞速的发展，直至李奎报融合茶文化的精髓，让韩国茶文化达到的巅峰。在李奎报的观点中，茶文化可以分为禅茶、清和以及清虚，其中“中正”是其思想核心。韩国受儒家思想影响较大，在茶文化中则体现在对中正、敬、礼、和等方面。2.2.4茶文化参与者。在现阶段茶文化发展过程中，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区域文化逐渐演变成了具有本国特征的一种文化形式和风格，为后期文化传播发展提供了重要战略指导和科学依据。从某些方面而言，中韩茶文化之间的差异性还表现在茶道文化参与者的不同，据调查中国作为茶文化的发源地，从物质层面到精神层面的过渡标志着茶文化的传播大众性特征较为明显，即参与茶文化传播的不仅有文人骚客和宗教人士，与此同时，国内广大人民群众同样也都是茶文化传播的主要参与者。2.2.5民族特性。中韩茶文化的差异性还体现在两国茶文化都具有明显的民族特性，众所周知中国是少数民族最多的国家，不同民族之间的茶文化也存在一定差异，如佤族的盐茶、维吾尔的奶茶等，茶对他们而言既是饮品又是食物的一种，“茶食相融”是在中国少数民族中的理念十分普遍。但在韩国，韩民族作为主要民族，茶道文化具有浓厚的阶级色彩，茶道的表演也非常严格，因此对本国民众日常饮茶的普及没有产生直接影响。除此之外据相关调查可知，在现阶段经济贸易往来愈发普遍的新市场经济常态下，韩国茶文化与中国茶文化之间也存在一定的相似性，从某种角度来看，韩国茶文化是在中国茶文化基础建立起来的，但两者相对后者无论是民族性亦或是地域性都十分显著，中国茶文化的品味和特质十分明显。2.2.6茶道仪式。无论从地理位置，还是历史渊源，中韩两国的交流自古就有，比如本文探讨的茶文化就是其中之一。韩国的茶文化最早可追溯到秦朝，在当时为躲避战乱纷争和严苛的徭役，中原一些百姓开始向当时的朝鲜半岛迁徙，同时带去的还有种茶技术，开启了韩国茶文化的开端。到了隋唐时期，唐太宗又派出使者出使高丽，带去了茶文化，汉朝时汉字的流传，让朝鲜半岛的居民学习了汉字，共同的语言让当时的居民对茶文化有了更深的研究，另外也让茶道精神和道家思想和文字一起涌入朝鲜半岛，由此可见中韩交流源远流长。从某方面而言，所谓的茶道仪式其实本质上而言是从茶文化中衍生出来的一种奉茶之道，不同地区的茶道文化在当地历史文化的熏陶下，也表现出了不同的茶道仪式。据调查显示，中国的茶道仪式融合了宗教、礼仪以及艺术等不同文化内容，具有显著的民族传统文化特色，韩国则主要强调与细节礼仪和规范程序。“功夫茶”是我国潮汕一带发展形成的独特的茶道仪式，即通过主人通过亲自操作温壶、烫杯、装茶、高冲、以及洗茶洗杯等步骤来迎接宾客，是一种当地迎宾敬客的重要手段；至于韩国则主要将茶道当做成具有民族特色的国粹文化，从起初效仿学习中国茶道文化，逐渐演变成具有当地特色的茶道文化，两者相比中国茶道文化追求自然随和，韩国茶道文化则更加注重知礼守法。

3总结

在中韩两国文化交流全面开花的今天，各种文化交融屡见不鲜，也有不同的交流主题涌现其中。通过对中韩两国茶文化的对比，我们可以看出不同国家的不同文化体系和价值内涵，同样看到了在文化交流上，这种内涵和体系依旧存在，从某方面来讲茶文化的交流机制和构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积极和良好的范例。相信在未来，我们可以看到更为完善的、多元化的机制体系出现，从而促进中韩两国文化的进一步交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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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韩贸易论文范文篇9

一、中韩两国劳动法的现状与发展

在世界经济发展的新形势下，中韩两国的劳动法的发展和研究都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本次研讨会上，中韩双方首先就两国劳动法的现状与发展进行了概括和展望。韩国劳动法协会会长李乙珩教授在其《国际劳动公约与韩中劳动法的发展-21世纪韩中劳动法的课题》的报告中，对中韩两国在劳动法方面取得的进步给予了积极的肯定，但同时指出，用国际标准来衡量两国劳动法的发展，仍存在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可以概括为以下方面：（1）劳动法的国际化、普遍化和统一化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劳动法领域出现了迅速国际化、普遍化和统一化的趋势。国际劳工组织制定的国际劳工标准超越了国家的利害关系，其带有普遍性特征为世界各国所认同，但东亚及东南亚的国家普遍存在忽视劳动法国际发展趋势的问题。从韩国情况看，韩国已加入了（世界经合组织）等国际组织，但对国际化和普遍化的原则并未给予足够的重视，在这一点上，早已加入国际劳工组织的中国也有相似之处。（2）劳动法应当从民法中摆脱出来。从劳动法发展的历史看，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雇佣劳动关系是由民法来调整的，遵循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原则。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劳动法已成为独立的法律部门，成为介于公法和私法之间的第三类法-社会法，劳动法有其不同于民法的理念和原则，不能再以民法的观念去看待劳动法律关系。（3）急需劳动标准的法律化。自1919年国际劳工组织成立后，先后制定了大量的国际劳工公约和建议书，并大大促进了各国劳动立法的发展，今天，国际劳工组织的国际劳动标准在实现劳动者的劳动权、提高劳动标准、促进国际贸易的公平竞争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已加入OECD的韩国和即将加入WTO的中国应当认识到该国际潮流。（4）从理想到实践的转化。面对劳动法发展国际化的潮流，韩国和中国应重新审视国际劳工组织的设立宗旨和目的，并实现立足于其精神的“理想到实践的转化”，以符合时代的要求。韩中两国首先应进行法律的调整，使之达到国际劳动标准的水平，并逐步向发达国际靠拢。韩国和中国的劳动法学者应努力研究作为世界各国和平生存与发展象征的国际劳动标准以及发达国家的劳动法，以促进韩中两国学术的进步和国家的发展。

