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者论文范文10篇

投资者论文范文篇1

关键词：控制股东外部股东债权人利益冲突

国外学者Modigliani和Miller(1958)假定企业是由投资项目及其产生的现金流组成的，并将企业发行的证券作为对现金流的要求权。Jensen和Meckling(1976)指出，经理并不会主动将现金流还给投资者，他们会根据自身效用最大化来使用这些资源。Jensen和Meckling同时也指出了股东和债权人之间存在的利益冲突。而在Shleifer和Vishny（1997）以及LLSV（2000）发现了普遍存在的问题为控制股东和外部少数股东之间的冲突之后，大量文献提供了关于控制股东利用控制权剥削外部少数股东的证据。这些冲突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投资者之间契约的不完全性（Hart，1995）。

因此，在笔者看来，对投资者之间冲突的理解就显得特别重要了，因为这是构造有效地解决冲突的治理机制的前提，对于设计有效的治理结构有重要的意义。本文以此为基点，评价了国内外关于投资者利益冲突的现有研究，同时指出了投资者利益冲突方面未来的研究方向。

控制股东和非控制股东之间的冲突分析

（一）大股东的普遍存在性及原因

虽然Berle和Means（1932）在上世纪30年代就已经洞察到了现代股份公司中由于公司股权的分散将导致股东和管理者之间的利益冲突。但Shleifer和Vishny（1997）以及LLSV（2000）却发现，在投资者保护比较弱的多数国家的大公司里，基本的问题并不是外部投资者与经理之间的冲突，而是外部投资者与控制股东之间的冲突。

大股东普遍存在的原因，是因为控制股东有两项来自股权集中的收益。

1.共享收益。这是指来自大股东监督下的公司效率的提高。如Sheleifer和Vishny（1986）通过分析性研究表明大股东可克服分散股东的搭便车问题，从而有激励和能力对经理进行监督，这种监督提高了公司的业绩。但Burkart、Gromb和Panunzi（1997）则认为分散所有权和经理裁量虽然有收益，但也有成本，大的控制股东的存在构成了一个事前的剥削威胁，降低了经理事前进行企业专用投资的激励。这方面的经验证据基本上还是支持了股权集中的收益，如大股东的形成与超额股票价格上升相关（如Mikkelson和Ruback，1985），以及大宗股份交易与超额股票价格上升相关等（Barclay和Holderness，1991，1992）。

2.控制的私有收益。Barclay和Holderness（1989）通过研究大宗普通股交易的价格为控制的私有收益提供了系统的证据。后续的很多研究也为私有收益提供了证据，如Mikelson和Regassa（1991）、Chang和Mayer（1995）、Nicodano和Sembenelli（2000）等。

针对我国上市公司中大的控制股东存在的普遍性，我国学者马忠、陈勉（2005）以1998－2003年252起大宗股权转让协议为样本，发现我国的控制权私利规模达到公司净资产的19％，且控制权转让后一年内公司的管理层发生变更的交易比没有发生变更的情况下的溢价要高出30.6％，说明控制股东对管理层的控制力越大，控制权私利越高。控股股东对管理层的控制力大小与其私利规模呈显著的U型关系，当控股股东对管理层的控制力较小时，随着其控制力的上升，私利下降，说明此时控股股东的监督动机将占主导；当控股股东对管理层的控制力较大时，随着其控制力的上升，私利呈加速上升，说明此时控股股东攫取私利的动机占主导。

（二）冲突的表现形式

虽然控制所独享的成就感等私有收益未必损害外部股东的利益（Holderness，2003），但大部分私有收益的享受还是与外部股东的利益相互冲突的。控制股东会利用自身的控制权来通过多种形式获得私有收益。典型的形式为Johnson、LaPorta、Lopezde-Silanes和Shleifer（2000）定义的“掏空行为”，即资产和利润的转移。此外，控制股东也会利用金字塔和二类股份结构以关联交易、股利支付、现金盘剥、并购重组、股权再融资和利用控制权力在企业中安插不胜任的亲属担任高管等方式来损害中小股东利益。

1.对公司的控制使控制股东拥有了选择高管的权力。Burkart、Panunzi和Shleifer(2003)建立模型表明，即使外部的专业经理人比家族控制股东的继承人能更好地管理企业，但家族控制股东仍有可能将其继承人选任为企业经理。美国的研究证据表明家族CEO有更大的侵占动机，更可能作出偏离企业价值最大化的决策。这方面的研究包括Johnson、Nagarajan和Newman(1985)发现创始CEO的突然死亡的股票市场反应显著为正；Morck、Shleifer和Vishny（1988）发现家族成员经营的企业的托宾q显著更低；Volpin（2002）发现意大利家族控制企业高管更换对托宾q的敏感性显著更低。

2.对于关联交易，国外少有这方面的研究，但由于国内关联交易盛行，因此激发了国内该领域的研究。秦茜（2003）发现，控制股东利用各种关联交易在配股前对上市公司“输血”，配股后“抽血”的现象很普遍。刘建民、刘星（2004）则利用2001－2003年的关联交易数据分析发现，关联交易量与国有股比例有显著正相关关系，与流通股比例成负相关。同时，企业为获得再融资资格，会利用关联交易进行盈余管理。

陈晓、陆韩鸣（2004）以1987－2002年171起关联交易为样本，分析表明资产转入的目的是为了以劣质资产偿还债务，而资产转出的目的更多是为了盈余管理；新的债务重组会计准则的实施对上市公司的行为影响很大；资产转入的公司的业绩下滑比较明显，而资产转出的公司的业绩变化不明显。陈晓、王琨（2005）则利用1998－2002年间关联交易为样本，分析发现关联交易的发生规模与股权集中度显著正相关，但持股比例超过10％的控股股东数目的增加会降低关联交易的发生金额和概率，表明了其他大股东有制衡作用。

3.对于股利支付，LLSV（2000）发现股利支付是强股东保护的结果。Faccio、Lang和Young（2001）将股利支付与否作为剥削的证据。吕长江、周县华（2004）认为大股东与股利支付之间的关系存在两种假说：利益攫取假设和支付资本使用代价（降低成本）假设，他们针对我国上市公司的研究发现，集团控股上市公司的股利支付行为符合支付资本使用代价（降低成本）假说，而政府控股的上市公司的股利支付行为则符合利益攫取假说。

李婉丽、贾钢（2005）以2000－2001年深市上市公司为样本，分析表明控股股东将现金股利作为利益转移的方式之一，控股股东控股优势越大，公司派现意愿越强、派现水平也越高；派现意愿与公司上市年限和上市配股概率显著负相关，而与成长机会不相关；此外，债务和股权制衡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这种利用派现实施的利益转移行为。

4.对于盘剥现金，Pinkowitz，Stulz和Williamson（2003）发现弱保护国家企业持有更多的现金，以为今后的“隧道挖掘”做好充分的准备。张人骥、刘春江（2005）使用2000年上市公司样本分析发现，外部股东保护相对好的情况下，现金持有量相对比较小。李增泉、王志伟和孙铮（2004）从资金占用的角度发现了我国上市公司的大股东掏空行为的证据。

张鸣和王俊秋（2005）以我国2001－2002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发现：大股东性质及持股比例确实对其资金占用行为产生影响；上市公司关键管理人员在大股东单位兼职时，强化了大股东对上市公司的控制，便利了大股东的资金占用行为；大股东资金占用直接导致上市公司盈利能力下降。姜国华和岳衡（2005）发现，在我国，虽然资金占用的“效率交易说”得到了部分经验证据的支持，但更有可能是控股股东攫取私有收益、掠夺中小股东的工具。

5.控制股东也通过并购来榨取私有收益。李增泉、余谦、王晓坤（2004）以1998－2001年间发生的416起上市公司收购兼并非上市公司的事件为样本分析发现，当公司具有配股或避亏动机时进行的并购活动能够在短期内显著提升公司的业绩，而无保资格之忧的企业利用收购行为掏空资产，损害公司的价值。贺建刚、刘峰（2004）以1998－2001年间的重大资产收购关联交易行为为样本，分析得出了以下结论。

首先，从市场反应角度检验，大股东确实通过向上市公司出售资产的关联交易进行利益输送；其次，这种利益输送行为与上市公司股权集中度之间存在显著的U型关系，即当股权集中度高或分散时，大股东的利益输送动机较弱、只有当大股东所持股权比例能够实质性地控制该公司并且现金流权较低时，大股东才存在通过向上市公司出售资产的关联交易进行利益输送的动机，这种发现与大股东利益侵占效应（entrenchmenteffect)和趋同效应（alignmenteffect）是一致的。龚凯颂、黎德坚（2005）以2001－2002年间发生的资产收购为研究对象，发现一股独大的公司更倾向于收购第一大股东的资产，同时这种资产收购行为有显著为负的市场反应。

此外，薛爽（2005）以电广传媒大股东以股票抵偿占用上市公司资金为例，研究了在以股抵债方案设计中的定价问题、对流通股股东和债权人利益的影响、对流通股股东保护措施的有效性以及以股抵债目标的可行性。研究的结果表明，在以股抵债方案中，过高的定价损害了流通股股东和债权人利益，方案中的保护性安排并未起到保护流通股股东利益的作用。以股抵债目标也缺乏理论基础和实证支持，以股抵债不仅不能改善公司治理，还可能成为大股东套现的合法途径。张祥建和徐晋（2005）基于大股东控制权隐性收益的视角，建立了一个模型来分析上市公司的股权再融资行为，并认为股权再融资偏好的根本原因在于大股东可以通过“隧道行为”获得中小股东无法得到的隐性收益，文章以1998-2002年的配股公司为样本，分别从投资效率、大股东资源侵占和非公平关联交易的价值效应三个方面考察了大股东的掠夺行为，结果表明股权再融资之后大股东通过各种“掏空行为”侵害了中小股东的收益。

股东和债权人之间的冲突分析

（一）冲突的产生

Jensen和Meckling（1976）提出了资产替代问题，他们认为当公司的投资项目有高收益时，股东得到大部分收益，但当公司的投资项目失败时，股东只负有限责任，而债权人则承担了项目失败的大部分不利后果。因此，股东有投资于高风险甚至净现值为负的项目的动机。理性的债权人会预期到股东的这种动机，并要求较高的回报率，由此导致了负债的一种成本。Galai和Masulis（1976）也有类似的结论。

而Myers（1977）则提出了投资不足问题，认为股东承担了公司投资的全部成本，但分享的净收益只能是债权人索取后的部分，而且负债越高，则股东得到的剩余部分越低，因此股东对正净现值项目没有足够的投资激励。理性的债权人会预期到股东的这种动机，公司就得支付较高的债务融资成本，由此导致了负债的另一种成本。

Gavish和Kalay（1983）通过分析性研究表明资产替代行为会随着负债比例的增加而增加。Prowse（1990）对日本和美国的对比研究发现，美国上市公司通过降低资产负债率来减轻由资产替代行为导致的问题，而日本公司中由于金融机构投资者不仅是大股东而且也是大债权人，因此减轻了上市公司的资产替代行为。

而Bagnani、Milonas、Saunders和Travlos（1994）发现随着管理者的持股比例上升，资产替代行为先上升后下降。Esty（1997）针对美国互助基金行业的研究发现，剩余索取权和固定索取权的分离增加了资产替代行为。Parrino和Weisbach（1999）采用蒙特卡罗数值模拟技术研究了这些冲突的大小，发现这种冲突导致的扭曲（包括投资不足和投资过度）随着债务水平递增。

在我国，江伟（2004）、童盼和陆正飞（2005）针对我国上市公司的研究发现有严重的资产替代问题。江伟、沈艺峰（2005）则进一步发现证据表明我国上市公司大股东进行资产替代的程度与其持股比例之间的倒“N”型关系，企业投资机会与资产替代行为成反比以及生产经营单位控制比非生产经营性单位控制的上市公司的资产替代行为更严重。

Watts和Zimmerman（1986）认为债权人会通过债务协议来施加各种限制，以防止股东的财富转移行为，比如对借款企业的兼并等投资活动和资产处置的限制、对股利发放的限制、以及对增加更具优先权的债务的限制，实际上也相当于认为借款人企业主要通过这些途径进行财富转移。

（二）冲突的具体表现形式

进行资产替代的第一种方式为并购和剥离，Jensen和Ruback(1982)在有关公司控制市场的综述中就提出了关于收购的收益来源的问题，认为该问题是当时研究的一个方向。其实，文献中普遍发现的收购方股东的收益的其中一个来源可能就是收购过程中财富从债权人转移给了股东。

Parrino（1997）通过案例研究发现剥离导致了财富从债权人转移给了股东。Maxwell，和Rao（2002）认为剥离导致集中度上升，这导致了企业风险上升，导致了财富从债券持有人转移到股东，经验研究支持了该假设。Billet、King和Mauer（2004）使用美国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并购样本检验了并购对目标公司和收购公司的债券持有人的财富效应，研究发现，与协保效应（coinsuranceeffect）一致，低投资级的目标公司债券有显著为正的宣告期回报。而收购企业债券则有显著为负的宣告回报。

此外，当目标公司债券评级低于收购企业的债券评级时，以及当合并预期降低目标企业风险或杠杆时，或目标企业的债券的到期期限短于收购企业债券时，目标企业的债券有更高的正回报。

股东也利用股利发放和回购股份进行财富的转移。Handjinicolaou和Kalay（1984）检验了股利的信息含量假设和财富再分配假设，发现证据支持了信息含量假设。而Dhillon和Johnson（1994）检验了股票和债券价格对股利变动的反应，发现对股利上升的宣告有正的股票价格反应，这种现象有两个解释，一个为财富从债券持有人转移给了股东，另一个则是信息含量假设，文章给出的证据支持财富再分配假设，发现了债券价格对股利变动的反应与股票价格对股利变动的反应相反，但也不排除信息含量假设。Maxwell和Stephens（2003）发现了与回购的信号和财富再分配假设一致的证据，债券持有人的损失是回购规模和企业债务风险的一个函数，文章同时也发现，在回购项目宣告时，债券评级被降级的可能性是被升级的可能性的两倍。

此外，有学者研究了家族控制股东和债权人之间的冲突问题。Anderson、Mansi和Reeb（2003）发现，创始家族控制的企业债务成本低，也就是说，创始家族控制的企业与债权人之间的利益冲突要低，作者解释为家族声誉的作用。

关于股东和债权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及表现形式在国内研究还远未成形。

结论

在我国，虽然控制股东和外部股东之间的冲突的研究已经出现了不少的文献，但对于控制股东和外部股东之间的很多冲突仍没有深入研究，如家族大股东是否利用控制权安插不胜任的管理人员，国有大股东和外部股东之间的冲突、私有大股东和外部股东之间的冲突、外资大股东和外部股东之间的冲突有何不同，以及上述一些冲突的表现形式是否确实降低了企业的整体价值仍是研究上的空白。

