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思维论文范文10篇

哲学思维论文范文篇1

关键词德勒兹光滑空间块茎思维游牧美学数字媒介诗学

当今世界正在进入全球化数字时代。电子媒介和电脑网络渗透乃至占据了我们的生活，虚拟现实与日常经验互相交叠缠绕，变动不居，无限膨胀。数字化的电子媒介挟蓬勃发展之势，压倒或糅合各种传统媒介，后来居上，渐成数字化时代的主导传媒。

作为当代西方“一流哲学家”①，德勒兹（GillesDeleuze，1925—1995）的哲学美学思想对今日电子媒介研究的影响日益凸显。他们合作的名著《千高原》（），尤其是开篇的“块茎”论，被视为“游牧”星球——赛博空间的“哲学圣经”②。2006年11月，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曾举行“德勒兹研讨会：论媒介与运动”（DeleuzeConference：onMediaandMovement），主办者在阐发研讨会论旨时提出：媒介（涵盖电影、电视、网络视频、多媒体广告、光驱、数字图书馆等）已经成为一种文化刻录的境遇、一种生活的可能性，正在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边缘移到中心③。而作为“哲学中的毕加索”，德勒兹以差异哲学和游牧美学观照赛博空间和电子媒介，已经引发不同领域（美学、实践、观念、技术等）的一系列共振④，成为赛博空间的哲学家与预言家。德勒兹与加塔利所创造的一些重要概念，如千高原、块茎、光滑空间与条纹空间、运动—影像与时间—影像、晶体影像、褶子、无器官身体、欲望机器、游牧美学、生成论、多元符号论等，对探讨数字媒介诗学问题，具有无可替代的理论价值。齐泽克曾化用詹明信关于跨国资本主义的观点和德勒兹的无器官身体概念，在其著作《无身体的器官》（2004）中把德勒兹称为“晚期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思想家”，并认为“赛博空间的诺斯替幻想”（Gnosticfantasiesofcyberspace）是晚期“数字”资本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⑤。

本文拟侧重从德勒兹关于光滑空间与条纹空间的游牧美学、块茎思维与树状模式的哲学构想来探讨德勒兹数字媒介诗学的内蕴、特质与美学意义论文。

一、空间与赛博空间：

德勒兹的游牧美学旨趣

作为“20世纪最重要的空间哲学家”，德勒兹的空间思想广泛渗透和影响了形而上学玄思、文化传媒理论、电影研究、城市规划、政治技术等领域。其中，光滑空间（smoothspace）和条纹空间（striatedspace）是一对颇为重要的概念，对研究赛博空间和电子传媒文化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

光滑空间与条纹空间概念主要出自德勒兹和加塔利的《千高原》一书。《千高原》不依常规结构的写作给人留下独到而奇崛的印象，被认为是“摇篮版超文本”。它借用地理学上的“原”（高原或平原）概念取代传统书籍中的“章节”概念，虽然每一“原”都标明日期，但不同“原”的时空互相交叠、巧合、分支延展，构成了多元互联、流转多变的共振域。高低不同的千面高原之间隐伏着纵横交错的指涉（参照）性话语，读者可以从任何一个序列进入阅读。

德勒兹与加塔利指出：空间混杂着光滑与条纹的力量，涵盖政治、历史、文化、艺术、传媒诸多领域，可以根据光滑和条纹的程度加以测度。这是一种地理哲学意义上的游牧美学的特殊表达。光滑空间意味着无中心化的组织结构，无高潮，无终点，处于变化和生成状态。块茎、火、中亚游牧族的大平原、沙漠、大海、极地冰雪、空气、风景、思想、音乐等等，皆属光滑空间；传媒、娱乐工业、资本主义皆可创造新的光滑空间。光滑空间没有长期记忆，没有宏大理论和堂皇叙事，只有微观历史、微观社会学⑥。光滑空间还指一种无拘无束、浩如烟海的空间，没有等级制的边界或分野，没有凌驾于其他事物之上的特权制和区域，因此更多地与无意识相关。它由欲望机器和力量流所充盈，更多地为事件所占据而不是为既定的事物所占据。而条纹空间则与此对应，以等级制、科层化、封闭结构和静态系统为特征，纵横交错着已设定的路线与轨迹，有判然而分的区域与边界。德勒兹关于空间的论旨，可以在法国历史学家德·赛都1984年的一篇论日常生活的文章中获得极佳的阐释：空间是一种“处境”（place）的话语实践，一种处境就是一种特定的辖域，可以对它命名、测度与绘图。人类社会的发展不断积蓄的力量——政治、历史、经济、文化的冲突不断地对空间命名、测量、占有和分配。虽然人类主体生活在社会文化的条纹空间，但同时又由此不断地孕生着新的光滑空间⑦。

光滑空间与条纹空间既分且合、既历时又共时，不停地互相转化与调适。光滑空间是“强度”的，条纹空间是“广度”的。光滑空间可以通过条纹空间来感知，从而对大千世界进行生活体验和审美感悟，以便对既定的处境（辖域）“解辖域化”。建立新的联系可以创造或打开一个新的空间。而赛博空间的电子网络链接的无限开放性可谓佳例。传统空间概念是一个同质的、总体化的概念。德勒兹从其游牧美学的光滑空间概念出发，强调光滑空间可以干扰传统空间的条纹辖域，通过无限链接展开的空间化，从不同性质的处境的阻隔中创造运动变化的时空马赛克。由此，德勒兹启迪了空间诗学与电子传媒相结合的思路，为光滑空间与赛博空间之间的逻辑与学理联系奠定了研究的基础。

赛博空间是以新型电子传媒为标志的，是一种社会文化的“千高原”，是思想交流、碰撞的多元性平台，其中既有条纹空间，也有光滑空间，虽然也有定居空间，但更多地是游牧空间。由数字媒介开启的赛博空间主要是一种光滑空间，其中充盈着自由流变的游牧美学旨趣。虽然条纹化、辖域化的现象在电脑网络上无处不在，在某种意义上，各种门户网站、网络游戏、网络聊天、个人网页、博客……都在建设属于自己的辖域，设置自己独特处境的话语实践，但是，电子传媒的数字化链接所具有的瞬息同步性、多媒体性、超链接性、虚拟性、互动性等⑧，却无时不刻在对这些条纹空间进行解辖域化，从而创造新的开放式的光滑空间与游牧空间。深受德勒兹和加塔利影响的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列维（PierreLevy）把赛博空间界说为由新的传播媒介构成的电子网络空间，认为全球电脑互联和电子网络“海量信息”（流转不息的“新洪水”）的积极潜力使信息闭锁的条纹空间（信息诺亚方舟）解辖域化，成为无法焚毁的图书馆和巴别塔。列维宣称：“赛博空间是我们所居住的不断扩展的‘游牧’星球的一个重要构成。”⑨

德勒兹和加塔利在《千高原》第14原以“1440：光滑与条纹”为题，以恣肆的风格，专门从技术、音乐、海上、数学、物理、美学及游牧艺术等层面对光滑空间与条纹空间的问题加以天马行空般的精微阐发。他们认为，资本主义运作的复杂过程带动符号系统——交通模式、都市模式、传媒与娱乐工业，以及感知方式等的运作，条纹资本与光滑资本都在生成与发挥作用。“作为条纹化的结果，资本主义带来了完美的非平衡点，而循环资本有必要重新创造，重新建构一种光滑空间，人类命运在其中将会重铸……在新的光滑空间的生成中，资本主义达到了‘绝对’速度”，这是一种“解辖域化的光滑空间”⑩。“辖域化—解辖域化—再辖域化”以及“逃逸线”是德勒兹经常使用的一组关键概念，可以借此从哲学美学的维度思考和看待世界万物，包括赛博空间与电子数字传媒。例如，网页建设是一种辖域化或者条纹化的过程，它在电脑网络世界里圈定了属于自己的空间，但是电子数字媒介的超文本、超媒体、超链接的特质使之能够轻而易举地解除其封闭性，促使它呈现开放性，通过超链接打开一个个“窗口”，让条纹空间转化为光滑空间，亦即解辖域化，实现快乐的逃逸线功能，并且由此与形形色色的网页链接起来，形成新的辖域即再辖域化。这个过程永恒流转，充满差异，恰如尼采的“永恒回归”。只不过，尼采谈的是时间，而德勒兹关注的是空间而已。光滑空间和解辖域化与赛博空间特质契合，具有游牧美学的特质。从隐喻层面说，可以把赛博空间比喻为气象万千、重重叠叠的“千面高原”，网民犹如这些高低不一的高原或平原的“游牧者”，电子数字媒介则好像他们的神骏，供他们尽情地驱策和游牧，饱览数字文化艺术无限风光，进入各种话语实践的处境。

在微观论析层面，德勒兹与加塔利在《千高原》14原的“美学模式：游牧艺术”论题中，结合绘画、音乐、动物撕咬、欧洲北部的日尔曼、凯尔特移居与东方帝国之间的游牧民族，以及埃及、亚述、希腊、中国等“帝国之线”等等，对光滑空间与条纹空间加以诠释。例如，他们认为光滑空间在艺术上是一种近景和短期记忆，融艺术的视、听、触觉为一体；而条纹空间的艺术是一种远景和长期记忆，主要是一种视觉空间。绘画是近距离的、通过多种感官功能完成的，但是要从远距离观赏它。描画麦田时光滑空间太近，不见标志，需要条纹空间的呈现：画线、分层、严格的几何学构图，等等。类此，作曲家近听，而听众远听；作家以短期记忆写作，而读者以长期记忆接受。光滑空间是一种游牧空间，如动物撕咬扭打之际，它们脚下的土地不断地变向，空间不断地流转；条纹空间是远景视野，有固定不动的参照系，建构中心视角，带有想象性的普遍价值和视界。光滑空间没有背景、平台或者轮廓，各部分之间的方向、标记、链接不断变异，如荒漠、陡坡、冰雪、海洋……；条纹空间会消失，打开通向新的光滑空间和另一个条纹空间的道路(11)。因此，光滑空间与条纹空间、游牧空间与定居空间并不是简单的二元对垒，我们的日常现实生活空间与网络的虚拟现实空间、传统文化艺术与数字媒介新型艺术之间也不是简单的真实/虚拟、原本/摹本的二元论关系。按照德勒兹和加塔利的观点，各种空间的属性不同，但是可以混合并存，光滑空间与条纹空间也是如此。“一旦简单地指出了两者的分别，就必须讲清楚它们更复杂的差异。我们必须提醒自己，这两个空间实际上是糅合共存的：光滑空间不断地转化为条纹空间,条纹空间不断地修正、返回光滑空间。两者可共时发生。但共生并不妨碍对它们的抽象、区分。两个空间并不以同样地的方式交流”(12)。从逻辑关系来说，光滑空间与条纹空间的关系可归纳为：两者简单的二元对应关系,两者的复杂关系,两者糅合的事实以及互通的途径,糅合的原则与非对称糅合关系等。

游牧美学在光滑空间与条纹空间关系的理论图式中是极为重要的审美取向和诗学内核。游牧美学具有破除既有状态，在差异与重复中不断逃逸或生成新状态的性质。德勒兹常被视为“游牧思想家”，这并非空穴来风或者单纯的文学隐喻。游牧这一概念几乎贯穿德勒兹全部重要的著述。游牧论（nomadism）集中体现为生成状态，发挥着挣脱严谨、固定、独裁、等级制的符号体系藩篱的逃逸线的功能。德勒兹认为游牧“没有历史”，“只有地理学”(13)，因为历史是极权主义和权威叙事的产物，历史总是拒斥游牧者。在他的《差异与重复》中，游牧意味着由差异与重复的运动构成的、未科层化的自由装配状态。在游牧美学意义上，赛博空间充满着非确定性和可能性，其多种因素的影响导致千差万别的结果，因而是一种具有游牧韵味的魅力十足的光滑空间。网民、思想家、哲学家、科学家、艺术家和游牧者一样，能够通过他们的网上“冲浪”或者探索轨迹不断地链接或创造新的空间，从一个辖域到另一个辖域，从给定世界的条纹空间走向光滑空间和强度的领域。德勒兹和加塔利由此建构了一种审美的诗学叙事。二．块茎图式与树状模式：

德勒兹数字媒介的哲学内蕴

德勒兹和加塔利的“块茎”论具有赛博空间的“哲学圣经”之誉。块茎通常被视为德勒兹数字媒介诗学的核心概念之一。

日常生活的块茎概念令人想起马铃薯或红薯之类的植物块茎和鳞茎，块茎的生态学特征呈现出开放性、非中心、无规则、多元化的形态，它们斜逸横出。在德勒兹的差异哲学意义上，块茎意味着一种复杂的文化隐喻和游牧论的思维模式。块茎导向一种无限开放的光滑空间。德勒兹和加塔利认为，柏拉图以来主导西方思想形态的是一种树状模式或树状逻辑。树状模式具有原点论、基要论、中心论、规范化和等级制的特征，指涉辖域化和归属关系，因此与条纹空间密切相关。在此意义上，块茎呈现出一种德勒兹式的哲学图式和空间诗学。它不再是植物学概念或文学隐喻，而是一种思想挑战和诗学实践。

通过块茎和树状关系之阐发，德勒兹和加塔利试图揭示“一切事物变动不居的复杂互联性”(14)。他们的块茎图式与树状模式的对比涉及三种类型的书：第一种是树根之书（rootbook），这种书摹仿世界，犹如艺术摹仿自然（德勒兹认为摹仿是一个极为糟糕的概念），其律则是反映论和一分为二论，“是最经典、反映最佳、最古老、最软弱的思想形式，但是大自然却并不以这种方式运转”(15)，自然的方法则是直接从一生发出三、四或五。第二种是胚根系统或簇根（radiclesystem,orfascicularroot）之书，这是现代性所服膺的形式，在现代，树根原则夭折了，但是根的单元存活下来，簇根体系并未真正地与二元论决裂，世界由此进入更高的统一性，即含混的或多元决定论的统一。第三种是块茎（rhizome）之书，其中蕴含了德勒兹数字媒介诗学的哲理内核，也是德勒兹和加塔利集中讨论的内容。块茎在地下匍匐衍生，既不同于树根也不同于簇根。块茎是无法用树根一分为二的“辩证逻辑”分析的，也无法用簇根的多元决定论加以界定，它本质上是不规则的、非决定性的、无法预料的。

德勒兹通常被视为西方后结构主义具有代表性的哲学家和美学家，其块茎论具有联系性原则、异质性原则、多元性原则、反意指裂变的原则、制图学与贴花原则等基本特征，(16)它在思考电子传媒所引发的图像时代、阐释赛博空间的视觉文化艺术等方面具有理论上的契合意义，可被视为理解当代数字文化艺术的一种理论图式。

块茎的第一和第二特征表达了“联系性原则和异质性原则”（principlesofconnectionandhetrogeneity）。块茎与仅仅立足于一点并且固定于秩序的树木极为不同。树根类型有系谱或中心论的蕴含，而块茎类型则把中心去掉并且置入其他维度，这两个特征的核心是“多元异质链接”，而电子媒介的特质与块茎的这些特征颇为吻合。德勒兹的媒介思想，包括他的电影哲学和美学思想，扬弃索绪尔语言学和西方结构主义的框架，更多地从美国哲学家皮尔斯所代表的多元符号论中汲取丰富营养。皮尔斯的符号论具有超越语言而重视形象的多元性质。块茎论则认为，应当将以语言为中心的文学文本与视频、声频等进行符号链的链接，并与形形色色的符码模式（生物的、政治的、经济的等等模式）建立联系，块茎持续不断地在符号链、权力的组构（这一点显然还与福柯的“话语权力”概念有某种关联）与关涉艺术、科学、社会斗争的环境之间建立联系(17)。而电子传媒的赛博空间正是这样一个“多元异质链接”、充满复杂权力关系的当代处境。

块茎的第三个特征是“多元性原则”（principleofmultiplicity）。块茎的多元性不再作为与“惟一性”（theOne）相关的主体或客体、自然现实或精神现实、图像与世界的关系而存在。多元性的块茎图式与树状模式、簇根模式的伪多元性不同，它既非主体，亦非客体，只是决定、量值、运动与维度。块茎联系的拓展必然带来其性质的改变。“多元性原则”的要旨是反对树状的二元对立原则的思想传统。德勒兹块茎论与柏拉图洞穴神话的一个根本不同的特征，就是他主张块茎的多元生成原则，否弃真实/虚拟的二元对立理论图式。德勒兹认为西方传统思想倾向于看重真实，忽视拟像（或摹本、类像），忽视生成（意味潜在性或尚未完成的状态）的虚拟力量。虚拟的力量是一种亟待生成的、强大的力量，不是走向某种既定目的或以某种已然存在的东西（真实或实在）作为基础。虚拟拥有丰富的差异性，它以无法预料的方式进行创新。由此出发来观察，文艺作品的独特性不在于描述这个世界“是”什么，而在于通过亦真亦幻的艺术形象转化这个世界。只有当虚拟的潜在性现实化之后，我们才能意识到它。文学艺术的力量在于它迥异于现实，超越停滞与静态的生活，生产出新的拟像，生成对生活的一种新的表达式。概言之，虚拟与现实之间，德勒兹认为是一种动力学的、充满着生成际遇的联系。

