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经济论范文10篇

农业经济论范文篇1

1．1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与传统农业技术创新比较

农业技术创新体系是以现有工业技术为基础，其本质是农业科研成果研制、开发并在农业中应用的全过程，即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全过程。毫无疑问，传统农业技术创新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农民增收和农业可持续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然而，多年来我国传统的农业技术创新追求单一的经济效益，将农业生产经营过程中造成的资源耗竭、环境损失等问题作为一个被忽略的因素，虽然促进了农业发展和经济增长，但也促使传统农业技术创新沿着不断加重环境恶化和资源枯竭的路径发展。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是在遵循传统农业技术创新的效率、效益和适用性创新原则基础上，以环境、生态、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发展为目标，强调环境和资源变量在技术创新中的重要性，通过农业技术研发、推广、转化、应用来配置创新资源以实现价值增值和获取农业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及生态效益的过程。实质上，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与传统农业技术创新的构成主体、创新过程、服务体系等方面是相同的，最重要的区别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1．1两者创新的驱动因素不同

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在追求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的前提下，采用创新的农业生产技术(化肥、农药、机械等)，并通过生产资料的规模投入来实现农业规模化、机械化和集约化。因此，一般创新理论认为，市场需求的拉动力量是农业技术创新的主要驱动因素。然而，在这种因素的驱动下，农业生产经营是以对生态环境和环境资源的掠夺式开发和利用为主要方式，强调经济利益而忽略农业资源与生态环境的自然持续力。新技术的市场需求显然也是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的出发点之一，但由于环境问题存在负外部性特征，与其他创新活动相比，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的市场驱动性相对较弱，这使得环境规制也成为了环境创新最主要的驱动因素之一。基于环境保护的农业产业政策、法律环境、金融支持和税收政策等方面的环境规制，通过外界刺激迫使农业经营主体意识到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是经济利好的，从而推动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的产生和采纳。与传统的农业技术创新相比，由于正的溢出效应和负的环境效应的内部化，环境规制会引致农业经营主体的创新活动，并导致“双赢”的结果，在减少环境污染的同时给各参与主体(农业企业、农业合作组织、农户等)带来经济利益。因此，环境规制是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的另一个主要驱动因素。

1．1．2两者知识的供给源不同

化学、电气、机械等领域的现代工业技术是传统农业技术创新的知识供给源，农业新技术是以这些现代工业技术为基础展开研发设计。这些农业新技术具有易于引进和模仿创新的技术特性，从而迅速地实现农业技术进步和农业经济增长，但却带来了农业资源耗竭、生态环境的污染破坏和农业生产的弱质性。与传统农业技术创新不同，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把全新的系统工程方法、生态学、可持续发展理论、环境保护学等理论纳入到农业技术创新过程中，对传统农业技术创新进一步的“突破”、“融合”。一方面，在传统农业技术的基础上，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将新理念、新知识引入到传统农业技术创新中，注重农业资源的利用，提高农业资源的利用率，致力于尽可能减少废弃物排放和对环境的污染，使得农业生产方式向“农业环境友好资源投入－环境友好农产品－农业生态环境改善”的循环式生产过程转换，这是对传统农业技术创新的“突破”;而另一方面，推进和实施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需要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在一个合理的维度内，既能保证粮食安全、提高农民收入，又能保障农业经济稳步增长的同时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因此，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必须“融合”现有的农业技术成果，克服和改善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负外部性的同时利用现有的农业技术优势，这使得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的实现环节和难度进一步增加。

1．2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模型

传统农业技术创新的出发点和根本动力即是市场需求拉动和技术推动，而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加入环境规制的驱动因素，在对传统农业技术创新“突破”与“融合”的基础上，通过提高农业企业、农业合作组织、农户等的劳动生产率，提升农业生产要素的边际效率，改善与优化农产品的质量、产量，从而带动农业产业优化升级和诸如旅游农业、休闲农业、生物科技等新兴产业的形成，最终直接或间接地促进农业经济增长。相反，农业经济的增长会引起新的市场需求(如居民农业产品消费形式、消费结构的变化，农户生产技术的新需求等)，在新需求引导下可能会进一步促进农业技术水平的提高，并由此展开新一轮的循环过程。因此，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和农业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相互促进和相互制约的关系。其中，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对农业经济增长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反过来，农业经济增长为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水平新一轮的提高提供经济基础和物质基础，其理论模型如图1所示。

2变量、数据与方法

2．1变量选择与数据收集

一般来讲，专利申请量和专利授权量等是最常见的衡量技术创新水平的指标，然而，针对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的特殊性以及数据的可获性，本文以1990－2011年的年度数据为样本期，选取“农林牧渔业专利申请量”(PatentApplicationofFarming，Forestry，AnimalHusbandry，andFishery，简写为PA)和“环境友好农业技术推广程度”(Environmentally-FriendlyAgricultureTechnologyExtension，简写为TE)来衡量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水平和推广程度;选取“全国农林牧渔业总产值”(GrossAgriculturalProduct，简写为GAP)作为农业经济增长的衡量指标。其中，“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推广程度”是一个过渡指标，是为了进一步验证和说明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在这三项指标中，“农林牧渔业专利申请量”和“全国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的时间序列数据直接来源于《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等年鉴，但“环境友好农业技术推广程度”是一个综合指标，由多项环境友好技术综合决定的，因此该项指标数据较难获取。借鉴国内外学者经验，本文主要选择作物秸秆综合利用技术(以秸秆粉碎还田机拥有量为例)、农用清洁再生能源技术(以沼气技术为例)、节能高效农业机械技术(以节水灌溉类机械为例)和科学施肥技术(以免耕技术覆盖面积为例)等四项技术作为环境友好农业创新技术的代表，通过专家咨询法和主成分分析方法的组合赋权方法算来确定四项技术的权重的大小，并计算得出1990－2011年“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推广度”的综合值，以代表“环境友好农业技术推广程度”的指标，其中四项环境友好农业技术的数据来源于《新中国农业60年统计资料》、《中国农业年鉴》等。此外，由于本文研究中所采用的数据为时间序列，一般会有异方差的存在，所以对变量进行对数变换，使得数据趋势线性化，变换后分别记作LnGAP、LnTE、LnPA

2．2研究方法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采用美国著名计量经济学家克里斯托弗•西姆斯(ChristopherSims)提出的VAR模型对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与农业经济增长之间的长期动态关系进行实证研究。首先对原始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以判断变量是否是单整的，如果变量是单整的，进一步进行协整检验考察变量是否存在协整关系，建立协整方程。然后在VAR模型的基础上，运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脉冲响应函数、方差分析分解分析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与农业经济增长之间的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和长期的均衡关系，最终探索二者动态的影响过程。

3实证分析

3．1数据的平稳性检验:ADF检验

为避免伪回归现象的发生，应该首先对宏观经济时间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以判断时间序列的平稳性。本文采用Eviews6．0软件，对LnGAP、LnTE、LnPA的单位根进行ADF检验，以判断各时间序列是否符合同阶单整的条件，为随后的协整检验和格兰杰检验奠定基础。通过表2的ADF检验值的结果可以看出，LnGAP、LnTE、LnPA的原始序列和其一阶差分形式的ADF检验统计量均大于显著性水平1%、5%、10%的临界值，不能拒绝原假设，均存在单位根，为非平稳序列。在二阶差分之后，原始序列二阶差分形式的ADF检验值均小于1%、5%、10%的临界值，说明分别在1%、5%、10%的显著性水平下，三组时间序列都为二阶单整序列，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满足进行协整检验的前提条件。

3．2Johansen协整检验

为进一步分析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农业技术推广程度与农业经济增长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协整关系)，须进行协整分析。采用Johansen检验法对“环境友好农业技术推广度”、“农林牧渔业专利申请量”与“全国农林牧渔业总产值”3个变量进行协整检验，以检验三者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由表3可以看出，采用最大特征根迹统计量来评判的Johansen检验结果，第3行7．586＞3．841，即在95%置信水平上拒绝的原假设，LnGAP、LnTE、LnPA三个变量之间最多存在两个协整关系，可以认为农林牧渔业专利申请量、环境友好农业技术推广度与农业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的动态均衡关系。经过标准化后的协整向量为(1．000，－0．375，－0．542)，农林牧渔业专利申请量、环境友好农业技术推广度与农业经济增长之间的协整方程为:LnGAP=0．375LnPA+0．542LnTE(1)(0．071)(0．053)方程(1)表明，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水平、农业技术推广程度与农业经济增长是同向变化的。在长期关系上，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水平(PA)每增加1%，引起农业经济增长(GAP)增加0．375%，而环境友好技术推广程度(TE)每增加1%，则引起农业经济增长(GAP)增加0．542%。显然，与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水平相比，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推广程度对农业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效果显著。

3．3建立VAR模型

VAR模型对时间序列变量不作任何先验性假设，实质上是考察多个变量之间的动态互动关系，把系统中每一个内生变量作为所有变量滞后项的函数来构造回归模型。VAR模型的建立不但需要各个变量满足平稳性条件，而且需要确定反映变量彼此之间相互影响的最大可能滞后阶数，从而保证模型估计结果显著。LnGAP、LnTE、LnPA为二阶单整时间序列，满足建立VAR模型的平稳性条件。VAR模型中确定滞后阶数的方法主要有LR检验统计量法、最终预测误差法(FPE)和信息准则法等方法，本文采用信息准则法来确定VAR模型的最佳滞后期，结果如表4所示。由表4可以看出，在滞后阶数为4的时候，AIC和SC值最小。由此可以建立以“环境友好农业技术推广程度”、“农林牧渔业专利申请量”、“全国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为因变量，以这些变量的滞后值为自变量，滞后阶数为4的无约束VAR模型，即VAR(4)模型。同时，通过对VAR

(4)模型的平稳性检验结果显示，VAR(4)模型所有根模的倒数都小于1(即都在单位圆曲线内)，说明本文基于VAR模型的结论是可靠的。

3．4Ganger因果关系检验

上述分析已经确定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农业技术推广程度与农业经济增长三个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因此可以进一步进行Ganger因果关系检验，以探索3个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以及因果关系的方向。由表5可知:①滞后1期，LnTE和LnGAP互为格兰杰因果关系，LnTE和LnPA互为格兰杰因果关系，而LnPA和LnGAP不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这表明在短期内，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的推广程度能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是技术创新推广程度的来源，即创新是推广的前提，而由于从技术创新到推广应用有一定的滞后性，技术创新对农业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在短期内是非常缓慢的。②滞后2期与3期，LnPA和LnTE是LnGAP的格兰杰原因，且因果关系是单向的，这表明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诸如新技术的研发等对农业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开始逐步显现，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推广与应用持续促进农业经济增长，而农业经济增长在短期内不能反哺技术创新与新技术的推广。③滞后4期，LnPA和LnGAP互为格兰杰因果关系、LnTE和LnGAP互为格兰杰因果关系、LnPA和LnTE互为格兰杰因果关系。这表明，在长期内，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技术创新的推广程度是农业经济增长的源泉，农业经济增长促进新一轮的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与推广，而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是技术推广的基础、技术推广是环境友好技术创新的进一步实现。

3．5脉冲响应函数

Johansen协整检验与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表明，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技术推广度和农业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并且具有因果关系。基于以上的VAR模型，可以用脉冲响应函数、方差分解等工具来详尽地描述变量间的动态特征。脉冲响应函数分析方法用来描述一个内生变量对由误差项所带来冲击的反应，即在随机误差项上施加一个标准大小的冲击后，对内生变量的当期值和未来值所产生的影响程度。运用Eviews6．0软件生成基于VAR模型的脉冲响应函数图，通过分析可以得到以下结果:

(1)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与农业经济增长的动态关系。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对农业经济在最初的1期、2期都几乎没有冲击作用，第3期后开始对农业经济增长起到明显的促进作用，并且逐步增大，说明环境友好农业技术转化成生产力持续促进经济发展;而农业经济增长对环境友好农业技术是正向缓慢促进的，第7期以后趋于缓慢平稳的促进作用，表明农业经济增长对技术创新是缓慢并长期有效的。

(2)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推广程度与农业经济增长的动态关系。环境友好农业技术推广度对农业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是前小后大，由于环境友好农业技术的特殊性且受自然环境的影响，技术刚刚开始被农业企业、农户所采纳时是暂时没有经济效益的，在第5期以后，作用才慢慢显现出来，逐步地成为农业经济发展的推动力;而农业经济增长从第1期对技术推广度产生较强的影响，第3期开始下降，第8期以后则趋于稳定，表明通过经济的拉动能够提升农业生产主体采用新技术的积极性。

(3)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与技术推广程度的动态关系。技术推广程度受到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正向冲击之后，从第1期就逐步开始上升，在第3期后速度加快，第12期趋于平稳，这表明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对技术推广程度的有长期的正向影响，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是一切技术推广的基础;而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受到技术推广程度的正向冲击后，除了第1期、第2期上升效果显著，第3期到第7期有低幅度的波动，以后一直保持低速平稳的促进作用，这表明技术推广度长期内对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不显著。

3．6方差分解

方差分解方法是Smis在1980年提出的将系统的预测均方误差(MeanSquareError，MSE)按照其成因分解为自身冲击及其他变量冲击所构成的贡献率，从而将变量间的影响关系具体量化，评价不同结构冲击所造成的影响。运用Eviews6．0软件进行方差分解，LnGAP、LnPA、LnTE的方差分解结果。

(1)在LnGAP的方差分解中，能够找出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与技术推广度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在滞后1期，二者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冲击均为零，但随着预测时期的推进，二者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冲击持续增长且速度较慢，充分体现了现阶段在我国农业经济发展过程中，从农户、农业企业到农业经济组织的生产活动都以重视经济效益为前提，对环境友好型农业技术创新的研发及其推广较为忽视，致使二者对农业经济的促进作用滞后时间较长。但随着政策引导、观念转变、技术转换和经济支持，预测期时间越长，二者对农业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越大。

(2)在LnPA的方差分解中，LnGAP对LnPA的冲击从第2期开始增长，在第14期达到最大，为27．08%，此后逐步减小，农业经济增长对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是缓慢且长期有效的，经济增长为技术创新提供资金支持，为持续的技术创新提供动力。LnTE对LnPA的冲击效果并不明显，仅在第11期达到最大，此后逐步减小，这表明在长期内，环境友好农业技术推广度对技术创新的影响较小，即二者的关系是单向的。

(3)在LnTE的方差分解中，农业经济增长和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都对技术推广度在第1期产生冲击。农业经济增长对其的冲击在第5期达到最大，为71．25%，随后逐渐下降，但冲击都在40%以上。农业经济增长对环境友好农业技术推广度具有长期显著的正向影响。而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对技术推广度也在第1期就产生了影响，最后一期达到最大值，为47．12%。这表明长期内，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是技术推广度的前提，这与之前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的结果一致。