同时，国内在股东和债权人之间的冲突方面几乎是一片空白，而投资不足问题即使在国际上也尚无成形的研究，鉴于债务融资是我国企业非常重要的资本来源，现阶段有关这方面的研究我国应当大力提倡。

参考文献：

1.陈晓，王琨.关联交易、公司治理与国有股改革.经济研究，2005（4）

2.江伟,沈艺峰.大股东控制、资产替代与债权人保护.财经研究,2005(12)

3.刘建民,刘星.股权结构、公司绩效与非公平关联交易实证研究.南开实证会议论文,2004

4.李婉丽,贾钢.派现行为下的控股股东利益转移问题分析.会计学会会议论文,2005

5.李增泉,余谦,王晓坤.我国上市公司的并购绩效研究.公司财务研讨会,2005

投资者论文范文篇2

关键词：控制股东外部股东债权人利益冲突

国外学者Modigliani和Miller(1958)假定企业是由投资项目及其产生的现金流组成的，并将企业发行的证券作为对现金流的要求权。Jensen和Meckling(1976)指出，经理并不会主动将现金流还给投资者，他们会根据自身效用最大化来使用这些资源。Jensen和Meckling同时也指出了股东和债权人之间存在的利益冲突。而在Shleifer和Vishny（1997）以及LLSV（2000）发现了普遍存在的问题为控制股东和外部少数股东之间的冲突之后，大量文献提供了关于控制股东利用控制权剥削外部少数股东的证据。这些冲突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投资者之间契约的不完全性（Hart，1995）。

因此，在笔者看来，对投资者之间冲突的理解就显得特别重要了，因为这是构造有效地解决冲突的治理机制的前提，对于设计有效的治理结构有重要的意义。本文以此为基点，评价了国内外关于投资者利益冲突的现有研究，同时指出了投资者利益冲突方面未来的研究方向。

控制股东和非控制股东之间的冲突分析

（一）大股东的普遍存在性及原因

虽然Berle和Means（1932）在上世纪30年代就已经洞察到了现代股份公司中由于公司股权的分散将导致股东和管理者之间的利益冲突。但Shleifer和Vishny（1997）以及LLSV（2000）却发现，在投资者保护比较弱的多数国家的大公司里，基本的问题并不是外部投资者与经理之间的冲突，而是外部投资者与控制股东之间的冲突。

大股东普遍存在的原因，是因为控制股东有两项来自股权集中的收益。

1.共享收益。这是指来自大股东监督下的公司效率的提高。如Sheleifer和Vishny（1986）通过分析性研究表明大股东可克服分散股东的搭便车问题，从而有激励和能力对经理进行监督，这种监督提高了公司的业绩。但Burkart、Gromb和Panunzi（1997）则认为分散所有权和经理裁量虽然有收益，但也有成本，大的控制股东的存在构成了一个事前的剥削威胁，降低了经理事前进行企业专用投资的激励。这方面的经验证据基本上还是支持了股权集中的收益，如大股东的形成与超额股票价格上升相关（如Mikkelson和Ruback，1985），以及大宗股份交易与超额股票价格上升相关等（Barclay和Holderness，1991，1992）。

2.控制的私有收益。Barclay和Holderness（1989）通过研究大宗普通股交易的价格为控制的私有收益提供了系统的证据。后续的很多研究也为私有收益提供了证据，如Mikelson和Regassa（1991）、Chang和Mayer（1995）、Nicodano和Sembenelli（2000）等。

针对我国上市公司中大的控制股东存在的普遍性，我国学者马忠、陈勉（2005）以1998－2003年252起大宗股权转让协议为样本，发现我国的控制权私利规模达到公司净资产的19％，且控制权转让后一年内公司的管理层发生变更的交易比没有发生变更的情况下的溢价要高出30.6％，说明控制股东对管理层的控制力越大，控制权私利越高。控股股东对管理层的控制力大小与其私利规模呈显著的U型关系，当控股股东对管理层的控制力较小时，随着其控制力的上升，私利下降，说明此时控股股东的监督动机将占主导；当控股股东对管理层的控制力较大时，随着其控制力的上升，私利呈加速上升，说明此时控股股东攫取私利的动机占主导。

（二）冲突的表现形式

虽然控制所独享的成就感等私有收益未必损害外部股东的利益（Holderness，2003），但大部分私有收益的享受还是与外部股东的利益相互冲突的。控制股东会利用自身的控制权来通过多种形式获得私有收益。典型的形式为Johnson、LaPorta、Lopezde-Silanes和Shleifer（2000）定义的“掏空行为”，即资产和利润的转移。此外，控制股东也会利用金字塔和二类股份结构以关联交易、股利支付、现金盘剥、并购重组、股权再融资和利用控制权力在企业中安插不胜任的亲属担任高管等方式来损害中小股东利益。

1.对公司的控制使控制股东拥有了选择高管的权力。Burkart、Panunzi和Shleifer(2003)建立模型表明，即使外部的专业经理人比家族控制股东的继承人能更好地管理企业，但家族控制股东仍有可能将其继承人选任为企业经理。美国的研究证据表明家族CEO有更大的侵占动机，更可能作出偏离企业价值最大化的决策。这方面的研究包括Johnson、Nagarajan和Newman(1985)发现创始CEO的突然死亡的股票市场反应显著为正；Morck、Shleifer和Vishny（1988）发现家族成员经营的企业的托宾q显著更低；Volpin（2002）发现意大利家族控制企业高管更换对托宾q的敏感性显著更低。

2.对于关联交易，国外少有这方面的研究，但由于国内关联交易盛行，因此激发了国内该领域的研究。秦茜（2003）发现，控制股东利用各种关联交易在配股前对上市公司“输血”，配股后“抽血”的现象很普遍。刘建民、刘星（2004）则利用2001－2003年的关联交易数据分析发现，关联交易量与国有股比例有显著正相关关系，与流通股比例成负相关。同时，企业为获得再融资资格，会利用关联交易进行盈余管理。

陈晓、陆韩鸣（2004）以1987－2002年171起关联交易为样本，分析表明资产转入的目的是为了以劣质资产偿还债务，而资产转出的目的更多是为了盈余管理；新的债务重组会计准则的实施对上市公司的行为影响很大；资产转入的公司的业绩下滑比较明显，而资产转出的公司的业绩变化不明显。陈晓、王琨（2005）则利用1998－2002年间关联交易为样本，分析发现关联交易的发生规模与股权集中度显著正相关，但持股比例超过10％的控股股东数目的增加会降低关联交易的发生金额和概率，表明了其他大股东有制衡作用。

3.对于股利支付，LLSV（2000）发现股利支付是强股东保护的结果。Faccio、Lang和Young（2001）将股利支付与否作为剥削的证据。吕长江、周县华（2004）认为大股东与股利支付之间的关系存在两种假说：利益攫取假设和支付资本使用代价（降低成本）假设，他们针对我国上市公司的研究发现，集团控股上市公司的股利支付行为符合支付资本使用代价（降低成本）假说，而政府控股的上市公司的股利支付行为则符合利益攫取假说。

李婉丽、贾钢（2005）以2000－2001年深市上市公司为样本，分析表明控股股东将现金股利作为利益转移的方式之一，控股股东控股优势越大，公司派现意愿越强、派现水平也越高；派现意愿与公司上市年限和上市配股概率显著负相关，而与成长机会不相关；此外，债务和股权制衡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这种利用派现实施的利益转移行为。

4.对于盘剥现金，Pinkowitz，Stulz和Williamson（2003）发现弱保护国家企业持有更多的现金，以为今后的“隧道挖掘”做好充分的准备。张人骥、刘春江（2005）使用2000年上市公司样本分析发现，外部股东保护相对好的情况下，现金持有量相对比较小。李增泉、王志伟和孙铮（2004）从资金占用的角度发现了我国上市公司的大股东掏空行为的证据。

张鸣和王俊秋（2005）以我国2001－2002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发现：大股东性质及持股比例确实对其资金占用行为产生影响；上市公司关键管理人员在大股东单位兼职时，强化了大股东对上市公司的控制，便利了大股东的资金占用行为；大股东资金占用直接导致上市公司盈利能力下降。姜国华和岳衡（2005）发现，在我国，虽然资金占用的“效率交易说”得到了部分经验证据的支持，但更有可能是控股股东攫取私有收益、掠夺中小股东的工具。

5.控制股东也通过并购来榨取私有收益。李增泉、余谦、王晓坤（2004）以1998－2001年间发生的416起上市公司收购兼并非上市公司的事件为样本分析发现，当公司具有配股或避亏动机时进行的并购活动能够在短期内显著提升公司的业绩，而无保资格之忧的企业利用收购行为掏空资产，损害公司的价值。贺建刚、刘峰（2004）以1998－2001年间的重大资产收购关联交易行为为样本，分析得出了以下结论。

首先，从市场反应角度检验，大股东确实通过向上市公司出售资产的关联交易进行利益输送；其次，这种利益输送行为与上市公司股权集中度之间存在显著的U型关系，即当股权集中度高或分散时，大股东的利益输送动机较弱、只有当大股东所持股权比例能够实质性地控制该公司并且现金流权较低时，大股东才存在通过向上市公司出售资产的关联交易进行利益输送的动机，这种发现与大股东利益侵占效应（entrenchmenteffect)和趋同效应（alignmenteffect）是一致的。龚凯颂、黎德坚（2005）以2001－2002年间发生的资产收购为研究对象，发现一股独大的公司更倾向于收购第一大股东的资产，同时这种资产收购行为有显著为负的市场反应。

此外，薛爽（2005）以电广传媒大股东以股票抵偿占用上市公司资金为例，研究了在以股抵债方案设计中的定价问题、对流通股股东和债权人利益的影响、对流通股股东保护措施的有效性以及以股抵债目标的可行性。研究的结果表明，在以股抵债方案中，过高的定价损害了流通股股东和债权人利益，方案中的保护性安排并未起到保护流通股股东利益的作用。以股抵债目标也缺乏理论基础和实证支持，以股抵债不仅不能改善公司治理，还可能成为大股东套现的合法途径。张祥建和徐晋（2005）基于大股东控制权隐性收益的视角，建立了一个模型来分析上市公司的股权再融资行为，并认为股权再融资偏好的根本原因在于大股东可以通过“隧道行为”获得中小股东无法得到的隐性收益，文章以1998-2002年的配股公司为样本，分别从投资效率、大股东资源侵占和非公平关联交易的价值效应三个方面考察了大股东的掠夺行为，结果表明股权再融资之后大股东通过各种“掏空行为”侵害了中小股东的收益。

股东和债权人之间的冲突分析

（一）冲突的产生

Jensen和Meckling（1976）提出了资产替代问题，他们认为当公司的投资项目有高收益时，股东得到大部分收益，但当公司的投资项目失败时，股东只负有限责任，而债权人则承担了项目失败的大部分不利后果。因此，股东有投资于高风险甚至净现值为负的项目的动机。理性的债权人会预期到股东的这种动机，并要求较高的回报率，由此导致了负债的一种成本。Galai和Masulis（1976）也有类似的结论。

而Myers（1977）则提出了投资不足问题，认为股东承担了公司投资的全部成本，但分享的净收益只能是债权人索取后的部分，而且负债越高，则股东得到的剩余部分越低，因此股东对正净现值项目没有足够的投资激励。理性的债权人会预期到股东的这种动机，公司就得支付较高的债务融资成本，由此导致了负债的另一种成本。

Gavish和Kalay（1983）通过分析性研究表明资产替代行为会随着负债比例的增加而增加。Prowse（1990）对日本和美国的对比研究发现，美国上市公司通过降低资产负债率来减轻由资产替代行为导致的问题，而日本公司中由于金融机构投资者不仅是大股东而且也是大债权人，因此减轻了上市公司的资产替代行为。

而Bagnani、Milonas、Saunders和Travlos（1994）发现随着管理者的持股比例上升，资产替代行为先上升后下降。Esty（1997）针对美国互助基金行业的研究发现，剩余索取权和固定索取权的分离增加了资产替代行为。Parrino和Weisbach（1999）采用蒙特卡罗数值模拟技术研究了这些冲突的大小，发现这种冲突导致的扭曲（包括投资不足和投资过度）随着债务水平递增。

在我国，江伟（2004）、童盼和陆正飞（2005）针对我国上市公司的研究发现有严重的资产替代问题。江伟、沈艺峰（2005）则进一步发现证据表明我国上市公司大股东进行资产替代的程度与其持股比例之间的倒“N”型关系，企业投资机会与资产替代行为成反比以及生产经营单位控制比非生产经营性单位控制的上市公司的资产替代行为更严重。

Watts和Zimmerman（1986）认为债权人会通过债务协议来施加各种限制，以防止股东的财富转移行为，比如对借款企业的兼并等投资活动和资产处置的限制、对股利发放的限制、以及对增加更具优先权的债务的限制，实际上也相当于认为借款人企业主要通过这些途径进行财富转移。

（二）冲突的具体表现形式

进行资产替代的第一种方式为并购和剥离，Jensen和Ruback(1982)在有关公司控制市场的综述中就提出了关于收购的收益来源的问题，认为该问题是当时研究的一个方向。其实，文献中普遍发现的收购方股东的收益的其中一个来源可能就是收购过程中财富从债权人转移给了股东。

Parrino（1997）通过案例研究发现剥离导致了财富从债权人转移给了股东。Maxwell，和Rao（2002）认为剥离导致集中度上升，这导致了企业风险上升，导致了财富从债券持有人转移到股东，经验研究支持了该假设。Billet、King和Mauer（2004）使用美国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并购样本检验了并购对目标公司和收购公司的债券持有人的财富效应，研究发现，与协保效应（coinsuranceeffect）一致，低投资级的目标公司债券有显著为正的宣告期回报。而收购企业债券则有显著为负的宣告回报。

此外，当目标公司债券评级低于收购企业的债券评级时，以及当合并预期降低目标企业风险或杠杆时，或目标企业的债券的到期期限短于收购企业债券时，目标企业的债券有更高的正回报。

股东也利用股利发放和回购股份进行财富的转移。Handjinicolaou和Kalay（1984）检验了股利的信息含量假设和财富再分配假设，发现证据支持了信息含量假设。而Dhillon和Johnson（1994）检验了股票和债券价格对股利变动的反应，发现对股利上升的宣告有正的股票价格反应，这种现象有两个解释，一个为财富从债券持有人转移给了股东，另一个则是信息含量假设，文章给出的证据支持财富再分配假设，发现了债券价格对股利变动的反应与股票价格对股利变动的反应相反，但也不排除信息含量假设。Maxwell和Stephens（2003）发现了与回购的信号和财富再分配假设一致的证据，债券持有人的损失是回购规模和企业债务风险的一个函数，文章同时也发现，在回购项目宣告时，债券评级被降级的可能性是被升级的可能性的两倍。