“块茎”的第四个特征是“反意指裂变的原则”（principleofasignifyingrupture）。块茎可以碎裂、散播开来，但它无论在新旧环境中都仍然能够生长繁衍。人们永远无法清除蚂蚁，因为蚂蚁构成动物的块茎。即使大多数蚂蚁遭到灭顶之灾，它们也能够一次次地重新聚集起来。组织化给万物分层、赋形，把权力还给能指。块茎是反系谱学的。(18)这个反科层化、解辖域化、反组织化、反固定意义、反系谱学的特征，与前述的光滑空间和游牧美学具有精神上的共通性。块茎式的电脑网络是诠释“反意指裂变的原则”的一个佳例。电子传媒可以十分便捷地、随心所欲地进行各种复制、剪贴与数码合成，用于各种目的，包括网络犯罪与创造新型的多媒体文艺形式。其意义生生不已、其形态瞬息万变，文学艺术经典的续写、改写、逆写、戏仿乃至恶搞，在电子网络世界已经司空见惯。网络与受众具有无限可能性进行多元互动。赛博世界动态地交织着光滑空间与条纹空间。

块茎的第五个和第六个特征是“制图学与贴花的原则”（principlesofcartographyanddecalcomania）。这个特征使德勒兹和加塔利的思想与任何关于发生轴和深层结构的思想观念区分开来。德勒兹提供了异质事物之间互相生成的图式和具有后结构主义意味的多元流变拼贴模式，这主要是通过对块茎图式与树状模式的思辨来加以阐发的。他们的著名例子是兰花与蜜蜂（动物与植物）的互相生成的块茎图式：两者是异质因素，却构成了一种共生的块茎图式。蜜蜂采蜜时为兰花授粉，双方由此延续了生息繁衍的生命链。块茎图式与总是企图回到“同一”树状追溯不同，在兰花生命中无法追溯蜜蜂的系谱学轨迹。块茎图式具有开放性，可以与多种维度相关联（兰花可以与蜜蜂、蝴蝶、甚至其他小昆虫相关联，同样形成图式）。同样，长期记忆或有组织的记忆（家庭、种族、社会和文明）是树状的，具有中心化特征，激发起摹仿等级制和主体化的令人悲哀的思想形象。短期记忆则是块茎或几何图式，不归连续性规律所管辖，可以远距离、长时间之后出现或回归，具有非连续性、断裂、多元、创造的特征（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中著名的“不由自主的记忆”就是这种记忆，它使得“椴花茶”、玛德莱纳甜点心与叙事者关于故乡索多姆的鲜活回忆刹那间融合，从而生成一种新的创造性体验）。

上述关于块茎图式与树状模式的多重思辨，凸显了德勒兹差异哲学的基本特征，启迪我们从哲学角度思考赛博空间和数字电子传媒问题。

三．赛博空间与数字艺术：

德勒兹的媒介诗学

从数字媒介诗学的维度来看，电子传媒作为信息时代功能最强大的媒介，创造了块茎式的光滑空间——赛博空间，块茎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就是它总有“多元性的入口、出口和自己的逃逸线”，这与赛博空间的形态及特质密切相关。本雅明强调的艺术作品生产的“独一无二、此时此地”性质的经典艺术的“光韵”，在电子媒介网络世界只能由“随时随地、随心所欲”的游牧体验所取代。万维网由多维度或多方向的运动构成，而普遍存于世界、也存于赛博空间的块茎恰在某种意义上构成阐释指南：“老鼠是块茎，洞穴也是块茎，它们表现出隐蔽、运用、侵入、外突等功能。块茎本身设定了多种多样的形式，从分叉的层面向四面八方衍生，结出大小不等的鳞茎和球茎。群鼠奔突之际亦是互相挤压冲撞。块茎包括了最好和最差的东西：土豆和野草”(19)。网页是块茎，网聊、网恋是块茎，博客、黑客、威客皆是块茎。块茎图式永远可以分离、联系、颠倒、修改，是具有多种入口和出口及其逃逸线的图式。块茎由“原”构成，而网页何尝不是大千世界或者“千面高原”。鼠标的点击也犹如块茎，激活极为不同的符号体系，激发信息内爆和点击经济。它通过变异、拓展、征服、捕获、分衍而运作。

N．斯皮勒主编的《赛博读本：数字时代的批判著述》（2002）是探讨电子传媒赛博文化的基础读本，精选和收集了1964年至新世纪西方学术界论述赛博科技文化的重要文献。其序言指出：在对赛博空间思想探索中，“德勒兹和加塔利以他们的‘块茎’概念在哲学家中获得了最大的成功，众多性质迥然不同的学科都攫住这个概念，用来描绘我们新千年的变迁。块茎是一个非等级制的系统，它没有中心，无法确切地掌控；当它破碎时，它会重新生成不同的形式。这种模式被赛博文化用作一种方式，去构想互联网和其他非等级制系统互相联系却又难以预测的特质。一旦电脑被链接在一起，信息的流动渠道可以以任何方式出现——创造一种‘块茎’式的系统，它没有中心，持续不断地运动，变化莫测，不断地链接和重新排列组合。(20)”块茎作为“反中心系统”的象征，是一种“无器官身体”，是理解“无结构”之结构的后现代文化观念的重要路径。

在近一二十年里，信息与传播技术，尤其是互联网在如火如荼地发展，互联网与（移动）电讯、视听传媒日益融为一体。在全世界亿万用户的鼠标点击中，互联网处于一个最重要的传媒过程。作为超媒体的万维网（WWW）几乎熔铸了传统媒介的所有类型与特征。“比如报纸（在线报纸）和杂志（电子杂志），收音机（MP3），电影与电视（流动视频）——皆为万维网所吸纳，并且以无数不同的配置构型综合起来。作为一种表现媒介，万维网模糊了形形色色的艺术形式之间的区别，还抹掉了五花八门的传统媒介类型如广告、新闻、娱乐和艺术之间的边界……万维网边界消弭的品质却使得它成为了卓越的后现代媒介……万维网不同于更为旧式的多媒体如电影和电视，它所用的一切媒介都共享着数字编码。数字特性不仅使得这些媒介可以互相转换（一台多媒体电脑能够使声音可视，或者把图像转变成为声音），而且还可以使它们能够轻而易举地拷贝下来，插入其他的表现方式中。在这种意义上……万维网可以视为20世纪艺术，尤其是学院中的先锋派运动的延续，以及造型艺术的蒙太奇和音乐中的先锋派的延续，只不过在某种程度上，万维网吸引了更多的受众……互联网是一种媒介，它的广袤无垠与异质丛生是并行不悖的。(21)”而这正体现出当代西方后结构主义媒介文化的特征。

以超文本（超媒体）问题为例。从口耳相传的口头媒介、书写媒介、印刷媒介到当代电子传媒，媒介的更替促使文本阅读从传统的文字时代走向以视觉为核心的图像时代，超文本与超媒体摆上阅读的议程。超文本是由纳尔逊（TheadorH.Nelson）在20世纪60年代创造的术语，指文本之间的相互链接；超媒体（hypermedia）也是由他创造，是超文本的拓展性术语，指链接不限于传统的文字文本，还包括图表、影像、声音等。这两个术语都指向全新的信息技术——电子传媒所创造的多媒体文本形式。根据纳尔逊的说法：超文本是一种“无序写作的文本，它横生枝节，让读者可以选择，最好是在互动的屏幕上阅读”(22)。当代许多文艺美学理论家都曾经从不同角度思考与论述过超文本与超媒体问题。例如巴尔特和福柯关于文本的描述和思考都与超文本、超媒介有程度不同的暗合。巴尔特在其名著《S/Z》中曾描绘了一种理想的文本性，类似今天电子传媒的超文本概念——文本可以由大量的词语或图像构成，可以通过多种途径、链条或踪迹进行链接，呈现出开放的、未完成的文本性，可用链接、节点、网络和路径等术语加以描绘。巴尔特说：“在这种理想的文本中，网络是多元而互动的，谁也无法凌驾于他人之上；这种文本是能指的星系，没有所指的结构；它没有开端，它是可逆的；我们通过多个入口进入它，没有哪一个入口可以钦定为主要入口；它动态地进行编码，延展无限，穷目难尽。这些编码都是不确定的……基于语言的无限性之上。”(23)福柯在《知识考古学》中也曾从网络与链接的维度来思考文本问题：“一部司汤达的小说或一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的各自差异不同于《人间喜剧》的诸篇的各自不同，而《人间喜剧》中各不相同的诸篇又相异于《奥德赛》、《尤利西斯》之间的差异。这是因为书的界线从来模糊不清，从未被严格地划分。”“书还被置于一个参照其他书籍、其他文本和其他句子的系统中，成为网络的核心……它只能建立在话语复杂的范围基础上”(24)。而德勒兹作为“赛博空间哲学家”，他身体力行其块茎思维。德勒兹的块茎理论图式更具阐释电子媒介特质的哲学力量。兰铎在《超文本2.0》（1997）中辟专节“作为块茎的超文本”，引证德勒兹和加塔利的媒介思想说，超文本和超媒体两词常常互相换用。电子链接包括视觉信息、声音、动画和其他资料形式，超文本将影像、图表、声音链接起来。在德勒兹和加塔利那里，即使是《千高原》一书本身也成为一个超文本的范本。读者可以从任何地方、任何顺序阅读它。这部块茎之书被设计成为一种独立的矩阵。作者的任务就是要建立一个“虚拟联系的网络，形成一种超文本链接的网络。确实，德勒兹和加塔利赋予块茎的许多属性都与超文本类似。文本簇构成网络，一个‘原（平台）’总是在中间，既非开端，亦非结尾。块茎由原构成。(25)”块茎、千高原、超文本（超媒体）和电子传媒空间，都如同块茎一样具有多种入口与出口，万维网就是一种的电子网络的超文本环境。

当我们把光滑空间与赛博空间、把块茎思维与媒介诗学结合起来时，可以发现赛博空间显然是一个不断地拓展的开放式的光滑空间，超媒体、超文本、超链接实际上是一种块茎链接，网民在国际互联网上遨游可说是一种万花筒般虚拟现实的游牧。其中充满着身份、年龄、性别、种族、主体的戏仿和互动；电子传媒的剪贴、数码合成导致传统文化艺术边界消失，新旧文类、媒介杂交，并不断生成新的文艺形态，多媒体文本、视频、音频的综合使得人们能够体验到前所未有的丰富审美效应。我们现在完全可以把“经典文学录制在光盘只读存储器里，放在互联网上，以链接（超级链接）的方式提供文本。读者能够看到专家的评论、参考文献、同一作家或其他作家的相关文本、各式各样的音像文件……超文本使得互文性进入压缩的时空，从而把量的差异转变为质的差异。在阅读一本书的时候，读者并不需要跑图书馆查询资料，此时超级链接的（强迫症似的）诱惑是难以抗拒的。……超级链接的结构不仅改变了阅读过程，而且还可能把现存的文化形式转化成为新的类型，甚至转化成全新的艺术形式。最近数十年来，我们看到了新旧媒介的混合，创造了形形色色的、复杂如迷宫的新艺术类型。的确，超媒体性的原则，不仅能够用来把传统文本与其他文本、形象或声音链接起来，而且还变成了内在于文本、作品或形象的结构原则。譬如，当作家、作曲家和导演利用电脑所提供的机遇，把超级链接与传统艺术品嫁接起来时，就会发生这种情况。这样创造出来的新类型被称为‘互动小说’、‘互动音乐’和‘互动电影’(26)。”当我们阅读传统文学文本和电子版的超文本、获取文学艺术的知识与资料之时，两者的分野与特征颇为明显：前者是人们熟悉的、线性时间的、条纹化的、有序发展的阅读体验，后者是不断激发新异感的、块茎思维的、光滑空间的、主体与身份隐匿的、千高原式的游牧美学感受，例如点击“微软英卡特大百科全书”光盘版的“莎士比亚”（Shakespeare），可以很便捷地找到文艺复兴时期英国伊丽莎白戏剧与莎士比亚的介绍，其中有不少重要词语、作家作品名字都是具有超链接功能的蓝色字体，如“universitywits”（大学才子）、“Macbeth”（麦克白）等等，还可以打开旁边的窗口（sidebar），看到莎翁肖像画，欣赏《麦克白》一剧著名独白的英语朗诵。甚至还可与电子网络实时链接，秘响旁通，进入“海量”的信息空间。

阿·帕尔主编的《德勒兹词典》（2005）专门设置了“空间与数字艺术”（Space+DigitalArt）辞条，(27)讨论德勒兹哲学、美学思想与电子传媒艺术之间的关联性。文字不多，不妨把要旨译介如下：开放式空间、光滑空间、边界缺席、速度、性别或种族边界含混、块茎链接和杂交式的创造，这一切描述萦绕着德勒兹的著述，并使得德勒兹成为数字艺术家的最爱。德勒兹质疑传统文化空间概念，因为这种空间观把空间作为被动的背景，人类依其为舞台表演戏剧情节。当树状思维让位于块茎思维时，空间就不再与人类表演者相分离了。空间承载了虚拟品质，存在于块茎簇丛之间，强度比广度更为突出。块茎思维能够进入电脑与数字艺术的虚拟空间。它摧毁限度，破坏二元对垒——自然与人文、人类与机器、人类与动物，或者人类与赛博人（电子智能人）——并且创造了新空间。网络数字艺术家们在他们的电脑上体验着不同类别的链接，去创造杂糅体和新生体。宛如哲学家一样，众多数字艺术家质疑限度以解开对自我的锁定……数字艺术家通过消解身体的具象，通过生产“无器官身体”（BwO）和欲望机器而质疑打上了印记的、确定的身体。可无限感知的电子网络链接，向新的空间和其他空间开放。这种网络取代了稳固的、确定的自我，增加了人类“生成”的可能性。数字艺术强调永恒的流变和动态的欲望。在虚拟空间，（审美）体验是通过媒介形成而不是自然形成的，数字艺术创造了杂糅体并向生成开放。拟像取代了再现。人们强调的是建构性而不是终极性。网络不停地流转，使得虚拟诸空间的艺术创造成为可能。德勒兹和加塔利站在数字化时代的门槛上思考与写作，创造了来自哲学、控制论和电脑屏幕的虚拟空间理论，数字艺术家常常可以被视为他们在信息理论和生物学语境中所倡导的那些概念的拓展者。这两位哲学家把世界视为一种充满差异的循环运动，而电脑网络则承载了这种功能。德勒兹和加塔利反复提到，要通过电子媒介去生成新的主体性和文化艺术。倘若他们能够看到人类与机器、信息与控制技术的新的（条纹）空间与创造发展，那么，他们也会直率地斥责经由数字媒介和互联网世界而来的政治弊端。他们认为，科学技术可以是解放性的，能够帮助我们创造和再造一个不再存在的世界并且把它表现出来。它可以打破人类与机器之间的藩篱。它能够开辟新的虚拟空间和进行无限的生成。但是，他们也警告我们，人类不要愚弄自己：信息科学像其他科学一样，也是一种“序词”（orderword）。它抽绎出恒定，打击真正的生成。电脑与互联网目前是在金融资本主义魔咒之中，资本主义运用其序词去建立藩篱和掌控其运动，以避免它们脱离轨道，偏离目的。它抽绎永恒，帮助巩固控制社会。空间则失去其虚拟品质。然而，艺术具有逃逸资本主义经济领域的潜力（资本主义通过控制巩固自身），而数字艺术则在靠虚拟空间而获得体验，富于变化，消解边界，持续不断地通过杂糅式的链接，创造与再造新的虚拟空间。

德勒兹和加塔利学术思想最具活力、最成熟的20世纪80、90年代，国际互联网作为一种后现代文化传媒对人类文化艺术生活的全面影响尚不彰显，他们对电脑也并不十分熟悉，但是，作为具有强烈问题意识的当代西方哲学家和思想家，他们对隐匿在电脑与互联网背后的那种强大的、异于传统思想定势的科技文化力量敏于感受，他们所描绘的理解这些力量对人类生活空间和精神空间的重大影响，以及他们对数字媒介和电子文化艺术可能的新的思考方向，都在今天越发地彰显出来。*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德勒兹诗学与跨语境理论意义》（07XWW002）；广西软科学专项《文明冲突中的审美经验及其理论阐释》（K592）的阶段性成果。

①GaryGenosko曾经主编三卷本《德勒兹与加塔利：一流哲学家评价》（DeleuzeandGuattari:CriticalAssessmentofLeadingPhilosophers,London;NewYork:Routledge,2001），篇幅达1500余页。编者从西方浩如烟海的人文社会科学著作和学术刊物中精选了关于德勒兹与加塔利的重要章节或论文，汇集成三卷本皇皇巨著。

②JohnMarks,“InformationandResistance:Deleuze,theVirtualandCybernetics”,inIanBuchananandAdrianParred.,DeleuzeandtheContemporaryWorld,EdinburghUniversityPress,2006，p.194.

③参阅彼斯特《媒介文化的微观政治学：解读德勒兹与加塔利的块茎》（PatriciaPisters，MicropoliticsofMediaCulture:ReadingtheRhizomesofDeleuzeandGuattari，2002.EditorialReviewsBookDescription，www.nicebooks.info/nicebooks067/089.html）。

④webcast.berkeley.edu:8080/ramgen/podcast/deleuze/trinh_minhha_opening_remarks.200756查阅。

⑤JohnMarks,“InformationandResistance:Deleuze,theVirtualandCybernetics”,inIanBuchananandAdrianParred.,DeleuzeandtheContemporaryWorld,EdinburghUniversityPress,2006,p.198.

⑥M.BontaandJ.Protevi,DeleuzeandGeophilosophy,Edinburgh:EdinburghUniversityPressLtd.,2004,p.143.

