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儿童教育范文10篇

特殊儿童教育范文篇1

一、特殊儿童教育训练中伦理失范的危害

（一）致使教育事业面临信任危机目前，在中国存在教育信任问题，在特殊教育中，由于一小部分特殊教育从业人员存在职业伦理失范的行为，导致特殊教育事业也面临信任危机。四川师范大学曹正善教授在《教育信任：减负提质的智慧》中说：“良好的教育信任：有利于生成管理的技巧性，使管理变得富有弹性，提高学校管理的效率；能够有效地改变教师和学生的生活，增加教师的幸福感，减轻学生负担；可以提高德育的实效性，有效发展出责任和尊重这样的核心价值。”因此，特殊教育从业人员应该提高职业伦理的修养，自觉按照职业伦理的要求，进行自我锻炼、自我改造和自我提高，形成与教育要求相一致的道德情操和道德境界。（二）损害了特殊教育从业人员的形象特殊教育从业人员的形象、学识和人格魅力，往往是特殊儿童学习兴趣和成长的源泉，如果从业人员有违反职业伦理的行为，必定有损于其形象，失去特殊儿童和家长的信任。特殊教育从业人员要注重自己的形象，在事业上体现执着、敬业、乐业、奉献精神；在与特殊儿童交往时要充满爱心、耐心、充满亲情和热情；在处事为人上，体现诚信谦和的品格、高雅知礼的气质。（三）伤害了教育对象及家长特殊教育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工作，特殊儿童的教育和训练需要在专业人员的指导下进行，任何人都取代不了特殊教育从业人员的专业地位，例如，聋生的语言训练，盲生定向行走的训练，以及其它类别特殊儿童的教育训练都需要特殊教育专业人员有计划、有条理地进行。正如病人的病患只能由医生解除，其他的非专业人士是取代不了医生的专业地位的。而一些特殊教育从业人员存在的伦理失范行为，如抱怨工资待遇低；对特殊儿童的困难熟视无睹；思想消极，工作推诿拖沓；承受不了工作的压力，离开了特殊教育工作岗等等，这必定会对特殊儿童及家长带来直接的不良影响。

二、特殊儿童教育训练的伦理要求

（一）视力残疾儿童的教育训练与伦理要求视力残疾儿童的特殊性表现在由于视觉器官的残障，个体不能接收到视觉刺激，无法形成视觉表象，进而无法对事物进行整体知觉。这种特殊性使视力残疾儿童必须改换信息通道，训练发展听觉、触觉、嗅觉等其它感官功能的代偿作用。因此视力残疾儿童的教育训练除了与普通儿童一致的教育内容外，还有一些特殊的内容，如感觉训练、定向行走训练、盲文的学习、生活能力的训练等等，这些特殊的教育训练内容需要专业的特殊教育从业人员有步骤、有计划地进行。在对视力残疾儿童的教育训练中，从业人员要充分考虑到他们的身心特点，对他们提出适度的教育要求。对于视力残疾儿童出现的不良身心现象，特殊教育教师要有耐心，不要操之过急。例如盲态的纠正，需要从业人员长时间的、耐心的引导和纠正，如果一味地责怪和纠正有可能损伤盲童的自尊心，反而起不到教育训练的作用。这时，从业人员应针对盲童的兴趣，采取一些策略来达到矫正的目的，如可以在游戏活动中纠正盲态。因此，特殊教育从业人员的伦理素质关系到视力残疾儿童的未来，关系到他们的生存质量，是视力残疾儿童教育训练效果优劣的关键因素。（二）听力残疾儿童的教育训练与伦理要求由于听力损伤的影响，听力残疾儿童对外界事物的认识和了解有着明显的缺陷，对语言的理解也有着正常人想象不到的困难。一个平均听力损失在55分贝以上的听力残疾儿童，在语言交流中会错过绝大部分的信息，正由于他们存在听力和语言障碍，所以他们在表达需要和情感上存在困难，常常会感到不被理解，不被周围环境所接纳，在对其他人或某一件事的理解上，他们表现出不够敏感甚至有些困难。如果这些困难长时间没有得到周围环境的理解，甚至遭受到一些指责，逐渐地听力残疾儿童就会出现情绪发展障碍的各种表现。所以，听力残疾儿童教育训练的重点是听力语言的训练，也就是沟通和交往能力的训练。在教育训练过程中，从业人员要考虑到听力残疾儿童的心理特征，听力残疾儿童的想象力非常丰富，观察力也极为敏锐，视觉补偿在他们的认知上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也正是因为听力残疾儿童需要利用视觉进行功能代偿，他们需要非常专注地聆听和观察，因此容易疲劳，常常会出现精力不集中、注意力涣散的现象，出现对学习没有兴趣，甚至厌学。作为特殊教育从业人员，必须善于观察，依据听力残疾儿童的心理特征，运用他们易于接受的方式和手段探索他们的内心世界，用他们易于理解的方法与其进行交流。（三）智力落后儿童的教育训练与伦理要求智力落后儿童的心理发展水平较低，生活能力和适应能力较弱，情感、意志以及个性方面存在缺陷。智力落后儿童由于智力的损伤，导致身体发展和心理发展脱节，这是智力落后儿童重要的特点，例如，行为幼稚、情绪易波动等。因此，对智力落后儿童的教育和训练要不怕反复，强调“爱”“、顺”、“宽”“、导”。一要“爱”，智力落后儿童接受能力差，学习主动性不强，并且大都比较执拗和任性，如果从业人员对他们没有爱心，就很难耐下心来。二要“顺”，在教育训练中，要尊重智力落后儿童的心理年龄特点，不可强制和责备。如果从业人员对智力落后儿童的“反常行为”不能立刻制止，就先要“顺”，不能急于求成。从业人员通过冷静观察，认真思考后，再找出结症，因势利导，对症下药。三要“宽”，智力落后儿童理解能力差，学得慢，记得少。虽然他们智力上有缺陷，但并不等于他们的智力不发展，他们的智力是可以慢慢开发的。这就要求从业人员在教育训练过程中，要有一颗宽容的心，像对待初生婴儿一样引导他们，有时还要“哄哄”他们，让他们快乐起来，轻松起来，高兴起来，在轻松的氛围中开发智力落后儿童的智力，做到扬长避短，充分发挥他们特长。四要“导”，智力残疾儿童对事物的理解简单直接，他们异常的行为背后往往蕴藏着善良的动机，但他们的行为方式又是一般人无法理解的，因此，从业人员要发挥“导”的作用，引导其表达出真正行为的动机，了解行为背后的原因，及时地进行教育。（四）其它类别特殊儿童的教育训练与伦理要求视力残疾儿童、听力残疾儿童、智力残疾儿童是传统意义上的特殊儿童，现在，特殊教育的范围已经扩大，特殊教育对象的范围也随之扩大，凡是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儿童都可称为特殊儿童，例如广泛性发育障碍儿童、学习障碍儿童、情绪行为障碍儿童、言语语言障碍儿童等等，对其它类别特殊儿童的教育训练也要根据其特点进行，其伦理要求与上述三种类别的特殊儿童教育训练中的要求一致，都需要特殊教育教师付出爱心、耐心及宽容心等。

作者：周姊毓单位：绥化学院

特殊儿童教育范文篇2

一、我国特殊儿童教育存在的问题

(一)教师资源匮乏，教育质量低。我国高等学校特殊教育专业设置的较少，对特殊教师进行培训的机构也较少，社会对特殊教育的重视程度不够，政府对特殊教育的扶持力度低，从而特殊教师的就业面比较窄，很多特殊教育的教师找不到适合的岗位，造成人才的流失，导致大量非专业人士的介入，造成特殊教育质量的下降。(二)特殊教育机构少，经费不足。从当前特殊儿童的义务教育看，大陆地区接受特殊教育的在校生为340621人，接受特殊教育服务率为4.53%，这与国务院批准的"中国残疾人事业''''九五''''计划纲要"中"视力、听力言语和智力残疾儿童少年义务教育入学率分别达到80%左右"的目标和我国大陆普通儿童98.7%的入学率相比尚有一段距离。由于特殊儿童康复所需的器材和对特殊儿童的服务所成本很高，政府对各地的拨款不能满足需求，而社会力量办的福利机构又经常缺乏持续性的资金来源难以持续。(三)缺乏健全的法律制度保障。中国建国以来虽通过宪法，义务教育法，残疾人保障法等对特殊儿童受教育的权力和特殊教育的实施做了规定，但由于这些法律都不是专门的特殊教育法规，对特殊儿童受教育的权利和特殊教育实施的细则都规定得不够具体，因此执行起来有一定的难度。这就使特殊教育实施既缺乏明确的指导，又缺乏应用的法律保障。此外，我国普通学校中特殊教育的专业化组织体系和专门化管理制度尚不健全，从组织制度和人力，物力上难以保证特殊教育的顺利进行。(四)家庭、社会观念落后。目前，在社会和绝大多数家庭中存在这样一种观念：特殊儿童不同于正常儿童，他们达不到正常儿童的水平，接受普通的教育存在着极大的难度，接受特别教育难以找到相应的学校和教师，并且费用高昂，即使接受教育之后，他们也不能达到正常水平，所以，有一部分群体认为特殊儿童接受教育是不必要的。

二、我国特殊儿童教育问题的应对策略

(一)普及特殊儿童的相关知识，提高人们对特殊儿童的认识。导致特殊儿童教育工作难以长期持续大范围进行的原因之一就是人们缺乏对其了解。所以，社会应积极地普及特殊儿童的相关知识。如特殊儿童的生理和心理特征：1.智力障碍儿童：由于智力障碍他们大脑受到器质性损伤或由于遗传因素的染色体畸变和基因突变等造成的大脑发育不全，导致了他们认识活动的障碍和全面的心理活动障碍。2.视觉障碍儿童：由于视觉障碍儿童的视觉感知能力的缺陷，导致了视觉障碍儿童的空间感知能力和判断能力相对较弱。3.听觉障碍和言语障碍儿童：由于听觉障碍和言语障碍儿童身体行动迟缓，反应迟钝，动作不协调，缺乏节奏感，空间定向能力差，导致了他们交流能力差，感知能力不精确，分析和判断能力差。4.自闭症儿童：由于自闭症儿童语言发育迟缓和不正常，导致他们不能和他人建立起正常的社会关系，极度孤独，语言简单和重复。(二)国家加强对特殊儿童教育的重视和支持，多方融合资金。近几年，我国特殊儿童教育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是，由于特殊教育本身发展比较迟缓的特点，所以，政府应该深化体制改革，将特殊教育融入到大教育体系中，切实加大对特殊儿童教育的经费投入。特殊儿童的发展也始终是政府和养成机构的关注所在，对他们的教育从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一个社会的进步水平。然而，特殊儿童教育仅仅靠政府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应该积极发挥社会各界的力量，共同关怀特殊儿童，是特殊儿童教育达成社会的共识，从而，达到多方法融合资金，减轻国家的负担，共同使特殊儿童教育事业健康、良好的发展。(三)加强教师队伍的建设，提高特殊儿童的教育质量。特殊儿童教师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着特殊儿童教育质量的高低，目前，我国特殊特殊教师队伍还十分薄弱，应加强特殊教师队伍的建设。首先，在高等师范院校应增设特殊教育专业，扩大招生规模，从而，向特殊学校输送专门的高素质教师，提高教师队伍的质量；其次，在普通学校增设特殊班或扩大规模招收随班就读的特殊儿童，并且，组织专门的培训，提高教师有关特殊教育方面的技能；再次，要提高特教教师的地位和待遇，以保障特教教师队伍的持续发展和壮大，从而为特殊儿童教育提供更加稳定的师资保障。(四)完善相关的法律体系。目前，我国只是在相关的法规中涉及到特殊儿童的条目，尚未有专门的关于特殊儿童的法律法规。多层次的特殊儿童保护法律体系可以确保法律法规更具有操作性，以保障特殊儿童的基本权利。我国应尽快完善有关特殊儿童教育的法律体系，确保特殊儿童教育有法可依，提高特殊儿童及家长的维权意识和法律意识，学会运用法律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近年来，我国特殊儿童教育已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是，我国特殊儿童教育起步晚、发展慢，特殊儿童教育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要想使特殊儿童健康、良好的成长，不仅需要国家的支持，还需要社会、学校、家庭的共同努力。只有在全社会共同关注和努力下，才能为特殊儿童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