中国改革开放20年来，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的建立，劳动立法有了很大的发展，已初步建立起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劳动法律制度。就我国劳动立法的现状与未来，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的关怀教授发表了题为《中国劳动立法概况与未来发展》的报告。关怀教授首先回顾了我国《劳动法》颁布前劳动立法状况，指出《劳动法》的颁布是我国劳动立法新的里程碑。我国《劳动法》的制定经历了艰辛的历程。早在1956年劳动部就成立了劳动法起草小组，后因极左思潮的泛滥而夭折。1978年12月邓小平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了要抓紧制定《劳动法》，（劳动法）的起草工作重新被纳人工作日程，但由于改革刚刚起步，许多问题的认识难以统一，起草工作再次中断。1989年后，随着劳动制度改革的深入，《劳动法》的起草工作再次成为当务之急，1993年初，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确立后，为《劳动法》的起草确定了方向，1994年7月5日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正式通过了《劳动法》。《劳动法》的颁布，填补了我国法制建设的空白，结束了我国长期以来仅仅依靠劳动法规调整劳动关系的局面，全面地规范了劳动工作，把劳动工作纳入法制轨道，为进一步实施劳动制度改革保驾护航，有利于劳动争议的解决，促进了社会安定团结。《劳动法》颁布后，为了贯彻实施和进行具体操作，同年劳动部就了17个配套规章，以后又了一系列配套规章。与此同时，国家还提出了进一步完善劳动立法的规划，今后，我国将陆续出台《安全生产法》、《社会保险法》、《职业技能开发法》、《促进就业法》、《劳动合同法》、《集体合同法》、《工资法》、《劳动保护法》、《劳动监察法》、《劳动争议处理法》等劳动法律，其中，《社会保险法》和《劳动合同法》是当前我国劳动立法的重点。现阶段我国正向劳动法日益完备的方向迈进。

二、劳动法中的人权问题

人权问题是世界各国所共同关注的问题，从各国对人权的态度来看，西方国家主要强调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发展中国家则更加强调个人的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和生存权、发展权等，生存权又主要体现为劳动权，因此，人权保护与劳动法有密切关系。在本次研讨会中，与会者专门就该问题进行了讨论。

韩国自1980年代后期外国劳动者不断涌入，主要从事3D[1]行业。按照韩国出入境管理法滞留资格规定，可将外国劳动者分为合法就业者、产业技术研修生及非法滞留劳动者。韩国产业技术研修生制度是1991年后实行的，由于研修生的工资很低，再加上昂贵的出国成本，使得许多人离开研修岗位进行非法就业。外国劳动者人权问题由此引起了韩国学者的关注。研讨会上，韩国劳总产业安全局长朴寿万教授就此问题作了《外国劳动者的人权保护》的报告。从事3D业的外国劳动者容易遭受产业灾害，发生事故后，能否按照产业灾害险保险法获得赔偿成为受害人生活保障的关键。1995年韩国大法院规定了非法滞留者在劳动法的地位，现在产业技术研修生和非法就业者都成为了产业灾害补偿保险法的保护对象。由于韩国经济的发展已难以离开外国劳动者的存在，对外国劳动者的人权保护已成为重要课题，现阶段可建议的人权保护措施主要有：（1）对外国劳动者实行平等待遇原则；（2）继续完善产业技术研修制度。目前，韩国正在起草《外国人劳动保护法草案》，相信外国劳动者的人权保护制度将逐步完善。

在我国，人权一直是我国政府所特别关注并致力发展的事业，我国政府为保障公民的人权作了不懈的努力。1991年月，我国政府发表了《中国的人权状况》白皮书，第一次向世界公布了中国的人权状况。1997年月，我国签署了《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1998年月又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迄今为止，我国已加入了17个国际人权公约。我国政府在承认人权的普遍原则应当得到尊重、公民的个人权利和政治权利应当受到尊重和保护的同时，又特别强调生存权和发展权的重要性。在本次研讨会上，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林嘉副教授从劳动法的角度探讨了该问题，宣读了题为《劳动权与人权问题》的论文。长期以来，人们习惯将人权分类或者分代，最早的人权或称第一代人权是指个人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CivilandPoliticalRights），后扩大到个人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这被称为第二代人权，第三代人权则进一步发展为国家和民族的权利，即民主自决权、发展权等。劳动权作为人权的重要内容，被我国宪法规定为公民的基本权利之一，1994年通过的《劳动法》被称为是一部权利保障法，是保障公民实现劳动权的基本法律，也是保障公民生存权的重要法律。《劳动法》规定劳动者有平等就业权和择业权、获得劳动报酬权、休息休假权、获得劳动安全卫生权、职业技能培训权、享有社会保险和福利权、提请劳动争议处理权、组织工会和参与民主管理权，这些权利构成了劳动权的基本内容。随着人权思想和观念不断的进步和发展，我国已加入越来越多的国际人权公约，对国际社会有了更多的承诺。从发展的眼光看我国的《劳动法》，需要进一步完善相关的制度，主要应考虑以下几个方面：（1）应明确规定保护劳动者的人格尊严。随着人权观念的发展，人格尊重已成为现代人权运动的目标和基本理念，人格被视为人的最高价值，人格利益也被视为人的最高利益。从世界范围来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世界人权运动的蓬勃兴起，人格尊严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重视。许多国家纷纷修改宪法，明确规定人的尊严受到保护。我国宪法第38条也规定了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民法通则规定了公民享有的具体的人格权，这些对人格尊严的保护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在劳动关系领域中，由于劳动关系存在着管理与被管理、支配与服从的特征，劳动者的人格尊严往往容易被忽视甚至被侵犯。据媒体报道，一些企业主随意打骂工人，有些企业为了严格管理制度，工人每天下班都要搜身才能出厂，有时企业限制工人每天上厕所的时间和次数，一家企业老板因怀疑女工偷鞋，竟然指使保安人员将该女工与两只大狼狗关在一起示众。这些行为严重侵害了劳动者的人格尊严，为了制止发生在劳动关系中的这些行为，应当在劳动法中明确规定劳动者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2）应明确规定不得强迫劳动。不得强迫劳动是对劳动者人格新生的一种延伸。在现代社会，劳动是人们谋生的一种基本手段，但又应当是一种自觉自愿的行为，不应当被迫或者强制劳动。但在现实生活中，一些私营企业老板采取高压手段强迫劳动者劳动，有些借口劳动合同未满强迫劳动者在恶劣的劳动条件下劳动，这些都与人权的基本思想相违背，应当在劳动法中明确规定不得强迫劳动。[2]（3）应规定劳动者的罢工权。新中国成立后颁布的历次宪法中，曾于1975年和1978年的宪法中规定了罢工权，1982年的宪法对罢工权予以取消。从宪法对罢工权的规定和取消看，都是与当时的历史条件相适应。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劳动关系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使得劳动关系双方的对立不可避免地出现，劳动争议由此增多。当劳动争议得不到及时和妥善解决时，劳动者就会采取罢工的手段来争取权益，罢工是所有市场经济国家普遍存在的现象，应当对罢工的问题重新认识。罢工权是国家赋予劳动者在一定条件下对抗用工单位或雇主的一种权种，许多国家在宪法中都规定了罢工权。《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公约》中也规定了罢工权。罢工权已被视为人权的一项重要内容。从我国实际情况看，罢工已成为客观存在的现象，立法不应当采取回避态度，而是应当将其纳入法律规范中，明确规定罢工的构成要件，允许一定条件下的罢工，这样，一方面，有利于协调劳动关系，推动集体谈判和集体合同制度的实施，另一方面，有利于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保障公民基本人权的实现。（4）应进一步规范各种劳动关系，尤其是雇佣关系。根据《劳动法》第2条规定，该法只适用于企业、个体之形成劳动关系的劳动者，以及国家机关、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和与之建立劳动合同关系的劳动者。对于许多从农村进城的打工者来说，《劳动法》似乎并未成为他们的权利保障法，或者是企业主没有法律意识，置《劳动法》于不顾，肆意侵犯劳动者的权益；或者是进城务工人员根本不适用《劳动法》。据国家统计局的资料，1998年底，从农村流人城镇的人口是8000多万，他们生活在城市的边缘，许多人在打黑工，订的是“生死合同”，干的是最重最累的活，却没有基本的权利保障。鉴于我国人口结构的特点，农村劳动力还将加快向城镇流动，进城务工的民工还会越来越多，应尽快制定《雇佣劳动法》，规范各种雇佣劳动关系。此外，随着家务劳动的社会化，许多农村流入城镇的人员从事家庭保姆或小时工，而且越来越多的城镇下岗工人也加入了这一行业，但却没有相应的法律对家务劳动予以规范，因此，也应当尽快制定《家务劳动法》，以保障这些劳动者的合法权益。（5）加快劳动法配套法律的立法进程。《劳动法》是调整劳动关系的基本法律，对劳动关系的各个方面都作了原则规定，为了使劳动法各项制度更加具体化和规范化，应当加快制定相配套的劳动法律，形成规范的劳动法律体系，更好地保障劳动者劳动权的实现。

