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生家庭论文范文10篇

原生家庭论文范文篇1

内蒙古生态经济学会成立大会暨生态经济理论与实践研讨会于26年1月7日在呼和浩特市召开。来自内蒙古党委政策研究室、内蒙古社科联、内蒙古发展研究中心、内蒙古大学、内蒙古师范大学、内蒙古农业大学、内蒙古气象局、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内蒙古环保局、内蒙古党校、内蒙古生态环境监测站、内蒙古统计局、内蒙古财经学院等16个党政机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的领导、专家、学者共68人出席了会议。内蒙古电视台、内蒙古日报社、内蒙古人民广播电台等媒体给予关注和报道。与会代表提交论文16篇。大会由内蒙古财经学院、内蒙古生态经济学会(筹委会)共同主办。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郝益东应邀与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会议由内蒙古财经学院副院长李春林教授主持。内蒙古财经学院院长张亚民教授致开幕词。内蒙古社会科学联合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刘高出席了会议。内蒙古党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张太平研究员关于5内蒙古生态经济学会章程6进行了说明。内蒙古财经学院副院长李春林教授就学会组成人员进行了说明。会议表决通过了5内蒙古生态经济学会章程6、内蒙古生态经济学会领导成员及办事机构人员名单、常务理事名单、学会顾问名单。会议选举郝益东副主席担任内蒙古生态经济学会名誉会长,内蒙古财经学院院长张亚民教授当选内蒙古生态经济学会会长。内蒙古生态经济学会副会长由内蒙古社会科学联合会党组书记、副主席刘高、内蒙古气象局局长乌兰、内蒙古党校孙兆文教授、内蒙古社会科学院暴庆五研究员、内蒙古师范大学额尔敦扎布教授、内蒙古自治区环境保护局副局长永红、内蒙古党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张太平、内蒙古经济信息中心主任杭栓柱、内蒙古财经学院副院长李春林共9位同志兼任,内蒙古生态经济学会秘书长由内蒙古财经学院科研处副处长潘建伟教授兼任。表决结束后,大会举行了隆重的内蒙古生态经济学会的揭牌仪式。科学发展观是当今时代的指导思想,本次会议围绕这一主题进行了热烈而深入的研讨。会议在以下几方面取得了积极的成果。

一、进一步明确和深化了经济、社会与生态协调发展的认识

内蒙古师范大学额尔敦扎布教授作了题为5从社会角度看生态6的主题演讲。额尔敦扎布教授指出,中国面临的问题是高耗能、高消耗。我国GDP增长是靠能源和资源的消耗,靠高投入以及粗放型增长方式带来的,这必然对生态和环境造成巨大的压力。经济的增长、能源的紧张对生态问题造成巨大的压力,同时,人口问题、就业问题、贫困问题对社会造成巨大的压力,造成社会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不协调,整个生态恶化。额尔敦扎布教授进一步指出,当前,自然生态失衡是比较严重的,导致自然生态失衡的根本原因是社会生态失衡,社会生态失衡的主要原因是价格制度、财富分配不公和三信危机(信仰危机、信心危机、信用危机)等。因此,要解决自然生态失衡问题,必须使经济、社会、生态保持动态协调发展。对于理论工作者来说,就要对经济、社会、生态进行综合研究,而不能就生态谈生态,要把经济和谐当做问题导向的科学,从多个角度去研究生态,目的是保证我们的生存条件本身,保证良好的生存条件下的经济的发展和福利的增长。内蒙古党校孙兆文教授则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的视角指出,只有四大文明协调发展,才能推动社会的全面发展和进步。要把发展经济与环境保护结合起来,发展生态经济既要尊重经济规律也要尊重生态规律,提出生态建设产业化、产业发展生态化的发展思路,进而指出发展生态经济可选择的模式。发展生态经济要坚持宏观与微观相结合,追求资源的节约和有效利用、循环利用、可持续利用,追求生态环境的改善和经济效益的提高。在这个过程中,要将采用现代科学技术和弘扬中国少数民族的绿色文化传统结合起来,要将人工治理和和自然休养生息结合起来,将强化宣传教育和严格执法监督结合起来。

二、生态经济研究的核心内容是可持续发展问题

内蒙古农业大学李青丰教授在题为5内蒙古草地畜牧业可持续发展6的演讲中,首先总结了内蒙古草原的战略意义,草地作为一种资源,具有生态功能也有资源属性。畜牧业生产是内蒙古草原最主要的资源功能,也是人类干扰草地环境的最主要的形式,由此引发了草地利用和草地保护问题。在利用草原方面,畜牧业生产是农牧民最主要的收入来源,同时在保护草原问题上,畜牧业生产又是造成草原退化的主要因素之一。从草地退化的原因来看,一是草地超载过牧问题严重,草畜不平衡,草地植被遭到破坏。季节性和区域性草畜矛盾是草地退化的最主要的原因。二是系统投入和系统产出的失衡问题。对草地投入的太少,索取的太多,这就是系统裂变的主要原因之一。李青丰教授进一步分析指出,我国是单一的依赖于草地生产、放牧的生产方式,正是这种传统的靠天养畜的畜牧业生产方式造成草地退化和裂变,人为的干扰、自然灾害只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因此,要实现草地的可持续发展必须通过生产方式的调整来减轻草地的压力,要采取预防的措施。内蒙古社会科学院的暴庆五研究员作了题为5深入研究内蒙古生态经济问题,推动自治区经济可持续发展6的发言。暴庆五研究员从发达国家先经济,后生态的发展对比分析中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必须走可持续发展之路。暴庆五研究员强调指出,内蒙古生态经济发展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同时,内蒙古面临的生态经济问题相当突出,实现内蒙古自治区可持续发展就成为现实的、必然的选择。内蒙古农业大学盖志毅教授从草原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与国家安全这一角度,就草原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与国家安全的关系做了初步探讨,系统论证了内蒙古草原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迫切性与可能性。盖志毅教授从充当一定守边任务的牧民减少了生存和立地的空间、草原生态系统的退化导致牧民的贫困影响社会的稳定、在牧区不同经济主体之间的矛盾三个方面阐述了草原生态系统的退化对国家安全的影响。同时,盖志毅教授从草原生态系统跨越国界的特性对国际周边国家的影响以及草原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对水资源安全的重要作用、草原生态系统孕育的多种生物物种延续问题等角度也论证了草原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对国家安全的重要影响,草原生态系统的退化必然会从多方面影响我国的国家安全。我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应考虑通过实现草原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来营造一个更好的国际环境。从人类的最终的安全角度,应保证物种多样性、遗传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多样性。

三、内蒙古生态经济研究的重点是草原生态问题

从大会发言和提交的论文看,专家、学者的讨论主要集中在草原生态建设与可持续发展(包括草地畜牧业)上。内蒙古大学滕有正教授提出了征收草场使用费的设想。为了更好地保护和利用草原,应该遵循自然资源有偿使用的原则,科学地评定草场等级,征收草场使用费,专门用于草原的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滕有正教授指出,征收草场使用费或租金同时控制牲畜头数以保护草原是国际惯例。征收草场使用费,实行草场资源有偿使用,还是进行草原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先决条件。为了合理组织草原生产力,实现规模经营,应该允许和鼓励草场使用权的流转和适度集中,形成高效益的家庭牧场和合作经营组织。为此就必须征收草场使用费,使草场(使用权)商品化,进入市场流通。科学合理地征收草场使用费,要依据草场等级的评定。滕有正教授在他的论文中详细介绍了草场等级评价的生态经济标准,并按综合评分法提出了草地评价方法。这一构想对保护草原生态建设有着积极的意义。内蒙古农业大学韩国栋教授在发言中首先介绍了生态系统的服务及生态系统服务的原则和草地的14种服务功能。如何体现草地的这些功能?这就需要对草地生态系统价值进行评估,进而阐述了对草地生态系统价值进行评估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总结起来,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是什么东西都无法替代的,所以,在国民经济中必须考虑自然资本的价值,生态系统服务的价值评估可以很好地反映生态系统和自然资本的价值,对于一个国家、地区都有参考价值。同时,进行建设项目时可以评估该项目对自然生态系统的破坏程度如何,制定赔偿标准。我国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评估一般借鉴国外的成果,这种评估在宏观上有指导意义,但在具体说出某一块草地的价值方面存在困难,评估也有很大的误差。韩国栋教授就草地自然资源投资评估提出了较为系统的、具有创新性的思路。内蒙古大学孟慧君教授在题为5北方草原生态建设投资持续有效性面临的困惑6演讲中,首先指出了草原生态建设的重要战略意义。草原生态建设是西部草原生态建设的主体,近年开展了一系列保护工程,国家投资力度加大,草原生态建设局部改善但总体恶化的趋势仍未有效逆转。就北方草原投资有效性和生态建设的持续性而言存在几个突出的问题。如草原生态建设投资仍严重不足,投资结构不合理和效益不高,投资与牧民增收相脱节,投资机制不完善,边建设边破坏以及牧区的三牧政策严重滞后。针对这些问题孟慧君教授从制度、政策、管理等多个层面构建草原生态建设投资有效机制。她指出,草原生态建设投资持续有效性面临的困惑要害在于草原生态建设与经济发展缺乏应有的互动。草原生态建设投资的优化管理旨在把生态建设和牧区的现代化、牧区企业化、牧民生活富裕结合起来以保证投资的有效性、草原生态建设的可持续性、牧区三牧政策的贯彻实行,从而实现生态改善、牧区繁荣、牧业增效、牧民增收的多维目标的共荣。要针对面临的问题确定摆脱困境的路径,树立科学的政绩观,建立领导问责制,实施生态审计制度。生态建设要由政府主导型向市场主导型转变。必须扭转草原牧区工业化、城镇化与草原牧区畜牧业和草原牧区生态建设对立化的状况。加强制度建设,构建平台,拓宽应用领域,参与宏观决策,创新自己的品牌,走出畜牧业发展的困境,促进全国畜牧业发展。内蒙古财经学院双喜教授就草原生态保护面临的问题作了发言。双喜教授认为,近几年来,我区草原生态建设通过采取退牧还草、休牧、禁牧、围封转移、生态移民村建设等一系列政策措施,牧区生态环境逐渐得到恢复。但另一方面,生态移民村的生产经营没有出现可持续发展的趋向。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路径是增加牧民的收入。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孟淑红教授在其提交的5典型草原生态经济系统演变过程分析(以阿巴嘎旗为例)6一文中,选择了最具有代表性的地带性典型草原锡盟阿巴嘎旗作为样本,通过对典型草原的逆行演替现状及相关因素的分析,祥述了典型草原逆行演替同历年放牧现状,草原鼠、虫害,气候、自然环境因素的相关性,并指出了草原的逆行演替对草原畜牧业的重大影响。文中分析了草原逆行演替的主要原因,首先是过度放牧,盲目追求牲畜头数。其次是不合理的利用方式,把草原混同于未开垦的宜农荒地。加之人为的直接破坏,不合理的放牧制度等。最后就如何减畜、如何尽快转移牧区人口、草原生态建设方面如何合理利用草原等问题提出了有价值的政策建议。应该通过加快牧区人口的转移,减少草原上的牲畜数量,实行低密度的四季轮牧等措施来保证典型草原生态经济系统的良性发展。就确立怎样的发展目标问题上,孟淑红教授指出,应该把草原生态保护作为第一目标,发展畜牧业为第二目标,彻底纠正几十年来以追求牲畜头数为第一发展目标的错误导向,草原畜牧业应坚持低成本与适度规模经营的方针。

原生家庭论文范文篇2

关键词：职业剧;价值取向;职业精神

职业剧近两年持续升温，如电视剧《急诊科医生》《猎场》《精英律师》等，都获得了较高的关注度。作为一部具有现实主义特征的都市职业剧，《安家》在题材选择、人物刻画、反映社会关切、展现人生百态等方面表现突出，展现了房产中介这一行业的面貌，体现了中国人的文化精神和伦理道德观念，其具有现代感、都市感，也具有人文性、艺术性，为观众提供了相应的价值取向与艺术体验。