作者：刘云廷单位：吉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特殊儿童教育范文篇3

关键词：特殊儿童；音乐教育；音乐治疗；奥尔夫音乐教学法

一、有关于特殊音乐教育界定

“每个儿童都有自己独特的特性、志趣、能力和学习需要，教育制度的设计和教育计划的实施应该考虑到这些特性和需要的广泛差异。”这是《萨拉曼卡宣言》①中对于特殊儿童教育的界定。而特殊儿童教育又是一个非常大的范围，可以分为盲童教育、聋童教育、超常儿童教育、智力落后儿童教育、情绪和行为障碍儿童教育、多重残疾儿童教育以及言语障碍儿童教育等等。特殊教育学校产生于18世纪的欧洲，19世纪有医生和老师提出了治疗教育学理论，19世纪末心理学的发展促进了特殊儿童心理学的产生。直到20世纪中期，对于特殊儿童教育这一概念的范围划分逐渐扩大，也产生了很多学科交叉性的研究。而在特殊儿童教育中，音乐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普通音乐教育中，音乐教育的目的主要是培养孩子们的综合素质或是专业技能。但在特殊儿童教育中，音乐教育的目的更多的是为了对特殊儿童的行为问题加以矫正，补偿特殊儿童的智力或是适应行为上的缺陷，在这一方面，音乐治疗则是至关重要的。当然，这一点也是因人而异的，对于不少超常儿童或是患有唐氏综合症等等这一类的特殊儿童，音乐教育，则是起到激发他们的潜能的作用，并且能够更好地培养他们。例如1978年出生的舟舟，他是一名先天愚型患者，然而一直以来以音乐环绕的生活环境激发了他的音乐潜能，乐团内部对于他的教育则是更好地培养了他的指挥才能。由此可见，特殊儿童教育中并不仅仅是包含了残障儿童的教育，同样也包含了超常儿童教育等等，而这一点在我国部分师范类大学中也已经引起了重视②。特殊儿童音乐教育对于补偿特殊儿童的心理及行为缺陷，具有非常积极地意义。

二、特殊音乐教育的现状

（一）特殊音乐教育的方法

近年来对于特殊儿童教育的普遍认知最多的部分是音乐治疗。在教育这一行业，越来越强调心理学这一门学科的作用，而对于特殊儿童的教育，心理学则更加的重要。在特殊儿童的音乐教育中，音乐治疗是首当其冲的，音乐治疗对于儿童的问题行为能够起到非常好的矫正以及补偿作用，能够让他们争取适应正常的生活以及社会。在音乐治疗的教学中，需要考虑到环境、教学方法等等因素。环境对于一个人的教育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特殊音乐教室需要给孩子们营造一个温馨舒适放松的环境。这一个环境需要是安静的（安装隔音板、皮包门）、温馨的（五颜六色的墙壁以及干净的窗帘）、舒适的（木质地板或是泡沫板）。孩子们进入教室完全放松下来，对老师以及周遭的环境减少一些戒备，这样音乐教育的效果会好很多。在特殊音乐教育中，采用最多的教学方法是奥尔夫音乐教学法，奥尔夫认为：表达思想和情绪，是人的本能欲望，通过语言、歌唱（含乐器演奏）、舞蹈等形式自然地流露③。奥尔夫音乐教育体系的特点是以人为本，突出音乐教育的游戏性，将唱、动、奏三种音乐表现融为一体。在特殊儿童的音乐教育中，对于奥尔夫音乐教育体系的运用主要强调的是灵活性与生动性，对于儿童采取启发式教学，使得水平不齐的学生们都能够一起共同体验音乐。奥尔夫音乐教育法主要有节奏、乐器与元素三个方面。在节奏训练中，主要包括节奏基石的提取和训练以及声势节奏训练。奥尔夫还发明了一系列乐器，简单易操作，很多乐器还具有拆卸的功能。在乐器这一部分，老师可以教孩子们学会演奏乐器、识谱、自编乐曲即兴演奏等等，培养孩子们的自我创作兴趣及能力。而元素，则是基本形体动作训练，强调音乐与动作相结合，甚至可以加上语言，这一部分也可以训练孩子们的反应能力。很多特殊儿童由于自己身心的障碍，有时会有不正常的情绪或是情感，甚至对于很多事物的了解会滞后。但是他们唯一不变的兴趣就是游戏，因此，奥尔夫音乐教学法是非常适用于特殊儿童音乐教育的。

（二）特殊儿童音乐教育的缺陷

虽然近些年，我国对于特殊儿童教育越来越重视，但特殊儿童教育的改革始终落后于普通学校教学模式的改革速度。很多学校的特殊音乐教育课程设计以及设施都十分陈旧，很多学校的老师的观念也依然受传统观念所束缚。很多学生在课堂上仅仅只是模仿老师的动作，老师的课堂也是千篇一律的。课堂不够生动，互动不够多都会使得这一节课的教学毫无进展，同时也严重拉长了特殊儿童的康复周期。奥尔夫音乐教学法虽然能够很好地帮助到老师和孩子们，可是这一教学法同样需要一些成本来维持。一套奥尔夫乐器多达几十上百件，各件乐器均有其特色与优点。对于很多学校来说，配置一套奥尔夫乐器是较为困难的。另外，在音乐治疗的过程中，除了儿童的表现不可控制之外，很多家长也会因为受到外界的质疑而不够理解，也不会积极配合对于儿童实行家庭教育。因此，在对于特殊儿童进行教育时，对于他们的家长也需要进行鼓励，增加他们的信心，从而得到他们的认可与支持。

三、结语

目前国内的特殊儿童教育仍有很多的缺陷，对于特殊儿童的音乐教育体制进行改革并不仅仅是这些儿童的需要，同样也是社会的需要，是社会发展的必然。因此对于特殊儿童音乐教育的改进也是十分有必要的。我们需要从多方面考虑，比如说从学生的角度、老师的角度、家庭的角度甚至是周遭的角度来考虑，更好地确定科学的培养目标，完善教学手段。更好地对特殊儿童的缺陷进行补偿，激发他们的潜能。

作者:孙慧敏 单位:华中师范大学

注释：

①1994年6月10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召开的“世界特殊需要教育大会”中通过的宣言。

特殊儿童教育范文篇4

特殊教育政策伦理准则是特殊教育政策主体在政策活动中所坚守的一系列价值规范和道德原则。它们是评判特殊教育政策价值是非与善恶，以及辨析特殊教育政策活动合法性与合理性的另一个重要尺度。

1．1特殊教育政策伦理结构

特殊教育政策作为社会政策和教育政策的组成部分，其核心反映了特殊教育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分配和调整。这意味着特殊教育政策伦理有着社会公共空间的一般公共伦理和教育政策伦理，或称为外部伦理，也有着特殊教育自身的内部伦理。这两个维度的整合构成了特殊教育政策伦理体系。一是特殊教育政策的外部伦理。正如政策科学肇始者拉斯韦尔所言，“社会中人的基本问题”是政策关心的核心所在［2］。特殊教育政策作为在社会公共空间调整特殊教育领域相关主体的利益分配方案，必然关涉到社会公共空间的公共伦理;同时，特殊教育作为教育领域的“事情”和组成部分，必然离不开一般教育政策的价值设定影响。也就说，特殊教育政策总是存在于特定的社会空间公共伦理及教育政策伦理的总体伦理价值中。社会公共伦理与公共教育政策价值是特殊教育政策不可绕过的伦理要求。任何单纯科学主义的、技术主义的特殊教育政策显然不是在社会空间存在并符合社会公共伦理与教育政策价值的政策，事实上这样的特殊教育政策也从来没有存在过。可见，社会公共伦理与教育政策价值奠定了特殊教育政策外部伦理结构，也是特殊教育政策之所以为公共政策的合法性基础。特别是现代以来，自从特殊教育被国家化、制度化确定下来，特殊教育便成了社会公共领域的事务之一，特殊教育政策便作为公共领域的一种教育利益的调整方案，以政府的职能发挥着对全社会的价值的权威分配。当然，特殊教育政策外部伦理也体现为一个历史性的、主观性的概念。在不同国度、不同时代、不同经济社会和政治体制乃至不同政党和群体影响下，其外部伦理也不相同。自上世纪中叶以来，随着世界民主运动、人权运动和全纳教育思潮的推动，公平与效率、质量一直是世界各国特殊教育政策伦理的价值核心。这是特殊教育政策奠定合法性、价值正当性的基础。二是特殊教育政策的内部伦理。一般说来，特殊教育政策是以特定社会的特殊教育习惯习俗、教育道德和价值理想、教育规律规范等作为规范教育行为、调整教育利益、维护教育秩序的选择依据，且以公共权力部门制定、社会公共认同而被权威化、合法化稳定下来。在这里，这些教育习惯习俗、教育道德和价值理想、教育规律规范等，在长期的政策活动过程中被不断内化而形成了稳定的特殊教育政策伦理规则(甚至是职业性伦理)。其中，合乎特定社会与时代的特殊儿童身心特点、教育规律与价值理想是特殊教育政策伦理构成的核心内在伦理，它以看不见的形式隐含在特殊教育政策规范之中，是特殊教育政策构成的内在逻辑，是特殊教育政策的灵魂和制高点，也是特殊教育政策之所以为特殊教育政策的合法性基础。现实中，尽管特殊教育政策的内容有多么不同、调整利益的群体有多大差异，但都离不开特殊教育政策内部伦理这个内在的逻辑图式。因为特殊教育是作用于特殊儿童身心的培养人的活动，特殊教育政策不可能是脱离特殊儿童的成长规律和教育规律的纯粹技术过程，对促进特殊儿童健康成长的伦理价值眷顾自然是特殊教育政策伦理应有的意蕴。可以说，符合特殊儿童成长规律和教育规律等要素要求就是特殊教育政策活动的重要伦理依据，而特殊教育政策活动就是在这些教育伦理价值规约下，合乎特定国家和社会目的、按照特殊儿童成长规律和教育规律等要素要求而展开的权威实践过程。譬如，特殊儿童义务教育既是一种政策性的特殊教育活动，也是一种特殊教育活动的政策性规定。

1．2特殊教育政策伦理准则

特殊教育政策伦理结构启示我们，特殊教育政策伦理准则具有内外两个向度，这两个向度的整合构成了特殊教育政策伦理体系。教育政策伦理具有历史性、利益倾向性、主观性等特点［3］。从教育公平的立场，结合我国近年来的重大特殊教育政策，并借鉴国际特殊教育政策与思潮，本文认为特殊教育政策的基本伦理准则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公共性伦理。特殊教育政策作为一项社会公共政策自然不能脱离公共性伦理的基本原则。可以说，公共性伦理是特殊教育政策所固有的伦理标准，合乎公共性伦理应当是特殊教育政策价值分析的内在价值尺度。公共性伦理即特殊教育政策活动公开、公平、开放、平等的伦理特性，它体现了特殊教育政策作为社会政策内容之一而在社会共同体中的正义价值和资格，这是特殊教育政策的核心价值。特殊教育政策咨询、形成、执行和评价等活动全过程都以这种公共特性确立着自身的合法性。从本源看，特殊教育自从以政策和制度的形式确立以来，就一直存在于社会公共空间，反过来可以说，正是因为特殊教育存在于社会公共空间且成为社会公共事务后，才有了特殊教育政策产生的可能。其中，公共性伦理的规约是特殊教育政策活动不可回避的公共存在特性。它以国家或政府等公共权力部门，以公共性的方式途径，维护特殊儿童等教育利益，协调各种利益关系，解决特殊教育问题等显现着特殊教育政策公共伦理特性。从内在机理看，特殊教育政策实质上是存在教育利益和教育资源冲突的社会成员、部门等，在不能协调和决断的情况下，把矛盾的协调任务公开向公共权力部门的委托转移，同时公共权力部门的协调决策及其活动全面向社会公开和开放。在这里，公共权力部门与社会成员之间的平等的契约关系和约定是被委托转移的依据，且这种委托转移必然是以社会成员“公共意志”为基础。这样，特殊教育政策就呈现为社会成员与公共权力部门依据契约和约定而展开的一种公共性活动过程和方式，无论社会成员还是公共权力部门在政策活动中都是基于一种责任与义务。特殊教育政策因为公共权力部门及其活动的“公共性”、社会成员的“公共意志”而奠定合法性。这两者缺一不可，一方面公共权力部门及其活动的公共性是被社会成员委托并获得公共价值的必要载体，另一方面社会成员“公共意志”是被公共权力部门接受并获得公共价值的最正当性的根源。由此，也可以说，特殊教育政策实质上就是公共权力部门决策等公共活动被社会成员“公共意志”合法化和社会成员“公共意志”被公共权力部门的公共性合法化的统一过程。正是籍借这种公共性伦理，特殊教育政策获得了价值正当性、合法性;特殊儿童及其家长等社会成员和学校、部门、团体等，享有教育利益、开展特殊教育活动才获得了公共机制，获得了最权威的规范、分析和批判工具，同时籍借这种公共性来制约某些利益扩张，起到调整、协调、平衡的作用，以实现公平正义的政策效果和公共利益的价值旨归。至今，世界各国已把这种公共性作为特殊教育的一种规范力量。上世纪中叶，西欧的一体化教育运动和美国的回归主流运动就反映了这种公共性伦理，且深刻影响到以后的特殊教育政策设计。在我国，特殊教育政策活动也日益受到公共性的影响。200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残疾人事业发展的意见》明确指出，“关心残疾人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4］”特殊教育政策不再仅仅作为特殊教育领域的“私事”或某个部门的“私事”而搁置在某个狭小空间，而是在社会公共空间接受公共伦理价值的审视。