三、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建立与完善

建立社会保障制度是发展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而社会保障制度有利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已被众多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所证明。中国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同时，正在大力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制度。研讨会上，北京大学法学院贾俊玲教授作了《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探讨》的报告。社会保障是国家或社会为了补偿现代社会已被削弱的家庭功能，帮助全体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需要，对付现代社会的经济风险，运用社会化保障手段的经济福利政策。中国社会保障制度一般包括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社会福利、优抚安置四项内容，其中社会保险是其支柱部分，也是劳动法的一个组成部分。社会保障权是我国宪法赋予公民的一项重要基本权利，在公民的基本权利中占有重要地位。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始于1950年代，1951年我国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由此建立了计划体制下的社会保险制度。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我国加快了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保障立法，如1998年国务院颁布了《失业保险条例》、《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1999年颁布《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目前，立法的重点是《社会保险法》，重点的保障项目是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在中国社会转型阶段，实行社会保障制度还存在着许多难点，如何解决是目前的当务之急，应从以下方面予以考虑：（1）扩大社会保障范围。如退休保障，目前并不包括所有从业人员，更不包括农村劳动者，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应逐步扩大社会保障的范围。（2）社会保险基金的收缴问题。社会保障基金是保障会保险制度有效运行的基础，目前企业欠费现象严重，解决该问题的对策，能否实行费改税，或通过契约化的方式，并由企业采取担保、抵押的办法，这需要进一步研究。（3）社会保险基金的安全运营。目前我国对社会保险基金实行从地方到中央统一管理体制，在这方面我们借鉴和吸取了国外的成功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如智利对社会保险基金实行多元化管理，规定可以将收取的社会保险基金交由私营企业经营，由于风险很大，不到3年，有4家企业破产，导致许多老年人找不到自己的资金户口。中国目前并不具备对社会保险基金实行多元化管理的条件，加入WTO后，对社会保险基金的管理也需慎重。（4）过去没有加入现行社会保险的计划的老年人的问题如何解决。这是特殊历史条件下遗留下来的问题，目前正在考虑能否将国有企业一部分资产变现来解决。据估价，到2025年，全世界大概有1／4的老人生活在中国，这是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如果现在不解决，到时候将会更加突出。还有就是退休年龄如何确定，是延长退休年龄还是缩短退休年龄，延长退休年龄有利于增加社会保险基金的总量，但不利于解决劳动就业，后者则相反。对这两者的矛盾应充分考虑并予以适当的协调。又如，工资替代率如何确定，目前我国工资替代率较高，退休费为工资的70％-80％、‘甚至0％，在全世界是最高的，国际标准为50％左右，今后，随着我国工资体制的逐步理顺，工资替代率应逐步降低。

在本次研讨会上，韩方代表提出的论文特别关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所带来的劳动法方面的变化，由于劳动力市场的开放导致国际劳动力的流动呈普遍现象，外国人的劳动和社会保障问题为韩国学者普遍关心，除上述朴万寿教授关于外国劳动者的人权保护的论文外，韩国比较劳动法协会事务局长、崇实大学魏圣种教授也就外国人的问题作了《外国人在社会保障法上的地位》的报告。社会保障法是根据是生存权的思想和社会连带思想。1919年德国魏玛宪法首次在法律上规定了生存权，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各国宪法都明确规定了生存权，韩国宪法第34条也规定了生存权。宪法的规定是社会保障法制定的基础。宪法第34条第1款规定每个国民都有体面生活的权利，第2款规定国家的义务，第3款规定妇女的福利权，第4款规定老人和儿童的福利权，第5款规定无生活能力者的保护。此外，宪法第条规定了人的尊严和对幸福的追求权，第11条规定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宪法关于人有体面生活的权利原则上只适用本国国民而不适用于外国人，这就引起了人们对外国人在社会保障法上的地位的讨论。人们普遍认为，社会保障法旨在维护个人的基本生活，接近于社会人权的概念，具有超越国家的普遍性，国际劳工组织第2号公约和157号公约对社会保障问题作了规定。从世界经济发展全球化的趋势看，WTO体制要求消除国家间的壁垒，在社会保障方面，对外国人也应当采取与本国人相同的平等待遇，宪法第34条的规定也应当平等地适用于外国人，立法和法律政策上都应当为此作出努力。

四、加入WTO与劳动法

随着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进程的加快，有关人世面临的机遇和挑战的讨论也日渐热烈。加入WTO意味着我们在进一步融人世界经济的同时，也将在更大范围和更深程度上受到世界经济的影响。加入WTO也会对劳动关系的法律调整产生很大的影响，该问题引起了与会者极大的兴趣。中国劳动与社会保障部马瑜处长作了题为《WTO法律规则与中国的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的报告，分为三部分：1.WTO法律规则的基本原则和劳工标准。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劳工标准与国际贸易问题已成为世界贸易组织面临的一个新挑战。在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内，是否应制定统一的国际劳工标准。并将其作为国际贸易中的规则之一已成为各国争论的标准。就目前现状来看，关于世贸组织中劳工标准与国际贸易公平竞争原则挂钩问题的争论将进一步持续下去。随着国际贸易的发展，国际贸易与劳工标准挂钩将成为必然的趋势。2.加入WTO对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法的影响。（1）对就业的影响。非歧视、公平竞争和市场开放是WTO的三大原则。加入WTO后，会对就业结构产生直接影响。从短期看，可能会导致就业岗位的减少，一些岗位可能会出现高失业率，如农产品进口关税价格下降，会直接影响农民就业，使农村劳动力流动加快；此外，汽车业、机械和钢铁业也将减少就业机会。但从长远看，随着出口的增长、外资的引进和中小企业的发展等，将会导致就业总量的增加。（2）对劳工标准的影响。我国现行《劳动法》对劳动标准的规定，基本上符合国际劳工标准和国际劳动立法趋势，目前所需加快的是加大执法监督机制，并对某些标准进一步予以完善，如最低工资标准、社会保障水平等。提高劳工标准会导致劳动力成本的增加，直接影响企业的经济效益和产品的竞争力，但会推动企业真正走向市场。（3）对社会保障的影响。贸易的自由化和全球化，必然导致劳动力在国际范围内的流动，中国公民在国外就业的保障以及外国公民在中国就业的保障，都有待于通过立法来解决。一方面要加快国内立法，另一方面要加强在社会保障领域的双边及多边合作，解决社会保险双重缴费的问题。3.如何迎接加入WTO给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法带来的挑战。（1）认真研究WTO的法律规则，加快制定劳动和社会保障方面的法律。（2）组织对现行劳动和社会保障法律法规的清理工作，修改完善与WTO规则不相符合的相关法律制度。（3）采取一些政策措施，以解决就业问题。如建立重点行业、地区的失业预警机制，建立失业人员的保障体系，大力发展职业技能培训，建立市场就业机制。（4）加强对用工单位的执法检查。如查处使用童工问题、延长工作时间问题等。