⑦(27)

⑧关于这些特征的讨论，可参阅拙文《赛博空间与文艺理论研究的新视野》，载《文艺研究》2006年第6期。

⑨JohnMarks,“InformationandResistance:Deleuze,theVirtualandCybernetics”,inIanBuchananandAdrianParred.,DeleuzeandtheContemporaryWorld,EdinburghUniversityPress,2006,p.203.

⑩(11)(12)(13)(15)(17)(18)(19)DeleuzeandGuattari,AThousandPlateaus:CapitalismandSchizophrenia,London:UniversityofMinnesotaPress,2000,p.492.

DeleuzeandGuattari,AThousandPlateaus:CapitalismandSchizophrenia,London:UniversityofMinnesotaPress,2000,p.493497.

DeleuzeandGuattari,AThousandPlateaus:CapitalismandSchizophrenia,London:UniversityofMinnesotaPress,2000,p.474475.

DeleuzeandGuattari,AThousandPlateaus:CapitalismandSchizophrenia,UniversityofMinnesotaPress,London,2000,p.393.

(14)(20)NeilSpiller（ed）.,Cyber_Reader:CriticalWritingsfortheDigitalEra,London:Phaidon,2002,p.97.

DeleuzeandGuattari,AThousandPlateaus:CapitalismandSchizophrenia,London:UniversityofMinnesotaPress,2000,p.5.

(16)拙文《后现代多维空间与文学间性》（载《清华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曾经简单地列出“块茎”的这六个特征，但未展开论述。

DeleuzeandGuattari,AThousandPlateaus:CapitalismandSchizophrenia,London:UniversityofMinnesotaPress,2000,p.7.

DeleuzeandGuattari,AThousandPlateaus:CapitalismandSchizophrenia,London:UniversityofMinnesotaPress,2000,p.11.

DeleuzeandGuattari,AThousandPlateaus:CapitalismandSchizophrenia,London:UniversityofMinnesotaPress,2000,p.7.

NeilSpillered.,Cyber_Reader:CriticalWritingsfortheDigitalEra,London:Phaidon,2002,p.13.

(21)(26)德·穆尔：《赛博空间的奥德赛：走向虚拟本体论与人类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79页。

(22)english.ttu.edu/kairos//2.2/features/reflections/concept4.htm

(23)G.P.Landow,Hypertext2.0,TheJohnHopkinsUniversityPress,1997,p.9.

(24)M福柯：《知识考古学》，谢强、马月译，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26—27页。

(25)SeeG.P.Landow,Hypertext2.0,theJohnHopkinsUniversityPress,1997,pp.38—42.

哲学思维论文范文篇2

旧哲学对世界的理解是抽象的。马克思所实现的哲学变革的实质，是确立了以物质实践活动为基础的人类世界的实在性。这不仅是确立了一种全新的哲学观，也是确立了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正是通过这种全新的哲学观和思维方式，马克思超越了旧哲学对世界的抽象理解，真正将哲学理性思维与人类的现实生活联系了起来。将理性思维的真理性建立于实践的基础之上，将实践理解为现实生活世界中的客观活动，意味着对哲学功能的全新理解。在这种理解中，现实的生活世界不再以抽象的形式呈现，哲学理论也不再玄远。因此，在马克思所实现的哲学观的变革中，哲学功能的转变具有根本性的意义。

任何一种哲学都不可能不解释世界，关键在于怎样解释世界，在于为什么要解释世界，而这恰恰取决于这种哲学对哲学功能的预设。马克思之前的一切哲学都无例外地将哲学仅仅视为穷究世界之理的学问，无论它们对世界是“从客观的形式去理解”还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都不可能不陷于对世界的抽象解释。现实的生活世界是活生生的、历史地发展着的，而单纯的解释就是说明和分析，是不可能以活体为对象的，因此，对于马克思之前的旧哲学来说现实的生活世界在其视野之外。旧哲学之所以不能理解“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3、48页。)根本原因就在于它们从来就没有打算这样做，在于它们对哲学功能单纯的解释性预设。旧哲学只是想解释世界，因此，它就只是把自然看作僵死的解释对象，而把人看作是独立于自然存在的解释者。在这样一种视域中，人和自然是相互分离的存在。由于作为主观者的人站在作为客观者的世界之外，世界也就只能以两种可能的方式获得理解：一种是纯客观方式的理解，即“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另一种是纯主观方式的理解，即从人“抽象的”、“能动的方面”去理解。(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3、48页。)毫无疑问，只要哲学没有打算在头脑之外说明头脑，它就不可能不受到头脑的束缚。马克思以前的哲学家们相信密涅瓦的猫头鹰只有到黄昏时才起飞，相信只有当对象成为一种客观性存在时才能为哲学所把握，因此，旧哲学也就不可能在建构生活世界中发挥作用。马克思哲学观中的革命因素首先在于它对哲学功能的革命性预设，在于它不满足于哲学解释世界的功能，因此，它必然将哲学理解为照亮人间未来之路的普罗米修斯之火。任何时候都不应忘记马克思自己对哲学所作的说明，即哲学只有通过改变世界的活动才能证明自己的真理性和存在的价值，才能证明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这其实包含了马克思对哲学功能的预设，并且其哲学观的确立也有赖于这一预设。马克思并不是为了比前人更好地解释世界而进行哲学变革的，从一开始，他就将变革哲学的目的与改造世界的目的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正是由于这一点，使他能够撇开纯粹的经院哲学问题而在人的现实活动中寻找思维的此岸性，使他能够看到以往的哲学家们所无法看到的实践的价值。马克思从来反对将哲学理解为一种建构抽象世界观的活动，在他看来，哲学如果不为解除人间的饥饿而发挥作用，它就不可能是什么科学的世界观。可以设想，如果马克思没有将自己的理论活动与火热的现实生活相联系，他就不可能超越黑格尔和费尔巴哈而实现哲学观的变革。马克思哲学观的科学性、真理性和生命力，就在于它为自己所设定的改造人类生活世界的革命性目标。这决定了它不仅要通过对现实生活世界的概括与反思而解释世界，更要通过对现实生活世界不断地批判而建构作为现实世界否定形态的理想世界。马克思说：“实际上和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说来，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3、48页。)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马克思将自己的哲学称之为“实践的唯物主义”。在这里，“实践的”一词的基本含义在于强调了他的现代唯物主义对实践的指导作用，而非其他。由此可见，马克思哲学观的确立与他对哲学功能的革命性理解是分不开的。

理论之所以能够改变现实的生活世界，首先在于它将生活世界作为批判的对象看待，对其持批判的态度；哲学之所以能够成为时代精神的精华，亦在于它关怀时代的命运，以建构理想的生活世界为己任。马克思从来就没有在他的原始文本中系统地阐明过自己的哲学观，他的哲学观是在对现实生活世界从未终止过的批判中体现出来的。因此，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无论“回到马克思”还是“重读马克思”，都不仅是为了更准确地解释其原始的文本，而且是为了恢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功能，是为了重新找回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现实生活世界的批判精神。生活世界是变动不居的，今天的生活世界不同于马克思时代的生活世界，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继承马克思，因为任何一种哲学所体现出的批判精神和批判功能都不等于具体的批判本身。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现实生活世界的具体批判可能会过时，可通过那些具体的批判而体现的批判精神和批判功能却不会过时，只要它借以建立的现实生活世界尚存。所以，人们是否可以在今天坚持马克思哲学观的关键，必将通过对如下问题的回答而显示结论：19世纪的马克思所批判的现实生活世界是否依然存在?即作为批判对象的这一现实生活世界是否依然是现实的?

二、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多重批判纬度

勿庸置疑，马克思毕生都在致力于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但他并没有看到资本主义发展的全部历史，没有看到20世纪之后市场经济所经历的一系列改变。因此，我们必须站在今天的立场上全面看待马克思对现实生活世界的批判，并认真地从其具体批判中探讨他哲学的批判功能和批判精神。

以今天的立场看，马克思在19世纪对资本主义所作的批判，其实是对早期形态的市场经济社会的批判。总体上说，这是一个由多重纬度、多种批判共同构成的总体性批判。在这一批判中，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所作的政治批判虽然影响深远，却也只是整个批判中最为外显的部分；对市场经济的经济体系所作的经济批判虽是最深刻的内容，却也只是整个批判的一个深度切口；而对整个市场经济社会所作的总体性的社会批判才具有更为深远的内在意蕴。当年马克思针对早期市场经济社会所作出的有些具体结论可能的确已经不再适合于今天的现实，因为市场经济社会的存在形态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而这意味着作为批判对象的现实生活世界的巨大改变。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马克思对早期市场经济社会的批判并非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单一政治批判，亦非对这种经济制度的单一经济批判，而是包含着多重纬度的社会批判和历史批判。而这一点恰恰就是奠立在实践观的基础之上，并包含了对现实世界和人的存在方式的全新理解的哲学批判。换言之，马克思对现实生活世界所作的社会历史批判是他对生活世界的总批判，因而是以哲学的方式而不是以具体科学的方式批判现实的世界。不理解马克思哲学观与现实生活世界之间的这种内在联系，就不可能理解马克思哲学观的独特性和它所具有的独特价值；不理解马克思对现实生活世界的批判是一种社会历史的批判，就不可能真正地理解马克思哲学观实践转向的真实含义。

马克思政治批判的主要对象是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制度。这一批判显示了他对早期市场经济社会中具有强烈阶级对抗性质的现实政治生活之本质的揭示、反思和改变的诉求。借此批判，马克思所要达到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要建立一种能够促使现存世界革命化的统一的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在马克思看来，无产阶级只有把实践的唯物主义哲学当作精神武器，才能改变现实的生活世界，从而实现其自身和一切人的解放；同时，哲学也只有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才能成为起到促进人的解放作用的真正现实的哲学。正因为马克思把哲学活动看作是一种现实的批判活动，他的哲学观与他的政治批判之间的联系也是现实的。他说：“哲学不消灭无产阶级，就不能成为现实；无产阶级不把哲学变成现实，就不可能消灭自己。”(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67页。)应当说，和马克思的其他批判目标相比，其政治批判目标是最为具体的，是对实践活动最具指导意义的理论批判。一方面，在这一批判中，作为具有阶级意识的无产阶级是一种最为现实的社会主体条件，它的存在第一次使历史主体的活动和历史发展之间的互动成为可能；另一方面，在早期市场经济社会中，资产阶级的政治制度是一种最为现实的客观条件，它的存在以及它所导致的尖锐阶级对抗将历史主体与历史发展之间的互动变成了现实的历史运动。因此，马克思对早期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批判成为他所有批判中最为尖锐、最为直接、最具穿透力和最具实践价值的批判；而且，人们往往也最容易将这一批判看作是马克思对现实生活世界进行批判的标志，最容易从这一批判出发理解马克思对整个市场经济社会的批判。与马克思对早期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所作的政治批判相比，他对这种政治制度得以建立的基础——早期市场经济的经济制度——所作的经济批判更为深刻，也更具有持久的价值。直到今天，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剩余价值等理论仍然发挥着巨大的影响。但这里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是：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是否可以和市场经济的经济形态相剥离?即在理论分析的意义上，对资产阶级统治所作的政治批判是否可以与对市场经济所作的经济批判相剥离?对于意识形态化的思维模式来说，这种分析本身无疑就是用超阶级的原则取代了阶级分析的标准，因而是不可取的。可是，当与意识形态对垒的坚冰被逐渐打破之后，当多种模式的市场经济的存在已经成为一种不容质疑的现实的今天，我们将必须直面这种分析。当然，对于我们所作的这一剥离来说，还存在着另外一个显见的驳难：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统治的政治批判是建立在对市场经济的经济批判之上的，因此将两者剥离开来必然会导致对马克思理论整体性的割裂。对此，我们可以找到历史的和理论的例证为自己辩护。正如在现实的历史过程中特定的经济结构并不绝对地导致唯一的政治后果一样，在理论上一种特定的经济分析也不绝对地导致唯一的政治理论。例如，在历史上，自由市场经济的发展既产生过英国的立宪政体，也产生过法国的共和政体；在理论上，从自由市场的经济理论中既可以推断出洛克式的市民社会模式，也可以推断出孟德斯鸠式的市民社会模式。同样的道理，在19世纪中叶，马克思从他对早期市场经济的经济分析中推断出无产阶级革命的政治结论无疑具有其合理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就是市场经济社会发展唯一可能的道路，也不意味着马克思对市场经济这种经济形态所作的经济批判只能得出政治革命的结论，马克思在不同的著作中所作出的不同论述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将马克思的经济批判同政治批判剥离开来，并不是想要说明马克思经济批判的超历史性，而是为了强调它作为理论所具有的普遍性。在这里，我们更是为了强调，市场经济并非只能与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相结合，因此，马克思的经济批判，以及以之为基础的整个社会批判所指向的生活世界依然存在。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所作的政治批判和他对市场经济体系所作的经济批判是具体的，它们分别代表了马克思政治学和经济学研究的成果，这些批判只是他对作为总体的市场经济社会所作的社会历史批判的不同侧面。只有当我们从马克思对整个市场经济社会的总体性批判中，才能真正把握住马克思理论中所透射出的历史感和哲学批判精神。

三、马克思哲学观中的社会批判之维

作为特殊形式的社会活动、政治活动和经济活动本身就要求以之为对象的理论批判的具体性，可是，具体的理论批判也总是因其具体性而具有较强的历史性。马克思对市场经济社会所作的社会批判，是一种以现实的实践为基础的历史主义的批判。这一批判纬度并不以特定历史时期内的阶级关系为分析基础，而是以人的整个活动以及活动的历史变化为分析基础，因而并不直接指向特定的阶级对立及其所代表的政治关系，而是指向一般的人类活动方式的转向所造就的现实生活世界——市场化进程所导致的整个社会生活状况。这一社会批判也不同于对市场经济的经济体系所作的经济批判，它不仅仅局限于对市场交往关系的分析，而是要通过这一分析考察整个人类社会关系的异化及其克服途径。如果说马克思对市场经济的经济体系和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批判因其依据于早期市场经济的经验而遭到一些当代西方学者的质疑和冷落的话，他的社会批判则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直到今天仍然被广泛地关注和尊崇。当然，无论冷落还是关注都只是一种表象，隐藏在这一表象背后的深刻原因是，马克思哲学观中的社会批判纬度是以更为全整的人类生活世界为批判对象的，是建立在更为广泛的社会生活基础之上的，因而也蕴含着更为深远、更为本真的哲学批判精神。马克思对早期市场经济所作的经济分析和对早期资本主义制度所作的政治分析中的许多具体结论已经成为思想史，但是，他对市场经济社会中人的生活世界所进行的批判却仍然在书写着未来的思想史。

哲学思维论文范文篇3

论文摘要：从思维性质的角度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反思思维，具有强烈的反思一批判理性特征，是对思维本身的再思考。亦即思维的思维。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一系列思维的具体运行方式：实践思维、矛后思维、系统思维。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思维的最终目标却是提供一种思想方法，而非具体的知识。

哲学具有自己特殊的思维方式，在这种思维方式中，思维成为认识，成为把握对象的概念式的认识。现代哲学家海德格尔说：“哲学运思即是对异乎寻常之事的追问”I‘】I¨。这说明哲学之思是对异乎寻常之事去经验、去看、去听、去怀疑、去希望和梦想。那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维性质又如何呢?从思维性质的角度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反思思维，具有强烈的反思一批判理性特征，它思考事物的本质，而非事物的现象，它敢于对一切不合理的事物和行为进行批判。马克思主义哲学思维是对思维本身的再思考，亦即思维的思维。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一系列思维的具体运行方式：分析与综合思维、’矛盾思维、系统思维、实践思维。并根据实践的需要呼唤新的思维方式的产生。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思维的最终目标却是提供一种思想方法，而非具体的知识。无论是马克思主义形成时期的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还是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中的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等阶段都体现着哲学思维性质的这一特点。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思维性质的起点：反思一批判性思维

1．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反思—批判性思维。

哲学的任务是发现真理，纠正错误。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种反思一批判性的思考。马克思在探讨人类社会的未来发展时曾经说过，他奉行的原则既不是那种永恒正义的要求，也不是什么终极的道德命令，他只是希望从批评旧世界中去发现新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批判的哲学，在批判中发展，是发展的哲学，是对一切不合理的现实事物进行批判，同时在批判中找到1．‘物真理性的认识，马克思主义就是在批判黑格尔、费尔巴哈、杜林哲学中阐发自己哲学观点的，从其产生之日起就是批判的哲学，批判一切旧哲学，并吸收它们的合理之处。马克思主义还在批判自身中前进，例如，青年马克思较多的使用“异化”概念，以后减尘使用。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应当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取得胜利，苏联的革命证明列宁的社会主义可以在一个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取得胜利的理论，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也是一种批判的继承：“农村包围城市理论。的成功。正是对列宁主义的一种批评继承，也是一种丰富和发展：邓小平理论用“一国两制”，解决香港、澳门、台湾问题，就是面对现实，对思想中解放台j|『等思想的一种批判继承。在批判中发展，这也正体现出了马克思主义对自身批判的生命力。