二是特殊儿童利益补偿性伦理(或特殊儿童利益倾向性)。特殊教育政策伦理总是存在于一定背景条件下的，特别是在教育资源总是有限、利益竞争总是常态存在的情况下，特殊教育政策一直是政府决策主体对特殊儿童利益倾向性的一种政策伦理结果［5］。其实，特殊教育本身就是对普通教育无法实现特殊儿童教育利益的一种补偿教育;特殊教育政策也主要体现为对普通教育政策无法设计和保障特殊儿童教育利益的一种补偿性安排。因为，普通教育政策设计等活动往往是以调整和维护普通社会成员“多数者”群体利益为目的和旨归，必须关注社会公共空间的多数者群体的教育诉求与利益冲突的均衡，特殊儿童作为“少数者”群体人数少、政治诉求弱、社会地位低、表达能力差、社会影响和关注度式微等原因，他们的教育利益常常被公共教育政策设计者坚持的“多数者”原则或“公共”原则所“过滤”和“剩余”。因此，作为对这种“过滤”和“剩余”的补偿，特殊教育政策即以一定的利益倾向性来进行政策设计，保障特殊儿童平等的教育利益。此即特殊教育政策设计的重要伦理原则，也是体现公共教育政策正当性的重要方面。对特殊儿童教育利益的倾向或补偿，是特殊教育政策之为特殊教育政策的重要伦理依据，也是特殊教育政策活动所一直坚持的基本伦理准则。现实中，OECD成员国特殊教育政策经验已证明“如果残障学生不能获得额外资源，残障教育就不可能取得成就。［6］”纵观我国特殊教育政策也无不是坚持这样一种伦理。如，1989年，教育部的《关于发展特殊教育的若干意见》是为了补偿或补救特殊儿童义务教育的短缺，而根据《义务教育法》等作出相应政策设计;2007年，教育部修订、印发的三类特殊学校义务教育课程设置实验方案，是为了补救特殊儿童在基础教育新课程改革的短缺、缩小差距，推进特殊教育新课程改革而设计的，等等。

三是正义(权利)优先于“善”伦理。特殊教育本身是对特殊儿童受教育权利救济补偿的正义化身，表达的是一种正义的社会伦理，特殊教育政策本身就是一种社会正义制度的组成部分，是罗尔斯“公平的正义”的典型诠释。它以对“最少受惠者”的差别原则补偿公平，体现了社会制度的正义。因为，特殊儿童由于自身差异多样、能力和社会地位弱势，其教育利益很可能牺牲在效率等功利追求和某种抽象的价值设定中，非但不会带来实质的教育公平，反而由于社会竞争的不利，抑制和降低了他们的自由价值，使他们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特殊儿童作为具体的、差异的、弱势的群体，只有在个体化的、人本化的权利优先于善的分配原则下才能真正实现其教育利益。从国际主流的特殊教育政策看(特别是全纳教育理念下的教育政策)，现代特殊教育政策都强调“公平的正义”，强调特殊儿童个体权利优先，即特殊教育政策的正义就是要最大限度地实现每个特殊儿童平等的受教育权、社会尊严和意义，充分满足每一个差异个体的特殊教育需要。《联合国宪章》、《世界人权宣言》等国际文件，以及很多国家的宪法和法律都以人权的庄严名义肯定了人的平等受教育权，且以之为正义的社会制度的体现。美国《残疾人教育法》中规定的特殊儿童“个别教育计划”、“个别转衔计划”、“最少受限制的教育安置”，以及我国的随班就读政策等，就不同程度地反映了对特殊儿童“最少受惠者”的差别原则，强调了享有尊严、质量、意义的学习与生活的平等权利，突出了正义(权利)的优先性。我国《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7］(下称“教育规划纲要”)还特别强调要求“把促进公平作为国家基本教育政策”的工作方针，要求坚持以人为本，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四是道德性伦理。人道思想是社会的灵魂，也是社会制度必须坚持的基本伦理道德原则。特殊教育本源于社会进步对残疾人仁慈、救济的道德关怀，特殊教育政策就是在这种道德追求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体现了一种道德性。譬如，《残疾人保障法》［8］规定，“国家采取辅助方法和扶持措施，对残疾人给予特别扶助，减轻或者消除残疾影响和外界障碍，保障残疾人权利的实现”;《关于开展残疾儿童少年随班就读工作的试行办法》［9］规定，“对随班就读的残疾学生应当贯彻因材施教的原则，制订和实施个别教学计划”，“逐步增加对残疾儿童少年随班就的经费投入，并在教师编制、教师工作量计算、教具、学具和图书资料等方面照顾随班就读工作曲需要”等，就是一种具体的额外支持的道德关怀。既然特殊教育是道德的社会的产物，特殊教育政策必然与道德密不可分，必须把特殊教育政策放在道德的谱系中来觉察和理解，以找回特殊教育政策所固有的道德意蕴。随着我国社会转型进程的加快和社会分化的加剧，对特殊儿童而言，特殊教育政策坚持道德性伦理，一方面能增强他们对国家和社会的认同意识，在全社会营造互助、温馨和融洽的良好氛围;另一方面，能让特殊儿童获得安全感和自尊感的物质与精神需要的满足，能帮助特殊儿童个体摆脱弱势现状，重塑自尊、自信、自强的人格尊严，能使他们获得一定成就和作为社会成员的归属感与意义，且无论特殊儿童这个成就有多小，只要他们积极参与社会互动交往，就能够获得社会存在的意义。合道德性应当是特殊教育政策的内在伦理标准，是特殊教育政策主体在决策和执中应有的价值判断。它主要体现为尊重特殊儿童作为人的基本权利、身心与资质差异、成长环境条件的不同;重视特殊儿童特殊教育需要，并以人为本地满足特殊儿童的特殊教育需要;注重道义论的公平正义，对特殊儿童进行差别对待和补偿;统筹公平价值与效率价值，坚守对公平价值的选择。

2特殊教育政策伦理偏颇及其对教育公平的羁绊

自改革开放以来，在效率、自由和技术追求的胁迫下，以及在有限公共教育资源的博弈中，特殊教育政策伦理倾向出现明显偏颇，同时也带来了特殊教育公平正义不足的问题。其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1多数者“善”伦理主张

教育政策面对不同的利益主体的不同利益诉求冲突是教育政策存在的前提。教育政策伦理公共利益的“公共善”往往是受政策主体价值观及其之间的价值观碰撞所影响，在面对价值正当性与功利性的关系矛盾时，特别是在有限公共教育资源的博弈中，往往成为一个极易背叛的概念，违背对教育政策公共善的承诺，带来教育公平的丧失。特别是在教育政策设计中，“公共善”教育政策伦理常常被“多数者善”教育政策伦理所替代，公共利益往往变异成了“多数者”利益的代名词。公共利益取向是教育政策合法性的必然要求［10］。公共利益是社会成员的共同利益，它不是个人利益的叠加，而是从个人利益中分离出来的重叠的部分，以契约形式让渡给公共部门来管理。它是为避免极端个人利益和其它权力对个人利益的伤害而建立起来的公共空间，指向的是一种公共性价值内涵，具有公开、公平、开放、平等的公共理性，以及批判与抵制极端私利和权力暴力的功能。而“多数者”利益仅仅是部分人利益的堆积，或者说是某几个利益集团的利益妥协，显然无法替代或凌越为全体社会成员的公共利益。“多数者善”伦理以政策设计者所坚持的“多数者”利益为公共利益的伦理认识，以及“平等自由”优先的社会原则为基础，认为“多数者”受益是符合道义的伦理(特别是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只有教育政策价值选择满足和符合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的利益和要求时，教育政策才会获得较强的合法性，［11］”这样的伦理能够奠定政策“好”的伦理依据。例如，我们以入学率和普及率来衡量义务教育效果，就是奠基在这种多数者受益的伦理基础上。但这种多数者伦理原则是有缺陷的，它是以忽略或遮蔽少数者的归纳和平均，把少数者教育利益过滤和剩余在政策的“好”之外，即这样的“好”政策只是对多数者的好，不是对少数者的好;相反，带来对少数者的“恶”。因为这不但牺牲了少数者的教育利益，而且还假以“公共利益合法性”外衣长期蒙蔽了他们利益受损的真相，使人们仅仅关注于入学率和普及率等统计数字本身，而疏于考虑数字背后短缺的少数者，以致长期不被人发现。显然，淹没了少数者的政策伦理难以为教育公平的政策提供合法依据，带来公共利益合法性的质疑。当前，我国特殊儿童教育多是以盲、聋哑、智障三类中轻度残疾学生为对象开展特殊学校教育。重度障碍儿童等教育利益的缺失或边缘化就是对这种公共利益合法性的有力批判。重度障碍儿童等由于高度特殊的身心特点和学习需要不具有普遍意义，而被排斥或遗忘在教育政策之外，这就是在上述是“多数者善伦理主张”下造成的“最少受惠者”典型体现，重度障碍儿童等无法或很少享受政策带来的利益，被排斥或游离在特殊教育政策边缘便在情理之中。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及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残疾人比率推算，至2010年末，我国共有2518万重度残疾人，占残疾人总数的29．6%;*但是他们的入学率极低。据中国残疾人联合会2010年度数据显示，仅肢体残疾、智力残疾、精神残疾、多重残疾的未入学适龄障碍儿童就达101561人，占未入学适龄残疾儿童总数的70．1%。

2．2效率“善”伦理至上

这是以最低的政策成本谋取最大的政策目标作为好教育政策的伦理观念。这种特殊教育政策伦理观虽然是根据特定时期、特定发展阶段和特定主要矛盾而对效率选择的优先和偏重，具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但是并不能因为这种合理性而掩饰其带来的负价值，特别是对特殊儿童教育公平的伤害。这一问题突出反映在特殊儿童义务教育中。以1986年《义务教育法》为例，为了快速普及特殊儿童义务教育，上世纪80－90年代各地迅速建立了大量特殊教育学校。《中国教育事业统计年鉴》数据显示，1985年到1999年全国新增特殊学校1205所，设立特教班5050个，在校残疾学生增加619707人。但是，特殊儿童入学率仍是很低。据1988年，《中国残疾人事业五年工作纲要》“使盲童、聋童入学率从现在的不足6%，分别提高到10%和15%”［12］的目标来看，至1988年全国盲、聋学龄儿童入学率还不足6%。为此，1988年全国第一次特殊教育工作会议提出，“以一定特殊学校为骨干，以大量的特教班和随班就读为主体的残疾儿童少年教育格局”。1989年教育部《关于发展特殊教育的若干意见》提出“多种渠道”、“多种形式”［13］的办学方案，鼓励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办学或捐资，以满足普及特殊儿童义务教育需要。还设计了特教师资培养速成方案，要求通过单独设立特教师范学校，或在普通中师、其他教育机构附设特教师范班、特教师范部等培养特教师资。同时设计了极具效率的特教师资调配方案，要求通过选调部分应届中师毕业生和普通中小学的在职教师，经专业培训后到特教机构任教;选调一部分高中毕业生或民办教师，经专业培训后到特教机构任教等师资调配形式，快速补充特殊教育急需的师资。至2011年，各类特殊学校增至1767所，特殊学校教师数量增至41311人［14］。由于上述政策伦理坚守的是效率优先，所以在政策设计和执行、评估等活动中，以时间和入学率作为政策目标，追求的是可量化政策形式结果，注重的是立竿见影的政策力度和效果，依靠的政府公共权力部门的权力强力。这样，特殊教育政策活动的公平正义问题和目的意义问题被淡化，或者说，把快速普及的效率本身的“善”作为了政策活动的全部政策伦理依据。因此，与政策目标相应的政策工具设计，很少涉及对特殊儿童义务教育过程与结果公平问题、教育质量和效益问题的设计。直到现在，特殊教育师资质量不高、教师结构不合理、特殊学校不规范等问题，十分突出。王雁等调查［15］显示，我国超过七成的特殊学校教职工无法满足教学需要，康复教师、心理健康教育教师极度匮乏，不足总数3%，而《特殊教育学校暂行规程》和《特殊教育学校建设标准》中都没有对教师类型、比例做出具体规定。同时，由于80－90年代出于效率“善”的追求，特殊学校师资急剧膨胀的增加到饱和，导致学校人事编制满编、超编，急需师资难以进入特殊学校，形成了师资总量过剩但结构性短缺的现象。另外，还存在校际间特殊儿童教育公平问题，特殊儿童不同学段和类型的教育不均衡问题(如学前教育、高中教育、高等教育等)，不同类型残疾的特殊儿童群体间教育公平问题，地域与城乡间特殊儿童教育公平问题，等等。特别是特殊儿童的学前教育极度缺乏，地区间特殊教育发展差异巨大。《残疾人教育条例》［16］虽然规定，残疾幼儿的学前教育，通过残疾幼儿教育机构、普通幼儿教育机构等途径开展实施，但没有做出具体的制度设计，现实中残疾儿童入园经常遭遇制度性障碍。另据2009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教育部等部门关于进一步加快特殊教育事业发展意见的通知》［17］显示，中西部地区三类残疾儿童少年入学率至今尚未达到70%。可见，特殊教育公平与质量的目的性价值被旁落，而这些都是特殊儿童法定的基本权利，也是他们获得“公平的正义”的基本内容。