一、中国职业剧的发展现状与题材创新

近几年中国的职业剧以刑侦剧、律政剧、医疗剧为主，如《外科风云》《精英律师》等，所描写的职业集中在医生、法官、律师、警察等人们较为熟悉的职业，《猎场》则是展现大众并不熟悉的猎头行业，对于职场剧的题材方面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安家》则更丰富了职业剧的行业选择，将注意力聚焦到人们接触较多、看似比较熟悉却对其内部真实情况并不了解的房产中介行业。中国职业剧相较其他国家职业剧发展较晚。美剧《实习医生格蕾》、日剧《谈判专家》、韩剧《爱上女主播》等职业剧在体现专业程度、职业精神方面水平较高。职业剧对专业性要求高，剧中的人物行为、语言、处理问题的方式等，都要符合这一职业的本质特征，要反映这一职业的规范和素养，剧中人物的台词、行为要体现专业性。这就要求编剧具有深厚的行业知识储备和生活体验，不能让内行人觉得不够深入，也不能沦落为言情的附属品。职业剧的核心价值在于真实展现职业理念和行业价值观，塑造、刻画职业共同体，并对职业特性进行正面展示①。而中国的职业剧存在的一个较大问题就是过度描写言情，行业沦为人物的附属品，职业剧变成了情感剧和偶像剧，比如《亲爱的翻译官》，对爱情描述过多，对行业描写明显不足。从职业剧的要求来看，《安家》整个故事不仅有对行业专业性的描写，表现了房产中介的专业技术和职业精神，还描写了很多人物的故事，人物众多、关系复杂，涉及对原生家庭、婚姻伦理、青春奋斗等问题的讨论。《安家》通过每几集解决一个买、卖房问题，并展开讲述中介们的故事和客户的故事，来深入展现中国人的买、卖房问题，反映了当下中国社会的家庭关系，探讨人们关注的时代话题。这种本土化的改造，对于丰富电视剧的内涵、展现时代关切、反映人民生活具有重要意义。《安家》聚焦房产中介这一行业，关注中国人的买、卖房故事。在中国人的精神观念里，房子具有特殊意义。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造就了浓厚的家文化和根文化，房子是家的承载体。就像《安家》中女主角房似锦所说：“房子是很多人一辈子的大事。”对于现代中国人来说，买房依然是人生大事，是一辈子奋斗的目标之一。《安家》这部剧在题材上有新意，也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和观众基础。

二、主要人物的形象建构与职业群像刻画

《安家》不仅在题材上具有新意，在人物塑造上也表现突出，刻画出很多令人印象深刻、津津乐道的人物。（一）主要人物的性格对立统一。女主角房似锦是一个雷厉风行的女强人，被总部派到男主角徐文昌的门店与他共任双店长，她奉行的原则是能卖出房子就是本事，产生效益是第一位的，她上进心强，信奉积极进取的人生观，看到门店员工懒散便采取强硬手段管理。而这与徐文昌的性格和管理理念不同，徐文昌奉行“佛系”和“人本主义”，在他的管理下，门店内经常有歌声和欢声笑语，员工可以不着工作装。房似锦和徐文昌两人一温一火，一快一慢，在管理员工和处理问题上有着很大的冲突，对卖房的理念也不同。二人的性格可谓是对立统一的，有反差非常大的一面，但当二人面临职业道德问题时，价值观又呈现出一致性，他们绝不欺瞒消费者，且待人热情、真诚。二人性格的反差也让人物更加吸引人。二人的性格也是真实、立体的，他们各自的优点非常突出，缺点也同样明显，在共同经历一些困难之后，二人都有所成长，他们性格优势互补，不断发展了渐渐走向“中和”。（二）职业共同体和次要角色的形象塑造。庹继光教授指出，在职业剧中，职业共同体群像的刻画非常重要。通过剧中人物的职业行为和外在表现展示该行业的一些本质特点，彰显他们的职业精神②。《安家》除了男女主角外，职业共同体还包含几个核心人物，就是徐文昌门店的员工。作为徐文昌带领的团队，这个团队也带有徐文昌的行事风格，其他家中介都要求穿正装，而他们却穿着休闲，认为房产中介工作要通过别人对自己的信任取得好业绩；每天早晨其他家中介在门口喊口号，他们却集体唱歌跳舞。他们团队氛围很好，经常互相帮助，不钩心斗角，在大是大非面前也是上下一心，传递正能量，形成了独特的团队性格。他们每个人对待自己的职业都很认真，体现出专业素养。这些职业共同体的成员不仅个性鲜明，各有特点，并且为突出主要角色做出贡献，比如推进角色性格展现和人物关系、突显主角的职业精神等。除了几个核心人物描写出彩外，有些次要的角色也很亮眼，使整部剧更加丰富感人，例如要买凶宅的黄老板、徐文昌的老同学秦律师、经常到门店请徐文昌看狗的苗阿姨、在房似锦门店附近开包子铺的老严夫妇等。此外，团队成员楼山关、谢亭丰等角色的表演也具有亮点，令人印象深刻。

三、职业剧要体现专业能力和职业精神

职业剧要表现两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展现专业能力和职业精神。专业能力包含专业技能和职业特性，职业精神包含职业道德和价值观。《安家》对专业能力和职业精神的体现都比较突出。（一）呈现专业性，传播专业信息职业剧中体现的职业专业性，会影响现实生活中人们对这一职业的评价。《安家》真实展现了房产中介从业者的工作状况和工作技能，反映了现代社会人们对中介行业的看法。在剧中，房似锦和徐文昌多次提到，中介行业容易被人误解，被当作“低端”工作看待，被人看不起，被当作骗子，人们只看到中介收取不菲的佣金，却看不到他们背后付出的艰辛。但其实并没有哪个工作低人一等，只要从业者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出贡献，不违反职业道德，就值得被人尊敬，《安家》传递出的也正是这样一种价值观。剧中呈现出房产中介行业的专业性，有利于改善生活中人们对中介行业的认识。职业剧中体现的专业性还体现在专业信息的传播方面，某一职业所传递出的信息往往也会对人们的日常生活判断造成影响。例如在医疗剧中，医生所传递出的一些医疗知识，会影响人们在生活中应对医疗问题的做法。在《安家》中，房屋中介的专业程度高，有利于房产相关专业知识的传播普及。剧中的情节设计和台词专业性强，例如他们常对客户提到的签订合同、析产、过户等职业词语以及其他相关法律知识，这些专业信息的传播有利于观众增长房产知识、提升法律意识，电视剧成为这些枯燥知识的良好传播载体。（二）积极正向的职业精神与行业价值观职业剧除了要表现职业的专业性，还要将职业道德和价值观融入故事引发观众思考。行业剧所展现的不仅是专业性的行业素养和行业规范，同时还有行业道德③。每个行业从业者都可能面临在法律和人性之间难以抉择的困境，或者因为金钱而做出违背职业道德的事。《安家》将各种可能遇到的职业道德困境拿出来讨论，探讨了同行间的竞争、人与房子的关系、中介的职能等等问题，提供了多元的价值观念，用戏剧化的方式展现给观众，交给观众做判断，并适时加以正向引导。在面对卖房的问题上，房似锦和徐文昌体现出不同的价值观念。房似锦秉持着坚持、争取的态度，认为开单和业绩才是硬道理，中介的目的是把房子卖出去，不对买房人的人生负责；而徐文昌则更长于人情世故，不仅卖房子，还积极维护好客户关系，帮助客户解决问题。这两种观念各有利弊，且观众的评价各有不同，有的人认同房似锦，也有人认同徐文昌。随着故事的推进，这两种价值观都显现出各自的优势，并且随着二人的关系加深，他们的处事方式也渐渐互补。电视剧将多元的价值观呈现出来，最终还是由观众进行判断。虽说房似锦与徐文昌在性格和理念上存在差异，但在大是大非面前，他们都能坚定正确的判断，门店的所有人都保持一条心，比如在面对向公馆的产权纠纷一案时，所有人都站在了重情重义、淳朴善良的耿叔家那一边，帮助他争取到属于自己的权利。在有人蛊惑房似锦抬高房价合谋赚钱时，她虽有动摇，但最终还是坚定地守住自己的职业底线；她虽然缺钱，但只赚取自己应得的佣金，客户给的红包也决不收，她勤奋、不贪，不会因金钱而破坏职业道德，是房似锦闪光的地方。徐文昌本身在老洋房业务上专业技能过硬，在面对竞争时他从容不迫，他的行业竞争观是“竞合”，即“和气生财”，心浮气躁解决不了问题。从这个方面看，《安家》在职业道德、善恶观、是非观方面给予了观众正向的引导，传递积极的正能量。

四、职业剧要展现社会问题

《安家》是一部具有较强现实主义精神的都市职业剧，它不仅呈现出职业剧应有的特点，具有较强的专业性与职业精神，而且在反映社会议题、人民生活和时代关切上也下足了功夫，围绕这部剧产生的话题较多且讨论度较高。《安家》这个题目巧妙，突出了现代人“何以安家”这个主题，这部剧的“安家”有两层含义，不仅指买房安家，更指如何成家、组建家庭。买房的困难贯穿这部剧的始末，展现了不同家庭、不同人的不同购房需求和购房过程的辛苦。成家的困难主要集中在男女主角身上，两人虽有着天差地别的家庭背景，却又有相似的不太美好的童年经历，原生家庭造成的创伤以及徐文昌婚姻的失败，使得两个人相互吸引却不敢靠近。原生家庭给孩子造成创伤这一话题也由此展开。现实题材的电视剧要扎根现实生活，“忠实地模仿现实提供的原型”④，并且这种真实感和生活感要通过大量的细节来展现，在《安家》中，丰富的生活化的场景、台词和细节，让这部剧更加具有真实感。《安家》的真实感还来源于对中介行业现状的呈现，中介公司之间或明或暗的竞争，楼山关被客户多次放鸽子也不敢有怨言，房似锦被客户用车门砸伤手也只能自己忍着，经常被人误解、看低，是中介行业从业者的艰辛之处。当然，现实主义不仅是对现实的模仿，更重要的是通过对现实生活情境的还原展现社会问题并引起人们的关注和反思。现实主义电视剧是重塑社会精神的必然选择⑤。《安家》描写的几组家庭是现代中国部分家庭的缩影，探讨了父母与子女的关系、夫妻关系、孩子的教育问题等等，具有时代感。例如开包子铺的老严夫妇，一心只想为孩子好，用一辈子的心血为儿子买了一套房，却被儿子和儿媳赶出家门；名牌大学毕业的鱼化龙，父母一直想让他回老家考公务员，安安稳稳过一辈子，他却想留在大城市打拼；学习成绩不好的孩子，母亲只会责骂，而不考虑孩子真正的兴趣点，导致母子关系紧张。这些家庭遇到的问题是当代很多家庭会遇到的问题，也引起（下转25页）影响，对处于叛逆期的少年，家长应该如何去做应该做些什么，都有不少的启发。据报道，这个节目播出后，参与节目的家庭有了不小的变化，孩子与父母之间的互相理解在加深，孩子学会了理性安排自己的花销。还有一些家庭看过节目后，也尝试让孩子管理家庭财务，来锻炼孩子的方方面面。“交往需要是个体愿意与他人接近、互惠并发展友谊的需要。当儿童在某种情境下发现没有可交往的对象时，有时会感到孤独。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会选择媒介作为交流的对象，比如通过看电视, 来满足交往需要。在电视机高度普及的城市中，孩子们由于生活空间的限制,很少在校外有大规模相互交流的经验和机会，因此孩子们更喜欢通过儿童电视节目来了解同龄人的快乐。”⑤在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大背景下，随着我国经济文化教育等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以及居民收入与消费水平大幅提高，每个家庭如何面对孩子的成长问题，如何改善家庭教育环境走出家庭教育困惑，提升孩子的管理沟通、理财消费、生活学习等知行合一能力，《小鬼当家》提供一个很好的镜鉴。《小鬼当家》通过展现一个个处于中国不同地域环境中的当代家庭，围绕孩子当家理财展现亲子关系，发现孩子小小心灵中大大的爱与梦想，增进家人之间的了解与信任，为观众呈现当代家庭生活及教育中丰富动人的故事，凸显一个个富有个性、爱心与梦想的时代少年的真实形象。《小鬼当家》并不是给出标准答案，也不是浮光掠影轻描淡写，更不是争奇斗艳地选秀走场，而是让儿童节目真正沉下心来，深入记录生活，深入挖掘内容，展现儿童丰富的心灵世界，为广大儿童及家庭奉献出一档有内涵、有力度的优秀教育类儿童节目。

注释：

①张娣：《童年的“消失”与“绽放”》，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7年，第203页。

②李琦：《多元媒介环境下的我国儿童电视节目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年，第83页。