此外，有学者研究了家族控制股东和债权人之间的冲突问题。Anderson、Mansi和Reeb（2003）发现，创始家族控制的企业债务成本低，也就是说，创始家族控制的企业与债权人之间的利益冲突要低，作者解释为家族声誉的作用。

关于股东和债权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及表现形式在国内研究还远未成形。

结论

在我国，虽然控制股东和外部股东之间的冲突的研究已经出现了不少的文献，但对于控制股东和外部股东之间的很多冲突仍没有深入研究，如家族大股东是否利用控制权安插不胜任的管理人员，国有大股东和外部股东之间的冲突、私有大股东和外部股东之间的冲突、外资大股东和外部股东之间的冲突有何不同，以及上述一些冲突的表现形式是否确实降低了企业的整体价值仍是研究上的空白。

同时，国内在股东和债权人之间的冲突方面几乎是一片空白，而投资不足问题即使在国际上也尚无成形的研究，鉴于债务融资是我国企业非常重要的资本来源，现阶段有关这方面的研究我国应当大力提倡。

参考文献：

1.陈晓，王琨.关联交易、公司治理与国有股改革.经济研究，2005（4）

2.江伟,沈艺峰.大股东控制、资产替代与债权人保护.财经研究,2005(12)

3.刘建民,刘星.股权结构、公司绩效与非公平关联交易实证研究.南开实证会议论文,2004

4.李婉丽,贾钢.派现行为下的控股股东利益转移问题分析.会计学会会议论文,2005

5.李增泉,余谦,王晓坤.我国上市公司的并购绩效研究.公司财务研讨会,2005

投资者论文范文篇3

[关键词]投资者集团股东代表诉讼制度比较

1、引言

证券市场民事诉讼的形式有多种,包括投资者集团诉讼、股东代表诉讼、投资者个人诉讼、投资者社会团体诉讼和政府诉讼等,其中投资者集团诉讼和股东代表诉讼是主要的诉讼形式.我国证券法因诸多因素影响,虽然到目前为止没有真正确立起集团诉讼这个概念,在有关的法律条款里,还只是共同诉讼和代表诉讼这两个名词,但我国目前所发生的诸如红安科技案、银广夏案等实质已具备了集团诉讼的特征.投资者集团诉讼和股东代表诉讼是证券市场特有的两种不同性质的诉讼制度.

2、诉讼目的

投资者集团诉讼是基于自益权而产生的直接诉讼,股东代表诉讼是基于股东共益权而产生的派生诉讼.

投资者集团诉讼是指证券市场投资者当其利益受到不法侵害时,可直接以自己的名义向人民法院请求损害赔偿的诉讼.在我国的民事诉讼立法上,被称为代表人诉讼或共同诉讼.在民事诉讼法理论上,其对应于派生诉讼,是一种在于自益权而产生的直接诉讼.股东代表诉讼是指公司董事、监事、经理人员、关联企业及其他人的行为对公司造成损害,而可以行使诉讼的公司怠于起诉追究其责任时,符合条件的股东为了公司的利益,有权向法院起诉,追究该责任人的损害赔偿责任.其对应于直接诉讼,是基于股东共益权而产生的派生诉讼.其目的是为了公司或全体股东的利益,但间接也维护了股东自身的利益,

在国外,股东代表诉讼一开始只是针对公司董事的侵权行为,后来适用范围逐步扩大到监事、经理人员和外部其他人,有的国家的立法甚至规定可以允许母公司的股东代表子公司等提起诉讼.

3、意义和性质.投资者集团诉讼有利于判决和执行上的一致性,维护诉讼参与人的切实利益;股东代表诉讼的意义在于充分发挥违法行为的抑制机能

美国的投资者集团诉讼一般都有专业的诉讼律师牵头召集,从开始策划到诉讼结束,律师几乎全程包揽,甚至代垫案件受理费,投资者丛签署全权委托协议至案件结束几乎不用操任何心.如果胜诉,只要从获得赔偿的金额中支付一定的费用,如果败诉,则可能会在协议中有免交费的条款.因此,投资者集团诉讼制度形成了对美国证券违法行为的一股强大的监督力量,该制度已成为投资者权益保护的极其有效的法律制度.

投资者集团诉讼制度的特点在于将众多纠纷一次性纳入法制轨道予以解决,避免了重复诉讼以及可能出现的相互矛盾的判决,既维护了社会稳定,也节约了司法成本,提高了司法效率.另外,由于证券市场投资者权益纠纷具有所涉及受害人的广泛性以及受害人地域分布的分散性特征,采用集团诉讼的方式受理和审理,不仅有利于确定管辖法院,有利于法院公告、权利人登记、诉讼代表人的推举和对案件的审理,也有利于判决和执行上的一致性,维护法律的严肃性,对诉讼参与人各方而言,还节约了诉讼成本.

股东代表诉讼的性质具有代位诉讼后代表诉讼的两面性特征,其机能可以概括为二点:损害赔偿机能和违法行为抑制机能.所谓损害赔偿机能,是指董事由于自己的行为而使公司遭受的损失,应由其自己向公司承担补偿和赔偿,是公司损害的回复机能.所谓违法行为抑制机能,是指因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而令董事有所畏惧,而不致实施使公司受损的违法行为,是抑制董事违法执行职务、确保公司健康经营的机能.股东代表诉讼的意义和最终目的,不仅仅在于使公司的损害能够得到补偿或赔偿,更重要的是鞭策和警告公司的经营者,使之不致在将来实施同样的加害行为.换句话说,违法行为抑制机能的发挥,才是股东代表诉讼的根本目的和意义所在.

4、主体.投资者集团诉讼的原告具有投资者主体的广泛性和不确定性,被告具有主体的特定性;股东代表诉讼、诉讼当事人则是特定的

投资者集团诉讼中的原告投资者(俗称股民),不同于<公司法>上”股东”的概念,他可能已不在持有某一上市公司的股票,也可能继续持有;但一定是在某一特殊阶段曾经持有并遭受不法侵害的投资者.另外,律师也可以直接以公告方式公开征集作为不特定投资者的委托人而参与到诉讼中.与原告投资者相对应的被告,通常是上市公司(发行人),但根据<证券法>第63条、第161条的规定,被诉对象还可以包括证券承销商及上市公司、承销商的富有责任的董事、监事和经理人员、相关中介机构及公司外部人员机构、危害公司利益的第三人等.

股东代表诉讼的诉讼当事人有其特定性,(1)股东代表诉讼中的原告只能是持有某公司股份的股东,并且是符合一定条件的股东.(2)股东代表诉讼中的被告是董事、监事、其他公司经营管理者等.公司不能作为原告,可是他在代表诉讼中又是真正的原告,法院有利于原告的判决,直接受益人是公司.公司在股东代表诉讼中的诉讼地位相当于证人.

5、受辖法院、判决效力及赔偿.投资者集团诉讼中,具有受理法院的选择性、判决效力的扩展性和案件审理的复杂性等特征;股东代表诉讼中,相应具有管辖法院的专属性、判决承受主体和判决效力的唯一性、诉讼标的巨大性及诉讼赔偿的特定性

在投资者集团诉讼中,受诉法院除了被告所在地外,侵权之诉的受诉法院还可以是侵权行为实施地(对被告而言)或侵权结果发生地(对原告而言).为了避免出现同类诉讼案件遍地开花、以及可能出现的判决不一的混乱局面,最高人民法院应制订相关的司法解释,对证券市场投资者集团诉讼采取选择管辖和指定管辖相结合的原则.即就某一个案而言,考虑到这类诉讼案件主体的广泛性和审理的专业性,上级法院或最高法院可以在众多有管辖权的法院中指定有条件和有经验的中院以上(包含中院)的法院受理.根据现行<诉讼法>的规定,代表人诉讼的判决并无扩张效力,也就是说,法院已经作出的受害人胜诉的判决,对没有参加登记的受害人无当然适用的效力,这些未参加权利登记的受害人必须在诉讼时效内,另行起诉,法院认定其请求成立的,则以裁定方式裁定适用以做出的判决.这一规定的局限性已无法适应现在证券市场的发展了,建议赋予判决适用的扩张效力,使现行的代表人诉讼制度得以完善而成为国际通行的集团诉讼制度.另外,证券市场民事赔偿案件除诉讼程序适用上存在难点和容易造成混乱外,在实体法的把握上更是如此,<民法通则>规定,一般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有四个:有侵权的事实、主观有过错、有损害结果的发生、侵权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必然关系.以举证责任倒置的方式免除原告的举证责任,但赋予被告以免责抗辩权.

股东代表诉讼的管辖法院方面,与投资者集团诉讼的相同点在于按照<民事诉讼法>关于地域管辖的规定,此类案件应由被告住所地或侵权行为地法院管辖,不同点是被告所在地就是公司侵权损失结果地,鉴于被告所在地与侵权损害结果地的一致性,应规定此种诉讼由原告所在地法院专属管辖.股东代表诉讼的判决承受主体和判决效力具有唯一性,公司而非股东是股东代表诉讼裁判结果的直接承受主体;另一方面,法院做出的判决,对参加诉讼的当事人和未参加诉讼的股东、公司及社会具有判决效力,判决生效后,不得对同一事项再行起诉,新提起的诉讼案件的事由相同于已判决的诉讼案件,应当算做同一诉讼直接加以受理.诉讼赔偿中,要在保护投资者权益和防止不良诉讼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对诉讼的受损方提供一定的物质补偿.

6、结语

投资者论文范文篇4

(一)引进国际战略投资者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催化剂

国有企业改革是一场深刻的制度革命，涉及企业外部环境和内部系统的各个方面。从广义上来理解，国有企业改革就是调整企业的生产关系，使其符合生产力的发展；狭义上，就是设定一个支点，调整企业管理层及全体职工的利益取向，使之与企业的利益取向和发展方向相一致。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国有企业改革就是围绕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这一核心，通过“深化国有企业公司股份制改革，健全现代企业制度”，使诞生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有企业向现代公司制企业方向不断调整，进而成为“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的主导力量。

我国推行国有企业改革数十年，“摸着石头过河”总结的经验就是：一切妥协、权宜、变通的办法都解决不了国有企业经营绩效低下的根本问题，各种道路尝试过之后殊途同归：只有进行国有股份减持，实行股权多元化，将企业推向市场，才是国有企业的最终生存之道。国有企业寻找外部力量，引入国际战略投资者，使之成为具有一定话语权的股东，正是在国有企业改革新发展下应运而生的，也可以说国际战略投资者的进入极大地推动了国有企业改革的进程，是国有企业改革的催化剂。

首先，国际战略投资者促进了企业对自身资源重新整合，培育核心竞争力，带动国有企业的经营活力，提高国有企业的经营业绩；其次，国际战略投资者作为有影响力的股东，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国有企业的治理问题，改变长期存在的由于控制权集中导致的委托一问题，发挥股东大会的全体股东利益制衡作用，发挥董事会的公司决策作用，发挥监事会的监督功能；最后，国际战略投资者可以将国有企业带入国际资本市场，接受全球投资人的价值评判和经营监督，这样自然会促使国有企业加强自身信誉和品牌的维护，真正成长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大型企业。

(二)国际战略投资者的加入提升了我国企业的国际化水正

外资进入中国，都会带来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战略投资者高于其他外资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促进国内企业的国际化。不管对于实力雄厚、规模超大的国有企业，还是经营手段灵活、充满活力的非国有企业，改革开放以来都在国际化的道路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这其中，国际战略投资者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国际战略投资者从以下几个方面提高了我国企业的国际化水平：

首先，国际战略投资者可以增强企业的实力，同时给企业带来资金、先进管理经验和全新的商业模式，发现企业管理链条中的缺陷，使企业一系列的经营模式和管理模式，尤其是财务信息的披露模式和国际惯例对接，帮助企业经营水平达到国际水准。

其次，国际战略投资者会参与到企业发展过程，他们自身的国际资源可以为企业的发展壮大搭建国际平台，包括通过自身资源介绍新业务、合作方等，促进企业“走出去”，拓展国际市场。例如我国上市公司中信海直是国内综合竞争实力最强的通用航空企业，国内海洋石油直升机运输市场占有率超过80％。为加强公司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在扩大国内市场规模的同时，公司引入国际战略投资者，开拓国际市场。国际战略投资者的进入有效降低了公司营运成本，尤其是降低直升机和航材的采购成本，同时使公司可以借鉴国际成熟的行业管理经验来应对国际市场的规则。蓝星集团借助引进黑石国际战略投资者，实现其“拓展全球市场、建立国际化经营平台、锻造化工新材料帝国”的国际化发展战略。国际战略投资者给我国企业提供的这条通往国际市场的通途，将是我国企业真正和国际经济融为一体的强有力保障。

最后，国际战略投资者给我国企业开辟了新的融资渠道，进军国际资本市场上市融资。我国的国有企业、民营企业，通过寻找国际战略投资者的帮助。纷纷开辟国际融资渠道，在海外上市，上市地点遍及美、欧、亚，在香港上市的也很多。我国企业海外上市不仅仅获取了资金，也在全球资本市场打出了中国的品牌和形象，使我国企业真正参与到资本全球流动的循环中来。

(三)国际战略投资者促进了我国金融自由化的进程

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之后，尤其随着加入WTO的进程，我国已经加入全球贸易自由化、一体化的步伐当中。而金融自由化是贸易自由化的产物。近年来，境外资本在第二产业的投资相对饱和，金融业的开放步伐越来越快。国际战略投资者进入我国金融业是我国开放金融业的标志之一。

我国的商业银行比较早地开始了引进国际战略投资者的行动，例如1996年光大银行开始引进战略投资者。而后从地方商业银行，如浦发银行、深发展等。逐步到四大国有银行。国际战略投资者进入银行业，促进了银行的混业经营模式，加快了银行的自主创新，各种金融产品不断问世，经营范围逐步扩展到全球，现在，我国的银行大多在境外设有分支机构。

保险业同样是国际战略投资者青睐的对象。2000年，中国保险(控股)有限公司旗下的两家公司在香港上市，2003年和2004年，中国平安等大型国有企业在引进国际战略投资者的基础上实现了海外上市。保监会主席吴定富在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保险业发展的回顾中指出，保险公司通过引入国外战略投资者，优化了股权结构，国际化程度显著提高。