2．3唯政府“善”伦理偏好

教育政策是由国家公共权力部门制定的，政府以公共利益的代表身份赋予自身在教育政策活动中的道德合法性地位。唯政府“善”伦理认为，政府是唯一合法的公共利益代表者，在政策活动中具有维护公平和公正裁判的价值正当性和技术合理性，而其他社会组织和个人都是私欲的、不可靠的。这种政策伦理所带来的后果是政策活动以公共权力部门为绝对主导，过于简单化、武断化、垄断化，所谓教育政策就是政府教育行政的意志和决策。政府以自身的公共利益代言人独居于政策活动的中心。这种政策伦理反映在特殊教育政策活动中，主要表如如下。一是强调政府单一的自上而下的行政管理。政府具有天然扩张权力的冲动，在缺少社会治理和监督的情况下，这极易带来政府权能泛化，权力膨胀。一方面，如上述指出的那样，存有公共利益合法性的质疑;另一方面，可能带来政策执行活动的专制倾向，反映在各地配套的政策执行与管理模式上，则体现为注重政府及教育行政部门等自上而下的行政权力管制，轻视公共服务和社会公共参与。譬如，依靠县级政府牵头的领导组织机构强力推进政策实施，缺少社会公众参与的治理结构，社会公共参与力量和价值没有充分发挥，教育质量和公平难以监督和保证，往往出现“先执行，后纠错，错了再改，改了再错”的问题现象。再如，在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后期，财政压力大的时候，政府开始财政瘦身，以制度供给补充财政供给不足，［18］许多地方鼓励吸纳社会资金，以《残疾人教育条列》“扶持残疾人教育机构兴办和发展校办企业或者福利企业”为依据，［19］支持特殊学校兴办工厂企业。整个90年代，特殊教育学校“校校办工厂(或出租校舍)”，甚至“乱收费”，重经济利益轻教育质量和公平，还出现教育产业化的呼声。进入21世纪，特别是十七大以来，政府开始纠偏上述错误，明确要求中小学停止校办企业，严厉批评教育产业化，以公共服务职能转型，强调政府公共投入的主体责任，教育公平和质量成为特殊教育政策伦理的重要取向。《教育规划纲要》就明确提出“促进公平、提高质量”［20］的指导方针。二是在办学体制上，唯政府“善”伦理强调以公办特殊教育机构为绝对主体，轻视其它民办特殊教育机构。如很少按照《民办教育促进法》落实对民办特殊教育机构的“经费资助”或“国有资产扶持”［21］，导致民办特殊教育力量严重枯竭，难以弥补政府特殊教育公共服务的不足，制约了特殊儿童多样性教育选择与需求的满足。三是在特殊教育公共品供给上，唯政府“善”伦理还强调政策执行的统一性、标准化，无法满足不同群体和地区的多样性的教育需求。特别是在特殊学校课程教材供给上，难以适应特殊学校和特殊儿童的特殊需要(主要是智力落后儿童教育学校);政府财政为特殊学校招标采购的设施设备上，常常出现“不适合”、“没有用”的窘境。四是在贯彻落实中，政策缺位、不到位现象，以及政策执行难、政策效果差等问题频发。特别是义务教育政策中，早在1986年颁布的《义务教育法》就强调了所有特殊儿童的义务教育权利，把特殊儿童纳入整体义务教育保障制度框架内。1994年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22］指出，“积极创造条件，使残疾儿童与其他儿童同步实施义务教育。”《教育法》［23］也规定，“国家、社会、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应当根据残疾人身心特性和需要实施教育，并为其提供帮助和便利”。但是，长期以来，我国特殊儿童教育一直是盲、聋哑和智障三类中轻度障碍儿童为主的教育，精神残疾、多重残疾等重度障碍儿童教育一直缺少相应的具体配套跟进政策，至今他们大多仍被拒绝在教育之外。这些很大程度上都是唯政府“善”政策伦理导致的严重后果。

2．4技术理性“善”伦理倾向

其实这是效率至上的必然逻辑。技术理性是教育政策活动的必要部分，任何教育政策都是为实现特定目标而设计的，技术理性指向的就是目标效果取向，它以工具价值显现政策的合法性。与之相伴随的是政策价值理性，它“为什么”和“应当如何”来指导和规范技术理性的“怎么做、怎么分配和调整”，以公平和意义来奠定教育政策正义性的价值基础。这两者相互依存的关系构成了教育政策的基础。但是，这两者分属不同的范畴，遵循不同的逻辑，前者是科学主义的技术逻辑，后者是人文主义的价值逻辑。它们在特定的政策目标和环境里，常常会分离，出现相互掣肘的现象。随着教育政策逐渐作为教育学科的一个专门性研究领域，越来越注重吸纳政策学、行政学、管理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内容，追求技术性、科学性、专门化，强调科学、绩效和成本控制的理性主义精神，但也隐含着价值理性与技术理性相背离的险境。当前，特殊教育政策就出现技术理性脱离价值审视和批判的问题，致使特殊教育政策活动呈现出明显的技术理性“善”伦理倾向。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一是技术理性抑制价值理性。例如，《教育规划纲要》［24］第十章“特殊教育”部分提出，“到2020年，基本实现市(地)和30万人口以上、残疾儿童少年较多的县(市)都有一所特殊教育学校”，并在第二十一章“重大项目和改革试点”中予以政策工具的具体设计安排。这虽然体现了对改善办学条件、扩大教育资源的技术理性，但是缺少对特殊儿童社会尊严、目的意义等人本主义的价值关怀。当前，国际特殊教育经验表明，特殊学校的教育安置政策在帮助特殊儿童获得实质平等教育权利、发挥价值潜能和实现平等社会参与上，不但没有积极意义，反而带来歧视和排斥的效应，加重了特殊儿童的残疾和障碍;而特殊儿童回归主流群体的普通学校(全纳性学校)，实施全纳教育，建构全纳性社会环境，是特殊儿童平等参与社会，享有有尊严、有质量、有意义的学习与生活，做社会“正常”成员的理想途径。世界上许多发达国家早在上世纪中叶就开始大量取消特殊学校，转而实施全纳教育。《教育规划纲要》里的这一政策显然与特殊儿童成长的终极目的意义不相适应。二是技术理性的肤浅化后果。由于技术的可操作性和效果取向性特点，技术理性往往在评估既有政策环境的前提下，精确算计利益主体，权衡其利弊，根据已有条件，以最大的可能性和可行性确定政策设计，即“有多少米做多少饭”。这导致对于涉及深层次的、实质性的结构性问题、体制问题不敢触及，仅限于工具和操作层面;对于难度大、涉及利益面广的问题不敢去碰，仅限于可行的范围内。例如，对重度障碍儿童的教育，2008年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残疾人事业发展的意见》、2009年的《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教育部等部门关于进一步加快特殊教育事业发展意见的通知》、2009年的《中国残疾人事业“十二五”发展纲要》都提及重度障碍儿童教育，要求“积极创造条件，以多种形式对重度肢体残疾、重度智力残疾、孤独症、脑瘫和多重残疾儿童少年等实施义务教育”［25］，但由于重度障碍儿童教育的高成本、高难度等原因，2010年的《教育规划纲要》和2012年的新《特殊教育学校建设标准》，都没有反映重度障碍儿童教育的特殊需要，也没有相应的具体政策设计。特殊教育政策的这种“轻重度，重轻度”的政策倾向，就反映了特殊教育政策的技术理性特点，其带来的后果却是特殊儿童群体之间教育公平的丧失以及特殊教育价值理想的枯竭。

3促进特殊儿童教育公平的教育政策伦理建构与完善

通过特殊教育政策伦理的审视，揭示了上述“善优先”的政策伦理对特殊儿童“少数者”群体的教育公平的羁绊，让我们得以重新审视那些习以为常的或者自鸣得意的伦理价值观念，以应然的伦理价值理想照亮特殊教育政策活动空间。促进教育公平是我国“十七大”、“十八大”和《规划纲要》确立的基本教育政策和方针。对特殊教育政策伦理的完善与建构应当以教育公平为基本伦理原则，沿着义务论(道义论)“公平的正义”的思路，保障特殊儿童的教育权利，夯实特殊教育政策价值正当性的基础。

3．1深化正义优先原则

特殊教育本源于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高度的“正义关照”，是“人性之花”、“文明之花”、“道德之花”，其产生显现着人类文明正义的伦理价值观念。正义是独立的，是“社会制度的第一美德。［26］”“正义的原则是以一种并不依赖于任何特殊善观点的方式而得到辩护的。［27］”洛克的“生而自由”，康德的“人是目的”都把权利作为伦理法则的“决定性根据”。在康德看来，正义法则即道德法则，而善恶都是通过道德法则来定义的。“善和恶的概念必须不先于道德法则，而只在这法则之后并通过它得到规定。［28］”罗尔斯“公平的正义”理论，体现了以补偿公平消除或缩小差异而最终达致结果平等的正义优先思想。在此强调特殊教育政策伦理深化正义优先原则，即是以上述义务论原则为基础，把公平作为特殊教育政策的首要价值，以差别原则补偿公平为主要原则，以教育权利、教育机会、教育规则、教育资源分配在教育起点、过程和结果上的差别对待与特殊需要满足为公平尺度，在当前及今后相当长时期内把教育公平作为特殊教育政策的一个独立的发展目标，强调特殊儿童在特殊教育政策中的价值主地位，强调特殊儿童对教育获得的补偿公平并以教育全过程的公平来衡量这种教育的获得。在价值秩序上，［29］特殊儿童教育公平不依赖于任何尺度而具有价值优先地位，不依赖于任何善(功利)而具有个体权利优先地位，不同于普通人群而具有教育资源分配优先地位，且教育资源不同于一般而具有满足特殊教育需要的优先地位。具体说来包括:(1)差别原则优先即正义。强调对特殊儿童的补偿公平是特殊教育政策的应有之义，特殊儿童作为最少受惠者，特殊教育政策设计应当关注他们不平等的身心自然禀赋和社会地位，且把他们作为正常的存在，从他们的最大利益出发补偿公平。(2)特殊儿童教育利益分配对其他人群优先即正义。强调特殊教育是社会文明进步的表征，也是社会合作的产物，对特殊儿童教育的补偿公平是社会的“应为”和义务，也是特殊儿童的“应得”和权利，根据特殊儿童教育利益极易受损的事实，特殊教育政策对特殊儿童教育利益保障的优先安排，教育资源的优先分配，是缩小“天赋”差异而追求实质平等的正义之举。(3)公平对效率的优先即正义。强调特殊教育政策应当把教育公平作为一个独立的优先的尺度和标准。(4)特殊儿童个体权利优即正义。特殊教育政策应当强调通过满足特殊儿童个体价值及其特殊需要，防止个体权利、人本价值在多数者善原则中被落空。(5)特殊儿童特殊教育需要的差异性对普遍性优先即正义。强调教育及其政策注重满足特殊儿童独特存在的身心及其教育需要的差异性、多样性、复杂性，防止个体不同的特殊教育需要被普遍性、标准化、统一化的的教育及其政策所淹没。(6)特殊儿童生成性、变化性对预成性、确定性优先即正义，强调特殊教育及其政策应当根据特殊儿童成长变化和环境变迁提供不同的相宜的教育。