4结论及启示

本文运用基于VAR模型的动态经济计量分析方法，对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与农业经济增长之间的长期动态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可以发现:

(1)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技术创新推广度与农业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的动态均衡关系，在长期关系上，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PA)每增加1%，引起农业经济增长(GAP)增加0．375%，而环境友好技术推广程度(TE)每增加1%，则引起农业经济增长(GAP)增加0．542%。

(2)短期内，技术创新推广度在滞后1期即能促进农业经济发展，且环境友好技术创新是推广的前提;在滞后2期与3期，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对农业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才开始逐步显现;在滞后4期，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技术创新的推广程度是农业经济增长的源泉。

(3)长期内，环境友好技术创新和技术创新推广程度对经济增长的推进作用是缓慢且长期有效的，农业经济增长为技术创新提供资金支持，为持续的技术创新提供动力，对技术创新的推广起到先强后弱的促进作用;但环境友好农业技术推广度对技术创新的影响较小，二者的关系是单向的。根据研究结论，并结合我国农业经济发展现状，给出以下政策启示:

(1)促进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成果转化。既然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对农业经济增长具有长期正向的促进作用，那么把环境友好农业科技创新成果转化成为现实的农业生产力则是促进农业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因此，首先应该解决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中技术供给者与技术需求者的信息不对称和能力不对称问题，然后进一步通过改善政府、环境治理部门、技术研发部门等组织关系和构建配套的合作协调机制为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成果的转化创造良好的氛围，同时引入农业科技产业化组织方式，使主体之间通过合同契约关系形成利益均沾、共担风险的利益共同体，加快农业科技成果的推广与应用。

(2)完善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政策机制。显然，如果缺乏有效地环境政策，农业企业、农业协会、农户等很少有激励去使用环境友好农业技术或者去研发未来更好使用的技术。因此，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一方面要克服环境和生态变量外部性引起的农业环境治理和农业资源利用等问题，另一方面要突破旧的体制障碍，适应新的知识创新需求，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要求农业技术创新政策在政策手段上不断完善。通过各种行政手段、经济手段、市场激励等配套实施，健全农业技术创新的保障机制、激励机制、约束机制、监督反馈机制，进而促进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系统内部各主体要素之间、功能要素之间互动、合作和促进农业生产方式尽快向环境友好方向转化。

农业经济论范文篇2

1当前我国低碳农业经济发展现状分析

全球发展的不均衡，这是目前全球低碳农业发展所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低碳农业还是处在开发的初期阶段，能够实现技术的创新，提升能源的利用率，从而让循环农业能够有非常大的提高空间。然而，因为我国人口数量众多，农民的总体素质比较低，缺少低碳农业、高效农业经济的发展意识。同时，由于环境的变化，这就为发展中国家的农业造成了非常大的冲击。发展中国家因为土地的破坏相当严重，从而造成了生物多样性倍受严重打击，暴雨与泥石流等自然灾害素不断地发生，这就让这些发展中国家在加快农业经济发展、改进生态环境等方面承受了非常大的压力，从而也体现出发展中国家对于农业生产的重度依赖。中国在生态农业的总面积位居全球第二的基础之上，着重推广农业固碳技术，并且降低高碳能源和化肥等的运用。要通过重建农业湿地系统以发展我国农业循环经济的发展。尽管已经取得了进步，但是依然未能取得较大的改观，所以，中国低碳农业经济发展还是处在发展之初，这就需要不断加快发展的步伐，从而稳步推进低碳农业经济之发展。当前，我国处于低碳农业发展的最初阶段，主要面临的问题如下：一是我国的农业资源较为分散和孤立，大多数属于粗放型的农业发展形式，或者是从粗放式经营往集约式经营进行转化，这是农业生产发展的重要规律，能够很好地降低农民群众对于土地、环境所具有的依赖，运用技术创新和农产品的循环利用，全面促进我国农业经济的规模化发展、集约化发展、标准化生产等，并且提升低碳农业的总体发展成本。因此，我国的农业生产结构亟待调整，这就需要整合全国农村各处分散的土地，实施集体经营管理，运用先进技术来提升土地利用率，形成更加高的生产效率。二是财力和物力支持的投入上不足。我国农村有大量农业基础设施比较差，甚至有所缺失。我国各级政府的支持力度还显得不够大，而且各地政府的财力水平也不均衡，一部分地方缺少足够的能力进行更加多的支持，从而导致当地的节能、节水与减排等举措无法有效地施行。三是农民群体的总体素质不够高。因为我国人口众多，且农民的比例相对来说也比较高，在农业的开发与改造等方面尚具有相当大的局限性，在农业科技的推广上不够到位，农业生产的水平未能得到根本的改善，在对于一部分先进技术与环保减排上尚未形成低碳农业发展之意识，从而严重地影响到低碳农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2我国低碳农业经济发展的主要路径

2.1明确低碳农业经济发展的规划以及目标

要以制定适合我国国情的循环农业经济发展规划为基础，不断进行延伸与扩展，从而制定出切实可行的我国低碳农业经济发展目标及规划，从而明确各个不同时期我国低碳农业经济的具体发展目标以及保障措施，让我国各级政府、政府农业主管部门、农业生产者以及相关产业经营者均能够切实遵循。不仅要有至2020年为止的中长期发展规划以及目标，而且还要要有截止“十二五”期末的中期阶段性目标，同时还要有近一、两年的近期具体实施目标；不仅要有经济发展的指标，而且还要有节能减排的制约性指标，重点是要突出发展低碳农业的各具体指标。要进一步地明确各个不同阶段我国低碳农业经济的发展重点项目以及重点的措施，特别是要明确有关的政策扶持举措，计算出各个不同阶段的低碳农业经济发展需要的投入总需求以及有关的组成，从而明确投入的途径，提供政府的补贴，切实保障低碳农业经济发展之所需。

2.2全面调整我国农业经济的生产结构

我国目前的粗放型农业生产方式亟待往集约型生产方式进行转变，虽然我国一部分城市已经采取了集约型农业耕作方式，然而在力度上还是不够大，还需要积极推广至全国的范围之内。在具体实施上，应当致力于提升生物的多样性，丰富各种植物的类别。要更多地种植一些具有更高经济效益的农业作物，与此同时还能保持高产量，而且还是新型农作物。在一样的土地面积基础之上提升劳动生产率，从而产生出更加高的经济效益。同时，应当更加合理地分配我国的农业土地资源，运用科技，通过开展调研，把农业用地和林业用地、其他类型用地实施合理化分配，从而实现经济效益的最大化。比如，可以合理地增加林业与牧业之比例，不断加快农村中的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特别是要积极发展第三产业，从而真正实现农业产业布局的合理化。

2.3切实提高广大农民的素质

提升农民群体的素质，应当在根本上切实转变农业的生产观念。一是要不断提升农民群体的生态环保意识。在目前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进程中，对强化土地、水源等资源进行合理保护等方面未能同时得到强化。生产者所具有的生态保护意识比较缺乏，这就导致了水土出现严重的流失，导致耕地面积持续缩小，水资源极为紧缺，而且森林资源的覆盖率有所降低等现象。这不但为现代人的健康生活隐藏了隐患，同时还十分不利于我国农业经济能够实现长远的发展。因此，从小学起，就应当加化学生群体环保意识方面的教育，把保护环境的意识能够纳入到素质教育体系之中。二是要为广大农民提供技术上的支持，不断地推广先进技术之运用，提升农村对于科技之应用，从而提升生产的效率。在农产品耕种操作过程中，应当有专家团队开展专业化的指导，从而让农民群体能够更快、更好地学会运用最新农业生产技术，并且在提升操作能力的基础之上，充分发挥出发土地、人力以及物力等方面的效益的最大化。虽然我国农民已经有了生态农业的基本认识，缺乏技术上的相应优势，恐怕该想法也无法实行。在意识产生之后环保思想观的大力驱动之下，应当运用低碳农业的最新技术手段，改进我国农业经济的发展之路，持续加快低碳农业经济的发展，这样一来才能更为有效与快速地进行。

2.4增加政府投入低碳农业经济的力度

一是在我国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上，还需得到政府的积极支持。这就需要国家不断加大资金的投入。比如，建设水利工程、开展植树造林等。正是有了政府的大力资助，才能离开实现低碳农业经济之路更加接近。二是我国各级政府应当为我国低碳农业的大力发展创设出更加宽松的情境，从而制定出合理的政策让农民们运用低碳农业以提升全民共有的经济效益，进而保障农民投入可持续发展生态农业的主动性。三是要通过多个方面筹集所需资金，更加有效地开发与利用农业资源。这样一来就能鼓励运用创新形式对于环保建设实施投资。四是要全面发挥出生态县、生态村以及生态户的积极示范作用。要运用建设模范示范典型的形式，不断带动我国有关低碳农业经济发展模式建设。当前，全国已经确定了五十个生态农业试点县，并且已经发挥出非常好的示范性作用，并且带动了全国十个省份以及一百多个县的低碳生态农业建设。

2.5实现科技自主创新发展

要围绕着低碳农业经济发展的整体目标，制定出详尽的科技攻关规划，有重点和分阶段地探讨解决资源节约以及循环利用等关键性技术，从而提升资源的利用率。要以生态环境保护为中心，以节约用地、节约用水、节约用肥、节约用药、节约种植、农业资源的综合循环利用\农业生态环保建设为核心，不断增加科技攻关以及技术组装和配套的力度，充分研发与推广节约型农业耕作、农业播种、农业施肥、农业施药、农业灌溉和旱作农业、集约型生态养殖、秸秆综合运用等节约技术，并且降低与减少农业废弃物之生成，注重于水土保持等相关环保技术，培养农民以及农业企业的资源节约以发展低碳农业，从而实现农业科技成果为全体农民所共享。

3结束语

总而言之，身处低碳经济时代，我们一定要转变目前的农业发展方式，不断降低对于高碳农业的高度依赖，从而促进我国农业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这就需要持续增加投入，从而确保我国农业经济能够得到更大的发展动力，并且得到先进技术的大力支持，但是在目前我国农业经济的发展过程中，资金的投入显然有所不足，从而导致了农民年收入过低，对我国农业经济的发展造成了阻碍。这就需要引入低碳农业，实现低碳化经营，让我国农业真正走上自我发展、积累、约束、调节的新型发展之道。

本文作者:胡跃工作单位:宁波大红鹰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

第二篇

一、信息化在农业经济管理应用重要性

1．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是我国农业发展现代化的必然趋势

在改革开放的三十年中，我国的经济水平实现了高速发展，经济的各方面得到了发展同时农业经济形势实现了质的飞跃，发展到现在已经遇到了瓶颈了，经济各方面以前的模式急需改变，农业经济的增长方式也正在逐步从传统的粗放经营到集约经营的转变，提高农业经济中的单位产出和效益，其中经济管理的信息化就是一个重要的体现，当前我国应该在农业中发展信息技术、农业管理、农产品交换和流通领域大力发展信息技术，降低农产品的信息获取成本，更好的指导农产品的生产和流通，提高农业的生产效率、管理水平和经营决策效益，促进我国农业持续、稳定和健康的发展。

2．信息技术是农业经济管理适应变化市场的需要

在当今信息社会，信息变化快而且复杂，使得传统农业不断的向现代弄业转变，即信息化农业，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市场经济一直在不断的发展和完善之中，使得农业经济管理更多地根据市场需求安排生产经营，按市场规律和机制来配置资源，实现资源向更有效率的方向配置，我国农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面临的突出问题是缺服务、缺技术、缺信息。通过信息化可以使农民及时了解最新的农产品市场动态，进一步实现信息共享，促进农产品的生产和流通，实现农民在种植农产品的过程中收入能实现稳定的预期，提高农业经营管理的效率。

3．农业经济信息化能加快我国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在培育我国农业经济信息化的过程中，必须依靠科技发展，而科技的发展又依赖于人才的建设，所以我国必须加强人才队伍的建设。我国农产品早期的竞争力主要来自于低廉的劳动力和资本，但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人力和资金的成本都在不断的上升，致使我国农产品在这方面的竞争力丧失。

二、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存在的问题

从以上分析得知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水平对于经济的发展的作用不言而喻，但其中存在很多问题，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科学技术本身的约束

信息化在农业经济管理中的应用依赖于科学技术的创新，但由于我国农业科学技术创新的激励机制不合理，不能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不能有效的使社会各阶层参与到信息化的过程中来，知识产权保护不够充分，其中一些信息化技术即使开发出来应用，由于我国知识产品保护不严、执行不力，也会使得开发者的成本和效益受到很大影响，长此以往信息技术在我国弄也经济管理中的应用，使得目前农业信息化在很大程度上出现了停滞不前。

2．信息成本高，使用效果差

据统计，大部分农户，尤其是在偏远的山区，电话和网络费用较高，一般农民用不起，即使有部分农民家中安了网络，大多农民由于自身知识所限也不能很好的利用，这就使得农民搜集信息的渠道非常的有限，仅限于以往的经验和相互传达，效率极低且准确度不高，使农民在农业经济管理当中处于不利地位。另一方面，虽然我国多次下文要加强信息技术基础设施建设和维护，但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不能够很好的衔接，使得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是重建设轻维护、重形式轻功能，信息网络硬件设施的投入过高，但效果不明显，投资的方向上也出现了偏差，忽视了软件和信息资源制作开发的投入，软件方面不能很好的跟进，造成硬件设施的浪费，进一步造成信息资源的匮乏，信息的时效性差，影响了农民获取信息的积极性，制约了信息的传递。

3．单一的农业信息不能满足多种信息使用者的需求

农业信息的使用者主要有农民、农产品生产加工企业、农产品中介服务机构及政府有关部门等。不同的信息使用者对于信息的要求是不一样的，所以要求我们在针对不同的信息使用者时，在精确度和时效性方面提出了不同的要求，客观上要求提供多样化的信息产品，但我国目前所提供的农业信息网络提供的农业信息大多限于收音机、电视、科技类网站等，缺乏专门的机构收集相关农产品的市场信息，如专门的农产品协会，使农业生产者在耕种的过程中不能根据市场的需求来安排生产，农产品的价格波动大，农民的收入严重的受到影响，使得单个农产品生产者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比较的弱。

4．农民朋友的信息意识淡薄

一方面，老一辈农民受文化教育水平以及农村经济发展滞后的制约，农民对于生产的指导大多依赖于以前的模式，即上辈的传授和自己长期生活中积累的经验，很多农民的信息意识缺乏。另一方面，受教育程度相对较高农村的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增加，很少有留在自己的农村进行从事农业，留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多是科学文化素质相对较低、接受能力较差的老年人，这在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农业信息技术的传播和应用，也不利于农村经济发展网络信息平台的构建阻碍了农村经济管理信息化的发展。