2．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对思维的思维

反思，在其最直接的意义上，就是思想以自身为对象反过来进行思考，也就是黑格尔所说的“对思想的思想“。马克思主义哲学以思想本身为对象来思考问题。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人们总是总结一个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及自然科学的各种成就，概栝、抽象出具有一般特征的哲学命题。也说：哲学是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栝和总结。思格斯曾经在谈到哲学唯物主义的思维方式时指出，l8世纪的唯物主义主要是机械唯物主义，这是和那时的自然科学的状况相适应的。因为，那时在所有自然科学中只有力学，而且只有固体力学达到了某种完善的地步。而现代唯物主义本质上是辩证的。这种现代的辩证思维，是从康德的“星云假说”给“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观念上打开了第一个缺r"l”开始的。哲学是对我们周围一切|．【物的观点、看法的再思考。回答为什么、怎么会?要找出我们所要了解的1．【物的内在规律性，总得从我们所看到过的无数1．【物的现象或表象中发现规律性的东西。马克思主义哲学从产生的理论条件来看。它继承了黑格尔、费尔巴哈的哲学，并对当时欧洲资本主义社会一切经济现象进行思考，这说明它是一种|．【后的把思维作为对象的认识。从社会条件来看，是从对工人运动的分析思考，得出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社会革命就要到来的结论。马克思对l848年革命的总结，得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理论、国家、阶级、意识形态等理论：对l871年巴黎公社革命的总结，使国家的本质得到进一步阐述，得出巴黎公社是无产阶级在政治上获得解放的形态等，这都是对前人思想成果的继承。生物进化论的发现，哲学从中总结出人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能量守衡定理的提出，解决了人死后物质不灭，以及灵魂等问题。细胞学说的创立，说明生命也是物质的。科学哲学、经济哲学、网络哲学等也是对一种思想本身的思考而产生的边缘性学科，这也是对前人成果的继承。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思维性质的运行方式：实践的辩证思维方式

1．实践思维方式

马克思、恩格斯创建的哲学思维，不是非此即彼的思维，它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在实践中思维的思维方式，即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去反思全部理论问题。主张从实践的高度来理解人、人的世界和人与世界关系及其时代特点，要求在理论和实践上开展双向批判和双向建构。所谓实践的思维方式，就是从人的思维的最本质最切近的基础实践出发，以实践的思维方式去揭示思维与存在、人(主体)与世界(客体)之间的矛盾关系，从而达到对思维与存在、人与世界之间的否定性统一的辩证理解。公务员之家

首先，实践的思维方式，是基于人的存在的反思方式。人依赖于自然又超越于自然，人创造自己的历史又不能随心所欲，人是现实的存在又总是以自己的理想去改变现实，因而人总是处在矛盾之中。实践思维正是以人的实践的存在方式和发展方式为基础，不断地揭示人的超越性存在，从而深化了人对自身存在方式的理解。

其次实践思维方式，是基于“为我关系”的反思方式。人的生活是自己意志和意识的对象化，人的生产是用内在固有的尺度来衡量对象的生产。

再次，实践思维方式，是基于人的存在方式和发展方式的“从后思索”的方法。马克思说：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以及对它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后开始的，是一种从发展了的形态去思索整体发展过程的方式。

最后，实践思维方式，是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批判的彻底的辩证法的思维方式。实践思维的辩证法，就是要在对|．【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它的否定的理解，也就是从历史的暂时性去看待现存的一切。因此，实践思维方式也就是辩证的思维方式。

2．矛盾思维方式

马克思主义认为|．【物充满矛盾，矛盾就是对立统一。

哲学是在对立统一中的思维，总是从对立面去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矛盾规律作为辩证法的三大规律之首，其它两个规律都可以从矛盾规律中得到解释。辩证思维的实质，就是按照|．【物的矛盾本性思考问题，就是要在对立统一中思维。统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以及对它矛盾着的两个部分的认识，是辩证法的实质。统一性和对立性是矛盾的基本属性，|．【物是联系的，又统一又斗争，由此构成了矛盾，但又是互相转化的：统一性和对立性互相转化，质变和量变互相转化，普遍性和特殊性互相转化，真理与谬误互相转化，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互相转化。有|．【物就有矛盾，在对立统一中思维，在对立统一中认识|．【物。肯定中包含否定，否定又引起新的肯定。否定是|．【物联系的环节，否定是|．【物发展的环节，否定是||【物的自我否定，否定的实质是扬弃。具体分析|．【物的各种矛盾，然后在分析的基础上进行综合整理，得出所要的结论。

3．系统思维方式

20世纪中叶，随着贝塔朗菲系统论的产生而形成了系统思维方法。所谓系统，就是指由|．【物内部互相联系、互相作用的各个要素、部分组成的有特定功能的有机整体，具有整体性、结构性、层次性、开放性等特征。系统思维则是整体与要素相结合，注重整体，从整体的高度看问题，要求我们观察和思考问题时，着眼于事物的整体，树立识大体、顾大局的整体观念。某些|．【情，从局部看是可行的，但从全局看未必可行。因此，要自觉使局部需要和利益服从全局的需要，树立全国一盘棋的思想。要重视研究系统结构的优化问题，使系统能够发挥最优整体功能。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个地区，一个单位，在优化结构问题上大有文章可做。同时，分清研究系统的不同层次，分层管理，在实际工作中抓关键层次，发挥系统的层次功能。从开放性看，任何系统都是开放的，都要与外界发生物质和能量的交流，要走出去，请进来，互相学习，取长补短，避免盲目性，避免夜郎自大，只有通过开放，使系统与外部环境发生物质和能量的交流，才能更好地促进事物发展。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思维性质的终极目标：提供思想方法，寻找新的思维方式

1．哲学思维的目标主要是提供一种思想方法，而不是提供具体的知识

知识与思想方法彼此相通，但并不相同。知识是对象的认知和把握，思想方法是对对象意义的理解和把握。人既需要知识，也需要思想方法，而且思想方法对于人具有更为重要的价值。入是由于思想方法的引导，才可能不断提升自我，超越现存生活，进入更高生存境界的。

思想方法的本性就在于超越、出新，也就是要去“标新立异”，甚至“异想天开”，不如此它就不能把人带入更高境界、发挥对人的启迪作用和引导作用。这就是哲学为什么会与各门具体科学不同。

2．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创新的思维、发展的思维

哲学思维论文范文篇4

关键词：实践哲学，希腊哲学，制作图式，柏拉图，亚里士多德

Contentabstract:TheGreekhasinventedthephilosophy,paratively,theproductionmanufactureisthehumblestactivity.Whatmaymakeonenotbeabletothink:Thenoblestactivityusesthethinkingmodecomesfromthehumblestactivityunexpectedly.Manufacturehadonekind“theprototype+copy”thestructure,Plato“”discusses,Yalishiduode“theform-material”sayingthatdeferredtothiskindofstructuretoconstruct.Notonlythatthispriestsanddisciplesalsounifythiskindofstructureandlanguagelogic,manufacturedthewesternertoexplainthattheworldandthechangeworld’sthoughtscheme,affectedprofoundly.Studiesthiskindofschemeearnestly,understoodthatitssuperiorlongandlimitation,hastheimportantmeaning.

keyword:Practicalphilosophy,Greekphilosophy,manufacturescheme,Plato,Yalishiduode

前言

古代希腊人发明了哲学，教会了我们用哲学的方式看世界，世界于是就成了哲学所看到的样子。可是，希腊人如此这般模样的哲学思维又是从哪里来的呢？为什么不是所有的民族都像希腊人那样考虑问题呢？这恐怕又得回到他们的生活世界去寻找答案。在读希腊哲学家的作品，特别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作品的过程中，我觉察并揣摩到，他们在想问题的时候脑子里面往往有一个制作图式，即想象着匠人制造物品的样子，然后用这个图式的结构去比附他们要理解的对象，包括整个世界。这一制作图式最典型的形态有两个：一是柏拉图的“原型—摹本”图式，一是亚里士多德的“形式—质料”图式。于是，柏拉图所看到的世界就是原型和摹本外在分立的两重天地，亚里士多德所看到的事物就是形式和质料内在复合的完整个体。当然，注视匠人制造物品，不必然注意到活动所具有的这一特定方面的结构特征，也必定是观察者心有所专，才看出了这一特征来。生活世界和思维图式似乎确实是循环解释的。这一点暂且不表。不管怎样，古代以色列人就不是这样看世界的，读读《圣经》就会发现，他们的图式是“牧人—羔羊”图式，这显然跟他们的畜牧生活经验有关。（当然，柏拉图偶尔也以畜牧比喻政治。[1]）我们中国人的祖先是种庄稼的，天地化育，四季兴替，生生不息，这是我们理解世界的图式。

理解世界，这属于认识的问题；制作物品，这属于实践的问题。希腊人把认识提炼得纯而又纯，以至于飞升到形而上的云端，成了哲学。在希腊人的观念中，哲学思辨是最高贵的，道德和政治实践是其次有意义的，生产制作活动则是最低贱的。哲学无所依赖于实践，如果需要，它可以指导和超拔实践。可是，谁曾料想在最高贵的哲学思维中所植入的竟是最低贱的生产制作的图式，哲学的高贵思考是按照低贱的制作图式进行的，这可能是连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自己也未曾意识到的。不管怎样，这种图式本身的局限（当然不是指它的低贱性）必将带来这种哲学思维的局限，进而带来由这种哲学思维所指导的实践活动的局限。因此之故，对实践的哲学研究就不得不将哲学和制作这两种价值上相隔天渊的东西放到一起来考察。

本文不拟追究希腊人的生活世界究竟如何造就了他们哲学思维的制作图式，而只拟考察该图式的哲学内涵及其主要问题。本文的工作是我探察西方实践哲学源头之计划的一部分。

一、制作、技艺与摹仿

关于制作，在流传下来的希腊哲学文献中几乎没见专篇讨论的，唯一的例外可能就是亚里士多德的《诗学》（PeriPoietikes，本义为“关于诗的艺术”）。亚里士多德是希腊哲学（学术）思想的集大成者，也是希腊学术分类体系的编制者，《诗学》一般编在其学术著作的末尾，这也符合他的学科分类顺序，即：理论之学，实践之学和制作之学。按理，制作之学中，生产劳动中的制作应占有重要位置，但亚里士多德却只给艺术活动中的制作问题以专篇讨论的待遇。这就意味着，在亚里士多德的学术体系内部，《诗学》是唯一一篇反映他的制作观点的专题著作。在此意义上，我们不妨将其看作亚里士多德乃至整个希腊哲学之制作图式的一张底牌。所以，解读希腊哲学思维的制作图式，应当采取一种从后阅读的方式。

动词“制作”的希腊词是poiein.其衍生的词语有：poietike，制作艺术，等于poietiketekhne（技艺）；poietes，制作者，诗人；poiema，制成品，作品，具体的诗作；poiesis，对poietike的实施，制作，制作科学。又据考证，自公元前五世纪起，人们开始用poiesis指诗。[2]这里也能看到英文的poem（具体的诗作）和poet（诗人）的词源。罗斯在翻译《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亚里士多德区分poiesis和praxis的话时，将前者译作making，将后者译作acting，廖申白汉译为“制作”和“实践”。[3]可见，在希腊人的观念中，诗不是“写”出来的，而是“制作”出来的。“制作”诗跟“制作”鞋是一个道理，都要生产出一件“作品”摆在外面，这跟“实践”（或“行为”）的结果就在于其本身的良善完全不同。[4]

制作活动所凭借的才能叫做“技艺”，希腊词为tekhne，其复数为tekhnai.最早考证这个词的人可能是柏拉图对话中的苏格拉底。《克拉底鲁篇》中，苏格拉底说：这个词“表示心灵的拥有”。[5]陈中梅在其译注的《诗学》的附录中对该词有专门讨论，这里撮要采纳。希腊词tekhne来自印欧语词干tekhn-，后者表示“木制品”或“木工”。可比较梵语词taksan（“木工”、“建造者”），赫梯语词takkss-“联合”、“建造”），拉丁语词texere（“编织”、“制造”）。希腊人把生成（genesis）的事物分成两类，自然的生成叫“生长”，人工的生成叫“制作”，“制作”的力量就是“技艺”。“技艺”既包括生产实用物品的技术，也包括文艺创作的艺

术。雕塑家、诗人和建筑师、木匠的才艺都叫tekhne.[6]其实，“技艺”作为学术概念的确切所指是由亚里士多德划定的。相应于理论、实践和制作活动，人的才具或德性也分为三个方面，即：第一方面包括“知识”（episteme）、“直觉理性”（nous）以及二者的统一“智慧”（sophia）；第二方面为“实践智慧”（phronesis）；第三方面就是“技艺”。[7]在亚里士多德之前，“技艺”的用法较之它的本义要宽泛得多，并且跟“智慧”的用法也没有明确的区别。即使在柏拉图的对话中情况也是如此。亚里士多德对“技艺”的用法算是还了该词的本来面目。后世维柯所讲的sapienzapoetica（poeticwisdom，通常译为“诗性智慧”，此译引出了许多误解）实际上就是这种“制作技艺”的泛化，其宗旨是“真的即制作出来的”（thetrueisthemade）。[8]

“技艺”的根本特征是什么呢？哲学家们和研究者们已经描述了它的很多特点，但我觉得其根本特征是“摹仿”。这也就是整篇《诗学》的主题。亚里士多德说：“史诗的编制，悲剧、喜剧、狄苏朗勃斯的编写以及绝大部分供阿洛斯和竖琴演奏的音乐，这一切总的说来都是摹仿。它们的差别有三点，即摹仿中采用不同的媒介，取用不同的对象，使用不同的、而不是相同的方式。……上文提及的艺术都凭借节奏、话语和音调进行摹仿——或用其中的一种，或用一种以上的混合。”又说：“悲剧是对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praxis）的摹仿，它的媒介是经过‘装饰’的语言，以不同的形式分别被用于剧的不同部分，它的摹仿方式是借助人物的行动，而不是叙述，通过引发怜悯和恐惧使这些情感得到疏泄。”[9]全部《诗学》所讨论的就是这种“摹仿”的技艺。

《诗学》中“摹仿”的希腊词是mimesis.陈中梅对该词也有详细考证，这里也摘要引用。Mimesis是mimos（表演）从西西里地区的用语进入到伊俄尼亚和阿提开方言后的派生名词之一，另一派生名词是mimema，其动词形态为mimeisthai，后者曾为柏拉图大量使用。Mimeisthai和mimesis的原义可能指表演式摹仿，mimema一般指人物的摹拟像或器物的复制品。[10]可见，“摹仿”的这几个词已经覆盖了“制作”和“技艺”的两个领域：艺术的领域和生产的领域。据我的体会，尽管艺术领域的摹仿从词源上更本原，但真正充实了希腊人关于摹仿的心理意象的还是生产领域的摹仿，特别是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是如此，亦即没有被专题研究的摹仿更具始源意义。我在后面的分析中会举出事例来表明这一点。不管是艺术的摹仿还是生产的摹仿，其所表达的是一种双重性质的概念：其一是实践性概念，即须有摹仿行为及其主体；其二是关系性概念，即须有原型和摹本。如是，摹仿活动就给我们提供了这样的结构：“原型”—“摹仿行为及其主体”—“摹本”。正是这种结构规定了“技艺”的本质：一种让摹本尽可能与原型相符合的能力，或者一种按原型的要求去制作摹本的能力。从而“制作”也就获得了规定，即：用摹本摹仿原型的活动。

有意思的不在于希腊人把制作看成用摹本摹仿原型的活动，而在于他们把这种摹仿关系到处套用，以至于从自然到人事的解释都由制作来包揽。于是，制作就变成了思维的“图式”。

二、制作图式的两种类型

制作作为一种思维图式是逐步形成的。大医学家希波克拉底较为系统地提出了技艺摹仿自然（phusis）的思想，如宇宙在运转中产生万物，陶工通过旋盘的转动制作成品。[11]据亚里士多德讲，“毕泰戈拉学派说事物是由‘摹仿’数而存在的”。[12]不过，制作图式似乎更多地还是雅典人的专利，不论苏格拉底、柏拉图还是亚里士多德都如此之多地使用这一图式，以致堪称一种思维景观。不知道这是否跟这三代哲人中的开山祖师苏格拉底系雕匠出身有关。制作图式在柏拉图那里和在亚里士多德那里表现形态不同，在前者主要是一种外在摹仿图式，在后者主要是一种内在摹仿图式，从前者到后者还有一种演变关系。

柏拉图学说的核心无疑是他的“相”论（即通常所谓理念论）。根据该理论，存在着一个感性个别事物所组成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之外还有一个“相”（idea，eidos，也译为“理念”、“理式”、“型”或“理型”等）的世界，后者是真实的存在，前者通过分有后者而存在。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说法，柏拉图提出“分有”（metecho），相比毕泰戈拉学派的“摹仿”来说，只是换了个名词而已。[13]事实也是如此，不管讲分有还是讲摹仿，相是原型，具体事物是摹本，二者处于外在分立的状态，这在柏拉图那里是确定无疑的，并且这一思维架构被他普遍运用。比如，他说，名称是对事物的摹仿，[14]六种实际的政治体制是对第七种真正的政治体制的摹仿。[15]当然，最具典型性的恐怕还是他的三种床的说法。在《理想国》第十卷中，柏拉图指出，有三种床：一是自然的床，即床的相，这是神制作的；二是生活中具体的床，这是木匠摹仿床的相而制作的；三是画家画的床，这是对具体的床的摹仿，即摹仿的摹仿。[16]关于柏拉图的制作图式的机制，可以他的梭子之喻为例。木匠在制作梭子时是看着什么东西来做的？如果他正在做的梭子破了，他是看着破梭子再做一个呢，还是看着梭子的“型”（即eidos）来做呢？显然应以“型”为准。换个角度说，做梭子的实质就在于将梭子的“型”放入一块特定的木头中。[17]柏拉图的制作图式最终定型在其晚年的《蒂迈欧篇》中，在那里，他设想了一个上帝一样的创造者（Demirge，原义是“努力工作者”），他用几何图形及其复杂组合作模型，用水火土气作材料，按照一定的工序和分工，造出了天地神人、世间万有。[18]

