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哲学论文范文10篇

投资哲学论文范文篇1

经济危机中的投资哲学

一

中国人把知识当智慧，其实，知识是思维方法导致的结果，并非是智慧。人类真正的智慧是思维方法。也有人把思想当智慧，其实这种看法也不对，因为，思想也只是价值观念的集成，而发现价值观念的，还是思维方法。

二

中国的“易经”是一种思维方法，而且是一种高智慧的思维方法。我称这种思维方法叫“多元并列发散式系统闭环思维法”，而且是正反两个方向可以同步进行的思维方法。

三

阻碍人类进步的有两大因素，一是自私，二是智慧的盲区。所谓智慧的盲区，是指那些人类思维抵达不到的地方。自私是蒙住人类智慧的眼睛的一叶。开发发智慧就是开发思维能力。由此可知，人类智慧的盲区小一点，人类的智慧也就扩展一点。而缩小智慧的盲区的唯一途径，就是思维的扩展。

四

意识形态是什么？很多人做出了很多不着边际的解释。我个人认为，所谓意识形态就是一系列相互关联、相互支持的价值标准体系。不同的价值标准，是为不同的政治集团服务的，或基于一国之利益，或基于一个政治集团之利益。如果一个国家被另一个国家的价值判断标准所取代，这个国家就会为另一个国家的国家利益所努力。因此，一个国家保卫自己的价值判断标准，和保卫国土一样重要，因为，价值判断体系的丢失，就意味着国土上的一切主权的丢失。

五

一个国家什么都可以挑战，唯独不允许挑战的是主体价值标准。因为，如果一个国家的主体价值标准一旦被解构，就意味着这个国家失去了价值目标整合能力和社会的价值秩序的失序。所以，主体价值标准是任何国家都必须强制性执行的标准。但是，这个主体价值标准，首先是这个国家民众认同并支持的，其强制性才具有国家意志的意义。

六

我在一些文章中一再说，投资是一种命运战略的哲学，当然，这是在资本主义制度机制下的投资。而在社会主义制度机制下，投资则是一种动态均衡、动态制衡的机制哲学。命运战略的哲学使少数人富有，动态均衡、动态制衡的机制哲学使大众受惠。

七

中国主流精英反对经济学中的动态均衡、动态制衡的机制哲学，崇尚自由经济学说，有人说这是不同经济学思想的斗争。但是，思想的斗争往往基于利益的争夺。也就是说，自由经济学捍卫者，是为了捍卫精英、官僚、资本阶层永远占居利益的高端，保持社会财富更多的占有率，而反对者，往往是从捍卫民众利益出发，志在保持社会的动态和谐，良性发展。

八

动态均衡、动态制衡的机制哲学，是科学哲学，也就是说，通过量化动态均衡标准，形成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动力机制。但是，命运战略哲学唯一目标为是更多的占有，而占有，只会导致占有率膨胀式涌堵，造成重大的社会灾难和经济灾难。

九

经济发展是个有限逐年递增，循环往复系统闭环的积累过程，也就是说，有一定的模式性，没有模式就没有循环往复了。也就是说，资本主义有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模式，社会主义有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模式，其共同点就是都在循环往复的闭环系统中逐年递增，其不同点是，前者在逐年递增的过程中，少数人占有率在逐年比重增加的同时，多数人的分享率却逐年递减。后者则相反，保持相动态对均衡是其经济发展的路径，造福于大多数人是其目的。

十

中国的投资者可以挣政策的钱，因为，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一共有两条主线，一条是社会主义的，另一条是自由经济的。在这两条主线中，赚取命运战略哲学的钱，但懂得的人不多，赚取政策的钱懂得的人就海了去了。但赚取政策的钱，有合法与不合法之分，合法的利润空间虽然很大，比方说出租车公司收取份子钱，但比之不合法的利润空间总是小了很多。利润空间越大，越能逗起人的冒险精神。

十

金融创新的本质，就是在总量不多的前提下，想着法子从别人的占有率中获取占有权，并从中悄悄的占取别人的占有率。因此，这是一套获取占有权而后再获取占有率的创新游戏。中国金融界知道占有的不少，但知道金融创新的本质就是获取占有权的不多，所以，中国总是用占有权换取占有率，结果是奉送给人家的占有权越多，自己的占有率就越少。

十一

风水是物质场的动态制衡。但人类的意识也是物质场。如果一个投资者光知道自然界的物质场，不知道人类最大的物质场就是暗流涌动的人类意识，那种借助风水打拼事业的想法，无疑是过于天真的愚蠢选择。

十二

一个投资者能获取别人获取不到的财富，不是真本事，获取了别人获取不到的财富，并且守住了，这才是一个投资者最大的本事。故而，投资谓之创业，守业谓之风险管理。

十三

对于一个真正的投资者来说，危机是最大的机遇，因为，这是占有欲望，也就是投资者的陷阱纷纷撤离的时候，也是劣质产品被扫荡一空，剩下优质资产，而优质资产也无力自救的时候。也就是说，一本万利的投资时代，就是由危机制造出来的。

十四

对程序的规范，就是流程化管理。但流程化管理的灵魂，是化规范为员工的自觉。所以，规矩为行，自觉为行，是流程化管理的最高境界。

十五

风险是可知的，如果不可知，就失去了管理风险的一切办法。正因为风险是可知的，管理未来对人类来说也就拥有了可能。但是，管理未来的关键，永远是管理今天的机制。

十六

读不懂中医，最好别投资，学不会（玄空）风水，最好别玩管理，因为，风险在于一动一静之间，虚实更替之中，一隐一显，变化不穷，枢机在于守衡，动变始于加减，故而，凶中有无限风光，吉里有不尽风险。奇门临事，甲干隐遁于六仪，三奇流转于九宫，故而权变在于制衡，枢机常隐于无形。

十七

过去有人称，不懂经济，所以把中国搞糟了、搞乱了，搞得崩溃了，借此证明少数人占有大多数财富的发展模式正确。现在有人说张宏良不懂经济，借此证明张宏良理论的错误，但问题是，一个无法否定的事实是，张宏良留美就学十余年，学习、研究的经济，现在在中央民族大学教授的也是经济学。

十八

认真想想，经济其实是一种思想，也就是说，思想在先，模式居后，因为，有什么样的思想，就有什么样的经济模式。有人批评我左，任什么都与思想挂钩，但是事实上，西方有了亚当。斯密斯的经济学思想，才有了资本主义模式，马克思经济学思想出，也才有了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再后来，弗里德曼创造了专门解构马克思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自由经济与政治”，并推荐给我国，我国才有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十九

投资也是一种思想，一种哲学思想。

二十

一个国家或一个社会，钱总是那么多，你多点，我就必然少点，这是资本制度机制下无法改变的定律。有人认为，我有文凭，比别人聪明，聪明人的效率高，所以我得比别人多拿，只有这样才合情合理，反之就是不合理的。但聪明人真的就效率高么？聪明人会占有，但不会创造，会创造的人不会占有，但有真正的效率。现在的问题是，会占有的，被称颂为创造，会创造的，被视为无能。如果有一天，中国的投资者学会在创造中占有，中国才算到了真正的资本时代。搞资本主义而不知道资本机制是什么样子，也就只有以中国特色而名之了。

二十一

投资，是命运琴弦上的舞蹈。

二十二

投资也是一种文化。当普惠众生的投资文化蔚然成风时，投资便进入了一个高度文明的理性时代。虽然那个时代遥不可及，但是，当人类最终发现，欲望是人类灾难的陷阱时，或许会重新选择各自的人生道路。

投资哲学论文范文篇2

一、把握时代脉搏，使政治课永远充满浓郁的时代气息

政治课是一门时代性和实践性都很强的学科。脱离时代的政治课除了一味的说教之外就是缺乏生气的一潭死水。多年的尝试，我认为时事政治教育可以水乳交融地“化”时政知识于政治课的基本观点和原理之中，把两者有机地统一起来。如我在讲述“世界上各大国与中国建立的各种伙伴关系”时，联系决定国际关系的主要因素是国家利益和国家力量；在讲述“联合国的千年首脑会议”时，联系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及其联合国的作用；在讲述“朝鲜半岛的和平曙光和印巴之间的核冲突”时，联系当今世界的主题之一和平问题；在讲述“中美撞机事件”时联系当前国际竞争的实质和我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与此同时，还要有目的有意识地培养学生观察、联系、分析、说明实际问题的能力，轻松愉快地形成对书本知识的综合、迁移、拓宽和加深，从而达到我们预期的教学目的和要求。使“理论联系实际”的朴素真理不只是漂亮的装饰，而真正成为我们行动的指南。

二、以学生为主体，实施开放式教学

传统的“灌输式”、“填鸭式”的教学模式，因其呆板、僵滞而早已明日黄花。必须不断地探索并采用符合中学生实际的教学方式，强调师生共同活动，克服教师为中心的倾向，激发学生的情感和兴致，变封闭型教学为开放型教学，从而使双方真正领略愉快教学的美学价值。在教学方法的改革探索中，我积极发挥学生的主体能动性，组织学生开展了一系列活动并取得了很好的教学效果。

1、辩论赛。活动的目的是：培养学生运用所学原理分析实际的能力；辩证思维能力；表达能力；团队合作精神；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激发学生学习政治的兴趣；让学生在辩论中明辨是非，树立正确的观点。步骤：选定论题。第一教时：就这一命题，围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理论，供全班学生讨论正确与否，并阐述理由，认为正确的一方为正方，认为错误的一方为反方，要求双方学生各推四名代表就各自的观点加以论证，并对对方可能提出的观点加以反驳。第二教时：正反双方代表分列在讲台两侧，正式展开辩论。第一步，先由正反双方各推一名代表分别在五分钟内，表明自己的观点；第二步，双方自由辩论十分钟，在第一步基础上进一步论证自己的观点并对对方观点提出质疑；第三步，由其他学生补充正反双方的观点，时间为十分钟；第四步，由教师根据双方观点提出的理由充足与否，论证是否严密来裁定那方获胜，在双方优缺点的同时，阐明自己的观点，并回答学生提出的各种问题。

2、专题讨论。活动的目的是：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通过引导学生运用所学基本原理分析实践中的重大问题或学生感兴趣的话题，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观察和分析实际问题的能力、表达能力；激发学生学习政治的兴趣。结合现实社会生活中的热点或学生感兴趣的话题，让学生共同探讨，发表自己的看法，老师引导学生运用所学的经济学、哲学、政治学的基本原理分析。师生双方通过平等探讨，畅所欲言，沟通思想，从而就某一问题达成正确认识，澄清模糊认识，纠正错误认识。如在学因果联系的时候，我组织学生开展了“克隆技术将会把人类带往何处”，让学生在对克隆技术利弊的分析中，潜移默化的树立了全面的观点看问题和把握因果联系，提高活动的预见性，从而达到教学目的。

3．组织学生制定理财方案。活动目的：让学生运用高一经济学所学的股票、债券、储蓄等知识，结合家庭经济收入或个人零用钱制定一个理财方案，培养学生运用经济学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调动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活动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同学们回家后和家长商量如何把家里的经济收入进行最有效的投资，每一种投资方式的有缺点是什么。不仅提高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而且许多家长改变了对政治课的传统看法，一直认为这些活动非常好。

4、社会调查。理论只有和实际相结合才能永葆青春期的魅力，只有让学生走出书斋、走向社会，才能让学生体会到理论不只是虚无缥渺的空中楼阁，而是来源于沸腾的社会生活。调查式的第一步是帮助学生设计恰当的调查课题，寻求符合实际的调查对象和调查步骤，明确社会调查的方式和方法。第二步：正式开展调查，掌握大量的和课题有关的数据和材料，并对之进行必要的分析和思考。经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功夫，然后再一次走向社会，加以进一步的充实和提高。第三步：撰写社会调查报告，一方面使书本知识得到检验和完善；另一方面也为改造社会提供世界观和方法论。

投资哲学论文范文篇3

内容提要:外商先行回收投资制度的法律性质应该界定为妥协式契合关系。妥协式契合关系实际上是一种不和谐的契合关系，是一种权益配置失衡的契合关系。这种契合关系与我国和谐社会建设的旋律相阻相背。我们应该用理性的态度，冷静地思考“外商先行回收投资制度”的废止。

一、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商先行回收投资制度的研究现状

自从1988年《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第22条正式确立合作企业外方先行回收投资制度以来，该制度在我国引资实践中的运用已30余年。这30年来《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外商先行回收制度经历了官方多次的“小修小补”，但还是没有使我国外资立法走出捉襟见肘的困境。学界对先行回收投资制度的探讨与争鸣，也从未间断过。当下，对这个问题研究的着力点在该制度的“存废”和“修整与重塑”上，学界目前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存在两种对立的观点：

否定观点：持此观点的学者认为，在知识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应废除现行的允许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方先行回收投资的法律制度。允许合作企业外方先行回收投资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鼓励外商投入先进的技术和设备，在改革开放的初期，采取这种做法有情可原。然而，在已进入知识经济年代的今天，技术和设备的淘汰速度越来越快，在合作企业创办之初，外方带来的技术和设备看似先进，可是没过若干年，在合作期限届满时，这些技术和设备已显落后，即使全部归中方所有，又有何用？[1]

肯定观点：持此观点学者认为，在我国，现在提议废除合作企业外方先行回收投资的制度，为时尚早。[2]上述判断恐有言过其实之嫌，更何况，在当前，合作企业外方先行回收投资法律制度的存在，对推动我国“积极、合理、有效”吸收投资政策的实现仍具有一定的意义。允许外商先行回收投资，可以减轻因投资数目大、回收周期长对外商所产生的巨大还贷压力，这对促进外商投资我国优先发展的基础设施等项目，可起到不可替代的激励作用。

合作企业外商先行回收投资制度是“存”还是“废”，要从多方面考证后，才能作出结论。

二、对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方先行回收投资制度的性质分析及评价

因对合作企业外方先行回收投资制度观察角度各异，迄今为止，国内学者提出的有关该制度定性的学说大致有两类：一类试图对该制度的法律性质进行定位；另一类则与法律定性无关，实际上是对该制度经济性质的说明。[3]

（一）关于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方先行回收投资经济性质的学说评析

1．优先补偿说。该说认为，允许合作企业外方先行回收投资是对其投资的一种优先补偿。在合作企业的创办实践中，外方通常以现金、机器设备和技术设备等投资。外方的出资往往贷之于国外的银行，需要分期还本付息，通过先行回收投资制度，合作企业外方就可以用每次回收的资本金，逐笔偿还国外银行的贷款，从而大大减轻其还贷的压力，刺激其持续长久投资的积极性。从资本制度的表征来看，中国虽然没有资金配套问题；但不能据此认为中方占了极大便宜，外方合作者仍可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优惠：一是因土地使用费在合作期内不收取，合作企业不需缴纳场地使用费，因而减少了开支；二是由于土地使用费不必一次性计入投资总额，这就避免净增加注册资本，减少投资者的风险和责任，外方的分配比例可以大于中方。由此可见，合作经营方付出的代价和取得的补偿大致是相当的。[4]

2．保本经营说。该说认为“合作企业顽强生命力的原因在于，外方能保本，中方也有利……在一定条件下合作期限内外商先行回收投资，使外国投资者的投资原本和利润都有保证，从而减少或避免商业风险。”[5]显而易见，保本经营说违背合营企业中外双方“共担风险”原则；也违背我国中外合作经营企业的立法本意和国际投资法的基本原则之一——公平原则。保本经营说也不符合合作企业法中有关外方先行回收投资后仍应承担合作企业后续债务的规定。由此可见，外商先行回收投资具有暂时性，并不排除承担亏损时的赔本可能，风险尤存。

3．让利说。[6]该学说被学界达成共识者居多。该说认为外商先行回收投资性质上是一种让利性的优惠措施，是国家对外商投资的促进、鼓励政策。回收投资的性质主要是由其回收的渠道和来源决定的。外国合作者先行回收的投资主要来自两个方面：（1）中国合作者的让利。（2）中国政府的让利。笔者认为把外商先行回收投资制度定性为让利说欠妥，起码应该称“暂时性让利说”。让外商先行回收投资，笔者个人认为从我国和谐社会语境来审视，合作合同成立基础“显失公平”，但从原初条件视角来分析，这是一种“妥协式的意思自治”，是主动“妥协契合”。这一点我想中国政府特别是当初该制度的制订者应该是心知肚明的。如果“暂时性让利说”是对“外商先行回收投资制度性质的经济说明”，那么“妥协式契合说”应该是对中外合作企业外方先行回收投资制度的法律定性（笔者后面将详细阐述）。

以上三种学说都力图从经济上阐明合作企业外方先行回收投资的性质，不同的是选择的视角不同。尽管如此，以上三种学说的缺陷亦很明显，再说这些学说毕竟没有道出该制度在法律上的实质和特征。

（二）关于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方先行回收投资法律定性的学说及评析

目前，针对合作企业外方先行回收投资法律性质的学说主要有三种：

1．股权转让说。该说认为，合作企业外方先行回收投资实际上是合作企业内部的股权转让过程，外方通过先行回收投资在合作企业中逐步减少股本，等于中方用本来应该分得的利润来购买外方对应的股本，而不是外方从合作企业中抽出资本金，合作企业的注册资本不会减少。只要我们细加分析，不难发现其存在难以自圆其说的缺陷。中方让渡利润，取得股权；外方出让股权，获得利润。按常理这是一个合于逻辑的股权转让关系，照此推理下去，中外双方的股权比例会呈现出此消彼长的态势。随之，企业的经营管理权、收益分配权，亦即随着外商先行回收投资进程的深入，向中方倾置，企业性质和类型的变更将在所难免。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最终要蜕变成一个中国内资企业了，倘若如此，外方投资回收完毕，外方实际已经不是该企业的股东了。事实并非如此，就算外方先行回收完毕，其在合作企业中的地位不会改变，仍然享受着股东的权利和义务。根据1995年国务院制定的《中外合作经营法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实施细则》）第50条以及2005年财政部的《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商先行回收投资制度审批办法》（以下简称《审批办法》）第4条第3项的规定：外国合作者先行回收投资后，对企业的债务还应承担责任；其中不具有法人资格的合作企业及其合作各方要依照中国民事法律的有关规定，承担民事责任。股权转让说违背了权利义务一致原则，与民法的精神相悖。另外，我们还可以从一个简单的渠道来论证股权转让说的不足：在中外合作企业不盈利的情况下，外商仍可通过固定资产折旧的方式回收投资，这种情形无关合作企业的收益分配，股权转让说的缺陷不攻自破。

2．减资说。该说认为外方在合作企业的资本额随着外方先行回收投资而逐步减少。笔者认为，此种观点难免有以偏概全之虞。根据我国的法律规定，外方先行回收投资有四种方式，即扩大收益分配比例，税收同收投资，提取固定资产折旧费及摊提无形资本摊销金。显然，从企业利润中以扩大收益分配比例的方式，不涉及企业注册资本，从企业税收利润中先行回收投资，会减少国家税收，但也不涉及到注册资本。但从企业固定资产折旧费中回收投资和从无形资产摊销费中回收投资，可能会导致注册资本的减少，这与资本维持原则背道而驰。减资说的缺陷亦显而易见。

3．特殊信贷说。[7]即把先行回收投资的行为视为一种特殊信贷。这种学说表面上能弥补股权转让说和减资说的不足，既不构成外方对中方的资本转让，也不会减损外方在合作企业中的股本，同时要求共担风险。笔者认为这种学说因理论而理论，缺乏对外商先行回收投资制度性质分析的目的性和导向性，表面看来能自圆其说，实际上是脱离实践的海市蜃楼。它既忽略了立法者的立法旨意，也忽略了外商先行回收投资制度存在的原初条件和和谐社会语境下中国的经济发展形势。

从现有的各种理论来看，都不足以完整准确地阐明这一制度的法律性质，容易造成对该制度理解和运用的不当，导致中外双方权利义务配置失衡或不当，进而影响该制度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积极作用的发挥。这就促使我们在立足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立足外商先行回收投资制度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发展历程的基础上去寻找一种符合与外商先行回收投资法律制度的基本特征相符合的新的学说来支持该项制度。笔者认为“妥协式契合说”与上述标准相吻合。在后面的论述中，笔者将围绕“妥协式契合说”渐进式地展开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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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商先行回收投资制度废止论