三、加快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的途径

1．优化农业经济信息网络的建设，提升信息服务水平

由于我国还处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改革开发三十多年，我国经济的发展还不是很健全，很多信息化的基础设施和制度的建设还不完善，进一步建立健全农业信息网站信息的交流与制度，增强信息的精确度和时效性，优化农业信息在农业经营者之间资源的快速交流与整合，及时掌握农业市场动态，实现农业信息资源的共享，提升农业信息的使用效率。另一方面，农业生产者可以自发的组织协会，形成规模效应，降低每个农户的信息搜集成本，帮助农业生产者搜集相关农产品的市场信息，农业经济信息的管理还可以采取多种方式加强与社会媒体的合作，这对于拓展农业信息的来源渠道、降低网络运营成本、提升网站信息服务水平具有重要作用。

2．加速信息技术的应用

在农业经济管理工作中，为了进一步提升管理的效率和质量，提升农业经营管理的效率，必须加强信息技术的应用，提高农民在农业生产中的效率，信息技术的应用是否得当是至关重要的。随着我国农业经济的快速发展，后发优势逐渐的耗尽，如低廉的人力、物力等生产资料，在农业经济管理工作中必须借助信息技术的优势，创造良好的内外部管理环境，增强自身的产品竞争力，从而实现了农村地区经济发展的产业化、市场化与信息化，这也是符合现代经济社会基本发展需求的。

3．重视农民的培训和农业农村信息服务队伍建设

第一，推进农村信息教育，要高度关注对农民的培训，通过培训，全面提高农村劳动者的素质，对农业生产经营者进行培训，提高农业经营者认识信息利用农业信息的能力。第二，不断发展服务队伍，充分发挥县、乡农技学员的作用，提高农业信息人员的素质，通过远程教育培训，加强对各级信息人员的岗位培训。第三，建设农业信息化专家队伍，培养一批既懂技术，又懂农业生产经营管理的人才，制定各种优惠政策吸引人才参与农业信息系统研制和开发，提高农业信息化建设的质量，为农业生产、经营管理与决策服务，为农业信息化建设提供智力支持。

本文作者:周利兵工作单位:海南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第三篇

1概述

在我国经济的发展中，农业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发展领域。农业会影响到国民经济的全局。目前，我国的农业在经济和科技的带动下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但是不同地区由于农业生产条件的差异，导致不同地区之间的农业经济发展存在着差异。例如西南地区和东北地区。由于西南地区的一些地方温度比较高，降水量少，缺少树木，土地几乎是黄土。这样的气候和土地条件并不适合粮食的生长，耕地面积少，粮食生产量比较低。因此，农业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甚至还需要购买粮食来保障人们的生存。而东北部地区尤其是东三省是我国的粮食大省，农业经济的发展水平比较高。由于东北地区气候适宜，土质是优良的黑土，营养丰富，适合粮食的生长。可见，农业生产条件对农业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2多元统计分析

多元统计分析是统计学中一个重要的部分，它是利用数理统计学来研究多指标问题的理论和方法。多元统计学需要观测多个指标，包括工业、农业、医学气象等等。多元统计分析有很多的种类，主要包括成因分析、聚类分析、主成分分析以及典型相关分析等等。运用多元统计方法能够对目前的农业经济发展情况、发展水平做出正确、合理的评价。使用多元统计分析方法可以帮助各个发展农业的地区发现自身的优势，找到其中存在的不足，有利于及时的调整农业结构，弥补不足，发挥长处，从而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同时，还能调动农业经济发展较好的地区，带动那些发展较差的地区，进而促进共同的进步。

3农业生产条件对农业经济发展影响的多元统计分析

本文通过使用多元统计分析中的主成分分析方法来研究农业生产条件对农业经济发展的影响。通过使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对我国不同地区的农业生产条件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不同的地区其影响农业经济发展的条件不一样。例如，西北地区的农业经济发展中的影响因素主要是农用固定资产、农机总动力和农用电量，而农村劳动力人数的影响较小。农用固定资产与农业经济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是影响农业经济发展最主要的因素。由于农业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和农业可以使用的自然资源比较有限，从事农业劳动的人数就受到了限制，同时随着我国工业化的发展，多数的农村劳动者都转向其他的部门。因此，农村的劳动力人数对农业的经济发展的影响并不大。但是，最近几年来，农村劳动者的大量转业，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农业的经济发展。可见，维持一定数量的农村劳动力人数有利于保证农业经济的稳定发展。

4改善农业生产条件，促进农业经济发展

农业生产条件对农业的经济发展有着关键性的影响，同时也是农业经济发展的基础。随着经济和科技的发展，加剧了资金和技术投入对农业经济发展的影响力度，而降低了农村劳动力和耕地面积对农业经济发展的影响。因此，在农业经济发展中要不断的增加农业固定资产的投入，强化劳动者的文化素质。同时还要增加农业基础设施的建设，投入更多的农业科技，从而提高土地的生产效率，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还需要努力的实现农业机械化，发展生态农业，这样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做到农业与环境和谐发展，在保护环境的同时促进了农业经济的发展。目前，大多数的农业生产中都使用化肥和农药来促进作物生长。但是，化肥和农药都对作物产生一定的影响，会残留一些有毒的物质。因此，要在农业生产过程中，要合理的使用化肥和农药，降低有毒物质的影响。同时要在一些水分条件比较差的地方积极的建设农业水电设施，从而完善农业生产条件，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

5总结

农业经济论范文篇3

农业产出的统计指标通常是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包括了农业、林业、牧业、渔业和农林牧副渔业5个方面。吴玉鸣和吴丽萍等在对中国农业经济的相关研究中均采用大农业口径的农、林、牧、副、渔总产值表示农业总产出。陕西省农业生产主要以种植业为主，2004年之前渔业产值很小，副业没有，水利建设投资除了防洪、发电、水保及生态建设等公共服务外，其余主要用于农业灌溉。因此，本研究借鉴Lin经典的中国农业经济增长研究，用农业总产值表示农业产出水平。对于农业劳动投入的衡量，应采用从事于农业生产的劳动者实际的工作时间，但是，农业劳动力的实际劳动时间没有准确数据，只从事农业生产的人数也没有详细的统计。为便于计算，本研究用第一产业从业人员人数乘以农业总产值占第一产业总产值比重之后得到的劳动力人数代替农业劳动投入。对于土地要素投入通常采用播种面积和耕地面积2个指标衡量，常用耕地指经常进行耕种并能正常收获的土地，不包括坡度在25°以上的陡坡地和临时开发的零星土地；而农作物播种面积指实际播种或移植有农作物的面积，不仅包括种植在耕地上的，还包括种植在非耕地上的播种面积。张元红和石慧等在其有关中国农业经济增长的研究中使用农作物播种面积衡量土地要素投入。然而，农业上的水利建设投资主要用于常用耕地灌溉，选用年末常用耕地面积衡量土地要素投入更为合适。农业固定资本用农用机械总动力衡量。另外，由于客观上数据缺失问题，本研究没有加入畜力和农用化肥使用量等固定资本。水利建设投资数据完整且易得，并且在水利投资中占据主导地位，因此用水利建设投资完成额来替代水利投资。

2水利投资与农业经济增长关系检验

陕西省农业总产值与水利建设投资大体上呈现相同的变化趋势。对于时间序列样本数据，直接使用OLS进行估计容易产生虚假回归现象，因此，“伪回归”问题不得不考虑。通过对时间序列数据分析，可以看出，陕西省水利建设投资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农业经济增长，但具体影响程度和水利投资的实际作用还需要运用实证模型进一步量化研究。

3结论

本研究建立了含有劳动、土地、固定资本和水利资本及其滞后期变量的多项式分布滞后模型，对陕西省1982—2011年连续29年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和分析，得到以下主要结论：

1）陕西省农业总产值、农业劳动力人数、年末常用耕地面积、农业机械总动力和水利建设投资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

2）水利投资对农业经济增长的作用在资金投入后第3年体现出来，第5年达到最大，第6年开始下降。由于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见效慢，大型水利投资工程项目建设工期长，所占总投资的比重大，用于见效快的配套和小型水利设施项目投资所占比重较小，以及资金审批程序复杂等原因，使得水利投资表现出较强的滞后效应。

农业经济论范文篇4

关键词“三农”问题农村社会结构农业经济发展

1农村社会结构对农业经济发展的影响

当前农村社会中不同群体、阶层之间的关系，可以具体区分为三种不同的关系。一是“县、乡、镇政府”、“村两委会”与“农户”之间的关系；二是“经济合作组织”、“龙头企业”、“示范基地”与“农户”之间的关系；三是“农业技术人员”与“农户”之间的关系。

“县、乡、镇政府”、“村两委会”、“农户”之间的关系，是当前我国农村现实社会关系中的核心内容。在如何推进本区（县）域农业经济发展的问题上，“县、乡、镇政府”、“村两委会”、“农户”三者之间的关系怎样，是制约着一定区（县）域中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那么我们需要研究的问题是，当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处于怎样的结构状态时，对农业经济结构调整、对规模化和产业化经营方式的形成，才是起促进作用的呢？反之，则必然会起阻碍作用呢？

经济学界认为，农村中农业经济结构调整的主体应该是农户、而不应该是县、乡政府。从一般意义上讲，也不应该是村干部。因此，可以认为，在“县、乡、镇政府”、“村两委会”、“农户”三者关系中，“农户”自主决定自己各种农业生产资源投向的权力越大，这种三者关系的状态就越“好”，就越有利于农村中农业经济结构的调整。反之，“农户”自主决定其资源投向的权力越小，三者关系就越处在“不好”的状态。

“经济合作组织+农户”、“龙头企业+农户”、“示范基地+农户”等等旨在推进农业生产“规模化、产业化”经营的组织方式，也逐渐成为当前农村社会关系中新的序列，也是非常重要的内容。“经济合作组织”、“龙头企业”、“示范基地”与“农户”之间相互关系的状况，是当前农村中与农业生产的规模化、产业化经营、甚至是区域专业化的发展状况关联性更为紧密的内容。那么需要研究的问题是，这些经营模式中，农户与其他经济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处于怎样的状况时，对本区（县）域中农业的规模化、产业化经营的发展有积极作用呢？

如果农户获得了自主决定其资源投向的权力，但目前这种分散、以小农方式经营是不可能面对市场需求实现农业经济结构的调整的。经济学界认为，“经济合作组织+农户”、“龙头企业+农户”、“示范基地+农户”是当前我国农业实现规模化和产业化经营的有效途径。也就是说，农户只有加入到“经济合作组织”中、加入到“龙头企业+农户”、“示范基地+农户”的生产关系中，农户的生产才可能是适合市场需要的。加入到上述的生产关系中是农户与市场对接的必然路径。但问题是，加入到上述生产关系中去的农户，与龙头企业、示范基地、或者与经济合作组织之间，必须能够形成一种以双方认同的、受法律保护的契约为基础的相互关系。否则，企业、基地、合作组织、农户任何一方都不可能获得能够持续的物质利益。其中的关键问题是收益在企业和农户之间的分配机制问题。一般地说，分配机制越是基于双方的认同，双方关系的整合性程度就越高，就越能够产生较好的经济收益，这也表明这种社会结构处在“好”的状态。

可以说，当前农村中这种关系如果不能实现整合，那么农户即使获得“自主决定其农业资源投向的权力”也不可能产生明显意义。而究竟应该如何促进农户与其他经济主体之间这种具有基本整合性的相互关系，则是当前非常需要研究的问题。

“农业技术人员”与“农户”之间的关系，是当前农村社会中的第三种关系。当前在许多农户的生产过程中，基本上是依赖以往的经验“靠天收”，没有多少常规农业技术的支持，更不用说高新农业技术的支持。而农村中的农业技术人员，由于当前农技推广体制的问题以及其他方面的原因，技术资源闲置，导致农村中一方面是农户迫切需要技术，而另一方面是农业技术人员或转行干别的事情，或做起了涉农的生意，无人为农户的农业生产提供技术支持。这种状况是当前导致农户的种植、养殖结构难以进行合理调整，农产品质量和产量都难以提高，因而收入也难以增加的重要原因。即使当前正在广泛兴起的“经济合作组织+农户”、“龙头企业+农户”、“示范基地+农户”等经营模式中，“农户”仍然是独立从事生产活动的基础单位。因此，农业技术人员和农户之间是否能构成稳定的技术服务与被服务相互关系，对每一个农户的农业生产是否能够真正增收，是至关重要的事情。并且，由于农户缺乏技术支持而产生的农产品品质不高，又会导致农户与龙头公司、与示范基地、与合作组织之间关系的矛盾，严重的可能引发社会冲突。从宏观上看，这个问题不解决，国家关于农业种植结构区域性调整的总体规划也只会是纸上谈兵。那么需要研究的问题是，农村中的农业技术人员与农户之间的关系处在怎样的状态才是“好”的结构状态，才可能顺利推进本区（县）域中农业生产的规模化、产业化经营和实现农业经济结构和农村产业结构的合理调整呢？

从农业经济学角度看，当前我国的农业必须是技术、信息推动型农业，农业技术支持必须成为每一个农户生产过程中的基本环节。农业技术人员与农户之间必须形成稳定的服务和被服务关系。形成这种关系可以通过市场化途径，也可以探索由非市场化途径逐步过度到市场化途径。非市场化途径指通过政府支持途径为农户提供基础性、常规性农业技术的支持。养成农户依赖农业技术进行农业生产的习惯。对于部分农户的高新农业技术支持则主要以市场化途径解决。但就目前农村中广大农户的情况看，政府投入是启动农业技术支持机制的关键。农业的技术投入必须成为一种国家的制度创新,而不能仅仅依靠市场选择和农民自身。

值得指出的是，即使政府通过各级财政渠道对农业技术支持问题进行投入，也并没有解决这样一些必须考虑的问题，即农业技术人员与农户之间如何形成和谐、稳定、能持续的“服务与被服务关系”的问题。从理论的角度看，通过设置适当的“权利——义务”系统，均衡双方在相互关系中的“权力”，使农业技术人员和农户的“权益”都能够基本得以实现，是贯彻始终的关键问题。那么，究竟会形成怎样的关系模式？我认为，这是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的不断制度创新才能回答的内容。当前，需要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观察一些在对于农户进行农业技术支持方面做得比较好的农村的具体做法，总结并推进有效的制度创新方式。