中韩贸易论文范文篇10

一、萨尔浒战前朝鲜与建州女真之往来

后金兴起于建州。按照吴晗的话说，建州介于三大势力之间，西有明朝，北有蒙古，南有朝

鲜。建州女真在势力强盛时，乘虚入寇，或助明朝攻蒙古;或乘明朝无暇顾及时，抄掠明朝边境;或南下向朝鲜攻击。势衰时便卑辞求内服，同时受三方官职，乞求赏赐粮食。【参见吴晗:《关于东北史上一位怪杰的新史料》，《燕京学报》(1935年6月)第17期.后更名《朝鲜李朝实录中的李满住》，《读史札记》，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47页;又见《吴晗史学论著选集》，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24页.】朝鲜与清朝宗藩关系发展的艰难，与朝鲜长期同清人祖先女真交往密切相关。因为朝鲜在长期与女真的往来中，一直将女真看作是“夷”、“胡”，文化上始终认为朝鲜较女真高出一等。而在双方交往中，亦存在过某种程度上的上下尊卑不平等关系，这些都是阻碍双边关系正常化的重要原因。

日本学者河内良弘对明代女真史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参见[日]河内良弘:《明代女真史の研究》，京都同明舍1992年版.】他把女真与朝鲜的关系视作藩属同宗主国的关系，女真诸部以事奉上国的姿态事奉朝鲜，而朝鲜又以待藩邦的态度对待女真诸部。他认为朝鲜与女真的关系是在大的中华体系之下，【中华世界体系，费正清称之为"中华世界秩序"(TheChineseWorldOrder)，参见JohnKingFairbank，ed.TheChineseWorldOrder，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68.认为中华世界体系中心是中国，而周边分为:华化地区(SinicZone)，以朝鲜、越南、琉球、某些时期的日本为代表;内陆亚细亚区域(InnerAsianZone)，即游牧民族活动之中国长城以北、中亚草原地区;外部地区(OuterZone)，乃历史上的外夷，具体就是东南亚、西亚和欧洲.日本学者藤间生大提出东亚中华世界发端于秦、汉，形成于唐、宋，见《东アジアの世界形成》(东京:春秋社，1977年).高明士则将其称为"天下秩序"，指出德、礼、政、刑是维系此秩序的四大要素，见《从天下秩序看古代的中韩关系》，《中韩关系史论文集》(台北，韩国研究学会，1983年)，第1-166页.】形成以朝鲜为中心的小天朝体系。笔者并不赞同女真与朝鲜存在着藩属同宗主的关系，因为女真各部卫、所都是明朝设立，并非朝鲜设立的，而且女真诸卫所隶属明朝版土，并非朝鲜的领地，故而不能说具有宗藩关系，但在明代双方的交往中，朝鲜处于主动和支配地位，女真处于被动和被支配地位。这样在朝鲜的心目中，女真是夷人、胡人，是未开化的民族，这种观念根深蒂固。

朝鲜初年，朝鲜半岛北部(今咸境道、平安道一带)并非朝鲜人居住，而是女真人的活动地域。辽、金、元三朝400年间，中朝北部边界基本稳定在朝鲜江原道的永兴地区。元朝时朝鲜北部由铁岭卫管辖，明朝永乐以后，铁岭卫北撤，这片土地遂由朝鲜掌管。【对于明代中朝边界的形成，可参见王冬芳:《关于明代中朝边境形成的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7年第3期.】但当时这一带的居民以女真人为主，女真部族构成了朝鲜北部藩篱。朝鲜世宗国王时期(1419—1450)，朝鲜先后在北部设立了四郡六镇，【四郡乃懋昌、闾延、虞芮、慈城，六镇乃庆兴、庆源、稳城、钟城、会宁和富宁.对其研究可参见李仁荣:《韩国满洲关系史研究》(汉城，乙酉文化社，1954年)，书中对四郡的设废过程进行了详细研究，对朝鲜与女真关系更进行了专门研究.】以加强控制，并从南方强制迁徙朝鲜人在北部地区定居，逐步实施对北部地区的有效控制。当时迁徙来的朝鲜人，因为不适应北方的气候，疾疫流行，以致“新徙之民，不安其心，思归故土，或臻亡命”。【《李朝世宗实录》卷40，世宗十年五月丁巳，东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1956年.】为了确保北部地区的稳定与安全，就得处理好与女真诸部的关系。为求控制女真，朝鲜采取羁縻与武力征伐两种措施，以确保对这一地区的有效控制。朝鲜对女真的羁縻策略，首先是施恩笼络，授酋长以侍卫、将军等职位，同时，若遇上女真天灾，亦予以救济。朝鲜太宗时(1401—1418)开始对女真施恩。当时建州卫酋长猛哥帖木儿求见，即以其“居吾境，为吾藩篱，宜待之厚”，【《李朝世宗实录》卷45，世宗十一年九月丁卯.】遂厚待之。世宗时期(1419—1450)对女真诸卫酋长多授予侍卫一类头衔。《李朝世宗实录》载:“中朝于夷狄，不惜除都督以下之职者，非欲侍卫也，欲羁縻也。又国初万户宣略将军之职，不惜遥授，亦欲羁縻也。”【《李朝世宗实录》卷10，世宗二年十一月己巳.】于是对当时建州卫童仓、凡察等人子弟授予官职，并令在朝鲜娶妻，使其安心侍卫，“使之迭相往来觐亲，则彼自有永久安堵之心”。【《李朝太宗实录》卷19，太宗十年三月乙亥.】世宗年间，建州左、中、右三卫发生罕见旱灾，谷食皆枯，朝鲜遂给粮，人给米二升、盐一升救荒，令女真各部感激不尽。此皆是笼络措施。