[日期：2009-05-31]来源：作者：陈业宏[字体：大中小]

三、外商先行回收投资制度的合理性质疑

如前所述，外商先行回收投资制度，在促进、激励外商投资的实践中确曾起到过积极的作用；然而，时过境迁，经过近30年的发展，我国经济体制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历史性变革。当时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困境和种种棘手的问题逐步消除，尤其是中国加入WTO后，我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发了显著的变化，中外合作企业外商先行回收投资制度已失去了其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当时中方制定该制度的法律依据也受到了挑战。从和谐社会视角去考察外商先行回收投资制度，从外商先行回收投资制度实施的历程来思考，外商先行回收投资制度于理相悖。若不及时调整外商先行回收投资制度，仍“妥协契合”，笔者认为实属不必，亦不值，抑或叫错误，其主要理由如下：

第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外商先行回收投资制度有“抑内让外”之嫌。从1993年中共十四大确定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到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的通过，历时10年的经济体制改革，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已基本形成且不断走向完善，市场经济实行经济关系契约化，强调市场主体地位平等，是市场经济得以运行的内在要求。在这种经济环境下，再给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商先行回收投资优惠政策，不但违反了优惠政策的本意，而且势必使中方企业承担更大的经营风险。长此以往，势必会挫伤国内企业的积极性，威胁国内民族企业的发展。就算合作期届满，合作企业的全部固定资产归中方所有，“按照成本效果分析方法，其合理性究竟几何，需要进一步探讨”。[8]笔者无力进行精确的量化，想必众所周知，高新技术发展一日千里，引进时“先进”的机器设备等，在合作期限届满时“先进”的设备和技术早就被淘汰出局，这种不对价是显而易见的，其不合理性亦是不言而喻的。

第二，从中方政府来说，眼前的税收，是要用巨额的外汇收支不平衡作风险代价的。在未来的十几二十年的回收期限内，如果人民币币值产生波动，潜在的风险是巨大的，因汇率损失所导致的巨额债务负担的教训早已给我们深刻的启示，但令人担忧的是中方和其主管部门都没有重视和防范汇率风险的意识和措施。[9]

第三，在新时期，税收优惠不是跨国公司投资决策的决定因素。根据美国对欧洲和地中海沿岸23个国家和722家企业就投资环境问题的专项调查显示：外企认为理想的投资环境包括发达的市场经济，先进的科技，健全的金融税收体制，健全的汇率，完善的基础设施，良好的卫生和环境（医疗服务、教育水平、人的素质、生活质量、犯罪率等）[10]。这说明外商的投资理念在新形势下已由寻求政策优惠向依靠市场优化转变。寻求市场的投资者认为，市场保护的重要性高于财政优惠和其它优惠。[11]可见，优惠措施只有在其它情况相等的情况下，才能显示出威力。

现在的情况是，国际国内的投资环境发生了变化，可我国计划经济年代产生的优惠政策依旧故我。外商先行回收投资制度与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所表现出来的不契合以及这种不契合所体现出来的不合理就成了我国提高外资利用效益和中方在合作企业的地位、保护中方利益的一大障碍。

四、对中外合作企业外商先回收投资制度合法性的质疑

（一）从公司法的视角来分析

根据《中外合作企业法》第22条、《实施细则》第14条的规定：组织形式为有限责任公司的法人合作企业以全部资产对合作企业的债务承担债务，但双方也可以约定债务分担方式，即合作双方中的某一方可根据合同约定承担超出或低于自己出资额的风险责任。据此约定承担低于出资额责任的那一方就可以以其全部资产向外承担责任后享有向合作另一方追偿的权利。[12]这种规定与有限责任公司责任承担机理相悖。不管是1993年《公司法》，还是2005年修订后的《公司法》，都明确规定发起人的财产独立于公司的财产。发起人以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有限责任，公司以其全部资产为限为公司债务承担责任，不存在发起人与公司债务发生直接联系的情况，也不存在债务分担约定问题；外商先行回收投资，中方风险还本，这还与公司法“风险与收益一致”原则相违背。因此，有学者认为将合作经营企业戴上有限责任公司的帽子，把有限责任公司这种公司形式搞得不伦不类。[13]

（二）从经济法的视角分析

经济法又被称作政府干预经济之法。国际投资中东道国政府如何摆正自己在外商投资领域经济运行过程中的地位，更有效地提高中外合作经营企业的业绩呢？对这个问题学界有三种不同的观点和主张：

第一种是抑制或取消过分、严格的政府干预行为。提出这种主张的成员认为，对国际投资的政府干预与多边国际投资立法所追求的理念相悖。目前，有关国际投资的国际法制的一个主要目标就是尽可能减少政府对国际投资的政策干预和影响。[14]

第二种主张是支持积极的政府干预。这种观点认为积极的政府干预与国际经济一体化和市场导向规则是并行不悖的。[15]

第三种观点是折中的主张。该观点认为东道国政府有权进行适当的政府干预，而何为适当的政府干预，可以由各国自行决定。

从我国现行的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商先行回收投资制度的立法规定来看，与外商先行回收投资相关的法律规范多为任意性规范、授权性规范。立法内容为中外双方的“意思自治”提供了过于广泛的选择空间和自由余地。中外合作企业虽然为契约型合作企业，但在国内外经济环境发生显著变化的现阶段特别是全球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的时期，用弱化政府干预和控制的《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对外商先行回收投资制度进行规制，与经济法精髓“适度干预”、“适时干预”理念相背离。

（三）从国际法的视角分析

根据国民待遇的要求，内国人给予外国人的待遇因此可以不低于内国人，但不能高于内国人；根据现代国际法关于国家间主权平等原则及国家属地优越权原则，外国人在法律上与东道国国民享有同等待遇和同等保护，承担同等义务与责任，但不能要求不同于或更多于东道国国民所享有的权利，更不能处于特权地位，也不能承担更多的义务。[16]显而易见，现代国际法不承认外国人在内国享有超过内国人的权利。在和谐社会语境下，外商先行回收投资制度给予外国投资者的待遇实际上是一种“超国民待遇”，明显与现代国际法和TRIMs协议中的国民待遇原则不相符合。

通过上述对外商先行回收制度的合法性的分析，笔者不敢说“先行回收投资制度”这一对外商的措施于法无据，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从和谐社会的视角，用现代法的理念去评判合作企业外商先行回收投资制度，我们不难发现，外商先行回收投资制度表现出很多与现代法理念不和谐乃至相冲突的因素。其实，在当时的情况下，中方已经发现该制度对中方的不利，这一点，只要我们仔细阅读外商先行回收投资制度的相关法律规定，一定能揣摩出其中之意。那中方又奈何给外商先行回收投资这样优惠的政策呢？当时中国促进经济发展的条件不理想，中方又想多、快、好、省地发展本国经济，在这样一种“为难”的局势下，给外商先行回收投资这样的优待，与其说是一种促进激励政策倒不如说是一种妥协式契合。在这种情况下的让利优惠，对外方而言，确有“不当得利”之嫌，也含有“乘人之危”之意。

五、结论

结合“对外合作企业外商先行回收制度合理性的质疑”，笔者认为，外商先行回收投资制度的法律性质应该界定为妥协式契合关系。

在新形式下，全球经济一体化、国际经济关系契约化已是一种客观存在，妥协式契合关系实际上是一种不和谐的契合关系，是一种权益配置失衡的契合关系。这种契合关系与我国和谐社会建设的主旋律相阻相背。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商先行回收投资制度其积极作用逐渐消退，其负面效应愈来愈为国人所关注。长此以往，不但减少了国家的财政收入，挫伤了国内企业的积极性，威胁了民族企业的发展，影响了外资政策的稳定性，扩大了地区差异，扭曲了外资流向，助长了“假外资”的蔓延，同时，使外商投资的战略动机出现错位，使外资不能深入地参与我国市场竞争，最终影响了我国利用外资的数量和质量。[17]对此，我们认为和谐社会语境下“外商先行回收投资制度”应予废止。

注释:

[1]丁邦开、刘恩媛：《对允许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方投资者先行回收投资的法律思考》，载《中国对外贸易》2001年第4期。

[2]谢晓尧、刘亘：《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方先行回收投资的法律性质新探》，载《现代法学》2004年第3期。

[3]刘丰名、周新成、易礼贤、姚文萍：《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概述》，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35－139页。

[4]蔡冰菲、张纯金：《中外合作经营企业之法律分析》，载《景德镇高专学报》2004年第3期。

[5]杜新力、曹俊主编：《国际投资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97页。

[6]谢晓尧、刘亘：《论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先行回收的法律制度性质》，载《法商研究》1997年第3期。

[7]徐崇利：《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先行回收投资的法律性质新探》，载《现代法学》2004年第3期。

[8]徐犇：《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方先行回收投资的法律问题研究》，载《荆门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

[9]周元元、徐明贞、陈红：《外商先行回收投资的调查分析》，载《中国外管理》2000年第5期。

[10]郝红梅：《谈我国的外方投资环境》，载《对外经贸实务》2000年第2期。

[11]ReuberGHprivateForeignInvestmentindevelopment（M）claredonpress．

[12]徐犇：《中外合作企业中外方先行回收的法律问题研究》，载《荆门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

[13]陈治东：《我国外商投资企业公司制度若干问题之剖析》，载《国际经济法论丛》（卷一），法律出版社1998版。

[14]see．WT/WGTI/M18．para．9．

[15]see．WT/WGTI/M18．para．14．

投资哲学论文范文篇4

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自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促进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联盟，为我国的科技、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该委员会指导下的全国产业哲学———产业论与产业创新研讨会至今已历时四届。①2011年12月17～18日，由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中共深圳市委宣传部、深圳市社会科学联合会、深圳报业集团联合主办，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清华大学科技与社会研究中心承办的“全国产业论与产业创新学术研讨会暨第三届深圳学术年会之学科学术研讨会”在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隆重召开。来自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北京师范大学、华南理工大学、湖南大学、重庆大学、东北大学等二十多家全国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五十余名专家学者参加研讨会并提交会议论文。与会领导何祚庥院士、深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吴忠、深圳市科协主席周路明、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副院长马辉等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此次“产业论与产业创新研讨会”在产业发展走在全国最前沿的城市深圳召开，体现出“哲学关注产业、理论面向实践”的时代精神与发展走向。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理事长朱训在贺信中指出：近年来，产业哲学引起了产、学、研等各界的共同关注，产业哲学专业委员会业已成为自然辩证法研究会较为活跃的专业委员会之一，为自然辩证法组织建设、为繁荣学术活动做出了贡献。产业结构转型与文化大发展要求产业哲学做出新的贡献。研讨会以“产业论与产业创新”为主题，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原深圳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人文研究所原所长蔡德麟教授在开幕辞中提出：产业哲学响应产业实践的呼唤，丰富有利于中国哲学研究与世界哲学研究的对话与交流。产业发展需要产业哲学的指导，这个问题在深圳尤为突出。深圳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试验场”“排头兵”，是我国产业变革和发展、升级和优化最快的地方。哲学必须走出学院的象牙塔，关注产业发展，加强对产业的研究。企业家等产业界人士需有产业发展的哲学眼光，才能真正理解国家产业发展的战略和产业政策。

对于“为什么要研究产业哲学”的问题，中国科学院何祚庥院士认为：产业哲学重大问题是技术路线的选择，这是产业哲学研究的技术论取向。深圳市科协主席周路明教授认为：产业哲学的动力主要来自于社会需求，这是产业哲学研究的社会论取向。作为第三种声音的代表———清华大学曾国屏教授———则提出了产业发展的三螺旋：技术论、社会论及技社（社技）论，认为极端的“技术决定论”或极端的“社会建构论”无非是从创新价值链的两端看问题，但是创新价值的创造是一个过程，经历了“两端”之间，即经过一个“技术—社会”或“社会—技术”的混合状态。对于“产业哲学的学理创新建构”问题，华南理工大学吴国林教授提出“产业的现象学分析”，借助现象学、后现象学的哲学视角，提出了产业的体现性、变更性等属性。从现象学讲，产业是人的意向构成能力的现实显现。北京师范大学王德胜教授则从产业结构的哲学合理性要求上，提出高端制造业的战略性地位。有学者进一步阐述了产业哲学对产业的提升在于两个高端，既在研发制造的高端，也在销售品牌的高端，更是在于商业模式的综合以上两个高端。湖南大学邱跃华博士、彭福扬教授则从产业论的生态哲学的视野，提出产业发展的内部机制与外部环境的各种制约要素的动态平衡观建构。东北大学郑文范教授从哲学本质论探求科学、技术、工程、产业、社会的相关性、贯通性及划界。湖南大学刘红玉博士、彭福扬教授从哲学意义上反思目前产业分类标准的合理性，并提出相应的分类建议。清华大学姚站军博士后提出，产业哲学相对于企业哲学、社会哲学，是中观层面的建构，而且对应哲学的二级学科，可以进一步做产业哲学的二级学科探求。

对于“产业哲学的应用创新透视”问题，以湖南省委党校袁望冬教授为代表的学者展开了战略性新兴产业哲学问题的研究，即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基本内涵、主要特征及其发展规律进行哲学研究。从产业自身的逻辑演变探寻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形成机理，并从市场需求、科技创新、社会调控等的共同作用探求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成长机制。从产业资源与技术、产业联盟、产业精神三个维度，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同构现象做出深入剖析。学者们还与产业界人士从具体的产业领域探析产业哲学问题，或者从地域战略、时代战略认为文化产业与产业哲学息息相关，或者认为餐饮产业宜以产业哲学为指导，山寨产业也需要产业哲学的重新审视与辩证看待。也有学者提出哲学视野中看到的科幻产业与科技产业的异同，另有学者探求欠发达地区高新技术产业或文化创意产业的哲学启示与制约因素。还有学者各自从建筑产业、光热产业、科技企业孵化器、技术预见、科技园区开放式发展路径、构建仿生产业创新系统等产业视角，进行了哲学思考与研究。在“产业创新与创新型城市建设”问题上，重庆大学徐小钦教授认为，创新型城市是创新型国家的重要支柱，是区域创新体系的中心环节。大力实施科技创新、产业创新、服务创新、文化创新，将有助于提升整个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水平与区域综合竞争能力。清华大学曾国屏教授、李平副教授等认为，创建国家创新型城市要因地制宜地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建立高水平的城市科技基础条件，大力发展研发产业，积极融入全球研发创新网络，通过制度创新来建设创新型政府。清华大学姚站军博士后认为，建设创新型城市的首要任务是产业创新，以产业创新带动科技创新、服务创新、文化创新等。通过产业创新，最终实现城市综合创新，提升城市综合影响力。抓住存在于高新科技产业、高端服务业、高端文化创意产业等产业领域中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机遇，加快产业创新，可以更快、更好地实现其国家化高度、国际化广度的创新型城市建设。还有学者认为，城市是产业创新与增长的主要动力，产业经济必然在信息、人才、知识、创业投资等要素资源密集的中心城市迅速发展起来。

在“科技与产业、科技史与产业史研究”问题上，以清华大学戴吾三教授为代表的学者认为，哲学研究讲求史、论结合，产业哲学研究也可以将产业论研究与产业史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有学者认为，科学技术本身的普及就是一种产业。还有学者对技术史的分期进行评价与思考，从技术史发展到产业史的研究，反映了人类与技术的关系、技术的社会经济效应以及技术回归生命的要求等。参会代表一致认为，此次研讨会为产业哲学———产业论与产业创新研究更上新台阶开启了新的思路。研讨会宣布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产业论与产业创新专业委员会正式成立。由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社会科学与管理学部主任、人文研究所所长，清华大学科技与社会研究中心博士生导师、博士后合作导师曾国屏教授担任该委员会主任、常委。蔡德麟教授、王德胜教授、张碧辉教授、吕乃基教授、顾立基教授担任委员会顾问。陈家琪教授、徐小钦教授、彭福扬教授、袁望冬教授、郑文范教授担任副主任、常委，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杨君游副教授任秘书长、常委。理事会由来自全国各高校科研院所、产业界及政府的24名知名专家学者组成。

投资哲学论文范文篇5

［关键词］笛卡尔；哲学思想；方法论；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

2018年6月下旬，教育部在四川成都召开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专题会议，进一步强调了本科教育在高校人才培养中的核心地位、教育教学中的基础地位及新时代教育发展的前沿地位，引发了关于培养怎样的人才及如何培养人才的深层次思考。现代大学要培养的是具有独立思维、批判精神、思辨能力和创新意识的行动者和创造者。为推进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切实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教育部自2007年推出了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2014年总理在夏季达沃斯论坛正式发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号召，极大地激发了高校师生参与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的热情。目前除了较具影响的全国“创青春”大学生创业大赛、“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等，各省市、行业协会也组织了形式多样的地方或行业赛事。创新创业大赛项目在培养学生创新思维、激发创业热情、提高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实现学校人才供给规格质量与经济社会需求的无缝对接等方面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创新创业项目从创新———创意———初创———成长的培育优化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除却技术和专业知识外，还必须借助科学的方法论的指导。论文以笔者参与的荣获“创青春•汇得行”2018年湖北省大学生创业大赛金奖的《工业大数据诊断分析系统》项目为例，剖析笛卡尔哲学思想和方法论启迪下的创新创业项目培育优化过程，期待将经验在同类项目中加以分享和推广。

一笛卡尔的哲学思想和方法论

勒内•笛卡尔（1596-1650），法国人，是中世纪欧洲最负盛名的哲学家、数学家和物理学家，“近代科学的始祖”。他因将几何坐标体系公式化从而将逻辑、几何、代数三者合而为一被誉为解析几何之父，他提出的光学说为海更斯的光波学说奠定了基础。除对现代数学和物理学做出了重要贡献外，笛卡尔还是西方现代哲学思想的奠基人、近代唯物主义的拓荒者，他开创的“欧陆理性主义”哲学流派影响了几代欧洲人，被黑格尔尊称为“现代哲学之父”。笛卡尔把“什么是知识”置于其哲学体系的中心，并把它与“我怎么知道它的对错”相联系，主张对世界和知识的认知应从怀疑开始而非从信仰开始，这种普遍怀疑的主张集中体现在他耳熟能详的名言“我思故我在”，这句作为笛卡尔哲学体系出发点的名言，曾被作为极端唯心主义的代表饱受抨击和诟病。笛卡尔的普遍怀疑主张不是对部分具体事物或具体原理的怀疑，而是对人类、对世界、对上帝的绝对怀疑，以此绝对怀疑为出发点，笛卡尔要寻求证据，从而推导出不容置疑的哲学原则。笛卡尔哲学思想的灵魂在于他采用的验证真理的方法。笛卡尔日常极为关注已被公众普遍认知和接受的错误概念和所谓真理，决心从零开始重新认识世界，以达到恢复真理的目的。他主张应用理性主义和数学原则而非中世纪欧洲惯用的经验主义验证真理：但凡从理性角度解释得通的即为真理和真知，复杂现象应先分解为简单部分再排序逐个解决。单纯凭借经验可能会得出错误结论，但他并不排除科学实验在认识世界中的作用。1637年，笛卡尔发表了著名的《正确思维和发现科学真理的方法论》，并在书中附了三篇有关数学和物理学的重要论文《几何学》《折光学》和《气象学》，文中推介了他发现真理的路径和方法。