3．2坚持程序正义与结果正义统一的伦理原则

特殊教育政策伦理公共性和正义优先于善的特性表明，特殊教育政策活动对各利益主体的约束和规范其实是一种责任和义务。然而责任和义务的履行是受到特定背景、资源和条件制约的，其过程和结果都不能对应契约的保证和承诺。譬如，公共权力部门的“公共”有多大?谁能监督和评判?区域间、校际间、城乡间、不同人群间的教育不公平，足以说明教育政策应允的是一个“空头支票”。这些问题困境说明，特殊教育政策伦理需要坚持“道”与“德”的统一。在伦理学中“道”与“德”是一个重要关系范畴。道即规范、规律、准则，德即仁、义、善。道为本，德为体。德无道不立，道无德不载。它们不可分割。用西方哲学话语来说，这两者以程序正义与结果正义的统一确保政策的实际正义效果。桑德尔认为，“契约近似于正义但不保证正义。［30］”他说，“过程是达到正义结果的手段但并不规定正义”［31］。因此，特殊教育政策活动应坚持程序正义与结果正义统一的原则。反映到政策伦理中就是要以结果的正义规定程序过程，又以程序过程的正义确保结果的正义。其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1)公共治理即正义。把社会公众作为善的推手而不是对手，平等伙伴而不是下级雇员，以价值与利益分享的伦理价值方式，倾听并调动家长、社会组织等利益诉求表达，吸纳参与监督和评价等政策活动，改变“受益人缺席”和政府“集运动员与裁判员一身”的状态，建立特殊教育公共治理结构。(2)“底线公平”即正义。以提供保障所有特殊儿童教育公平的最基础的学习机会和权利，基本健全的、合格的师资与设施设备，最起码的救助与社会支持体系，作为任何特殊教育政策设计的最底线的价值尺度，防止他们在教育利益的博弈中被挤兑。(3)满足特殊教育需要的物品创造与供给即正义。提供满足特殊儿童特殊教育需要的设施设备等物品是确保特殊教育质量和实质教育公平的重要基础。根据沃尔泽物品理论，分配的核心是物品，物品的社会意义决定着物品的分配原则。因此我们的注意力应“从分配本身转移到创造和构想物品上来。［32］”特殊儿童特殊需要的物品(如康复医疗、专用工具设施设备等)与他们之间有紧密的联系，有着满足特殊需要的自然价值和排斥其他健全人群体的功用，有助于形成一个特殊的分配领域，给特殊儿童带来更多的实质平等。特殊教育政策设计及其活动应注重满足特殊儿童特殊教育需要的物品创造与供给，并确立和维护好特殊儿童公共教育物品领域边界［33］，改变现实中许多物品从社会意义拒绝他们参与平等分配的可能的现象。

3．3坚持全纳教育的伦理价值原则

由于特殊儿童的弱势社会地位，对他们的教育利益维护一直离不开教育政策的保障。可以说，特殊教育本身就是一种政策性的表达和规定。譬如“隔离制特殊教育”、“全纳教育”等，实质上就是表达了一种政策的关怀和规定。当前，全纳教育思想及其伦理作为时代的潮流，特殊教育政策活动应当考虑到并奠定为特殊教育政策基础的一个内在伦理依据。(1)多元合作即正义。特殊教育深刻涉及社会学和医学、心理学等多学科、多部门、多专业人员的特点，要充分重视各个层面的教育合作，通过康复医疗、行为治疗等干预，确保有质量的结果。(2)全纳性环境即正义。“特殊儿童身心缺陷的障碍，与其说是自身障碍，不如说是环境危机”［34］。环境特别是社会环境与特殊儿童成长关系极为密切。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实践表明，通过创造全纳性环境，进行最少受限制的教育安置，促进社会关怀和全纳融合，能最大限度地保障特殊儿童平等社会参与，最大限度地促进他们获得有意义、有质量的生活。(3)满足特殊需要的教育即正义。强调满足特殊儿童的特殊教育需要在保证他们获得实质教育公平中的价值和作用，特殊教育政策应当侧重“个别化”、“专门化”、“合作化”的教育政策设计(如，实施个别教育计划、安排个别化干预和训练等)，满足特殊儿童个别化的特殊教育需要［35］。(4)特殊教育政策分层分类设计即正义。根据不同地区、不同障碍类型和不同障碍程度的特殊儿童人群以及不同背景和条件等的差异性多样性，进行分层分类的政策设计，能避免教育政策刚性的“统一要求”或“统一设计”等宏大安排对不同情况的特殊儿童接受适宜教育的利益架空和剥夺。特殊教育政策越是多层分类设计，越是具体详实，越是丰富多样多元，就越具有人本价值，就愈可能是具有充分正当性价值的正义制度。

3．4坚持公平与责任的伦理原则

特殊教育政策活动是公共空间的活动，坚守公共性的特殊教育政策伦理是特殊教育政策的前提。即特殊教育政策伦理还要处理政策活动中群与己、公与私的关系问题。特殊教育公共性价值表明，特殊教育是全社会的系统工程。每个社会成员都是特殊教育“价值关涉”的主体，为社会增添正义和文明。每个人对特殊教育的关爱不仅是关爱他人，也是关爱自己，为自己搭建人生和人性栖息的正义土壤和环境，而对特殊教育的恶就是对社会公共环境和文明正义的亵渎和践踏。对特殊教育政策伦理公共性的坚守，其中，首要的是坚守公平与责任的伦理原则。公平伦理原则自然是特殊教育政策价值正当性的基石和整体结构原则，但是公平伦理原则还需要相应的伦理来保障，即责任伦理原则，亦可称为“责任即正义”伦理。这对防止和抵制利益分化、利益博弈带来的公平紧张，特别是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纠偏特殊教育政策活动可能在教育目标、水平等方面的不公平具有重要意义。在这里，需强调的是，由于特殊教育政策对特殊儿童的利益补偿往往是事后补偿，特殊教育政策伦理也往往是事后责任伦理，即针对某特定问题或跟随某些政策的补偿性或补救性的责任伦理，这种责任伦理是被动的，被“逼出来”的，具有责任伦理动机不足、积极性不高、责任意识不强等先天缺陷，难以从根本上和整体上为特殊教育政策提供伦理依据。为此，树立前置责任伦理原则更具有奠基特殊教育政策合理性的作用。从责任伦理的内部机制看，责任伦理的核心内容是以教育公平为宗旨，以法律责任和义务、契约责任和义务、博爱仁慈同情等道德自律来维护特殊儿童所应享有的教育利益。法律和契约是外在规范的他律，道德自律是“内心法则”和“意志准则”，它独立于一切“经验性条件”［36］，服从自己的“命令”。因此，应以内省的方式，把对特殊儿童教育的关怀作为一种义务，一种正义的社会行动，一种形成社会良知的公共精神，一种增强和推进公民权利、人性尊严、社会责任的过程与方式，强化正义修身，增强意志自律。这是责任意识最自由、最积极、最高境界的养成方式。另外，作为重要补充，还要注重建立在利益合作共享基础上的契约伦理责任意识养成方式，即合作共享伦理。前面分析已指出，民主与合作的伦理特性是特殊教育政策内在伦理特点。在特殊教育政策活动中输入合作的伦理思维，并通过合作的思维在不同利益群体之间搭建一个契约性的平台，以此强化社会公众的责任意识。

4结语

特殊儿童教育范文篇5

【关键词】特殊儿童自由；教育环境；影响路径；哲学思考

一、特殊儿童自由的内涵

自由是人不受外来的异己力量的规定和制约的特性，追求自由则是人的类存在特性。从哲学角度来看，特殊儿童自由即特殊儿童身心发展自由，主要是指特殊儿童主体在身心发展过程中，关于生命体感性存在的自由能动性，以及在认识和意志上的自由能动性。具体来说，可以分为：生命体的身体自由、认识和行为的理性自由、“自我立法”的意志自由。身体自由借鉴梅洛•庞蒂、福柯的感性生命具身自由观，表达特殊儿童与外界交互中身体维度的主体自由能动性，这是特殊儿童自由的基础性维度；理性自由借鉴西方近现代以来特别是笛卡尔、斯宾诺莎的自由观，表达特殊儿童身心在认识、思维、意识等方面所具有的理性自由能动性，这是特殊儿童自由的发展性维度；意志自由借鉴康德的自律自由观，表达特殊儿童身心自由能动发展服从自己命令的自我意志维度，意志自由在特殊儿童身心自由发展中具有绝对的支配地位和优先价值，是特殊儿童自由的终极性维度。这三者共同存在于特殊儿童身心发展成长过程中，体现了特殊儿童与自我及外界关系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特性，能够从教育哲学立场反映特殊儿童在教育中的身心成长状况，为特殊教育活动促进特殊儿童身心自由提供基本解释和指导。

二、特殊儿童自由与教育环境的关系

特殊儿童自由与教育环境有着深刻的关系。从教育环境因素考量特殊儿童自由，对特殊教育理论和实践具有重要意义。特殊儿童自由与教育环境是一个不可分割的共同体，教育环境对特殊儿童自由起着促进或制约的作用。教育环境对特殊儿童自由的影响是基于交往关系的基础上的。其中，特殊儿童的需要与教育环境的满足关系是重要关系范畴，深刻影响特殊儿童自由发展。下面从教育环境的物质环境维度和意识环境维度予以分析。（一）物质环境对特殊儿童自由的影响。首先，从生物学机理上看，生物对环境有强大的适应能力。特殊儿童尽管受到身心制约，但同样先天蕴含对环境的适应能力，环境改变直接影响其部分身心功能以及自由能力的发展。现实实践表明，在融合教育环境中的特殊儿童能自发改变某些身心功能，促进自由发展。例如，感官性障碍儿童的听觉和视觉功能会随着在生活学习环境中的运用，发生“用进废退”的变化：视障儿童的听觉和触觉较灵敏；听障儿童的视觉有优势等。这些都是在生活和学习环境中发生的身心功能的积极变化。其次，存在决定意识。物质环境首先为特殊儿童身心成长奠定了物质空间和意识环境基础。物质环境的变化也导致了特殊儿童身心自由，特别是身体自由和理性自由的变化。特殊儿童通过与物质环境的交互，获得物质满足，促进生命体活动的自由。这突出表现为：生活资料的满足，保障生命活力；教育设备设施、课程教材的满足，促进活动空间的身体自由和认知的理性自由；康复设施和技术的满足，促进特殊儿童身体自由，等等。当然，特殊儿童通过与物质环境的交互，也必然接受物质环境所隐含的价值观、思维方式等相应精神意识，形成与之相应的意识活动，改变或建构着自己的意志自由。特殊儿童对物质环境的依赖往往会降低他们的意志自由，表现为特殊儿童依赖环境而被环境同一化的顺应过程。（二）社会意识环境对特殊儿童自由的影响。社会意识环境中的制度环境、文化环境、社会心理、社会观念和态度等深刻影响着特殊儿童身心发展的意志自由与理性自由。从作用机理看，特殊儿童与社会意识环境之间存在着一定的交往关系，这种交往关系是意识环境影响特殊儿童自由的重要机制。这种交往关系既表现为公共意识环境的无意识影响，也包括某种价值需要的有意识影响。前者是特殊儿童在社会公共空间生存时不可抗拒的必然性，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受社会公共空间意识的影响。后者是特殊儿童生存的环境依赖性，即必须依赖特定环境获得理解、支持，基于自身某种价值需要而主动与环境交往。特殊儿童对外在环境的高度依赖性直接导致他们受到环境制约，使得他们的自由发展常常表现出与环境的被动一致性，即环境很大程度决定了他们的自由发展和存在状况。当然，社会意识环境与特殊儿童自由是一个辩证的矛盾运动过程。社会意识环境作为特殊儿童最大的公共性质的存在物，既吞噬他们的自由，也可能生成他们的自由。即，特殊儿童既作为环境的客体而被环境改变，又能发挥主体能动性创造和改变环境。对特殊儿童而言，由于他们主体能力的弱势，常常面临被意识环境吞噬、被客体化的困境，特别是当意识环境对特殊儿童的价值需要不能作出反应、作出不利反应或不能被特殊儿童改造时，就会出现彼此不协调的矛盾，产生以下两种结果：其一，特殊儿童可能会顺应或受制于环境，在良好的支持性环境下因获得理解帮助而减少身心缺陷所致障碍，实现自我意志和理性自由的积极发展；在不支持性环境下则因得不到帮助而无法减轻身心缺陷的障碍，甚至放大或增生障碍，不但导致身体自由能力的式微，更严重的是导致意志信念的摧毁，丧失了抗争的自由意识和意志。其二，特殊儿童可能会抵抗环境的影响。如果在斗争的过程中自身能动性（特别是意志自由）最终摆脱环境的制约，则特殊儿童将超越意识环境的影响，以积极的心态将环境置于自身之外，并以主体意志自由的巨大能动力量，超越环境制约，实现充分发展。如果自身能动性最终被环境所阉割，那么特殊儿童的自由能力将严重式微。在此意义上，特殊儿童的自由发展恰在自我与环境的关系之中。特殊儿童身心障碍，与其说是自身缺陷所致，倒不如说是环境不支持的结果，是环境与特殊儿童身心特征及其需要不协调的产物。