在银行业和保险业逐步向国际战略投资者开放之后，我国的资本市场也有层次地引进国际战略投资者。2002年11月开始，证监会、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等，通过一系列文件，逐步允许国际战略投资者在我国资本市场上买卖股票、债券、基金等，还可以参与股票增发、配股、新股发行、可转换债券的申购等。有了资本市场的参与机会，国际战略投资者更可以促进资本市场的开放。第一，资本市场给国际战略投资者提供了与国内企业新的合作渠道。我国国内的上市公司可以通过二级市场的股份买卖引入国际战略投资者，可以通过新股发行、定向增发、股权转让等方式直接引进国际战略投资者。而且上市公司对国际战略投资者会更具有吸引力，因为资本市场为其投资提供了良好的流动性，降低了投资风险。第二，不论国际战略投资者入股国内机构投资者，还是直接投资于资本市场，有助于提高我国资本市场的价值判断理念，有助于提高国内机构投资者的产品创新，有助于资本市场制度的进步。

(四)境外战略投资者也可能对我国经济发展带来一定的风险

第一，国际战略投资者的投资行业往往是一些国民经济的关键行业，比如能源、金融、电信，他们通过战略投资，在这些行业具有越来越多的影响力。尽管现在并没有对我国的国家安全造成重大影响，但他们的买进卖出还是会影响行业的稳定发展。因此，国际战略投资者的投资行为会对监管当局的管理能力形成新的挑战，弱化国家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效应，甚至加剧垄断和对其他企业形成竞争压力。

第二，国际战略投资者作为国际买家，具有丰富的谈判能力和股权并购经验。而我国企业相对稚嫩，经验不足，加之对国际市场的研究不够，可能会导致公司股份出售价格过低，不仅原有股东利益受到损害，也可能导致国有资产、国有资源流失。

第三，国际战略投资者会把别国危机传导人我国。经济开放程度越高，联系越紧密，国家的经济起落的相互影响就越大。国际战略投资者的投资业务遍布全球，如果在某一个国家的业务受到严重影响，可能导致全球的经营策略的改变，使其他被投资国家遭到打击。从这点看，国际战略投资者既可以充当先进资本和经验的传播者，也可能成为经济危机的传导者。危机来临时，为了避险和保存实力，已经投资于我国企业的国际战略投资者可能要求赎回股权、撤出股份，或者由于当初存在的合作条件已经不存在，提出违约。在这样的情况下，企业发展资金有可能陷入困境，合作项目也可能被迫中断，而且打乱了原有的发展计划，发展进程受阻。国际战略投资者的资金外逃行动也可能对我国的金融部门和实体经济的稳定造成威胁。

2、我国合理引进境外战略投资应采取的对策

(一)我国企业应该注重自身修炼，打造具有吸引力的经营业务。吸引国际战略投资者前来投资

我国拥有世界最快的经济增长速度，拥有最有活力的企业和最具吸引力的投资项目，这些都是吸引国际战略投资者的方面。但这并不意味着每家企业都值得投资。我国企业应该注重自己能力的提高，创新业务类型，创新人才机制，创新管理机制，培育具有凝聚力的核心竞争力，并具有明确的发展目标。只有这样，才能吸引具有资金优势和国际经营优势的国际战略投资者，给我国企业提供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国际战略投资者和我国企业的合作才能具有互补效应并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建立一致的发展目标。

(二)我国企业应该拿出诚意，主动沟通

我国企业应该破除陈旧的治理弊端，降低经营风险，在信息披露准则方面改变思路，以便能够和国际战略投资者进行充分沟通，能够顺利对接国际先进管理体制、信息披露准则、国际法律法规。例如，在会计准则的推行上，在公司控制权的变革上，我们要积极配合，尽量披露投资人关心和存有疑虑的问题，降低投资人对违背协议风险的预期，消除信息不对称，提高信用度，并认真听取对方的意见和建议。达成利益一致的合作内容。

(三)管理层提出有效的制度安排遏制国际买家的入侵

鉴于国际战略投资者的投机动机或控制动机会对我国经济稳健发展不利，我们必须审时度势，引入国际战略投资者时在政策上加以有效指引，采取有效的制度安排，为我所用，趋利避害。例如，在国有商业银行引进战略投资者的实践中，管理层提出了“合格境外战略投资者”的概念。并引进战略投资者的五项原则和五个标准，注重寻找长期利益捆绑的投资者。避免同一国际战略投资者入股几家同质银行可能造成的金融安全问题、利益冲突和市场垄断问题。坚持国家利益和经济稳定，不但是我国企业和管理层在项目操作过程必须牢记的原则，而且是管理层制定政策、制度的根本指导之一。

(四)企业和监管层共同打造配套的资本监管体系和法律体系以防范国际经济风险

引进了国际战略投资者的企业，就融入了世界经济的大家庭，所以一定要提高警惕，防范国际经济的波动带来的风险。战争、政治动荡、经济危机、法律纠纷，各种因素都可能使国际战略投资者作出出人意料的反应，随时可能发生损坏我国企业的利益从而导致我国企业处于艰难的处境。打造完善的资本监管体系，洞察国际战略投资者的异常行为，会在关键时期避免巨大的损失，维护我国企业利益，维护国家利益。另外，在国际战略投资者的带动下走出国门、跨国经营的我国企业，也随时会面对国际形势变动带来的风险。运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不受侵害，是一项必备的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有完善的配套法律体系，维护国际合作的公正公平。

总之，在引进国际战略投资者的时候，我国的企业和监管层都需要体现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稳健进取的理念，符合实事求是、科学探索的精神，持有以诚相待，互利共赢的态度。我国需要从科学发展的角度宏观调控国际战略投资者的布局，重点引进和我们具有经济互补性的投资者，敏锐地判断进攻性、投机性较强的投资者，防范风险，维护经济体系的安全，使我国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当中占据有利和优势地位。

投资者论文范文篇5

实践证明，资本运营确实已经成为许多企业由小到大、迅速发展的基本工具。从目前的现状看，中国企业的资本运营基本上可以分为三种模式：

第一种是海尔模式。其突出的特点是运营主体拥有强大的产业基础，并围绕自己的产业扩展进行资本运营。吃“休克鱼”，以文化整合为手段，形成海尔产业的“联合舰队”是主要特点。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低成本扩张。主要手段是：

整体兼并，也就是依托政府的行政划拨实现企业的合并，比如对红星电器公司的兼并。

品牌运作。海尔很擅长品牌游戏，以无形资产作为扩张手段是海尔的特色。所谓虚拟经营，既是品牌运作的一种高级形式，又是海尔“先开市场，后建工厂”经营理念的具体体现。这种资本运营方式已经超越了“吃休克鱼”的模式，而是通过强强联合，形成优势互补，新造一条“活鱼”。与杭州西湖电子集团的合作就是海尔虚拟经营的成功尝试。

可见，海尔模式的资本运营走的是一条围绕产业以企业的低成本运作为基础实现资本扩张的道路。这是我国大多数企业（如我国的家电企业）模仿的榜样。

第二种是德隆模式。其基本特色是充分利用了资本市场：首先通过买壳上市，改变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通过注入优质资产调整产品结构，使上市公司的主业结构发生变化；进而，通过并购、托管、委托加工等形式，对上市公司所处产业进行整合，优化产业结构；最后，通过对销售网络和销售渠道的整合，扩大上市公司产品在国内外市场的占有率，形成规模化、垄断性经营。对此，德隆决策者认为，战略投资管理可以更快捷地树立企业的市场优势，事半功倍地强化其核心竞争力。

同时，德隆通过整合产业和企业的持续发展能力，形成良好业绩，从而给公司的相关利益者带来回报，实现大小股东的“共赢”。

第三种模式为亿安科技模式。这是中国典型股市炒家的方式，目的是从股市圈钱，其主要手法是，通过受让或二级市场收购等手段掌握一个上市公司的大量股权，然后进行所谓的资产重组，进行项目包装，形成一个成长型或绩优型公众公司的形象，通过各种手段把股价拉高后迅速出手，在股价高位上把大批股民套牢，将股权变现，获取暴利。这是典型的“零和游戏”。对于他们来说，股市是一个大，是将众多散户的钱迅速集中在少数庄家手中的聚财器。亿安科技事件不折不扣地向人们展示了这种模式的灾难性后果。

我们无意评价哪种资本运营模式的优劣，但大量事实证明了亿安科技模式的灾难性影响，这不仅牵涉到大量的违规操作，更严重地是它极大地损害了中小投资者的利益，破坏了市场经济的正常秩序和诚信准则，给资本市场造成毁灭性的影响。

资本运营模式的四个特点

上述模式的沉浮说明，在我国，一种有效的资本运营模式有这样几个基本特点：

一是都有强大的产业支撑，不是完全的股市操作。从现实来看，我国企业的资本运营要获得成功并给企业带来可持续性的效益，须与产业支撑有紧密的有机联系。无论是海尔的以产业扩张为核心的资本运营还是德隆的以资本市场整合传统产业，都是把资本运营作为一个战略手段，而亿安则明显缺乏产业的基础，所谓的投资项目还远没有产业化或根本不具有多少技术含量。最主要的是，在亿安模式里，产业仅仅成了一个“圈钱”的“故事背景”。我国许多进行资本运营的企业也同样患有亿安模式病症，在这些资本运营的运作主体眼中，资本运营就是炒股票和圈钱。

二是具有整体的战略设计，不是为了短期的股市炒作。海尔与德隆模式尽管具有非常鲜明的不同特征，但却有突出的共同特点，那就是资本运营都是在长远的战略设计下进行的，整个资本运营战略的进行有着长远的战略目标和长期的设计和整体的规划，而且这种战略设计不仅仅着眼于国内的发展而是放眼于全球化的比较优势和全球性的发展趋势，是公司整体战略和盈利模式的一个组成部分和手段；而亿安模式则以短期炒作从股市获利为目的，不仅继承了前几年许多企业热衷“造名”的“传统”，为了出名，大放“炮竹”，而且更具危害性的是它是损人利己的行为，它的发展会导致资本市场的巨大风险。

三是注重资金链条的完整性和现金流的通畅，不是依靠股市的冒险行为。尽管德隆、海尔的资本扩张是迅速的，但也是相对稳健的，其突出的表现就是注意打造稳固的资金链条，不仅注意项目的选择和科学的论证以及长时期的考察，而且注意培育多元化的融资途径和风险防范机制，形成了中国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新型结合模式，从而保证了资本扩张中现金流的通畅和资金链条的完整性。亿安科技“百元神话”破灭的直接原因就是炒作机构现金链条的断裂。

四是强调资本运营过程中的并购整合策略，不是仅仅关注并购行为本身。资本运营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并购，并购成功的关键在于整合。许多并购行为的失败不在于并购本身的技术问题（包括价格问题），往往是在并购后的整合出了问题，甚至迟迟不能形成有效的整合。而德隆、海尔在资本运营过程中都把整合视为非常重要的环节，甚至认为整合比并购本身更重要，海尔强调企业文化整合的重要性，而德隆则重视人力资本的整合与产业结构的整合。正是这种对整合的无比重视造就了海尔的持续发展和德隆的扩张奇迹。

德隆模式：用资本运营进行战略性的产业整合

德隆的资本运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和内容：

一是充分利用财务杠杆进行广泛融资，注重建立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的有机结合体，既确保资金链条的健康，又可规避资本市场风险。

德隆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源于其对资本运营的深层认识，源于其对资本风险的关注以及对融资环节的重视，他们知道，没有通畅的资金链条和健康的现金流，一切资本运营手段只能是幻想，只能是巨大风险的代名词。因此，从介入资本市场的那天起，德隆就着意打造流畅的资金链条，就把持续的融资能力视为发展的引擎，以一个民营企业的身份建立了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的结合体。

德隆的融资模式可简单地归纳为：一类是资产抵押-银行贷款-投资-再抵押-再投资的循环融资模式；另一类是资产担保（子公司之间的担保、母子公司之间的担保）-融资-投资-再担保-再融资-再投资的连环模式。

通过两类方式的连锁运用，初始资金释放出了强大的“核聚变”能力，推动了德隆的大规模资本流动。

历来的经济学都强调要用最小的投入去取得最大的产出，从来也没有哪种经济学说过不投入就会有产出。现在中国的问题是除了我们国家的民营企业融资途径十分狭窄外，许多企业并没有创新性地充分运用金融杠杆，这也是一个重大的遗憾。在资本的来源上，就其大类来看可以分为两种：一是企业募集的资本；一是企业借入的资本。资本与债务的关系形成了资本的组合，因而，任何企业都会遇到这一对关系。尽管中国目前在资本与债务的关系上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尤其是许多国有企业都出现了资不抵债的困难，但我们还是要说，现代市场经济，是信用高度发达的经济，一个成熟的企业必须学会充分利用债权债务实现自己的经营目标。完全没有债务或不会利用债务就是对资本运作没有真正把握。而德隆作为一家民营企业则是在创业时期便懂得了合法合理利用债务这一财务杠杆进行融资迅速发展自己的极具金融意识的企业。

当德隆发展成为一个庞大的企业体系后，德隆又充分利用自身庞大的资本实力通过各类担保方式为德隆体系的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资金，其中既有子公司之间的担保，也包括母子公司之间的担保。如通过合金股份、湘火炬的共同担保，合金股份所属的上海星特浩集团公司获得了共计4亿元贷款，确保了星特浩并购活动与整合产业的发展资金。

最大限度地发挥财务杠杆作用进行广泛融资是德隆资本运作模式的主要特色之一，从而为德隆的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资金支持。

二是利用强大的融资能力通过一级半市场以股权转让方式连续并购上市公司。

许多人问，德隆拿了那么多钱干什么？总裁唐万里说：“拿了钱干什么？我们都买了企业。从德隆创立那天起，我们这几个创业者从来没有分过一次红，我们把应该分的红利也都投入到企业里去了”

那么，德隆是如何购买企业的呢？我们发现，德隆的并购模式主要有两类：

一类是收购上市公司母公司的大部分股权，从而达到间接控制上市公司的目的，如对新疆屯河、天山水泥、重庆实业三家上市公司母公司股权的收购。收购者可能是德隆总部本身，也可能是德隆旗下的上市公司或非上市公司。

一类是直接受让上市公司大股东的股权，从而达到直接控制上市公司的目的，如对沈阳合金、湘火炬的并购。

与不少企业直接在二级市场收购股权从而达到控制目标企业的目的不同。德隆则主要是在一级半市场上寻找合作伙伴，通过谈判方式受让股权。这种作法的明显特点就是并购的直接成本比较低、比较稳妥，而且不容易出现违规操作的问题。

事实表明，德隆的并购策略是比较稳妥有效的。德隆并购数家上市公司均在“静悄悄”的过程中就完成了，而且结果也令股权转让者、中小股东等所有相关者获得了满意的效益。

通过收购国有股权，德隆相继入主新疆屯河、沈阳合金和湘火炬，被证券市场上称为“德隆系”，因为德隆控股的这三家上市公司的股价出现了神奇的飙升。三年多的时间里，屯河、合金、火炬的股价分别上涨了1100%、1500%和1100%，以至股市出现了“有德则灵”的传说，哪支股票被认为与德隆有关，股民就蜂拥而至。这种现象被称为中国股市上的“德隆现象”。