二笛卡尔哲学思想和方法论的两重性及对大学教育的启示

（一）笛卡尔哲学思想和方法论的两重性。毋庸置疑，同时兼为哲学家和科学家的笛卡尔本身就是一个矛盾的结合体：崇尚科学但又坚信上帝，在如何消除对知识和事物的普遍怀疑达到可靠和正确认知方面，笛卡尔也是采用形而上学的观点进行推论。彪炳思想史册的“我思故我在”（又译为“我思与我有”）命题更是学者反复争论的焦点，其逻辑推理过程饱受后世哲学家对其中疑似流露出的唯心主义世界观的诘难。他在数学和物理学建树非凡，但很多推理和结论又存在谬误，导致他成为莱布尼茨、牛顿等科学家纠偏的众矢之的。但从科学现代性历史建构征程角度，他的哲学思想和方法论对后世的影响是深远而巨大的：用普遍怀疑的眼光审视知识背后可能存在的虚假前提，“我思与我有”奠定了认识事物的逻辑始基，“数学原则”提供了科学方法的思想武库。笛卡尔主张普遍怀疑现有的知识和真理，认为若不追究知识的真伪而盲目地轻信、则知识本身也失去存在的价值，这种“不唯师、不唯上”的求真质疑精神和批判性思维模式既是追求科学应秉持的态度，也是现代大学教育的精髓之一：大学要培养的是具有独立思维、批判精神、思辨能力和创新意识的创新创造者，而非唯唯诺诺、人云亦云、缺乏独立精神和思考能力的模仿接受者。他所主张的对复杂现象先分解为简单部分再排序逐个分析解决，以达到对事物的科学认识也与现代的系统论观点不谋而合，为人类认识世界提供了行之有效的方法论指导。（二）笛卡尔哲学思想和方法论对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项目的启迪深入研读梳理笛卡尔的哲学思想和方法论，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可以感受到其对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培育与优化全过程提供的思维模式和逻辑路线的启示，具体如上图1所示。

三基于笛卡尔方法论的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培育与优化过程———以“工业大数据诊断分析系统”项目为例

（一）“工业大数据诊断分析系统”项目概况。“工业大数据诊断分析系统”是笔者参与（或指导）的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项目，是武汉LSDK科技有限公司在“中国制造2025”发展战略引领下，针对目前制造企业普遍存在的工业数据利用率不足、信息化水平低的问题，经过长期的市场调查和技术攻关，将大型工业制造企业生产数据的采集、传输、存储、可视化展现全流程贯通的闭环软件系统。公司依托资深行业专家及高校优势智力资源，以“科技服务大众、智慧改善生产”为宗旨，以“运用信息化手段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提高制造业生产效率和提升民生幸福”为目标，专注工业大数据建设领域，致力于智能企业信息化平台建设与运营，在不断创新实践的基础上获得一定的知识产权积累，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打造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工业大数据分析诊断系统系列产品。该项目荣获共青团湖北省委、湖北省教育厅、湖北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湖北省科技协会等单位主办的“创青春•汇得行”2018年湖北省大学生创业大赛金奖，目前正在角逐全国比赛奖项。（二）“工业大数据诊断分析系统”项目的培育及优化过程。1通过调研与体验发现客户需求及行业痛点。“十三•五”规划描绘了我国制造业发展的整体思路：转变传统工业发展方式，加速推进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打造智慧工厂，融“中国智造”于“中国制造”之中。工业大数据研发与应用正是提升制造业智能化水平的必要手段。基于上述国家产业政策背景，项目组成员从2016年开始，通过对包括二汽集团在内的汽车制造企业、马应龙等制药企业的实地走访和市场需求端调研，发现当前我国制造业普遍存在着工业数据利用率不足、信息化水平低的问题，严重制约了生产效率和智能化升级，企业对提升工业数据利用率和信息化水平有着迫切的内在需求。从行业供给端分析，项目组成员通过对包括苏州LX物联网技术有限公司、苏州JS资讯科技有限公司及北京YN科技有限公司等同业的产品分析，发现还较为普遍地存在着数据采集网关系统未集成主流设备协议、视频传输和可视化展现方式单一、系统采购费用较高等问题。针对制造业客户需求及本行业痛点，项目组成员在专业老师指导下进行产品研发和技术攻关，并于2016年底注册成立了武汉LSDK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目前已完成了工业大数据分析诊断系统的开发工作，并已运用于东风集团下属德纳车桥有限公司等企业。2通过系统思维分解项目任务，寻求项目运作的多个节点。为完成系统开发的总体任务，项目组对任务进行了系统分解、对人员进行职责分工，分为产品与技术研发、市场调研与营销、财务核算和融资、网页设计与维护、管理与运营支持等小组。团队以产品和技术研发为核心和关键节点，通过对项目整体任务及面临问题的深入分析，将复杂问题分解为多个简单问题：第一，技术层面，边缘层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生产设备接口协议转换困难、数据采集种类繁杂；应用层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可视化视频传输流量过大、易造成网络拥堵不畅且呈现方式单一；第二，市场营销和盈利模式方面，初创期企业用户和客户流量有限，市场推广力度欠缺，必须考虑如何通过商业模式创新实现长期持续盈利；第三，资金层面，科技型小微企业初创期面临注册资金少、融资渠道狭窄、银行间接融资渠道不畅等困难。3对任务和问题合理排序，关注关键节点和价值创造，制定针对性解决方案。第一，技术层面。对于科技服务型企业，产品研发和技术攻关是关乎企业生存发展及价值创造的关键所在，因此技术问题应是项目的重中之重。针对边缘层存在的问题，通过在客户企业现有设备及生产流程基础上集中部署本公司研发的系统，向下利用自主知识产权的兼容国内主流大型机床设备接口和协议的数据采集网关对接相应数据采集装置予以解决；在应用层面，向上运用全景动态数据展示的可视化技术结合轻量级H5可视化展现，打造高效便捷的可视化数据监测平台。在底层与数据传输方案结合，在顶层与数据云端存储方案互通，打通信息系统和设备互联互通的最后一公里。第二，市场营销和盈利模式方面，公司采用“垂直精耕+横向扩展”一纵一横交互的商业模式：基于互联网时代使用用户不一定是付费客户的特征，寻求精准的目标客户和用户群体。前期公司依托东风汽车公司在十堰厂区建立的行业示范基地树立品牌，培育种子客户；成长期争取参与到工业大数据诊断系统行业标准的制定之中，扩大公司知名度和行业影响力；成熟期依托种子用户以点带面获取的流量资源，根据不同客户需求进行产品定制化服务。其次是横向扩展战略：汽车行业初步扎稳根基后即向电子器械与器材、食品制造、医药制造、制造等其他大型制造业扩展。第三，盈利模式方面，目前公司主要采取产品与技术服务收费的盈利模式，在前期提供大数据诊断系统基础上，后期提供系统维护升级等技术服务。具体产品定价：普适版30万/年起，标准版40万/年起，定制版50万/年起，定制版采取“3+5+2”服务模式，即前期系统安装和需求分析收取产品价格的30%，中期收取产品价格的50%，后期收取剩余的20%。第四，针对初创期科技型小微企业的融资约束问题，通过创业大赛的项目路演及后期与投资基金的接洽谈判，最终达成协议，拟在2018年下半年开启天使轮融资，在公司注册资金50万元的基础上，以自主研发的专利、软件著作权等无形资产作价150万元，同时吸收天使投资200万元人民币，增资后公司实收资本将达到400万元，整体估值达到2，000万元人民币，天使投资持有股份10%。从而有效解决了企业扩大再生产过程中的资金瓶颈问题。4综合检验，不断试错和迭代，臻于最优。工业大数据诊断分析系统整体解决方案目前已取得积极成效，与国外同类解决方案相比，价格低廉且后期维护成本低，只有国外同类产品成本的30%；与国内类似产品相比，真正做到将底层数据采集设备与传输存储方案相连接，大大提高了可视化程度和视频传输速度。系统目前已实地投入包括东风德纳车桥有限公司（十堰厂区）等企业之中，据用户反馈信息表明，使用该系统可使数据处理效率提高12.5%；结合机器学习和数据挖掘可将数据利用率提高15%；生产线可视化覆盖率提高至80%，单条车桥生产线创收达50.3万元/年。但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如技术层面数据处理效率和利用率还有待进一步提高，个别客户在使用过程中生产设备接口协议转换仍较困难、可视化视频传输中高峰时段的网络拥堵尚未完全解决；市场拓展目前仍集中于湖北省内汽车制造企业，在外省企业推广进度缓慢等。针对上述问题，公司不断加大技术研发力度，以客户需求为导向，促进系统优化升级，满足客户共性和个性化需求，以种子客户带动其他客户资源，通过系统免费培训试用等服务争取潜在客户，扩大市场容量。具体采取三步走的迭代升级战略：2018-2020年，持续精耕汽车行业，建立汽车行业事业部，逐步进行口碑积累和品牌建设，扩大行业规模；力争实现汽车车桥生产领域的行业标准化；2020-2022年，扩大汽车行业的销售规模，完成10个以上的项目合同。试用性研发食品、电子器械器材、制药行业的工业大数据分析诊断系统；2023年以后，逐步形成行业规模，建立食品事业部、电子器械器材事业部、制药事业部，每个事业部每年完成3个以上的项目合同。通过不断的试错和迭代，使项目朝着最优目标前进。

四结语

笛卡尔哲学思想和方法论博大精深，限于学识和认知能力，论文不过是管中窥豹、难免挂一漏万或失之偏颇，但我们必须认识到其中的两重性和矛盾漏洞，大学生在参与创新创业大赛项目时，应以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为指导，以思辨扬弃的态度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为我们所用：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对现有知识和间接经验应在甄别基础上积极学习和借鉴，以提高学习效率，而不可如笛卡尔般绝对怀疑和全盘否定从而陷入重复劳动或不可知论的泥淖；又如创新创业大赛项目推出的初衷是培养大学生的质疑精神、创新意识、社会适应性和价值创造力，既需要理性思考，更需要实践经验，在实践中不断试错迭代，运用的方法是归纳和演绎的结合，这显然是笛卡尔理性主义和数学原则提供的演绎方法所不能完全满足的。

参考文献：

[1]笛卡尔.谈谈方法[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2]炎冰.怀疑我思与数学原则———笛卡尔科学哲学思想探微[J].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8(5):12-18.

投资哲学论文范文篇6

本次公共基础知识考试范围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思想概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事业单位概况、职业道德、法学、公文与论文写作、科技常识和环境保护、文史知识、**省情知识等方面的内容。

考试时限为120分钟，满分100分。

二、作答要求

《公共基础知识》考试要求携带的作答工具为黑色钢笔或黑色签字笔、2B铅笔和橡皮。《公共基础知识》均要求在答题卡上作答，应聘人员必须在指定位置上填写自己的姓名和准考证号码等信息；不得在试卷及答题卡留有与答题内容无关的任何信息，违者按作弊处理。

三、考试参考用书

本次考试参考用书为《**省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人员专用教材—公共基础知识（2014年版）》，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

四、《公共基础知识》考试目录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

（一）哲学概述

1.哲学的概念。

2.哲学的基本问题。

3.哲学与具体科学的关系。

4.辩证法与形而上学。

5.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同辩证法与形而上学斗争的关系。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

1.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

2.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特征。

3.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是哲学史上的伟大变革。

（三）物质和意识

1.物质的概念。

2.物质的存在形式：运动是物质的固有属性；物质运动的基本形式；绝对运动和相对静止；物质运动的规律性。

3.世界的物质统一性。

4.意识的起源与本质：意识的起源；意识的本质。

5.意识的能动作用：意识能动地认识世界；意识能动地改造世界；物质与意识的辩证关系。

6.客观规律和主观能动性：客观规律；主观能动性；客观规律与主观能动性的关系。

（四）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

1.物质世界的普遍联系。

2.物质世界的永恒发展。

3.质量互变规律。

4.否定之否定规律。

5.对立统一规律。

（五）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范畴

1.现象和本质。

2.内容和形式。

3.原因和结果。

4.必然性和偶然性。

5.可能性和现实性。

（六）认识、实践、真理

1.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

2.实践及其基本形式。

3.实践和认识的辩证关系：认识的主体和客体；实践对认识的决定作用；认识的发展过程；认识对实践具有反作用。

4.真理的客观性和辩证性：真理及其客观性；真理和谬误；真理的绝对性和相对性；真理与价值。

5.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标准的绝对性和相对性；实践标准与逻辑证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是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和群众路线的理论基础。

（七）历史观的基本问题与社会基本矛盾

1.历史观的基本问题：社会存在；社会意识。

2.社会基本矛盾：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

（八）阶级、国家、社会革命

1.阶级和阶级斗争。

2.国家与社会革命：国家；社会革命；我国现阶段的两类社会矛盾；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

（九）群众、个人在社会发展中的历史作用

1.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

2.个人的历史作用。

3.人的本质和人生价值。

4.社会进步和人类解放。

二、思想概论

（一）思想的科学体系

1.思想的科学含义。

2.思想的主要内容：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理论；革命军队建设和军事战略理论；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理论；关于党的建设学说。

3.思想的活的灵魂。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

1.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

2.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与动力。

3.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权。

4.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和前途。

5.新民主主义的基本纲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纲领；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纲领；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纲领。

6.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发展道路。

7.关于农民革命的理论问题。

8.统一战线是中国革命的主要阵线。

（三）军事思想

1.人民军队的性质与宗旨。

2.人民军队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

3.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则。

4.人民战争的思想。

5.人民军队的战略战术。

（四）人民民主专政与社会主义建设理论

1.人民民主专政理论。

2.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是历史的必然：新民主主义的性质和特点；中国共产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3.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农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4.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确立：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完成及其伟大意义；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基本方针；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学说。

（五）关于党的建设学说

1.正确认识与处理党内矛盾。

2.着重于从思想上建设党。

3.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

4.培育党的优良作风。

5.用无产阶级世界观武装全党。

6.坚持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7.维护党的团结统一。

8.努力培养和造就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一）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与主要内容

1.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2.邓小平理论的主要内容。

3.邓小平理论的科学体系。

（二）中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1.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主要内容。

2.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

3.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纲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政治纲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文化纲领。

（三）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和发展战略

1.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

2.完成社会主义根本任务的途径。

3.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战略目标。

4.战略思想和政策：确立战略重点；科教兴国战略；“两个大局”思想与西部大开发战略。

（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1.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提出。

2.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特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并存；保障人民利益，发挥计划和市场长处；坚持社会主义方向。

3.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模式：坚持公有制为基础，多种经济所有制共同发展；建立市场经济所要求的现代企业制度；培育和发展市场体系，建立主要由市场形成价格的机制；建立健全政府宏观调控体系，转变政府职能；建立和完善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个人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五）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

1.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和内容。

2.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政治保证。

3.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物质文明建设的辩证关系；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思想；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方针和主要目标；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内容。

4.社会主义中国的外交战略与对外开放：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对外开放是我国一项长期的基本国策；坚持对外开放与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统一。

5.实现祖国统一的科学构想。

（六）“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内涵

1.“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与形成。

2.“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内涵：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辩证统一关系。

（七）“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根本要求

1.坚持与时俱进。

2.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

3.坚持执政为民，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4.必须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

5.不断促进先进生产力的发展。

6.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7.必须以改革的精神建设党。

（八）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

1.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改革和发展的基本观点和自觉性。

2.坚持体制创新，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3.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

4.积极发挥市场机制作用，不断加强国家宏观调控。

5.理顺分配关系，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

6.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巩固改革发展稳定大局。

7.又好又快地发展国民经济。

8.不断扩大内需，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和质量。

9.走新型工业化道路。

10.大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

（九）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1.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意义。

2.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

（十）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历史地位

1.科学发展观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

2.科学发展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3.科学发展观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

（十一）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涵

1.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发展必须牢牢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发展应该是又好又快发展。

2.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以人为本就是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本；以人为本体现了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把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统一起来。

（十二）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和根本方法

1.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

2.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

（十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1.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科学内涵。

2.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和任务。

3.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原则。

4.不断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

四、法学

（一）法的概述

1.法的概念。

2.法的本质与特征。

3.法的分类。

4.法与其他社会现象之间的关系：法与经济基础的关系；法与政治的关系；法与政策的关系；法与道德的关系。

（二）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

1.社会主义民主概念。

2.社会主义法制概念。

3.社会主义法制的基本要求。

4.依法治国。

（三）中国社会主义法的制定、实施与监督

1.法的制定的含义。

2.我国制定法的基本原则：以宪法为依据，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保障人民通过多种途径参与立法活动；从实际出发，总结实践经验与科学预见相结合；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保持法的稳定性、连续性与法的及时立、改、废相结合。

3.法的制定权限。

4.法的制定程序：法律案的提出；法律案的审议；法律案的表决；法律的公布。

5.法的实施。

6.违法及其责任。

7.法律的实施监督：法律实施监督的含义；法律监督体系。来源:考试大-公务员

（四）宪法概述

1.宪法的概念与主要特征。

2.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四部宪法；国家性质。

3.国家结构形式：国家结构形式的概念与分类；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的单一制国家。

4.我国的政权组织形式：政权组织形式的概念；我国的政权组织形式。

5.我国的国家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

6.国家象征。

（五）我国宪法的基本制度

1.政党制度：政党制度的含义；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统一战线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2.选举制度：选举制度的含义；我国选举制度主要内容。

3.经济制度：经济制度的含义；我国《宪法》规定的经济制度的内容。

4.文化制度：文化制度的含义；我国《宪法》规定的文化制度的内容。

5.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含义与特点；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优越性。

6.我国的特别行政区制度。

（六）我国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

1.公民的概念。

2.公民的基本权利和基本义务：公民的基本权利和基本义务的概念；我国《宪法》规定的公民的基本权利；我国《宪法》规定的公民的基本义务。

（七）刑法概述

1.刑法的概念。

2.刑法的分类。

3.刑法的基本原则：罪刑法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罪刑相适应。

4.刑法的适用范围：刑法对地域的效力；刑法对人的效力。

（八）犯罪

1.犯罪的概念与特征。

2.犯罪构成的概念。

3.犯罪预备、未遂和中止。

4.共同犯罪：共同犯罪的概念；有组织的共同犯罪。

5.单位犯罪的特征及其刑事责任。

6.排除社会危害性的行为：正当防卫；紧急避险。

（九）刑罚

1.刑罚的概念及其特征。

2.刑罚的种类：主刑；附加刑。

3.刑罚的运用：量刑；累犯；自首；立功；数罪并罚；缓刑；减刑；假释；追诉时效。

（十）我国刑法规定的犯罪种类

1.危害国家安全罪。

2.危害公共安全罪。

3.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

4.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

5.侵犯财产罪。

6.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

7.危害国防利益罪。

8.贪污贿赂罪。

9.渎职罪。

10.军人违反职责罪。

（十一）民法概述

1.民法的概念。

2.民法的基本原则：民事主体地位平等；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合法民事权利受法律保护；权利不得滥用。

3.民事法律关系：民事法律关系的概念；民事法律关系的构成。

4.民事权利与民事义务：民事权利的概念；民事权利保护的含义；民事义务的概念；民事义务的分类。

（十二）民事法律关系主体与民事法律行为及

1.自然人：自然人的概念；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自然人的民事行为能力。

2.法人：法人的概念；法人的民事权利能力与民事行为能力。

3.民事法律行为。

4.：的概念及法律特征；的种类。

（十三）民事权利

1.财产所有权:财产所有权的概念与特征;所有权的主要类型;财产所有权的取得和消灭;财产共有权。

2.债权:债的概念和特征;债的发生;债的担保。

3.人身权：人身权的概念；人身权的法律保护。

4.知识产权:著作权;专利权;商标权。

5.财产继承权。

（十四）民事责任及诉讼时效

1.民事责任：民事责任的概念与特征；民事责任的分类；民事责任的方式。

2.诉讼时效:诉讼时效的概念与种类;诉讼时效的开始、中止、中断和延长。

（十五）行政法概述

1.行政法的概念。

2.行政法律关系及其特征。

3.行政法的基本原则。

（十六）行政行为、行政程序与行政复议

1.行政行为的概念与特征。

2.行政行为的法律效力。

3.具体行政行为。

4.行政程序:行政程序的含义；行政程序的制度。

5.行政复议:行政复议的含义;行政复议的受案范围;不能请求行政复议的事项。

（十七）行政违法与行政赔偿

1.行政违法。

2.行政赔偿。

3.行政赔偿请求人和赔偿义务机关。

（十八）经济法概述

1.经济法的基本原则。

2.经济法的调整对象。

3.经济法律关系：经济法律关系的概念；经济法律关系的构成要素；经济法律关系的产生、变更和终止。

（十九）经济组织与市场管理法

1.公司法律制度。

2.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律制度。

3.合伙企业法律制度。

4.个人独资企业法律制度。

5.外商投资企业法律制度：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资企业。

6.证券法律制度：证券的概念；证券的种类；证券发行制度；证券监管制度。

7.产品质量法律制度：产品质量法概念；损害赔偿的诉讼时效及争议解决方法。

8.票据法律制度：票据的概念；汇票、本票和支票及涉外票据。

9.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律制度：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概念；《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的消费者的权利和经营者的义务。