亚里士多德的学说显然是接着而不是对着柏拉图讲的，他对其老师的制作图式实际上只作了一个调整，那就是：“型”并不存在于具体事物之外，而是存在于具体事物之中，任何事物都是“形式”（eidos，即“型”）和“质料”（hule，原义为木材）的统一体，制作的过程也就是将形式加诸质料或给质料赋予形式的过程。亚里士多德老举的例子如：“物质是青铜，形状是模型，两者组合是雕象，那完整的整体。”[19]还有房屋、铜球之类。这样一来，亚里士多德的制作图式就变成了一种内在摹仿模式，即制作者在制作一件物品时所摹仿的不是一种能独立存在的“型”，而只是制作者为该事物主观设计的“型”，这个“型”只有通过跟质料结合成一体之后，才能作为事物的内在本质跟事物一起存在。跟他的老师一样，亚里士多德也将自己的制作图式到处使用。他明明是医家出身，却宁愿用木匠的思维去理解医术和生命现象，把治病看成用健康的形式加诸有病的身体的制作活动，[20]把男女之间的生育行为看成男性将形式加到女性的质料上的制作活动。[21]

由此可以看出，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思维中，制作图式十分清晰而且具有一种巨大的定式作用。看他们二人的争论，有时会让人觉得这简直就是一对木匠师徒在传授和切磋技艺。我们完全可以设想，要是同样这些话题由孔子或耶稣跟自己的弟子来讨论，一定是完全不同的景况。有趣的是，耶稣出身木匠家庭却到处像医生那样治病救人，而亚里士多德出身医生家庭却处处像木匠那样考虑问题。

究竟男女交合生子是不是形式加诸质料的关系？究竟天地万物是不是摹仿永恒原型的结果？世界之为原型与摹本或形式与质料究竟真是那样还是被看成那样的？这一切都是问题。

三、制作图式从理论向实践的外推

希腊哲学思维中的制作图式是一种理论思维的图式，是一种逻辑推导的图式，是用来解释世界的。但是，它的意义又决不仅仅是理论的。柏拉图的“相”大多是道德之“相”、政治之“相”，亦即实践之“相”，是要付诸实行的。亚里士多德的“形式”尽管是纯粹理论的而不直接承担实践的责任，实践和制作活动也不必按照某种固定不变的“形式”来操作，但关于这种“形式”的理智知识近代以来却爆发出了惊人的实践力量。可见，制作图式有一种隐秘的、本能的实践性，它是要改变世界的，这也许是因为它本来就来源于制作活动，一种最下贱但又最切实的创造性实践活动。

柏拉图用心最多的“相”就是城邦之“相”，他毕生最大的心愿就是要为普天之下的政治共同体设计出一个理想的模型，好让众邦列国去效仿。他盛年时写《理想国》（本名《国家篇》），用辩证法设计了一个由所谓“哲人王”来统治，社会各阶层分工合作、各得其所的国家。在这个国家中，领导阶层要符合“智慧”这个“相”，保卫阶层要符合“勇敢”这个“相”，生产阶层则要符合“节制”这个“相”，整个国家的秩序要符合“正义”这个“相”，所有因素配合一致，最终符合“善”的“相”。柏拉图在晚年意识到实现理想“人治”的困难，退而求其次设计了一个法治国家的模型。他这样做的理由是：“在讨论将要实施的计划时展示一个完善的、可供模仿的模型是最公平的，不能视之为毫无优点和真理，而对那些根本不包含这种完善性的计划，人们应当拒绝加以实施。”又指出，“法律的真正卫士需要关于它们的真正知识，一定要能够用语言说明这种知识，并在实践中加以运用”。[31]柏拉图的意思是：既然不能亲自替我们制作出理想城邦的成品来，那就先制作一个理论模型以待后世吧。

亚里士多德哲学思维的制作图式本身没有实践的旨趣，这跟他老师的大不相同。当亚里士多德讲伦理、政治活动这种狭义的实践时，他并不采用“形式—质料”二分的制作图式，他强调的是实践活动中的个别性、差异性，反对用普遍的模型去规范这些活动，他倡导的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实践智慧”。在讲制作时，正如《诗学》中所表明的那样，他主要讲摹仿，也没有把他在《工具论》和《形而上学》中所系统阐述的语言逻辑法则和本体论原则贯彻到制作领域。也就是说，亚里士多德的制作图式虽取自制作性实践活动，但只限于在理论领域中使用，只求以制作图式解释世界，不求以这种图式改变世界。尽管如此，这种图式本身的实践潜能是极其明显的。如果事物的形式是可以逻辑地把握的，质料又能够企及，那么以二者合一来改变世界有什么不可以呢？所以哲学后来就变成了科学，科学就变成了技术，技术就变成了工程，物质的世界就此天翻地覆，人文和社会的世界也变得面目全非。

实践中的制作活动转化成理论思维的制作模式，这种模式又回过头来指导制作实践，这倒应了的“实践—认识—实践”的公式。马克思主义就是想凭借一种理论的设计来制作出一个全新的世界，便要亲自把这个世界帮我们制作出来。这就是希腊哲学思维的制作图式向实践外推所得到的最重大的结果之一，也是跟原本不按制作图式想问题的中国人最有关系、也最难消化的一个结果。

今天看来，在这个问题上，也许柏拉图的对手更有道理。柏拉图在晚年引述过他所反对的一种观点，即：“一切伟大而又美好的事物显然都是自然和命运的产物，只有技艺的产物是微不足道的。技艺从自然的手中取来已经创造出来的伟大的原始作品，然后对之进行一些微不足道的塑造，就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称这些作品是人造的。”[32]这种观点的可贵在于看出了技艺和制作图式的限度。

四、制作图式在希腊哲学思维中的本体论化

如果事情仅仅在于把自然人事照制作图式去设想，也许就不值得我们费这么多笔墨了。希腊人最终把制作图式变成了影响整个人类的思维方式，这才是问题的重要性所在。他们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至关重要的原因在于这个图式被哲学化了，或者更确切地说被本体论化了，亦即变成了思维方式，变成了可以安装进人脑的操作系统，一句话，获得了思维的生命。

将制作图式哲学化的原初力量来自巴门尼德，尽管巴门尼德将真理和意见断然二分的模式并不蕴涵摹仿的主张。黑格尔说：“真正的哲学思想从巴门尼德起始了，在这里面可以看见哲学被提高到思想的领域。”[22]他所指的是巴门尼德将思维的矛头转向思维自身，追问运用语言所进行的思维如何才能切中真理。巴门尼德提出“思想”（noein，“思想”一词的不定式，相当于tothink）和“是”（einai，“是”的不定式，或译为“存在”、“有”等，相当于tobe）是“同一的”（touauto，相当于thesamething），第一次将哲学跟对einai的思考紧紧地捆绑在一起，认为只有这条“路”（hodos，途径、道路、方法）通向“真理”（aletheia，原义为“去掉遮蔽”），是可靠的“逻各斯”（logos，此处有“话语”、“说明”、“论证”等义），而方法意义上的hodos和logos的结合则最终导出了logic（逻辑），使哲学的思考变成了必须遵从逻辑规则的理性论证。[23]这种以einai为对象的思考就是后世所谓ontology（关于ont的学问，译作“本体论”、“存在论”、“存有论”或“是论”等，on、ont、einai都是

希腊词“是”的不同词形）。巴门尼德的工作使得他以后的哲学家都不能再安于对外部世界作哲学的想象，而必须将思想观点从本体论上、从语言逻辑上加以落实。这就意味着，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制作图式要站住脚的话，也必须诉诸对einai的思考，必须本体论化、语言逻辑化。

对柏拉图的制作图式来说，最根本的工作就是将“相”“是”化，即把“相”变成语言逻辑可以把握和表达的东西。这是哲学的“相”不同于木匠、雕匠的“相”的关键所在。做不到这一点，“相”论就不过是一种哲理性的比喻而已，而非真正的哲学。对此，柏拉图自己是心中有数的。在《斐德罗篇》中，柏拉图借苏格拉底的口说：“所有伟大的技艺都需要有一种补充，这就是对事物本性的研究。”“辩证法家会寻找一个正确类型的灵魂，把自己建立在知识基础上的话语种到灵魂中”，“必须知道你在谈论或写作的那个主题的真相，也就是说，你必须能够给它下一个定义，然后你要懂得如何对它进行划分，直到无法再分为止。”[24]实际上，在此之前，早期对话中所反映的苏格拉底思想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通过对话辩驳的方式探讨普遍性事物的定义。中期对话中建构“相”论，靠的也是辩证法的定义方法。后期对话则系统探讨了“相”作为概念之间的逻辑联系问题。《泰阿泰德篇》结尾处的logos已经有了“定义”的意思，并且是一种寻求差异的“定义”。[25]从《巴门尼德篇》到《智者篇》，讨论的关键词不知不觉中从eidos（“相”、“型”）变成了genos（“类”、“种”），已经是在作范畴分析了。至此，一种对“原型—摹本”关系的想象就变成了语言逻辑的探讨，“相”论的本体论化就算完成了。当然，柏拉图并不满足，在《蒂迈欧篇》中，他还进一步将“相”几何化、数量化，希望用人类的语言把世界的原型准确无误地刻画出来。这样做所收获的果实也就是西方人酷爱的“知识”（episteme），据“苏格拉底”考证，知识就是“灵魂在事物面前止步而不是灵魂围绕事物转”。[26]

在柏拉图的基础上，亚里士多德完成了整个人类哲学思维的程序编制工作，他自己的制作图式也获得了完全的本体论内涵和语言逻辑内涵。亚里士多德把人们通过说“什么是什么或是怎样”（简化为“S是P”）去陈述对象的情况分为十种“类别”（categoria，兼有“指谓”、“表述”、“分类”的意思，通常译为“范畴”）。[27]其中，第一种回答事物的“是什么”（tiesti），其他的可视为回答的“是怎样”。相比之下，回答“是什么”最根本，这类范畴就叫“实体”（ousia，也是希腊词“是”的一个词形，或译为“本体”）。“实体”又分为三种：个别事物（atoma，如张三）；属（eidos，如人；跟“相”、“形式”为同一个词）；[28]种（genos，如动物）。说出个别事物，是对“是什么”的最到位的回答，但这种回答不能以定义的方式给出，所以不具有知识的确定性，而能定义的“是什么”只能是“属”，“种”也要变成“属”才能定义，定义的方式为“种加属差”，定义所回答的“是什么”就是事物的“本质”（totieneinai）。如果考虑到eidos既是“相”又是“形式”还是“属”，我们就会发现在这个词身上，制作图式的内涵、本体论的内涵和语言逻辑的内涵得到了统一：一个可以摹仿的原型就是事物的根本，同时又是唯一可以定义的对象。所以，对亚里士多德来说，寻找事物的形式、原型、本质、种类、定义甚至原因就成了一回事，[29]而这一切所围绕的核心就是那个einai或on.

制作图式的本体论化使该图式获得了一种强大的程序性力量，可以普适于对一切事物的分析。亚里士多德百科全书式的研究就是试图分门别类地去寻找不同种属的本质的尽可能确定的认识，尽管其间确定性程度高低不同。这种思维方式以其无与伦比的认识成效征服了欧洲人的心，并进而影响了全人类。

还有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在柏拉图及其以前，技艺跟智慧没有严格的区分，技艺是一种智慧，智慧也是一种技艺，制作图式因此得以在理论思维中塑造成型。当然，柏拉图到后期已经意识到了，“一个用语词表达的定义对一个生灵作出的描述比一幅绘画或任何模型更好。”[30]经过逐步本体论化之后，到亚里士多德，制作图式所反映的已是一种确定性程度很高的语言逻辑的智慧，它跟实际制作活动中的那种技艺已显著区别开来。制作图式也正因为脱离了制作活动和技艺本身，变成了纯粹的理论思维图式，才使哲学思维的一个真相得以长久地隐瞒。

五、制作图式的问题和限度

希腊哲学思维的制作图式的确是一种卓有成效的思维方式，但无论如何它只能是无数可能的思维方式中的一种，因此我们必须意识到它的问题和限度。从纯粹学理上讲，有两个问题是这种思维模式所无法解决的：一是理论原型和个别事物的关系问题，二是质料的“冤屈”问题。

柏拉图在提出“相”论后，遇到一个棘手的问题：在个别事物身上往往同时具有相反的性质，如一个事物作为整体是一，它由许多部分构成因而又是多，一和多结合在一起；那么，“一”的“相”和“多”的“相”是否也是结合在一起的呢？若是的话，岂不一既是一又是多，多既是多又是一？这是很荒唐的。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柏拉图着手探究“相”之间的联系，最后得出每个“相”都是其自身但又跟其他“相”关联在一起的结论，这样一来，每个“相”都是一个集合体，个别事物也是“相”的集合体，由此似乎就化解了上述矛盾。[33]但这种解决有一个前提未明：是否个别事物身上所杂有的各种性质之间归根到底具有逻辑推论的关系？如果有，则通过“相”之间的逻辑联系的澄清就能实质性地说明个别事物与其复杂属性间的相互关系；如果没有，“相”之间的逻辑联系再清楚也不足以真正说明个别事物的具体情况。

亚里士多德的范畴理论显示了问题的症结所在：对每一个别事物的陈述至少可以分为十类，即十个范畴，它们之间不具有逻辑推论关系，或者说不可通约。比如从“张三是人”推导不出“张三是白的”，从“张三是白的”也推不出“张三是70公斤重的”。这就是“异质性”（heterogeneity，或“异类性”）问题。在《后分析篇》中，亚里士多德明确提出了“本原”（arche）不可通约的观点。[34]任何遵守语言逻辑的理论推导都只能是“同质性”（homogeneity，或“同类性”）的操作。因此，定义只能针对普遍而不能针对个别，理论知识只能解决普遍性问题而不能解决个别性问题，普遍与个别之间存在着不可跨越的逻辑鸿沟。[35]亚里士多德处理这个难局的办法就是在理论领域讲普遍性而在实践和创制领域讲特殊性，或者说对普遍性用逻辑的方式讲而对特殊性则就事论事地讲。不难看出，这种处置实际上只是回避了问题，而没有真正解决问题。

如果理论只能规定和描画普遍模型，而实践所制作的都是个别摹本，那么用制作图式去改变世界就显然大有问题，因为摹本的个别性在理论设计中得不到应有的照料，在实际操作中就会成为运筹的盲区，进而成为罪错的渊薮。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质料的。亚里士多德区分形式和质料，把凡是可以理论规定的因素都放到形式之中，剩余的东西则归到质料的名下。形式是可以定义的，合逻辑的，事物是什么是由它来规定的；质料只是充当形式的载体，将形式体现出来，事物是什么跟它没有关系。当然，亚里士多德有时也很犹豫，也曾考虑把质料看成种，把形式看成属差，二者合成定义。如：房屋是可以荫蔽人和器具的砖石。其中，“砖石”是种、质料，“可以荫蔽人和器具”是属差、形式，二者都提供对房屋的规定性。[36]尽管如此，质料所贡献的规定性一定是合乎形式的需要并且跟形式保持逻辑一致的。也就是说，不论质料是否为事物提供规定性，质料都得被形式所宰制。一片森林在建筑商看来可能就是建筑材料，可是这片森林自身的所是仅止于此吗？一旦被纳入制作器物楼宇的“形式—质料”图式，它的无限的丰富性就被抹杀掉了。一国的人民自身的所是也是无限丰富的，可一旦被纳入制作理想国家的“形式—质料”图式，他们就顷刻变成了任人裁制的质料，召之即来，挥之则去。如今，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星球也正在被纳入人类发展的制作图式之中，难道为了跟人类理性所逻辑建构的世界形式相适应，这颗星球也要整个充当单纯的质料吗？可见，任何存在物只要被某种强势的形式当成了质料，它就失去了葆有自己存在意义的权利，甚至连自我辩护的可能都没有。这就是我所说的质料的“冤屈”，而这种冤屈就是由“形式—质料”的制作图式所造成的。

综上所述，希腊哲学思维的制作图式是特定生活世界的产物，我们不能将其视作人类唯一可能的思维方式。认真解读这种图式，反省其问题，对于我们更好地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更好地生存于这个世界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主要参考文献：

《柏拉图全集》第1-4卷，王晓朝译，人民出版社，2002、2003，北京。

TheEssentialPlato，QualityPaperbackBookClub，1999，NewYork.

柏拉图著：《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商务印书馆，1997，北京。

柏拉图著：《巴曼尼德斯篇》，陈康译注，商务印书馆，1997，北京。

柏拉图著：《蒂迈欧篇》，谢文郁译注，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上海。

苗力田主编：《亚里士多德全集》第1-10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1997，北京。

ThebasicworksofAristotle，TheModernLibrary，2001，NewYork.