基于上述三种关系序列都与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具体内容有着明显的关联性，因此，概括起来讲，关于农村社会结构对农业经济发展的影响，可以作如下解释：一定的区（县）域中农村社会结构的状况（三种关系的整合程度），制约着该区（县）域中既有的农业经济资源（土地、资金、人力、技术等）的配置方式，制约着规模化、产业化经营组织方式可能产生的效率和效益，因而制约着农业经济结构和农村产业结构形成合理调整的程度。具体地说，当农村社会结构越是处在“好的”状况时，该区（县）域中各种农业经济资源越可能形成比较能够适应市场要求的有效的配置的情况，从而使规模化、产业化经营和经济结构、产业结构调整都能得以健康、迅速地发展。反之，如果农村社会结构处在“不好”的状况，则该农村社区中各种农业经济资源就不太可能形成适应市场要求的配置，并且还会阻碍规模化、产业化经营和经济结构调整的健康发展。

2我国农村社会结构中存在的问题

关于县、乡、村与农户的关系问题。当前的现实情况是，计划体制时期形成的忽略广大农户利益的价值取向，在仍未得到明显改变的乡镇行政管理体制的支撑下，依然主导着县、乡、村干部的行为方式。资源配置权力在很大程度上依然集中在县、乡、村干部手中。相当数量乡、村都存在“角色错位”或“角色混乱”的情况。其结果导致沿用计划体制下行政命令的办法推动本社区的农业产业化、规模经营，用行政手段强行搞集资、搞摊派，办政企不分、财务约束软化、效率低下的企业,强迫农民接受劣质服务，随意收回或调动农民承包的土地等等现象大量存在。

而另一方面，自农业经济体制转型以来，随着市场机制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的逐步渗透，培育了广大农户作为独立市场经营主体、要求维护自身经济利益的价值取向。但由于当前农村“村民自治”过程中存在一系列问题，导致农户在农村社区中的“权利——义务”实际上并未发生明显变化。普通农户的经济行为经常受到来自乡镇、村干部行政权力的干预。这就使得经济体制转型所要求的农业生产资源配置权向市场经营主体分散的局面一直难以实现。

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其核心就是还土地于农民，充分调动农户的农业生产积极性。通过农村经济体制转型，政府退出对农业经济的直接计划指令和计划调节，让市场来有效地配置农业生产资源。

农业经济论范文篇5

1.1工农的性质改变

通过对不同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的了解，对其工业化的过程分析，了解到在这个过程的早期发展中，是以农业发展为主体。在农业生产中投放了大量的社会劳动力，再把农业发展产生的资源投放到工业发展中。在工业化过程的中后期，随着农业和工业的发展，2者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工业渐渐取代农业在经济中的地位。我国的工业会发展到现在的这个地步，工业发展和城市的建设取得如此大显著的成果，离不开农业资源的提供、农业经济的大力支持、农民的伟大奉献。随着工业的不断发展，积累的能力在逐步提高，我国政府也随之改变了相关的政策，为了保证工农产业的平衡发展，缩短工业与工业之间的差距，改变城市和农业发展的不平衡，规定用城市的发展带动农村的发展，用工业发展来促进农业发展，增强农业经济发展的调控能力，全力推动农业经济的发展。

1.2农业现代化

农业现代化就是农业开始使用现代的工业、现代的科学技术和现代的经济管理方法，使农业生产力由落后的传统的农业逐步改变为现代化的农业。它是一种过程，也是一种手段。现阶段创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主要任务就是实现农业现代化。在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农业生产，建设现代化的农村，不仅会提高我国农业经济的生产力，创新农业经济的生产技术，还会为创建社会主义下的农村，实现现代化和城镇化，提供一定的物质支持。建设现代化的农业经济也可以保障农民的基本生活，增强农民的收入，提高农村的竞争水平，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土地的使用率，增强资源的利用率，可以增强农业产品的国际和市场上的竞争力。所以，加快执行农业现代化进程，实现现代化的农业，对于我国经济发展和现代化的建设事业有着很大的意义。

1.3城乡一体化

在我国社会经济加速发展过程中，发生了不平衡，农业经济发展比较落后、生产组织能力不高、生产设备匮乏、生产力低、增长过慢、农民收入较低。工业发展和城市建设过快，造成了工业与农业的差距越来越大，导致农民对城乡一体化的要求更加剧烈，要求把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综合研究，通过体制改革和政策调整，促进城乡在规划建设、产业发展、市场信息、政策措施、生态环境保护、社会事业发展的一体化；改变长期形成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实现城乡在政策上的平等、产业发展上的互补、国民待遇上的一致，让农民享受到与城镇居民同样的文明和实惠，使整个城乡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消除城市与农村的差距，实现城市与农村共同富裕。

2农业经济的转型对农业经济的管理学科带来了变化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对于农业经济的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并给农业经济的管理学科也带来一些影响和改变。

2.1我国经济结构的变化为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带来了新的改变和发展

随着农业经济的发展，问题的增多，传统农业经济逐步被现代化的农业经济所取代，农业的发展也随之进入新的阶段，关于农业的学科渐渐增多，管理学科的对象应着重放在农业的产业链上，注重农业生产的过程，保障农业产品安全质量。

2.2我国农业现代化和城乡一体化为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带来了新的改变和发展

现在是知识经济时代，我国农业现代化和城乡一体化应该得到高度的重视。我国农业现代化和城乡一体化是当前主要的城乡经济结构。城乡传统的经济结构被打破。在社会经济的转型下，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必定会得到极高的重视，管理学科的发展，会促进农业经济发展。现代也是一个注重环境的时代。农业本身就是经济和环境的再生产结果，环境的改变也会影响农业产品的再生产，所以环境保护理论也成了管理学科关注的重点。

2.3我国农业现代化的战略方针为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带来了新的改变和发展

现在我国农业现代化和城乡一体化逐渐深入到农业发展中，农业现代化和城乡一体化的战略方针渐渐变成农业经济管理学科的重点，并且进行了一些探讨，主要体现在：政府提出了可持续性发展的战略理念，把可持续性的使用和保护环境当作农业经济转型期的管理学科重点，以至于农业经济的管理理论发生了质的变化；怎样提高国际竞争力，提高农业生产将会成为农业经济转型期管理学科的重点。

3农业经济管理学科的发展和改变

3.1确定农业经济发展的目标和方向

社会经济的转型显示出很好的发展趋势，取得了一些显著成果，但是转型过程中，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农业经济存在的矛盾。我国人口众多，人均耕地很少，农业生产没有形成一定的规模，还是比较零散的，没有形成农业产业的整体形态。随着农业现代化的发展，过去农业发展只注重产品的重量，转变成现在注重农业产品的安全质量。这就激发了过去传统的农业经济发展与现代农业经济的发展2者之间的矛盾，所以要管理好农业，就要确定好农业经济发展的目标和方向，充分利用土地和劳动力，极力解决2者之间的矛盾和问题。

3.2分析农业经济管理，着重变现学科之间的特色

在分析了转型期农业经济发展的特点和管理学科的探讨对象的一些变化，了解到其中的差异，执行差异化的学科战略，把工农的性质结果、农业现代化和城乡一体化战略作为农业经济转型期管理学科的研究重点，促进农业经济发展，注重农业经济的整体分析，注重生产之前、生产中和生产之后3个阶段的生产步骤，加大对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研究，注重环境和国际方面的问题。

3.3加强人才的培养

从差异性的学科中可以发现，针对不同的重点有着不同的方针，这样就导致了需要不同的人才。可以提出科学的人才培养方案，制定合理和有效的人才培养计划。科学合理地选取农业经济在转型期管理学科所需要的资源，例如教学教材、教师辅助教学所要用的资料和理论。恰当调整研究重点，将教学新理论、新方法和技术融入到管理教学中，培养探讨重点所需要的人才。政府应加大教学的改革和规划，推出新的农业经济管理教学中的人才培养对策，重点培养在工作中有突出表现和优秀的人才，增强培养力度。

3.4加强不同学科之间的联系

农业经济论范文篇6

2000年是世纪之交的一年，是“九五”计划实施的最后一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加大农业结构调整力度，努力增加农民收入”作为今年的重要经济工作之一。现仅就调整优化农业结构的环境、特点、难点、重点问题，可操作性问题，提出一些思考，以期与同行砌磋。

一、调整优化农业经济结构的环境

纵观我国农业经济发展历史，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通过对“十年动乱”的拨乱反正，全国的工作重心转入经济建设，农业经济结构有了大的调整，由1980年农业在社会总产值中占68.9%降到1990年的46.1%①，下降22.8%，，1997年又降到18.7%②,已经开始由农业型转向多种经营型,由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

在世纪之交,农业结构调整和优化的环境有了新的变化,给农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带来机遇,同时也是严峻的挑战从国际形势看，其表现有三：一是经济结构调整呈现出世界范围内调整的局面，尤其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将更是如此；二是农业科学突飞猛进，呈现出向农业纵深发展的趋势；三是农业跨国公司影响力日益增大，且有越来越大的趋势。面临这样的国际经济形势，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

农业经济的调整和优化要抓住这次机遇，同时也要及早准备，周密规划，严格实施，迎接挑战。要有紧迫感和使命感。

从国内经济形势看，我国经济在国际国内的复杂环境下，克服了重重困难，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是尚有许多急待解决的问题，诸如，有效需求不足，农村市场疲软；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农业结构不合理的矛盾更加突出，等等。现实也提出了农业结构调整和优化是势在必行的。不调整，就没有出路。不调整，就难以提高农业整体效益和增加农民收入；不调整，就难以适应加入世贸组织对农业的要求和挑战；不调整，就难以推进农业现代化和农业可持续发展。

二、调整优化农业经济结构的特点、难点和重点

1、特点：在上述国际、国内复杂的经济环境下，农业经济结构调整呈现三大特点：一是具有规律性。即第一产业呈下降趋势；第二产业呈稳定趋势；第三产业呈迅速发展趋势。在第一产业内部，种植业是下降趋势，林牧渔业呈增长趋势。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无论是发达地区还是中等欠发达地区，都不例外。二是具有阶段性。农业经济结构调整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即由形成期、成长期、高潮期，到退潮期的时序阶段变化。而这些阶段的长短是受社会经济和自然条件因素制约的。对此要有明确的认识。三是具有差异性。不要说世界范围内国与国、地区与地区的差异，就是在中国，由于幅员广大，各地区社会条件和自然条件千差万别，也决定了农业经济结构具有强烈的地域的差异性。全国从总体上可划分为东中西三个地带。据统计位于西部地区的陕西省，1997年第一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7.9%，而位于东部地区的江苏省为15.1%，浙江省为13.7%，山东省为18.6%。③

2、难点：新时期农业经济结构调整起码有三大难点：一是这次调整优化要向农业的广度和深度进军，在目前农村经营体制和农民素质低的情况下，难度较大；二是这次调整要切实落实科教兴国、科教兴农战略，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从粗放经营转向集约经营，从利用资源转向利用和保护资源，这一过程是递进的过程，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奏效的，为农业经济结构调整带来困难。三是这次调整优化农业经济结构要以市场经济为导向，以实现农业现代化为目标。而市场变化多端，现代化进程曲折不平，都将为农业结构调整带来难度，需要认真对待，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3、重点：新时期调整优化农业经济结构的重点：一是将粮食转化为肉、蛋、奶等，适应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需要；二是将低档次的农产品调为高品质的农产品，适应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对农业的要求和挑战；三是在大江大河源头地区重点退耕还林、植树种草，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

三、对调整优化农业结构可操作性的思考

为保证新时期调整优化农业经济结构目标的实现，结合对农业经济结构调整研究的成果，从可操作性方面提出几点思考。调整优化农业经济结构，要突破农业仅提供初级原料的局限性，按农业产业化经营体制的要求，加强农业产前生产资料供应，以及农业产后的储运、加工、销售等服务，打破目前以初级原料生产的单一格局，促进传统农业的基础向新的产业分化；以农产品加工为主导产业，提高农产品的加工增值率和提高农业资源的综合利用率；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基础产业。为达到上述目的，各地可制定不同内容的农业经济结构调整的规划方案。为使规划方案更具有可操作性，可依据方案，制定出一个具体的项目储备库，可划分为近期、中期、远期项目，也可分为大、中、小三类项目。项目库可做到“项目建议书”的深度。包括：项目背景、项目内容和方案，项目资金预算和筹措，项目达产后的效益估算，项目承担单位等。有了项目库可向社会招商引资，也可向主管部门争取基本建设投资资金，也可向社会项目信息提高知名度、信誉度。1999年中国农业大学为河南郑州金水区制定的158个项目的区一级项目储备库（包括文本、软盘和光盘）目前已到海南、深圳、广州、上海以及日本、韩国引进了项目和资金。调整优化农业经济结构要突破农业部门分割，生产经营分散的局面。在家庭经营基础上通过现代市场经济的协议、契约、合同、参股、投资、入社等，发展合作社、专业协会、股份公司和法人企业，实现龙头企业加基地加农户的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在这一过程中，培育和完善龙头企业是关键。据研究，培育龙头企业的原则有三条：一是因企制宜原则；二是精简高效原则；三是利益共沾原则。

选择龙头企业有三条标准：一是具有法人资格的企业；二是具有雄厚的技术力量、良好的科研、生产、推广体系的企业；三是开展企业公共关系，即能与基地和农户有机结合的企业。龙头企业在农业产业化经营中的运行机制有三条：一是龙头企业与基地乡（镇）村（组）的合理利益留成的机制；二是龙头企业与农户之间的价格（保护价）运行机制；三是基地与农户的利益留成再分配机制，可采取奖金、补贴、资助的方式再分配给农民一部分利益。调整优化农业经济结构要突破农业技术落后局限，加快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提高科技创新能力。科教兴国可从农村社会最基层细胞村级单位搞起，即科教兴村。在全国部署科教兴村试点时，抓住调整和优化农业产业结构的特点、难点、重点，做好规划方案，农科教结合，提高农民素质，普级实用科学技术，建立主导产业，要以村带乡、带县、带省，促时产业结构和地域结构的合理化。

据不完全统计，截止到1999年9月，全国已有5个省、18个乡、1251个村有计划、有步骤开展科教兴村的试点工作。在迈向小康村目标的过程中，达到“生产好、生活好、环境好”的标准。《农民日报》在1999年9月报道：“科教兴村3年富民百万”，累计增收15.1亿元，参加试点的农民平均增加收入100-500元。科教兴村中，有2400名科技人员走村串户，为农村培训技术150万人次，推广实用技术4800多项，建立主导产业120多项。北京上庄乡以中国农业大学为技术依托，实施科教兴村，大学教授不仅为该乡规划并实施翠湖水乡的“青、少年农业科技教育基地”，而且开展遥控航模，水生植物园、昆虫标本、鲜花干制等多项技术，以旅游业项目为切入点，带动了全乡农业经济结构的优化。