（二十）宏观调控与社会保障法

1.宏观调控法的概念与特征。

2.宏观调控法的基本原则与方法。

3.国有资产管理法律制度。

4.税收法律制度：税收的概念;税法的概念及其构成要素;常见税种。

5.社会保障法律制度。

6.社会保险法律制度：社会保险的含义；社会保险的特征；社会保险法的含义；失业及失业保险；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社会救助与优抚安置。

（二十一）诉讼法学概述

1.诉讼:诉讼的概念与种类。

2.诉讼法的概念。

3.诉讼法的基本原则：刑事、民事、行政诉讼法的共有原则；民事、行政诉讼法的共同原则；刑事诉讼法的特有原则；民事诉讼法的特有原则；行政诉讼法的特有原则。

（二十二）诉讼管辖

1.管辖的概念。

2.刑事诉讼的职能管辖。

3.民事诉讼主管。

4.行政诉讼主管。

5.级别管辖：级别管辖的概念；刑事诉讼的级别管辖；民事诉讼的级别管辖；行政诉讼的级别管辖。

6.地域管辖：刑事诉讼地域管辖；民事诉讼地域管辖；行政诉讼地域管辖。

7.共同管辖。

8.协议管辖。

9.裁定管辖。

（二十三）诉讼参与人与强制措施

1.诉讼参与人概述。

2.刑事诉讼当事人。

3.民事诉讼、行政诉讼的当事人。

4.诉讼人和辩护人。

5.其他诉讼参与人。

6.强制措施的概念及其具体内容。

（二十四）诉讼证据与诉讼程序

1.诉讼证据的概念和种类。

2.证据的收集、审查和保全。

3.举证责任。

4.诉讼程序含义；起诉；审判。

5.刑事诉讼程序：立案；侦查；提起诉讼；审判。

6.民事诉讼程序：第一审普通程序；简易程序；第二审程序；特别程序。

7.行政诉讼程序：起诉和受理；审理和判决。

（二十五）期间、送达与执行

1.期间：期间的含义；期间的计算；期间的耽误；期日。

2.送达。

3.刑事案件的执行：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判决的执行；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判决的执行；无期徒刑、有期徒刑、拘役的判决的执行；管制、剥夺政治权利的判决的执行；徒刑缓刑的判决的执行；无罪、免除刑事处罚的判决的执行；判处罚金、没收财产的判决的执行。

4.民事案件执行：民事案件执行的概念；民事执行程序的启动；执行担保；执行和解；执行中止。

5.行政案件的执行：行政案件执行的含义；行政案件执行的法律特征。

五、事业单位概况

（一）事业单位概述

1.事业单位的定义；事业单位的功能特征；事业单位的社会活动特征。

2.事业单位的作用：物质文明建设的基础；精神文明建设的主要力量；生产发展和人民生活的保障。

3.事业单位发展趋势展望。

（二）事业单位改革

1.事业单位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2.事业单位改革的基本情况：事业单位改革的指导思想和目标要求；事业单位改革的主要任务。

3.事业单位改革的内容：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机构改革；深化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深化事业单位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健全事业单位的社会保障体系。

4.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的内涵。

5.建立以聘用制为基础的用人制度。

6.事业单位选人用人制度。

（三）事业单位岗位设置与考核

1.事业单位岗位设置管理的原则。

2.事业单位岗位设置的类别；管理岗位；专业技术岗位；工勤技能岗位；特设岗位。

3.事业单位岗位设置的等级：管理岗位等级；专业技术岗位等级；工勤技能岗位等级;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聘用。

4.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考核：考核的目的；考核的内容；考核的等次和标准；管理人员考核等次的标准；专业技术人员考核等次的标准；工勤人员考核等次的标准；考核的方法和程序；考核结果的使用。

六、职业道德

（一）职业与职业道德

1.职业的含义与意义。

2.道德的内涵；道德的功能。

3.职业道德的内涵、特点与职业道德的体现方面。

4.职业道德的意义与作用。

（二）社会主义的职业道德

1.社会主义职业道德的基本特征。

2.为人民服务是社会主义职业道德规范体系的核心。

3.集体主义是社会主义职业道德规范的基本原则。

（三）社会主义职业道德的基本内容

1.爱岗敬业的含义；爱岗敬业的特征；爱岗敬业的基本要求。

2.诚实守信的含义；诚实守信的特征；诚实守信的基本要求。

3.办事公道的含义；办事公道的特征；办事公道的基本要求。

4.服务群众的含义；服务群众的特征；服务群众的基本要求。

5.奉献社会的含义；奉献社会的特征；奉献社会的基本要求。

（四）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职业道德

1.教师行业职业道德：教师职业道德的概念与特征；新时期教师职业道德规范的内容。

2.新闻职业道德：新闻职业道德的概念与特征；新闻职业道德规范的内容。

3.医务行业职业道德：医务行业职业道德的概念与特征；医务行业职业道德规范的基本内容。

4.科研行业职业道德：科研行业职业道德的概念与特征；科研行业职业道德规范的内容。

5.体育行业职业道德：体育行业职业道德的概念与特征；体育行业职业道德规范的内容。

6.文化艺术行业职业道德：文化艺术行业职业道德的概念与特征；文化艺术行业职业道德规范的内容。

7.环卫行业职业道德：环卫行业职业道德的概念与特征；环卫行业职业道德规范的内容。

(五)团队及团队精神

1.团队与团队精神的含义。

2.团队精神的基本要素。

3.团队精神的意义：团队精神的含义；团队精神的意义。

4.团队精神的作用：目标导向功能；团结凝聚功能；促进激励功能；实现控制功能。

5.团队精神的培养：团队精神的影响因素；团队精神培养的途径和方法。

七、公文与论文写作

（一）公文概述

1.公文的概念。

2.公文的特点。

3.公文的功能。

4.公文的种类：公文的分类；行政公文的分类；行政公文的文种。

5.行政公文的行文规则：上行文规则；下行文规则；联合行文规则；其他行文规则。

6.公文文体与结构：公文的文体；公文的结构；行政公文的书面格式；公文的稿本。

（二）公文写作要则

1.公文写作的基本要求。

2.公文写作的语言运用。

3.公文的写作程序。

（三）行政公文处理

1.行政公文处理的概念;拟写与制作公文；传递公文；办理公文；处置办毕公文；管理公文。

2.行政公文处理的基本原则。

3.行政公文处理的程序：发文处理程序；收文处理的程序。

4.行政公文办毕的处置。

（四）命令（令）

1.命令（令）的概念。

2.命令（令）的类型。

3.命令（令）的特点。

4.命令（令）的结构形式与写法。

（五）公告与通告

1.公告：公告的概念；公告的特点;公告的文体结构与写法。

2.通告：通告的概念；通告的特点；通告的类型；通告的文体结构与写法。

（六）决定与通知

1.决定：决定的概念；决定的特点；决定的种类；决定的文体结构与写法。

2.通知：通知的概念；通知的特点；通知的种类；通知的文体结构与写法。

（七）通报、意见与批复

1.通报：通报的概念；通报的特点；通报的种类；通报的文体结构与写法。

2.意见：意见的概念；意见的种类与特点；意见的文体结构与写作要求。

3.批复：批复的概念；批复的特点；批复的种类；批复的结构与撰写要求。

（八）请示、报告与议案

1.请示：请示的概念；请示的特点；请示的种类；请示的结构；请示的文体结构与撰写要求。

2.报告：报告的概念；报告的特点；报告的种类；报告的文体结构与写法。

3.议案:议案的概念;议案的类型与特点;议案的文体结构与写法。

（九）函与会议纪要

1.函:函的概念;函的特点;函的文体结构与写法。

2.会议纪要:会议纪要的概念;会议纪要的特点;会议纪要的文体结构与写法。

（十）学术论文概述

1.学术论文的概念与特点。

2.学术论文的类型。

3.学术论文的基本格式。

（十一）学术论文的选题与提纲

1.学术论文的选题要求。

2.学术论文提纲的拟制:拟制论文提纲的原则;拟制论文提纲的方法;论文提纲拟制的步骤;论文提纲的表现形式。

（十二）学术论文的结构

1.学术论文结构的三原则。

2.学术论文的逻辑结构。

3.学术论文的开头与结尾。

4.学术论文的段落与层次。

（十三）学术论文的写作与修改

1.学术论文的写作:学术论文写作的基本原则;学术论文语言的五个特点。

2.学术论文逻辑论证的“三要素”;学术论文常用的论证方式。

3.学术论文行文技巧。

4.学术论文修改的重要性;学术论文修改的原则;学术论文修改的五项内容。

八、文学知识

（一）先秦文学与秦汉文学

1.先秦文学:概述;《诗经》;先秦散文;屈原和楚辞。

2.秦汉文学:概述;《史记》与《汉书》;诗歌。

（二）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文学

1.概述。

2.建安诗歌。

3.陶渊明与田园诗。

4.山水诗，永明体与宫体诗。

5.南北朝民歌。

6.志人小说和志怪小说。

7.唐诗；“初唐四杰”;王维、孟浩然为代表的“田园诗派”;高适、岑参为代表的“边塞诗派”;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李白;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白居易与“新乐府运动”;中晚唐著名诗人。

8.古文运动。

9.唐传奇。

（三）宋元明清文学

1.宋代文学:概述;宋词;南宋爱国诗人陆游;“唐宋八大家”。

2.元代文学:概述;散曲;戏剧。

3.明清文学:概述;明清小说;明清戏曲。

（四）现代文学

1.新文化运动。

2.新文学社团的崛起:文学研究会;创造社;新月社;语丝社;南国社。

3.左翼作家联盟。

4.鸳鸯蝴蝶派。

5.七月派。

6.抗日战争时期的讽刺小说。

7.新型小说。

8.新歌剧。

（五）建国后十七年至“”的文学

1.小说。

2.诗歌。

3.戏剧。

4.散文。

5.“山药蛋派”与“荷花淀派”。

6.“”十年的文学。

（六）新时期文学

1.伤痕小说。

2.反思文学。

3.改革小说。

4.“茅盾文学奖”及其获奖作品与作家。

5.朦胧诗派。

6.散文。

7.报告文学。

（七）外国古典文学

1.世界文学的源头。

2.古希腊罗马文学。

3.早期基督教文学。

4.中世纪文学。

5.古典主义文学。

6.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意大利文学;英国文学;法国文学;西班牙文学。

7.启蒙文学:法国启蒙文学;德国民族文学。

（八）外国近代文学

1.浪漫主义文学。

2.批判现实主义文学。

（九）外国现代文学

1.无产阶级文学。

2.现实主义文学:苏联文学;英法文学;德语国家文学;美国文学。

3.现代主义文学。

4.存在主义文学。

5.“黑色幽默”文学。

6.“魔幻现实主义”文学。

九、历史知识

（一）原始社会与奴隶社会

1.原始社会:原始人群;早期智人;晚期智人;氏族公社时期。

2.奴隶社会:夏朝;商朝;西周。

（二）封建社会

1.封建统一国家的建立:统一的封建专制与多民族国家的形成;陈胜、吴广农民起义;秦王朝的灭亡。

2.强盛的西汉王朝:刘邦建汉;汉初的休养生息政策;文景之治;汉武帝加强中央集权;汉匈关系与昭君出塞;张骞岀使西域与“丝绸之路”;刘秀建东汉与光武中兴;黄巾起义。

3.秦汉时期的科技与艺术。

4.三国、两晋、南北朝：官渡之战;赤壁之战;三国鼎立;西晋的短期统一;东晋与十六国;南朝和北朝的兴替;北魏孝文帝改革。

5.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化与艺术。

6.隋唐时期:隋朝的建立及统一全国;改官制，创科举;大运河的开凿;隋亡唐建;唐太宗与“贞观之治”;唐高宗与武则天;“开元盛世”;“安史之乱”;唐末农民起义与唐朝灭亡。

7.隋唐时期的文化与艺术。

8.五代、辽、宋、夏、金、元:五代十国;契丹的兴起与辽国的建立;陈桥兵变与北宋统一;元昊建立西夏;女真的兴起与北宋的灭亡;南宋的建立与金“绍兴和议”;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元朝的建立和统一;行省制与宣政院。

9.辽、宋、金、元时期的科学技术。

10.明、清时期:朱元璋建立明朝;加强专制主义统治;完备学校制度和科举制度;郑和下西洋;迁都北京;满族的兴起和明与后金的战争;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和明朝灭亡;清军入关。

（三）近代史

1.鸦片战争:中英《南京条约》;鸦片战争的影响。

2.太平天国运动及其历史意义。

3.洋务运动;清政府在台湾建立行省;甲午中日战争;《马关条约》。

4.。

5.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侵华战争;《辛丑条约》。

6.辛亥革命和清朝的灭亡；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兴起;同盟会;武昌起义;中华民国成立;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

7.北洋军阀政权的建立;“二次革命”;袁世凯复辟帝制;护国运动;军阀割据局面的出现;护法运动。

8.新文化运动的兴起。

（四）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初期

1.;马克思主义传播与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中国共产党成立;开展工农运动。

2.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中国共产党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北伐战争;农民运动蓬勃开展;领导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大革命运动失败。

3.南昌起义;“八七会议”;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建立;红军长征;遵义会议。

（五）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时期

1.华北事变;西安事变;抗日战争的爆发和国共合作;洛川会议与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开辟;平型关大捷。

2.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斗争；百团大战;“三三制”政权;大生产运动。

3.确立思想为全党指导思想；整风运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4.抗日战争的胜利。

5.重庆谈判;全面内战爆发;人民解放军转入反攻;战略决战。

6.规划夺取全国胜利和建设新中国的蓝图。

7.国共和谈;国民党反动统治覆灭。

8.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六）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

1.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实现:没收官僚资本、废除封建土地制度;抗美援朝与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运动。

2.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社会主义的“三大改造”;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和化运动;1959年“庐山会议”;七千人大会。

3.“”的十年:“”的发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集团与“九一三”事件;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重提“四个现代化”;邓小平主持全面整顿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粉碎集团的胜利;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4.拨乱反正、解放思想；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

5.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顾问委员会；中国共产党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形成；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至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的党的主要领导人。

（七）世界古代史

1.古代亚非奴隶制国家:埃及;古巴比伦王国;波斯帝国。

2.古印度:印度的统一;“种姓”制度;佛教的产生。

3.古代印度的文化。

4.古代希腊、罗马奴隶制国家；荷马时代;斯巴达和雅典;马其顿帝国的建立。

5.古希腊的文化成就。

6.罗马奴隶制共和国:罗马奴隶制共和国;斯巴达克起义;基督教的兴起;西罗马帝国的灭亡。

7.古代罗马文化成就。

8.西欧封建制度的形成和发展:法兰克王国的建立和查理曼帝国的形成;西欧主要封建国家的形成。

9.亚洲封建国家:朝鲜的统一;日本统一与“大化革新”;穆罕默德的创教与阿拉伯的统一;奥斯曼土耳其帝国。

10.阿拉伯文化的成就。

11.“文艺复兴”时期:“文艺复兴”运动;“文艺复兴三杰”;绘画艺术“三杰”;“文艺复兴”时期的哲学。

（八）世界近代史

1.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资产阶级革命的开始;克伦威尔的独裁统治;君主立宪制的确立。

2.英国工业革命:工业革命的条件;工业革命的主要成就;工业革命的影响。

3.美国独立战争与建国。

4.法国资产阶级革命。

5.沙皇俄国的兴起。

6.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成立;《共产党宣言》的发表。

7.俄国农奴制度的废除和侵略扩张。

8.美国内战。

9.日本“明治维新”。

10.德意志和意大利的统一。

11.第一国际和巴黎公社。

12.印度民族运动的高涨。

13.非洲人民的反帝斗争:苏丹马赫迪反英大起义;埃塞俄比亚抗意战争。

14.成为世界大国的美国。

15.跻身于世界列强的日本。

（九）世界现代史

1.第一次世界大战:两大军事集团的形成;大战的爆发与结束。

2.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

3.巴黎和会与《凡尔赛和约》。

4.华盛顿会议与九国公约。

5.共产国际的成立。

6.德国十一月革命。

7.德国共产党的成立和柏林一月起义。

8.意大利法西斯专政的建立。

9.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

10.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

11.第二次世界大战:慕尼黑阴谋;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德意日军事同盟的建立;苏联卫国战争;太平洋战争爆发;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形成;意大利投降;《开罗宣言》与德黑兰会议;诺曼底登陆;雅尔塔会议;德国投降;波茨坦会议和《波茨坦公告》;日本投降。

12.联合国成立。

13.战后世界格局的演变:《北大西洋公约》和《华沙条约》;美苏争霸;苏联解体。

十、科技常识

（一）天文地理常识

1.宇宙的演化。

2.太阳系。

3.地球的形成。

4.气象名词:热带气旋;龙卷风;沙尘暴;寒潮;大气压。

5.地理现象:泥石流;洪水;火山;地震。

（二）生化数理常识

1.生物:微生物;新陈代谢;食物链。

2.化学:无机物;有机物;石油;油脂;糖类。

3.数学:微积分;运筹学;优选法。

4.国际制（SI）与英制常用计量换算:长度;面积;体积及容积;质量。

5.物理:万有引力定律;电磁感应现象;能量守恒定律;紫外线;红外线

（三）科技丰碑人物

1.世界著名科学家。

2.中国著名科学家。

（四）国家高新科技计划与奖励

1.863计划。

2.973计划。

3.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4.国家自然科学奖。

5.国家技术发明奖。

6.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

（五）电子信息技术与通信技术

1.微电子技术。

2.计算机技术:量子计算机;光计算机;生物计算机;网络计算机;计算机病毒。

3.信息科学:信息隐藏技术;数字水印;数字指纹。

4.通信技术:蓝牙技术;光纤通信;IP电话;全球定位系统。

5.因特网与信息高速公路。

（六）生命科学技术与能源科学技术

（七）新材料科学与先进制造技术

（八）现代交通与航空航天技术

十一、环境保护

（一）环境与生态系统

1.环境的概念。

2.环境问题。

3.生态系统的概念及功能。

4.生态平衡是动态平衡;生态系统的反馈机能。

5.影响生态平衡的因素。

（二）环境问题

1.大气污染。

2.水体污染。

3.土壤污染。

4.噪声、电磁辐射、光和放射性辐射等污染。

（三）当前世界面临的主要环境污染

1.生态破坏。

2.环境污染。

3.地球变暖。

4.臭氧层破坏。

5.酸雨危害。

（四）走可持续发展道路

1.可持续发展观的提出。

2.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形成。

3.我国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进展。

4.人与生物圈计划。

十二、**省情知识

（一）地理与气候

1.地理位置。

2.地形地貌:陕北黄土高原;关中盆地；陕南秦巴山地。

3.主要山脉:太白山;化龙山;终南山;子午岭。

4.主要河流:黄河水系的主要河流;长江水系的主要河流。

（二）工业、农业与资源

1.工业。

2.农业。

3.自然资源。

4.旅游资源。

（三）交通、人口与民族

（四）历史概述

1.陕、秦、三秦称谓的由来。

2.**行政区划的历史演变。

3.当前**省行政区划。

（五）绚丽多彩的现代文化

1.**的戏剧。

2.**画派。

3.**影视。

4.**的文学。

（六）丰富多姿的文化艺术

1.陕北文化艺术。

2.关中文化艺术。

3.陕南文化艺术。

（七）**省十市一区

1.西安、咸阳、宝鸡、渭南、杨凌概况。

2.铜川、延安、榆林概况。

3.汉中、安康、商洛概况。

（八）**省社会经济发展的战略与规划

1.省情特点:区位优势;重要的能源化工基地;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源地和生态建设的重要地区;科技和高等教育大省;重要的历史文化中心;国家重要的工业基地。

2.发展战略和发展规划。

（九）**省“十五”建设成就和“十一五”发展规划

1.“十五”建设主要成就。

2.“十一五”发展规划。

3.建设西部强省是新时期**省发展的历史任务。

（十）民生八大工程

1.民生八大工程的提出。

2.民生八大工程的内容。

3.民生八大工程的初步实施。

4.实施民生八大工程的意义。

投资哲学论文范文篇7

内容摘要：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客观要求，也是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根本途径。它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与和谐社会的全面发展，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动力，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大趋势。本文就国内部分学者关于改革开放相关理论研究进行综述。