三、教育环境促进特殊儿童自由的影响路径

教育环境促进特殊儿童自由的影响路径，主要是通过构建支持性的物质环境和社会意识环境，以促进特殊儿童意志自由为先导，进而实现特殊儿童身心自由全面发展。（一）自觉从环境视角思考特殊儿童教育问题。2006年《残疾人权利公约》提出，“残疾是伤残者和阻碍他们在与其他人平等的基础上充分和切实地参与社会的各种态度和环境障碍相互作用所产生的结果”。[1]这深刻表明，特殊儿童身心自由成长与环境密不可分。环境对他们认知和行为的不支持、不协调，是造成他们障碍的主要原因。我们要尊重特殊儿童认知与行为的多样性，重视通过环境的改变来减少他们的障碍，促进他们自由发展。为特殊儿童提供专业的、良好的支持性环境，将成为社会的重要使命。目前，从环境视角思考特殊儿童教育存在的问题，有助于发现或优化促进特殊儿童身心自由发展的路径。特殊教育应以支持性的环境建设为中心，无限勾连获取各种相关专业支持和广泛社会合作，缔造一个宽阔的特殊教育环境空间，帮助特殊儿童改变或超越缺陷，促进特殊儿童自由发展。所以说，环境支持是特殊教育应有之义，全社会合作参与构建特殊教育环境是应有的正义之举。社会政策设计和制度安排，以及教育活动本身，都应重视环境与特殊儿童身心发展的支持关系。从国际范围来看，《残疾人权利公约》提出的“通用设计”原则，以及美国《所有残障儿童教育法》对“最少受限制环境”的强调等，所体现的人本主义关怀、道义论正义，无不具有从环境视角思考的鲜明特点。（二）以支持性的意识环境引导特殊儿童生成意志自由。意志自由在特殊儿童身心自由发展中具有绝对的支配地位和优先价值，社会意识环境对促进特殊儿童意志自由具有先天优势。这决定了社会意识环境在整个教育环境中的重要地位。特殊儿童自由归根到底是要以特殊儿童自我意识的形式，引发他们自我反思，以价值理解的方式形成意志自由。这是一种以理解自我为内容的本体意识，是一个由自发到自觉的认同过程。特殊教育要为特殊儿童成长提供支持性意识环境，引导特殊儿童以价值理解的方式关注自身的存在，审视自身及外界的制约，在特殊儿童固着的“残疾”“缺陷”“低等”等前结构意识中植入“平等”“无差异”“超越”等意识，帮助特殊儿童理解自己的生存和意义，从意识层面搭建一个无缺陷的意志自由。通过良好的意识环境的支持，帮助特殊儿童找回自由的“我”，化育完整的人格，促使他们形成超越精神和自由意志，展现出一个丰盈的、充满张力的自我。良好的支持性意识环境对特殊儿童而言是一种益品，也是社会良知、社会正义和美德的孵化器，对促进特殊儿童自由发展和推动社会融合具有重要意义。不友好的意识环境对特殊儿童自由具有极大的抑制作用。例如，歧视的社会态度和文化心理会直接导致特殊儿童出现意志消沉、自卑畏缩、社会适应困难等问题。当前，我们要审慎关注隔离安置制度、教育资源分配制度、学校封闭式管理制度、教育态度、专有辅助技术等差异对待，以及因制度理性、技术理性而导致的歧视及其对特殊儿童身心自由的抑制。在此，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要关注意识环境中对特殊儿童自由的无意识伤害。例如，特殊儿童被道德之善标识为施善对象、同情对象，可能内含着对他们平等主体和自由能力的剥夺。也即是说，当把特殊儿童作为施善对象、同情对象的那一刻起，主体平等已不可能实现。（三）以通用设计的物质环境支持特殊儿童的认知与行为特点。物质环境，无论是自然环境还是人工环境，对特殊儿童均具有明显的局限性。尽管当前无障碍环境建设已有相当大的突破，但绝大多数环境、物品、技术仅仅适用于健全人。这必然会限制特殊儿童对外部世界的自由认识和把握。《残疾人权利公约》提出“通用设计”的原则，要求“尽最大可能让所有人可以使用，无需作出调整或特别设计的产品、环境、方案和服务设计”。同样，这也对特殊教育提出了要求，为特殊儿童提供通用设计的专业环境支持成为特殊教育的重要使命。特殊教育环境作为一种优化了的环境，一方面，应以意识环境帮助特殊儿童改变或超越缺陷；另一方面，应以物质环境支持帮助特殊儿童提升摆脱环境制约和改造环境的能力，实现意志自由和理性自由。同时，特殊教育环境支持的创设必须面向并激发特殊儿童的能动性、自由性，以实现特殊儿童身心自由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特殊儿童教育范文篇6

融合教育是面向全体儿童的教育。1994年的世界特殊教育大会首先重申了《世界人权宣言》提出的“每一个儿童都有受教育的权利”，进而通过的《特殊需要教育行动纲领》中规定：“作为全纳性学校应该接纳所有的学生，而不考虑其身体、智力、社会、情感、语言及其他状况。”[3]由此可见，融合教育为特殊儿童提供了可接受教育的机会。1990和1994年国家分别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和《残疾人教育条例》中以法律和法规形式对随班就读予以规定。此后，随班就读成为我国推行融合教育的主要方式。[4]但是融合教育并不仅仅是为特殊儿童提供入学的机会，而且要求保证所提供教育的质量水平。因此，在这种融合教育的背景下，对我国学前特殊教育的挑战有以下几个方面：（一）幼儿园融合环境的创设。在融合教育的主流背景下，幼儿园面临的挑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是否自觉接纳特殊儿童。这里自觉接纳特殊儿童不只是让特殊儿童进入普通幼儿园，也包括让他们享受和普通幼儿同样的教育，形成以儿童为中心的教育观和教育活动，这里的儿童是包括特殊儿童在内的所有儿童。第二，是否创设适合特殊儿童的融合环境。幼儿园的建筑安全性和楼层的高度，占地面积的使用和户外活动区域的规划，无障碍设施的建设是否满足特殊幼儿的需要。第三，管理方式是否满足特殊儿童的需要。在特殊儿童的安置方式上，根据特殊儿童的障碍类型和障碍程度，是否需要资源教室辅助教学。家长的参与是保障特殊儿童和谐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如何与家长合作教育？如何让家长参与到特殊儿童个别教育计划？这些都是幼儿园融合教育所要面临的挑战。（二）幼儿教师专业能力的提升。特殊儿童被纳入普通幼儿园，幼儿之间的差异就会增大。幼儿教师将会面临如下考验：第一，教师的融合教育观念和态度。特殊儿童作为人，享有人的基本权利和平等的受教育权。已有幼儿教师对融合教育态度和幼儿园融合教育现状等等研究表明，幼儿教师对特殊儿童类型存有差异性的接受态度，幼儿教师较容易接受言语与语言障碍、学习障碍以及肢体障碍的儿童，而较难接受情绪与行为障碍以及多重障碍儿童。第二，教师的融合教育知识结构。教师的知识结构不能仅停留在普通幼儿的领域，如何了解特殊儿童的身心特征，如何发现并满足特殊儿童的身心需要，以及如何与特殊儿童正常的沟通和交流，如何为特殊儿童设计适合的教学活动，这一系列的问题都对教师知识的广度和深度提出一定的挑战。第三，教师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技能。在融合教育中，教师要根据不同幼儿的身心特点和教学计划，统筹安排学习目标和教学进度，为特殊儿童制定个别教育计划，实施适合于各类儿童健康发展的教学方法。面对不同障碍类型的特殊儿童，也要掌握一定的教学技能和沟通技能，比如盲文、手语等。（三）幼儿同伴接纳态度的转变。融合教育既给特殊儿童提供了正常化的学习环境和机会，但是这样的环境也对他们提出了挑战。当今社会对特殊儿童的歧视态度未发生根本性改变，特殊儿童在融入普通学校的环境中仍然承受着被排斥感，甚至拒绝融入普通幼儿园，面对生活中与普通儿童相处学习的处境，就需要他们调节自己的心态，主动适应环境，并不卑不亢地与普通幼儿合作学习，共同处理生活游戏中的困难。而作为普通儿童，融合教育不仅帮助他们认识世界的多样性，也为他们认识人类的差异性提供一个机会。除此之外，对幼儿在学前期道德价值观的形成提供良好的环境氛围。因此，融合教育是特殊儿童如何融入普通幼儿园和普通儿童如何接纳特殊儿童共同需要面对的挑战。

二、学前特殊教育发展面临的困境

从目前融合教育视角下学前特殊教育的相关研究中，发现我国以随班就读的学前特殊教育面临着融合理念、资金投入、师资培养、家长支持等方面的诸多困境，影响着学前融合教育的健康发展。（一）融合教育理念缺乏。融合教育在国际上盛行，是基于平等自由、尊重差异、多元化的价值观念，在此基础上，从人权和平等的角度强调每个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利。然而目前，我国在学前特殊教育发展中融合教育理念仍然有所欠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把特殊儿童视为需要同情和帮扶的弱者。这容易导致有些轻度障碍的特殊儿童产生自卑感，不利于这类特殊儿童自身的健康成长。第二，幼儿园缺乏权利意识。通常认识不到特殊儿童享有和普通儿童同等的基本权利，尤其是受教育权，在儿童入学的过程中没有得到很好的保护。第三，教师过于注重教学效果的呈现。没有根据特殊幼儿的身心发展规律，加强对特殊儿童的专门练习，超越特殊儿童身心承受的能力，这样反而会出现反面效果，不利于特殊儿童的生态化成长。（二）教育经费投入比例不平衡。我国财政投入是特殊教育经费的最主要来源，但在学前特殊教育方面却没有得到与之相匹配的特殊教育经费。我国专门服务于学前特殊教育学生的资源教室或资源中心数量有限，而且康复设备设施应用率较低。长期以来我国的幼儿教育财政投入只占整个教育经费投入的1.2%—1.3%,学前教育中特殊儿童教育的资金投入要比普通学前儿童的教育经费要高，然而现在的投入比例在整个教育中比较低，经费投入比例失衡是影响学前特殊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学前特殊教育中的教学设施不足，教学设备配置较低会影响特殊儿童的康复训练。（三）师资培养存在不足。学前特殊教育教师是提高学前特殊教育质量的关键，关系到特殊需要儿童的长远发展，目前，据调查研究显示，学前师范生对特殊幼儿融合教育的态度比较消极，是否学习过融合教育或对特殊教育课程对特殊幼儿的接纳态度有着显著影响。学前特殊教育在职教师队伍中，有部分教师仅是学前教育专业，对特殊教育认识不够，缺乏系统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培训，在教学过程中往往采取和普通幼儿一样的教学方法，可是这样的教学措施并不一定适应特殊儿童心理发展特征，导致出现适得其反的教学效果。实践能力欠缺，主要表现如下：1.缺乏独立的特殊儿童观，不能较好地尊重差异进行个别化教育。2.特殊教育教师职前专业认同感较低、专业知识不够坚实。3.教师不注重自身教学的反思评价，对特殊儿童实施教育评估的能力不足。除此之外，教师性别比有所差异，女性教师居多、男性教师偏少，这对教学安全问题有所影响。由于教师专业能力较弱，教师培训力度又小，师生比例失衡，教师的教学效果往往不能满足特殊儿童早期干预的需要。（四）家长的支持力度低。关于特殊儿童家长，一方面，不愿承认孩子的特殊性，以致错过了孩子可以干预康复的关键期，导致残疾幼儿在某些器质性障碍方面，产生器官萎缩、功能丧失。而且认为在普通幼儿园中，孩子会受到同龄人的嘲笑冷落。另一方面，家长把孩子送到融合幼儿园，就把孩子的一切发展都交给幼儿园，家长较少参与幼儿的学习进程中，对儿童的评估测试也没有向老师咨询结果要求解释，造成老师和家长之间对儿童的教育难以达到一致性，影响了特殊儿童身心的健康发展。