亚里士多德著：《范畴篇解释篇》，方书春译，商务印书馆，2003，北京。

亚里士多德著：《物理学》，张竹明译，商务印书馆，2004，北京。

亚里士多德著：《形而上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91，北京。

亚里士多德著：《诗学》，陈中梅译注，商务印书馆，2003，北京。

维柯著：《新科学》，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97，北京。

黑格尔著：《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贺麟、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1995，北京。

汪子嵩等著：《希腊哲学史》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93-1997，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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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见柏拉图著：《政治家篇》267D，《柏拉图全集》第三卷，王晓朝译，人民出版社，2003，第103页。

[2]参见陈中梅译注：亚里士多德《诗学》，商务印书馆，2003，北京，第28、29、66、3、278页。

[3]参见亚里士多德著：《尼各马可伦理学》1140a2，ThebasicworksofAristotle，TheModernLibrary，2001，NewYork，p.1025；廖申白译注本，商务印书馆，2003，北京，第171、366页。

[4]参见亚里士多德著：《尼各马可伦理学》1094a5，ThebasicworksofAristotle，TheModernLibrary，2001，NewYork，p.935；廖申白译注本，商务印书馆，2003，北京，第4页。

[5]柏拉图著：《克拉底鲁篇》414C，《柏拉图全集》第二卷，王晓朝译，人民出版社，2003，北京，第100页。

[6]参见陈中梅译注：亚里士多德《诗学》，商务印书馆，2003，北京，第234-245页。

[7]《尼各马可伦理学》中讨论到这五种“德性”（1139b15），《后分析篇》中还多一种，即“理智”（dianoia）（89b8-9），本文来自范文中国网。对这六者之间的关系，历来争议很大。这里仅从陈康之说，参见汪子嵩等著：《希腊哲学史》第三卷下，人民出版社，2003，北京，第1001-1002页。至于“知识”、“直觉理性”和“智慧”的关系，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和《大理论学》中都有明确论述，即：智慧是前二者的结合。参见1441b3和1197a25，廖申白译注本，商务印书馆，2003，北京，第176页；苗力田主编：《亚里士多德全集》第八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北京，第289页。

[8]参见维柯著：《新科学》，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97，北京，第175页；TheCambridgeDictionaryofPhilosophy（secondedition），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9，p.955.

[9]亚里士多德著：《诗学》1447a5-12、1449b3-6，陈中梅译注，商务印书馆，2003，北京，第27、63页。

[10]参见陈中梅译注：亚里士多德《诗学》，商务印书馆，2003，北京，第206页。

[11]参见陈中梅译注：亚里士多德《诗学》，商务印书馆，2003，北京，第208页。

[12]亚里士多德著：《形而上学》987b10，汉译采用汪子嵩等著：《希腊哲学史》第一卷中的译文，人民出版社，1997，北京，第308页。

[13]参见亚里士多德著：《形而上学》987b10-14；汪子嵩等著：《希腊哲学史》第一卷中的译文，人民出版社，1997，北京，第308页。

[14]参见柏拉图著：《克拉底鲁篇》430B，《柏拉图全集》第二卷，王晓朝译，人民出版社，2003，北京，第120页。

[15]参见柏拉图著：《政治家篇》302C-D，《柏拉图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3，北京，第158-159页。

[16]参见柏拉图著：《理想国》597，郭斌和、张竹明译，商务印书馆，1997，北京，第390-391页。

[17]参见柏拉图著：《克拉底鲁篇》389A-C，《柏拉图全集》第二卷，王晓朝译，人民出版社，2003，北京，第65-66页。

[18]参见柏拉图著：《蒂迈欧篇》，谢文郁译注，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上海。

[19]亚里士多德著：《形而上学》1029a4-5，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91，北京，第127页。

[20]参见亚里士多德著：《形而上学》1032b2-14，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91，北京，第136页。

[21]参见亚里士多德著：《论动物生成》739a5-20，崔延强译，苗力田主编：《亚里士多德全集》第五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北京，第269页。

[22]黑格尔著：《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贺麟、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267页。

[23]参见汪子嵩等著：《希腊哲学史》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7，北京，第637、663、642、667页。

[24]柏拉图著：《斐德罗篇》270A、276E-277A、277B，《柏拉图全集》第二卷，王晓朝译，人民出版社，2003，北京，第190、200、201页。

[25]参见柏拉图著：《泰阿泰德篇》209A，《柏拉图全集》第二卷，王晓朝译，人民出版社，2003，北京，第750页；汪子嵩等著：《希腊哲学史》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北京，第952-953页。

[26]参见柏拉图著：《克拉底鲁篇》437A，《柏拉图全集》第二卷，王晓朝译，人民出版社，2003，北京，第128页。

[27]参见汪子嵩等著：《希腊哲学史》第三卷上册，人民出版社，2003，北京，第151页。

[28]对eidos复杂含义的区分，可参见布宁、余纪元编著：《西方哲学英汉对照辞典》，人民出版社，2001，北京，第385页。

[29]典型的说法可参见亚里士多德著：《物理学》194b25-29，张竹明译，商务印书馆，2004，北京，第50页。

[30]柏拉图著：《政治家篇》277C，《柏拉图全集》第三卷，王晓朝译，人民出版社，2003，北京，第118页。

[31]柏拉图著：《法篇》746B-C、966B，《柏拉图全集》第三卷，王晓朝译，人民出版社，2003，北京，第504、733页。

[32]柏拉图著：《法篇》889A，《柏拉图全集》第三卷，王晓朝译，人民出版社，2003，北京，第650页。

[33]参见陈康译注：柏拉图著《巴曼尼德斯篇》，商务印书馆，1997，北京；以及陈康著：《陈康：论希腊哲学》，商务印书馆，1995，北京。

[34]参见亚里士多德著：《后分析篇》88a19-88b-29，余纪元译，苗力田主编：《亚里士多德全集》第一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北京，第306-308页。

哲学思维论文范文篇5

关键词：声乐辩证法整体与局部对立统一一分为二

近几年来，笔者仔细研读了不少声乐教学的学术文章，从中认识到，一些声乐教育家，之所以能取得好的声乐教学效果，“点石成金”，让学生顺利到达理想的彼岸，走向辉煌，是由于其教学中正确的理论思维与声乐教学实践紧密地相结合，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在教学中具有辩证法的哲学思维。现笔者结合一些声乐教学实际状况，对以下几方面加以认识。

一、把握个体与整体的关系

在声乐教学中，容易出现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问题。其实，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存在着整体和局部的问题。所谓整体，是指事物的各个部分的有机的统一；所谓部分是指构成整体的一个部分、一个方面或一个因素。整体与局部的关系是相互依赖、相互促进。声乐大师沈湘说，歌唱需要三个条件：头（头脑）、心（感情）、身（发声器官——歌喉），三者的配合统一才能完成美的歌唱。这三者之间的配合统一，其实质就是整体与局部的辩证关系，若单纯强调某一方面，都是片面的。例如，我们经常在教学过程中要求学生“以情带声”，但是许多人对其理解比较简单、笼统，流于表面，认为有了情就有了声。声乐是声音的艺术，故“声”是歌唱的基础，“情”是建立在“声”的基础之上的。因为，一个演唱者即使充满了激情，如果声音技巧跟不上，也不是最好的演唱。为此，在声乐教学中，教师必须坚持对学生进行长期严格、系统、正规的专业声乐技巧的训练，同时要培养学生感受、鉴别美好声音的能力。如：歌唱的松弛美、连贯美、灵活美、圆润美、穿透美等。在我们的声乐课堂里，往往会停留在声音的纠缠之中，没认识到声音应与艺术表现和审美需要有一个更高的审美角度，这个角度是：“演唱者把歌曲思想、情绪和情感注入到歌声中去，那么歌声就具有了美感。”将歌唱技术与传情达美恰当结合，这才是声乐的真正意义。如唱亲切的歌曲，运用气息柔和流动的声音；表现威武雄壮的歌曲，运用“坚”起来的挺拔的声音；唱缠绵的爱情歌曲，运用柔和的半声；唱欢快活泼的歌曲，声音轻快飘逸而富有弹性。

由此可见，教学中应注意将发声技术、歌唱心理、音乐美学以及对歌曲内容的理解有机结合起来。在教学中，教师还应注意把握整体，有计划、有步骤地解决学生各种各样的问题，因材施教，才能在声乐教学中树立整体观念，防止片面性。

二、处理好事物对立统一的关系

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包含着矛盾，对立而统一，并且是在矛盾的运动中发展。声乐也是如此。例如，歌唱中的声音与呼吸是矛盾的问题。“气”和“声”是互相依存又互相制约的两个方面。气催声响，声靠气传，气停声止，无气不发声。若在发声中单纯追求喉咙打开或过分强调呼吸的作用有可能导致声门与呼吸失调，造成声音病变，正确的方法应是注意喉咙的打开与气息的配合，即发音时喉头打着哈欠向下叹息挡气，使气息的压力与喉头相对抗而又保持平衡，才会发出较理想的声音。再如声音高位置的训练，一些学生，为了追求“高位置”而把气息和喉头都上浮起来，发出尖、卡、虚、紧的声音。要解决这一问题，应将“高位置”与“低控制”协调起来。这一高一低是一对矛盾，若在提示声音的高位置同时又保持气息下沉的低控制，歌唱状态就会处于平衡，发出理想的声音。其实，在声音训练中有很多类似的情况。如：打开喉咙与声音的集中；笑肌上抬与下腭的放松；声音与情感等，都不能孤立地强调哪一方面，这一系列的训练，无不贯穿辩证统一的规律。用这一规律审视声乐艺术，其表现形式也是多样的。因此，声乐教师既要有辩证的思维方法，也要引导学生有一对客观的耳朵，辨听自己发声的对与错，全面、客观地看问题，从而更好地分析和解决问题。

三、运用科学发展观掌握学科规律

初学声乐的学生都有这样的体会，在没有学发声之前，能满有信心地用大白嗓“喊”唱。然而，正式开始学发声后，突然不会唱歌了，信心也陡然下降。一些学生还经常出现练声或歌唱中的反复情况，学生开始怀疑自己，甚至丧失学习声乐的信心。在这种情况下，声乐教师应让学生知道：学习声乐有一个努力的过程，而这一过程正好是哲学上所说的，否定之否定，从不自然走向自然，从自由王国走向独立王国，再从独立王国走向自由王国。公务员之家

著名声乐教育家金铁霖教授从他多年声乐教学的体会中总结出：“歌唱嗓音的技能性发声训练要经历自然阶段，不自然阶段，科学的自然阶段。”这段话实际揭示了声乐学习中的否定之否定的哲理规律，一个系统的循序渐进的过程。

所谓自然阶段，是指在没有接受专业训练之前,以个人对音乐的感觉和模仿进行自然的、无拘无束的歌唱。但进入学校后，教师要从理论与实践上，指出学生歌唱中存在的问题，调整歌唱器官的运行机能，纠正学生原有歌唱中的一些错误方法，学生在这一阶段就会有不适应的感觉，因此，歌唱中就会有许多不自然的情况。在这一阶段，教师要切忌给学生唱力不胜任的歌曲。首先要注意对学生进行中声区的训练，不要盲目扩音域。因为中声区是连接高、低声区的桥梁，学生在此基础上练声不会有音域负担，容易体会到气息的作用，喉咙打开的感觉，管子通畅的妙处。但这一阶段掌握的东西不是全面的。什么样的声音是对的，什么样的声音是错的，学生心中是没有底的。他们在发声练习时感觉时好时坏，这种情况，实际是声乐学习的一个必经的阶段。

再经过一段时间的声音训练以及学习的积累，学生就会对歌唱发声的重要性进一步认识，歌唱技巧会不断提高。这时，教师应对学生所获得的感性认识和积累进行概括、分析、比较，启发学生不断地修饰和调节自己的歌唱状态，发出富有表情的声音。要培养学生多思善学，在“悟”中找状态，养成细心感受、体验的良好习惯。这一阶段，学生要切忌浮躁、骄傲和盲目自信，用各种方法进一步提高声乐技巧。声乐技术、技巧是为生动表现歌曲内涵、思想、风格服务的。为此，教师在这一阶段要注意引导学生深入生活、体验生活，从多渠道、多角度去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在此基础上，学生才能在演唱中把握歌曲的风格。如演唱江南民歌时应婉转细腻含蓄；演唱西北部民歌应高亢、深沉而质朴；演唱蒙古族民歌应气息宽广；演唱新疆民歌应具有欢快嘹亮的声音。在教学中，还要注意培养学生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一切美好事物的情感，这样才能声情并茂地歌唱，这种声音才能打动听众。

古人云：“工夫深处渐天然。”这句话的意思是，在声乐学习具备了一定的演唱技术和一定的舞台实践经验，有一定的艺术底蕴的沉淀时，无论在任何时候、任何场合都能得心应手地歌唱。在演唱中，感情流露自然，朴实大方，没有矫揉造作，能给人带来美的享受。

可见，声乐学习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没有任何投机取巧的做法。没有坚韧的毅力，吃苦耐劳的品质，没有虚心求教的精神，就不能完成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过渡和转化。

四、用“一分为二”的观点辩证地看待问题

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内部，都存在着既互相排斥又互相依存的两个方面。教师要想如实把握客观事物的本来面目，就必须坚持“一分为二”的观点。声乐教学应遵循的原则是，巩固优点，发挥优点，克服缺点，改掉毛病。然而，一些教师经常用全面肯定或全面否定的态度对待学生，使学生不知所措。“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何况歌唱艺术是无止境的。因此，教师对待学生正确的态度是，学生有优点应该马上肯定，哪怕是一点进步都要鼓励学生，同时，要指出学生存在的问题和毛病，把问题讲得简单、准确，讲得风趣、幽默，这样，学生就会对声乐学习有信心。对学得好的学生,教师要启示学生不能安于现状，要虚心学习，找出自己的不足，尽量发挥自己的特色。这样，学生才能客观了解自己的学习状况，在目标明确的前提下，一步一个脚印地学习声乐。做教师的，要想有长足的进步，“源头活水”就是学习，学习，再学习。不仅要向前辈学习，向同行学习，还要善于向自己的学生学习，每位学生都有各自的特点，通过教学，学生会反馈相关的信息，教师还可以从中验证自己的教学。

综上所述，辩证法是联系与发展的学说，把握了声乐教学中所蕴含的哲学思维，就把握了实质与核心，也就掌握了打开声乐教学艺术大门的钥匙。辩证法能让声乐教师在教学中把握整体与局部的关系，处理对立统一的矛盾，在否定之否定中掌握学习规律，一分为二地看待学生，客观地认识问题，全面、能动地解决问题，从而进行卓有成效的声乐教学。恩格斯指出：“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为此，我们应努力学习和掌握辩证思维的方法，激发在声乐教学中的理论兴趣，拓宽理论视野，撞击理论思维，提升理论境界，不断探索，不断实践，不断地提高声乐教学质量。

参考文献：

[1]张前，王次著《音乐美学基础》[M].人民音乐出版社，2000年版。

[2]邹长海著《声乐艺术心理学》[M].人民音乐出版社，2000年版。

[3]刘朗著《声乐教学手册》[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哲学思维论文范文篇6

论文摘要：从思维性质的角度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反思思维，具有强烈的反思一批判理性特征，是对思维本身的再思考。亦即思维的思维。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一系列思维的具体运行方式：实践思维、矛后思维、系统思维。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思维的最终目标却是提供一种思想方法，而非具体的知识。

哲学具有自己特殊的思维方式，在这种思维方式中，思维成为认识，成为把握对象的概念式的认识。现代哲学家海德格尔说：“哲学运思即是对异乎寻常之事的追问”。这说明哲学之思是对异乎寻常之事去经验、去看、去听、去怀疑、去希望和梦想。那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维性质又如何呢?从思维性质的角度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反思思维，具有强烈的反思一批判理性特征，它思考事物的本质，而非事物的现象，它敢于对一切不合理的事物和行为进行批判。马克思主义哲学思维是对思维本身的再思考，亦即思维的思维。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一系列思维的具体运行方式：分析与综合思维、’矛盾思维、系统思维、实践思维。并根据实践的需要呼唤新的思维方式的产生。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思维的最终目标却是提供一种思想方法，而非具体的知识。无论是马克思主义形成时期的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还是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中的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等阶段都体现着哲学思维性质的这一特点。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思维性质的起点：反思一批判性思维

1．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反思—批判性思维。

哲学的任务是发现真理，纠正错误。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种反思一批判性的思考。马克思在探讨人类社会的未来发展时曾经说过，他奉行的原则既不是那种永恒正义的要求，也不是什么终极的道德命令，他只是希望从批评旧世界中去发现新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批判的哲学，在批判中发展，是发展的哲学，是对一切不合理的现实事物进行批判，同时在批判中找到‘物真理性的认识，马克思主义就是在批判黑格尔、费尔巴哈、杜林哲学中阐发自己哲学观点的，从其产生之日起就是批判的哲学，批判一切旧哲学，并吸收它们的合理之处。马克思主义还在批判自身中前进，例如，青年马克思较多的使用“异化”概念，以后减尘使用。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应当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取得胜利，苏联的革命证明列宁的社会主义可以在一个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取得胜利的理论，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也是一种批判的继承：“农村包围城市理论。的成功。正是对列宁主义的一种批评继承，也是一种丰富和发展：邓小平理论用“一国两制”，解决香港、澳门、台湾问题，就是面对现实，对思想中解放台等思想的一种批判继承。在批判中发展，这也正体现出了马克思主义对自身批判的生命力。