关键词：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思想道德建设民主法制建设社会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13亿中国人民大踏步赶上了时代潮流，稳定走上了奔向富裕安康的广阔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充满蓬勃生机，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重大贡献的中华民族以前所未有的雄姿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1部分学者相关观点论述

徐耀耀提出以“四个继续”的特殊形式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一是继续贯彻总书记在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讲话精神；二是继续做好有关部门的参谋部和智囊团；三是继续牢记中央对人文工作者的期望和勉励；四是继续牢记革命导师对学者、人文工作者的勉励。祝黄河指出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客观要求，也是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根本途径；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改革开放是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强大动力。王员梳理了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农村思想政治工作，总结了其基本经验；邱新有介绍了说服性传播与研究在中国的现状，反思了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变换研究视角、创新研究方法、扩大研究内容的一些设想；刘俊就如何在改革开放形势下，深化高教改革，探索独立学院可持续发展的道路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万振凡探讨了从城乡分隔发展向以科学发展观统筹城乡发展转变之路；詹冬华就文学经典所面临的解构危机，提出了文学经典怎样重构经典身份的观点；邱显平分析了当前社会冲突现象的特点，探讨了如何创新社会主义和谐动力论的问题。

2改革开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吴仁平、肖接增提交了论文《科学发展观视野中的生产力跨越式发展》。文章指出，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为研究我国生产力跨越式发展提供了科学的理论基础和崭新的视野。在实施生产力跨越式发展战略时，必须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的新型工业化道路；把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与生产力的可持续发展结合起来；正确处理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过程中生产力的不平衡发展与平衡发展的关系。王玲玲对真理标准的讨论进行了学术回顾，分析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真理标准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江晓萍、王水兴认为，科学发展观是党在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过程中形成的新的执政理念，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指导意义。邓文平提交了论文《科学发展观的人本精神》，指出科学发展观的人本精神是思想解放结出的硕果，是对传统发展观物本主义的否定，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它深刻而全面的阐明发展必须依靠人民、满足人民、成果共享、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等思想，揭示了发展是“为了什么”这一根本问题。

李建斌的《矛盾论：和谐社会的世界观与方法论》一文分三大板块，即先秦时代的和谐哲学及其对当代中国的启示、的矛盾论思想及其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意义、改革开放30年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世界观与方法论探讨，并进一步指出，加强党的领导和以人为本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方法论。刘仁营在《再论走出生产力拜物教》中论述了高扬科学发展观，跨越资本经济的“卡夫丁峡谷”命题。同时指出，我国具备了马克思所说的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基本条件。

3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

郑晓江在《重构中国生死观教育的核心价值—以四川汶川特大地震为背景》中指出，有必要重构中国以“死是生活的中止，生命可以永存”及“由死观生”为核心价值的生死观教育。汪荣有、黄志兴提交了《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新途径》论文，文章认为，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必须认真研究新情况，积极探索新的有效途径，必须在应然与实然的辩证统一中确立价值导向，在多样与主导的相互激荡中增进价值认同，在继承与创新的反复碰撞中调适价值冲突，在自发与自觉的有效整合中实现价值追求。

曾建平、代峰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道德建设的重要启示》中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道德观念和行为方式发生了历史性变化。这是新时期最深刻的变化，而且这些变化对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具有重要启示。吴瑾菁提交了《从“革命道德”到“和谐伦理”—和谐社会的伦理诉求》一文，文章指出，和谐伦理是在和谐哲学思维方法论的指导下关于社会交往和关系的协调理论及其规则体系。它是社会主义建设阶段的人际伦理准则，是为协调非对抗性的社会伦理关系，寻求伦理关系双方的共处和协作的伦理。中国社会从革命转向建设，就需要从革命道德转向和谐伦理。

曹开华提交了《建国以来我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目标和任务的变革与发展》，文章指出，新中国成立以后，在高校培养目标日益明确的前提下，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的目标也在不断形成、完善和发展，大致经历了以下阶段：新中国成立初期思想政治课教育教学目标的确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目标的曲折发展；“”中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目标的全盘否定；改革开放以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目标的新发展。以培养“四有”新人为总体目标，在此基础上既规定了基础性目标，又提出了先进性目标，使教育目标具有了层次性。

4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

周利生在论文《改革开放以来党内民主的探索和实践》中认为，党内民主是无产阶级政党的基本政治原则。改革开放以来，党内民主建设日益深入，主要表现在党员主体地位的有力保障、党的代表大会制度的日益完善、党内选举制度的有序改革、党内监督机制的有效健全等方面。吴永明以我国2002-2004年受处理的137家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通过对投资者法律保护与财务舞弊之间关系的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投资者法律保护程度与上市公司财务舞弊负相关。此结论的政策意义主要在于：在我国，完善法律制度、从严执法力度是加强投资者保护从而抑制公司财务舞弊行为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沈桥林所撰论文《邓小平对马克思恩格斯法制思想的丰富和发展》认为，邓小平同志在应用马克思主义法制理论解决中国实践问题过程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法制思想，极大地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事业，为社会主义法治打下了坚实基础。郭凌、刘素峰对我国改革开放30年党内民主建设的成就进行了总结，并结合历史经验与现实提出了五点启示，即：充分认识党内民主建设的重要性、紧迫性、复杂性和长期性，是搞好党内民主建设的关键；建立健全党内民主制度，形成党内民主机制，是党内民主建设顺利进行的保证；坚持群众路线，是党内民主建设的基本途径和方法；创新是推动党内民主建设的动力；保障党员民主权利，是党内民主建设的基础和重要切入点。

蒋九愚、易燕明提交了论文《论新时期解放思想对党的内在要求》，该文认为，改革勇气、开放意识、创新精神、民主作风与和谐理念是新时期解放思想党建的内在要求。改革就要自觉地把它作为开创党的新局面的行动指南，改革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开放最能集中体现这个时代科学化、民主化和制度化建设的趋势和特征，是现代社会的重要标志之一。创新是党的事业进步的不竭动力。党的各项工作，既要重视创新民主形式和制度，更要重视提升民主的质量和效能，增强民主制度的生机和活力。构建党内和谐与社会和谐，社会和谐要由党内和谐作保证，以党内和谐为基本条件。

汪琳在文章《从身份到契约的成长—改革开放三十年与民法的发展及完善》中指出，契约化的成长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民法成长最显著的特征及规律，民法的发达彰显了改革开放三十年契约精神在我国的迅速发展。臧荣华、吴小平认为，民主法治既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特征，又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石，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注重民主法治建设。建立健全民主法制须确立人民利益至上，崇尚法治精神。方旺春认为，行政公正是实现法治社会的重要途径，而法治社会的最终目标是要实现和谐社会。对于如何构建行政公正？他进一步强调需要从三个方面入手：一是构建完善的行政公正平台；二是构建完善的行政监督体系；三是构建完善的行政救济体系。

5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社会发展

冯小林在《改革开放三十周年来中国社会发展建设模式的探索和社会学研究的兴盛》中，回顾了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历程，认为这一历程是不断探寻发展模式和发展路径的过程，也是我国社会学研究从恢复到重建和发展兴盛的过程。在今天，随着中国社会对自己的发展模式和发展理念的反思而进行转变和调整，中国社会学研究也应该本着“文化自觉”和“与时俱进”的态度，自觉进行自我调整和转向，探索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社会学研究路径和建构具有中国主体特色的社会学理论体系与知识体系。吴雪平在《养老保险制度发展的可持续性分析》一文中总结了我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取得的成就，即：基本建立了与市场经济相配套并适应人口老龄化形势的养老保险制度。但是制度建设的任务远没有完成，改革面临的新问题仍不断呈现。如：制度变迁显现的隐性债务危机、个人账户的空账运行、养老金水平偏低、养老保险基金增值难以保证以及政府管理不善和制度漏洞等问题都是养老保险制度可持续发展的制约因素。因此，面对新的社会经济制度情境，建立“多支柱”的养老保障体系不但是政府的选择，而且也是个人必然和必要的选择。曾勇认为，邓小平对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做出了许多拓展，最突出的有三方面：重视人的现代化素质建设、突出个人物质价值的合理性、从社会发展的视角关注人的发展。

6结论

投资哲学论文范文篇8

论文摘要：科学知识社会学指出，传统的科学知识观抹煞了科学的社会性，从根本上是错误的。通过科学争论、实验室研究和科学文本话语分析，科学知识社会学为自身研究的合法性进行了重要论证，并试图促进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融合。然而，科学知识社会学彻底否认科学的客观性和真理性，宣称“科学知识只是一种社会建构”，结果导致了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之间的裂隙进一步加深。

科学知识社会学(SociologyofScientificKnowledge,以下简称SSK)自20世纪70年代初在英国诞生后发展势头一直很迅猛，目前在国外社会学研究领域占据主流的地位。但在国内，人们对SSK的认识却只能说是刚刚起步。国内对SSK的最早介绍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当时南开大学的刘甭浦教授在其主编的《科学社会学》一书中对SSK有初步评价。20世纪90年代末，国内第一本对SSK进行系统研究的专著《科学的社会建构—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理论与实践》产生，一些主流的社会学和哲学杂志也开始密集地翻译SSK的论文，一些出版社则系统地引人了SSK的主要作品。尽管一直受到激烈的批评，但笔者认为SSK的研究也有其合理成分，如果对其作深人的反思，并从中得出有益的东西，则对我们的学术进步无疑是大有裨益的。

一、SSK产生的理论传统及历史背景

1.SSK的学术思想渊源。SSIC有多种学术思想渊源。该学派的代表人物马尔凯声称，他们是在库恩的哲学思想影响下，在批判了传统的实证主义科学观之后，研究科学知识的相对性和社会内容的学派。科学社会学家本?戴维指出:这个学派是在“反实证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现象主义、社会学中的人类学方法)兴起和科学哲学中相对主义、建构主义的影响下产生的。并且，它与迪尔凯姆和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传统相联系。国内研究SSK的著名学者刘华杰则认为，SSK的思想可以追溯到19世纪德国图宾根学派的“教会编史学”、旧知识社会学、科学哲学家库恩后期的哲学及对传统科学哲学的反对。据此，可以这样认为，SSK既是对传统知识社会学的继承，也是对正统科学社会学的批判，更是在科学哲学尤其是库恩的思想影响下形成的。

2.SSK产生的社会文化背景。仅仅从思想渊源上解释SSK的产生，并不能完全说明其何以在短短的几十年间迅速发展为全球范围内科学人文大战的最主要根源，还必须对SSK产生的社会文化背景予以特别的关注。在西方，自柏林墙倒塌、冷战结束以来，硬科学(自然科学)在其自身发展中遇到了一些前所未有的、无法解决的困难如巨型化、实验周期延长等，其负面影响开始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人们对科学家的信心和信任有了持续的丧失。而另一方面，向来被自然科学压倒的人文科学认为科学实验室获得的太多资助与其产出是不成正比的，因此极力反对政府对自然科学的过多投资，认为人文科学应该享有和自然科学同等的地位。以上这些情况诱发和助长了对科学本身的考察，为以反对科学权威为主要特征的SSK提供了最有利的发展契机。在过去，国内对SSK社会文化背景的介绍普遍有所忽略，而这恰恰是全面理解SSK产生和发展的关键。

二、SSK的代表人物及其主要观点

SSK诞生于英国，后来走向欧洲其他国家、美国等。其在欧洲的代表人物有布鲁尔(D.Bloor)、巴恩斯(B.Barnes、马尔凯(Michael.Markey)、柯林斯(H,M.Chins)、拉图尔(Bruno.I,atour)、谢廷娜(Ka-rinD.Knorr一Cetina)、埃奇(D.0.Edge)、惠特利(B.Whitley)等人，而在美国的知名学者为夏平(Shapin)、皮克林(Pickering)和平奇(Pinch)。SSK学者从科学争论、实验室方法、科学家的文本及话语研究这三个场点展开研究，得出了不少成果，其观点从产生到分化可以说是五花八门，既有极端的也不乏温和的。下面是SSK学者的一些主要观点:

1否定自然界在科学知识产生过程中的决定作用。自18世纪启蒙理性主义诞生以来，科学知识一直被看做“自然之镜”，经验事实和逻辑规则决定了什么是科学知识，自然界作为科学争论的首要及最终仲裁人和确定者，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SSK学者认为，科学思想并不是由客观的经验观察来检验的，人们也并不是按照与事实证据一致的原则来对相互竞争的理论进行选择的，因而，以往人们将自然界的性质和作用完全地夸大了。拉图尔认为，一个被科学家作为事实而接受的陈述被视为是由自然界决定的，但这一点并不会使这个陈述变成真理。谢廷娜也说;“在实验室里我们找不到描述主义所看重的事实和现实，实验室所表现的是尽可能排斥自然而不是包含自然于其中。”在这一看法上走得更远的是柯林斯，他直接宣称:“在科学知识的构造中，自然界仅仅担当极小的或微不足道的角色，甚至根本就不起作用。”总的说来，SSK学者认为，自然界不能决定什么是真理性认识;科学不会是建立在经验证实原则上的高度客观化的事业，其客观性极弱;不是自然界决定科学知识的形成，而是科学家的社会行为决定了自然规律要如何界定;科学理论并不是对自然的真实反映，自然界在确定科学的本质和真理上没有任何发言权。

2.科学知识在本质上是由社会建构的。正统的科学哲学家们向来认为，科学研究中存在发现和辩护两个过程，其中属于内部因素的辩护过程(归纳、逻辑推理等)起最重要的作用，科学从根本上是不受外部社会影响的。SSK学者则认为，恰恰相反，科学具有极强的与境偶然性和当地特质，社会性因素对知识具有更强的制约作用。马尔凯曾这样断言:“……至此，我已提出一个基本观点，即科学的内容就产生于科学外部的社会和文化因素的影响。”可以说，几乎在SSK学者的所有著作中，科学的社会建构性质都得到了充分的描述，他们尤为强调的是社会交往在科学知识形成中的作用。在《实验室生活:科学事实的建构过程》一书中，拉图尔和伍尔格详细考察了科学研究人员在实验室是怎样交往的，科学论文又是怎样在这种交往中产生的。而谢廷娜则重点强调，科学知识不仅受科学研究人员内部交往的制约，还受外部社会交往的制约。例如，为了得到工业界和出版界人士的帮助，为了得到政府官员的支持，为了在大学里谋取一个职位，都可能使一位科学研究者改变自己研究项目的名称和程度，甚至改变自己科学论文中的关键内容。总之，SSK学者坚持认为，科学知识其实就是社会建构的产物。

3.科学知识评价实际上是科学家的共同磋商及利益竞争。SSK学者认为，经验事实和逻辑程度并不能确定什么是科学知识，因为它往往无法判断什么是好的理论。一个科学成果得到确认其实是科学家磋商(negoianon)的结果，而通过科学磋商建立起来的结论就不是对物理世界的确定性说明，只是被在特定的文化和社会背景中的科学家们认为是正确的主张而已。科学知识在商谈与决定的链条中得以构成，这是一个包含修辞手法、语言技巧、科学家威信以及其他符号资源在内的说服与被说服的过程，其中资源关系、利益的融合与分裂等具有重要作用。巴恩斯指出:“事实是被集体界定的，任何知识体系由于其制度特征，必然只包含集体认可的陈述。”他还坚决认为，在科学知识社会学中，知识的社会磋商应该是一个合法的、实质上是一个基本的、然而在很大程度上尚未得到探讨的知识社会学的主题。

4.科学其实与其他文化一样，并不具有更多的真理性和更优越的地位。布鲁尔指出，人们以往是通过把科学当做某种圣物来对待而使其不受社会学审视的影响的，这其实是一种根本性的错误。他提出的强纲领性核心原则—对称性原则主张应当用同种类型的原因来解释理性信仰和非理性信仰。在SSK学者看来，科学就是一种文化，也是处在一定社会建构过程之中的信念，它是相对的，没有名副其实的“普遍有效性”，不存在科学的理性、客观性和真理的普遍标准。进一步地，SSK学者还认为“学科间的界限是约定性的，要使这些界限具体化，要把它们视为内在于不同领域或不同学科之间的不可违背的界限，肯定是一种错误”，而“这些界限与保护和维持这些社会集团自身的认知权威、智力霸权、职业构成以及借助于这些界限能够控制的其他的经济和政治力量直接相关”。总之，SSK从科学是一种文化出发，否定了自然科学知识具有至高无上的特殊地位，认为科学并不优于其他任何信念或知识体系，也并不比社会科学具有更多的真理性。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SSK对长期以来“科学思想和发现是由自然界决定的，而科学家研究自然规律的行为是受严格独特的科学规范和理性程序指导的，它不受社会因素的影响”这种传统观点提出了最直接的挑战。它以强调社会因素对科学的重要影响为基点，提出了一系列反对传统理性主义、知识的客观性和真理观的主张，就这一点而言，SSK有其创新和值得借鉴的一面。但SSK忽略了科学知识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形态在认识活动中的独特作用，走到了极端的一面，因而受到了众多的非议。

三、对SSK的批评

SSK关于科学本性、科学与社会关系等观点，已经被西方一些主流思想教育课本和权威部门制定的科学家行为规范吸收进去。在这一点上，SSK已经达到了自己的预期目标，成功地为自己的发展赢得了合法地位。但是，SSK并不因此而止步，它更多地试图把“理性”包含在“社会”之下，由此遭到了来自多方面的批评。这里主要讨论来自科学家、科学哲学家、科学史家及科学社会学的批评。

1.来自科学家方面的批评，最显著的莫过于索卡尔大战。在这次科学人文大战中，以美国物理学家索卡尔的诈文为导火线，物理学家、生物学家等众多科学家对SSK及其他一些后现代主义理论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其规模空前。索卡尔指出:SSK及后现代主义者近年来的一些主张明显是一种放纵的胡说。比利时理论物理学家让?布里克蒙特对SSK的许多主张感到困惑和震怒，他指出证据对理论的不确定并没能瓦解科学的客观性，相反使科学的成功变得更为卓著。生物学家威尔逊则认为，SSK要摆正位置，把社会决定奠基在被检验过的和认真思考过的客观知识基础上才是科学的一切。佛兰克林对两个经典案例(柯林斯的实验者回归和皮克林的建构夸克)进行分析并表明:科学家选择某些理论或概念(如皮尔逊的四元相关系数、物理学家偏爱史坦福大学的E122实验而不是华盛顿一牛津大学的实验)，是有着可靠的科学、实验与数学等方面的认识根据的，而不是靠科学家偏好或意识形态(如优生学的意识形态)的驱动。

2.在科学哲学家的批评中，劳丹与布鲁尔关于科学信仰解释权之争最有影响。劳丹1981年在《社会科学哲学》杂志上撰文，认为SSK是一种伪科学，其主张是荒缪的，“当且仅当信念不能用它们的合理性来说明时，知识社会学才可以插手对信念的说明’，。⑨劳丹坚信迪昂一奎因论点(理论不确定观点)不妨碍科学合理性标准的存在，恰恰相反，它反映了经验在科学理论选择中的作用。对SSK主张的对称性原则，劳丹认为，对称性只是一种虚幻，因为不论是科学研究的个体抑或群体，他们所持有的理性信仰和非理性信仰具有完全不同的产生条件，因而不可能对称。而在社会学解释模式是否为科学信仰的科学的、惟一的、优先的解释模式这一问题上，劳丹认为，科学在本质上是一种人类活动而不只是社会活动，社会学解释模式不会是惟一的和优先选择的模式。

3.科学史家的批评则在于，他们认为SSK的科学史案例分析存在不少历史常识性错误。科学史家平林克通过对历史事实的检验指出，在夏平与谢佛的“霍布斯一波义耳之争”案例研究中错误地表述了历史，歪曲表达了波义耳和霍布斯的实际工作。历史学家玛格丽特?C?雅各布指出，拉图尔对17世纪近代科学诞生的社会学分析在史料上存在着严重的错误和歪曲，其对英国历史的相对主义的诊释常常忽视了某些历史关键点，是通过谴责“现代性制度及其实践而获得的”。