③杜仕勇：《受众视听研究》，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73页。

④朱小鸥：跨进新世纪的儿童节目，《电视研究》，2001年第6期，第25页。

原生家庭论文范文篇3

论文摘要：人性和人道主义一直是文学普遍关注而又十分敏感的话题。本文通过对八十年代人性和人道主义回归的社会背录的分析．来诠释新写实小说关注人性的原因；新写实小说采用了人性视角来审视现实生活不仅体现在选材上，也体现在创作的过程中；八十年代处于转型时期的社会现实使新写实小说注重物资化、欲望化，扭曲和变形等人性内容的书写，同时也不乏对人的自然本性的关注。

作为一种文学创作现象的新写实小说产生于文坛相对寂寞的八十年代中期。这一拥有众多作家、具有独特艺术风貌、与传统现实主义有所不同的创作现象，引起了评论界的广泛关注。方方的《风景》，池莉的《烦恼人生》，刘恒的《狗日的粮食》，《伏羲伏羲》，刘震云的《单位》、《一地鸡毛》，苏童的《妻妾成群》，叶兆言的《枣树下的故事》，杨争光的《黑风景》、《赌徒》等都被划人新写实小说。这些作品把笔墨沉落于新旧交结、冲突、转换的现实土地上，通过对人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家庭婚姻等基本的生存内容的描写，窥视当代普通人的生存质量、精神状态、价值取向、生活困扰等人的生存境遇和生存方式，并从其中得出感性和理性层次上更为基本的人性内容，体现出文学史上人性的回归和前所未有的对人性的关注。

一、新写实小说关注人性的原因

在中国文学史上，人性和人道主义一直是文学普遍关注而又十分敏感的话题。可以说人道主义思潮是新时期文学中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文艺思潮之一。现代中国的人道主义发轫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人的觉醒为主要思想内涵的“五四”文学，不仅在当时形成了一种人道主义的文学思潮，猛烈冲击着传统的礼教观念和封建专制主义，而且在现代文学的发展史上形成一种新文学创作的强烈的主体意识和鲜明的个性特征，并为新时期人道主义文学思潮复苏的埋下了种子。由于中国现代社会的剧烈动荡，人道主义经历了一个相当曲折的发展过程：二十年代末到三十年代初，文艺界对人性与阶级性的关系进行过论争。四十年代延安革命文艺阵营内部开展过对“资产阶级人性论”的批判。五十年代，文艺界针对“人性论”和“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进行过三次大规模的批判，人性与人道主义被作为大逆不道的异端那说，并且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到越来越严厉的打击，被不加区别地斥之为“资产阶级思想”、“修正主义的理论”，作家的独立思考与艺术个性都被否定。到了时期，政治性、阶级性成了人的唯一属性和文艺批评的唯一标准，人道主义完全被驱逐出文艺创作的领域。人性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灾难：人性被扭曲、践踏、扼杀和泯灭，人性的丑陋充分暴露。这一切直接构成了八十年代人道主义复归的社会背景，同时也构成了新写实小说关注人的生存状态、生存处境、关注人性的原因。

“”后整个中国社会开展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大讨论，打破了极左政治意识形态对人们思想的钳制，扫除了反思历史的思想障碍，人们真正从政治迷信的历史隧道中走了出来。一个理想、激情、梦幻的时代的结束了，文学也渐渐由浮夸、脱离实际转向对人生存现实的关注，文学最终回到现实的土壤之上，开始关注现实的人的生存境遇，关注人性。由于“”中人被肆意摧残，整个社会的价值信念和道德准则破坏得支离破碎，所以人们反思历史的出发点和归宿，就自然地落在了“人”身上。人情、人性首先在文学艺术创作上突出地表现出来。在文学的创作中强调对人的尊重，呼唤人的价值和尊严、人性复归、人道主义便成为新时期文学开端的最强音。从创作实践来看，文学对人性和人道主义的肯定，又是分别体现在具体的文学现象之中。“伤痕文学”揭露人的精神与肉体在“”期间遭受的创伤；“反思文学”对人的命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进行了思考。新写实小说则将书写的空间落到人的生存现实，通过对人的生存状态的关注，思考人生，人活着的价值和意义，从而反映更为本质的人性内容。

二、用人性视角烛照生活“原生态”

视角是观察事物、审视现实生活的立场、距离和角度。小说家往往试图选择最佳的视角来完成故事的叙述，挖掘人物的内心世界；批评家也会以视角为切人口，来评论和分析作家的创作，解释作家的成文思路和估计作品的价值大小。新写实小说与传统写实小说相比采用全新的人性视角，放弃了以往的价值视角和政治视角，不再从外在的意义和价值去审视现实生活，那些体现阶级的意志、时代的精神以及民族利益的生活内容被消解和淡化。在创作的过程中，新写实小说处处致力于人性的发问，把人带回自由世界，也把人性带回了文学。新写实小说的人性视角体现在诸多方面。

(一)在选材上真正从表现人性出发。新写实小说往往从现实生活能否体现人的生存的价值，人的生存和环境的关系、人性的丑恶或者变形等等方面出发来选材。选材上的人性视角往往能使新写实小说在选材的过程中打破现实政治阶段性的制约，使作家''''题材的选择不再局限于重大的社会事件上，不再为所谓的热点问题所困扰，真正做到在选材上潇洒自如，无拘无束。现代低层市民物质贫穷与精神压抑，如《风景》、《烦恼人生》；官场上的繁杂琐碎、平淡乏味而又相互防范、相互竞争的《官场》；旧时代封建家庭的勾心斗角、争风吃醋、各施手段的《妻妾成群》；黄土高坡上农民、土匪、赌徒、杀手的本色人生，如《黑风景》；知识分子渴望事业一有所追求又为经济压力所逼迫的无奈和尴尬如《无处道逃》……现实生活中不被人关注的者见人生，都成为新写实小说关注的对象。

(二)新写实小说在反映现实的方式和创作艺术手法上有了重大的转变，最明显的是在叙事方式上基本上是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反映生活，不对现实生活作夸张、变形、幻化的处理，而是与所要表现的对象保持一定的距离，对生活的本相持冷静的态度，尽量不介入作者的感情，不进行情感爱憎、善恶、喜爱、称赞的引导和宣扬，不流露批判什么、谴责什么的倾向，一切听任读者自己的判断，即表现出一种客观化的叙事态度。这与传统现实主义作品主观化、立场分明的叙述方式形成鲜明的对比。这中客观的叙述，无疑也是从表现人性的本来面目出发，考虑到人性的真实性和客观性，也是人性视角在创作中重要体现，只有做到这种客观化的叙事，才能真正地做到对现实生活的“原生态”还原，才能更好的体现人性的视角。

(三)在语言运用上，新写实小说家们希望用语言

所讲述的事实本身，去感染读者，让他们体验真正的人生，而不是以语言的本身打动读者一方面，新写实小说的语言向口语最大程度的逼近，句式多有短语构成，描写使用的是惯常形容词和习惯用语，有是甚至与大白话差不多。这样的语言不仅体现在人物的对话上，许多内心感受和事件描写也用这样的语言。这样的语言往往因为更接近生活而变得生动而富有弹性，也更容易被读者所接受。同时，新写实小说语言中具有价值判断的语句出现的几率减少，消除了许多善、恶、美、丑的主观评价语句，作者以极静的语气，讲述一个有—个实实在在的故事。作家对高度凝练的评论语句厌恶，而对最为丰富、最为客观的语言青睐有佳，原因就在于作者想通过这样的语言将更为真实的包含人性内容的生活画面呈现给读者。

三、新写实小说中的人性内容

人性，就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属性，是人相对于动物而言的，与动物相区别的类本性。人性的内容是十分广泛的。古人说，“食色，性也”，“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就是指人性中自然本性的一面。然而，人性并不仅仅如此，人性极具复杂性和多面陛。理论界对什么是人性一直存在着争议，但人性会受时代的影响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超越时空的、抽象的人性是不存在的。新的时期社会时代的新变化，无疑给人性赋予了更为丰富的内涵，为文学人性的复杂化表现提供了良好的机遇。尽管人类一直在苦苦地追求人类平等、自由、发展、幸福、富有人权的理想人i生，期待着对人的精神有着提高和上升。然而八十年代末的社会现实，使人性还不足以发展到人们所期待的高度。人性在现实的土壤上生根发芽，最终使新写实小说关注得更多的是物质化、欲望化的人性。这种人性并不是凭空而生，是人性内涵对特定文化情境的回应，是人的本质属性在特定条的特定形式。例如《风景》中的七哥这个本应是铁铮铮的汉子却在都市的环境中变得委琐、虚伪、矫情、欺诈，从而引发读者对人类这种生死无别、甚至生不如死的生存困境的思考，对无耻的失去血性物欲化欲望化人性的思考。

人性中自然的本性，在现实的物欲的浪潮中变了型，这种人性的扭曲和变形生动地再现于新写实小说的作品中。《妻妾成群》通过几个女性为了获得、而实际上谁也得不到丈夫的怪象的描写，不禁引起人们对社会中处处没有正常权利与地位的女性的同情，同情她们想做人却难以过上真正的人的生活。

她们本能的欲望因为制度和所谓的条条框框所束缚。更可悲的是，那些女人的遭遇、生活方式，本应是同命相连，一致对外。可她们却相互竞争、相互仇视、排斥、落井下石中，从而引发读者更为丰富的人性扭曲和变形的联想和思索。《伏羲伏羲》展示了一场人性扭曲和灵魂搏斗的场面。一方面，菊豆和杨天青的恋情出于本能的欲望，另一方面，两个年轻的青年又不得不背上乱伦的罪名。小说通过对人生存画面的客观描写引发人们深思：人的性压抑与性变态索引发的生存痛苦正是所谓社会道德和伦理道德所造成的，伦理道德的压抑同人的自然欲望在低下的生存困境中狭路相逢，上演了一出令人触目惊心的悲剧。

在新写实小说展示人性复杂、多变、膨胀、变形的同时，也不忘记对自然人性的关注和书写。在新写实小说中，我们看到其呈现的“原生态”的生存布景后面，是对这种原始的本能的人性、人的生存的深沉思索。表面上看，作家似乎有意地沉溺于世俗景象的复制的过程之中，停留在人的生活琐事和人的日常行为之中，实际上，作家正是通过这种意义上的空缺，带给读者更为广泛的思索空间，并加强关于人性的永恒的思考。

四、新写实小说的价值

原生家庭论文范文篇4

关键词：客家文化；有机农产品；品牌设计；创新

1对赣南客家文化精髓的提炼

1.1民俗文化：是本课题研究的重点，民俗文化的传统元素在包装设计中可以最为直观、最为生动的提炼出来加以运用，客家民俗文化是以其古朴和充满浓郁的乡土气息而为世人所瞩目。在工艺美术方面：剪纸与纸扎艺术在赣南古代就广泛流行于民间的各种喜庆、娱乐活动中，起着寓意和装饰作用。常见的有"五谷丰登"、"三星高照"、"八仙过海"、"岁寒三友"、"喜上眉梢"等，在春节、喜庆、庙会、宗族活动中广泛流行。雕刻艺术中，在赣南主要有木雕和石雕。木雕以赣州、龙南、赣县艺人较多，善雕花板，广泛用于家俱、建筑之中。许多通雕、浮雕多在牌坊、民居祠堂、庙宇建筑中应用，即是一件艺术品又充当实用构件。刺绣艺术在赣南客家地区有着悠久的历史。多应用在衣、鞋、帽、裙、肚兜、荷包、床帘、轿帘等生活用品和服饰上。做工精细，风格古朴，立意多为吉祥与美好生活，色彩以红、黑、黄为多，风格独特。古代赣南盛产瓷器，唐宋达到高峰。以宋代赣州七里镇窑最为出名。七里镇窑产品以青白釉瓷、薄胎赭者色釉瓷、黑釉窑变为典型产品，瓷品纹饰以团菊、花卉卷草。图案丰富生动的黄陂窑青白釉瓷和以印花戏剧故事装饰为代表的固厚元窑及色泽乌黑光亮的东山坝窑黑釉瓷，还有釉色青白淡翠的寻乌上甲窑等，这些都是当时赣南质量优秀的瓷器。从瓷器的装饰艺术上看赣南瓷器多以花卉、人物的刻花或少数印花、窑变为主要表现手法，以龙窑烧造为主。1.2人文精神：客家精神是来自五千年历史文化的沉积，来自万里迁徙的磨练，来自偏僻山区恶劣环境的锻冶，来自祖辈一代一代的言传身教，来自客属先贤“源于斯，高于斯”的添薪曾彩。客家人的祖先崇拜、重教观念、寻根意识、开拓精神、以及奇特而丰富多彩的民俗风情等是客家人文精神的体现，其核心在于团结和奋进，这在客家迁徙史和客家文化的诸方面都有很突出很具体的表现。1.3建筑文化：赣南围屋是颇具特色的客家民居，被建筑学家誉为民居建筑史上的奇葩，有着深厚的文化内涵。赣南有600余幢神奇的客家围屋，被称为“东方的古罗马”，龙南县是赣南客家围屋最多的县，拥有376座围屋，被誉为“中国客家围屋第一县”，其围屋数量占赣州市的五分之三，走进了围屋就走进了客家文化的中心：多层的梅州围龙屋、永定的土楼、长汀的九厅十八井等典型的客家建筑，就是客家人团结奋进的象征；总体给人以朴实无华、冷峻、严谨，围内活泼、质朴，带有浓浓生活气息感的传统民间艺术氛围。