但朝鲜与女真关系时好时坏，关系好时则和平相处，相互贸易;关系不好时，则施以战争。朝鲜多次出兵扫荡女真驻地。太宗十年(1410)三月，朝鲜边将赵涓屠杀女真众多，又捕捉女真首领甫乙吾，杀他无借口，又不敢放回，因为朝鲜顾忌若将其放还，让他回到故里，看见积尸遍野，屋庐烧尽，妻子朋友皆已死亡，肯定“怨极于天，必告天子，誓死复仇矣”。【《李朝太宗实录》卷19，太宗十年三月乙亥.】世祖年间(1455—1468)，申叔舟多次兴兵女真，焚其庐舍，毁其庄稼，断其贸易。女真在不能与朝鲜贸易时，往往在朝鲜边境抢掠财物，以维持生计，朝鲜则派兵进攻，故而战事不断。1496年，朝鲜使者童清礼出使建州卫，建州卫首领完者秃还在向他述说朝鲜进攻其祖李满住之事:朝鲜无故进攻李满住，使其身被九创，其妻子皆死于锋刃之下，李满住“由是含怒痛入于骨”，从而实施了一系列的报复行动。【参见《李朝燕山君日记》卷19，燕山君二年十一月朔甲辰.】可见，在朝鲜与女真长期的交往中，朝鲜是处于主动的地位，具有控制女真的实力，女真处于分散、被动的境地。这种长期的不平等地位，造就了朝鲜鄙视女真的文化心态，深深烙上了女真是“夷狄”的观念。而当萨尔浒战争前后，女真势力逐渐强盛的时候，朝鲜国王光海君试图调整对女真的策略，但却引发了宫廷政变，最终被赶下台。

二、萨尔浒之战前后朝鲜对后金态度的转变

在“壬辰倭乱”期间(1592—1599)，朝鲜明显感觉建州女真势力大增，因为期间努尔哈赤曾请求出兵助战，遭到朝鲜拒绝，但足以使朝鲜警觉。战后不久，朝鲜派使臣申忠一出使建州，侦探情况。朝鲜国王宣祖去世后，光海君继位。因为诸多原因，光海君开始调整其对明朝与建州女真的策略。

光海君可以说是唯一对明朝不忠心的朝鲜国王，他对明朝不但没有诚心事大之意，可能还有刻骨的仇恨。因为明朝以他为次子，十几年间曾经五六度拒绝册封他为世子，10多年的时间里他一直处于寝食不安的状态，担心世子职位随时被他的哥哥临海君抢去。壬辰倭乱时期，朝鲜国王宣祖以长子临海君无能无德，而次子光海君则“自幼好学，聪明端厚，又能斥去纷华，简俭自奉”，以其为贤，期待明朝册封光海君为世子，但明朝礼部以“主器必长子”为由，多次拒绝册封光海君为世子。明礼部所依从的是儒家立长之规，其实背后却另有原因，“时中朝虽立

太子，而皇上意在福王，故我国册封奏请，正犯所忌，每为礼部所沮”。【《李朝宣祖实录》卷169，宣祖三十六年十二月戊子】而表面上明朝所认同的则是儒家礼仪制度，宣称:“长幼之序，礼莫大焉;储嗣之立，礼莫重焉;舍长立幼，于礼不顺。若令之自中国，是以非礼令也;若徇之自臣部，是以非礼徇也……朝鲜称我外臣，享我正朔，事孰大于继立，乃舍其长子而请立第二子讳，无乃非我国家之制乎?”【《李朝宣祖实录》卷181，宣祖三十七年十一月辛丑.】明朝始终拒绝册封光海君为世子，一直到宣祖国王崩，都未加册封。光海君十几年始终处于有实无名的状态，得不到正统的世子身份。宣祖崩后，光海君已获得“权知国事”的身份，明神宗依然认为“立国立长”，朝鲜舍长立幼，望查问清楚，再作定夺。【参见《明神宗实录》卷445，万历三十六年四月壬午.】万历三十六年(1608)五月初一日，礼部以朝鲜国王嗣位之事，“事在彼国，难以遥断，似当行勘以求确据”。【《明神宗实录》卷446，万历三十六年五月丙戌.】光海君已承其位，却仍需勘察。一直到十月，即五个月后，礼部方上奏:光海君袭封已成事实，只得以“事在彼邦，姑从其便”，方加以册封。【参见《明神宗实录》卷451，万历三十六年十月庚辰.】光海君在明册封使来临前夕，为免节外生枝，遂缢杀临海君，明朝方勉强册立光海君为国王。这件事对光海君影响很大，也促使他为免受女真日益严重的威胁，一直游离于后金与明朝之间的最大原因，所以在他成为朝鲜国王后，虽然礼节上对明朝还维持事大的传统，但事实上，面对日益严重的女真人的威胁，他采取“事大则日新恪谨，待夷则务尽其权”【《李朝光海君日记》卷143，光海君十一年八月壬戌.】的策略，以图保安社稷，游离在明朝与后金之间。【对于光海君时代的女真与朝鲜的关系，可参见日本学者稻叶岩吉:《光海君时代の满鲜关系》，大阪屋号书店昭和八年初版;汉城亚细亚文化社《满蒙学术史料丛书》中录入，1986年.】建州女真的崛起，对明朝是最大的威胁，万历时期终于想把它彻底解决，于是明朝任命杨镐为辽东经略，督办征辽事务。杨镐在朝鲜人心目中享有很高的声誉，被看成壬辰战争(1592—1599)拯朝鲜于水火的功臣。因为丁酉年(1597)日本进攻时，杨镐与邢筁是最为重要的明朝将领，也是他们奠定了战争胜利的格局。万历二十五年(1597)封贡议败，朝鲜战事再起。明朝逮捕主和议的石星、沈惟敬，以兵部尚书邢筁总督蓟辽，以右佥都御史杨镐经略朝鲜军务。时日军由南往北进攻，锋势甚锐，汉城告急。六月，杨镐抵达平壤，当即指派诸将。日军小西行长、加藤清正围攻驻守南原的明将杨元，杨元不敌弃守，邻近全州守将陈愚衷亦不战而逃，京畿危在旦夕。在此关键时刻，杨镐自平壤抵汉城，指挥明军大破日军，从而解王京汉城之危，遏止了日军的北进，取得稷山大捷的胜利。李光涛先生论曰:“稷山大捷，由丁酉倭祸言之，乃明人再度援韩第一功。而是役立功人物，又应以经理杨镐为第一。”【李光涛:《朝鲜壬辰倭祸研究》，"中央研究院"历史所专刊之六十一，1972年，第208页.】杨镐指挥明军乘胜进攻，将日军主力团团包围于蔚山，惜天雨连绵十数日，明进军不利，反为日军所乘，蔚山失利，使战果未能扩大。【对于蔚山之役，《明史》卷259《杨镐传》、卷320《朝鲜列传》，皆以为大败.《杨镐传》称:"是役也，谋之经年，倾海内全力，合朝鲜通国之众，委弃于一旦，举朝嗟恨."李光涛在《朝鲜壬辰倭祸研究》一书中，对《明史》的说法进行了批驳，他引用《朝鲜王朝实录》材料，认为蔚山之役并非大败，只是清正趁雨天反攻，令明军进攻失利，但并非大败.朝鲜对此虽有惋惜，亦未归罪于杨镐.他说"蔚山之役，由杨镐言之，可谓虎头蛇尾，有始无终."可参见其书，第228-260页.笔者以为李先生所言可信，所论允当.】蔚山役后，明朝赞画主事丁应泰劾杨镐“贪猾丧师，酿乱欺罔”，杨镐被革职