三、学前特殊教育发展策略的构想

特殊儿童教育范文篇7

关键词:言语缺陷特殊儿童特殊教育

言语是心灵的表述也是人类表达自身思想、情感的重要工具，其与人类的心理活动有着密切的联系。人类与动物最大的区别就是人类的创造性和言语表达的能力。借助于言语这一有利的工具人类经过长期的发展取得了今天较为瞩目的成就。特殊儿童属于自身存在着一定缺陷的儿童，以弱智儿童为例，弱智儿童由于自身思维能力发育较为迟缓使得其在言语能力及机能方面存在一定的缺陷。在对特殊儿童进行教育的过程中应当积极做好特殊儿童言语能力的训练和培养，通过改变传统、枯燥的语言训练，通过将言语训练渗透到各科的教学活动中从而在潜移默化中培养特殊儿童的言语能力。通过这一方式不但能够弥补言语训练在特殊儿童教育中所存在的时间不足的问题同时也可以通过持续性的言语训练能够使得特殊儿童的言语得到较强的效果。

1听说结合培养特殊儿童的倾听习惯

听与说两者之间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听是说的基础，在言语学习的过程中只有听懂别人所说的话后才能形成与人交流的能力。听对于特殊儿童的言语教学来说也是尤为重要的。在特殊儿童的言语教学中大部分的特殊儿童都喜欢跟随老师的话语进行附和。致使其无法听懂老师所讲述的内容，而在老师要求特殊儿童自己用言语进行表达时又无法表达清楚，从而对特殊儿童的言语教学造成了较大的困扰。因此，在特殊儿童的言语教学过程中应当注意培养特殊儿童的倾听性，要求特殊儿童在言语教学的过程中首先集中注意力安静地倾听老师所讲述的内容，待到老师讲述完后，听清楚后再按照老师的要求来进行言语表达。此外，良好的倾听还能够帮助特殊儿童思索老师所简述的内容，分析话语里所表达的意思，这是培养特殊儿童使用言语与人交流的前提。在特殊儿童的言语教学中帮助培养特殊儿童的倾听能力，要求学生边听边想，在听清楚并认真思考后再回答老师所提出的问题。比如在低年级的特殊儿童的数学教学中，需要帮助特殊儿童分清“有几个”和“第几个”的问题，并要求学生按照相关要求进行回答，通过不断的重复问题并要求特殊儿童进行重复并思考所提出的问题。通过不断的培养帮助学生培养倾听的习惯将能够使得特殊儿童逐步听清楚并理解问题。

2区分差异针对性的进行特殊儿童的言语教学

在特殊儿童中由于缺陷程度的不同特殊儿童的言语缺陷的表现也有很大的差异，在特殊儿童的言语教学的过程中老师应当结合特殊儿童的言语缺陷的不同情况采取针对性的教学方式。在对特殊儿童进行言语教学之初需要深入了解每一个特殊儿童的言语缺陷情况，通过对各特殊儿童的言语缺陷情况进行了解和分析并制定出合理的教学策略，以便针对性地对特殊儿童进行言语教学。在特殊儿童的言语教学中对于一些缺陷较轻、言语表达能力较强的学生在言语教学的过程中要求其在倾听和回答问题时要言语组织完整、言语表达清晰，尽量能够在理解老师所提问题的基础上进行问题的回答。而对于一些特殊儿童言语缺陷较为严重的学生在特殊儿童的言语教学过程中则要求其放慢语速、尽力以清楚的言语和连贯的语句来进行表达，以较低的语速一字一句地进行完整的表达，并对同一问题及回答进行重复多次的反复练习。对于一些口吃的学生或是一次仅能说出五六个字的特殊儿童，在进行言语表达的过程中需要一字、一词、一句的分布完成。要求其跟着老师的口型最大限度的进行清楚的言语表达。

3在特殊儿童的言语教学中注重课堂言语环境的营建帮助特殊儿童培养说话的习惯

良好的言语教学离不开良好的言语环境。在特殊儿童的言语教学过程中，应当主动将听和说结合起来，通过为特殊儿童营造主动性的言语机会，为特殊儿童的言语提供更多的练习机会，使得特殊儿童能够更多的通过言语来表达其思想和意见，并力求特殊儿童在每一次的言语表达中都能够完整的讲述完整的一句话。同时在特殊儿童的言语教学中老师应当尽可能多的和特殊儿童进行言语交流，在特殊儿童说话的过程中注意倾听特殊儿童的言语中所表达的内容，并伴随着点头、微笑、表扬、鼓励等的动作，为学生营造一种友好、和谐的氛围，鼓励特殊儿童多说、多听，为特殊儿童构建起充分的言语自信。经过一段时间这样的教学将使得特殊儿童在言语教学的过程中更愿意进行发言。通过实践表明此种教学方法在特殊儿童的言语教学中取得了较为良好的教学效果。尤其是一些在以往的特殊儿童的言语教学过程中说话声音特别小的学生经过一段时间的言语训练后其言语表达时声音也大了许多。此外，特殊儿童由于自身的缺陷其无法长时间的进行思考，因此在特殊儿童的言语教学中应当适当的加入休息的时间，通过适当的休息和游戏活动帮助特殊儿童的大脑进行休息和放松，提高特殊儿童大脑的兴奋性，以便在后期的教学过程中能够更好的提高特殊儿童言语教学的效率。在特殊儿童的言语教学中还应当注重对于特殊儿童说话习惯的培养，在课堂教学中通过结合每一个学生的情况帮助其改掉一些受父母影响所存在的坏习惯，帮助特殊儿童形成文明、标准的用语。通过长时间的潜移默化帮助特殊儿童改掉不好的言语习惯并形成良好的言语表达习惯。

4在特殊儿童的言语教学中形成多中形式的言语训练

特殊儿童由于自身的影响其自我控制能力较差，无法长时间的集中精力在某一事物上，如在特殊儿童的言语教学中采用枯燥的教学方式将无法确保教学质量。因此在特殊儿童的言语教学中应当采用多种方式相结合的教学方法。比如说可以在特殊儿童的言语教学中利用儿歌、简单的绕口令或是拟声故事的方式来帮助特殊儿童进行学习。此外，还可以通过游戏、情景模拟以及比赛、唱歌等的多种形式来提高特殊儿童大脑的兴奋性，激发特殊儿童学习的兴趣。这些游戏不仅仅要求学生要能够将说加入其中，且能够表达清楚后才能够继续游戏，通过这些方式来帮助学生理解、记忆和应用在特殊儿童的言语教学中所教授的内容，从而在不知不觉间就能够更清楚、清晰的进行言语的表达。此外，在特殊儿童的言语教学中还可以穿插一些常规的训练，比如说可以让学生多听听录音、故事、歌曲等。还可以让特殊儿童在课前进行舌操，用以锻炼特殊儿童的舌部肌肉。

5结语

特殊儿童的言语教学是一项长期而艰苦的任务，在这一过程中应当结合学生的具体情况采取针对性、创新性的教学，将多种教学方式应用于特殊儿童的言语教学中，将特殊儿童的言语教学的内容穿插在丰富多样的教学手段中，使得特殊儿童的教学知识能够与言语训练有机的结合，从而有效地提高特殊儿童的教学效率和教学质量，帮助特殊儿童学习和巩固相关的知识用以形成良好的特殊儿童的言语教学效果。

参考文献

[1]杨海超.全纳教育视野下特殊儿童教育研究[J].现代企业教育,2012(18):103-104.

[2]吴武典.从特殊儿童的教育安置谈特殊教育的发展──台湾的经验与省思[J].中国特殊教育,1997(3):15-21.

特殊儿童教育范文篇8

关键词：律动教学；特殊儿童；音乐教育；影响与探讨

音乐是一种能够真正使人的生命达到最高点的一种艺术形式，通过不同乐器和演奏手法的配合而达到的一种能够将人们所寄托在其中的情感所抒发出来的媒介。对于未成年的、心智尚处于未成熟阶段的儿童们来说，实施及时而有益的音乐教育能够让他们的天性得到解放，可以让他们能够真正地体会欢乐，并得到兴趣的培养。这对他们的身心健康发展以及智力上的开发都是极富有益处的。特殊儿童是指在智力、感官、情绪、身体、行为、沟通能力以及心理活动（或心理状态）等主要方面相较于正常儿童来说有着较为显著的差异的儿童群体。相比于正常儿童们来说，他们在学习过程中会更加困难。例如，他们不能理解教师所讲解的内容和板书，在对知识的理解上也会逊色于正常儿童。因而，教师必须针对这样的情况来制定相应的手段与方法来促进特殊儿童能够像正常的儿童一样通过学习来得到发展。

一、目前我国在特殊儿童方面的教育现状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政府和社会帮助安排盲、聋、哑和其他残疾公民的劳动、生活以及教育”。由此可见，针对特殊儿童的特殊性教育亦是从属于全民教育的，而且同样是全民教育中一个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一项针对我国残疾人的抽样调查的结果表明，我国已经正常接受义务教育的特殊儿童总数达到300多万，这其中有部分特殊儿童所接受的是特殊的教育[2]。在这一方面，国家已经建成了多所盲聋哑学校等针对特殊儿童教育的教育场所。现在，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开放，人们对于特殊儿童的关注度与关怀度都在不断增加，社会各界也在通过诸如舆论力量、慈善机构等方式来帮助特殊儿童群体能够和普通儿童一样，拥有可以受到匹配他们的教育的场所。不过，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大，东西地区发展还存在不平衡的现象，这就注定了要想彻底解决我国特殊儿童的教育问题，各教育工作者和政府官员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同时，笔者注意到，在西部诸如四川、贵州和云南等省份还存在着特殊教育资源投入力度小的问题，这些贫困地区因受到经济和基础设施落后等条件限制而仍然无力解决特殊儿童的教育问题，加之绝大部分的特殊教育资源又都集中在城市，使得两地之间联系不便。综上所述，加紧对特殊儿童教育的推广工作仍是我们的重中之重。

二、简析何为律动教学的音乐教育

按照瑞士音乐家达尔克罗兹的思想观念来看，音乐本身是离不开律动的，二者天生一对，不可分割。所谓“律动”，其实就是指人身体的物理运动。如果要把人体视为乐器，那么人体通过各种各样的物理活动所展现出来的姿态、形状与动作，就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抽象的音乐情感的表达。儿童在参与音乐教育的过程中，可以通过这样的表达来得到对音乐的更为直观的表达，从而使他们在音乐节奏感、身体协调性以及对美的欣赏能力等体质和精神层面得到良好的发展。在进行音乐教育中的律动教学时，儿童需跟随着音乐的节奏来进行有规律的、协调的身体动作。要想达到较好的律动教学结果，可以按以下方法进行教学：

（一）游戏方法。在开展游戏的同时，将音乐的元素结合并贯穿于游戏的整个过程。这样可以让儿童在游戏的过程中更好地跟随着音乐的节奏来进行律动，在这一过程中，音乐的节奏感和音调的起伏变化感都能够无形地传递给儿童，最后使儿童能够在游戏的过程中得到综合潜能的激发。这里要注意的是，教师在进行游戏的选择时，要注意所选游戏的合理性以及科学性，要考虑到儿童的生理与心理特点，要使儿童们能够在一个活泼快乐的状态下来对音乐的节奏之美进行直观的感受，从而使他们能够增加对外部世界的了解范围。

（二）示范——模仿方法教师可以根据音乐类型与节奏来预先设计一套动作或者是舞蹈。然后在儿童面前进行演示，并让它们进行模仿。在模仿的过程中，可以引导儿童们去进行自主改编。注意：教师的动作仅仅是为了示范，并非为限制儿童的想象力与创造力而做。

三、结语

音乐教育的主线永远只能是律动教学，而对音乐的耐心倾听则是律动教学的最根本途径。在律动教学中，特殊儿童可以通过简单而重复的拍手、跺脚等动作来体会音乐中所表达出来的韵律感。这一过程的实现不仅是特殊儿童的身体得到了锻炼，更使他们能够受到在音乐思想上的点播和启发，并且获得独特的情感体验，打开他们在审美方面的启蒙之门，从而让他们能够得以置身于音乐的世界之中，使心理上的异常状态得到逐步缓解。总之，律动教学能够使特殊儿童逐步走出生理与心理上的缺陷，并为他们能成功地融入家庭、学校和社会打下更加良好的基础。

[参考文献]

[1]李桂枝.特殊儿童音乐教育的实践策略[J].中小学音乐教育,2017,06:16-17.