4.在来自科学社会学方面的批评中，默顿学派指责SSK的做法是危险甚至是“发疯”和“邪恶”的，因为它摧毁了最牢固的人类知识大厦，会导致一种反科学。“利益模式”是SSK理论主张中最受科学社会学家批评的。朱克曼认为:“断言科学知识反映生产这些知识的群体的利益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利益模式不能解释为什么社会利益明显不同的科学家会经常持有相同的理论立场，也不能解释为什么有些科学家所采取的理论立场是与他们的阶级或职业利益相反的。”本?大卫则指出:“即使科学知识与其提出者的利益之间存在联系，这种联系也从未超出最初的创始阶段。例如在麦肯奇和马尔凯讨论的英国统计学案例中，精英主义、优生学与统计学方法之间的联系，在皮尔逊之后就消失了。”而在其他一些科学社会学家看来，利益模式的问题不在于将科学知识归结为利益磋商，而在于它不能表明这种磋商实际上是怎样进行的，以及为什么在这种磋商过程中论战一方会逐步占据主导地位。公务员之家

尽管受到来自以上多方面的批评，SSK的强硬立场并没有改变。1991年，布鲁尔在其再版的《知识与社会意象》后记中宣称，现有的批判无法改变他对强纲领的坚定信心。布鲁尔的同盟者更是鼓励SSK研究者们不要恐慌，因为时间将会证明一切!而以科学家为首的另一战斗方则继续坚守科学理性，认为SSK应该首先遵循科学的价值服从于严格的社会分析原则，重新研究一些具有积极意义的社会学课题，而不是更贪婪地去攻击科学研究。就目前的发展态势来看，彼此的基本原则立场都没有放弃，两者之间的鸿沟仍在不断扩大。

四、问题和启示

投资哲学论文范文篇9

在实现其方案的过程中，科亨坚决反对自普列汉诺夫以来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一致认同的观点，即马克思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在方法上存在着根本的分歧。科亨认为，马克思创立了世界历史理论、阶级社会理论和革命理论——这些理论值得认真研究。

科亨研究工作所起的示范作用鼓舞和启发了其他研究者的类似工作，这些研究者大都是(但仅仅是)盎格鲁—撒克逊世界的学者：例如J.罗默(美国经济学家)、J.埃尔斯特(挪威哲学家)、E.O.赖特(美国社会学家)、范帕里斯(比利时政治哲学家)、普泽沃斯基(波兰政治哲学家)、布伦纳(美国历史学家)和其他一些人。这些思想家组成了一个非常奇怪的学派：除了在极少的基本原则上保持一致，他们相互之间经常发生激烈的争执。然而，他们至少为自己能够清晰地阐明论点、观点，以及能够采用公开的批评和争论方式而自豪。他们尽量避免使自己沉迷于那些经常被其他马克思主义者使用的模糊策略。由于这个原因，他们称自己的小组为“非胡说的马克思主义”(no-bullshitMarxism)(由于每年会议的日期，该小组正式称为“九月小组”)。这个小组在“马克思主义”阵营中有一个令人惊奇的特征：一些成员(最明显的是范帕里斯)从未声称过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

在下文中，首先，我将概述一下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第一阶段的有深远意义的贡献：科亨的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和罗默的阶级与剥削研究；其次，我将论述与分析马克思主义相关的社会科学的哲学和“理性选择的马克思主义”这一称呼是否恰当。最后，我讨论最近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价值的辩护和替代资本主义制度的详细设计(这种设计比他们最初的计划更远离了左派)。

科亨和历史理论

科亨在《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个辩护》一书中为之辩护的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经典解释，反对哲学批判主义。其核心内容是他对马克思关于物质属性和社会属性两种区分的坚持和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功能性解释。

科亨的历史唯物主义重建有两大命题：即发展命题和首要性命题。发展命题告诉我们物质生产力具有不断发展的趋势，这里的物质生产力不但包括生产的物质方面而且(最重要地)包括科学技术知识。首要性命题认为社会关系(社会生产关系)的性质由其物质生产力发展水平来说明(反之则不成立)。科亨还分析了政治和法律制度的性质由社会生产关系来说明。

如果我们把发展命题和首要性命题放在一起，并加以合理的想象——在生产力发展的不同水平上，不同的社会模式与之相适应，并促进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那么我们就会得到非常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历史描绘。社会模式像外壳一样地保护生产力的发展，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摆脱这些外壳并用新的模式来代替它们。

但是科亨清醒地意识到，由于显而易见的理由，这种传统的历史描绘已受到人们的冷遇，主要原因在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或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和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或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有强大的反作用)这两个命题之间似乎相互矛盾。由于我们通常认为原因导致结果，因此，在许多分析学派的理论家看来，历史唯物主义是不合逻辑且前后矛盾的。

对这个问题的解答，科亨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运用的是功能性解释。正如生物学家用鸟的空心骨能够使其飞行来解释鸟具有空心骨的事实，马克思主义者也用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能够促进物质生产力的发展来解释社会生产关系的性质。

科亨援用的历史唯物主义功能解释引起了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内部第一次大争论。J.埃尔斯特在一系列文章中声称如果马克思主义依靠功能性解释，那么对马克思主义而言情况会更加糟糕。原则上埃尔斯特接受三种解释模式：原因解释是物理学的标准解释方式；目的解释涉及到人类个体的信念和欲望，是社会科学的常用解释方式；功能解释在生物学中经常使用。但为了使人能够接受(功能解释)，埃尔斯特认为，功能解释必须用更多的规则和要素组成的“馈环”(feedbackloop)来加强。这种“馈环”可以由生物学上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加上孟德尔的遗传学)提供，但在历史唯物主义中没有发现类似的可行方法。埃尔斯特因此认为，必须放弃这种解释模式(至少是科亨辩护的模式)。

相反，科亨认为依靠功能解释辩护自己的观点是合理的，尽管没有人理解内在的原因(或目的)机制。例如，理性地确信生物趋利性的功能解释在达尔文和孟德尔之前已经补充了解释结构。其他的分析马克思主义者设法通过勾画一个程序为科亨辩护，这个程序对社会现象所起的作用近似于自然选择对生物现象所起的作用。尤其是贝塔姆(ChristopherBertram)和卡林(AlanCarling)都认为历史上生产关系与物质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完全适应，可以通过经济压力和军事竞争来获得。

科亨关于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其他许多方面也受到抨击，很多人认为他的发展命题没有说服力。在《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书中，科亨把发展命题建立在处于物质匮乏境地的生产者个人的理性基础之上。在许多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发展命题暗含着超历史的理性解释，这种解释被看作是非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此后，科亨阐明和发展了他的观点：现在他不仅强调面对物质匮乏处境的个体生产者的技术创造力，而且强调对发展的最优生产关系的理性选择。尽管有益的社会模式能够促进生产发展这种阐释有意义，这种解释在某种程度上与科亨的功能解释相一致，但是事实上行不通。根据科亨的理论，新社会关系的更有效性是社会革命的必要条件，然而这是极为不可能的。

罗默和剥削问题

埃尔斯特对科亨功能解释所作批判的核心部分在社会科学哲学中富有挑战性。埃尔斯特特别赞赏理性选择方法的使用和博弈论的应用。埃尔斯特自己的工作范围仅限于方法论，而把这些方法应用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主要分析学派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是约翰·罗默。在罗默早期的著作《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分析基础》中，他对马克思的经济理论采用了非常数学化的新里查德式的重建。在其杰作《剥削与阶级的一般理论》(简称《一般理论》)中，他又进一步发展了这种重建。《一般理论》试图把马克思主义对宏观社会现象(如阶级)的描述建立在个人微观动机的基础上，并以这种方式提出整个分析马克思主义的课题。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相比，我们可以说这种理论在方法上既是反传统的，同时又是保守的(从其强调阶级方法的重要性而反对其他社会分层方法这一意义上来说)。

《一般理论》的大部分篇幅用于说明马克思的剥削和阶级概念是如何源于标准的新古典经济模型。罗默首先分析马克思的剥削观点：根据这一观点，有没有剥削行为取决于有没有占有他人的剩余劳动。他同时从马克思主义者的立场说明了承继关系的作用，即在这样一种经济活动中——所有的人都为自己工作，并只需要用于维持生存的物品。他们只是通过在市场上相互交换其产品而发生相互作用——如果生产者以其所被赋予的不同的劳动力(labourpower)水平开始生产，那么就会出现剥削。这是因为富有的生产者有着更广泛的生产技术选择余地，因此，能够在比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更短的时间里生产出一定量的商品，这些商品能够在市场上交换到相当数量的商品：如果社会生产的产品总量是平均分配的，那么，穷人比富人工作的时间更长。在进一步的例证中，罗默表明：在存在着劳动力市场和最初财富不均等的经济状况下，就会出现阶级；在这方面，信贷市场和劳动力市场得到的是类似的结果；某些理论如劳动价值理论可以建立，但这是价格的逻辑结果而不是剥削。关于问题的这一方面，罗默在该书中的主要理论术语是他的“阶级—剥削对应理论”，这条原理表明，凡是出卖劳动力的当事人是被剥削者，凡是购买劳动力的当事人是剥削者。当事人是劳动雇佣者还是劳动出卖者由他们最初的财富决定。占有生产手段的不同决定了某人是雇佣劳动力的人还是出卖劳动力的人。因此，剥削关系和阶级关系是密切相关的。然而，当当事人具有不同数量和质量的劳动时，这种关系就将被打破。这就是罗默寻求比劳动理论更“一般”的剥削理论的原因之一。

但是建立一种适用于所有假设的剩余劳动的剥削理论的障碍并不在于从剩余劳动的转化形式这一意义上来定义剥削，因为新古典经济学家可以承认这种转化，但是他们否认由此而带来的道德谴责——剥削。这是因为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在资本主义的竞争条件下不存在剥削，因为每个人都能够从交易中有所得。如果人们拒绝交易，而以他们自己的财产进行简单再生产，那么他们的情况将更加糟糕。另一方面，新古典主义承认：经济关系以外的强制，使得某些人依靠他人的劳动而生活(如在封建社会或奴隶社会)，那儿确实存在着剥削。

《一般理论》的进一步成就是提供了一个总体结构，在这个结构中，马克思剥削理论所关注的问题和新古典主义所涉及到的剥削问题是一种特殊的情况。如果我们假设一个社会N，那么在这个较大的社会N内的群体S是被剥削的，那它当且仅当：

(1)存在着这样一种选择，这种选择我们假设为是可能的，根据这一选择，群体S的处境会比目前好；

(2)在这种选择下，S的补体，即N-S的群体S′将比目前状况恶化；

(3)S′对S是一种统治(剥削)关系。

条件(3)是一个社会学的条件，使得群体S′阻止这种假设选择的实现，因而导致对S的剥削。罗默声称他需要这个条件，(1)和(2)的不同类型并不包括异常的例子。罗默的模型(1)和(2)可以由经济体中当事人组成的各种群体的联合体来阐释。在一定的联合体中，一个群体有参与该经济联合体的选择，也有退出该经济联合体的选择。如果群体S退出该经济联合体后其成员生活更好，如果它的补体S′在S退出之后处境比原先恶化，那么在这种特殊的联合体中S就是被剥削群体。如果在联合体的规则下，某一群体被定性为是被剥削的，那么必然要求：不但在假设的选择条件下该群体的分配状况会更好，而且其补体会更差。因为在减少规模收益的经济联合体中，联合体的双方在选择情况下会做得更好。相反，如果有增加规模收益为特征的经济，在目前的安排下，两群体也会更好。如果一个群体被认为是被剥削的，那么肯定是有人剥削它。如何界定替代的情况?答案似乎有赖于罗默运用的抽象方法。在实践中，这种替代是通过财产关系得到界定的，即控制生产方式的权利。取代既成关系的选择，使人们能够明白，为什么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平等地获得非人力的生产手段仍然会形成剥削。在一种更抽象的水平上，问题就不那么清晰了。我们通过一个特征函数来说明游戏：定义特征函数V，对于每个群体S都有一个退出收益V(s)与之对应。罗默写道：“函数V可以界定这种情况：如某些观察家认为，若各群体选择游离于社会之外，那将是对他们的一种公正的安排。”但他接着说：“当然，存在着有意思但愚蠢的界定函数V的方式：我们的任务是界定特定函数使其囊括清楚明了的和有历史说服力的剥削类型。”

马克思主义者从不认为社会秩序能够被任意推翻。相反，如马克思所说的：“无论哪一种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这必定会给通过假设的替代情况来验证剥削的理论制造一些麻烦。罗默解决这个问题的看法是假设一个群体从经济联合体中退出后，其激励结构保持不变。这时如果这个群体改善了自己的处境而它的补体处境恶化，那么可以说这个群体在退出前遭受着“社会必要”剥削。

在罗默看来，有两种不同类型的社会必要剥削：动力机制意义上的社会必要剥削和静态意义上的社会必要剥削。如果一个群体在退出后不能保持起成员的激励结构，其结果是情况直接恶化，那么这个群体所受的剥削是静态意义上的社会必要剥削。如果一个群体在退出后开始有所改善，但很快因为可能缺乏技术革新的激励而落后于以前——尽管群体仍如以前一样努力工作，那么这个群体所受的剥削是动力机制意义上的社会必要剥削。

在《一般理论》中，罗默的阶级—剥削对应理论是他的两个最令人吃惊和印象深刻的研究成果之一。这个原理表明剥削地位和阶级状况是系统相关的。当我们讨论联合体而不是阶级时，这种系统的联系便会消失。在罗默的《一般理论》中，对于那些能够从经济体中退出的群体可以进行任意的界定。如果我们乐意，我们可以把所有挑选的个体归入一个群体，在特定的游戏规则下，验证这个群体是否被剥削。起初，这种灵活性可能是一种优点，但更多的例子说明各种问题都有可能出现。例如，一个由所有工人和最富有的资本家组成的群体，如果该群体带着可转让财产的平均资本份额退出经济体，那么这个群体可能会证明被剥削。通过以特定方式划定界线，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所有当事人都是某些剥削群体和某些被剥削群体的成员。实际上，现在有很多理由认为以这种方法不能起到界定作用。游戏中的联合体这样做是因为他们是在其成员的利益上联合起来追求共同的目标。因此，通过寻找共同利益对人们进行群体归类的方法是明智的。罗默著作中所假设的共同利益概念，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那里是用阶级概念来表达的，界定阶级的方法是根据当事人是劳动力雇佣者还是劳动力出卖者(实际由他们所拥有的生产手段来决定)。尽管实际上罗默的群体概念似乎是以马克思理论为基础的，但是这里没有任何理由说明为什么我们要在剩余价值劳动理论的框架之外去把握这种群体划分方法，以此来解释剥削问题，罗默的分析框架超出了马克思的理论框架。

不管人们如何吹毛求疵地批评和反对罗默重新阐释马克思的阶级和剥削理论的做法，不容置疑地是，它是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所取得的最有突破性的和最有创造力的成就之一。社会学家赖特在他的著作《阶级》中，运用罗默的“一般理论”对建立在被当事人群体支配的不同类型的财产(劳动力、资本所有权、技能、信用)基础上的现代社会阶级结构进行了截面(cross-cutting)分析。在一种新的更严密的框架下，赖特的分析具有表达准确的优势。在阿尔都塞的方法论内，他首先仔细研究的“相互矛盾的阶级位置”的问题。但如大量的分析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一样，这个表明马克思主义者身份的问题又再次被提出。罗默和赖特都曾非常典型地表明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他们的方法和解释却深刻地表明他们是非马克思主义的。确实，一旦这种分析的方法由罗默的规范结构转化为驾驭社会学的结构，就非常像韦伯以市场上不同集团剥削特定财产为基础的分析，而不是像马克思那样基于剩余价值掠夺而引起的冲突分析。

如果说科亨和罗默对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做出了重要的、并且具有创造性的贡献，那么我们也不能忽略普泽沃斯基的贡献。他的贡献在于他是惟一的真正试图研究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社会学的学者。他的研究集中于社会主义政党在议会民主制中寻求政治权力的窘境。他认为这些政党为了他们所代表的大多数选民的合理性追求降低了作为政治组织轴线的阶级的重要性，这样，这些政党就开始远离他们的核心选民。无论对普泽沃斯基观点的评价如何，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社会学中，他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分析试图通过意识形态解释政治变革的本质：按一般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工人们往往被错误的意识所左右或被国家机器的意识形态所统治。普泽沃斯基能够用工人阶级追求自身利益来进行解释。

理性选择和方法论的个人主义

如果说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有让作为对手的马克思主义者产生敌意甚至怀疑的地方，那就是许多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所运用的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和理性人的社会交往模型。方法论的个人主义认为所有的社会实践和社会结构在原则上只有以个人行为的方式才是可以理解的；理性人模型用经济理论制定包含假设的欲望和信念的个人行为模型。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反对结构主义或整体论所持有的观点：将社会基本单位解释为预先占有或决定个人选择的如国家、阶级或生产方式这样的超个人实体。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个人主义观点和方法论(技巧)的信念有时候与“Ronbinsonades”反对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导言中的猛烈抨击相似。这些观点清楚地表明：第一类观点关心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在社会科学的哲学体系中是否正确和理性人模式是不是一种恰当的分析工具的问题；第二类观点关心这些观点和方法是否能与冠之以“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理论相容的问题。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能够指出大量马克思所采用的例子，这些例子看起来非常像理性选择模型。例如，《资本论》中对利润率下降趋势的解释就是一个通过个人理性对自身利益的追求导致整体状况变差的经典例子。马克思讨论国家的一种方式表明，国家扮演着帮助资产阶级制服集体行为的角色：工厂立法一般是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但资本家对自身利益的追求趋向于损害工人们的身体健康。不但有这种分析的例子，而且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还作出了关于马克思方法的详细论述。这些论述表明，在原则上，它支持个人主义理性选择方法的应用。比如，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所说的“什么是社会，其形式究竟是什么?人们相互交往行为的产物”。但那些敌意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人很快就指出，理性选择分析方法，被认为提供了这样一个情景，人们在这一情景下进行选择和考虑，并且正是社会的这些结构特征，是马克思主义解释的核心。换句话说，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经常列举什么是最需要解释的。伍德特别热衷于坚持这一观点。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例举了被马克思本人矛盾使用的理性选择例子：即资本家的行为，这是所有能够进行这类解释的情景：即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的社会关系，这本身需要解释。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对此问题的答复是个体的行为及其发生的情景都需要解释。历史唯物主义是解释社会形式起源的理论，甚至先于个人主义的解释取得了一些进展。然而科亨的历史唯物主义重建在理性选择和方法论的个人主义问题上毫无起色。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罗伯特·布伦纳的研究工作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性选择解释资本主义转变的范例(卡林做了一些使科亨的观点与布伦纳的观点相容的有趣的工作)。

但问题仍然存在：马克思主义者们(或每个马克思主义者)应不应该赞成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和理性选择?如果方法论的个人主义作为霍布斯的观点，认为社会现象可解释为个人的信念和欲望，这些信念和欲望对于社会来说是不可排除的，那么这种观点显然是荒谬的。但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所辩护的方法论的个人主义是一种更温和的观点：完美的社会科学的解释应该表明任何宏观现象都产生于个人的行为(并不否认那些个人具有在社会中形成的欲望和信念)。这种观点可以看作否认自发的宏观现象，而不只是纯粹的个人主义。许多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现在都意识到：总之，方法论的个人主义错误地解释了正确的观点。虽然坚持研究社会事件需要个人主义基础是正确的，社会科学仍然研究社会类型。这些社会类型能够通过具有不同信仰、动机的个人的不同结合分别地得到实现，因此个人主义的还原主义方法并不能够解释这些类型。

无论如何，理性选择问题应当从方法论的个人主义问题中独立出来进行解决。这将可能是一个不带有理性选择理论成分的方法论的个人主义问题。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寻求双轨迹的策略：在现实中，他们通过罗默和普泽沃斯基的理性选择工具的成功运用，演示了马克思方案的主要特点可以由新古典经济学技巧的机智应用来阐明；在哲学上，他们“内部地”批判了理性选择方法论——这就是说他们不是从手中抛弃它，而是在对其保持同情的同时指出它的缺陷和缺点。埃尔斯特在这里走到了前列：他考虑到卡勒曼(Kahneman)和特维斯基(Tversky)的心理学发现和西蒙(HerbertSimon)提出的可选择的行为模型，通过理性选择理论把富有攻击性的反整体论和面对困难时的敏锐意识结合起来了。转向规范化