撤回。但朝鲜君臣皆以丁应泰言为诬妄之辞。杨镐回还之日，朝鲜自国王宣祖至平民百姓皆恋恋不舍，宣祖率百官泣送于弘济院，汉城士民男女重髫戴白，皆出送郊外，诸臣以诗为别。【参见《再造藩邦志》5，《大东野乘》第三册，第1811页.】朝鲜深觉惋惜，并为杨镐受诬而不平。不久宣祖即派右议政李元翼、参判许成上奏辩诬，并疏救杨镐。万历二十七年(1599)七月，朝鲜建宣武祠于汉城南，特崇享兵部尚书邢筁、经略杨镐，宣祖亲书“再造藩邦”匾额揭于宣武祠。万历三十四年(1606)，谢恩使柳寅吉、崔濂朝京，专求杨镐画像。时杨镐家居河南商丘，朝鲜使臣千方百计寻得一商丘举人前往其家乡，方摹得杨镐画像。【具体经过，可参见《李朝宣祖实录》卷213，宣祖四十年闰六月癸亥.】光海君二年(1610)，将其画像奉安于宣武祠。朝鲜为崇祀杨镐，千方百计，煞费苦心。由此可见杨镐在当时朝鲜人心目中的地位是何等之高。

尽管如此，在杨镐出征辽东之前，派使臣前往朝鲜要求朝鲜出兵，共同征讨。但面对杨镐派来督促朝鲜出兵支援的使节，朝鲜在光海君游离政策下，一再推诿，“不曰建贼见蹙，隳突可虞，则曰我国力分势弱为虑”，杨镐斥之“岂遽忘昔年……援东国之急乎?……不免大失中外之望”。【《李朝光海君日记》卷130，光海君十年七月己酉.】其实，朝鲜对于明朝征讨后金的重要性看得相当清楚，以为“国之存亡，民之死生，都在于征胡之一役”。【《李朝光海君日记》卷133，光海君十年十月丁丑.】但光海君对杨镐之要求依然敷衍推诿，以致于“经略(杨镐)于我国深恶而痛绝之”。【《李朝光海君日记》卷133，光海君十年十月甲申.】朝鲜对杨镐之要求百般推倭，而与此同时则积极开展与后金的往来，暗中遣使联络。

由于光海君的两面政策，刻意周旋于明和后金之间，所以当得知刘纟廷派刘海前来督察出兵之时，朝鲜君臣上下一片恐慌，因为刘海原来是朝鲜人，后为刘纟廷部将，“凡我国大小事必无所不知，尤极可虑”。【《李朝光海君日记》卷134，光海君十年十一月癸卯.】朝鲜商议派译官将其止于途中，这在明与朝鲜的交往上是极为罕见的现象。在此情形下，国王光海君方令都元帅姜弘立、副都元帅金景瑞领三营兵马一万三千人，往援辽东。1619年，杨镐率明朝主力四路大军与努尔哈赤决战于萨尔浒。但由于指挥不力，四路军队互不配合，努尔哈赤采取各个击破的策略，最终大败明军。姜弘立秉承光海君旨意，在战场上坐以观变，发现明军失利后，当即与后金兵约和，除金应河等少数朝鲜士兵开战外，朝鲜大部分军队在姜弘立率领下降于后金。其实，他们在未开战前，就已暗通。《李朝光海君日记》称:“当初弘立之渡江也，王以重违天朝督发，黾勉出师，而我国初非仇敌，实无战攻之意，密谕弘立遣人潜通于虏穴。故深河之役，虏中先呼通事，弘立应时投附，至是在拘囚中，书状启载作纸绳以送，备及结好缓祸之意。”【《李朝光海君日记》卷139，光海君十一年四月戊戌.】姜弘立乃贯彻光海君不开罪后金之策略，获知姜弘立降后金以后，承政院、备边司屡启国王，要求拘捕姜弘立家属。但光海君以“弘立等只陈虏情而已，有何卖国之事乎”为由而不予批准，致使修《光海君日记》的史臣们大发议论:“弘立等专军投贼，卖国逃生，则其忘君负国之罪，固所难逃。所当即施邦刑，传首中朝，而备局之系械上送，亦未免饶贷之责，而自上反有何负国为教，惜哉!”【《李朝光海君日记》卷150，光海君十二年三月丙午.】此论代表了当时相当一部分人的看法，他们对于光海君处理姜弘立降后金事件十分不满。由此可见，明朝不册封光海君为世子，影响是何等之大。这也反映出姜弘立降后金实乃光海君幕后所定之策。光海君暗中与后金往来，后金对此却很不满意，以为“交则交，不交则已，何必暗里行走”。【《李朝光海君日记》卷169，光海君十三年九月戊午.】光海君试图寻找一条既应付明朝，又不开罪后金的策略，但相当艰难。

光海君的两面政策，虽然使朝鲜免遭一时兵灾，但与传统的事大主义相违背，明朝尚存，朝鲜不应当背弃明朝而投向后金。朝鲜人把后金看作夷虏，光海君却弃“中华”(明朝)而交“夷虏”(后金)，背逆了朝鲜信奉的正统观。天启三年(1623)二月，朝鲜发生宫廷政变，国王光海君被废。从废除他王位的大妃教中，可以看出，正是那种根深蒂固的儒家正统观念，使得光海君无法为其宗室与大臣们接受:“我国服事天朝二百余载，义即君臣，恩犹父子。壬辰再造之恩，万世不可忘也。先王临御四十年，至诚事大，平生未尝背西而坐。光海忘恩背德，罔畏天命，阴怀二心，输款奴夷。己未征虏之役，密教帅臣观变向背，卒致全师投虏，流丑四海。王人之来本国，羁絷拘囚，不啻牢狴，皇敕屡降，无意济师。使我三韩礼义之邦，不免夷狄禽兽之归，痛心疾首，胡可胜言!夫灭天理、糜人伦，上以得罪于宗社，下以结怨于万邦，罪恶至此，其何以君国子民，居祖宗之天位，奉宗社之神灵乎?兹宜废之，量宜居住。”【《李朝仁祖实录》卷1，仁祖即位年三月癸亥.】此完全以华夷正统作为理由，认为光海君“忘恩背德，罔畏天命，阴怀二心，输款奴夷”使“三韩礼义之邦，不免夷狄禽兽之归”，其“灭天理、糜人伦，上以得罪于宗社，下以结怨于万邦”，罪恶至此，理当废之。依据就是当时朝鲜遵循的程朱正统观，光海君的行为恰违背了这种被朝鲜视为至理的正统义理。光海君先被流放江华岛，再放于济洲岛，67岁卒于流放地。光海君的悲剧说明儒家正统观念对朝鲜的影响何等深远，不但思想上将其奉为圭臬，现实中亦不得违背，否则，国王宝座将有不保之危险。这样的危机使得朝鲜以后的国君时刻警醒，以免重蹈光海君覆撤，故始终将尊王攘夷的大旗高高举起，以确保政权的稳定。光海君被废，李?继位，是为仁祖。仁祖上台后，改弦易张，一切以明朝为本位，断绝与后金的一切往来。