总而言之，如能在广大农村调整优化农业经济结构时，突破农业仅提供初级原料的局限，突破农业部门分割、生产经营分散的局限，突破农业技术落后的局限，重点搞好农业项目储备库，培育和完善龙头企业，开展科教兴国战略的实践科教兴村，新时期农业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就会顺理成章、事半功倍。

注释:

农业经济论范文篇7

关键词:农业经济增长;会计模式;行业影响

一、引言

当前我国农业经济的增长，一方面，依靠大量的科研成果加强对于农业生产的关注度，另一方面，也集中在农业经济的会计模式方面进行了针对性的提升，以往核算内容只需要根据数据进行初步统计分析就能够完成工作内容。但是在当前农业经济快速发展的前提下，无论是产量还是对应的经济数据模型，在专业程度上都有了极大的提升，因此，需要会计模式有针对性的进行调整，尤其是制度方面的改革和完善，应该进行有效的监督和提升，保证对会计工作展开过程中的严格把控，将精准化的会计模式作为实施当中的必要准备，提升我国农业经济快速增长并且持续健康发展的具体效果。

二、农业增长背景下对会计模式的改进需求

我国农业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国家政策的扶持，以及市场环境的逐渐看好，当前我国各类农贸产品不仅能够满足国内的市场需求，同时，也有大部分产品逐渐走出国门，通过创造外汇等新颖的方式为国家带来更多的收益，这也同时改善了农业人口的生活状况，对于农业经济本身来说也是一种多样化的提升方式。对于当前我国农业人口比例以及农业产业之间的平衡具有极佳的效果，农业经济为了维持良好的发展空间，那么就需要在细节、后勤等多个方面进行提升，而会计模式作为经济效益计算的重要途径，自然也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尤其在当前持续看好发展状态的情况下，更需要根据大环境的需求做出相应的改善改进，增强农业发展活力。当前农业企业内部的会计工作管理仍旧存在松散和缺乏组织性问题，这一点在中小企业以村镇农业发展当中尤为明显，缺乏专业化的管理团队以及工作方法，势必会造成造价会计核算以及成本、效益多方面的数据统合过程中出现差错或者存在缺漏的状况，这就变相地影响到了农业增长以及经济发展的大环境背景下，所以在农业经济的提升过程中，不能单纯从生产当中紧抓，也需要对会计模式进行针对性的提升，尤其在管理方面加强科学化的模式引进，促进工作责任意识的加强。另外，在工作过程中，对于会计监管力度的提升也是必要的举措，因为很多农业企业内部对于工作本身的规范较为完善，但是对于员工职业道德素质以及行为举止方面的约束却缺乏有力的措施，针对这一点进行改善，不仅能够让会计模式具备更好的专业性，同时，在职业素养方面也会有更大的提升。

三、农业经济中会计核算模式的提升转变

会计工作模式除了常规的数据统计之外，核算项目资金以及统筹规划农业发展方式也是必需的工作内容之一，农业产业不仅涉及种植业，同时和林业、畜牧业等多种类型的经营模式也有结合，所以在进行研究调研的过程中，还需要将这些内容进行进一步的统筹规划，寻找有效的核算模式，尤其是能够应对多种情况下的综合需求的农业经济发展方式，更是当前最为需要的。农业经营产业本身需要根据自己的经营特色以及产业类型选择适当的会计核算模式，在这一背景下容易产生纷乱复杂的计算方式，对于不同企业或者经营类型不同的产业都会有各自的标准，这样缺乏同一性的数据计算方式即便在结果上呈现一定的一致性，但是在具体的核对以及行业内部的规范上，将导致极大的负面影响，从而对于农业经济的进一步提升起到反作用，因此，针对不同行业推出对应的会计核算模式，使得同类型的企业之间能够通过统一的核算模式对数据进行分析，提升农业经济的相关数据的统筹规划效果，并且也能够带来对于经济效益的进一步提升，这才是当前对于会计核算方式的最佳应用准则。对于农业经济当中的会计模式的提升转变，不仅在核算方面有所影响，其他会计工作类型当中也需要有所注重，任何细节都会影响到会计工作的实现效果，只有统筹规划和选择恰当的应用模式，才能够真正将农业经济发展与会计模式结合起来，通过农业发展逐渐促进会计模式的优化提升效果。

四、应用科学管理方法提升会计模式效果

农业经济的进步应用了科学技术手段之后，获得了长足的提升，不仅产量有了极大的变化，同时，在农产品质量方面也比以往有了更多的进步，这一方法如果在会计模式上进行套用，那么首先也要进行科学化的提升，这种提升并非技术性的，而是在科学管理模式上进行提升，来达成会计模式和新环境下的农业经济的相互适应性，在当前农业经济持续增长的状态下，环境资源的协调发展是必须注重的问题，因此，在会计工作当中，就必须对投入产业化运营的内容进行取舍，保证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的双方面同步关注，才能够提升保护效果，尤其是对于相关农业经济项目的支持，也应给拨出专项资金进行环境保护工作的内容，保障农业经济在健康可持续的背景下不断发展，避免以往为了提升经济效益而在农业发展过程中对自然环境持续破坏的状况发生。这也是为了农业经济能够在可持续环境下进一步提升的关键指标，所以科学管理方法的运用尤其是和谐环境的会计工作模式，是当前最具有价值的应用方法之一。

五、农业经济对会计模式产生影响的建议

在农业经济会计模式之间的相互影响过程中，寻求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状态，同时保证对二者都能够起到积极意义才是最佳的方法，因此需要对会计模式的具体工作内容进行一个系统化的提升，加强农业会计工作的具体科学性，对于农业经济增长的关注需要持续进行，但同时会计模式的涉及领域也需要有更广泛的发展眼光，从以往的单纯注重经济效益转变为参与农业经济发展的全部流程、原料采购、种植养殖，对中间环节的了解程度将直接决定会计工作模式是否能够细致入微地为农业需求提供对应的保障。

六、结语

关注农业经济不断变化和上升的新环境，不仅需要从基础因素上进行提升，也需要对相应的会计模式进行提升，加强对于农业企业的监管力度，将农业行业内的稳定增长通过科学化的管理方式做到进一步的提升，会计运营模式的专业性以及现实价值也能够通过这一模式逐渐展现出具体的效果，可以说农业经济的增长和发展是促进其会计模式不断正规化的有效动力，同时，良好的会计模式也能够反推农业增长继续以高活力的状态持续提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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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经济论范文篇8

关键词：清代；回族；农业经济；陕西

回族自元代“回回遍天下”到明代作为一个独立的民族共同体登上历史舞台以来，从事农业便成为这个民族的重要产业之一。学术界对于回族农业经济的研究较少关注，特别是对于清代陕西回族的农业经济研究更是寥寥无几，迄今为止仅有几篇论及元、明、清时期或民国时期西北回族经济状况及其农业开发的文章。［1-3］这几篇文章都对清代回族的农业及其经济结构情况作了论述，但针对陕西回族的农业生产、经济结构的专论篇幅非常有限。本文试图就清代前期陕西回族农业经济及其结构方面的特点与形成原因予以初步探索，以期推动学界对此问题的进一步研究。

一、清代陕西回族的形成及分布

清代陕西回族主要以元代驻陕西各地蒙古军队中的色目人如阿拉伯人、波斯人和中亚等地信仰伊斯兰教者构成。蒙古人为了统一全国，在西征过程中先后征调了大量被征服的中亚各族人、波斯人、阿拉伯人等来参加元朝统一中国的战争。据记载，这些东来的穆斯林平民被编入探马赤军随同蒙古军一起作战。“上马则备战斗，下马则屯聚牧养”。［4］2508探马赤军在陕西主要屯戍京兆路、延安路。［5］时任监察御史的王恽说：“京兆路州郡所有营盘草地极广，旧为探马赤军牧马地面”。［6］《元史》亦记载：“河东、陕西、巩昌、延安、燕南、辽阳、河南、山东诸翼卫探马赤军争草地，讼者二百余起。”［4］3212元世祖至元十年（公园1273年），令“探马赤军随处入社，与编民等”［4］2356从事农业生产，以至形成“元时回回遍天下的”局面，这是陕西回族的主源。

其次，陕西回族的另外一部分来源即自唐宋以来留居今陕西地区的回鹘和西域胡人。据《续修大荔县旧志存稿•宗教》卷四记载：“县西南滨沙一带昔年汉回杂处,汉遵孔教，回自安史后安插此处。千有余年，守其教不变，与汉不通婚姻”［7］5；该书同卷之风俗篇亦载“唐肃宗许回纥留沙苑”。［7］4另外《旧唐书•回纥传》亦云“回纥战兵，留在沙苑”［8］等，这些记载都足以证明这些回民主要是回纥助唐平定“安史之乱”后所滞留于同州（今大荔沙苑）的回回先民。另有唐宋以来聚居于长安等地的西域胡人，虽经唐末五代动乱，部分迁移，但仍有部分留居于今陕西关中等地，其中中亚昭武九姓胡不少，也构成陕西回族的来源之一。

陕西回族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即是陕西汉族。如前所述，元代军队中的色目人（回回军）以后随地入社，如同编民，与汉人杂处，多有娶汉族女子为妻。到了明代，统治者恐回回如此发展，势力强大不利于其统治，故利用政治手腕，采取强迫同化政策，禁止蒙古、色目人自相嫁娶［9］，以达到抑制其势力发展之目的。这样一来，回回与汉人通婚更为普遍，近代以来陕西流传的所谓“回爸爸，汉奶奶”的谚语即典型的反映了这种通婚的情况。以上几种民族成分在陕西这块共同的地域之上经过漫长的历史过程，于明中期形成了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回族。在明代的文献中出现了一些关于陕西“回夷”的记载，如明代瞿九思所撰的《万历武功录》卷一陕西部分有《回夷列传》，记载其间有“回夷，西（安）、延（安）、庆（阳）、平（凉）、凤（翔）、汉（中）、间夷也。郡县编入版籍，名曰回夷。”［10］由此也不难看出在明万历年间陕西回族已经作为一个民族共同体广泛分布于陕西境内。以上各分布地区除庆阳、平凉现属甘肃省外，其余的均在今陕西省内。他们拥有共同的宗教信仰——伊斯兰教，并由此而形成了共同的饮食文化习俗及民族心理素质。

关于陕西回族的分布情况，明初由于朱元璋采取了许多恢复和发展农业、手工业的政策，使得陕西回族的经济状况得到极大改善，人口也有了增加，分布广泛。据前引《万历武功录•回夷列传》的记载以及关中东部地区，“自华（华山）以北，渡渭水，投清凉寺，一望漠漠黄沙，无寸草人烟，仅有小村，皆回回种类。”［11］从以上资料不难看出明代陕西回族的分布已较为广泛。

到了清代，陕西回族有了更大发展。乾隆四十六年（1781），陕西巡抚毕沅在奏折中说：“查陕省各属地方，回回居住较其他省为多。而西安府城及本属之长安、渭南、临潼、高陵、咸阳及同州府属之大荔、华州，汉中所属之南郑等州县，回民多聚堡而居，人口更为稠密。西安省城内回民不下数千家，城中礼拜寺共有七座。”［12］从此，历经80余年，到同治元年（1862）以前，陕西人口已达1200万人，［13］其中“民七回三”，分布在全省的七府五州，仅关中地区回民就有800多坊，西安、同州、凤翔三府和乾、邠、鄜三州的20多个州县有七八十万到一百万人。［14］可是同治年间回民起义后，经过战争的屠杀和战后的迁出，特别是左宗棠的残酷镇压，有的死于兵，有的死于疫，有的死于饥饿，有的被官家“安民”或流亡到外地，所剩已不到十分之一，只有数千人生活在西安城里。而在同治陕西回民起义前，回族人口的不断壮大对陕西农业经济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二、清代前期陕西回族的农业经济

要搞清楚清代前期陕西回族的农业经济情况，首先必须掌握农业经济的概念及其涵盖范围。众所周知，农业经济主要是指农业中所有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的总称。包括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方面的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15］根据这一概念解析，清代陕西回族的农业经济，即是指清代陕西回族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发生的所有经济关系和经济活动。这里的农业囊括农耕种植、畜牧养殖、饮食消费等一切经济活动。

自元明以来，农业就是整个回族经济的支柱和基础，回族因而同汉族一样也成了一个以农业经济为主的民族。［16］27-28延至清代，回族“以农业经济为主”的特征更加明显，在渭河两岸及其支流地区，回族农村星罗棋布。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失败后，清政府将起义回民的土地以“叛产”的形式加以没收，招人耕种。据粗略地统计，西安、同州两府及邠、乾两州的“叛产”地约万顷以上，总计全陕“叛产”土地当在2万顷以上。［17］2由此亦可知，同治以前，陕西回族是以农业生产为主。

与中国封建社会从农业经济发展分离出商业经济的历史过程不同，陕西回族的农业经济最初是从商业经济中分化出来的。［18］早在唐代，陕西回族先民中的商人就已经在中国封建社会“重农抑商”的社会经济氛围中，开始购置土地，如唐天宝年间长安胡客“皆有妻子，买田宅”［19］，但这仅是定居农业生产的萌芽阶段。历经宋至元，有学者认为“回族自元代出现以来，即是一个以农业经济为主的民族”。［20］当时元朝皇帝“时常把荒地交给回回耕种，以及免除屯戍的回回交纳税等，这种情况常见于历史记载，以西北的回回为最多”。［16］18所有这些措施的实行，对回族农业向前发展都有利。

如果说元代的农业政策为回族农业发展鉴定了基础的话，明代的回族农业则在此基础上平稳发展，直至清代同治年间回民起义前，这个时期构成了陕西回族社会农业经济在地缘上的发展时期。这一时期，由于回族社会政治地位下降，回回人的商业活动失去了元代那样的社会优势，一些回回商人便开始从事农业生产，加上数百年来回回人口的自然增长而扩大了土地垦殖面积等因素，可以说清代前期陕西回族农业达到了空前的鼎盛时期。从地域上发展到东府十大县和泾、渭、洛三角地区，遂扩大为种植小麦、棉花、黄花菜、果树和药材等。由于回族农民的勤劳善耕，因而收成很好，在清代竟至形成了自己的小麦和棉花市场“新市”和“花市”。在陕南地区，由于地处水域，这里的回族大多从事种植水稻、果树以及木耳、柿饼等山货并以烧木炭为其副业。至于贫瘠的陕北，除了种植小麦、糜谷、马铃薯以外，畜牧业成为其主要副业。［21］