由于科亨、罗默、普泽沃斯基的创造性贡献，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学派，开始分化。这是其主要成员继续进行的非常有意思的工作。首先我们来看看科亨：自《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之后，科亨已经在多篇论文的基础上出版了两本著作，并开始了对约翰·罗尔斯著作的批判。这些著作的第一本是《历史、劳动和自由》，它主要是《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书的继续以及对该书批评的答复。第二本是《自我所有、自由和平等》，这是一本标准的政治哲学著作，这本著作主要是与美国自由主义哲学家罗伯特·诺齐克进行商榷。在《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中，诺齐克对某种假设的最低限度的国家(aminimalstate)和自由市场经济进行了道德论证。在科亨看来，这种假设被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普遍加以接受。尤其是，科亨认为“自我所有”的思想潜在于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对剥削现象直觉认识的背后(工人被剥削是因为他们的劳动所生产的成果被资本家无偿占有了)。因此，这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是一个深层次的问题：因为他们最根本的假设形成于一个争论的基础，而这一基础不仅能够为共产主义、同样能够为市场和私有体制辩护。柯亨由此走向了否定自我所有原则，并且开始欣赏平等主义的自由主义观点——罗尔斯的正义理论。但是，由于罗尔斯理论允许在正义社会结构中动机起一定的决定作用，柯亨近来的工作使得他对罗尔斯的欣赏日益变为不满。也许其悖论在于，这体现为他对罗尔斯整个理论结构中最“马克思主义”方面的抛弃：即罗尔斯在这一方法中所强调的社会结构对于个人的生活前景起决定作用的观点。

这儿不能够考察科亨思想演变的所有细节，重要的是强调科亨思想演变的主要构成是其哲学注意力从一系列问题到另一系列问题的转变，而不是关于马克思主义核心的根本改变。写到这里，最重要的是指出：科亨现在关注的不是专门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或政治学问题，而是澄清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献身背后的核心价值问题。在我看来，这是一种无悔的事业。然而，核心价值问题在马克思主义词汇中表面上是难以确定的。这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伦理学问题在历史上就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一个受压抑的方面(那种不敢道出的爱)，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包括马克思本人)经常否认他们献身革命事业是建立在任何道德价值基础之上；第二，科亨的注意力集中于政治哲学的规范化问题(特别是正义问题)，与此同时，他消除了马克思主义和“资产阶级”理论之间的所有方法论的障碍。这就意味着在这场包括所有政治派别的分析的政治哲学家的广泛争论中，他现在是一个参与者了。在这个领域内，现在要清楚地说谁属于社会主义者谁属于平等自由主义者是不可能的。这些思想阵营是混乱的和相互渗透的。

在范帕里斯的著作中，我们可以发现进一步证明这种相互渗透性的证据。范帕里斯是“九月小组”的一员，但却从未声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实际上，卡尔·马克思恰恰是影响其著作的最重要的一个人。在范帕里斯对社会科学哲学开始感兴趣以后，在此期间他用进化论解释社会科学，并以研究“基本收入”这个主题而著名。在与荷兰政治学家罗伯特·范德维尔合写的名为《通向共产主义的资本主义道路》的论文中，他拒绝接受左派应当追求“社会主义”——即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低级阶级”——目标的思想。更确切地说，他认为物质产品的丰富，这个实现真正共产主义的先决条件，能够由资本主义(一种市场和私人财产的体制)来实现。资本主义由普遍性基金(universalgrants)或“基本收入”构成。每个人(或许是所有成年人)无论其是否进入劳动力市场都应该获得独立的无条件的补助金。这种基本收入能够把人们从为了满足自己的基本物质需要而被迫受雇佣的状态下解放出来。同把人们从被迫的工作状态下解放出来一样，它同样能够在这样一个时代满足社会正义的要求，在这样一个时代，拥有一份工作就是拥有一份稀有的资源，这对于其他人被排除在外的人来说是一种特权。在随后一系列论文和一本重要的书《全体人的真正自由》中，范帕里斯提出了许多具有挑战性的观点来支持“普遍的基本收入”。

再者，无论范帕里斯的建议具有什么样的优势，我们看得出“九月小组”的成员现在仍与马克思的事业有非常大的差距。“基本收入”的观点并未局限于政治左翼，甚至一些新自由主义创始人也以这种或那种形式提出了与其协调的相关思想。例如，在弗里德曼的《资本主义和自由》中，我们知道他提倡“消极收入税”。不要惊奇，范帕里斯的建议要比弗里德曼的建议更激进。但在一种重要的意义上，他们有着相同的基础：正确的社会政策能被自由民主的国家采纳。如果有一种解放工人阶级的政策，那么这不是工人阶级自身的成就，而是议会精英们和政府行政部门的成就。

与范帕里斯相似，罗默现在也已游离于看似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思想很长一段距离了。在20世纪90年代，他已强烈地关注于建立一种市场社会主义的经济模型。这种“社会主义”经济与迄今具有这个称号的事物有很大的不同。罗默认同这种观点：高效的富有活力的经济需要自由市场和政治民主相结合。尽管献身于平等主义，他也明白在可预见的未来，对劳动力市场的收入进行重新分配的希望渺茫。他也拒绝工业公有制的思想，并且对公司的工人所有权问题持不可知论的态度。那么在他的方案中，什么是“社会主义的”呢?他关注于两个事物：资本所有权和投资的政府导向。

罗默认为股市从劳动力市场和消费市场体系的分离具有很大的发挥余地。他构想了一个方案：全体人可以凭借在股市中可以买卖的股份证券(coupon)来掌握资本所有权。每个成年公民都拥有相同数量的证券。一旦持有者死后，证券又归属于公共财产。这些证券不能兑换成现金，人们不能赠送给别人或为其他意图而进行交易。因此这就使工人和穷人没有交易他们资本财产的可能性，也就不会导致所有权集中在一些资本家的手中。所有人都有从资本自然增加的收益中获利的平等机会。除了这种类似于货币的股票外，罗默还建议利用不同的利率鼓励向那些社会需求增长但正常的投资动机不足的部门中投资。

罗默的建议不会被轻易弃之不顾。罗默从事着这种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创造性思考，如果我们要恢复平等和民主的社会方案的话，那么就离不开这种思考。从平等主义公正观点的立场来看，一种允许在劳动力市场中由于拥有稀罕的技术和能力而导致不平等的策略显然是不完善。但罗默至少设想了一种方法——即超越少数资产阶级掌握生产手段的社会方案。然而，他的方案有很多缺陷。第一，非常明显的是，如何激励证券持有人掌握有关证券的必要信息并利用这些信息。的确，许多普通工人早已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收集和利用一些信息来预测赛马或足球队的表现。但是用同样的方法去操纵想象中的数百万股票(keystocks)显然不是那么一回事。第二，鉴于劳动力市场上一再出现的不平等和在这个市场中作为效益最大化运行机制的需要，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这种市场社会主义的方案将会加剧——在很大程度上认为这是资本主义的——自私主义心理的膨胀。第三，我们完全不清楚如何从目前的福利国家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实现这种社会。创立证券市场社会主义的运动，是不可能鼓舞献身和自我牺牲精神的，这是过去工人运动的特征。

结论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起始于一群思想家，这些思想集左派献身于社会主义的目标和用分析哲学和“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工具对马克思主义正统理论进行批判性的考察为一体。这种运动刚开始不久，他们进行探索的环境就发生了难以预料的变化。第一，最富戏剧性地是，政治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苏联及其盟国已经消失，而日益全球化的资本主义表明其充满活力和自信。平等主义的政治目标在各个地方的衰退已经持续了近20年。第二，许多左派思想家在这一时期已经转移了对阶级、不平等和政治秩序的认真思考。相比之下，他们的注意力放在了边缘和并不是很重要的政治上的自由主义理论、后结构主义和解构的议事日程上。

无论如何，人们认为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从积极的建设性意义上来看取得了进展，这是对他们既没有陷入教条主义又没有成为现存秩序的辩护者的赞扬。实际上他们尝试用“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工具来与罗尔斯、森以及其他相关的新平等主义的政治哲学进行联合，意图设计出可行的制度来推动社会主义目标的发展。然而，在理论家和受压迫阶级的社会运动之间缺乏联系，这种联系有可能促使他们将其建议付诸于政治实践。他们仍然坚信，资本主义制度的胜利只是暂时现象：20年前的情况完全不同，他们会再继续努力20年。到目前为止，尽管存在挫折，献身于人类平等和民主事业的人们，继续缜密地和创造性地探索通向未来社会的途径。

那些后马克思主义者和新马克思主义者在问，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到底是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尽管他们中的某些人从来就不认为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这多少也是一个奇怪的问题。科亨说过《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作为一种解释是与其马克思主义的熏陶和家庭背景密切相关的。这一著作一旦完成以后，他就开始履行自己的职责对这份遗产进行自由的、创造性的和更具批判性的思考。我们应该看到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保留了马克思的平等主义和民主价值理念，但他们正在放弃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分析的细节、方法和对未来社会的描绘。至于是否仍将保留“马克思主义者”的称谓，这将是一个历史学问题，而不是一个哲学或政治学问题。

注释：

全文译自DictionaireMarxContemporainPressesUniversitairesdeFrance2001。

①G.A.科亨，《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个辩护》(牛津：克兰登出版社，1978)。以下简称《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早期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学派还包括：波兰经济学家OskarLange、MichalKalecki和意大利的经济学家PieroSraffa。

②九月小组目前(1999)包括：PranabBardhan、SamuelBowles、罗伯特·布伦纳、G.A.科亨、JoshuaCohen、范帕里斯、约翰·罗默、HillelSteiner、范德维尔、E.O.赖特。埃尔斯特和普泽沃斯基于1993年离开了小组。值得一提地是有一些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如AlanCarling，他们从来就不是小组的成员。

③现在有两本研究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专著：TomMayer,AnalyticalMarxisim(ThousandOaks:Sage,1994)是一本研究罗默和普泽沃斯基的贡献的著作。MarcusRoberts,AnalyticaiMarxisim:ACritique(London:Verso,1996)是一本有关对科亨论战的研究。约翰·罗默主编的论文选集《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86年)和TerrellCarver与PaulThomas合编的《理性选择的马克思主义》(Basingstoke:Macmillan,1995年)，其中包括友好的和敌对的文章。

④尤其是见《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第9章和第10章。

⑤埃尔斯特对科亨的批评请参阅：《科亨论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政治研究》，28.1(1980年)；《马克思主义、功能主义和博弈论》，《理论与社会》，11.3(1982年)；在罗默主编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和埃尔斯特的《理解马克思》(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85年)中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功能主义和博弈论的进步思考》。

⑥参阅科亨的《功能解释、目的解释和马克思主义》，Inquiry25(1982年)和《答埃尔斯特的“马克思主义、功能主义和博弈论”》，《理论与社会》，11.4(1982年)。也可参阅科亨的《历史、劳动力和自由：来自马克思的主题》(牛津：克兰登出版社，1988年)中所收的论文《生产力和生产关系》。

⑦参阅ChristopherBertram的《历史唯物主义中的国际竞争》，《新左翼评论》183(1990年)和AlanCarling的《社会的分裂》(伦敦：Verso,1991)第一部分。

⑧特别参阅AndrewLevine和ErikOlinWright合写的批评文章《合理性和阶级斗争》，《新左翼评论》123(1980年)，以及ErikOlinWrigh、AndrewLevine和ElliottSober合著的《重建中的马克思主义》(伦敦：Verso,1992)一书的第2章。科亨的答复(与WillKymlicka合写)《马克思主义历史概念中的人类本性和社会变化》，《哲学杂志》85(1988年)和《历史、劳动力和自由：来自马克思的主题》的第五章。

⑨约翰·罗默：《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分析基础》(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81年)和《剥削与阶级的一般理论》(Cambridge,Mass:Harvard,1982)。

⑩见《剥削与阶级的一般理论》第一章。也可参阅约翰·罗默《马克思的剥削与阶级理论的新动向》，《政治与社会》，11(1982年)。

(11)见《剥削与阶级的一般理论》第194-195页。

(12)见《剥削与阶级的一般理论》第195页。

(13)如上。也可参阅约翰·罗默的《剥削、可选择和社会主义》，《经济杂志》92(1982)。

(14)见《剥削与阶级的一般理论》第196页。

(15)如上，第197页。

(16)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1859年)。

(17)见《剥削与阶级的一般理论》第265-270页。

(18)关于罗默研究方法的一些深层问题，可参阅ChristopherBertram的文章《约翰·罗默一般剥削理论的批判》，《政治研究》，36(1988年)。

(19)(伦敦：Verso,1985年)

(20)特别参阅他的《资本主义与社会民主》(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85年)和《民主与市场》(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91年)。

(21)对普泽沃斯基方法的敏锐批判，可参阅Carver和Thomas合编的《理性选择的马克思主义》中DesmondKing和MarkWickham-Jones合写的论文《社会民主与理性选择的马克思主义》。

(22)参阅埃尔斯特在其著作《理解马克思》中的评论，第45-46页。

(23)如上见Chapter4.1.4。

(24)被普泽沃斯基引用于《资本主义与社会民主》第92页。普泽沃斯基也提到恩格斯在1890年9月致布洛赫的信中把社会看作是个体行为的产物。

(25)参阅Carver和Thomas合编的《理性选择的马克思主义》中所收的她的论文《理性选择的马克思主义：IstheGameWorththeCandle?》。

(26)参阅AlanCarling的《社会的分裂》的第1-3章。RobertBrenner的《资本主义发展的起源》，《新左翼评论》104(1977年)；T.H.Alson和C.H.E.Philpin合编的布伦纳之争(TheBrennerDebate)(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85年)和约翰·罗默主编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中RobertBrenner的论文《经济发展的社会基础》。

(27)特别参阅Wrigh、Levine和Sober合著的《重建中的马克思主义》第6章。

(28)主要的文章是他的三本书：UlyssesandtheSirens(1979)；SourGrrape(1983);SolomonicJudgements(1989)(均是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特别是SourGrrape，包含了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最精彩的有关思想。

(29)(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95年)

(30)(NewYork:Basicbooks,1974)

(31)特别参阅他的《马克思主义与现代政治哲学》或“WhynozickExercisesSomeMarxi”stsMoreThanHeDoesAnyEgalitarianLiberals’，＜自我所有、自由和平等＞的第六章。

(32)例如可参阅他的“WheretheActionIs:OntheSiteofDistributiveJustice”，《哲学与公共事务》，26(1997年)。

(33)马克思是否认为资本主义是非正义的问题是大量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文章的主题。NormanGeras在他的《关于马克思和正义的争论》(《新左翼评论》104，1977年)中提供了一种对这些文章有益的研究。

(34)(Totowa,NJ:RowmanandLittlefield,1981)

(35)被收集在他的MarxismRecycled(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93年)一书中。

(36)(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1995年)

(37)(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62年)范帕里斯在＜全体人的真正自由＞的第57页讨论他的建议与Friedman的建议之间的关系。

(38)这个建议是在其《社会主义的未来》(伦敦：Verso,1994年)一书中提出的，在论文集《平等的股权》(伦敦：Verso，1996年)中进一步讨论。也可参阅PranabK.Bardhan和罗默合编的《市场社会主义：时下之辩》(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年)。

(39)这可能有点言过其实，因为范帕里斯已经使其收入的建议提到世界范围的无政府组织的议事日程上做了大量的研究。

投资哲学论文范文篇10

在台湾，研究中国经济史或本地经济史的学术单位以台湾"中央研究院"最为主要，如历史语言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和台湾史研究所。研究院内社会科学类科的单位，如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民族学研究所和经济研究所，也有杰出的学者参与研究。其次是教学机构，尤以设有历史系所的大学院校为主。此外，县级以下地方政府、民间的基金会、由地方的文史工作者组成的小型研究团体，也有一定的贡献。不过，这类单位或团体，比较著重台湾本地研究的史料搜集和田野考察。

整体而言，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以明清及近代部分的著作较多，与商人、商业活动、国际贸易有关的主题较受青睐。不过，近年来台湾史研究逐渐成为历史研究中的一门"显学"，学术单位和教学机构皆然。（注：施志汶：《台湾史研究的反思-以近十年来国内各校历史研究所硕士论文为中心（一九八三--一九九二）》，《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22（1994.6）：413-446。）另一个明显的现象是，以往在经济学门不受重视的经济史，似渐引起经济学家的关心，纷纷把他们的研究视点扩及日治时期乃至清末的台湾经济史。新的研究课题，诸如农工业及整体经济成长形态、租佃制度等，不断发掘出来，可以补充旧有研究在课题范畴上的贫乏。（注：叶淑贞：《台湾"新经济史"研究的新局面》，《经济论文丛刊》22.2（1994.6）：127-167。）历史学家擅长观察长时间因素的变化和综合性诠释，经济学家擅长于经济学理论的实证和计量方法的使用。近年来这两个学门的学者能透过合作计划共同研究，尤其是后者，其研究过程亦从战后向上延展至日治时期。

此外，大型且跨学科的合作计划不断的推陈出新，蔚为近年来的研究时流，这主要是以台湾"中央研究院"的研究人员为主，而且多聚焦于台湾经济史。除此，更将空间视野扩大，关注祖国大陆、亚洲诸国，也注意台湾与四邻的多层面关系。

以下将先回顾近年来的中国经济史研究，再介绍这一、二年正在进行或近期将展开的专题研究计划、学术研讨会内容，以及目前含纳人员最多且跨单位最广的经济史讨论团体。

一、中国经济史研究回顾

（一）人口、农林业

人口方面，刘铮云《清乾隆朝四川人口资料检讨：史语所藏〈乾隆六十年分四川通省民数册〉的几点观察》，认为这份民数册的真实性颇高，并以此与G.WilliamSkinner据道光年间四川九个民数册的考察结果相比较。由于Skinner没有嘉庆十七年的民数册，而是引用嘉庆《四川通志》上的数据。刘铮云怀疑Skinner嘉庆十七年的人口数，他认为史语所这份乾隆六十年四川民数册时间上较《四川通志》早，利用价值更高。（注：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品委员会编：《中国近世家族与社会学术研讨会议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8年），页301-327。史语所藏的民数册有二份，都是四川省造报，一为乾隆六十年（1795），一为光绪三年（1877），见刘铮云：《旧档案、新材料--中研院史语所藏内阁大库档案现况》，《新史学》9.3（1998.9）：135-161。）

在土地政策方面，梁庚尧《北宋的圩田政策》探讨北宋政府对于圩田垦殖态度的演变，认为南方的圩田垦殖在宋初不受重视，但在庆历改革、熙宁变法及政和年间，政府皆曾积极于江东、浙西及浙东地区推动兴筑，成为宋金战争时期政府所仰仗的重要财源。（注：此文原刊于《世变、群体与个人：第一届全国历史学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台北："国立台湾大学"历史学系，1996年），又收于梁著《宋代社会经济史论集》（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7）之中。）土地政策的检讨还有赵雅书《贾似道与公田法》一文，赵氏重新评价和厘清贾似道实行公田回买政策的优劣得失，认为此策为一应时政策，但政策实行所产生的弊端以及没有能力解决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问题，是此政失败的主因。（注：《第二届宋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中国文化大学"，1996年），页607-621。）在土地经营类型方面，以皇族庄园制度的转变为主或相关的论文，有赖惠敏《清代皇族的经济生活》、《清代皇族庄园的形成与演变》二文。她认为皇族庄园制度长时期演变的结果，逐渐与汉人租佃制度趋于一致，成为租佃制度的一环。其间的转变包括地租由实物租转变货币租，佃户渐脱离奴仆身分，皇族土地经由典卖而逐渐转移到汉人手中等项。（注：《清代皇族的经济生活》，见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集刊》24（1995.6）：475-516；《清代皇族庄园的形成与演变》，宣读于"第一届两岸明史学术研讨会"，台北："国立政治大学"，1996年7月23-24日。赖惠敏将她对庄园制度以及清皇族的组织、阶层、财产分配等课题的研究，总结为专书《天潢贵胄：清皇族的阶层结构与经济生活》，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7年。）业生产方面，王业键、黄翔瑜、谢美娥合著的《十八世纪中国粮食作物的分布》一文，主在重建18世纪中国粮食作物的地理分布，并和20世纪前期卜凯（J.L.Buck）划分的农作区做比较。文中依照各种作物在各地所占的重要性，将18世纪中国粮食作物区划为七个大区，即秦岭淮河线以北的"春麦区"、"冬麦高梁小米区"、"冬麦小米区"，以及此线以南的"水稻小麦区"、"水稻豆麦区"、"水稻收获区"、"水稻杂粮区"。（注：收于《近世中国之传统与蜕变--刘广京院士七十五岁祝寿论文集》（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8年），上册，页282-308。）