2有机农产品的品牌构建

在食品和环境问题日益严峻的今天，有机食品具有巨大的潜在市场；借助资源优势，大力发展有机农业，也一直是江西经济工作的重点；然而，由于长期以来受传统农耕思想的禁固，无论是农业产品还是工业产品，江西人习惯于生产和出售初级产品，对品牌观念较为淡漠，在国内、国际市场上叫得响的产品却寥寥无几，因此，将客家文化融入到赣南有机农产品品牌构建中，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站在全新的起点；将文化艺术作为纽带重新整合--文化回归，经济跨越，共同奏响客家文化跨时代的主旋律，无论是文化生态的构建还是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都具有战略性意义。2.1品牌细分。每个品牌旗下的产品，也进行人群和产品细分，针对不同的人群，制定不同的方案。尤其是在互联网时代，市场细分更为明显，发觉客户未发现的“需求”，是这一阶段产品细分的关键点，就像“苹果”一样，在iPhone之前，手机只是实用品，在iPhone之后，手机成为时尚品，这就是发觉“需求”的重要性。而在比较成熟的产品市场如奶制品、茶、烟、酒等市场，产品细分和产品定位及品牌宣传已经非常成熟。客户已经被教育的熟知其品味高低、产品差异等等。例如：酒的好坏，取决于地点、粮食、水，最终要的是年份。茶的好坏，取决于产地、时节。以前对水没有细分，现在也分好水和不好的水取决于产地（高山、地下、南极、地表）等。对于农产品，亦然。2.2有机农产品品牌理念的构建。有机农业崇尚的是自然农法和自然农耕，从这种角度上讲，有机农业是一种“倒退”，是对现代工业化的农业生产的对抗。因此，真正的有机农产品，是上天的馈赠，是天时地利人和的合一；综上所述，在对有机农产品的品牌构建中，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2.2.1人文浓厚，好人种好粮淳朴善良的农民，以皇天后土为信仰。对于有机农产品而言，远离机械化大生产，回归原始的农耕文明，才是最返朴归真的味道。2.2.2景区级别环境，生态无污染基地特点：天朗、气爽、山青、水秀、鱼鲜、米香。2.2.3空气氧分子充沛城市雾霾严重，空气质量低。好的农作物，就是靠天吃饭。所以好的空气质量，空气含负氧离子充沛，是有机农产品的先决条件。2.2.4天然水源，天然灌溉赣南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四季分明。长江流域修河水系，鄱阳湖水网区。水系发育旺盛，水资源富足，水质良好水量充沛，常年不竭。2.2.5原生态有机肥，有机质高绝不使用任何农药激素除草剂等化学品，零污染，零残留。完全采用自然农耕法耕作，只用有机肥，自然生长，自然成熟。口感好，风味佳，营养更丰富均衡。2.2.6严格质检，确保土壤无污染严格质检：土壤必须经过检测，不能有重金属化学品等污染。至少三年不能使用化学农药等化学品。从常规种植到有机种植至少两年转换期。2.2.7第七道：优质选种，严格甄选非转基因：种子经过严格甄选，精选优质“土庄稼做种”，确保没有基因污染。2.2.8有机种植，促进生态良性循环按照有机农业生产标准，人工抛种种植，施有机肥，人工除草，遵循自然规律和生态学原理，采取农作、物理和生物的方法来培肥土壤、防治病虫害，以获得安全的、原生态的水稻种植体系，促进良性循环，以维持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3赣南客家文化在有机农产品品牌构建中的创新设计

基于传统及社会发展演变之下具有现代文明特征的客家文化，总结和归纳出一套赣南有机农产品品牌设计创新方法和路径3.1民俗文化的融入。赣南客家民俗文化十分丰富多彩,赛龙舟、放孔明灯、唱赣南的采茶戏以及客家山歌等活动为赣南增添了一抹亮色,加上独特的饮食文化和风水文化,令赣南具有良好的旅游开发价值,然而在其旅游资源的开发中仍旧存在一些问题亟待解决。因此，在品牌构建设计中可以走“深挖风土人情，嫁接传统文化”这一脉络，例如，台湾有一家做米的农场“芳荣米厂”，芳荣米厂成功的挖掘了当地农村古早味的原生态风华，经营到四代，经济结构转型为服务导向，芳荣米厂御除剥削印记，米厂走向合作之路，不但产品能持久于市场，更有着深厚的企业文化，这点是值得大陆新农人和忠诚热心于新农业发展的农企好好借鉴的。3.2人文精神的融入。赣南客家文化的人文精神来自祖辈一代一代的言传身教，在品牌构建中我们可以多讲家庭伦理故事，用情感制造溢价，从而更深一步的衍生出文创产业；例如台湾的清境农场，在优美的自然生态的基础上，借助文创转型，在场景设计、活动创意、产品概念等方面提升农场的趣味性及其多重消费价值。农场中的具有人文精神的风车图腾设计，成为农场随处可见的人文景观；动物泥塑装置，令儿童游客喜出望外。3.3建筑文化的融入赣南围屋是颇具特色的客家民居，被建筑学家誉为民居建筑史上的奇葩，有着深厚的文化内涵。所以在品牌LOGO设计可以提取其中的建筑特色，与有机农产品的品牌构建理念相结合，凸显出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相结合的创新设计思维。

4结论

在党的报告中，习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这就为有机农产品的发展创造了非常有利的客观条件，将赣南客家文化中民俗文化、客家精神和建筑文化的传统元素进行提炼，将其运用到赣南有机农产品的包装艺术中去，打造一个以发展地域旅游文化为主的有机食品中心，同时开展有机农业种植养殖，加工和销售的试验示范基地的品牌包装，集合有机产品种植、养殖、加工销售和旅游休闲为一体的现代化有机农业，是在乡村振兴指导下的科学、系统、全面的具体实践，无论对于文化生态的构建还是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都具有战略性意义。

参考文献

[1]郭雪琳.张小元.《关于赣南客家文化产品与包装设计的思考》.艺术与设计：理论版.2011年第3期；

[2]《“关怀与期许”：客家电视对社会之影响座谈会（论文集）》，[汇编]：国立中央大学客家社会文化研究所编.国立中央大学客家社会文化研究所

[3]王思远.《浅谈农产品的包装设计》.吉林蔬菜.2016年第9期；

原生家庭论文范文篇5

笔者在2008年7月至11月，和来自土地资源管理、社会保障等不同专业的研究生、本科生一同进行了专题调查。问卷调查涉及浙江省的萧山、温州、宁波、义务、金华、丽水等县、市、区，同时我们还零星走访了浙江部分县、市的一些村庄和农户。抽取的农户调查样本覆盖不同性别、不同年龄、不同受教育水平的失地（或即将失地）农民，符合随机抽样要求。本次调查共发放农户调查问卷300份，回收问卷258份，有效问卷239份，其中涉及已征地174份，即将征地65份。

调查问卷包括三部分内容：第一部分是农民个人和家庭基本信息，包括农民个人信息、2007年个人及家庭纯收入、家庭月消费水平等；第二部分是农民对征地制度的认知，包括对征地相关法规、补偿制度的了解及对征地的意愿等；第三部分是农民对征地所获补偿的满意程度，包括获得的补偿、征地前后生活状况等内容。

2、被调查农民基本情况

从年龄分布区间来看，被调查农民分布在各个不同的年龄阶段，且每个阶段都具有一定比例。从受教育水平来看，调查农户的文化程度普遍不到，大部分处于小学或初中水平，本科或大专水平只占到总人数的2.51%。

农户2007年家庭总收入水平分布较为广泛，整体处于较低水平。其中，家庭总收入在2-3万元范围内的较为集中，占到35.56%，而家庭总收入在1万元以下的农户所占的比重达到20.50%，数据显示低收入农户仍然较多。

收入结构发生巨大变化。调查显示，务农不再是大部分农民主要的收入来源，单位工资成为收入来源的主要渠道，个人经营在农民收入中所在的比重也越来越大。

从调查结果可以看出，尽管农民收入来源的主要渠道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但大部分农户家庭收入低、消费水平不高的现实没有改变，农民整体受教育程度低下，文化水平不高的面貌没有得到根本改观。

3、农民对征地制度的认知

笔者将农民对征地相关法规和补偿制度的了解的调查数据以1-4编号，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后得到表4-1的结果。

从表4-1可以看出，农民对征地相关法规以及补偿制度了解的平均水平只有2.45和2.32，也就是说大部分人并不了解，只有极少数人清楚地知道，这一比例与本科或大专学历水平所占比例基本符合，这也进一步说明农民对征地制度认知的总体水平不高，且与学历的高低具有显著相关性。

为了便于进行统计分析，笔者将农民的征地意愿进行了相似的数据处理，统计得出农民对征地的平均意愿为2.69，标准差为1.165，处于不太愿意和无所谓之间。而从表4-2可以看出，征地意愿表现为愿意（包括比较愿意和很愿意）的农民只占到被调查总人数的30.96%，也就是说大部分农民不愿意土地被征用或处于迷茫状态。

笔者认为调查反映的这一现象与农民受教育程度以及他们对于征地和补偿制度的认知能力有关，同时也和现实的补偿标准以及他们对于补偿标准的满意程度密切相关（笔者将在“农民对现有征地补偿的满意程度”中具体分析）。

为了更好地了解农民的心理，问卷还就他们愿意被征地与不愿意被征地的原因进行了调查。大部分愿意被征地的农民认为征地之后生活能有所改善（比例达到50.21%），一部分因为户口可以农转非，还有部分认为补偿还比较高；对于不愿意被征地的农民，大部分由于补偿太低、就业困难或者生活失去保障，还有一部分出于长期以来与土地相依为命的心理，不愿意离开土地。

4、农民对现有征地补偿的满意程度

调查涉及已征地农民174人，即将征地农民65人。在已征地农民中有超过65.51%的农民所得到的经济补偿低于3万，5万以上的比例只有17.82%。数据显示，大部分农民在失去赖以生存的生产资料后获得的直接经济补偿十分有限。

除了直接经济补偿这个指标，问卷还对失地农民获得的其他形式补偿的情况进行了调查。调查显示有47.70%的失地农民办理了保险，大部分农民获得了其他形式的补偿，但遗憾的是还是有近三分之一的失地农民除获得直接经济补偿外没有获得其他任何形式的补偿，他们不得不为维持生计而面对陌生的环境，这也势必会使他们在一定时期和一定程度上感到焦躁、不安。

对生活状况和满意程度的评价由低到高分为5个等级，分别以1-5编号。调查数据直观显示大部分农民认为生活没有改善，进一步分析显示生活状况平均水平为3.19，也印证了初步判断。虽然此项调查数据表明农民的生活水平没有明显变化，但补偿满意度调查显示农民平均满意程度只有1.82，处于低水平，大部分认为补偿太低，不够合理。

5、对调查结果的再思考

调查表明大部分农民对征地制度不了解，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们对征地的态度，而这样的现实又和他们受教育水平较低的现实密切相关。因此笔者认为应着力做好相关制度和法规的宣传工作，尤其是应采用农民能普遍接受的方式，让农民有渠道了解和自己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方针政策，提高公众的参与度；同时要及时了解农民的诉求和想法，做好反馈工作，行之有效地提供必要的帮助和服务。

调查还显示，尽管大部分农民在征地以后生活水平没有显著改变，但依然表示对“征用土地以不低于原生活标准作为安置补偿的适度原则”难以接受，希望能提高补偿标准，按市场价值进行补偿。笔者认为，一方面农民失去了自己依赖的土地，放弃了自己熟悉的生产方式，对未来生活的担忧促使他们希望以较高水平的补偿换得精神上的慰藉；另一方面，对土地增值的普遍预期和无法参与土地增值分配的现实，加剧了理想与现实的反差，也增加他们的不满情绪。

为此，笔者认为政府征用农民土地，应改变只按农业用途给予补偿的做法，尝试让开发商与农民直接接触、进行面对面的讨价还价。改变单纯的经济补偿模式，从多方面考虑予以补偿，如可以为失地农民提供就业指导，安排适应性就业岗位，完善基本医疗保障等保障制度；同时，政府应致力于促进补偿费的合理分配，乡镇政府违法参与分配行为应杜绝，村集体与失地农民分配比例混乱等应有效控制。此外还要加强对失地农民的文化知识和综合技能，帮助和引导失地农民尽快适应城市生活，实现从农民向市民的角色转变。

【参考文献】

[1]劳动部弄好民工和被征地农民保障综合调研组.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综合调研报告[M].北京：劳动保障和社会保障部农村社会保险司编印资料，2006.