就当时陕西回族的农耕技术而言，已与当地汉族及其他农业民族的水平基本相当，有些方面甚至还超过了这些民族。首先在农田水利方面，陕西回族就有一定贡献。如马长寿在《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调查纪录》序言中提到“在临潼县回回道，一位老乡引我们到回回道的高岗上，远指渭河以南，说明当年回民在某处种蓝靛，某处种麦子，某处引渠，某处凿井，一副劳动回民的田园就生动的摆到我们的面前了。”［17］15这种水浇田地的经营方式在当时是比较先进的，在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上迈进了一大步。其次在耕作技术上，陕西回族在开垦荒地的同时，利用水利建设创造的条件，发展了水浇地，采用“休间”、“轮作”、“套种”等先进的耕作技术，还有清代“回回在渭、华一带使用的一种四轮车，便于在沙地行走，名为‘回回车’现在渭南、大荔一带还在使用”。［17］69“回回车”的使用使农产品的种类增加了，产量也普遍提高了。这些先进的耕作技术和生产工具一直沿用至今。尤为重要的是，由于回族人口“大分散、小聚居”的分布特点及其农业分布的普遍性，回族农民能够将这些先进的农耕技术传播到各个角落，回族的这些贡献是其他农业民族难以比拟的。

陕西回民所拥有的土地，一般说来比汉民所拥有的土地差，大多为渭河沿岸及沙苑一带的沙地。但是，回族人民经过自己辛勤劳动，开辟了许多新的、肥沃的田地。比如大荔沙苑的回民，随着定居农耕，人口繁衍，人多地少成为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凸现，所以回族对耕作一点不含糊。前述调查资料中，记述了大荔县南王阁村回族与北王阁村汉族农民之间一则趣事。北王阁村的汉人最初只知以粪肥田，不知以火灰肥田，常把火坑的灰卖给南王阁村的回民，从那里换到麦子，自以为得计，欺哄了回民，所以汉人当时有两句谚语传达此意：“三笼尘土三笼灰，就给回回要年麦。”［17］121回回得到火灰以后，庄稼日肥，农业日益发展，所以任凭汉人嘲笑，自己对于耕作的利弊却心里有数。因此，回民也有两句谚语回报汉人：“不怕你三笼尘土三笼灰，但看我田地里长的麦”。［17］129回民善农事的另外一个很好的例证，即是其护沙工作做得很好。地处沙苑的回民所耕种的土地属于沙质地，沙地冬草日死［17］103，经营庄稼非常不易，但回族硬是把沙田经营成“金粮”产区。［17］103由此小事，亦可见陕西回族精于耕作。

对清代回族来讲，在多种农业经济成分中，畜牧养殖业是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可以与回族种植业相提并论。畜牧品种较多，主要有牛、羊、马、驴、骆驼等，但由于回族饮食习惯的特殊要求，使养牛羊更为普遍。又由于清政府保护耕牛的政策，加之养牛需要的成本大，所以养羊更超过养牛，在回族养殖业中独占鳌头，几乎所有的农村回民家庭都有这个行业。据《大荔县志•物产》记载：“大荔之冯翊有苦泉，羊饮之肥而肉美……沙苑所出有小耳大尾之羊，通志谓之茧耳羊，府志亦言茧耳羊出同州，大耳羊畜于此耳无不小，盖其地脉所产者然此亦理之不可解……此大荔之独绝者也”，“大荔之蒺藜自唐时已入贡，其蔓引长如刺蒺藜，而颈叶各异，紫花结荚长寸许，荚内实大如芝麻（本草纲目云大如羊肾）而色碧绿，此沙苑蒺藜子之殊于他处”。［22］22这正是所谓“羊冠全省”，“蒺藜甲天下”。［23］

但是，自清中叶以后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清政府歧视和压迫回族的状况日甚一日，迫使回族农民多次掀起反清起义，但起义往往被残酷镇压，致使回族政治地位直线下降，经济受到极大破坏，农业经济自然不能例外。尤其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被镇压后，陕甘总督左宗棠按照“回民近城非所宜，近汉庄非所宜，并聚一处非所宜”以及“令觅水草不乏、川原相间、荒绝无主、各地自成片断者，以便安置”。［24］这样，原来世代聚居在陕西的回民所辛勤耕耘出来的大批良田，建造的住宅，经营的店铺，种植的树木等劳动成果，一时间均烟消云散了。起义失败后，大批陕西回民被迫迁居至偏僻贫瘠、荒无人烟的不毛之地。这些幸存下来的回民迁至新的聚居点后，为改变恶劣的生产条件、重新生存下去，他们付出极大的代价。他们只能占有很少的贫瘠土地，只得到少量的籽种、农具，从事极其简单的农业生产，勉强维持生计，因此，从总体上讲，起义失败后陕西回民的农业经济一落千丈，与前期不可同日而语。

三、清代前期陕西回族农业经济的特点

清代前期陕西回族的农业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同时其农业经济也有自身的发展特点。

首先，农业是陕西回族的生存基础和立身之本，在整个经济结构中占主导地位。清代陕西回族农民所拥有的土地比汉族农民所拥有的土地差，但回族人民经过自己的辛勤劳动，总结经验，变贫瘠的“三边两梢地”为肥沃的田地，前面提到的“不怕你三笼尘土三笼灰，但看我田地里长的麦”以及把沙田经营成“金粮”产区就是典型例子。另外，回族农民为了提高粮食产量和耕作效率，在生产工具的改进和农田引水灌溉方面都下了不少功夫，克服了以前靠天吃饭的俗例，迈出了人类挑战自然的一步。总之，能想到的办法，人为可以实现的技术他们都尝试了，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其次，因地制宜发展其他种植业。清代陕西回族农民还根据他们地处土壤的品质，大力发展果蔬等园艺种植业。据《大荔县志•土地志》记载，陕西大荔、蒲城、富平、临潼和渭南之间的沙苑地区属沙质土壤，“其沙随风流徙，不可耕植……其中多树果瓜佳于他产”，［22］18《秦疆治略•渭南县》亦记载“与大荔之沙苑接壤者具系沙地，不宜种麦，向植枣、梨、瓜、豆”。［25］故而回族农民根据这一特点，采取“树而不田”方式，因地制宜，大力发展种植业，其中尤以大荔县西瓜最为有名。总之，陕西回族和汉族一起开发农副产品，为陕西农业经济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再次，善于搞多种经营。前面已提到，陕西回族多从事畜牧业、牲畜贩运业、屠宰业、皮毛加工业（手工业和农业结合）等辅助性的农业经济活动。据《清穆宗实录》记载，同治年间“内地回民多以买马为生，现闻陕省回匪猖獗，马匹甚多”。［26］陕甘回族商人经常“私贩马匹”，接洽捻军，引起清军注意。［27］除贩马外，回族人还善于贩牛、羊、驴、骡等牲畜。养殖业、牲畜贩运业成为回族经济活动的重要内容。一则牲畜养殖可以帮回族解决耕地问题；二则农闲时节贩卖牲畜或经营运输业可以为回族家庭带来微薄的经济收入。受《古兰经》和伊斯兰教法的特殊性要求，养殖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是满足他们清真饮食需要，即屠宰业。受回族生活习俗的特殊要求，屠宰业也成为回族经济活动不可或缺的部分，并由其派生出牛羊肉饮食业和皮、毛加工业。如著名的牛羊肉泡馍、腊牛羊肉、羊肉肉丸糊辣汤等，至今仍然是当地回民独擅的大量经营的食品行业。至于皮毛加工，明清时期东府大荔的羌白镇、王阁村一带，便是关中回族皮毛业的生产和集散地，其商品大量远销外省。这些辅助性的经济活动也为陕西回族农业经济的发展增添了特色。

四、结语

通过以上对清代陕西回族农业经济的简略探讨，我们不难发现，每一个民族的经济文化，都是本民族在特定的自然、人文环境下长期积累起来的整套适应自然社会的体系，是在一定生产力发展水平上的最佳选择。清代前期陕西回族，在和汉族等民族杂居的大背景下，能积极融合于当时的大环境，并受当时“重农抑商”的社会背景的影响，从事以农耕为主的农业经济，并且取得一定成就。当时就陕西回族的农耕技术而言，已与当地汉族及其他农业民族的水平基本相当，有些方面甚至还超过了这些民族。比如在农田水利方面，发展了水浇地，采用了“休间”、“轮作”、“套种”等先进的耕作技术；在运输工具方面，清代回族发明的“回回车”能一直延续至今，足以窥见其在当时使用时之先进性与超前性。陕西回民所拥有的土地，一般说来，比汉民所拥有的土地差，大多为渭河沿岸及沙苑一带的沙地。但是，回族人民硬是经过自己辛勤劳动，把沙田经营成“金粮”产区。另外，陕西回族在从事农业生产的同时，也因地制宜大力发展种植业，并结合回族先民的传统经营，同时从事于牛羊骡马的饲养和放牧等辅助性的农业经济活动，作为他们主导产业结构的有益补充，这些经济活动对本民族的兴旺发达和整个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起了一定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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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经济论范文篇9

【关键词】邓小平；农业经济思想；粮食；发展；科技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的重要性在经济政策和经济思想中历来倍受重视，关注农业的发展是我们党和政府的一贯态度。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成员之一和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邓小平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中，多次论述了农业发展问题，提出了一系列理论观点，形成了系统的农业经济思想，对新时期我国农业经济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指导意义。

一、农业是根本，是经济发展战略重点之一

农业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这是一个无论在发展中国家，还是在发达国家均普遍发生作用的规律。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农业大国，正经历着逐步由农业大国转向工业化国家的历史进程，农业的发展、农村的进步、农民问题的解决，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绝对必要条件。邓小平在规划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蓝图时，高度评价了农业的战略地位，指出：“农业是根本，不要忘掉”，［1］在我们整个经济发展的战略中，“农业也是重点”。［2］从而为我国农业在社会经济发展中作出了准确的定位，这也是邓小平农业经济思想的出发点。对此，邓小平着重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了论述。

第一，农业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农业经济的发展关系到整个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农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们离不开的第一产业，也是重要的“基础产业”。发展国民经济要以农业为基础，这是一个重要的经济规律。农业在产品、市场、生产要素、外汇、环境等五个方面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从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历程来看，几次大的起伏，都是因为农业的大起大落引起的。邓小平指出：“中国经济能不能发展，首先要看农村能不能发展”，［3］没有农村经济的发展，农业的进步，国民经济将失去发展的基础。因此，邓小平同志在思考和设计我国经济发展战略时，始终不忘农业。

第二，农村的稳定，是全社会稳定和安定的基础。中国是一个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人口大国，当时其中80%是农民，这样庞大的群体能否稳定，直接关系到整个社会的局面稳定与否。所以，邓小平在谈到我国农村改革基本经验时指出：“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我们首先要解决农村问题。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住在农村，中国稳定不稳定首先要看这百分之八十稳定不稳定。城市搞得再漂亮，没有农村这一稳定的基础是不行的。”［4］“农村不稳定，整个政治局势就不稳定。”

第三，农民富裕是全民富裕的基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根本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这是社会主义本质的重要体现。而我国人口中的绝大部分生活在农村，农民是我国人民的主体，农民的状况构成了中国社会最基本的国情之一。他们的生活状况如何是我们规划共同富裕历程的前提，也是我们衡量共同富裕的真正尺度。因此，邓小平在规划现代化建设蓝图时，考虑的两个前提，即底子薄、人口多耕地少，实际上就是从农村考虑的。在设计中国经济发展战略步骤时，邓小平也着重从这一群体出发，指出：要实现国民生产总值2000年比1980年翻两番，“很重要的是这百分之八十的人口能不能达到。”［6］“农民没有摆脱贫困，就是我国没有摆脱贫困。”

二、农业的改革和发展要有“两个飞跃”：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发展高水平的集体经济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我国农业发展经历了曲折的历程。解放后的三年恢复时期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我们在全国范围内完成了，取得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胜利，农业生产获得了较大的发展。但是在后来的实践中，由于我们党对领导全国社会主义集体农业既缺乏经验，又缺乏清醒的头脑，农业在化和运动中遭到了严重挫折。上世纪60年代初，农业一度在经济政策的调整中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但好景不长，接着，的极左路线极大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严重破坏了农业集体经济。

新时期，中国农业改革和发展的方向是什么？由传统农业走向现代农业的过程中，我们怎样正确把握农业长期改革和发展的全局？这是“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基本理论问题在农业领域里的体现，需要我们在实践中探索，在理论上突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中央支持和邓小平同志的大力倡导下，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冲破重重阻力，在我国农村全面铺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振兴了整个农业，给农村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农村由此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局面。也正是从我国农业发展的历史经验的总结中，邓小平为我国农业发展指明了前进的方向。1990年3月3日，他与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首次系统地提出了“两个飞跃”思想，即，“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从长远的观点看，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这是一个很大的前进，要长期坚持不变。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这是又一个很大的前进，当然这是很长的过程。”

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第一次飞跃”的核心内容，也是新时期我们党在农村的一项长期基本政策。在这一飞跃的实现过程中，邓小平同志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可以说，早在60年代他就萌发了这一思想。1959至1961年的三年困难时期，安徽、湖南、广东、广西等省的农民自发地搞起了各种形式的包工、包产到户，当时的中央内部对此看法不一。邓小平同志坚决支持了当时农民的这一创造。1962年7月在接见出席共青团三届七中全会全体同志的讲话时，他提出了支持的观点：“农业本身的问题，现在看来，主要还得从生产关系上解决。……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9］这在当时是需要极大的勇气和胆识的。当然，在“左”的指导思想下，当时的包产到户仅仅是昙花一现。上世纪70年代末期，中国农村再次兴起大包干，邓小平自始至终给予了肯定。当时，安徽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村18户农民冒风险率先搞起了包干到户，在全国各地引起了极大反响，一些中央领导同志想不通，关键时刻，邓小平同志坚决予以支持。1980年5月，他就农村经济政策问题发表了讲话，明确指出：“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安徽肥西县绝大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鼓’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10］他的支持和肯定，极大地激发了群众的热情，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很快得以在全国推行。此后，他还多次在不同的场合谈到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所带来的显著变化和深刻意义，正如万里同志后来所说：“中国农村改革，没有邓小平的支持是搞不成的”。