这种少有的增幅究竟依靠什么来支撑呢？如果德隆是通过把一些所谓的优质资产装进这些上市公司，将股价拉升到高位后套现，我们就要理由说它炒作。然而，随着股价的平稳走强，我们发现德隆并没有套现，而是利用这些上市公司展开了更大规模的产业整合行动，使得这些上市公司相继成了产业整合的枢纽。从这里，我们可以发现了德隆资本运营的深层目的，而这个深层目的也恰恰就是德隆与其他企业在资本运营模式上的实质差异。

三是以并购后的上市公司为核心，通过充分发挥其强有力的融资功能，对其所在的传统产业进行全球范围的大规模整合，形成了一个强大的战略投资体系。

德隆融资的目的是为了投资。

投资什么？投资于成熟产业。

德隆的产业战略思路是：以资本运作为纽带，通过企业并购，整合传统产业，为传统产业引进新技术、新产品，增强其核心竞争能力；同时在全球范围内整合传统产业市场与销售通道，积极寻求战略合作，提高中国传统产业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和市场份额，以此重新配置资源，谋求成为中国传统产业新价值的发现者和创造者。

根据这一战略思路，德隆主要的投资力量在于成熟产业，如农业、制造业、金融业和旅游业，很少投资高科技产业。他们认为高科技风险大，是风险投资的对象，但不是现金流的提供者和强大产业体系的支撑者，进行整合的空间较小。

德隆进行产业发展决策的一个基本依据就是站在全球化的角度看问题。他们选择一个产业、投资一个项目，首先从国际市场的需求和供应来思考项目的可行性，时时刻刻着眼于国际分工。这种全球化观念不同于我们许多企业“走向国际市场”的“平面”概念，而是一种俯视市场的“立体”概念，不仅仅是把国内的产品输出国外或把国外产品输入国内，而是从全球的角度选择市场切入点、选择生产基地、选择合作伙伴。比如有的产品是把技术和配方输入美国，并购美国知名品牌公司，在美国生产，用美国的品牌；有的产品则在中国生产，在欧洲销售，用美国的品牌。

唐万新一再强调：“德隆不仅是做企业，更是做产业；做产业，关键在于做市场”。而德隆做产业的方式就是运用他们擅长的资本运作方式对现有产业的整合。

“整合”这个词在德隆的文件中和德隆人的口中出现的次数最多——整合生产，整合销售，整合人才。而整合的利器就是并购。而并购又是资本扩张的主要手段和形式。

从前述的整合行动可以看出德隆资本运营的内在特点：与我国大多数制造企业（如我国的家电企业）在国内到处建厂做起，一点一点打品牌、抢市场、滚动发展的做法明显不同，德隆的做法充分利用了资本市场：首先通过买壳上市，改变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通过注入优质资产调整产品结构，使上市公司的主业结构发生变化；进而，通过并购、托管、委托加工等形式，对上市公司所处产业进行整合，优化产业结构；通过对销售网络和销售渠道的整合，扩大上市公司产品在国内外市场的占有率，形成规模化、垄断性经营；同时，通过在全球范围整合传统产业获得长远利润，实现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如上这种集中体现战略投资管理思想的资本运作模式，或许正是德隆体系从容应对加入WTO后激烈国际竞争的信心之源。

对于像德隆这种战略投资企业来说，股市则是产业整合的工具。德隆正是通过资本市场迅速获得了产业整合的资金，使自己整合产业的宏图得以实现；德隆正是以资本资本运作为杠杆，采用四两拨千斤的原理，通过层层并购，迅速取得了产业整合的控制权和操作权，在不投资、不建厂的前提下，达到了产业整合乃至行业整合的目的。

从这些意义上讲，德隆不同于我国传统的企业，也不同于我国股市中的一般庄家和炒家，它已经具有中国战略投资者的雏形。

2000年，湘火炬、新疆屯河、合金股份同时更名为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这是上市公司主业变化后必须履行的手续，但它仍然不失为一个有意思的信号：随着产业重组与整合的不断深化，德隆也有意将它的战略投资管理理念和模式逐渐向下渗透，孵化出一批小德隆来。

应该说，德隆产业整合经营理念，为新疆乃至中国的产业结构调整提供了新思路，即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不再充当经济结构调整的主角，而是以一个企业的重组为起点，培养龙头企业，进行滚动兼并，从而突破市场割据局面，带动全行业健康有序发展。

德隆模式：战略投资者的雏形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与海尔、春兰等以产业经营为主企业的资本运营模式不同，德隆是从资本市场入手进入某个产业并该产业进行整合。前者往往是从强化产业优势入手借助于资本市场进行产业整合，后者则是以资本市场为工具进入传统产业并通过整合形成新的产业优势。因此，德隆不是普通意义上的产业经营者，很可能是中国战略投资者的一个雏形。

从目前的现状看，德隆所做的无论是“红色产业”还是机电制造业或金融业基本上都是长线投资，中短期的项目也就是德隆所谓的“财务型项目”将全部转让出去。一个战略型投资者的雏形已经形成。

此可谓典型的战略投资。德隆要做的是发展产业，通过产业的发展支持公司业绩。

投资者论文范文篇6

一、设计合理的群体诉讼模式

由于投资者人数众多，一旦发生市场违法违规行为，往往会使大量投资者权益受损；由于诉讼空间的有限性，无法同时容纳众多诉讼主体，为了一并解决众多当事人与另一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冲突，提高诉讼效率，在诉讼程序上就有必要建立群体性纠纷解决机制。当前在世界范围内存在诸如美国的集团诉讼模式、日本的选定当事人诉讼模式、德国的团体诉讼模式等。从实证角度来看，解决群体性证券民事赔偿问题较为成功的是美国的集团诉讼模式，该模式的最大特点是，一个或数个代表人代表权益受损的全体集团成员提起诉讼，法院对集团所作判决，不仅对直接参加诉讼的集团当事人，而且对没有参加诉讼的受损害主体都具有约束力。并且诉讼成本低，有力地维护了众多弱小投资者的权益以及补充了政府证券监管部门的职能。

在我国，代表人诉讼是解决证券民事赔偿的群体诉讼模式。但我国的代表人诉讼与美国的集团诉讼有不同：集团诉讼的判决具有扩张力，效力涉及于遭受相同侵害的全体受害人；而我国的代表人诉讼的判决只对参加登记的受害人有效，未参加登记权利的，判决则无效。这就使我国民事赔偿的威慑力和对违法行为的警示作用大大受到削弱。我们有必要借鉴美国集团诉讼中的有益做法来重构我国的诉讼代表人制度。为此，应明确在代表人诉讼完成后，没有参加代表人诉讼的受害人可以直接适用判决；为了以此激励受害人加入代表人诉讼，应对直接适用判决的条件作出规定；为设计直接适用判决还应规定一系列的规则。

二、确立非诉纠纷解决机制

完善而有效的诉讼制度将为投资者的损害提供重要的救济途径，但诉讼安排都是十分耗时耗力的，对投资者而言，不是惟一经济的选择。并且证券市场参与各方的关系十分复杂，各种证券争议也逐渐增多，并呈现出显著的专业性和多样性，仅靠证券诉讼制度也远不能满足解决大量证券争议的要求。由此现代社会发展了各种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AlternativeDispu-teResolution，ADR）-非诉机制也应运而生。其中证券赔偿非诉纠纷解决机制主要有仲裁机制与调解机制两种。证券仲裁最早产生于美国，起初只是解决证券交易所会员之间纠纷的一种手段。后来，证券仲裁逐步扩大适用于交易所会员与非会员之间的证券争议，并由开始仅限于股票发展到适用于包括基金在内的各种证券，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证券仲裁适用制度、规则，使得证券仲裁成为解决证券纠纷的最为主要的方式。除此之外，还有证券调解机制，也相继建立和运用，它既有利于减少讼累，减轻法院的负担，又是一种高效率、低成本解决纠纷的重要方式之一。其在美国和加拿大等发达国家被大力发展和广泛应用。这种非诉讼调解机制若在我国证券投资基金业中也建立和运用，这就不仅要在我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对损害赔偿责任及其追究机制作出了明确的规定，而且要在实践中对证券投资基金当事人客观存在的这种民事赔偿纠纷获得迅速全面有效的解决。这既有利于证券投资基金市场的发展，又有利地保护了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并且还可减轻法院负担。可见，我们有必要建立证券仲裁与调解制度，作为诉讼制度的有益补充。

三、建立赔偿实现的财产保障制度

投资者论文范文篇7

处置效应是行为金融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借鉴西方行为金融学的实证研究方法,研究中国投资者的处置效应。

理论回顾和动机

1、前景理论

1979年,Kahneman和Tversky(1979)提出了前景理论用于描述不确定性情况下的选择问题。与传统的期望效用理论不同的是,前景理论用价值函数(valuefunction)代替传统的效用函数(utilityfunction)。与效用函数相比,价值函数具有以下特征。

首先,投资者价值函数的自变量是投资者的损益(lossorgain),而不是资产的数量,因此投资者不是从整个资产组合的角度来作投资决定,而是按组合中各资产的损益水平将其分别对待。实际上,有的投资独立来看可能是没有(或有)吸引力的,但是从整个分散组合的角度来看可能就是一个不错(或不好)的选择。投资者判断损益的标准来自于其投资参考点,参考点的位置取决于投资者的主观感觉并且因人而异。其次,价值函数的形式是"S"型函数,在盈利部分是凸函数,在亏损部分是凹函数。这意味着投资者的风险偏好不是一致的,当投资者处于盈利状态时,投资者是风险回避者；当投资者处于亏损状态时,投资者是风险偏好者。最后,价值函数呈不对称性,投资者由于亏损导致的感觉上的不快乐程度大于相同数量的盈利所带来的快乐程度。因此投资者对损失较为敏感。

2、经验研究

在前景理论的框架下,其它学者对投资者在股票投资上回避实现损失的现象作了近一步的研究。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学者们利用各自所得的独特资料库对处置效应等行为金融课题进行实证研究,并取得较大的进展。

Shefrin和Statman(1985)指出在股票市场上投资者往往对亏损股票存在较强的惜售心理,即继续持有亏损股票,不愿意实现损失；投资者在盈利面前趋向回避风险,愿意较早卖出股票以锁定利润,即出现处置效应的现象。Shefrin和Statman将引致处置效应的原因归结于投资者的心理,投资者为避免实现损失带来的后悔和尴尬而回避实现损失,因为一旦损失实现,即是证明投资者以前的判断是错误的；投资者急于实现盈利是为了证明自我,即骄傲自大心理所致。然而亦有其它学者如Kahneman和Tversky等认为,投资者担心后悔的心理重于自大心理,因此投资者宁可不采取行动,有这样倾向的投资者可能既不愿意实现亏损亦不愿意实现盈利,不卖出盈利的股票是担心股票价格会继续上升。

Odean(1998,1999)利用美国某折扣经纪公司从1987到1993年间共10000个帐户的交易记录研究处置效应。Odean提出了一个度量处置效应程度的指标,他用该指标验证了美国股票投资者存在着较强的售盈持亏的行为趋向,而且这种行为动机不能用组合重组,减少交易成本和反转预期等理性的原因来解释。但是,Odean发现出于避税考虑,美国股票投资者在十二月份卖出的亏损股票较多,处置效应在十二月份因而较不明显。

赵学军和王永宏(2001)对中国股市的"处置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他们的结论是:中国的投资者更加倾向于卖出盈利股票,继续持有亏损股票,而且这种倾向比国外投资者更为严重。

3、研究动机和贡献

投资者行为研究常常受制于有关投资者交易数据库的获得,至今国外学者在这方面的实证研究几乎都依赖某些特别的数据来源。本文著者有幸得到某著名证券公司的帮助,提供了该公司一营业部在1998至2000年间的交易数据库,这使得我们研究中国投资者行为的愿望得以实现。处置效应反映投资者回避实现损失的倾向,总体上来讲,这种倾向至少是不合适的。因为在很多情况下,处置效应主要是受到投资者心理因素的影响,这会削弱投资者对投资风险和股票未来收益状况的客观判断,非理性地长期持有一些失去基本因素的股票,使得投资者盈少亏多。正因如此,不少流行的投资策略建议投资者使用止损指令来控制损失的程度,但是实践中投资者真正能自制和采纳这类建议的并不多。

相比赵学军和王永宏(2001)对我国投资者处置效应的研究,本文作出以下主要贡献:(1)本文考虑了六种参考点的定义,并比较其中四种不同定义对处置效应结果的影响；(2)本文除了使用Odean(1998)的方法检验处置效应外,亦从比较亏损股票和盈利股票的持有时间来检验处置效应；(3)本文检验了不同规模投资者的处置效应；(4)本文分析了投资者处置效应中的理性因素。

样本与方法

1、样本描述

如前所述,本文考察的对象是某证券营业部共9945个股票帐户在1998--2000年的交易数据库,辅助数据库是深沪两市1998--2000年的行情数据。对原始数据库进行适当处理后,我们可以得到投资者每日股票的交易量、交易价格和清算价格。为简化起见,我们对同一投资者在同一天内对相同股票的交易汇总,如果净额为正,则投资者买入该股票；若净额为负,则投资者卖出该股票；若净额为零,则去掉该该股票交易。这样做的目的在于使当日投资者在特定股票上的交易的含义更明确。对于个人投资者而言,在同一天对同一只股票进行反复买进卖出的意义并不大,原因是这样投资者需要付出交易成本,而从买卖差价中所获得的收益根本无法补偿交易成本。对于机构投资者而言,如果该投资者或投资者集团可以操纵某只股票的价格,则当日反复买进卖出,故意使一些账户盈利或亏损也是可能的。

目前,投资者的注册账户分为个人投资者账户和机构投资者账户,但由于管理上的漏洞和机构投资者为了达到逃避监管、操纵股价的目的,部分机构资金使用个人账户进行操作,根据注册类别来区分个人投资者还是机构投资者是不妥当的。一般来说,个人账户的资金量相对较少,平均股票投资组合市值较小；机构投资者的资金量相对较大,平均股票投资组合市值较大。根据股票投资组合的市值大小来划分个人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是可行的。

由于我们研究的核心是个人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处置效应上所表现出来的差异,我们将9945个账户按平均投资组合市值分成3类:1、小于50万；2、大于等于50万,但小于等于1000万；3、大于1000万。大致上,我们可以认为第一类是个人投资者,第三类是机构投资者,第二类是个人和机构的混合体。