2．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对思维的思维

反思，在其最直接的意义上，就是思想以自身为对象反过来进行思考，也就是黑格尔所说的“对思想的思想“。马克思主义哲学以思想本身为对象来思考问题。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人们总是总结一个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及自然科学的各种成就，概栝、抽象出具有一般特征的哲学命题。也说：哲学是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栝和总结。思格斯曾经在谈到哲学唯物主义的思维方式时指出，l8世纪的唯物主义主要是机械唯物主义，这是和那时的自然科学的状况相适应的。因为，那时在所有自然科学中只有力学，而且只有固体力学达到了某种完善的地步。而现代唯物主义本质上是辩证的。这种现代的辩证思维，是从康德的“星云假说”给“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观念上打开了第一个缺开始的。哲学是对我们周围一切物的观点、看法的再思考。回答为什么、怎么会?要找出我们所要了解的物的内在规律性，总得从我们所看到过的无数事物的现象或表象中发现规律性的东西。马克思主义哲学从产生的理论条件来看。它继承了黑格尔、费尔巴哈的哲学，并对当时欧洲资本主义社会一切经济现象进行思考，这说明它是一种后的把思维作为对象的认识。从社会条件来看，是从对工人运动的分析思考，得出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社会革命就要到来的结论。马克思对l848年革命的总结，得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理论、国家、阶级、意识形态等理论：对l871年巴黎公社革命的总结，使国家的本质得到进一步阐述，得出巴黎公社是无产阶级在政治上获得解放的形态等，这都是对前人思想成果的继承。生物进化论的发现，哲学从中总结出人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能量守衡定理的提出，解决了人死后物质不灭，以及灵魂等问题。细胞学说的创立，说明生命也是物质的。科学哲学、经济哲学、网络哲学等也是对一种思想本身的思考而产生的边缘性学科，这也是对前人成果的继承。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思维性质的运行方式：实践的辩证思维方式

1．实践思维方式

马克思、恩格斯创建的哲学思维，不是非此即彼的思维，它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在实践中思维的思维方式，即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去反思全部理论问题。主张从实践的高度来理解人、人的世界和人与世界关系及其时代特点，要求在理论和实践上开展双向批判和双向建构。所谓实践的思维方式，就是从人的思维的最本质最切近的基础实践出发，以实践的思维方式去揭示思维与存在、人(主体)与世界(客体)之间的矛盾关系，从而达到对思维与存在、人与世界之间的否定性统一的辩证理解。

首先，实践的思维方式，是基于人的存在的反思方式。人依赖于自然又超越于自然，人创造自己的历史又不能随心所欲，人是现实的存在又总是以自己的理想去改变现实，因而人总是处在矛盾之中。实践思维正是以人的实践的存在方式和发展方式为基础，不断地揭示人的超越性存在，从而深化了人对自身存在方式的理解。

其次实践思维方式，是基于“为我关系”的反思方式。人的生活是自己意志和意识的对象化，人的生产是用内在固有的尺度来衡量对象的生产。

再次，实践思维方式，是基于人的存在方式和发展方式的“从后思索”的方法。马克思说：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以及对它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是一种从发展了的形态去思索整体发展过程的方式。

最后，实践思维方式，是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批判的彻底的辩证法的思维方式。实践思维的辩证法，就是要在对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它的否定的理解，也就是从历史的暂时性去看待现存的一切。因此，实践思维方式也就是辩证的思维方式。

2．矛盾思维方式

马克思主义认为事物充满矛盾，矛盾就是对立统一。

哲学是在对立统一中的思维，总是从对立面去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矛盾规律作为辩证法的三大规律之首，其它两个规律都可以从矛盾规律中得到解释。辩证思维的实质，就是按照事物的矛盾本性思考问题，就是要在对立统一中思维。统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以及对它矛盾着的两个部分的认识，是辩证法的实质。统一性和对立性是矛盾的基本属性，事物是联系的，又统一又斗争，由此构成了矛盾，但又是互相转化的：统一性和对立性互相转化，质变和量变互相转化，普遍性和特殊性互相转化，真理与谬误互相转化，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互相转化。有事物就有矛盾，在对立统一中思维，在对立统一中认识事物。肯定中包含否定，否定又引起新的肯定。否定是事物联系的环节，否定是事物发展的环节，否定是事物的自我否定，否定的实质是扬弃。具体分析事物的各种矛盾，然后在分析的基础上进行综合整理，得出所要的结论。

3．系统思维方式

20世纪中叶，随着贝塔朗菲系统论的产生而形成了系统思维方法。所谓系统，就是指由事物内部互相联系、互相作用的各个要素、部分组成的有特定功能的有机整体，具有整体性、结构性、层次性、开放性等特征。系统思维则是整体与要素相结合，注重整体，从整体的高度看问题，要求我们观察和思考问题时，着眼于事物的整体，树立识大体、顾大局的整体观念。某些事情，从局部看是可行的，但从全局看未必可行。因此，要自觉使局部需要和利益服从全局的需要，树立全国一盘棋的思想。要重视研究系统结构的优化问题，使系统能够发挥最优整体功能。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个地区，一个单位，在优化结构问题上大有文章可做。同时，分清研究系统的不同层次，分层管理，在实际工作中抓关键层次，发挥系统的层次功能。从开放性看，任何系统都是开放的，都要与外界发生物质和能量的交流，要走出去，请进来，互相学习，取长补短，避免盲目性，避免夜郎自大，只有通过开放，使系统与外部环境发生物质和能量的交流，才能更好地促进事物发展。公务员之家: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思维性质的终极目标：提供思想方法，寻找新的思维方式

1．哲学思维的目标主要是提供一种思想方法，而不是提供具体的知识

知识与思想方法彼此相通，但并不相同。知识是对象的认知和把握，思想方法是对对象意义的理解和把握。人既需要知识，也需要思想方法，而且思想方法对于人具有更为重要的价值。入是由于思想方法的引导，才可能不断提升自我，超越现存生活，进入更高生存境界的。

思想方法的本性就在于超越、出新，也就是要去“标新立异”，甚至“异想天开”，不如此它就不能把人带入更高境界、发挥对人的启迪作用和引导作用。这就是哲学为什么会与各门具体科学不同。

2．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创新的思维、发展的思维

哲学思维论文范文篇7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思维范式；大学生；论文写作能力

清华大学校长邱勇于2018年5月在“清华名师教学讲坛”上郑重宣布，将在2018级新生中开设“写作与沟通”必修课程。清华大学教务处处长、该课程共同负责人彭刚说：“‘写作与沟通’课程定位为非文学写作，偏向于逻辑性写作或说理写作,通过高挑战度的小班训练，显著提升学生的写作表达能力、提高沟通交流能力、培养逻辑思维和批判性思维的能力。”[1]写作训练首要的就是进行思维训练，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在的属性和功能看，它是实践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统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的实践思维方式和实践逻辑，就是它所提供给人们进一步研究大大小小问题所使用的方法，是哲学思维方式和思维逻辑意义的方法[2]85。基于此，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思维范式对大学生论文写作思维的训练、写作水平提升都有着极大的益处。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思维范式在大学生论文写作能力培养中的价值

以人类实践活动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维范式具有合理性，培养大学生树立马克思主义哲学思维范式，体现对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自觉”[3]。第一，确立实践性、科学性、规范性的写作理念。所谓写作理念是指写作论文过程中遵循的基本思路和基本思想。论文写作不同于散文或记叙文的最大区别在于写作理念不同。事实上，很多大学生仍然用中学写散文、记叙文的思维方式来写大学课程论文、毕业论文，忽略了论文的科学性和规范性。论文写作以论为主，以说理为目的。论文选题合理、结构完整、逻辑关系严密、语句顺畅、观点明确等均是写作理念科学性、规范性的题中之意。论文写作还应遵循实践性的理念，以人们的实践活动为基础，对客观对象世界进行解释和改造，即论文写作要以问题为导向，揭示问题的本质，找到事物发展的规律，为人们的实践活动（教育教学、实验、生产等）提供理论指导或实践指引。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思维范式为确立科学的、规范的写作理念提供了一种实践中的思维方式，实现大学生论文写作既合乎科学规范又合乎实践性。第二，提供理论联系实际的写作方法。论文写作方法指为达成写作论文目的而采用的途径和行为方式。它并非物化的手段，而是作为论文写作实践活动主体的大学生在认识所要研究的问题和解答客观现实问题所遵循的一种方式或程序的总和。通常，在论文写作中运用到如文献搜集、整理；分析和综合；归纳和演绎；去粗取精和去伪存真等。但由于缺乏实践性思维的指导，往往会在论文写作中出现观点堆砌、词不达意、表达冗繁、为写论文而写论文，脱离实际情况等问题。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思维范式的出发点和归宿都在于实践，强调的方法论在于理论联系实际。以大学生的实践为思维切入点，以综合的、普遍联系的、变化发展的眼光来看待论文写作，用实践的思维方式来分析、研究实际问题、剖析文献资料，摒弃教条式、堆砌式、形而上学式的写作方法。第三，明确实事求是的写作路径。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思维范式的根本指向，体现了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的有机统一，体现了实践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为大学生论文写作提出了实践活动必须遵循的根本原则———“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返回实践检验”多次往复的论文写作路径，既体现论文的理论性水平又体现论文的实践性指向。第四，激活写作主观能动性。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思维范式强调的是人实践本质的规定性、人活动的主观能动性，体现的是人的自主行为。由于彰显了人作为实践主体的自主性、自觉性和能动性,它能启迪人作为实践主体的自觉能动性，激励和鼓舞人们对自己的实践本质和自由的追求[2]84。大学生论文写作既需要论文成果评优、评奖、精神奖励、物质奖励等外在激励，更需要激发学生内在的学术追求，引导学生积极关注研究方向、研究热点，掌握必要的写作技巧和方法，夯实学科基础，提升学术研究涵养。

二、基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思维范式的大学生论文写作能力培养策略

（一）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思维范式转变的培养。以往长期的文理分科，导致文科生的物理、化学、生物等自然学科被搁置一边，缺乏对当代科学技术的清晰认知，进而导致论文写作偏向理论搭建，缺少实证研究，相对缺乏严密与审慎的逻辑。而理工科的大学生重专业教育、轻通识教育，缺乏人文润泽，论文写作词不达意、文提不符、逻辑思维混乱等问题也很常见。因而，高校亟须加强大学生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思维范式的转变，既要提升其人文素质涵养还要培养其科学素养。一是成立专门的教学机构，组建专业的师资队伍，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思维理论的研究与授课，以促进大学生实践思维范式的转变。二是尽可能多地吸纳不同专业背景的兼职教师，从事论文写作指导，引导学生在文献资料搜集整理、论证撰写的过程中，尽量结合自身实践活动，有意识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思维。三是成立学生论文写作能力发展研究中心，吸纳不同学科专业的学生参与每一学期的论文写作与研讨。学期末，指导教师按照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选取典型的学生论文习作与学生共同探讨，引导学生在论文写作中注重实践思维导向，尊重客观实际，杜绝形而上式的写作思维。（二）论文写作有效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思维范式。指导教师应当重视培养大学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思维，在讲授理论知识的基础上，引导大学生主动独立思考，站在实践哲学的高度去认识问题、分析问题，立足于论文写作实践，在实践过程中去总结、去反思，通过必要的实践调查研究获取论文写作必要的素材、材料支撑、数据支撑，并综合运用分析、综合、演绎、归纳、批判、预设、生成等方式，对论文写作计划、过程、成果做一个前瞻性与反思性相结合的思考。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思维范式是对联系、全面、变化的肯定，是基于实践主体与实践对象相统一的视角去把握对象世界与人的实践活动，从而摒弃形而上式的片面与孤立。在论文写作中，大学生运用实践思维理念，形成论文写作计划、框架设计、程序、方法和论证撰写，把握学科热点、学科前沿动态，提高选题能力和水平。大学生还应主动参与社会实践，在志愿服务、实习、暑期“三下乡”活动中，开拓实践思维，激发写作兴趣和深层的写作智慧，激活思维的创造性。同时，大学生还应与时俱进，关注所学学科、研究方向、学术实时动态，尝试提出新观点、新思路、新方法、新措施，拓宽思路，主动思考与主动实践相结合，刻苦研究，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思维批判的、辩证的、实践的、求真的思维精髓内化为理解相关论文写作的规则、途径。

三、结语

实践思维范式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思维方式，它的运用对大学生论文写作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确立实践性、科学性、规范性的写作理念、提供理论联系实际的写作方法、明确实事求是的写作路径、激活写作主观能动性。

参考文献：

[1]淑霞.清华将在2018级学生中开设“写作与沟通”必修课2020年将覆盖所有本科生[N].新清华,2018-05-25(2).

[2]倪志安.论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观念的三大转变[J].教学与研究,2007(3):80-86.

哲学思维论文范文篇8

论文摘要:马克思主义哲学课作为“两课‘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整个马克思主义课程体系的理论墓劝，其地位至美重要。本文就如何提高哲学教学的实效性这一主题，从认识和实践两个方面对哲学教学的定位问题、哲学教师的地位与作为的关系问题，哲学教学的内容、方法的改革问题进行了思考。

“两课。教学如何走出困境，真正发挥“两课”的作用，使它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大背景下既有地位又有作为，无疑是每个从事“两课，教学的教师乃至高校党委领导必须高度重视且认真对待的间题。本文试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课教学改革进行一些思考。

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整个马克思主义课程体系的理论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增强哲学教学的实效性对于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提高哲学教学的有效性从根本上说是个认识和实践的问题。就认识而言。主要有两方面:首先是哲学教学的定位问题。哲学学科的性质是教学定位的内在根据。从哲学的本性看，它是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以人类思维的最高形式来把握世界的一种方式。古希腊一些哲人就把哲学定义为“智慧之学’。是使人聪明的学问。中国的先哲说，作为“爱智，的哲学就是“究天下之际，通古今之变”。因此哲学不同于一般的知识陈述，而是要启发人的思维。对于一个民族而言，哲学思维代表民族发展成熟的程度和水平，正如恩格斯所说，一个没有辩证思维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对于个人而言，哲学水平体现着人的素质，境界和思维能力，大凡有成就，有作为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史学家，科学家，无不具有很高的哲学思维水平。爱因斯坦曾对人说:“与其说我是物理学家，侧不如说我是哲学家’。既然哲学是一种智慧，能够塑造人的整体思维素质。因此哲学教育应当成为大学生综合素质教育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起着其他教育所不能取代的作用。从哲学的功能看。主要表现为教育和应用。以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引导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功能最本质的特征。只有在正确的哲学理念指导下，人们才有可能从本质而不是现象上形成对自然、社会、人生等诸多复杂问题的正确认识，进而树立起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理想，并内化为信念。当它最终凝聚成民族的灵魂和精神时，哲学教育也就达到了最高的境界。以科学的方法论指导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应用功能的显著特征。真正的哲学既不是教条式的理论说教，也不提供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案，而是一种教给人们如何面对现实世界去思索、批判和创新的方法。正如马克思所说，哲学并不要求信仰它的结论，而只要栓脸疑团。如果我们的哲学教学能在这样的层面上展开与学生的对话、交流，让他们经受哲学思维的训练，无疑既可以开拓学生的视野又能增长其悟性和创新意识。

在哲学教学定位的问题上还有一个必须解决的重要的认识问题就是哲学与政治的关系。二者作为不同的学科各有其特定的性质和功能。哲学在人的整体思维素质的训练中，注重人的创新精神的培养，而创新正是拼证法的批判和革命精神的体现。新世纪社会需要的首先是一种具有很强创新能力的人才，只有拥有持续创新能力的大t高素质人力资源的国家才有强大的竞争力，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有26次提到创新，教育部在《21世纪教育行动目标》中明确地把提高人的素质、培养创新精神和创造力作为教育行动目标。就此而言，哲学的教育功能起到了其他教育不可替代的作用。与哲学的目标指向不同，政治是出于维护阶级利益、阶级关系而采取的直接的策略、手段和组织形式，显然二者分属于不同的层次。因此简单地把哲学与政治、哲学课与政怡课等同起来，必然会影响哲学教学的效果，甚至在某种特殊的社会背景下会严重破坏哲学的声誉。当然消除把哲学课与政课简单等同起来的认识和傲法，并不是要完全否认二者的有机联系。事实上在哲学为政治理论思想形成和实施政治行为提供指导作用的同时，政治也会以自身的方式影响着哲学。

哲学的本质和功能表明，在哲学教学中我们需要让学生掌握的，应该是作为智惫的哲学，而不是一些抽象的关于哲学的名词和术语的堆砌；需要培养学生的，应该是哲学的思维能力，一种批判的、富有创造力的创新精神，而不是仅仅作为政治的淦释或教条化的说教。这就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的定位，只有在这样的前提下探索哲学教学的手段、方法和途径才可能是有成效的。

其次是哲学课教师对自身的地位与作为的正确认识。哲学课教师担负着与其他教师同等重要甚至更艰巨的教育任务，理应得到社会的承认和重视。然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事实上存在着对‘两课’的不重视和‘两课’教师地位不高的状况。究其原因既有客观的又有主观的。从客观上说，一是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使得人们更加关注直接的经济效益，偏重实务应用而轻视作为“形而上。的哲学。我们可以看到同样是社会科学的经济学，其地位与哲学形成的鲜明反差；二是传统的哲学理论本身的问题，由于它与现实社会发展的某些不相适应，因而有时还不能为实践提供有效的理论指导:三是受政治因素的影响，使它在一定程度、范围上成为政治让释的工具。这些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哲学的声誉，也必然影响到哲学教学的地位。从主观上说，一是教学本身缺乏针对性，由于理论失去现实的支撑变成空洞乏力的说教。事实上只有不断的追踪社会发展的轨迹，才能使教学内容具有时代的气息，具有生命力；二是教育者本身缺乏信心。外部环境的影响使越来越多的教师“转轨。，选择更有“前途。的职业以改变自己的地位。师资队伍的不稳定对哲学教学无疑是雪上加霜。公务员之家