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把农户分散生产经营形式引入到集体经济，赋予农民相应的生产经营自主权，产生了以农户为主的相对独立的新的经营层次。这样会不会削弱和改变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呢？这是一个关系到中国农业现代化道路的一个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对此，邓小平充分表现了马克思主义者的原则坚定性，始终坚持：发展集体经济，是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总方向。上世纪60年代，他在谈到要使包产到户合法化时，强调指出：“总的来说，在全国，要巩固集体经济，也就是要巩固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根本方向。”［12］把巩固集体经济与巩固社会主义相联系，阐述了农村经济发展的总的方向。上世纪80年代，他在肯定包产到户时，针对部分同志的担心，又一次指出：“我们总的方向是发展集体经济，……只要生产发展了，农村的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发展了，低水平的集体化就会发展到高水平的集体化，集体经济不巩固的也会巩固起来。”［13］上世纪90年代，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行十年左右的经验基础上，他在强调应当长期坚持这一制度的同时，再次强调：要“发展集体经济”，农村经济最终还是要实现高水平的集体化。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在农业经营方式上引起了根本性的变革，极大地调动了亿万劳动群众的积极性，为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无限生机和活力。但是，这种经营方式是以土地按人口平均分配为基础的，形成了分散的、平均的、小规模经营格局。由于我国人口多耕地少，这种经营方式从长远来看会成为进一步提高农业效益和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制约因素。实现中国农业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在充分考虑中国国情的基础上有新的突破。为此，邓小平遵循实事求是精神，指出：“我国农业现代化，不能照抄西方国家或苏联一类国家的办法，要走出一条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合乎中国情况的道路。”［14］这条道路也就是，我们在长期坚持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在有条件的地方、群众愿意的情况下，“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走集体化、适度集约化之路。可以说，这也是我国农业改革和发展的必由之路。

三、农业的主要问题是粮食问题

俗话说：“民以食为天”。人类社会要生存，一个国家要发展，首要的问题是解决吃饭问题，如果连饭都吃不饱，那就根本谈不上别的发展。因此，在确立农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基础和经济发展战略的重点同时，邓小平多次强调了粮食生产的重要地位。在谈到将会影响我国经济发展的若干重要问题时，他特别指出：“农业，主要是粮食问题。”

我国的一个基本国情是人口多耕地少，占世界7%的耕地要养活占世界22%的人口。生存的压力在时时提醒我们要时刻重视粮食的生产。如果不首先解决吃饭问题，不解决温饱问题，局面将难以想像，一切都无从谈起。1982年5月，邓小平在同一位外国元首谈论我国经济建设的历史经验时说：“重视发展农业，不管天下发生什么事，只要人民吃饱肚子，一切就好办了。”［16］目前，我国由于人口的基数大，每年仍以近千万的速度增长，仅仅考虑硬性的生存性消费，粮食消费也会每年以相应的速度在增加，如果考虑到消费结构的变化，对粮食的需求则更大。而我们的耕地却一度以每年三四百万亩的速度在减少，诸如非农建设占用耕地、农业结构调整占用耕地、灾毁耕地等等。即使不考虑耕地减少因素，耕地的增加也是有限的。据有关部门统计，目前我国后备土地资源可开发耕地约为1亿亩，通过土地整理可增加的耕地约1亿亩，工矿废弃地复垦可增加的耕地约1400万亩，合计仅仅只有2亿多亩。从上我们可以概括出我国的粮食生产所面临的形势，一是需求量不断增长，二是供应量增长有限，粮食的供求矛盾将长期存在。针对粮食生产的重要性和紧迫性，1983年，邓小平在同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和农业部门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农业要有全面规划，首先要增产粮食。2000年要生产多少粮食，人均粮食达到多少斤才算基本过关，这要好好计算。2000年总要做到粮食基本过关，这是一项重要的战略部署。中国每人平均每年总要吃四五百斤粮食，还要有种子、饲料和工业用粮。做到粮食基本过关并不容易，要从各方面努力”。

然而，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一些地方领导对抓农业的热情不够，把创政绩放在农业之外，农业基建投资严重不足，农村乱收费、乱摊派致使农民负担不断加重的现象屡禁不止，严重影响了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农业生产水平逐年下降。自1985年之后，直到90年代初，我国的粮食出现了4次下降。1985年下降6.9%，1988、1991和1994年分别下降2.2%、2.5%和2.5%，粮食总产量在1990年达到4.46亿吨以后连续4年俳徊不前。针对这一问题，邓小平早在1986年就提醒我们注意：“农田基本建设投资少，农业生产水平降低，中国农业将进入新的徘徊时期，这是值得注意的。”

总之，在新的形势下，农业仍然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则是基础的基础。粮食问题至关重要，它不仅仅是农业问题，还直接关系到中国的生存与安全问题，关系到中国的未来和前途问题。

四、农业的发展最终要靠科技

经济学家迈克尔•P•托达罗在《经济发展》一书中谈到农业问题时，将世界农业分为两种不同的耕作类型：一是发达国家的高效农业。在这种农业中，生产力水平和每个农民的产出水平都很高，所以极少量的农民便能够供养整个国家的人口；另一是发展中国家的低效率和低生产率的农业。（在这种农业中，农业部门在许多情况下仅仅只能供养农业人口，根本谈不上供养日益增长的城市人口，甚至连最起码的生存水平都无法满足。这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农业现状，但从另一个角度我们通过比较也可以找出解决发展中国家农业问题的出路和希望，那就是由传统低效低产出的落后农业转向现代高效优质农业，把农业发展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走“科教兴农”之路。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农业大国，在农业发展进程中，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科技对农业生产的贡献率、农民的整体科技水平、农业科技人员相对数量等方面，还存在相当大差距。新中国成立后，我国也培养了相当数量的农业科技人员，但大部分流到非农业部门，使得我国每万名农业人口仅拥有6名左右的农业科技人员，而西方发达国家则是40多。同时，我国农民文化程度低，对科技的接受能力非常有限，也缺少对科技的内在需求，农业劳动生产率远远低于发达国家。我国每个农业劳动力仅负担耕地0.32公顷，年生产粮食1200～1300公斤，只能供养3～4人，发达国家每个农业劳动力负担耕地可达100～200公顷，年生产粮食数10万公斤，可供养80～90人。

针对这样的对比差距，邓小平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角度出发，阐述了“科教兴农”的思想。他指出：“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19］“农业的发展一靠政策，二靠科学，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作用是无穷无尽的。”［20］政策可以影响人的积极性，科技则从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提高人改造和征服自然的能力。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所实行的一系列经济政策，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而这种积极性能否在生产中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则最终取决于农业科技的发展、普及、推广与应用。我国属于耕地资源紧缺国家，不论从现实角度讲，还是从长远角度看，要使我国农业真正走向现代化，必须更多地依靠科学技术的进步，这是加速我国农业发展的根本出路。

农业科学技术水平发展，离不开数量充足的农业科技人才，离不开重大科研项目的突破。对此邓小平提出：首先“要大力加强农业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切实组织农业科学重点项目的攻关。”［21］而农业科学技术的进步，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农业机械化，二是农业的生物化。即机械技术和生物技术在农业中的广泛推广和应用。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劳动力资源丰富，土地资源相对稀缺的农业大国来说，农业生物技术的突破与应用更具特殊重要的意义。因此，邓小平在谈到农业科技时指出：“将来农业问题的出路，最终要由生物工程来解决，要靠尖端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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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科学技术作用的发挥，根本上说，最终还必须通过农民来完成，因此，必须不断提高农民的整体素质和科技水平。对此，邓小平早在1978年《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谈到各类学校的发展比例时就说：“特别是扩大农业中学、各种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的比例”，只有广大农民的素质得到了切实提高，才能使他们接受科技成果的能力增强，才能使科技成果真正地运用到农业经济领域，才能使科学技术由潜在的生产力转变为现实的生产力。

另外，邓小平农业经济思想还包括：加大对农业的投入力度，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建立和完善农村市场体系和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因地制宜，发展多种经济；高度重视乡镇企业的发展；强调减轻农民负担等等。这些思想观点与上述几个方面一同构成了系统的邓小平农业经济思想，贯穿于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的进程之中，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成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农业的指导思想。

【摘要】邓小平就中国农业发展问题提出了一系列的理论观点：农业是根本，是经济发展战略的重点之一；中国农业的改革和发展要实现两个飞跃；农业的主要问题是粮食问题；农业的发展最终要靠科技等等。这一系列理论观点相互联系，构成了系统的农业经济思想，对新时期我国农业经济的发展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指导意义。

【关键词】邓小平；农业经济思想；粮食；发展；科技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的重要性在经济政策和经济思想中历来倍受重视，关注农业的发展是我们党和政府的一贯态度。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成员之一和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邓小平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中，多次论述了农业发展问题，提出了一系列理论观点，形成了系统的农业经济思想，对新时期我国农业经济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指导意义。

一、农业是根本，是经济发展战略重点之一

农业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这是一个无论在发展中国家，还是在发达国家均普遍发生作用的规律。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农业大国，正经历着逐步由农业大国转向工业化国家的历史进程，农业的发展、农村的进步、农民问题的解决，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绝对必要条件。邓小平在规划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蓝图时，高度评价了农业的战略地位，指出：“农业是根本，不要忘掉”，［1］在我们整个经济发展的战略中，“农业也是重点”。［2］从而为我国农业在社会经济发展中作出了准确的定位，这也是邓小平农业经济思想的出发点。对此，邓小平着重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了论述。

第一，农业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农业经济的发展关系到整个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农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们离不开的第一产业，也是重要的“基础产业”。发展国民经济要以农业为基础，这是一个重要的经济规律。农业在产品、市场、生产要素、外汇、环境等五个方面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从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历程来看，几次大的起伏，都是因为农业的大起大落引起的。邓小平指出：“中国经济能不能发展，首先要看农村能不能发展”，［3］没有农村经济的发展，农业的进步，国民经济将失去发展的基础。因此，邓小平同志在思考和设计我国经济发展战略时，始终不忘农业。

第二，农村的稳定，是全社会稳定和安定的基础。中国是一个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人口大国，当时其中80%是农民，这样庞大的群体能否稳定，直接关系到整个社会的局面稳定与否。所以，邓小平在谈到我国农村改革基本经验时指出：“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我们首先要解决农村问题。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住在农村，中国稳定不稳定首先要看这百分之八十稳定不稳定。城市搞得再漂亮，没有农村这一稳定的基础是不行的。”［4］“农村不稳定，整个政治局势就不稳定。”

第三，农民富裕是全民富裕的基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根本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这是社会主义本质的重要体现。而我国人口中的绝大部分生活在农村，农民是我国人民的主体，农民的状况构成了中国社会最基本的国情之一。他们的生活状况如何是我们规划共同富裕历程的前提，也是我们衡量共同富裕的真正尺度。因此，邓小平在规划现代化建设蓝图时，考虑的两个前提，即底子薄、人口多耕地少，实际上就是从农村考虑的。在设计中国经济发展战略步骤时，邓小平也着重从这一群体出发，指出：要实现国民生产总值2000年比1980年翻两番，“很重要的是这百分之八十的人口能不能达到。”［6］“农民没有摆脱贫困，就是我国没有摆脱贫困。”

二、农业的改革和发展要有“两个飞跃”：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发展高水平的集体经济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我国农业发展经历了曲折的历程。解放后的三年恢复时期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我们在全国范围内完成了，取得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胜利，农业生产获得了较大的发展。但是在后来的实践中，由于我们党对领导全国社会主义集体农业既缺乏经验，又缺乏清醒的头脑，农业在化和运动中遭到了严重挫折。上世纪60年代初，农业一度在经济政策的调整中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但好景不长，接着，的极左路线极大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严重破坏了农业集体经济。

新时期，中国农业改革和发展的方向是什么？由传统农业走向现代农业的过程中，我们怎样正确把握农业长期改革和发展的全局？这是“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基本理论问题在农业领域里的体现，需要我们在实践中探索，在理论上突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中央支持和邓小平同志的大力倡导下，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冲破重重阻力，在我国农村全面铺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振兴了整个农业，给农村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农村由此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局面。也正是从我国农业发展的历史经验的总结中，邓小平为我国农业发展指明了前进的方向。1990年3月3日，他与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首次系统地提出了“两个飞跃”思想，即，“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从长远的观点看，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这是一个很大的前进，要长期坚持不变。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这是又一个很大的前进，当然这是很长的过程。”

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第一次飞跃”的核心内容，也是新时期我们党在农村的一项长期基本政策。在这一飞跃的实现过程中，邓小平同志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可以说，早在60年代他就萌发了这一思想。1959至1961年的三年困难时期，安徽、湖南、广东、广西等省的农民自发地搞起了各种形式的包工、包产到户，当时的中央内部对此看法不一。邓小平同志坚决支持了当时农民的这一创造。1962年7月在接见出席共青团三届七中全会全体同志的讲话时，他提出了支持的观点：“农业本身的问题，现在看来，主要还得从生产关系上解决。……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9］这在当时是需要极大的勇气和胆识的。当然，在“左”的指导思想下，当时的包产到户仅仅是昙花一现。上世纪70年代末期，中国农村再次兴起大包干，邓小平自始至终给予了肯定。当时，安徽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村18户农民冒风险率先搞起了包干到户，在全国各地引起了极大反响，一些中央领导同志想不通，关键时刻，邓小平同志坚决予以支持。1980年5月，他就农村经济政策问题发表了讲话，明确指出：“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安徽肥西县绝大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鼓’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10］他的支持和肯定，极大地激发了群众的热情，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很快得以在全国推行。此后，他还多次在不同的场合谈到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所带来的显著变化和深刻意义，正如万里同志后来所说：“中国农村改革，没有邓小平的支持是搞不成的”。

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把农户分散生产经营形式引入到集体经济，赋予农民相应的生产经营自主权，产生了以农户为主的相对独立的新的经营层次。这样会不会削弱和改变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呢？这是一个关系到中国农业现代化道路的一个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对此，邓小平充分表现了马克思主义者的原则坚定性，始终坚持：发展集体经济，是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总方向。上世纪60年代，他在谈到要使包产到户合法化时，强调指出：“总的来说，在全国，要巩固集体经济，也就是要巩固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根本方向。”［12］把巩固集体经济与巩固社会主义相联系，阐述了农村经济发展的总的方向。上世纪80年代，他在肯定包产到户时，针对部分同志的担心，又一次指出：“我们总的方向是发展集体经济，……只要生产发展了，农村的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发展了，低水平的集体化就会发展到高水平的集体化，集体经济不巩固的也会巩固起来。”［13］上世纪90年代，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行十年左右的经验基础上，他在强调应当长期坚持这一制度的同时，再次强调：要“发展集体经济”，农村经济最终还是要实现高水平的集体化。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在农业经营方式上引起了根本性的变革，极大地调动了亿万劳动群众的积极性，为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无限生机和活力。但是，这种经营方式是以土地按人口平均分配为基础的，形成了分散的、平均的、小规模经营格局。由于我国人口多耕地少，这种经营方式从长远来看会成为进一步提高农业效益和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制约因素。实现中国农业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在充分考虑中国国情的基础上有新的突破。为此，邓小平遵循实事求是精神，指出：“我国农业现代化，不能照抄西方国家或苏联一类国家的办法，要走出一条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合乎中国情况的道路。”［14］这条道路也就是，我们在长期坚持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在有条件的地方、群众愿意的情况下，“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走集体化、适度集约化之路。可以说，这也是我国农业改革和发展的必由之路。