农业商品化，陈祥云《近代四川农业发展与社会变迁：以农业商品化为中心的讨论》，为其博士论文的一部分，认为农业部门因商品化而产生农作物商品化，进而刺激经济型市镇的兴起，使社会结构变迁，也促使传统社会现代化，并且地方势力（会党、帮会与走私）的崛起、社会阶层的分化（小农分化）和失序，也与商品化有关。（注：此文刊于《中国历史学会史学集刊》30（1998.10）：319-351，博士论文为《农业商品化与社会变迁--以四川盆地为中心》，台北："国立政治大学"历史研究所，1998年。）关于农产品的运销，吕绍理《一九三○年代中国的粮食运销组织》以分析米粮贸易的市场结构和米商组织为主，并讨论新式运输工具、新式银行、保险业及新式加工工具（机械动力碾米厂）等运销辅助工具的改变，如何影响米粮运销组织。著者认为，市镇非农业人口对粮食的需求为米粮贸易产生的重要因素，因此市镇的规模、空间分布、阶层关系及其商业力影响米粮市场至深。基于此点，吕氏利用G.W.Skinner的集镇体系，组合成短程、中程、长程贸易三种米粮市场结构。并以长程贸易中的产地市场、消费市场分别说明米行的组织及其营业量。此外，他认为新式运销辅助工具的改变（尤其是运输工具），不但可使米行组织更专门化，也可使介于贩运商和米行之间的某些行业逐渐淘汰，但是1930年代新式运输工具在米粮运销流程中仍居次要角色，因此上述二项米业组织的改变仍属有限。（注：《国立政治大学历史学报》14（1997.5）：179-196。）

另外，伐木业的产销，有江天健《北宋西北地区官方木材产销》与郑俊彬《明代四川木材的经营及其弊害》二文，皆以官方对木材的需求和木政的配套措施为内容。江氏除叙述宋代官方透过商税抽算、科配收市、置场入中及设务自伐四种方式，在秦岭、陇山、太行山森林地带取得木材之外，也提及木材采伐区域大都在蕃界或蕃汉交界处，实与北宋在西北地区重兵屯驻的农垦策略有关，采伐区随着宋人势力的扩张而延伸。（注：见《第二届宋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页267-280。商税抽算指由京师将作监竹木务对商贩竹木予以抽算，科配收市指中央派员向各路配买木材，置场入中是在京师置场，以优惠条件招商入中木材。）郑氏详述明代中央采木的督木行政组织、由官督官采到招商买办的演变、以及采木运输过程中吏胥索费和木商对当地居民的负面影响。（注：郑俊彬文章宣读于"第一届明史学术研讨会"，台北："国立政治大学"，1996年7月23-24日。）

（二）国内商业、国际贸易

比起农业部门，这个领域研究成果卓著。其中，总论性文章可参考郝延平《中国三大商业革命与海洋》一文。他对不同时代的商业发展特征予以比较，归纳宋代、晚清及20世纪中期迄今的三个商业大革命之间的共同点。他认为这三次商业革命都使"中国大陆"向南扩张，海洋性格愈发浓厚。这表现在沿海贸易、中国和远洋地区的商业关系，以及来自海外的货币、信贷、投资、科技、企业组织和经济制度等方面的冲击。（注：《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1997年），第6辑，页9-44。）

对于中国境内商人团体、商业活动方面的探讨，官商关系是许多学者关心的主题。何汉威对广东赌商的研究，除了讨论19世纪中期以后税与地方财政的关联之外，从赌商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来看，对于近年来部份学者倡论中华帝国晚期已经形成"市民社会"（civilsociety）的说法，他认为须持相当程度的保留。因为地方政府采取竞价包税以丰裕财政，赌商认饷承赌，正饷之外还需缴报效银与认缴省内官办企业的经费，对赌商极为不利，其官商关系和困境，与扬州盐商、广东行商等大商人团体相似。（注：见何氏：《清末广东的与赌税》，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66.2（1995）：490-491；《清末广东的赌商》，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67.1（1996）：61-107。）这种性质的官商关系，在皇室与内务府买卖人（御用商人）之间也是如此。赖惠敏在《乾隆朝内务府的当铺与发商生息（1736-1795）》中提到皇室以资金发商生息，商人从内务府取得某些经商特权，尽管借金利息不高，但长期借贷累积巨额利息以及捐输报效制度的实施，使商人破产机会相对提高。（注：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8（1997.12）：133-175。）不仅商人团体，传统时期政府对整个产业的统制尤为明显。陈殷宜《清代乾嘉时期新疆玉石的民间贸易》，叙述政府在介入玉料供给的政策和管理上的转变，及其对民间玉石贸易及玉石手工业的兴衰所产生的影响，显示帝制时期政府对工商业的发展，具有单向的优势主导力量。（注：《大陆杂志》88.4（1994.4）：32-48。）商人的经营风险不仅来自政府的强势利用与支配，还与其商业决策的判断有关。陈国栋在"UncertaintyoftheOldChinaTrade:acasestudyofManhop''''sFailure,1828"一文中，即以广东行商关祥、关成发父子经营破产为例，说明传统贸易经营存在不可预期的不确定性。与其他广东行商一样，关氏背负来自官方强制性的报效要求和经营上周转不顺的负担，但关氏却能凭其与外商的个人关系得到外商的融资。虽然如此，由于对商机的错误判断，在一宗极大手笔的棉花进易之后，不久即宣告破产。（注：《近世中国之传统与蜕变--刘广京院士七十五岁祝寿论文集》，页889-906。）官商关系来看，前述何、赖、陈三篇论文皆呈现帝制时期商人处境及商业活动的不利层面，政府的控制与利用对商人、工商业的发展似乎弊多于利。但是否可以将之论断为清朝政府抑商政策的具体面？邱澎生《由苏州经商冲突事件看清代前期的官商关系》，藉由官方处理商人经商冲突事件的方式，检讨清前期是否确实存在抑商政策的执行。他认为清前期政府对商人各种经商自由和财产权益的保护确曾存在，不能说是抑商，政府未支持商业发展的现象并不等同于抑商。（注：《文史哲学报》43（1995.12）：39-92。）（关于抑商思想的讨论，见下文"（六）经济思想、经济制度"一节）不过，从商人的角度来看，商人面临强而有力的中央集权体系宰制时，仍缺乏对抗能力。李达嘉《袁世凯政府与商人（1914-1916）》即说明，袁政府时期工商业发展已较辛亥革命时期提升，但是商人或因其政治活动空间受抑于袁的专政而被削弱，或因只求工商业发展和生活安定，弱于抵抗中央集权政体。（注：文见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7（1997.6）：93-135。清末以来商人的力量有所提升，但是在袁世凯图谋帝制的整个阶段中却乏善可陈，此与上海一地商人团体的行为反应极为不同。据李达嘉研究，上海商人在辛亥革命中扮有举足轻重的角色，其政治经济实力在1913年的二次革命同样具有影响力。辛亥革命上海的光复与此地商人的支持有关，同样的，二次革命失败的原因之一，则是上海商人的抵制。见著者《从"革命"到"反革命"--上海商人的政治关怀和抉择，1911-1914》，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3（1994.6）：237-282。）近代商人的这种困境，似与帝制时期的处境相去不远。

除了以官商关系为焦点之外，商人如何利用经济层面以外的无形资本经营其业，以及商人如何与社会公益事务产生互动，也是学者研究的兴趣所在。邱澎生《同乡情谊与商业利益：由苏州商人结社看明清时代"同乡关系"的作用》，以苏州的商人结社为脉讨论，认为同乡情谊与商业利益的连结，不但节省经商的交易成本，也促成当时商业制度的创新。（注：发表于"第一届两岸明史学术研讨会"，台北："国立政治大学"，1996年7月23-24日。）邱仲麟《清代天津商人与社会慈善》以经济职能日益增添的天津为背景，探讨此地社会慈善事业的兴设与商人的关系，发现清前期官、绅参与慈善事务甚于商人，但愈至清末各业商人主动参与的情形明显增多，一批以商人为主的"新官绅"成为救济及公共安全事务中的新阶层。（注：见《淡江史学》第7、8期合刊（1997.6）：43-62。）

前述各篇论文概以中国境内的商人活动为对象，而中国境外华商在侨居地的商业拓展及其与母国之间的商贸活动、汇款等关系，亦为经济史学者关注的一个研究课题。近年来以东亚海域为方向，尤其是针对长崎华商泰益号的研究，值得注意。泰益号为旅日闽商陈世望家族所经营，从事海产品杂货生意，19世纪晚期至20世纪前期活跃于上海、台湾、日本之间。对于研究此时期东亚的海上贸易网络、商品结构、资金流通、贸易形态等课题而言，泰益号是重要的个案之一。目前研究泰益号的专著，有许紫芬（山冈由佳）《长崎华商经营の史的研究--近代中国商人の经营と账薄》，及兰《近代におけゐ长崎华商泰益号の国际贸易活动の研究》，都是利用日本长崎市立博物馆所藏的泰益号商业关系文书史料。（注：1985年陈世望家族将泰益号文书捐给长崎市立博物馆，书信、账簿极为完整。许紫芬现任职于暨南国际大学历史系，此处所列为其博士论文，1995年在日本京都ミネルグア书房出版。《近代におけゐ长崎华商泰益号の国际贸易活动の研究》为兰博士论文，1995年日本九州大学文学部学位论文。兰曾将其博士论文部份章节修改后，发表了几篇文章：《明治时期长崎华商泰昌号和泰益号国际贸易网路之展开》，《人文及社会科学集刊》7.2（1995.9）：53-75：《长崎华商泰益号与上海地区商号之间的贸易》，《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6辑，页349-388，《近代长崎华商泰益号关系史料和其研究成果评析》，宣读于《中华民国史专题讨论会》，台北县："国史馆"，1997年12月18-20日；《长崎华商泰益号与厦门地区商号之间的贸易》，收于《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1999年，即将出版），第7辑。）不过，早于许、朱二人的著作，廖赤阳和翁其银也曾撰写相关的主题，廖文侧重泰益号与厦门之间的商贸活动，翁文则以泰益号与上海商号的往来为主。（注：廖赤阳：《福建商人と近代アジア域内传统贸易--长崎华商泰益号の厦门贸易を中心として》，为日本南京大学1993年硕士论文（未刊）。翁其银（与和田正广合著）《长崎泰益号と上海商行の海产物贸易に关する回顾》，见《九州国际大学论集教养研究》4.1（1992）：19-69，翁氏另文《上海寿康药行の长崎泰益号贸易书简の分析》，见日本九州国际大学社会文化研究所《纪要》第30号（1992年）。）这批珍贵史料包含相当多与台湾有关的部份，为便利台湾的学者使用，赖泽涵、市川信爱、兰等人曾将之辑为《长崎华商泰益号关系商业书简资料集》，于1992年出版。（注：该资料集为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出版，按商号所在区域，分台北地区、基隆地区、台南地区、澎湖及其他地区等几个部份，共56册，起迄年代为1899-1938年。此外，泰益号关系文书的缩影微卷，也可在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阅得。）境华商之外，针对俄境远东地区的华商活动与中国的商业关系，可参考何萍《二十世纪初俄国远东地区的华商活动概况》一文。据何氏所述，俄境华商主要经营盐、华洋百货、茶叶及粮食谷物，以中国东北和俄境远东地区为其活跃范围，其活动的黄金时代在十九世纪末西伯利亚、中东两条铁路兴修完成之前。铁路兴修之后，俄国官方对华商经营限制转为严苛，华商经营环境不利，但仍能与俄商分庭竞争。在这种情况之下，华商以多样经营、赚取短期利益、转以华人及华货为经营中心等策略来因应。（注：《中国历史学会史学集刊》30（1998.10）：273-318。）

活跃的海外贸易奠基于制度化的管理，早期中国对外贸易向有专门机构执其事务。杨育镁《元代的市舶制度》就市舶司设置的沿革、组织、职能的探讨，认为元代市舶司在推动及管理海外贸易的广泛性和周严性方面皆超越前代，有完善的市舶原则、条规，并出现类似近代海关征税制的征课体系。（注：《淡江学报》33（1994.3）：107-123。）

至于中国对外贸易的规模如何，时代愈早，可据以研究的资料愈有限，仅能稍窥梗概。例如，邱炫煜《从〈大德南海志〉看宋末元初广州的海外贸易》，即以现存最早的广州志--《大德南海志》所载物产、舶货、诸蕃国等资料加以考订，概述当时流通的商品和对外通商范围。大致来说，此时进口品多为香货、药物、布匹及珍石，贸易伙伴远及印度洋各国、东非及北非等回教世界国家。（注：《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6辑，页173-215。）降至清代，世界贸易情势愈趋复杂，中国对外贸易脚步的调整却相对地迟缓。据陈国栋《1780-1800，中西贸易的关键年代》所述，从中国最后一次海贸开放（1684）至鸦片战争期间，中西贸易的许多重大改变都发生了，诸如：对华贸易各国之中，荷兰、法国、丹麦、瑞典等国相继退出，英国东印度公司渐趋独大；商品以中国茶叶出口为主，印度棉花进口中国渐居领导地位；外国贸易伙伴调整其财务安排以适应新贸易形势等变迁。（注：《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6辑，页249-280。）

与各国之间的贸易方面，利用贸易国所典藏的相关史料。对于双方贸易内容的研究，可提供实质的助益。这方面的论述，以清代及近代时期的讨论较多。在中日贸易的部份，许紫芬《1880年代东亚地区华商的商业势力》，叙述中国各商邦在日本函馆、横滨、神户、长崎及朝鲜各条约港开港后，以其优越的资金周转能力、买卖交易技术、分支店网路等优势竞争力，扩展东亚海上商贸网。（注：《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7辑，即将出版。）刘序枫《清代的长崎贸易与中日财政经济关系--以贸易品结构变迁为中心（1684-1842）》，则是利用长崎荷兰商馆资料描述清代中日贸易的轮廓。文中认为自17世纪末以降，日方出口商品的改变由银而铜而海产品，中国输出品先是生丝、绸缎、布帛，其后转为药材、砂糖、香料。（注：宣读于《财政与近代历史》学术研讨会，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8年11月27-28日。）

与英、美贸易的部分，王良行《清末中英通商的科技转移效果》以船舶修造、军火、机器制造、矿冶、棉纺织、制茶、缫丝、榨油等产业的发展，说明中国做为后进国家藉与先进国家（英国）的通商，进而输入各种科学技术，提高本国生产效率。（注：此文于1993年9月17日在承德举办的"中英通使二百周年学术讨论会"中宣读，之后刊于《兴大历史学报》4（1994.6）：55-76。）王氏另文《甲午战争与中英经贸关系》，则对甲午战争前后从英国在华投资、英国对华贸易两方面，分析中英经贸关系的变化。他认为前者对英国而言利多于弊，后者则利弊互见。（注：收于《甲午战争一百周年纪念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1994年），页87-139。）英国在华投资之外，罗志平《清末民初美国在华的企业投资（一八一八--一九三七）》一书，以美国在华的直接投资，尤以上海和天津两埠为主，对美国在华设立的洋行数目、投资总额、各类投资比例、投资的地域分布以及投资利润等项加以分析，此外，美资企业的经营理念、方式及其与本土企业的关系也在讨论之列，并评估美资企业对中国的影响。透过这些分析，他认为欧战后至1937年是美国对华投资的热潮期，投资型态以进出口贸易为主，输入中国者多为不需高度技术的商品，由中国出口的商品则几乎是原料。至于美资企业带动的技术转移，以管理技术的示范作用较生产技术来得明显。美国商品之中以煤油和卷烟最为国人熟悉，但对中国影响最大的应是煤油及石油制品。例如：使用蔬菜油的照明习惯渐为煤油所替代，蔬菜油转而以输出为导向赚取外汇；石油制品则大量输入，裨益于促进本土手工业的机械化。（注：此书系据其1994年文化大学史学研究所博士论文《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在华企业投资的量化分析》加以增修，于1996年由"国史馆"出版。其博士论文第三章摘要刊于《中国历史学会会讯》49（1994.11），第10-11版。）东南亚贸易的部分，从吕绍理《近代广东与东南亚的米粮贸易（1866-1931）》的考察可知，广东自19世纪中叶以后，由原本依赖长江流域及广西米粮输入的情形，转变为仰赖东南亚（主要是暹罗、安南）米粮进口，且输入量明显增长。这种现象与暹罗、安南二地的粮食增产、蒸汽轮船普遍应用与国际运价下跌、以及香港转口功能的形成有关。此外，作者也考察了1890至1931年间，广州市米价与粤省各口岸米价全面上涨的因素及其影响。（注：《国立政治大学历史学报》12（1995.5）：33-77。）

最后，与外国通商贸易究竟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有无正面影响，这一课题在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领域中尤受瞩目。早期的研究提出了所谓的"二元经济"说和"经济帝国主义"说，但是王良行《清末对外贸易的关联效果（1860-1911）》，则对这一议题重新检验。他依据"出口领导成长理论"（Export-LeadGrowthTheory），对清末重要进出口产业，如上游关联的茶、丝，基础建设的航运、铁路、保险、金融，下游关联的金属、棉纺织品，以及消费关联的食品、鸦片、棉布等项，进行关联效果分析，论证贸易对近代中国手工业发展的促进效果大于破坏效果，且这些关联效果的地理分布非常广泛，并未囿限于通商口岸。（注：《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6辑，页281-347。此文又收于王著《近代中国对外贸易史论集》（台北县中和市：知书房出版社，1997年）之中。）至于近代中国最大通商口岸上海的研究，可参考王良行《上海贸易条件研究，1867-1931》或《上海贸易条件的数量分析，1867-1931》。王氏以历年海关《贸易统计册》中各关贸易统计及《十年报告》中江海关部份作为统计资料来源，探讨上海贸易条件的长期趋势、波动及其与全中国国际贸易条件的关联性，以及汇率对上海贸易条件的趋势变化和波动的影响。他发现：（1）1867-1931年间上海总贸易条件呈轻微正成长，1867-1918年间其国际贸易条件和国内贸易条件则呈明显负成长。长期而言，上海贸易条件既没有恶化也无明显改善。（2）1867-1931年间上海总贸易条件的轻微正成长趋势，与全中国国际贸易条件呈负成长趋势方向不同，但前者对后者影响力小于后者对前者的影响。（3）除了上海国内贸易条件之外，汇率对上海其他各类贸易条件的影响深刻。（注：贸易条件（termsoftrade）指一单位的出口品在国际市场上所能换得的进口品数量。若一定量出口品所能换得的进口品数量增加，或出口品价格上升速度比进口品快时，即是贸易条件改善，反之即为恶化。见张清溪、许嘉栋、刘莺钏、吴聪敏合著，《经济学：理论与实际》（台北：双叶书廓有限公司，1987年），页270。王良行《上海贸易条件研究（1867-1931）》为旧稿，刊于《近代史研究》1996.3：44-87，此文另题名《上海贸易条件的数量分析，1867-1931》，载于《兴大历史学报》6（1996.6）：33-70，据王氏专题研究计划"上海贸易条件研究，1867-1931"（国家科学委员会补助）的研究报告改写而成，也收于王氏《近代中国对外贸易史论集》之中。）同样利用海关贸易统计资料，赖淙诚《云南对外贸易的发展（1890-1940）--以蒙自海关为中心之分析》，认为蒙自开埠与滇越铁路通车才是云南近代开发的关键，其转变在于由省际贸易扩大为国际贸易形态，贸易流通路线由往北转而往南，其中锡矿的输出更显示云南的贸易形态与国外的依存关系甚于中国。（注：《东海学报》38（1997）：59-112。）

（三）工矿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