[2]沈关宝等.解读“失业农民问题”——国内外失地农民问题研究综述[J].江西社会科学，2008.

[3]王道勇.增加失地农民财产性收入的策略分析[J].改革纵横,2008.

[4]周其仁.产权和制度变迁[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5]吴次芳，鲍海君.城市化进程中的征地安置途径探索[J].中国土地，2003.

原生家庭论文范文篇6

论文摘要：刘震云是80年代后期出现的“祈写实”小说的重要作家。他的小说侧重关注人与“环境”的关系，描写人在社会结构中的尴尬处境，为我们展现了权力对人的驱使和捉弄。他以冷峻的叙述风格揭示了权力对人性的扭曲和灵魂的残害，充满了对普通人的生存现实的关注。

涌起于21世纪80年代后期的“新写实”小说，是一个曾经引起文坛普遍关注的复杂的创作现象。在“新写实”的大旗下，曾经汇聚了池莉、方方、刘震云、刘恒、叶兆言等众多知名的青年作家。他的创作“仍以写实为主要特征，但特别注重现实生活原生形态的还原。”更加关注普通人的生存现实，表现出一种由“为人生”到“为生存”的价值取向的转化。

由于作家对生活的理解不同，表现生活的视角不同，以及表现方式等方面的差异，都会对作家的创作产生影响，形成不同的艺术风貌。因而“新写实小说作家，也都各自有着鲜明的创作个性。刘震云就是其中一位对生活有独特理解，有自己的风格特征的作家。

解读刘震云的小说，其作品中体现出来的强烈的权力意识和冷峻调侃的叙述风格往往是令人震撼的。作为“新写实”小说的实力派作家，刘震云对生活有着独特的理解。如果说池莉的小说善于在世俗的层面上表现人们生存的烦恼，刘震云则更侧重于从政治层面表现人们生存的烦恼，他往往选取“权力”这个特殊的切人点，权力的魔影在他的作品中无处不在。“无法把握的欲望，人性的弱点和严密的社会权力机制，在刘震云所创造的普通人生活世界中，构成难以挣脱的网”。

权力本来是一种政治上的强制力量，又是我们在社会生活中不可抗拒也无法抗拒的支配力量。权力渗透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人们的生存境况，不管你是否认同，·它的影响都是无处不在的，你每天都要和它打交道。英国著名哲学家伯特兰·罗素曾说:“人类最大的、最主要的欲望是权力欲和荣誉欲。”然而，权力欲和荣誉欲与金钱一样，也是一把“双刃剑”，它既能驱动人们不断进取，促进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也往往使人们陷人互相倾轧、互相争斗甚至互相残杀之中，历史早已证明了这一点。而权力对现实生活的渗透和影响，又使人们不得不受制于它，不得不面对强大的“环境”压力，陷人无法摆脱的生存困境。

刘震云是一位农民出身的作家。他对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普通人的生存状况有着特别的关注。他的作品中所表现的不是王室贵族对权力的争夺，也没有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而是表现在普通人的琐细的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的权力的魔影，描写权力对人们的诱惑，在它的驱使下，人们演出了一幕又一幕愚盆、荒唐的闹剧。权力又不断地捉弄人，使人性发生扭曲。

刘震云的成名作<塔铺》中的那些来自农家的高考补习生们，扛着铺盖卷，拎着“摸袋”来参加补习，从场院上抱回麦秸打地铺，在四处漏风的教室里点着蜡烛看书，顿顿窝头就菜汤……。这种甘愿吃苦受罪的精神还真有点悲壮的意味。但他们真正的动机并不是为了崇高的理想，而是因为他们将来一旦能够考中，便可能脱离农村，改变自己的人生境况，完全是一种权力欲的驱动。满操场拎着棍子追打老婆的王全就曾叹着气对自己的孩子说:“等爸爸考了，做了大官，也让你和妈妈享两天清福”，因为对于这些世代在土里刨食的农家子弟而言，只有考中，将来才有机会“放个州官县官啥的”。在这个乡镇中学的高考补习班上，笼罩着的无疑是权力的魔影，小说不回避现实人生的烦恼痛苦，深刻揭示了刚刚走过“”的那代人所面临的人生尴尬。

如果说在《塔铺》中，权力的诱惑毕竟最终转移成这些补习生们在恶劣的环境中刻苦学习的动力，具有积极的一面。那么，在小说《新兵连》中，由于权力欲和荣誉欲的驱动，上演的则是一幕幕沉痛的悲剧。

《新兵连》的背景是当年批林批孔运动，小说写的是一群刚刚离开土地，穿上军装来到军营的农村兵的故事。作品抛弃了过去那些歌颂军营生活的政治话语，以冷峻的笔调揭示了在“积极”、“上进”的背后所隐藏的权力欲及世人的荣欲观对人的捉弄。小说中绰号“老肥”的李胜儿，为了政治进步，接连出洋相。他抢扫把，帮别人挤牙膏，站岗，挖空心思表现自己，但还是被同村来的好朋友，人称“元首”的新兵告了密，因患羊羔风被遣送回家，最后因“丢面子”而投井自杀。

在那种人人要“上进”的政治氛围中，那些本乡本土、原本憨厚、质朴的农家子弟，一到了军营，就互相明争暗斗、打小报告、拍领导马屁、搞小阴谋，“三个月下来，一个个跟仇人似的”。而“元首”打“老肥”的小报告，只是因为想给军长开小车。“为了少个竞争对象”，那么可怜可悲。

李上进的悲剧，更令人深思。他是一个渴望上进的老兵，一心想入党。为了人党，他积极表现自己，烧锅炉、带新兵，吃苦耐劳，毫无怨言。他认为来当一回兵，如果入不了党就回去“那真是丢死人了”，简直像光身子一样无颜见父老乡亲。但是，他的人党动机并不端正。最后终于没能经受住组织的考验，在绝望中疑神疑鬼地向指导员打黑枪，由“上进”而成为阶下囚，这个悲剧是令人震惊的。

《新兵连》中的这群新兵，实际上还都是穿军装的农民有狭隘、自私、愚昧的一面，他们的悲剧，他们的种种“洋相”和小阴谋，小动作，有农民的传统文化心理的影响，暴露出人性的弱点。但他们又人人都是为了“进步”，无疑是受到了权力因素的拨弄和驱使。“原来活泼的生命，在政治功利面前，失落了人生本色，成为了畸形的政治化了的类型人”。

军营是政治色彩浓厚的特定环境，自然离不开权力的影响。而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仍然处处有权力的魔影。权力已经渗透进我们的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以世俗化的表现，影响着人们的生存境况，捉弄着每一个人。

小说《单位》体现了刘震云对普通人命运的关注。作品中的小林和他的老婆两个人都是大学毕业生，对生活有过美好的憧憬，刚到单位时，也很有个性，曾公开对劝他写人党申请书的人说“目前我对贵党还不感兴趣”。但三年以后，小林就“悔悟”了。因为“单位”是以权力为中心的，什么都是围着权力转。小林是一个普通科员，就只能住在合居房中，与别人共住一套房子，而要独立住一套房子，就必须当上主任科员才行。要提职加薪，就得人党，要人党，就得积极表现，于是小林开始上班积极打扫卫生，打开水，写人党申请书，一次又一次写思想汇报，主动找党员谈心，还学会了给领导送礼，甚至帮领导家刷厕所马桶。小林是“悔悟”了，变了，变得卑琐了。而这种变化的背后，就隐藏着强大的权力因素。因为小林不想自己像单位的老何那样，快到五十岁了，仍然是个科员。

家是避风的港湾，但在家庭的日常生活中同样摆脱不掉权力的阴影。小说《一地鸡毛》中，作家关注的目光由单位转人家庭生活，小林夫妻所遭遇的琐碎的、鸡毛蒜皮的烦恼更具生活的原生态。而这些日常生活的尴尬，又往往是权力捉弄的结果，显示了权力魔影的无处不在:妻子要调转工作，就要去求当权者，自然少不了拉关系，送人情，可两个人不谙世事，把事情办砸了;孩子入托，同样要去求人，而且更加艰难，小林连门口的修车的老大爷都求到了，也没有办通。在权力的强大支配力面前，人实在太渺小了。

而这些难题的解决，让人们又一次看到了权力的魔影，妻子的工作没调成，但单位在他家附近加了一辆通勤车，上下班的不便也就自然解决了。由于邻居主动给送来了一个人托指示，孩子入托的事也迎刃而解了。但这种解决带给他们的都是一种尴尬的处境，原来他们成了权力的沽光者，妻子是借了厂长小姨子的光，孩子人托也成了人家的“陪读”。令人哭笑不得。在这里，刘震云“把‘生活化’推向了极致，固其激发了读者的现实感，引起其共鸣”。人们从小林的身上看到了“环境”的强大和人的渺小，不得不重新审视我们早已过惯了的日常的平庸的生活。

没有权力的人处处受权力的捉弄，不得不像小林一样丢掉青春的锐气，变得卑琐。手中握有一定权力的“官人”们也无法逃脱权力的捉弄，因为权力是一张巨大的网，官上有官、权力的诱惑是难以抗拒的。

《官人》中的袁、张、王、李、赵、刘、丰、方八位正副局长，因新部长上任要“大换血”而面临升迁去留的命运选择，于是展开了一场勾心斗角，你争我夺的丑剧。局长老袁到部里活动，找部长谈话，探听虚实。实为常务副局长的老张，为探听消息也低三下四地陪部长的小秘书去钓鱼，又挑拔打字员诬告局长老袁，结果反被小姑娘奚落。其他几个局长也是各显神通，走上层路线，搞宗派联盟，放明枪暗箭……，出尽了丑态。

原生家庭论文范文篇7

(一)加强理论学习，提高教师理论水平。

我们认真组织课题组教师学习相关的教育科研理论知识和课程理论知识，做好教师业务学习的改革工作，

开辟“学习与研究”论坛，本学期，我校围绕新课程实施中的一些具体课题，如综合实践活动、新课程引起课堂教学策略的变化、学习方式的变化、教师角色的变化、课堂教学评价的变化等方面，请学校学科带头人，围绕主题，进行了专题讲座；同时教科室为各课题收集相关的理论资料，分发各课题组学习参考，提高课题研究的理论水平，促进课题研究健康有序发展。

（二）加强培养学校教科研骨干队伍，提高教师教科研能力。

首先我们努力提高课题组人员理论素养。我们组织课题组成员广阔阅读理论书籍，吸取营养，并及时将有关课题研究的资料分发给大家。在此基础上，形成学习制度，每个课题组有固定的理论学习时间（每两周一次），每位教师要写好学习理论、学习心理，定期交流检查。

其次增强课题研究人员的科研能力。积极组织校内课题研讨活动，指导教师精心选择适宜的科研方法，对课题组成员进行科研方法的培训，提高教师的教科研能力。

再次，增强教师的科研业务能力。本学期我们根据省电化教育馆、州教科所的安排，认真组织课题组人员到昆明参加课题开题培训班。外出参加听课学习活动，外出听课后，我们要求课题组教师认真写好一份听课心得，并在课题组范围内组织学习讨论。

二、加强学校教科研科学管理，促进教科研工作有序、高效开展。

（一）加强课题组自身建设

课题组建设包括组织建设、制度建设和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上要求新成立的课题组人员要精心物色，成员结构合理，以形成合力；制度建设上要求形成一套符合我校实际的制度，以使课题组开展活动有章可循，本学期我们进一步完善了“理论学习制度（定期交流、检查）”、“教学观摩制度”等、“课题研究考核制度”。

（二）加强课题研究过程管理

这也是教科研工作的重中之重。本学期每个课题组重点抓实验计划的制定（期初交教科室），抓具体研究汇报课，抓实验研讨活动，抓每个实验课题的进度及实验情况评估，抓实验资料整理和论文心得写作。期初教科室将每个课题组的进度开展情况列成表格、宏观控制，确保每个课题组按计划进行活动。每个课题组都要定期召开课题组学习会议，记录好每次会议、研究、活动情况，收集好各类资料，并定期交流，并由副校长室、教科室检查。