三、农业的主要问题是粮食问题

俗话说：“民以食为天”。人类社会要生存，一个国家要发展，首要的问题是解决吃饭问题，如果连饭都吃不饱，那就根本谈不上别的发展。因此，在确立农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基础和经济发展战略的重点同时，邓小平多次强调了粮食生产的重要地位。在谈到将会影响我国经济发展的若干重要问题时，他特别指出：“农业，主要是粮食问题。”

我国的一个基本国情是人口多耕地少，占世界7%的耕地要养活占世界22%的人口。生存的压力在时时提醒我们要时刻重视粮食的生产。如果不首先解决吃饭问题，不解决温饱问题，局面将难以想像，一切都无从谈起。1982年5月，邓小平在同一位外国元首谈论我国经济建设的历史经验时说：“重视发展农业，不管天下发生什么事，只要人民吃饱肚子，一切就好办了。”［16］目前，我国由于人口的基数大，每年仍以近千万的速度增长，仅仅考虑硬性的生存性消费，粮食消费也会每年以相应的速度在增加，如果考虑到消费结构的变化，对粮食的需求则更大。而我们的耕地却一度以每年三四百万亩的速度在减少，诸如非农建设占用耕地、农业结构调整占用耕地、灾毁耕地等等。即使不考虑耕地减少因素，耕地的增加也是有限的。据有关部门统计，目前我国后备土地资源可开发耕地约为1亿亩，通过土地整理可增加的耕地约1亿亩，工矿废弃地复垦可增加的耕地约1400万亩，合计仅仅只有2亿多亩。从上我们可以概括出我国的粮食生产所面临的形势，一是需求量不断增长，二是供应量增长有限，粮食的供求矛盾将长期存在。针对粮食生产的重要性和紧迫性，1983年，邓小平在同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和农业部门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农业要有全面规划，首先要增产粮食。2000年要生产多少粮食，人均粮食达到多少斤才算基本过关，这要好好计算。2000年总要做到粮食基本过关，这是一项重要的战略部署。中国每人平均每年总要吃四五百斤粮食，还要有种子、饲料和工业用粮。做到粮食基本过关并不容易，要从各方面努力”。

然而，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一些地方领导对抓农业的热情不够，把创政绩放在农业之外，农业基建投资严重不足，农村乱收费、乱摊派致使农民负担不断加重的现象屡禁不止，严重影响了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农业生产水平逐年下降。自1985年之后，直到90年代初，我国的粮食出现了4次下降。1985年下降6.9%，1988、1991和1994年分别下降2.2%、2.5%和2.5%，粮食总产量在1990年达到4.46亿吨以后连续4年俳徊不前。针对这一问题，邓小平早在1986年就提醒我们注意：“农田基本建设投资少，农业生产水平降低，中国农业将进入新的徘徊时期，这是值得注意的。”

总之，在新的形势下，农业仍然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则是基础的基础。粮食问题至关重要，它不仅仅是农业问题，还直接关系到中国的生存与安全问题，关系到中国的未来和前途问题。

四、农业的发展最终要靠科技

经济学家迈克尔•P•托达罗在《经济发展》一书中谈到农业问题时，将世界农业分为两种不同的耕作类型：一是发达国家的高效农业。在这种农业中，生产力水平和每个农民的产出水平都很高，所以极少量的农民便能够供养整个国家的人口；另一是发展中国家的低效率和低生产率的农业。（在这种农业中，农业部门在许多情况下仅仅只能供养农业人口，根本谈不上供养日益增长的城市人口，甚至连最起码的生存水平都无法满足。这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农业现状，但从另一个角度我们通过比较也可以找出解决发展中国家农业问题的出路和希望，那就是由传统低效低产出的落后农业转向现代高效优质农业，把农业发展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走“科教兴农”之路。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农业大国，在农业发展进程中，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科技对农业生产的贡献率、农民的整体科技水平、农业科技人员相对数量等方面，还存在相当大差距。新中国成立后，我国也培养了相当数量的农业科技人员，但大部分流到非农业部门，使得我国每万名农业人口仅拥有6名左右的农业科技人员，而西方发达国家则是40多。同时，我国农民文化程度低，对科技的接受能力非常有限，也缺少对科技的内在需求，农业劳动生产率远远低于发达国家。我国每个农业劳动力仅负担耕地0.32公顷，年生产粮食1200～1300公斤，只能供养3～4人，发达国家每个农业劳动力负担耕地可达100～200公顷，年生产粮食数10万公斤，可供养80～90人。

针对这样的对比差距，邓小平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角度出发，阐述了“科教兴农”的思想。他指出：“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19］“农业的发展一靠政策，二靠科学，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作用是无穷无尽的。”［20］政策可以影响人的积极性，科技则从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提高人改造和征服自然的能力。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所实行的一系列经济政策，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而这种积极性能否在生产中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则最终取决于农业科技的发展、普及、推广与应用。我国属于耕地资源紧缺国家，不论从现实角度讲，还是从长远角度看，要使我国农业真正走向现代化，必须更多地依靠科学技术的进步，这是加速我国农业发展的根本出路。

农业科学技术水平发展，离不开数量充足的农业科技人才，离不开重大科研项目的突破。对此邓小平提出：首先“要大力加强农业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切实组织农业科学重点项目的攻关。”［21］而农业科学技术的进步，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农业机械化，二是农业的生物化。即机械技术和生物技术在农业中的广泛推广和应用。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劳动力资源丰富，土地资源相对稀缺的农业大国来说，农业生物技术的突破与应用更具特殊重要的意义。因此，邓小平在谈到农业科技时指出：“将来农业问题的出路，最终要由生物工程来解决，要靠尖端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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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科学技术作用的发挥，根本上说，最终还必须通过农民来完成，因此，必须不断提高农民的整体素质和科技水平。对此，邓小平早在1978年《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谈到各类学校的发展比例时就说：“特别是扩大农业中学、各种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的比例”，只有广大农民的素质得到了切实提高，才能使他们接受科技成果的能力增强，才能使科技成果真正地运用到农业经济领域，才能使科学技术由潜在的生产力转变为现实的生产力。

另外，邓小平农业经济思想还包括：加大对农业的投入力度，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建立和完善农村市场体系和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因地制宜，发展多种经济；高度重视乡镇企业的发展；强调减轻农民负担等等。这些思想观点与上述几个方面一同构成了系统的邓小平农业经济思想，贯穿于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的进程之中，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成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农业的指导思想。

【注释】

［1］［2］［3］［4］［5］［6］［7］［8］［15］［17］［18］［20］［21］［22］邓小平文选.第三卷.23、17、77、65、237、78、237、355、159、22-23、159、17、23、275.

［9］［12］邓小平文选.第一卷.323、324

［10］［13］［14］［16］［19］［23］邓小平文选.第二卷.315、315、362、406、40、108.

［11］张广友.改革风云中的万里.人民出版社，北京：1995.251

［1］［2］［3］［4］［5］［6］［7］［8］［15］［17］［18］［20］［21］［22］邓小平文选.第三卷.23、17、77、65、237、78、237、355、159、22-23、159、17、23、275.

［9］［12］邓小平文选.第一卷.323、324

农业经济论范文篇10

关键词：创新理论科技创新成果作用

诱导创新理论认为历史上有多种农业增长道路，具有不同要素禀赋的国家应该有不同的农业增长道路。那些劳动力丰富而土地资源贫乏的国家应该走生物和化学技术进步的道路；那些劳动力稀缺而土地面积相对丰富的国家应该走机械技术进步的道路。这一理论的重要意义就在于认识到了把发达国家的农业技术直接移植到发展中国家可能会导致高度无效率的增长。

相反，强调市场需求的诱导创新理论，则认为市场需求决定创新努力的有效配置，不同产业产品的发明数量与产出销售额密切相关，由此引申出三个命题：技术发明是一种经济活动，与其他经济行为一样，追求预期收益；预期收益取决于该项发明产品的预期销售额；而采用发明后的预期销售额很大程度上决定于该产品目前的市场销售额，认为农业技术推广和使用的一个主要影响因素是市场盈利性，技术创新的收益是与农业研究的外部效应——生产者剩余和消费者剩余的增加有关，而新技术和新品种的推广率又受到经济利益的支配。

近年来一些学者运用上述两种理论对中国农业科学技术进步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认为中国农业技术进步目前仍然是诱导性的。从要素稀缺性来看，虽然中国农村和劳动力市场很不完备，要素价格无法正确体现要素相对缺乏程度，但是作为生产者的农民仍然为追求产出最大化而寻求相应的技术发明。从市场需求来看，尽管中国的主要农产品特别是主要粮食作物还受到遗留下来的统购统销价格体制和行政命令对生产过程的干预，农产品价格和需求数量在政府政策的限制之下不能正确体现市场需求的强度，但由于农民是利益最大化的主体，农产品生产规模仍然能较好地反映市场需求规模，因而农业科研单位依然可根据实际需求规模选择具有较大市场潜力的技术创新——科技成果创新。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将对中国农业进出口贸易产生巨大影响，我国农业经济迎来了自改革开放以来，第二个蓬勃发展的阶段。其利弊如何最终取决于中国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但近10年来，中国粮食生产成本平均每年以10%的速度递增，使粮食价格也随之提高。如何搞好科技创新技术成果的转化降低农业生产成本是解决我国现阶段农业经济发展瓶颈的问题所在。

一、浅析科技创新成果转化的障碍

在我国，由于农业生产者数量庞大，文化水平普遍较低，虽然广播电视、报刊等传媒在农业科技成果的传播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是最主要、最有效的传播方式仍然是农业科技推广机构与农业生产者面对面的沟通。然而，我国农业科技推广机构和农业科技信息持有者尚未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科技成果市场化的运行机制和传播特点，农业科技成果的创造者和传递者尚未建立起有效的沟通传递机制，加之由于近年来面对改革中遇到的新情况缺乏有效的应对措施，原本效果不错的农业科技推广体系也出现了很多问题，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与日新月异的新知识、新技术大量涌现的新形势相比，我国农业科技推广人员年龄大，文化水平低的问题日趋严重，农业科技推广人员的科技文化素质已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

其次是科技传播渠道建设障碍，我国农业科技信息网络建设发展很快，但网上资源匮乏，因此网络用户稀少，加之用户入网费用的提高，进一步限制了网络信息的开发。同时，农业信息网络技术水平低，信息交流方式落后，传递速度缓慢，信息时效性不强，也大大限制了信息网络作用的发挥。加上普遍无偿获取农业科技信息的现象，使得成果拥有人（包括成果转化开发单位和各级推广组织）的经济利益不能得到切实保障，严重者甚至无法收回成本。从而形成一个怪圈：免费或过低的收费，将使科技成果与信息的供给者血本无归，而过高的收费又往

往造成潜在用户的流失使得新科技无法得到推广。加强农业推广工作是科技转化的前提。

二、创新科技转化的对策

对于怎样提高创新科技在农业生产中的应用是当前提高农民收入、加快农业经济发展的首要问题。进一步改革农业科技推广体制，促进农业科技信息的传播是有效提高科技转化的重要手段。进行制度创新，改革农技推广项目的拨款制度，建立推广项目的基金管理制度建立公开公平的农技推广项目招投标竞争制度，改善农业科技推广人员的工资福利待遇和个人发展条件，解决其长远发展的后顾之忧，以调动农技推广人员的工作积极性，才能使农技推广工作得以发展进而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同时加快农业科技推广的新生力量的扶持及建设，以弥补了政府农技推广部门的不足，填补农业科技推广的一段真空地带。各级政府要充分认识以农民专业协会为代表的民间科技推广组织的作用，积极扶持、促进其健康发展。在建立扶持政策的同时还要为涉农企业等中介组织提供良好的政策空间。融技术、产品、服务于一体的中介组织最大的优势就是能将技术成果、技术转化、技术应用有机地联系起来，促进农业科技信息的交流与利用，加快农业科技成果的产业化进程。

采用先进的信息技术手段，提高农业科技信息传播效率。结合国情，注重信息技术的先进性与实用性的有机统一，采用多种信息手段，全方位、多角度地传播农业科技信息。并要加快农业科技信息网络建设，通过政府和民间、国内和国外等多种投资渠道，加大农业科技信息网络建设的投融资力度，促进农业科技信息服务的网络化，加强农业科技成果的在线推广。在信息传播中建立并实施信息的准确、规范，实现标准化和统一性的有机结合，避免无效和错误信息的出现。导致农业生产者对信息产生不信任而使科技成果的应用受阻。

三、有利于科技转化的因素

农业经济多样化发展（传统的粮食开发机制转向大食物开发机制，传统的种植业二元结构机制转向三元结构机制，使“粮食作物——经济作物”的结构转为“粮食作物——饲料作物——经济作物”的结构，传统地耕地资源开发机制转向多次增值的现代化农产品制造业机制。）必将为创新科技成果的转化带来新的契机，为科技成果的转化带来强大的需求之风。

而在近期举行的“农业科技中介机构发展战略专家座谈会”也作出大力推进农业科技中介机构建设，以依托科技中介这一“红娘”，为科研成果与“三农”牵线搭桥的决定。大力推进农业科技中介机构建设，培育一批服务专业化、发展规模化的农业科技中介机构，造就一支具有较高专业素质的“红娘”队伍，初步形成开放功能完备和高效运行的农业科技中介服务体系，以满足各类农业科技创新活动需求。解决中国科技中介服务体系整体市场尚不成熟，农业科技中介机构还存在一系列问题，主要包括政府管理封闭使技术信息流动不畅、科技成果缺乏实用性、小农生产形式与科技成果推广相矛盾、中介机构的能力和认识不适应市场需求、资金不足等。科技中介的大规范建立也将为科技成果的转化起到推动作用。

四、总结

加深科技成果对农业经济发展推动作用的认识，多方面促进农业的现代化，降低农业生产成本，是我国现阶段农业发展的关键。运用市场经济体制的规律，增加信息流通的价值，是科技转化的必要条件。科技成果转化将是农业发展的方向所在。把握其信息特点，遵循信息传播规律，改善信息传播条件，以促进农业科技信息的传播来推动农业科技成果的产业化将是提高农民收入，大力发展农业经济的重点。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