三、两征朝鲜与清和朝鲜宗藩关系的确立

天聪元年(1627)，皇太极上台，为了打破明朝所谓三方布置之策，【明末为了抑制后金，提出以辽东、皮岛、朝鲜为三方合击之势，采围堵之策.具体可参见李光涛:《毛文龙禳乱东江本末》，《明清档案论文集》，联经事业出版公司1996年版，第163-254页.】派阿敏率军攻打驻守皮岛的毛文龙，顺击朝鲜。但没想到朝鲜不堪一击，不足半月即迫近京城，朝鲜部队溃不成军，迫使朝鲜盟誓，从而与朝鲜建立兄弟之国的关系。十年后，皇太极称帝，改国号为清。以朝鲜不朝贺为由，再次出兵，迫使朝鲜国王仁祖订立城下之盟。朝鲜与清由兄弟之国的平等关系变为宗藩关系，从而确立了随后200多年清代中朝宗藩关系的基调。两次战争迫使朝鲜屈服，但朝鲜始终未能心服，在清朝的武力征服下，朝鲜成了清的藩属，但朝鲜却千方百计维持与明朝的关系。明朝灭亡后，朝鲜高举尊王攘夷的旗帜，大讲尊周之道，既表明朝鲜承继了中华正统，同时表明其反清的立场。

天聪元年(1627)正月初八日，皇太极命阿敏率军攻打驻守朝鲜的毛文龙，顺便攻打朝鲜。十四日攻入义州，长驱直入，朝鲜军队望风披靡，廿一日克安州，廿六日入平壤，遂开始与朝鲜

谈判。朝鲜虽然军事上远不是后金的对手，但在谈判过程中却充分显示了作为“礼义”之邦的特色。朝鲜为了确保与明朝的君臣关系，坚持事大理念，与阿敏的代表展开了激烈的谈判，顽强地对抗后金。朝鲜之所以这样做，固然是为了维护其自身的利益，但更重要的是基于春秋义理。从正月二十七日阿敏试着遣人致书于朝鲜国王仁祖开始，一直到三月三日，后金八大臣与朝鲜盟誓，历时月余，谈判过程较之战争经过长了许多。

后金最初坚决要求朝鲜断绝与明朝的宗藩关系，而后金与朝鲜则约为兄弟之邦。但朝鲜极力反对断绝与明朝的关系，因“大义所系，断不可许”。【《李朝仁祖实录》卷15，仁祖五年二月己亥.】朝鲜举国上下咸认为:“此则君臣天地，大义截然，有以国毙，不敢从也。”【《李朝仁祖实录》卷15，仁祖五年二月辛丑.】同时，在文书往来中，朝鲜屡书“天启”年号引得阿敏大怒，以为后金并非明朝属国，不当用“天启”年号，而“天启”、“天聪”不过一字之差，可用“天聪”。但朝鲜并不认为是“天启”、“天聪”一字之争的小节，而是“毁灭纲常”的大义。“君臣之分，天经地义，截然不可犯，宁以国毙，岂忍为此请还收改书之命?”【《李朝仁祖实录》卷15，仁祖五年二月己未.】后来双方妥协，依揭帖式，【揭帖，乃古代一种文书.戚继光《练兵纪实》杂集3载:"凡有大事申报上司，于文书之外，仍附以揭帖，备言其事之始末情节，利害缘由."可见，揭帖是正文以外，详细说明事情原委一类的文书.】不书年号。年号问题解决了，却又因议和盟誓问题而争执，朝鲜国王以母丧“方在忧服之中”，“三年之内，绝不杀生”为由，拒绝与后金阿敏盟誓。【参见《李朝仁祖实录》卷15，仁祖五年二月.】阿敏以为“无盟誓，何以信其诚，令贵国王怪滞不誓，是言和而意不欲和也”!几经交涉，双方妥协，以朝鲜国王在殿上焚香告天，令大臣于外廷刑牲以誓，方达成盟誓协议。【参见《李朝仁祖实录》卷15，仁祖五年二月.】朝鲜与后金谈判中始终坚持不背离对明义理，其正朔之争议和仪式之争皆关乎正统，正统观是朝鲜在谈判中秉承的原则。

阿敏最终以朝鲜对明朝始终不改其忠心，以为朝鲜是有节义之国，故而不再坚持永绝明朝一款。而正是这一款的去除，促使皇太极第二次进兵朝鲜。1636年皇太极称帝时，朝鲜不朝贺，还不接待前来劝进的清朝使臣马福塔等一行，终于使得皇太极亲领大军第二次征伐，一举将朝鲜征服，变为清朝的藩属。

面对清大军压境，朝鲜束手无策，赖以自卫的就是其坚信的儒家义理观。朝鲜答清使书曰:“凡贵国之责于我者大略有三:一则汉人之事也，二则边民之事也，三则谗间之说也。我国臣事中朝，敬待汉人，乃礼之当然也。凡汉人所为，我岂可以号令禁断也!当约和之初，我国以不背中朝为第一义，而贵国乃谓朝鲜不背南朝，自是善意，遂定交邻之契;此上天之所监临也。今者每以向南朝接汉人责我，此岂约和之本意也。以臣向君，乃穷天地、亘古今之大义也。以此为罪，则我国岂不乐闻而顺受乎!”【《李朝仁祖实录》卷32，仁祖十四年五月庚寅.】时当仁祖被围困于南汉山城，外无救兵，内乏粮草。而朝鲜依然高举传统义理观的大旗，逐一驳斥清朝的指责，始终坚持“不背中朝”的原则。朝鲜把臣事明朝、敬待汉人，看成是理所当然之事。因为汉人、明朝是“华”，中华之象征，故不得不尊;而与清朝只是交邻关系，清人并不具“华”的资格。而皇太极之所以征讨朝鲜正是冲着这一点，要将朝鲜由“不背中朝”变成“不背清朝”。

丁卯之役后，正是朝鲜这种“不背中朝”的态度，使得后金虽然与朝鲜建立了兄弟之国的关系，但这种关系很不稳定，朝鲜对后金采取敷衍塞责的态度。对于后金的使者亦不加礼遇，以致后金使者抱怨:南朝使者来，则供馈赠遗甚厚，“而今接吾辈，还同隶人”。【《李朝仁祖实录》卷22，仁祖八年三月甲申.】朝鲜不仅对后金使节接待不公，而且在贸易、逃人等问题上都采取消极敷衍塞责的态度。为了消除这种不公平，翦除明朝的羽翼，后金就要将朝鲜臣服。