（三）全力提高课题组人员的理论素质

1、教科室设“图书室导读”将各类教育教学书刊编目分类发给课题组成员，把握教改动态，一有好的文章或材料立即复印分发给教师。

2、学校行政人员、年级组长、教科室人员和课题组组长带头做好学习笔记，并组织带头写好学习笔记。

3、坚持每两月一次的“课题研究日”（学术沙龙）;交流各自学习心得笔记和课题组开展情况（包括所遇困难），对某一研究个案深入探讨，或集体学习、观看影响资料，组织参观学习，用创新、形式各样的形式使理论、实践相结合。

三、重视新课题的开发，促进学校课题研究的系统化。

本学期，我校除了继续搞好已立项的各级课题研究外，我们又申报了《加强小学生语文知识的积累和运用的研究》、《提高小学班主任工作实效性的研究》、《培养边疆少数民族学生实验能力的研究》、《构建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三生教育”平台研究》、《让小学生在数学课里说起来的探讨》、《运用多媒体教学游戏软件提高课堂效率的研究》、《幼儿倾听能力培养研究》七个市级课题以及市科技局三项费课题《运用多媒体教学游戏软件构建新型课堂模式的研究》、《幼儿园民间艺术课程的开发研究》。

同时我们又被云南省“三生教育”办公室推荐为省级课题《运用现代教育技术，促进“三生教育”教学实践》的子课题研究单位。这样，我校的课题研究项目已经囊括了学校教育的各个方面，形成了由省级课题、市级课题、市科技局课题及校级课题层层发展的良好态势，促进了教师的发展。

为了使我校的课题研究井然有序、有重点、有层次地开展，我校教科室负责控制下的课题组与教导处组织下的教研组紧密结合，将教研组与课题组结合，通过具体研究，使课题研究真正将主攻方向放在深化课堂教学改革，提高课堂教学效益上，推动素质教育全面深入进行。

四、加强课题规范操作，提高课堂教学效率。

(一)认真组织课题研究，提高课题研究的水平。

本学期，我校加强了科研课题的研究工作，每个课题组，对照学期计划，都开展了丰富、有效的课题研究活动，每个课题组有一半老师上了课题研究课，课前课题组教师集体备课，课中课题组教师集体听课，课后上课教师先谈设计思想，然后课题组教师中肯的评议，肯定优点，更提出建议，通过这样的活动，促进了学校教科研水平的提高，同时也促进了学校全体实验教师的发展。本学期，袁静老师执教的《黄鹤楼送别》在武进区小学现代教育技术实验学校课题研究课评优活动获一等奖。

（二）规范课题管理，提高课题研究质量。

为了规范课题研究的操作，教科室认真地对学校每项课题进行学期评估，以促进每个课题健康有序地开展，使教科研真正落到实处。本学期，我校出台了课题组教师考核办法，采用积分制的形式，对教师的学期教科研情况进行考核。同时，本学期我校积极做好市级以上课题的中期评估工作，省级课题《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小学生非智力因素的研究》顺利地通过了西双版纳州教育科研研究所的鉴定验收。**市科技局课题《小学音乐教育与我州原生态民族歌舞的融合研究》，通过了市科技局的中期评估并获得了好评。

五、积极创建教师展示研究成果的舞台，推广研究成果。

本学期，教科室和各课题组长、教研组长等组织指导好广大教师特别是课题组老师、青年教师积极撰写教育教学研究论文、教学设计、教学案例等，并帮助修改整理，积极参加各级各类教育部门组织的评比，积极向各级教育刊物投稿。

六、有关活动的开展

（一）开学初组织参加“祖国在我心中”征文活动、并有14名选手分别获一、二、三等奖。

（二）组织参加了科技创新大赛，并有多位学生获奖，同时我校还被评为“优秀组织奖”

原生家庭论文范文篇8

论文摘要：“新写实”小说可以从“新写”和“新实”两方面进行理解和阐述。“新写实”小说仍然是一个现实主义小说流派，但又不完全是原来传统意义上的现实主义，它是在传统(经典)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思潮的对峙中，采取现实主义直面现实的精神和再现生活的方法，同时又接受了现代主义思潮的某些影响而形成的一个新的现实主义小说流派。

关于“新写实”小说，有人认为它是由传统现实主义注重对生活选择、主题提炼还原到对生活的纯客观的描写、主题意识的消解。实际上，作家的主观思想感情不可能完全与作品内容无缘。首先，作者在选取素材的时候就已掺人了自己的情感，如池莉的《太阳出世》就是源于她在当妇产科大夫时的感受；表面看，“新写实”小说描写的大多是吃喝拉撒睡等生活琐事，但作者实际上是通过这一角度，透视生活中平凡人物的生存观和生存状态、行为动机等。也有人认为“新写实”小说的最大特点应该是“主观真实的表达性”，但这也不尽然。“新写实”小说不同于传统现实主义之处在于它从作家主观真实到生活真实的过程中，不是一种表达，而是一种拒绝介入。这种“拒绝介入”是作家有意识的，而非传统现实主义小说中那种主观真实的隐含。关于“新写实”小说的特征界定，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钟山》所作的如下定义：“所谓‘新写实’小说，简单地说，就是不同于历史上已有的现实主义，也不同于现代主义‘先锋派’文学，而是近几年小说创作低谷中出现的一种新的文学倾向。这些新小说的创作方法仍然是以写实为主要特征，但特别注意观察生活原生形态的还原，真诚直面现实、直面人生。虽然从总体的文学精神来看，‘新写实’小说仍可划归为现实主义的大范畴，但无疑有了一种新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善于吸收、借鉴现代主义各流派在艺术上的长处。”

笔者认为，“新写实”小说可从“新写”和“新实”两方面对它进行理解。如果从“新写”的角度来看，有三个方面的“新”：

一是在表现手法上博采众长，从现实主义和现代派那里汲取营养，以平民化的视角介入创作，冲破了文学史上的种种既定“主义”和“原则”的束缚，成为一种真正属于中国现实，最能引起读者共鸣又富有现代色彩的小说形式。

二是在叙述视角上，“零度写作”至少是作家的一种追求，强调作家持局外人的冷眼旁观的态度，即不褒贬、不介入、不评判。正如范小青所说的“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对生活做出评价”。作家们是“以纯粹的客观对生活原始发生状态进行完满的还原”，“尽力保留生活的色蕴”l2]。也就是说，作家是以“零度的感情”来对待他们所描绘的生活和生活中的人物。不带任何主观好恶感情，不问生活以及人物行为的是非曲直，成为“新写实”小说重要的叙事特征。

三是它还一改传统现实主义作品那种居高临下透视生活的方式，吸取了在此之前的小说家们为追求“现代”而过于注重形式，忽视读者的欣赏习惯，以致于使小说失去读者的教训，尽可能贴近生活，即回到叙事亦即小说的本原。如果从写实的角度来看，它又具有“新实”的特点，主要有两个方面的“新”：

一是作家在处理日常生活经验的立场方面，与传统的写实小说有着明显的判别，即两者在处理小说世界与日常生活的经验世界的关系问题上有不同的把握方式，或者说，两者都试图真实地描写生活，摹写日常经验。但由于两者的“真实观”不同，因而也就既存在着摹写程度的不同，也存在着摹写的性质和方式的不同。前者关注并追求“本质的”真实，对生活经验的日常性面目未必给予充分的重视，而后者的“新”则恰恰在于对生活经验日常性的关注，对于未经严格的理性梳理的、松散的日常生活状态倾注更高的热情，力图还原“生活原生态”。

二是在表现内容上，“新写实”小说拒绝和放弃了传统现实主义文学对叱咤风云的英雄形象的塑造，在作品中频频出现的是处于生活底层的普普通通“小人物”形象。因此，他们关注的也仅仅是一些庸常的生活现象，且只把这一类生活现象视为生活的本原，视为当代中国人的一种“生存状态”，即所谓的“生存之实”。在创作中，他们也力求把“好酒般浓稠的汁液体”，也就是原始的“生存状态”呈现给读者，让读者自己去体会、品味。如方方就说：“我的小说主要反映了生存环境对人的命运的塑造。”_3诚如有的评论家所说的，“新写实”小说中的那些“庸碌凡人群像，他们几乎与我们没有多大差别，也忙于吃喝拉撒，也困于油盐酱醋，衣食住行有时会使他们感到沮丧灰心，而升迁提拔也时常燃起他们的私心与权欲”[4]。关注普通人的这种“生存状态”、“生存本相”，塑造普通“小人物”的凡人群象是“新写实”小说的又一重要特征。

综上所述，“新写实”小说以其特有的话语方式，对传统现实主义的补正，具体体现在艺术空间、小说人物、叙述态度、表达技巧等方面。以下分述之。

1．艺术空间：“新写实”小说开始有意识的关注市民形象和市民文化心态．关注普通大众庸常的世俗化生活，即从“精神幻想世界”到“世俗生存世界”新时期以来，作家的思想逐步解放，小说创作也逐步挣脱僵化观念的束缚，现实主义不断向“五四”新文化传统回归与深化，在此消彼长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等文学思潮中显示了巨大的生命力。但直到“新写实”小说创作思潮诞生以前，小说创作才开始有意识地关注市民形象和市民文化心态。这种关注体现在以刘心武为代表的“市井小说”与陆文夫的“小巷文学”以及王安忆、程乃姗等人的创作中。在这些作家的作品中，市民形象开始以主角的身份登场。如刘心武的《如意》、《立体交叉桥》、《钟鼓楼》，邓友梅的《寻访“画儿韩”》、《那五》、《烟壶》，陆文夫的《小贩世家》、《井》、《美食家》，王安忆的《流逝》，程乃姗的《女儿经》等。值得重视的是，作家在文化意识而不是纯粹的政治意识的支配下，更宽容、更驳杂地摄取市民的生活内容，文化意识的渗透使作家更深入、更公正地表现市民文化与市民心态的复杂性与独特性。

“新写实”小说产生后，由于中国社会的转型，“市民”概念的内涵与外延随之发生了重大转变，同时转变的还有作家的主体性立场以及文化价值观念，而且突出地表现为市民与“市民化”的工人、干部、知识分子形象占据了文本的主导地位，知识分子成为受教育、被嘲弄的对象；对精神主体的放逐，对自我的放逐，使作家从精英意识立场退却，而同一种趋于凡俗化的市民意识达成共识，并成为这一意识的代表者，作家传统的批判立场和社会责任感悄然隐退。

因此，传统小说文本中被大多数作家认定为“小市民”的市民形象开始堂而皇之地占据了文本的中心，油然而生的主人翁感使他们敢于暴露自己的处世哲学、人生态度，并同知识分子的生存观、价值观分庭抗礼。池莉的《不谈爱情》中以庄建非为一方，以吉玲为另一方在家庭关系中的对抗是意味深长的。以清高自许的庄教授夫妇不得不放下架子，亲自到小市民亲家的门上去拜访、去道歉。用吉玲母亲的话来说，“自古抬头嫁姑娘，低头接媳妇”，但在花楼街吉家这一“抬头”一“低头”演绎的已不仅是一个家庭故事，而是一场社会正剧。它标志着市民力量作为主角开始登场，表明小市民在生活中开始同知识分子争抢支配权，在价值观上试图向知识分子的优越感挑战，结束总被别人命名的历史。

2_，J、说人物：“新写实”小说着重塑造普通人物形象。即由“英雄”的放逐到对平民的关注

根据恩格斯关于“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原理，以塑造新的英雄形象为中心，是相当时期内我国现实主义小说创作大体一致的人物塑造的准则。虽然20世纪五、六十年代邵荃麟提到过写“中间人物”的问题，但很快遭到批判而销声匿迹。英雄形象成为一个时期小说创作的主流追求。这样也就难免出现对人物的拔高甚至任意捏造的现象，而导致“三突出”畸型人物的成灾。“新写实”小说作家基于自己对现实生活的切身感受和观察，同时也基于有意识地对此前小说人物观念的有意回避，而率先以群落意识放逐了英雄形象和所谓的“新人”形象，代之以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小人物”。…新写实’小说中的人常常是真正的普通人。生活平平淡淡，没有大波大折、大喜大悲。性格也善恶难分，既非大奸大恶之徒，也非大忠大孝之辈。说不上好，也谈不上坏，就和生活在我们周围的人一样普普通通。”如《烦恼人生》中的印家厚、《风景》中的七哥、《一地鸡毛》中的小林、《单位》中的公务员、《狗日的粮食》中的农民等等，都是一些普普通通的人物形象。