2、检验处置效应的两个推论

处置效应的基本结论是投资者更愿意卖出盈利股票,和继续持有亏损股票。与此相关的两个推论是:1、卖出盈利股票的比率超过卖出亏损股票的比率；2、持有亏损股票的时间长于持有盈利股票的时间。处置效应还有一个不太适当的推论是卖出盈利股票的数量超过卖出亏损股票的数量,这一推论不适当的原因是当市场处于牛市时,投资者的投资组合中的大部分股票会处于盈利状态,盈利股票的数量远超过亏损股票,买出更多的盈利股票是合理的；而当市场处于熊市时,投资者的投资组合中的大部分股票会处于亏损状态,亏损股票的数量远超过盈利股票,买出更多的亏损股票是合理的,采取推论1的比率方式有利于克服上述问题。此外,从处置效应我们亦可以推论股市在跌市的成交量应少于升市的成交量,本文不拟对这种较为明显的现象展开。

实证研究中,我们考虑了六种定义参考价格的方式:1、投资者最近一次买进的成交价格；2、投资者最近一次买进的清算价格；3、投资者买进交易的平均成交价格；4、投资者买进交易的平均清算价格；5、投资者所有交易的平均成交价格；6、投资者所有交易的平均清算价格。

成交价的优点是与申报价格一致,容易成为投资者心目中的参考价格,清算价格的优点是包含了交易成本,计算的损益更符合实际损益；最近一次买进价格的优点是与投资者最新股价定位一致,缺点是没有考虑历史交易对投资者参考价格的影响,所有交易的平均比所有买进交易的平均能更好地反映投资者的实际成本。总之,参考价格的确定因人而异,在总体上也很难说哪一种定义方式更科学。

参考点确定后,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盈亏的确定。盈亏包括两种形式,一种是实现的盈亏,另一种是账面的盈亏。实现的盈亏是指投资者卖出投资组合中的股票,成交价格减去参考价格就是不考虑交易成本的盈亏,清算价格减去参考价格就是考虑交易成本的盈亏。账面的盈亏是指投资者账面的盈利或亏损,若当日最高价大于参考价格,则是不考虑交易成本的账面盈利；若当日最低价低于参考价格,则是不考虑交易成本的账面亏损。如果考虑交易成本,账面盈利的条件是当日最高价乘以(1--0．0075％)大于参考价格；账面亏损的条件是当日最低价乘以(1--0．0075％)大于参考价格。实证研究中,我们将考虑不同处理方式对结果的影响。

对于每一个投资者,计算至少卖出一只股票的交易日卖出股票实现的盈亏和没有卖出股票的账面盈亏。然后,对所有投资者或满足某种特征的投资者计算所有交易日或某一段时间的卖盈比率(PGR)和卖亏比率(PLR),

一般来说,卖盈比例和卖亏比例自身的大小并没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但这两个比例相对大小则可以反映投资者卖盈还是卖亏的倾向。如果卖盈比例远大于卖亏比例,则投资者倾向于卖盈；如果卖盈比例远小于卖亏比例,则投资者倾向于卖亏。我们分别用卖盈比例和卖亏比例之差PGR--PLR(记作)和之比PGR／PLR(记作)来衡量投资者"售盈持亏"的程度,数值越大,则越愿意卖出盈利股票,继续持有亏损股票；数值越小,则越愿意卖出亏损股票,继续持有盈利股票。从统计角度,检验和,相应的统计量显著且大于0或小于0。处置效应表明,投资者愿意售盈持亏,检验统计量应显著大于0。

为了检验处置效应的推论2,我们计算了每次卖出股票和最近一次买入该只股票的时间差,如果投资者具有较强的"售盈持亏"的心态,那么平均来讲,投资者在卖盈股票上的持股时间会短于卖亏股票上的持股时间。检验持股时间差是否显著非零,可以验证上述推论。

3、处置效应中理性因素的分析

投资者的处置效应倾向并不一定意味着投资者是非理性的,它可能与投资者采取反向投资策略有关。当股价上涨后,投资者可能降低股价进一步上涨的预期,售出股票也在情理之中；当股票价格下跌,投资者可能预期股价反转的可能性加大,也有理由继续持有亏损股票。

我们可以通过研究投资者卖出股票后股价的涨跌来考察投资者决策的正确与否。如果卖出股票的价格进一步上涨,则投资者的决策是错误的,继续持有股票会增加收益；如果卖出股票的价格下跌,则投资者的决策是正确的,继续持有股票会减少收益。事实上,在一段时间内,股价大多同涨同跌,如果卖出股票的股价涨幅小于(或跌幅大于)持有股票的股价涨幅,则投资者的决策是正确的；反之,投资者的决策是错误。本研究是从事后结果考察投资者决策有理性因素。

从事前来看,如果投资者相信股价将继续原有的趋势,则会"售亏持盈"；如果投资者相信股价会反转,则会"售盈持亏",即会表现处置效应倾向。因此,"售盈持亏"现象与股价反转是一致的。

为了检验投资者"售盈持亏"行为是否基于对价格反转或相对价格反转的预期,我们考察投资者卖出股票后10、20、30、60个交易日卖出股票和没有卖出股票的收益状况。

·数据·

表1：投资者交易特征基本统计

1998-2000年1998年1999年2000年

投资者数量（人）9749548161857853

股票数量（股）10518259231050

买进次数2600286261079181118237

卖出次数2378135614473672107997

买进成交数量（股）2200192726272058

卖出成交数量（股）2458200928852400

成交数量（股）

最大值252000099740013406222520000

99％分位点25000200003000023800

90％分位点4900400050004500

中位数100090010001000

平均值2323196627522221

成交金额（元）

最大值99％43691845137396933408457943691885

分位点90％307731218179350757325660

分位点54200446045800057018

中位数983086001000210430

平均值286622244231442

表2：投资者交易活跃程度基本统计

交易次数1998-2000年1998年1999年2000年

平均值51222529

最大值1760752587941

99％分位点440179209222

90％分位点123536066

中位数2291215

25％分位点7345

10％分位点2122

表3：日内相同股票反复交易分类

交易类型频率百分比（％）累计频率累计百分比（％）

都是买进3209053.713209053.71

都是卖出2190136.665399190.36

买进多于卖出16973.845568893.20

买进少于卖出19793.315766796.52

买进等于卖出20803.4859747100.00

表4：不同规模的投资者卖盈卖亏比例之比

1998-2000年1998年

小于50万3.40（38.11）3.34（24.72）

50-1000万2.77（11.79）3.32（9.58）

大于1000万1.81（4.84）1.94（5.48）

1999年2000年

小于50万3.00（29.86）3.33（32.62）

投资者论文范文篇8

控制权具有收益性,控制权收益包括共享收益和私有收益(即控制权私利)。共享收益是指公司会计账户上的收益,它是全体股东按现金流权比例获取的投资收益;而控制权私利则主要表现为控股股东利用控制权对中小股东利益的侵占,包括货币性控制权私利和非货币性控制权私利。

关于控制权私利对公司行为的重要性,经济学家Williamson早在1964年就有论述,Grossman和Hart(1988)则进一步开创了控制权理论的研究,明确将控制权带来的额外收益定义为控制权私利。Johnson,Laport,Lopez-SalinesandShleifer(2000)则在此概念上提出了“隧道理论”,认为控制权私利是控股股东通过隧道行为转移资产、侵占上市公司利润而获取的,具体手段包括制订有利于自己的转移定价、关联交易、侵害公司的投资机会、利用内幕消息交易等等。

控制权私利反映的是控股股东对中小股东利益的侵占,但这种侵占大多数情况下是难以计量的。在实证研究中,目前主要有两种方法来估计控制权私利。第一种方法是以控制权易手的价格来间接测算控制权私利的大小,它由Barclay和Holderness(1989)开创,他们认为如果控制权意味着能够通过侵害中小股东利益为自己谋利,那么市场就会对控制权进行定价。当公司以足以影响控制权的大额股票进行交易时,其价值不仅包括股票本身的价值,还包括其控制权私利的价值,这一交易价格和当时的股票市场价格之间的差额就可以间接看作是控股股东对中小股东的利益侵害度。Dyck和Zingales(2004)以转让股数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0%为标准,对1990~2000年间来自39个国家的412项大宗股权交易进行了分析,发现控制权私利(用交易溢价估计)占公司股票的总市值平均比例达到14%,并且,各国控制权私利的大小差异十分显著,最小的是日本,为-4%;最大的是巴西,高达65%(见表1)。

第二种方法是针对二元股票存在不同价格来间接测算控制权私利的大小。当公司发行了两种具有不同投票权的股票,市场会对这两种不同的股票分别定价,其价格差可以间接表示控制权的价值。LeaseMcConnellandMikkelson(1984)用此方法测算出控制权私利通常在5%左右;Zingales(1994)发现在意大利具有投票权的股票相对于没有投票权的股票有高达82%的溢价;Nenova(2003)通过对18个国家的661家公司研究发现,各国普遍存在较高的投票权溢价。

也有学者尝试估计中国上市公司的控制权私利问题。唐明宗和蒋位(2002)以1999~2001年88家上市公司股权转让比例在10%以上的90项大宗国有股和法人股转让交易为样本,以转让价格与每股净资产之差与每股净资产的比值来衡量控制权私利,结果发现,转让价格高于每股净资产的水平最高为347.8%,最低为-68.4%,平均为27.9%。Bai,Liu,andSong(2002)以1998~2000年66家被特别处理(ST)的上市公司为样本,以被ST前后22个月的累计超收益率定义为控制权私利,结果发现控制权私利为29%。

二、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程度与控制权私利

在股权集中的所有权结构中,控股股东控制了公司,但控制权与现金流权(所有权)并不一定相等,控股股东可以通过一定的手段使持有的现金流权远远低于其所拥有的控制权。如果对少数股东的利益缺乏有力的保护,那么这两种权利的偏离将极大地吸引控股股东以侵害少数股东的利益为代价来增加私有收益。

LaPorta,Lopez-de-Silanes和Shleifer

(1999)首次研究了关于最终控制权的问题。他们通过追溯层层所有权的关系链找出最终控股股东。最终控股股东主要通过金字塔式控股及管理层任命来获得超过现金流权的控制权,并藉以谋取私利。在这样的国家中,控股股东和少数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是公司治理的首要问题。Claessens,Djankov和Lang(2000)在东亚也发现了类似的情况,控股股东加强对公司控制的典型模式是金字塔所有权结构和公司间交叉持股,并藉此拥有超过现金流权的控制权,进而实现追求其私有收益而无视或者损害少数股东利益的目的。

关于控股股东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动机问题,Mitton(2002)发现,在大股东以金字塔形式控股的公司里,他们所拥有的控制权超过其现金流权与公司较低的回报率有显著的相关关系。在亚洲金融危机时,公司治理对于公司业绩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在投资者保护比较差的国家,只要前景看好,控股股东就会善待外部投资者,因为他们想继续获得融资支持;如果控股股东及管理者所期望的投资回报率降低,他们就会加紧对少数股东的利益侵吞。

苏启林、钟乃雄(2005)发现,中国民营上市公司的最终控制人或家族倾向于利用股权割裂制度以及渐进式转轨经济特征攫取外部流通股东的利益,形成了所有权层面和所有权与控制权层面的双重冲突,导致企业价值下降。苏启林、朱文(2003)通过对最终控制者为个人或家族的国内122家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发现,家族企业内存在着所有权层面与经营权层面的双重委托关系,中国控制性家族使用的强化控制权方式一般有三种:金字塔式控股、最终控制者担任董事长(或总经理)、提高最终控制者在董(监)事会中的比例。由于控制权与现金流权的分离导致控制性家族对外部中小股东的剥削,从而引发二者在所有权层面上的冲突,导致了家族类上市公司价值的降低。

三、投资者法律保护与控制权私利

不少学者通过对世界各国公司治理的研究发现,各国金融体制、资本市场、公司所有权结构等的差异,都可由这些国家的法律对外部投资者的保护水平来解释。从表1控制权私利的国际比较结果表明,投资者法律保护较好、信息披露制度较严格的美国、英国等资本市场发达国家,控制权私利水平较低;而一些新兴市场国家则具有较高的控制权私利水平。不少学者通过实证探寻控制权私利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来自哈佛大学的LaPortaR.,Lopez-de-SilanesF.,ShleiferA.和芝加哥大学的VishnyR.四位教授(以下简称LLSV)在这方面作了开拓性研究。LLSV(1998)对分属四大法系的49个国家(地区)的股东权利保护情况进行了研究,建立了一套衡量各国(地区)及各法律体系股东权利的指标体系。该体系由8个指标组成。

(一)投票权

一国公司法或商法要求普通股“一股一票”的话,则该指标为1,否则为0;有些国家禁止存在多投票权或无投票权的股票或者禁止限制单一股东的最大投票权,则该指标为1,否则为0。

(二)通信投票权

允许股东将其对公司事务的投票邮寄给公司为1,否则为0。

(三)无阻碍出售权

法律允许公司要求在股东大会期间各股东不能出售其所持股票为0,否则为1。

(四)累计投票权

法律允许股东将其所有投票权给予某一个董事候选人,或少数股东可以提名等比例的董事进入董事会为1,否则为0。

(五)保护小股东机制

小股东(持股10%以下的股东)有权挑战董事会或股东大会的决定,在反对某些重大决策时可以要求公司收购其股票的权利为1,否则为0。

(六)优先购股权

法律赋予股东优先购买新发股份的权利为1,否则为0。

(七)召开特别股东大会的权利

提议召开特别股东大会的最低股份比例要求在10%以下为1,否则为0。

(八)对抗董事权

将上述2-7项权利归结为小股东权利综合指数,它是衡量小股东对管理层和控股股东有多大反抗权利的指标。该项权利得分为上述2-7项指标值之和。

表2为LLSV发展的衡量各国(地区)及各法律体系股东权利的8个指标的情况。

从表2中可以看出,不同国家(地区)、不同法系小股东权利综合指数得分情况是不一样的,英国法系普遍得分较高,这表明英国法系国家具有较好的小股东法律保护机制。如果把表1和2进行对比分析,显然小股东权利综合指数(对抗董事权)得分高的国家或地区具有较低的控制权私利水平(大都在1%～2%之间),而小股东权利综合指数得分低的国家大都具有10%～65%不等的高控制权私利水平。上述经验数据充分证明了控制权私利水平与投资者法律保护度是密切相关的。

国内学者栾天虹(2005)将中国投资者法律保护与LLSV样本国家进行了比较,发现中国投资者法律保护状况处于中等水平,但中国的法治、腐败指数却低于平均水平。表明中国投资者法律权利只有形式的规定性而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并认为特定的法律环境是外部股东监督有效性的必要条件。张翼和马光(2005)从公司丑闻角度考察了中国投资者法律保护的有效性,认为转型中的中国具有不发达的经济、信用和法律体系,而且中国各地在经济、信用和法律体系发展上有很大区别:一个地区的人均GDP越高,该地区的公司发生丑闻的可能性越低;地区的信任度越高,该地区发生丑闻的可能性越低;如果“周围”更多的人或公司欺诈或违约,那么公司更可能发生丑闻。