[2]李娟.音乐教育对智力障碍儿童的影响[J].新校园(中旬),2017,06:16.

特殊儿童教育范文篇9

关键词:特殊教育；儿童康复；艺术；课程群

1背景

1.1对相关政策的思考。2015年，教育部在《关于印发<特殊教育教师专业标准（试行）>的通知》中，强调“将学科知识、特殊教育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突出特殊教育实践能力”，以及“优化知识结构，提高文化素养”的理念。自此，将各艺术学科的知识、能力和特殊教育的理论与实践有效结合，有了政策层面的指引。根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与改进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高职院校应遵循艺术教育的基本规律，构建符合特殊教育专业学生特点的艺术类课程体系，为特殊教育专业学生后续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1.2对专业培养目标的思考。特殊教育专业（儿童康复方向）艺术素养课程群的建设，要在对该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解读以及儿童康复教育的现实基础上进行。特殊教育（儿童康复方向）专业承担着特殊儿童教育和康复的重任，其中艺术素养课程是特殊教育专业的专业基础课，由“钢琴”“舞蹈”“声乐”“美术”这四门课组成，教学采用学科式，即单学科纵向呈现。特殊教育专业的学生毕业后面对的是特殊儿童，对特殊儿童的教育不是单一地教授歌唱、弹奏、绘画等技能，需要运用艺术手段对特殊儿童进行教育和康复。因此，为了真正体现特殊教育专业的培养目标，必须整体把握艺术教育，使学生在掌握技能的同时，具备综合运用艺术手段对特殊儿童进行康复的能力。1.3对原有艺术类课程的思考。当前的艺术类课程设置未能与专业特色相结合，主要沿用学前教育专业艺术类课程设置的模式，缺乏综合课程与艺术治疗的相关课程。在培养学生的过程中，缺乏对综合运用音乐、舞蹈、钢琴等技能对特殊儿童进行教育与康复的能力的培养。同时，课程之间缺乏联系，教材针对性不够，教学内容与特殊儿童艺术教育的知识、技能以及康复相关知识和能力之间缺少关联。因此，在原有艺术类课程的基础上，增加综合艺术与艺术治疗课程，形成该专业艺术类课程群，是非常有必要的。

2艺术类课程群建设策略

课程群是指以现代教育思想和理论为指导，对具有逻辑关联的三门以上的课程进行重新规划、设计，构建而成的整合型课程的有机集群。根据特殊教育专业的特点，建构以艺术技能训练、综合运用、艺术康复为一体的特殊教育（儿童康复方向）专业艺术素养课程群。2.1结合专业特色，修订人才培养方案。艺术类课程群的建设，首先要符合特殊教育专业（儿童康复方向）人才培养目标和培养规格；其次要突出专业特色，符合教学规律，切合社会对特殊儿童康复人才的需求，形成集艺术技能训练、综合运用、艺术康复为一体的专业艺术类课程群。在开设“钢琴”“舞蹈”“声乐”“美术”四门培养艺术技能课程的基础上，增加“儿童舞蹈创编”“儿童歌曲弹唱”等综合运用课程，以及“表达艺术治疗的理论与实务”“儿童唱游与律动活动设计”等艺术康复课程，形成特色鲜明的艺术素养课程群。2.2确定课程群培养目标，完善群内课程内容。特殊教育专业艺术类课程在培养目标上与相近专业（学前教育专业、儿童艺术教育专业）有共通的地方，也有其独特之处。在对学生的技能训练与培养目标上与相近专业大同小异，但艺术素养课程群的总体目标是培养既有音乐、舞蹈、美术等艺术教育教学素养，又有特殊儿童艺术治疗康复相关技能的应用型人才。在此基础上，各学科根据学科特点制定教学目标、修订教学计划、选择教学内容，结合幼儿园、康复机构的儿童艺术教育特点，对幼儿的艺术教育不能是单一的歌唱课、钢琴课、舞蹈课、美术课，而应是具有综合性特点的艺术教育活动，如律动加歌唱、音乐加绘画等。因此，必须改变以往艺术课程之间互不关联，课程建设缺乏统一布局、统一规划的局面，使其相互衔接、有机整合，形成一个有整合性的教育资源群体。根据儿童艺术教育具有综合性的特点，在教学内容选择上，可适当引入目前流行的奥尔夫音乐教育、达尔克罗兹体态律动学、柯达依歌唱教学理念，培养学生具备组织综合性艺术教育活动的能力。2.3完善艺术类课程教师队伍结构，引进艺术治疗教师。教师是艺术类课程群建设的关键。在新形势下，特殊教育专业艺术类课程教师应具备艺术技能和素养，同时要掌握特殊儿童艺术教育与康复知识。针对已有的师资队伍，要加强双师型教师培养，鼓励教师深入幼儿园、特殊教育机构，熟悉特殊儿童艺术教育规律，掌握必要的特殊儿童艺术教育和康复实践经验；加强专业学习，鼓励教师系统地接受音乐治疗、美术治疗培训，掌握特殊儿童艺术治疗干预手段；引进艺术治疗专业的教师，逐步形成一支理论水平高、教学能力强、实践经验丰富的师资队伍。

3建设艺术类课程群的意义

3.1重塑艺术类教师的特教理念。特殊教育专业艺术类教师大多毕业于普通高校的艺术学科，具备较好的专业技能与技巧，但缺乏特殊儿童艺术教育和艺术治疗的经验，对特殊儿童教育的知识与理念缺乏了解，影响了艺术类课程为特殊儿童康复和治疗服务的能力。高职院校可以通过校内课程间的横向学习，以及“请进来、走出去”的方式，让艺术类教师学习特殊教育的理念和知识，提高教育能力。3.2扬弃传统艺术课程教学内容。传统的艺术类课程教学理念只关注对艺术技能的传授，艺术技能与康复专业目标之间缺乏关联。在艺术类课程群的建设过程中，应将艺术技能的教授过程和特殊学生的康复需求进行适当融合。如将钢琴弹奏技能、歌唱技能和音乐治疗内容结合起来，增设艺术律动、艺术治疗等课程内容。3.3打通艺术类课程间的壁垒。高职特殊教育专业的艺术类课程，和师范院校、音乐专业院校的艺术课程有着本质上的不同。高职特殊教育专业儿童康复方向的艺术类课程，必须用课程群的理念来建设。让学生获得艺术技能不是目标，通过综合的艺术表达手段进行儿童康复，才是专业的宗旨。艺术课程群的建设，打通了艺术类课程间的壁垒，提升了学生运用综合艺术手段进行儿童康复的能力，摒弃了过去艺术课程单学科、纵向思维的教学模式。3.4提升学生的专业理论水平和专业行为能力。艺术类课程群建设的最大受益者是学生。由于课程把艺术技能习得和儿童康复实践行为结合了起来，使学生的学习主动性、积极性得到了极大的提升。通过专业教师教学改革、教学模式的创新、教学内容的增减、教学手段的现代化，同时在传统教学模式的基础上增加实训实践、案例等教学手段，使学生掌握的专业技能更贴近社会需要，更适应岗位的要求，帮助学生提高综合艺术素养，使学生不仅掌握了艺术技能，还学会综合运用艺术手段对儿童进行康复和教育，增强了学生的社会竞争力。

参考文献

[1]肖素芬.学前儿童音乐教育课程实践教学体系的构建[J].艺术教育,2013(10)11:49-51.

特殊儿童教育范文篇10

特殊音乐教育是音乐教育与特殊教育相互交叉的综合学科，教育对象为特殊儿童，该类特殊儿童通常指智力低下的儿童，目的是达到特定的教学目标。特殊音乐教育是特殊的，对智力低下儿童的生长发育有着积极的影响，能够培养特殊儿童良好的思想品德，激发特殊儿童的想象力，提高他们的智力水平。特殊音乐教育的教学，直接影响着特殊儿童的多方面能力发展。为了帮助特殊特殊儿童进一步适应社会环境，将流行音乐作为部分教学内容，对特殊音乐教育的发展有着推动作用。

二、流行音乐对特殊儿童音乐教育的推动作用

（一）有助于特殊音乐教育的教学改革

对特殊儿童进行特殊音乐教育，体现了我国社会文明的发展进步，在探索特殊音乐教育的教学之路上，我们做出很多的探索与努力，挖掘到流行音乐作为教学内容有助于特殊音乐教育的教学改革。在实践教学中，教师为了提高特殊儿童的音乐水平，联系社会实际，大胆的使用优秀的流行音乐作品作为教学内容，将特殊音乐教育教材更为优化，以教材作为特殊音乐教育的先导，抓住教学改革的关键。流行音乐贴近现实生活的特色，让特殊儿童们的学习兴趣高涨，并更加认真和努力的学习。流行音乐作为教学内容，还处于一个探索的过程，教师们要不断地的探索总结，跟上时代的趋势，不管是多年以前的《十年》、还是近几年火热的《最炫民族风》、《小苹果》，最终目的都是精炼内容，提高特殊儿童的音乐水平。在长期累积和总结后，教师们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能够为教学改革提出更多有建设性的建议。

（二）推动特殊音乐教育走向融合化

特殊儿童教育的目标是帮助特殊儿童回归正常生活，因而在特殊儿童的发展趋势便是融合教育。融合教育是指将特殊儿童放入普通学校，与普通儿童接受一样的教育。但是，由于普通学校的教育形式、教学状态与特殊教育有很大的区别，所以在实践过程中存在着大量的阻碍因素。音乐教育的包容性，是音乐教育与特殊教育融合的条件，也是特殊教育与普通教育融合的一个纽带。在这个纽带下，流行音乐就如同催化剂一般，激发特殊教育与普通教育产生化学反应，达到促进特殊儿童发展的目的。在进行长时间的融合音乐教育后，特殊儿童得到了更过的鼓励，他们也具有更加心理素质也有所完善。

三、流行音乐对特殊儿童音乐教育的现实意义

（一）具有实用价值，有助于特殊儿童适应生活

流行音乐作为众多音乐类型中的一种，深受到大众们的喜爱，特殊儿童也常常对流行音乐产生浓厚的兴趣。大众选择流行音乐，体现社会中一个整体的价值认同，特殊儿童选择流行音乐更是体现出音乐的趋势化。根据社会学的观点，流行音乐贴近人们的生活，特殊儿童的特殊并不能否认他们属于“人们”的真理。在文化多样化的发展背景下，音乐始终都会展现出生活最为实际的一面，能够反映出大众对生活的追求、人生的理想、以及内心的情感世界。我们应该特殊的对待特殊儿童，给予他们更多的关爱与呵护，但我们更应该尊重他们作为社会一员的基本精神享受。流行音乐是实用的，更是他们的精神需要，所以我们应该用流行音乐作为一个特殊音乐教育的突破点，帮助特殊儿童适应现实生活，体会普通生活的精神依托。

（二）浅显易懂，有助于特殊儿童理解

教育只有扎根于现实的生活世界，对生活的意义进行探询，对人生进行有意义的指导，教育才能对每个个体的人生成长起到促进作用。流行音乐贴近于现实生活，是音乐创造者们对生活意义的一种情绪，更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感慨。在特殊儿童中，很多儿童的理解能力相对较低，难以去理解相对深刻的民族音乐，浅显易懂的流行音乐更加适合他们去学习领会。流行音乐是帮助特殊音乐教育深入特殊儿童生活之中的利器，流行音乐对他们的积极引导，让特殊儿童去理解最为质朴的语言，能够帮助他们丰富语言词汇、扩大知识面，更新观念，开阔视野，最终帮助他们学会用普通人的方式去生活与学习，立足于现代社会。

（三）增强特殊儿童的音乐表现力与创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