值得注意和思索的是，从总体上说，“新写实”小说兴起之初，几乎没有塑造出代表新兴市民阶层的政治、经济、文化利益和价值观，具有开拓进取、精明、务实品格的中产阶级形象，相反却成就了一批反传统、反体制、反文化与道德规范的流氓无产者和司汤达笔下的于连式的人物形象，比如人所共知并广遭诟病的王朔笔下的“痞子”形象群体。在人物性格上，它虽不像传统现实主义的那样精雕细刻，而是着重凸现人在某种环境的生存态度、生存策略(或称之为“活法”)。《风景》中的七哥是一种“活法”：在那个恶劣、卑琐的最底层的环境下长大的他，采取的是一种以恶抗恶的手段以达到其生存目的；《单位》中的小林又是一种“活法”：在来自各方面压力的夹迫下，采取随波逐流的态度来争得自己生存的位置；《烦恼人生》中的印家厚则又是另一种“活法”：在各种人生烦恼面前学会t7理自慰以求得精神的安宁。从艺术表现来看，这些作品凸现的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个性形态，而是某种生存形态。不过，这也正好构成了如前所述在社会转型时期由于物质资源和精神资源两方面都存在着积累不足的情况下，所暴露出的社会问题的最形象化的表征。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人们观念的逐步更新，这些问题肯定会逐渐减少。

3．叙述态度：“新写实”小说坚持让作者退出。努力使小说返回它的故事形态。即由“劝诫者”到价值判断的“缺席”由于强调和推崇文学的教育功能，传统的现实主义小说家往往具有强烈的“教化者”、“劝诫者”的角色意识，极力强调其在小说中对人物和故事的价值判断。即使在新时期，这种价值判断也很容易被读者意识和感悟到。“新写实”小说作家则对此表现出不以为然的态度。他们坚持让作者退出，努力使小说返回它的故事形态，以“生活流”的状态凸现故事的自在、自发性质。在叙述视角上，表现为知识分子的缺席与被审。

在故事人物悲剧命运与小说叙述语言冷峻的强烈反差中，刘恒是最具代表性的“新写实”作家。如他的《伏羲伏羲》以极其平静的笔调讲述了一对乡间男女在传统伦理禁锢下为追求而终致惨败的撼人心魄的故事。从杨天青把与自己年龄相差无几的婶婶菊豆迎娶到叔叔家起，他就对菊豆倍受折磨的处境产生了“惺惺惜惺惺”式的同情。当这种同情不断积聚终至膨胀到挣破“人伦”的羁绊时，天青与菊豆的悲剧命运也就发生了。整个故事的叙述，从菊豆受虐、天青窥视，到男女主人公媾合、儿子出生成人，直到菊豆与天青的尴尬挣扎，最后天青自溺身亡，都是在一种纯客观的冷漠的笔调中娓娓道来。作者的价值判断完全隐去，他所作的只是关于性的故事的陈述。再如方方在《风景》、《落日》中对亲情人性厮咬的描写，对现实人性的丑陋、自私、狠毒、低俗的描写都采取了一种冷眼旁观的态度，“只有真实描写，不作任何臧否评判。只显露‘真’，不再标举‘善’’’。『6池莉的《烦恼人生》从文本结构来说，也没有价值观上的评判。小说在写到印家厚收到同学江南的来信后，尽管现实与理想有短暂的交锋，在他几乎麻木的心灵上引起一波动荡，但他也只是把这种动荡隐忍在心灵中，消解于Ii,灵中。小说写到：“少年的梦总是具有浓厚的理想色彩，一进入成年便无形中被瓦解了”，他认同了自己粗粗糙糙、泼泼辣辣的老婆，“尽管做丈夫的不无遗憾，可那又怎样呢”?他只能安慰自己所经历的一切烦恼就是一个梦。这里，作者其实放弃了自己作为知识分子叙述人自我张扬和价值评判的权力，自觉认同了人物的价值观。

4．艺术技巧：“新写实”小说流派融合了某些现代主义的艺术技艺技巧。即由“守旧”到“多元杂揉”在20世纪80年代末众多的文学现象中，“新写实”小说是比较特殊的一个。因为它是在整个文学思潮呈现出日新月异的迭变景象的总体背景下相对“守旧”的一个，不论翻“新”到何种程度，“写实”则似乎是与这一时期文学总的方向与趋势格格不入的。然而不管怎么说，新写实小说与旧式的现实主义小说，特别是“十七文学”和“文学”中的“现实主义”(亦即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却无论如何也不能绑到一块，根本原因在哪里?这无疑要归结到写作观念的巨大变化，即传统现实主义写作的认识论基础是唯物主义或狭义化和庸俗化了的唯物主义与阶级论观念，它是为主流文化甚至是主流政治而写作的。而“新写实”的认识论基础则更靠近“现象学”和存在主义哲学观念，它是为最基本的生存单位——个人而写作的；在前者那里，作者所信奉的是具有普遍意义、“本质”概括力量的“典型”形象，而在后者这里，作者所看重的则是具体的人的心灵与活动。没有先于存在的本质，没有大于现象的规律。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写实”思潮同传统的现实主义有着极大的区别。不过，应该指出的是，如前所述，新时期涌人中国的西方哲学思潮，如存在主义等虽在某些方面影响了“新写实”作家的创作意向，但“新写实”小说家们并没有全部认同这些思潮。因为他们所面对的现实尽管存在着许许多多的不合理现象，但毕竟和萨特所面对的现实有所不同，所以他们即使写到境遇的难以忍受，却不是体现为一种对抗，而是体现为一种充分的理解——对沉重的历史和现实的承受和理解。

原生家庭论文范文篇9

青藏高原生态文化为其构建生态文明打开了一扇窗口青藏高原是现代科学意义上生命的禁区，高寒、干旱、缺氧等气候特征使高原生态环境更加脆弱、敏感，自然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和修复能力较差，尚未发育成熟的生态链极易受到人类的干扰，在遭到人为破坏后，又极易产生崩溃性失衡，造成生态环境的迅速恶化。与别的地区不同的是，青藏高原的生态状况一开始就对人们的生态理念和实践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赵朴初先生为《青藏高原环境与发展》这个研究课题欣然题写“立身青藏高原，立志环境保护；江河源源流长，功在千秋万古”的题词。费孝通先生曾两次写信鼓励和赞扬道：“雪山草原湿地，哺育江河之母，保护雪域生态，惠及中华后代。”青藏高原的生态价值和意义，事实上已经远远超越了其本身的范围，直接关系到中国、东南亚乃至全世界人民的生态利益。人类与环境相互作用所引起的全球环境问题正成为人类生存和社会经济发展所面临的最严重的挑战。生态原本脆弱，但为什么这块年轻的高原在历经千万年后还能与藏民族基本和谐相处？我认为，这与藏民族立足这一自然生态，培育、发展山水文化、生态文化有着直接的关系。人类生活在世界上，将面临着两个不能回避的基本问题：一个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另一个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何妥善处理好这两种关系，需要综合运用行政、法律等规范性手段。但从近现代的实践经验来看，仅仅运用这些手段是远远不够的，除了这些手段之外，还要提倡伦理道德、消除仇视、培养善念，从精神层面予以关注和引导也是十分必要和有益的。藏族善待自然，将雪域每一处山山水水都赋予了生命的含义，这一人性化的定义将雪域生态保护与人和人造的神联系起来并定格化；藏族生态观念中关于崇敬自然、敬重生命的价值观，以及与自然相适应、相和谐的活动和节制简朴的生活方式为青藏高原生态文明建设打开了一扇窗户。这些都对我们保护和建设人类这片最后的净土有一定的启发意义。青藏高原生态安全维护是长周期、大尺度的系统工程，其生态文明建设必须立足于当地自然、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实际，从保护整个国家生态安全、国土安全、各民族和谐发展的高度，认真思考和审视人口、资源、环境问题，珍惜和参考长期积累下来、不可替代的历史经验和实践。

十八大以后，生态文明和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一体纳入建设“五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生态文明的纳入使青藏高原的发展方向更加明确。生态文明源于对我们人类发展的反思，也是倒逼我们对发展理念的提升。人类发展史就是一部文明进步史，也是一部人与自然的关系史。就青藏高原这一特殊的区域而言，构建生态文明，我认为保护高于开发，保护是基础，保护是关键。青藏高原的生态地位决定了必须从构建生态文明战略高地、确保国家长治久安、可持续发展的高度来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历史上，一些古代文明因生态良好而兴盛，也有一些文明因生态恶化而衰败。在此举一则当生的实例：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玛多县是黄河源头第一县，30年前，这里山清水秀、湖泊成群、湿地连片。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这个以草原畜牧业为基础的纯牧业县赖于黄河母亲的施泽，玛多牧民的人均收入达到500多元,人均占有牧畜达到100多只。“突破百万牲畜”的口号喊得震天响，从1980年—1982年连续3年蝉联全国人均年收人排名第一。而20年后的今天,当冰川一点点萎缩、湖泊干涸、水位明显下降，当草场退化成沙漠、退化成黑土滩的时候，玛多人又首当其冲地品尝了生态恶化的苦果，玛多已经沦为部级贫困县,国家以大量的投入进行生态移民———贫瘠的草原再也无力养育千百年来生活在这里的牧民们。这个地方走了一条典型的“先开发，后治理”的弯路。这种发展模式虽带来了一时的经济增长和繁荣，但从根本或长远意义上审视是得不偿失、不可取的。它不仅破坏了我们的生存家园，而且这种“发展”的后果常常需数倍于其产出的投入才能治理，更何况青藏高原的生态环境一旦被破坏，基本是不可逆转的。近些年来，青藏高原的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也付出了一定的资源环境的代价。20世纪下半叶后，国际社会开始思考“增长的极限”“只有一个地球”等问题，提出了循环经济、绿色发展、生态文明等理念。联合国先后召开了4次环境与发展大会，达成了促进可持续发展、应对气候变化等共识，并逐步转化为各国的行动。国家成立了青藏高原研究会来进一步关注生态保护建设问题，各级部门也采取了一系列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有效措施，青藏高原生态问题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重视。但我们应清醒地看到，从整体上而言，由于青藏高原特殊的生态地位，目前所采取的治理保护举措还需要进一步加强。青藏高原自然生态极其脆弱、环境容量极其有限、文化生态趋向多元，这已经成为科学发展必须跨越的障碍。我们从事这一研究，正是要为破解这一难题做些努力和准备。

藏族传统文化对青藏高原的生态解读

青藏高原是藏族心里的一方高洁神圣之地。当地人民用拟人的方式赋予这里的山山水水以部落、家族、爱情的神话故事，并进行祭祀和崇拜。藏族把青藏高原的高山称为神山，湖泊称为圣湖，地下称为龙神领域，蓝天由天神主宰。藏族自豪地称自己为“雪域民族”，又称“卡瓦坚”。当然，他们也承认这块地方环境恶劣，当地人把这块高地的地形看成一个仰卧的女魔，又以佛教的理念在这个魔女的要害部位上建立寺院，压邪扶正。

（一）青藏高原的史前文化

青藏高原也是人类文明的诞生地之一。考古发现的属于旧石器时代的遗址有定日的苏热，申扎的多格列、珠洛勒、各听，日土的扎布、那曲、申扎、双湖、班成、日喀则、聂拉木、昌都卡若。其中，考古发现青海等地的卡若遗址是与诞生于内地的黄河文明、长江文明、珠江文明等并行存在和发展的，约距今4000-5000年，就连生命禁区阿里高原也孕育过象雄文化、①古格王朝。②卡若遗址的发现说明，高原古人已放弃洞穴，建房定居，生产活动已由游猎扩展到农耕、饲养，广泛地使用了火，并有粗糙的纺织和缝制工艺，能制造陶器和各种粗糙装饰物。藏族是青藏高原的古老民族，自称“博”，并因地区的不同有不同的称谓。西藏中西部地区称为卫藏地区；西藏东部、青海南部、四川西部、云南北部统称为康巴地区；西藏北部以及四川西北部、甘肃南部、青海大部分藏区统称为安多地区。而居住于上述三大地区的藏族人分别被称为卫藏人、康巴人和安多人。中国有句俗话“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这个“高”不是指高山的“高”，而是指精神的“高”、幸福的“高”、质量的“高”，但青藏高原“高处不胜寒”，用现代科学的观点来看，青藏高原确实属于不宜人口居住的地方。但是藏族人并没有抛弃它，也没有往“高”处走，而是死守在这块寒冷缺氧的冰雪世界里。为了保护这一块净土，他们在高寒地区不动土、不盖房、不定居、去游牧；不砍树、不开矿、不乱狩猎；祭山祭湖祭江河，繁衍生息了千百年，用自己虔诚的信仰艰难地保护了青藏高原脆弱的生态环境。①