四、中外研究简评

关于控制权私利及其计量问题,由于控制权私利大都是在无法证实的情况下,由控股股东通过隧道行为获取的,包括货币性收益和非货币性收益,包括直接收益和间接收益,因此,控制权私利是很难直接计量的。国外主要通过二元股票存在的不同价格或通过大宗股权交易的价格来间接测算控制权私利的大小。在股票全流通和控制权市场活跃的情况下,其交易溢价可以间接视同购买方对控制权收益的最低预期和出让方对失去控制权的最低补偿要求。但用同样的方法来估算中国资本市场的控制权私利水平,笔者认为会低估实际的控制权私利水平。原因是:其一,我国的股权转让都属非流通股(限售股),还没有形成成熟的股权交易市场,价格发现功能不明显;其二,许多转让行为带有明显的政府行为,尤其是国企之间的转让,不能代表真实的溢价水平;其三,只有当转让事件确实能够使公司的实际控制权从卖方转移到买方时,其价格才能真正反映买方为获取实际控制权而愿意支付的成本。因此,选择样本既要考虑大宗股权转让比例的起点标准,也要考虑买方是否获取了控制权,还要考虑交易的对象。一般地说,购买方为自然人或民营企业的股权交易更具有市场行为。

从投资者法律保护的角度分析,我国具有所有新兴市场国家发展早期共有的特征:不完整的法律体系和不可靠的信息披露制度。从实践看,自从中国创建资本市场以来,改善国有企业经营状况的短期利益优先于发展证券市场的长期利益;上市公司收购效率的考虑优先于投资者机会公平的安排;国有大股东利益保护优先于中小股东利益保护的现象较明显。虽然,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和新的《证券法》、《公司法》的实施,我国中小投资者的法律保护得到了一定的改善,但总体状况仍不容乐观。因为对中小投资者利益的保护不仅仅是简单的法律条文的完善问题,还需要研究法律执行的有效性问题。包括大量被移植的发达市场经济法律制度与我国以政府主导为特征的市场经济环境的适应性问题,与基础秩序(包括信用秩序)缺失的社会环境的适应性问题等等。转型经济加新兴市场的制度环境决定了我国公司治理制度的完善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中国资本市场是一个处于转型期中的新兴市场,制度环境尚在不断完善之中,控制权市场很不成熟。事实上,大多数控制权转移发生在经营面临困境的公司中,并且存在着显著的行政性资产重组特征。因此,简单地定量分析控制权溢价的大小不能真实地反映我国资本市场的控制权私有收益问题,更不能反映我国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对中小股东利益的侵害情况。笔者认为,在控制权私利问题上,中国资本市场与西方成熟市场不具可比性,在研究重点上应有所区别。在转型经济加新兴市场环境下,研究中国特有制度环境与控制权私利的关系;研究控制权转移是否存在获取控制权私利因素;研究不同控制权特征所反映的利益侵占效应和利益协同效应问题等,对我国公司治理制度的完善更具有现实意义。

【论文关键词】控制权控制权私利投资者法律保护

【论文摘要】控制权具有收益性,在投资者法律保护弱的新兴市场中,控股股东常通过隧道行为侵占中小股东利益,获取控制权私利。本文从控制权与控制权私利、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程度与控制权私利、投资者法律保护程度与控制权私利等方面系统回顾了现有文献对控制权私利相关问题的论述,并结合我国资本市场公司治理实际进行了评述。

【参考文献】

[1]唐宗明,蒋位.中国上市公司大股东侵害度实证分析[J].经济研究,2002(4).

[2]苏启林,钟乃雄.民营上市公司控制权形成及其影响研究[J].管理世界,2005(1).

[3]栾天虹.现代企业制度中的外部股东监督的有效性[J].学术月刊,2005(9).

[4]张翼,马光.法律、公司治理与公司丑闻[J].管理世界,2005(10).

[5]Johnson,Simon,RafaelLaPorta,FlorencioLopez-de-SalinesandAndreiShleifer,2000,Tunnelling,AmericanEconomicReview90:22-27.

[6]BarclayMichaelJ.,andHoldernessCliffordGT.,1989,PrivateBenefitsFromControlofPublicCorporation,JournalofFinancialEconomics,25:371-395.

[7]Lease,R.J.McConnell,andW.Mikkelson,1984,TheMarketValueofDifferentialVotinginCloselyHeldCorporations.JournalofBusiness,57:443-467.

[8]Zingales,L.,1994,TheValueoftheVotingRight:AStudyoftheMilanStockExchangeExperience,ReviewofFinancialStudies,7:125-148.

[9]NenovaTatiana,2003,TheValueofCorporateVotingRightsandControl:ACross-CountryAnalysis,JournalofFinancialEconomics,68:325-351.

[10]Bai,Chongen,QiaoLiu,andFrankSong,2002,ThevalueofCorporateControl:evidencefromChineseSTfirms,WorkingPaper,CCFR,UniversityofHongKong.

[11]LaPorta,R.,Lopez-de-Silanes,F.,Shleifer,A.,1999,Corporateownershiparoundtheworld,JouunalofFinance,54:471-517.

投资者论文范文篇9

关键词: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治理结构;资金筹措;赔付

中小投资者与证券公司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证券公司的经营不善或者违法违规经营对投资者的利益极易造成损害。论文为此,除了加强对证券公司的监管来保护投资者以外,世界上证券市场发达的国家还建立起投资者保护基金制度,作为事后的保护措施。近年来,随着市场的结构性调整和持续低迷,我国证券公司存在的问题充分暴露出来,风险集中爆发,一批公司的状况十分严峻。作为综合治理证券公司的配套措施及证券投资者保护的最终措施之一,国家启动了设立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工作,了《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管理办法》。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制度的设立,是监管制度的创新,是投资者保护制度的完善,是我国证券法律制度保护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这一基本原则的具体体现。但受命于危难之际的我国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制度,目前在基金公司治理结构、资金筹措、赔付、监管等,正面临着现实的挑战,其制度的细微设计上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

一、我国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制度的制定、主要内容和作用

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制度是一种按一定方式筹集基金,在上市公司、证券经纪机构出现支付危机、面临破产或倒闭清算时,由基金直接向危机或破产机构的相关投资者赔偿部分或全部损失的保障机制,其作用类似于存款保险制度。①经由财政部与央行协调,2004年3月,证监会开始了推进我国设立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的工作,并着手起草相关规定。2005年1月,证监会、财政部与央行向国务院报送《关于设立证券投资者风险补偿基金的请示》,获得国务院批准。2005年2月,由证监会和财政部联合制定的《关于在股票、可转债等证券发行中申购冻结资金利息处理问题的通知》在资本市场上颁布,该通知规定,为筹集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按照规定公开发行股票、可转债等证券时,所有申购冻结资金的利息将作为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的来源之一。该法规的出台,标志着我国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已开始进入到实质性操作阶段。2005年4月,在提交第十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的《证券法》(修订草案)在“第一章总则”中增加了“为了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维护证券市场秩序,国家设立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由证券公司缴纳的资金及其他依法筹集的资金组成,其征集、管理和使用的具体办法由国务院制定”的内容,自此我国证券投资者赔偿法律制度正式开始启动。②2005年6月30日,经国务院批准,证监会、财政部、人民银行联合了《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管理办法》,并自7月1日起施行。

《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管理办法》共六章32条。主要规定了基金公司的职责和组织机构、基金的筹集、基金的使用、管理和监督等方面的内容。毕业论文其立法的旨意在于:建立防范和处置证券公司风险的长效机制,维护社会经济秩序和社会公共利益,保护证券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促进证券市场有序、健康地发展。

国家保护基金制度的设立,不但带给投资者一份权益的保护,它还带给市场一种全新的机制和制度。其意义表现在:(1)对投资者而言,保护基金制度可以在证券公司出现关闭、破产等重大风险时依据国家政策用于保护投资者权益,通过简捷的渠道快速地对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予以保护;(2)对金融市场而言,保护基金制度有利于金融市场的稳定,保护基金制度增强投资者对我国金融体系的信心,防止证券公司个案风险的传递和扩散;(3)对监管体系而言,保护基金公司与现有的国家行政监管部门、证券业协会和证券交易所等行业自律组织、市场中介机构等共同组成了全方位、多层次监管体系;(4)对风险处置机制而言,保护基金的设立一改“国家埋单”为“市场运作”,改变了证券公司的市场退出模式,有利于券商破产清算机制的形成,促进证券公司风险防范和处置长效机制的建立;(5)对国际通行做法而言,保护基金的设立也为我国建立国际成熟市场通行的证券投资者保护机制搭建了平台,有助于我国建立国际成熟市场通行的证券投资者保护机制。

二、我国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制度面临的现实挑战

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作为证券市场风险补偿机制在海外发达国家已有成功的立法与实践经验,但在我国资本市场上,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尚属一种制度创新,从《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管理办法》的制度设计上看,应该说它较好地借鉴了海外发达国家的立法经验,并加以本土化的创新。这一机制目前在我国已开始依法运作,2005年6月23日,基金公司在国家行政管理总局进行名称预核准登记。同年8月31日,中国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有限责任公司完成登记注册。在9月29日中国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有限责任公司(下称“保护基金公司”)正式开业,为此财政部划入63亿元注册资本金,央行再安排发放上限为617亿元专项再贷款,垫付基金的初始资金。目前从实践的情况看,由于种种原因,我国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制度还面临着现实的挑战,其制度的细微设计上还存在着不尽合理之处。

(一)在组织机制方面

根据《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管理办法》(下称《管理办法》)第2、9条规定,国有独资的中国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基金公司”),负责基金的筹集、管理和使用。基金公司设立董事会。董事会由9名董事组成。董事长由证监会推荐,报国务院批准。此种治理显然是架构参考了美国的SIPC的架构,后者的董事会由7位董事构成。但从目前的具体安排上看,两者的董事人员的组成却有显著的不同。美国SIPC董事会的7位董事中,其中5位董事经参议院批准由美国总统委任,在这5位董事中,3位来自证券行业,2位来自社会公众。另外两位董事分别由美国财长和联邦储备委员会指派。董事会的主席和副主席由总统从社会公众董事中进行任命。而我国投资者保护基金公司的企业登记资料显示,该公司的董事会由8人组成,目前主要由中国证监会、央行、财政部以及上证所、中国证券登记公司的8名人员组成公司董事会。[1]两者的区别在于:(1)美国SIPC董事会的成员为奇数,而我国基金公司董事会的成员为偶数。这种安排可能出于我国的体制和各方力量均衡的考虑,但可能带来票数相同出现议而不决的困境。虽然按惯例,如果票数相同,董事长可多投一票。然而,从公司法理出发,董事长只是董事会召集人和法定代表人,其表决权重应与其他董事无异。[2](2)美国公司董事会成员中有社会公众代表,董事会主席这一要职更由社会公众代表担任。

而我国目前未有此种安排,而清一色地出自政府监管部门。这可能是由于目前公司资本金完全出自政府的缘故,但却忽略基金的来源将来还有更多地耐于会员缴费的规定,这等于削弱了社会公众话语权和基金公司运作的独立性,同时还可能滋生寻租和依赖政府心理。此外本来三家以派出代表的方式参与基金公司运作,但目前的情况是,三家公司派驻的董事都已经调离原来的机构。本来董事会成员代表各个监管部门的利益和意见参与基金公司管理,而这些人员调离原来机构以后,如何能够保证他们代表三家主管机关的利益实现共同监管。

(二)在资金筹集方面

根据《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管理办法》第12、13、14条规定,基金公司的资金来源于:(1)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在风险基金分别达到规定的上限后,交易经手费的20%纳入基金。英语论文(2)所有在中国境内注册的证券公司,按其营业收入的0·5%-5%缴纳基金;经营管理、运作水平较差、风险较高的证券公司,应当按较高比例缴纳基金。各证券公司的具体缴纳比例由基金公司根据证券公司风险状况确定后,报证监会批准,并按年进行调整。证券公司缴纳的基金在其营业成本中列支。(3)发行股票、可转债等证券时,申购冻结资金的利息收入。(4)依法向有关责任方追偿所得和从证券公司破产清算中受偿收入。(5)国内外机构、组织及个人的捐赠。(6)其他合法收入。基金公司设立时,财政部专户储存的历年认购新股冻结资金利差余额,一次性划入,作为基金公司的注册资本;中国人民银行安排发放专项再贷款,垫付基金的初始资金。专项再贷款余额的上限以国务院批准额度为准。根据防范和处置证券公司风险的需要,基金公司可以多种形式进行融资。必要时,经国务院批准,基金公司可以通过发行债券等方式获得特别融资。

从上述的规定来看,我国证券保护基金有较广泛的资金来源。但现实情况是:(1)根据现实情况的测算,2004年《管理办法》第12条所规定的前三项收入来源仅20多亿元。而自成立以来,证券保护基金为处置风险券商已用去了将近300亿元款项。[3]相对而言,证券保护基金的这些收入来源只是杯水车薪。(2)近年来,证券市场持续低迷,传统业务收入下滑,券商的自营、委托理财等业务已陷于停顿,生计困难的券商显然无力足额缴纳这笔资金。同时,《管理办法》规定证券公司“按照营业收入的一定比例预先提取”。这意味着在年终结算时就必须根据其审计后的实际收入多退少补。不过,有的公司营业收入可能为负值,这样的券商还面临保护基金公司是否要返还其已缴款的问题。如果这样,“经营管理、运作水平较差、风险较高的证券公司,应当按较高比例缴纳基金”的规定则形同虚设。(3)虽然国务院给投资者保护基金确定了680亿元的额度,央行将垫付这部分资金,但这些垫付资金从性质上看,它是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公司的借款,这笔债务将以基金公司自己的资产面临偿还的问题。(4)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公司可以通过发债来募集资金,但是同样存在相应债券何以偿付的问题。

此外,我国目前对于基金总量尚无一个通盘的考虑,而国外这种投资者保护基金会大多设定资金量的上限,费用的征收要持续多少年等。目前的《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管理办法》中也没有提及。