笔者认为“地位’与“作为。是不可分割的联系在一起的。提高“地位”关键在内因，在于教师主体性的觉醒，在于对自己所选择事业的追求与执着。如果没有这种强烈的自我意识，哲学教师就无法摆脱‘困境:从这个意义上说，只有有所作为才能东得自己的地位。因而我们需要在两块阵地上充分发挥作用:一是教学阵地，调整教学内容和改进教学方法，努力体现哲学的本质特征和功能，使它具有特色，特点，从而增强马克思主义哲学课的吸引力；二是学术阵地，通过学术研究将成果引人教学之中，这是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途径，也是最需要重视和最需要化功夫的。只要我们对自己从事的事业充满自信心，坚持改革与探索，坚持对现实社会诸热点、难点问题的研究思考，通过自己的作为改变哲学教学的现状，我们的努力首先会得到学生的承认，进而得到社会的承认，这时也就获得了自己应有的地位。由此可见，对于哲学教师本身而言，·作为’是“地位’的前提条件，“地位’是“作为’的必然结果。当然，从外部环境看，‘两课’教师同样需要得到学术乃至全社会、学术界的支持和关心，这种关心不应该仅仅停留在口头、形式上，而应名实相符。

提高马克思主义哲学课的有效性更是一个实践问题。21世纪是知识经济的时代，如何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植根于世界经济一体化和中国社会主义改革与建设的现实之中，如何引导学生用辩证的思维反思置身于其中的世界和人生，如何训练学生的哲学思辨能力和创新精神，这是一个重大实践性课题，需要在哲学教学改革中深人探索。

首先是对教学内容进行改革和探索。一是注重哲学教材的改革和教师知识结构的更新。从现状看，哲学教材相对滞后。改革开放2f?多年来，哲学界的研究成果是丰硕的，但这些成果主要是以专著和论文的形式存在，而将它们引人哲学教科书和哲学教学的程度和层次则非常有限，再加上教师个体之间的学术水准和教学能力差异，又有所不同。这些情况必然制约哲学教学。重视哲学教科书及教学内容的更新，重视教师知识结构调整和科研水平的提高，是摘好哲学教学的重要基础。二是注重理论与实际的联系。理论的魅力就在于它植根于实践，来源于实践。理论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树常青。纵观哲学发展史，任何哲学理论的发展都得益于社会实践的变革，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同样如此。因此我们教给学生的不应该仅仅是一些原理，而应该是方法；还要回到现实社会，用唯物辩证方法对现实社会问翅进行分析，用理性来思考和探究事件的本质，在批判中建立新的认识。这样。理论就不会是抽象的教条，而具有实际的内容；对实际间翅的认识也不是就攀论事，而可以上升到理性的高度。在教学中实现理论与实际的结合。可以采取专尼化亦即‘问理化翔的形式教学，这些间翅包括学生的思想实际和杜会主义建设中的现实间翅。这种教学可以改变传统的按章。节、目服本宜科式的教学方法。克服教学中普遭存在的“脱节’现象。增强现实感和针对性。理论与实际结合的内容是很多的:，如联系经济体制改革、国有企业改革。城市职工分流下岗的间瓜以及社会贫富差距问胭等；联系精神文明建设，妙及经济伦理道裕、精神生产力可持续发展间翅等；联系政治体韶改革，涉及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的经脸教训，还有中国当前。突出的社会矛盾—法制不健全带来的各种“设租’。‘寻租”现象，不受制约的权力导致腐败，特权导致的两极分化等:联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涉及如何对待中国传统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思潮，如何进一步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本土化、中国化等。对上述学生感兴趣的热点间翅分析得透彻，且有理有据，必然会产生很大的教育作用。

三是合理安排教学的总学时。对哲学授课学时的安排。既要突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科学性和严密的逻辑性。又要体现其与现实结合的时代性。我们尝试着用总学时的70%作为哲学墓本原理的理论教学,30%的学时用于专皿化教学。在进行理论教学时。既要避免与中学政治课教学的重复性，又要适应大学生以后多加研究生人学考试的摇要，对现行的教材进行恰当处理。在进行专瓜化教学时，注惫从历史和现实的视角。让学生认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历史轨迹；让学生将哲学智慧运用于生活的各个领域，以理性认识人生的目的和惫义，以理性确定自己的行为方式和价值取向，让学生认识全球化的世界。中国改革与发雇的本质以及自身的地位与贵任等。

其次是对考核方式进行改革和探索。考核是整个教学过程的重要环节。规的考核方式主要是笔试，其中包括大的死记硬背的成份。这种长期以来形成的考核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学生的思维能动性、创造性，是使教学过程始终处于被动状态的重要因素。因此对考核方式进行积极的改革探索，既是教学改革的必然要求，也是欢质教育的应有之义。在实践中我们采取了小组论文和小组答辩相结合的方式。对学生的学习效果进行评价。具体过程为:教师设计论翅。学生以4--5人为一组选择论题；小组成员枪索资料；通过小组集体讨论拟出论文提纲；教师逐一听取每个小组的代表对论文所作的思考并进行交流；形成近5000字的论文，并注明所引用的参考资料、文献‘小组论文答辩；综合小组成员的课堂表现、论文写作态度、论文的质里和答辨的情况给出成绩；选择优秀论文由学生自行排版设计成册。

哲学思维论文范文篇9

关于逻辑学课程小论文写作的思考与体会

如果说批判性思维的嵌入式教学是“讲逻辑、用逻辑”的理论学习，那么鼓励同学们撰写逻辑学课程小论文则是“讲逻辑、用逻辑”的实践应用。由于每门学科都会有许多需要讨论、厘清的问题，而且社会生活中每天也会发生许多引发争议的问题，那么对于这些问题，是人云亦云，抑或情绪化宣泄?还是适时理性地提出“合理的追问”?我们的做法是，在第一堂课结束时，就要求同学们在系统学习逻辑学的基础上，在现实生活中养成“找毛病”的习惯。告诉同学们，只要感觉有别扭之处，就一定存在着逻辑的问题，就需要用所学的理论的逻辑去分析、评价、批判，写出小论文。只要能够说明问题所在，几百字、千把字即可。同时，对于正确使用逻辑学知识点的范例，也可以通过分析、评价，正确理解理论逻辑的实际效用。对于这些“自己找问题”撰写的小论文，我们也必定对每一篇都进行批改，写上自己的看法、体会，然后再返还学生。通过几年来的教学实践，我们有如下几点体会:(一)建立了师生沟通交流的互动平台大学生通常会有一种看法，即在大学学习期间，师生之间的沟通交流太少。许多老师并不知道学生对学科学习的想法是什么，存在什么问题。由于缺少必要的互动，所以双方都有一种倦怠感。各自在对方的心目中，往往是一片过眼烟云，忘之可也。而在我们的教学改革中，小论文的写作，不但是“讲逻辑、用逻辑”的实践应用，而且以此可以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热情，培养学生利用逻辑学知识批判与再批判的意识与能力，使师生之间的沟通交流由课堂延展至课外，在思想互动的同时，也增强了感情交流。因此，小论文的写作是一个很好的师生互动沟通的良性循环平台。通过几年来的实践，同学们非常喜欢这个平台，基本上能够踊跃地通过这个平台展现自己的知识运用能力。同学们通过实际应用，解决了学习中的畏惧心理，加深了对学习内容的体会，并且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加深了师生之间的友谊。更为重要的是，通过这个平台，理解了逻辑思维能力与素质的培养、提高是永伴一生的。(二)基础性与引导性强通过几年来的小论文审读，发现同学们所撰写的内容五花八门，涉及各种不同学科问题和社会问题。通过沟通与交换意见，教师还可以按照所涉问题深化对逻辑学各分支学科知识的认识，如数理逻辑、现代归纳逻辑、法律论证方法、逻辑哲学、哲学逻辑、语言逻辑、逻辑史、哲学、哲学史、创新思维、辩证思维等。因此，这种沟通平台的良性互动，可以促使教师不断了解逻辑学发展的历程以及逻辑学研究的现状。与此同时，我们还为有兴趣继续学习的同学们提供有关逻辑学各分支学科的课外阅读书目。(三)应用性与互学性强从这几年小论文写作内容看，同学们所涉内容五花八门，有对各自学科的基本概念、基本方法的分析与评价，有对辩论赛辩题的逻辑分析，有对学习生活中各种问题的分析与评价，有对国际、国内各种社会热点问题的分析与评价，等等。在对小论文所涉内容交换意见的过程中，同学们提高了自觉运用逻辑进行分析、评价的能力，教师也能够不断思考一些新的问题，提高自己对逻辑的认识，不断改进自己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从对逻辑学的知识、能力、认识的统一角度讲，在理解“如何有效说理、沟通”的意义框架下，双方都是受益者。(四)创新性强审视小论文的撰写、审读及交换意见，可以发现，不同学科的许多同学在对逻辑学的学习思考过程中，能够充分利用逻辑学与批判性思维这一工具学科，把各学科所产生的理论创新转化为各学科实践的方法创新。这是因为，逻辑的分析、评价并不是批判的最终目的，评价的最终目的是要求思维主体在对客体(认识对象)的本质、属性和规律认识的基础上，把自身需要的内在尺度运用于客体，对主体和客体之间的价值关系进行再分析，进而发现问题，并通过理性的批判性思考，通过缜密的思维、严谨的分析、深刻的判断、丰富的想象，以科学的态度以及广博的知识，深入到事物内部去寻求问题产生的原因和机理，并力图找到改进的可能性和可行的方法。也就是说，在批判旧模式、旧理论、旧方法的同时，提供新模式、新理论、新方法，并最终创造性地解决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逻辑思维及其引申的批判性思维，是以问题意识开始，以创新结束的，这也展现了逻辑思维乃至批判性思维的整个思维流程、逻辑机理、逻辑顺序与精神。小论文的撰写可以培育这种意识。(五)人文性强教师与学生通过小论文的撰写、审读与交换意见的互动，不但可以深刻认识逻辑学与批判性思维的毋庸置疑的科学精神与求真作用，而且还可以深刻认识逻辑学与批判性思维的人文精神与求善功能［9］。通过这种互动，师生同学们可以培育逻辑理性精神与平等的批判性精神，拒绝分析、评价问题过程中的情绪化。通过这种互动，师生可以共同体会:逻辑学是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结合，在现实的思维论证过程中，逻辑学不仅是求真的工具，而且是求善的工具。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到处都有错误的认识，到处都有靠诡辩的那种“假装聪明而实非聪明，而且是用表面上的聪明而非真正的智慧去赚钱的人”［10］15。那些靠诡辩的人往往“以任意的方式，凭借虚假的根据，或者将一个真的道理否定了，弄得动摇了;或者将一个虚假的道理弄得非常动听，好像真的一样”［11］7。同学们通过撰写小论文进行理性的分析、评价、批判，从而识别错误、反驳诡辩，进而提高沟通交际中的人文素养，并从中思索为何人的内在生命力提供了逻辑思维的能量，而人文环境则提供了逻辑思维的方向，即思维什么、怎样思维和为什么思维的问题。这样才能在展现逻辑思维所具有的扩散价值的同时，不但真正认识我们面前的这个现实世界，同时还要“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易•彖》)。也正是肇始于苏格拉底的道德理智主义所认为的那样，符合理性的行为是善的，而出于激情的行为往往是恶的。所以，有德之人必定时时处处用理性规范自己的行为。理性是道德的最高法则［12］41－43。同学们通过小论文的撰写，也可以体会休谟所认为的:“一切道德思辨的目的都是教给我们以我们的义务，并通过对于恶行的丑和德性的美的适当描绘而培养我们的相应的习惯，使我们规避前者，接受后者。”［13］23用孔子的话讲，就是“正名以正政”，“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百姓无措手足”(《论语•子路》);用公孙龙的话讲，就是“正名实而化天下”(《公孙龙子•迹府》);用《墨经》的话讲，就是“夫辩者，将以明是非之分，审治乱之纪，明同异之处，察名实之理，处利害，决嫌疑”(《墨经•小取》);用荀子的话讲，就是“以正道而辩奸，犹引绳墨以持曲直。是故邪说不能乱，百家无所窜”(《荀子•正名》);用罗素的话讲，就是逻辑的传统“实质上是一种启蒙和解放的运动，其目标是使心灵摆脱愚昧无知的束缚。它将世界展现为可由理性来把握的东西，从而消除了对不可知的恐惧。它的工具是逻各斯，它的意愿是在‘善’的形式下对知识的追求。利害无挂于心的探索本身就是伦理的善”［14］155－156。因此，通过逻辑学课程小论文的撰写、审读与交换意见这样的教学方式，可以提升师生的人文精神境界。

撰写逻辑学课程小论文过程中应注意的问题

哲学思维论文范文篇10

在西方，技术哲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哲学学科，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但在中国，到目前为止也只有近40多年。在改革开放初期（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也即我国技术哲学的酝酿兴起阶段，经过长期的闭关自守、盲目排外之后，对于西方技术哲学乃至西方学术，国内存在大规模引入的现实需要。在这期间，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家之后的西方哲学家的论述和著作，相继被翻译引进到国内。在这场传播西方的运动中，西方技术哲学著作的翻译是比较引入注目的。在西方技术哲学刚被传入中国的这一阶段，介绍西方技术哲学的期刊论文数量并不多，中国知网中只有寥寥可数的几篇论文，而且几乎都是翻译性、介绍性的。从的先后顺序来看，1978年，《哲学译丛》吴伟翻译了法国技术哲学家T.赛雷佐埃的《美洲的技术哲学》一文。该文指出，自1965年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圣巴尔拉民主研究所召开座谈会之后，技术哲学作为一门新学科在美洲便开始出现。T.赛雷佐埃通过整理美洲技术哲学研究人员的研究成果，将美洲技术哲学的讨论议题概括为：技术与价值、科学与技术在价值上的中性问题、技术社会以及虚无主义等问题。1982年的《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第一期对西德柏林技术大学的弗里德里希（FriedrichRapp）教授的《分析的技术哲学》（AnalyticalPhilosophyofTechnology）一书进行了介绍。介绍指出，弗里德里希在书中全面论述了刚刚在欧洲兴起的技术哲学的历史及近况，并作出了批判性的评价，引起了德国乃至欧洲大陆众多学者的讨论。弗里德里希认为，技术现象的复杂性要求人们进行多方面的考虑，包括人力和物力的先决条件以及技术推断与技术行动的方法和结构。介绍还指出，弗里德里希的著作将引发技术哲学、科学哲学、普通哲学、科学技术史以及社会学的学生与研究者们的兴趣。同年，刘东珍发表了《技术论的形成——日本技术论研究》的文章，概述了以户坂润为首的日本唯物论研究会提出的技术论。刘东珍指出，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户坂润、科技史家冈邦雄、技术哲学家三枝博音为首的唯物论研究会，将日本技术论的研究与马克思的技术观相结合，形成了日本的技术论理论。刘东珍的文章，可以说是首次在国内概述了日本技术哲学发展的基本轮廓。陈昌曙教授也于1982年发表了《简论技术哲学的研究》一文，简要介绍了技术哲学在德国、美国、日本和苏联的发展状况，还特别提到了德国技术哲学家凯普（E.Kapp）的《技术哲学纲要》和斯基默的《技术哲学》这两部著作。他指出，西方技术哲学所讨论的问题主要包括：技术的概念、技术进步的动力、技术进步和技术革命的关系、技术在社会中的地位及作用以及技术史研究的原则与价值，等等。通过对国外技术哲学发展脉络的梳理，陈昌曙就技术哲学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范围和研究思路进行了全面论述，为国内技术研究研究开辟了一条新道路。1983年，邹珊刚在《汉江论坛》发表了《技术与技术哲学》一文，提出国外的学者已经将技术哲学研究看成是现代思维的新倾向和哲学的新潮流。他介绍到，亚历山大•S•柯亨斯基的《哲学与技术——现代思维新的倾向》、M•邦格的《技术的哲学输入与哲学输出》、E•卡普的《技术哲学导论》、Z•《技术哲学》等专著都强调了在技术思想中研究技术的哲学的重要性。邹珊刚还指出，随着我国技术哲学研究的兴起，吸取外国技术哲学研究的优秀成果显得尤为重要，但是这种吸取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而建立起具有我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分支——技术哲学。邹珊刚的文章概括起来有两个基本点：一是强调国外技术哲学对我国技术哲学发展的重要性；二是强调以马克思主义指导国外技术哲学的传播。

二、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西方技术哲学在我国传播的特征

这一时期，西方技术哲学也开始抵达久违的中国文化界，并呈现出这样三个特点：

第一，翻译介绍西方技术哲学的工作开始起步。总的来说，随着我国技术哲学的酝酿兴起，国内学者开始关注西方技术哲学的经典文献，不过还尚未开始系统的介绍，还停留着为数不多的简单翻译传播上。从知网的文献记录来看，这一阶段翻译介绍西方技术哲学的研究文献主要是《哲学译丛》、《国外社会科学》、《世界科学》、《哲学研究》、《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等杂志的一些译文、介绍性研究论文。可以说，这些翻译研究成果给国内技术哲学研究开启了一道思想启迪之门。

第二，科学技术哲学成为自然辩证法改革开放的一扇窗。改革开放以来，被久闭的国门再一次被打开，国外的新思想、新知识、新学科蜂拥而至，许多跨学科、交叉学科、新兴学科以及边缘学科研究遍地开花。“老三论”（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科学学、科技政策、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等都在国内落地发芽。西方技术哲学主要流派的代表人物的重要论文、著作的被翻译出版，同时研究介绍西方技术哲学的本土著作也开始出现。到70年代末，科学哲学作为自然辩证法中一支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理解和批判西方资产阶级哲学的哲学流派，吸引了一批哲学爱好者的研究兴趣，并使之最后成为与国内已有的自然辩证法哲学传统相区别的另一种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