（二）藏族传统文化对山水的神话描述

藏族因青藏高原地理环境的特殊②和自己所处的环境，所以把自己和山水联系得更为紧密，并以拟人的方法给山水以生命和灵魂，把它们界分为部落、家族、家庭，封它们为神山圣湖，并给它们编制了很多有血有肉、丰富生动的传说故事。这是世界上任何国家和民族都没有的独特现象。人类文化发展史表明，特定的地理环境与人类的生活密不可分。藏族以佛教的思想理念把自然界总称为“情器世界”：一切生命万物为“有情”，都具有生命意义，一律平等，没有本质区别。他们主张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尊重生命、共生共存、和谐相处，又认为生命的形式没有高低之分，而且生命不死，可以轮换，如你行善积德生命可以升华，若作恶多端破坏生灵，生命必然降低，讲因果报应。所以，他们和山水相依相偎，和谐相处，融为一体。这种思想理念慢慢融入到他们的血脉里，渗透到心灵深处，逐渐形成了这个民族的生态观、价值观和生命观，这些随之又贯穿在他们的生产生活中，体现在他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中。对于藏族传统文化中生态理念的研究，前人和学界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在青藏高原传统文化和生态观念的研究方面，青海民族大学的何峰校长，以及大连民族学院的南文渊教授对其进行了长期的研究，研究成果已列入《青藏高原的环境与发展》这个课题中。王奎正［1］、陈亚艳［2］、勃•吉尔格勒［3］、降边加措［4］、鄂义太［5］等学者对其也开展了一些整理和研究工作。这些研究从青藏高原的生态环境概况、藏族传统文化中的自然崇拜等方面，系统介绍分析了青藏高原的生态理念，从生态人类学的角度发掘藏族的生态智慧与技能，使之能为全人类所共享，能在生态安全维护中发挥积极的作用。藏族对宇宙的理解和称呼很多，总的称宇宙为“诺吉久居丹”，佛书将它译作“情趣世界”。“诺”为容器之意，凡具有盛物功能的器具，无论大小均可以用它来表示。“居”含有精华之物、养分、依附者等义，在此指宇宙间的万物或生活在世界上的所有生物。藏族对宇宙的形成也有很多种说法，在格萨尔史诗中有一首流传较为广泛的古歌《斯巴形成歌》，③它集中反映了藏族对宇宙起源的认识。藏族对宇宙的描述：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参照系，它就是须弥山。须弥山还有七山、八山，还有内海、外海。须弥山四面海中有四大洲：南方海有南瞻部洲，东方海有东胜身洲，西方海有西牛货洲，北方海有北俱卢洲。关于宇宙的广大，另有一种说法：四大洲、须弥山以及天界等，为四洲世界；一千个四洲世界被称为小千世界；一千个小千世界组成中千世界；一千个中千世界组成大千世界。十亿个大千世界组成“热间居”世界。十亿个“热间居”世界组成“热间嘉措”或“哇尔梅居”世界。如此十亿个世界组成一个根基和中心为莲花所饰的世界。宇宙无限广大，这便是藏族接受佛教后，形成的对宇宙的一些认识和理解。

（三）藏族对山水的自然崇拜

藏族先民与世界其他原始民族一样，均对大地、山川、日月、风雨都存在敬畏和崇敬的现象。他们认为这些自然对象都有灵性，因此成为崇拜的对象，这也是原始人类所共有的特性。比如，非洲人视乞力马扎罗山为他们的圣山，每年都要在山脚下举行传统的祭祀活动，拜山神，求平安；希腊人认为奥林匹亚山是诸神居住的神山，所以为了祈求幸福他们每年都要在这里祭祀山神；日本人认为富士山是他们的精神支柱和民族象征，并以富士山的名字命名的东西无数；内地人尊崇五岳，视黄河、长江为母亲河，自称华夏儿女。中央政府对泰山的崇拜从尧舜开始延续到现在。据记载，历史上有七十二位帝王和君主祭拜过泰山。“煨桑”是藏族祭奠山神的仪式之一。在2012年考察泰山时，发现在泰山的祭祀中有一种叫“柴望封神”的仪式，它与藏族的“煨桑”仪式完全相似。《泰山大全》中说：“天神在上，非燔柴不足于达之。”所谓柴，或曰燔、燎，通俗地讲就是燃柴放火于岳坛。放火燎祭于天，火与烟相伴而生，青烟直上云霄，在高山顶上放火，天神更易于接到信息。千百年来乃至当今，祭神都需点燃蜡烛，可以讲这是远古柴祭的遗俗。

苯教、藏传佛教对青藏高原山水的生态解读

费尔巴哈曾说过：“自然是宗教最初的、原始的对象，这一点是一切宗教、一切民族的历史充分证明了的。”恩格斯指出：“一个部落或民族生活于其中的特定的自然条件和自然物，都被搬进它的宗教里。”

（一）苯教对青藏高原山水的解读

藏族以苯教的理念，把大小山脉命名为神、赞、土地神、地方神等，在山上垒拉泽，拉经幡；佛教传入青藏高原后，藏族将佛教融入自己的理念，把很多苯教的神山圣湖又更名换姓为佛教的护法神。这样，就在一座山上同时会出现三种文化。比如，卡瓦格博它的总称为念赞卡瓦格博，是苯教的称呼，其中有民间的母亲山、儿子山、将军山，同时还有佛教的十六罗汉、五佛。①又如，阿尼玛卿神山既是主管安多地区的神山，又是证得十地菩萨②的佛教山，对它可以煨桑祭祀，也可以磕头朝拜，它便是西藏三大寺之一的哲蚌寺的护法神。因此可以说，在藏区三种文化都存在，各有各的用处，这就是佛教藏族化的典型。

（二）藏传佛教对青藏高原山水的解读

藏传佛教秉承大乘佛教的思想精神，既有与环境保护有关的伦理观念，又有道德实践。但一直以来，我们缺乏对这方面的总结和相应的梳理，也未能彰显其曾经发挥的有益的功效。藏传佛教不杀生伦理的传播与实践，对高原野生动物所起的保护作用和对高原环境的维护作用的确是不可估量的。过去许多藏族地区是禁猎的，尤其是圣山圣湖和佛教寺院所在的地区。大部分藏族牧区有不吃鱼的习俗，除了原有的本土宗教的原因外，也缘于佛教大师的劝化，以及许多湖泊被奉为圣湖的缘故。佛教反对杀生，是基于佛教慈悲的伦理观念，这一观念在保护人类的生存环境方面有着重要的价值。在当今时代，进一步了解佛教不杀生思想的深刻内涵，对整个世界是很有益的。

原生家庭论文范文篇10

关键词：花呗；非理性消费；大学生

一、引言

近年来，一些新型的消费信用贷款产品(如蚂蚁花呗、京东白条等)层出不穷，这些金融产品打着安全、便利的标签，被大学生广泛接纳并使用。但大学生作为基本无收入来源开支主要靠生活费的特殊群体，同时在消费主义思潮的冲击下，许多学生选择超前消费来获得即时满足的情况下，他们能否理性看待与使用，以及这种消费观念对学生的消费行为是否有影响的问题都有待研究。

二、调查与分析

(一)研究对象。本研究选取长江大学大一到大四的本科生为调查对象。线上线下同时发放问卷，剔除无效问卷，共收回问卷108份，其中，女生67人，男生41人。(二)研究工具。本研究采用自编问卷进行调查，问卷内容包括花呗使用情况、个人对花呗的使用态度等问题。(三)结果与分析1.长江大学(荆州校区)学生花呗了解及使用比例分析花呗作为信贷产品中的领军者，受到了广大消费者的喜爱，青年群体成为花呗的主力军。本次调查发现，使用群体占比82.41％，完全不了解群体仅2.78％，表明花呗在大学生群体中有很高的接受度。2.长江大学(荆州校区)学生生活费和花呗额度情况分析(见图1)以该样本大学生群体为例，67.59％大学生的生活费在1000元-1500元区间，生活费高于1500元的学生约为20％。而在花呗额度上，额度高于1500元的学生高达71.84％。由此可见花呗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消费，使得不少的大学生使用花呗进行超前消费。3.长江大学(荆州校区)学生支出排序情况分析(见图2)以该样本大学生群体为例，在开通花呗的群体中，日常生活支出的综合排序占了第一位。在使用频率上，在经常使用的花呗的大学生中，日常支出占比也首居第一位。4.长江大学(荆州校区)大学生花呗使用原因分析(见图3)以该样本大学生群体为例，在“为什么使用花呗”题中，多数人在使用花呗时都较理智，依赖性不高。而因为生活费不够支出和提高生活质量使用花呗的大学生，推测其面临的是一个长期矛盾的状态，因此这部分人对花呗依赖性也较高。5.长江大学(荆州校区)大学生偿还花呗情况分析由于花呗的还款形式多样，主要从是否逾期和分期两方面了解花呗偿还情况。调查发现有60％的人表示有想过甚至实际降低额度或关闭花呗的行为，有约40％的人表示因为偿还花呗而曾经有过(37.25％)或者经常(5.88％)降低生活水平。这表明花呗对于大学生的学习生活带来了一定影响。针对遇到超额消费和超额还款这两种情况，大学生的应对方式又有所不同。在第一种情况时，近一半的人(49.09%)选择寻求父母支持，反映了大学生经济基础薄弱、依赖性高的现实。而第二种情况下，寻求父母的支持的人下降到三成(32.73%)，说明大学生更倾向独自承担超额消费带来的结果。

三、存在的问题

(一)偿还花呗的能力不足，不利于大学生学习生活。数据显示，月均消费1000元以下的消费人群，在使用花呗后消费力提升了50%。而部分大学生在过多的使用后，还款的方式主要为：分期还款、寻求父母、寻求朋友、兼职还款或者奖助学金还款。而导致的结果往往是压缩生活费、增加家庭支出负担、压缩学习及课余时间、产生较大的心理压力等。长此以往，不仅会形成非理性消费的恶习，还会长期存在潜在焦虑，影响大学生的学习生活。(二)消费结构比例失衡，非理性消费凸显。有研究表明，部分学生由于交友、聚餐、休闲娱乐以及恋爱或者网络购物狂欢节等原因频繁地使用花呗，但仍存在超出支付能力的情况。类似于此的非理性消费在花呗消费中尤为明显。尽管花呗消费排行和生活费支出排行一样，但是占比上却出现了失调。(三)花呗消费行为扩张了攀比享乐型的非理性消费心理。有研究表明，对于炫耀型的消费心理的心理动因，可分为文化动因面子得失、心理动因追求独特、社会动因身份认同。而花呗可能正是刺激了这些心理需求。此外非理性消费行为中存在有这样的心理机制，当消费者将冲动购买的原因归结到外部因素，比如当同伴进行冲动购买，消费者会将这种冲动意向解释为自己被群体接纳，这样的归因能够带来积极的情绪体验，增加感知社会支持，并减少内疚的消极体验产生。这也对非理性消费提供了内在解释。

四、建议与对策

花呗这一类信贷产品的应用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但是一类好的产品被不恰当使用时，我们就需要对不合理的信念加以引导和干预。(一)学校加强培养学生合理消费观以及理财的教育普及开设消费、理财相关选修课程，设置具体的实践环节，引导其进行科学理性的消费行为；通过公共媒介宣传消费理财相关的知识，强化大学生的理财教育；开展更有意义的校园活动，使其在自我价值的定位上有更多选择。(二)家庭发挥积极的原生力量。教育引导孩子根据家庭情况计划支出，对生活开支做好规划；加强与子女的沟通，了解子女的需求，关注子女心理变化并及时引导。(三)个人树立科学的价值观。增强远离奢侈消费的意识，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和价值观；提高自我控制能力、增强风险意识，避免情绪化购物，保持冷静；根据实际需求和经济能力，充分了解还款能力和履约能力后理性使用信贷产品，合理规划生活支出。

参考文献：

[1]孙圆.网络消费境遇下大学生消费观教育探析[J].教育现代化杂志,2017(44):130-131.

[2]李茁宁.“花呗”使用情况调研报告[D].辽宁大学硕士论文,2017(4).

[3]贾松松,程学文.当代大学生非理性消费心理的研究浅析[J].环渤海经济瞭望,2018(7):1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