(三)在赔付制度方面

根据《管理办法》第3、4、7条规定以及财政部、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联合的《个人债权和客户证券交易结算资金收购意见》、《个人债权及客户证券交易结算资金收购实施办法》、《关于证券公司个人债权及客户证券交易结算资金收购有关问题的通知》等规定,在证券公司被撤销、关闭和破产或被证监会实施行政接管、托管经营等强制性监管措施时,基金赔付的范围为个人债权和客户证券交易结算资金。投资者在证券投资活动中因证券市场波动或投资产品价值本身发生变化所导致的损失,不属于赔付的范围。据此:(1)在赔付的对象上,机构投资者被排除在基金赔付的范围之外,但与券商倒闭密切相关的股东、董事、经理等过失方也属于“个人”,在此并未排除在受偿对象之外,这显然有失公平并且很容易诱发道德风险。(2)在赔付的额度上,依2004年11月的《个人债权及客户证券交易结算资金收购意见》规定,对客户保证金10万元(含10万元)以下的个人债权进行全额收购;超过10万元的个人债权,超过部分九折收购。这一偿付标准被普遍认为“过高”,而且没有上限的规定,特别是针对本应由个人承担风险的委托理财等个人债权进行偿付,很容易诱发道德风险。(3)在投资者索赔的程序上尚无规定。

(四)在基金运营的监管方面

根据《管理办法》第22至25条规定,财政部、人民银行、证监会对基金公司实行共同管理,这显然起到了制衡的作用,但这一高管完全来自监管部门的公司,如何确保不会“以权谋公”利用极易获得的内幕信息为公司盈利,在目前对券商的经营管理、内控机制进行计量化评估的体系极为孱弱的情形下,又如何确保其确定应缴纳的会费数额公平合理,这在《管理办法》中却显得规定不足,监管不力。

三、我国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制度面对挑战的应对

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制度在我国还是一种全新的机制,其需要在实际的检验中有个完善的过程。针对上述对我国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制度实际运作中存在问题的分析,笔者在借鉴国外相关制度的建设经验的基础上,留学生论文试提出应对现实挑战,进一步完善制度的细微设计的设想。

(一)在公司的治理结构方面

1·应增加董事会人员具体组成的规定,明确规定董事会应有投资者代表、律师等能够代表公众利益的人士参与,从而便于有效发挥各方面的积极作用,减少因为管理者寻租带来的关系赔偿和滥赔偿情况发生。

2·在现有董事会人员中委派一名投资者代表、律师等能够代表公众利益的人士参与,使董事会法定人数为9人的规定得以落实。

(二)在资金的筹集方面

1·规定基金资金来源的新途径:(1)对违规的券商和高管人员处以罚金,罚金所得归入投资者保护基金。例如,英国的投资者赔偿计划,其收入的一个来源就是对会员违规行为的罚金。(2)将目前的印花税收入拨出一半,转移到投资者保护基金,这相当于对交易印花税单向收费。(3)目前我国对国有股和法人股的所得不征税,只对流通股股利所得征税的做法,是非常值得商榷的,应对非流通股的资本利得征税并全额拨入投资者保护基金,甚至可以考虑从非流通股资产中强行拨出部分资产作为投资者保护基金。[4]2·规定基金的资金量的上限。借鉴国外这种投资者保护基金会大多设定资金量的上限、费用的征收要持续多少年等规定。我国对于基金总量要有一个通盘的考虑,根据充足与适度原则,在保证投资者保护基金的长期资金来源充足的前提下,同时给予征费一定的灵活性。如果基金的资金比较充裕,达到规定基金总量的上限,可以暂停收费,以减轻会员的负担;如果遇有意外事件发生导致投资者保护基金出现困难,也可以进行不定期收费。

3·对经营管理、运作水平较差、风险较高,应当按较高比例缴纳基金的证券公司,却无力交纳基金的,应有整改的措施,经整改情况未能好转的,应规定让其退出市场。

(三)在基金的赔付方面

1·实行有限赔付制度。如果券商倒闭后,投资者可从基金中获得全额赔付,则他们显然不愿在选择券商方面费时费力,这样,投资者对券商形成的优胜劣汰作用将大为减损,同时也会带来巨大的道德风险。因此,证券投资赔偿基金应实行有限赔付制度。

2·在现有中国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的保护对象个人债权的基础上,效仿SIPC机制,将和券商倒闭密切相关的股东、董事、经理等过失方排除在受偿对象之外,以降低道德风险。此外,还应该将非流通股股东全体排除在投资者补偿之外。

3·增加基金赔付程序的规定。设定严格的申诉时限和赔付程序设定赔偿的申诉时限,对于逾期的不予受理。工作总结参照国际经验,可将申诉时限设定为6个月。[5]同时要设定合理快捷的偿付程序以方便投资者,提高赔偿基金的运作效率。

(四)在监管方面

增加基金公司公开信息披露的规定,以增强其运作的透明度。规定每年证券投资者保护公司应向社会年报,披露基金规模、收入和支出等状况,以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

注释:

①参见《产权导刊》2005年第11期第65页《产权词典》专栏。

②2005年10月28日,《证券法》修改工作完成,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制度在新《证券法》134条正式得到认可。

参考文献:

[1]郭民·买单券商:证券投资保护基金接力[J]·中国新闻周刊,2005,(9):19·

[2]罗培新·解读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公司[N]·南方周末,2005-09-15·

[3]苏丹丹,于宁·证券保护基金“自力更生”[J]·财经,2006,(6)·

投资者论文范文篇10

摘要：从2000年上半年起，中国证监会将超常规、创造性的培育和发展机构投资者作为推进我国证券市场发展的重要政策手段，机构投资者的数量迅速增加，规模不断扩大，逐步成为市场上不可忽视的主流力量。运用相关经济学理论研究机构投资者在证券市场中发挥的双重作用，同时，对机构投资者行为扭曲原因作进一步分析。最后，对如何使机构投资者有效地在证券市场中发挥稳定作用提出建议。

关键词：机构投资者；证券市场；反馈效应；羊群效应

一、引言

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证券市场上机构投资者获得了迅速的发展，随着其行为的日益规范，对证券市场良性发展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近年来，我国证券市场正在经历从散户为主体的市场结构到以机构投资者为主体的市场结构的历史性转变。从2000年上半年起，中国证监会将超常规、创造性的培育和发展机构投资者作为推进我国证券市场发展的重要政策手段。一些学者也相继提出了“证券市场呼唤机构投资者”、“培育机构投资者，深化资本市场的改革”等观点。而机构投资者对证券市场的影响到底如何，机构投资者对我国证券市场产生了哪些积极或消极作用，这些问题值得深思。

研究机构投资者在证券市场中的作用，首先应对机构投资者概念的内涵及外延做出科学、合理的界定。目前，对机构投资者概念的界定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为描述性的界定，认为机构投资者是指自有资金或通过各种金融工具筹集资金进行投资管理的金融机构，既包括共同基金、对冲基金、投资银行和货币市场基金等投资中介机构，又包括社保基金、保险基金等契约性储蓄机构，还包括商业银行等存款机构。另一种为理论性的界定，机构投资者与一般投资者最根本的差别应该是看投资者是否拥有某种程度的市场势力，拥有市场势力的投资者就可以被看做是机构投资者；反之，则是一般投资者。更为简单或通俗的解释，机构投资者指证券市场的买方机构，作为证券的需求者与资金的提供者，以长期投资回报为目的，通过研究与选择买入绩优或潜在绩优证券来达到盈利的目的。在金融市场从事证券投资的法人机构，主要有保险公司、养老基金和投资基金、证券公司、银行等。

二、机构投资者崛起的理论分析

（一）信息经济学角度

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信息是指导人们一切行动的依据。人们获得信息的多少、获得信息的准确程度、获得信息的速度、获得信息的方式和成本等，深刻地影响着投资行为和效果。

1.证券市场的信息不完全

由于市场分割，信息通道受阻，单个投资者的信息志别和处理能力相对较差。因此面对证券市场的信息不完全，由于单个投资者在时间、专业知志、技术设备等方面明显处于弱势，无法全面了解市场上有怎样的交易价格，也不知道具体哪个融资者需要哪种价格，因而无法实现最理想的金融产品投资组合，而机构投资者的产生将可能部分解决市场信息不完全。

2.证券市场的信息不对称

交易地位不同，社会分工和专业化发展，信用欺诈等的存在，为充分扭转投资者在证券市场交易双方信息不对称中的不利地位，一方面，应建立和完善信息披露制度、社会评信制度等规则；另一方面，应加强信息组合和信息联合，增强投资者的抗风险和能力。于是产生了拥有强大志别处理能力的机构投资者。

（二）产业组织学角度

由于规模经济，即规模的“收益递增规律”的作用，为节约交易成本、分散风险，机构投资者在证券市场中所占份额的增加有助于提高市场的有效性，从而可提高市场资源配的效率。

三、机构投资者对证券市场的作用分析

证券市场的成熟主要表现在人和机制两个方面，而证券市场的机制（包括市场结构、监管体系和市场运作）和股市参与人员（交易所的组织者、结算公司、投资者、上市公司、中介机构以及社会公众）行为的成熟都与证券市场的稳定密切相关，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还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研究证券市场的稳定的机理，对其稳定发展尤为重要。机构投资者的行为在证券市场稳定中的作用大致有三种：

（一）机构投资者的行为对证券市场稳定的积极作用

1.投资者机构投资者具备资金规模，技术及信息优势，能够做出相对理性决策。机构投资者一般是职业的、大型的专业投资机构，相对个人投资者而言，投资机构者一是拥有的资金量大；二是都是由投资领域的专家进行专职投资管理和运作的。他们凭借这些优势可以在证券市场中发掘出那些价值被低估、业绩优良的优质公司，同时购买这些公司的股票并长期持有，这样机构投资者没有像散户那样频繁的短期行为进而有利于市场的稳定。

2.机构投资者深谙国家的有关政治、经济政策和法规，经验丰富，实力雄厚，在证券市场上影响很大。机构投资者作为现代企业制度的一种组织形式，机构投资者的经济理性决定了其目标指向是股东或基金持有者利益最大化。唯其如此，才能吸引更多的投资者进入，扩大资金实力以通过规模经济效应来提高收益水平。故此，机构投资者必然会紧随经济和市场形势变化来调整其投资的方向、规模和结构。如此起到稳定证券市场的作用。

3.机构投资者与其他投资者之间的资源和能力差异造成了行为方式的不同。一方面，机构投资者之间差异非常大；另一方面既定的制度环境给予不同机构投资者以不同的行为空间。下面基于行为金融学理论，就反馈策略和知情者下注两方面，分析机构投资者行为对证券市场稳定性的影响。

（1）反馈策略（FeedbackTradingStrategy），是以股票过去的表现作为买卖判断的主要基础。正反馈交易使股价变动趋势加强，价格变动幅度增大，不利于股市稳定；而负反馈策略操作则与之相反。反馈理论认为，虽然市场上存在着大量理性投资者，但整个市场的非理性很快就把这类有限理性给淹没，最终使得市场存在连续的反馈。机构投资者利用自身优势，小规模干预资本市场的运行，使其朝有利于自身发展方向运转，不同机构投资者采用多元化的投资策略，采用负反馈策略和采用正反馈策略的投资者将会相互抵消各自的影响。

（2）知情者下注（SmartMoney），是投资者基于所掌握的市场或股票的充分信息而做出判断与决策的行为。一般来讲，知情者下注可以稀释部分普通投资者的非理性行为。

（二）机构投资者的行为对证券市场稳定的消极作用

1.存在操纵市场行为。在中国资本市场上，机构投资者具备天生做庄的资源条件。首先，机构投资者自身资金雄厚，可以通过高息拆借、委托、经营等多种手段，使大量资金进入市场。其次，其在信息获取、处理与分析上具有明显优势；再次，机构投资者可以与上市公司联合，利用上市公司业绩的内幕信息操纵股价，做庄股市。2000年10月“基金黑幕事件”首次公开揭示基金业存在“对倒”、“倒仓”等操纵市场的行为。2001年3月23日，中国证监会在其网站上公告称，当时的10家基金治理公司中有8家在股票买卖中存在异常交易行为。2006年下半年，大盘股狂涨，带动股指大幅上升，很难否认没有机构投资者操纵的成分。

2.短视行为较为严重。目前，中国的机构投资者还不是典型的长期战略投资者，其资产组合显示出买卖行为频繁，短视行为较为严重。一种典型的短视行为表现为正反馈交易，追涨杀跌，即买入近来的强势股，卖出近来的弱势股。正反馈交易使股价变动趋势加强，价格变动幅度增大，不利于股市稳定；而负反馈交易操作则与之相反。反馈理论认为，虽然市场上存在着大量理性投资者，但整个市场的非理性很快就把这类有限理性给淹没，最终使得市场存在连续的反馈。这一点在2007年及2008年上半年表现最为明显。据Winds统计数据显示，仅2007年包括封转开在内就有多达61只新基金发行，最终发行总数高达5790．6亿份左右。从年初到第三季度的短短九个月时间，基金的资产规模就从不到l万亿元，飞速突破3万亿元。2007年基金的四季报显示，基金重点配置的行业是金融保险，有的基金配置金融股的比例甚至超过了40％。然而，随着2008年上半年沪深股市的狂跌，2008年第一季度金融指数的跌幅高达41.6l％，中国人寿、中国平安更是跌过50％。基金2008年一季报报出后，投资者惊悟，基金第一季度减持最大的行业就是金融。金融、地产作为两市权重最大的两大板块，基金在6000点之上仍疯狂买人，制造出一个又一个蓝筹泡沫，然而在2008年6月上证指数跌近3000点附近时，基金却选择不计成本地抛售，致使最高46元的招商银行剩下仅有23元，最高40元的万科也仅有16.50元等惨剧频频出现。

3.羊群行为较为普遍。中国机构投资者的羊群行为主要体现在行业集中度和个股集中度方面。从2002年至2008年，证券投资基金投资A股的重点仓位顺序依次是制造业与金融保险业、交通运输仓储业、水电煤业、采掘业。由上海证券交易所的2006年市场资料中也可以看出，2006年新老基金纷纷高配金融保险业、房地产业、机械设备、金属非金属等几大热门行业；从个股角度而言，基金的前十大重仓股又高度集中在上述行业的一部分绩优股票上，如中国联通、中国石化、招商银行等。投资理念大同小异，在价值投资的大旗下，各基金从不同角度诠释着自己的“价值观”，但内容往往非常相似。机构投资者的行为特征是由构成证券市场运行的具体制度决定的，分析机构投资者行为扭曲的原因必须结合具体的市场条件。首先，中国金融生态环境的不完善使得对机构投资者的约束不够，机构投资者的社会责任体系缺失。在不健全的制度环境中，机构投资者就会为了自己的利益做出损害中小投资者利益的行动，导致市场异常波动并从中获利。其次，机构投资者的价值取向决定其行为特征。作为资本市场的重要参与者，机构投资者首先关注的目标无疑是盈利。因为只有保持较高的收益水平，才能吸引更多投资者与资金流人，以及“逐利”本性的驱动，所以机构投资者必然紧随市场形势变化而不断调整其投资的方向，这决定了机构投资者会出现周期短、结构多变和投机操纵的行为。再次，中国证券市场上制度供给不连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