皇太极大军进攻，朝鲜国王仁祖困守南汉山城，当时崔鸣吉请与清议和，清亦派人与朝鲜接触，议和谈判。但在朝鲜内部斥和派势力极大，斥和人士洪翼汉曰:“今建州欲窃帝号，而殿下不斩其使，何以答天子之德而绍先王之义乎!”【黄景源:《江汉集》卷27《明陪臣传·洪翼汉传》，第29页.】吴达济论崔鸣吉:“夫崔鸣吉，一奸臣也……愿殿下抵鸣吉罪，以厉人臣之节。”【黄景源:《江汉集》卷27《明陪臣传·吴达济传》，第31页.】尹集论曰:“明天子，民之父母也。虏，父母之仇也。属国之义，固不可连和于虏也。今虏逼京师，辱先帝之陵，殿下兵弱力微，虽不能悉赋而从征，以报天子之仇，亦何忍复遣使者，与虏连和乎?”【黄景源:《江汉集》卷27《明陪臣传·尹集传》，第30页.】“不去鸣吉，国必亡矣。”斥和势力极大，使得当时双方议和相当艰难。清朝为了打击朝鲜斥和势力，勒令朝鲜缚送斥和主首者，于是金尚宪、郑蕴、尹煌、尹集、吴达济、金益熙等十一人请行，而洪翼汉时在平壤，故不得“首实”。仁祖听说有十一人愿出首，大惊。最后只定尹集、吴达济及在平壤的洪翼汉三人出首。尹集等对清英俄尔岱说，吾国父事明天子且三百年，“臣民惟知有明天子耳……吾等……所争者义已，成败存亡不论也”。【黄景源:《江汉集》卷27《明陪臣传·吴达济传》，第31页.】以说明其斥和的意图和动机。可见支配他们斥和的正是朝鲜与明朝三百年来的君臣礼义，他们也不顾“成败存亡”，为了与明朝的君臣之义，为了春秋义理，他们不惜一死。他们被押到沈阳，不屈而死。对于斥和三臣之死，在朝鲜随后二百多年历史中，备受称颂，他们的死被看成朝鲜尊周大义的象征。即如权尚吉《吊三学士文》称颂道:“呜呼，三先生之死，其亦幸矣。城下之事尚忍言哉!三纲沦矣，九法糜矣，冠屦倒植，夷夏变易。当此之时，不有吾三先生死，则堂堂数百年小中华之国，将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而后史之秉笔者，直以夷狄之陋待之矣。于是乎三先生死，天下之大纲常废而复举，国家之大义理晦而复明。庙社之神灵庶可以安，祖宗之臣民亦可以定。后世之修《春秋》者，必书之曰:某年、某月、某日，皇明遗臣洪某、吴某、尹某，为虏汗所杀，不亦大快矣乎!然则三先生之死，非直为三先生之幸，实为吾东方万万世之幸也!”【权尚吉:《南谷先生文集》卷2《吊三学士文》，汉城韩国文集编纂委员会编:《韩国历代文集丛书》第2367册，景仁文化社1997年版，第381-382页.】斥和三臣之死，确是纲常所系、大义所关的，带有极为强烈的牺牲精神。而其所讲之纲常则是忠于明朝、遵循中华正统、贬斥夷狄之纲常。但后来为形势所迫，在南汉山城困守四十六日之后，仁祖只得采用崔鸣吉之办法，与清签订城下盟约。盟约首要一条即是“去明国之年号，绝明国之交往，献纳明国所与之诰命册印”，意在割断朝鲜与明朝的一切关系。其后是一系列敦促朝鲜遵循此规范的规约，质子、奉清正朔，清帝万寿节及中宫千秋、皇子千秋、冬至、元旦及庆吊等事俱行贡献之礼，并遣大臣及内官奉表。订南汉山城下之盟时，朝鲜无任何力量与清兵谈判，一切听命于皇太极安排，它基本塑造了清与朝鲜宗藩关系的模式，使朝鲜无条件地断绝与明朝的宗藩关系。清朝深知朝鲜对明朝之情感及对清之心态，因此采取人质的策略，以朝鲜

世子并另一王子及朝鲜诸大臣之子为质，加以牵制和督促。

南汉山城盟约使朝鲜成为清朝藩属，但朝鲜国王仁祖“以计穷力尽，展意图存之状”，将降服经过报告皮岛都督陈弘范，希望转呈明朝，又支持平安兵使林庆业派僧申歇与明朝辽东经略洪承畴相通，从而开启潜通明朝之举。【参见《尊周录》，《丁丑下城后》，见《朝宗岩文献录》，第15页.】对于朝鲜臣服于清，明朝不久即获悉其情状。当时朝鲜使节金癱尚在出使明朝途中，明朝虽知朝鲜之事，对于金癱不但未予丝毫为难，反而一再安慰，沿途派兵护送，陆路早已不通，遂由海路返回，途经螧(皮)岛，都督陈弘范赠大米四十石、青布百匹，令其带回，以奉给国王，令朝鲜君臣更加感激不尽。【参见金堉:《潜谷朝天日记》，见《燕行录选集》上册，第226页.】对于朝鲜潜通明朝始末，刘家驹有详尽的讨论，【参见刘家驹:《清朝初期的中韩关系》，第343-396页.】笔者无意全面论述，只就潜通明朝过程，论其数点:其一，潜通明朝，时间是从南汉盟约之后一直到松锦之战前的数年间(1637—1643)，松锦战后，由于明辽东经略洪承畴降清，洪承畴将朝鲜潜通明朝和盘托出，该事完全败露，清朝彻底追查，惩处一批朝鲜官员，最终使得潜通明朝结束。

其二，虽然只有几个人参与潜通明朝之事，最重要的有安州节度使林庆业、僧人独步、义州府尹黄一皓、壮士崔孝一、车礼亮等人，但实际上背后有左议政崔鸣吉等人及国王仁祖的支持。朝鲜潜通明朝与国王仁祖直接相关。南汉城下，“王每岁正朔西向哭，左右皆泣，乃求义士之可以使明者，未得也，及鸣吉因林庆业得独步，乃遂遣之。稳咨于承畴，具道为虏所围，不能城守状。独步间走承畴军。因致国书，承畴上之天子，是岁崇祯十二年也。天子下诏褒其义，因赐独步号曰丽忠。十四年，独步归自京师，王大喜，赐独步米五百五十石，自金千五百筋，人参五十两，复遣之”。【黄景源:《江汉集》卷30《明陪臣传·僧独步》，第67页.】独步不过一僧人，但成了明廷与朝鲜王室之间传递信息的使者，洪承畴在其间担当了非常重要的角色。1643年，洪承畴降清，使得朝鲜潜通明朝之事从此终结，而且洪承畴全盘告知清人朝鲜潜通明朝之状况，清朝遂严惩相关人员，此后朝鲜与明朝方真正断绝一切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