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管理论文范文10篇

农业管理论文范文篇1

关键词农业集群循环经济特色经济

1我国农业产业集群基本状况

我国许多地区已经产生和正在发展农业产业集群，他们以乡村农民企业家、城市科技实业家、外资、港台资本家和国有企业等为驱动主体，在不同的背景下，以不尽相同的方式组织农业生产，农业产业集群基本上可分为劳动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两种，其中以农业科技园和现代农业示范区存在的农业集群总数已达到440多个。从主要类型和相关问题角度来看，我国农业集群的基本情况主要有以下内容：

1.1根据地区区位优势，建立在农村或乡镇工业基础上的农业集群，并形成专业化小城镇

例如广东东安的农林牧渔产业群，已形成的优势农产品规模集聚区有淡海水产品、畜禽产品、林果蔬产品、特经产品和粮棉油产品五大板块，生产的优势农产品主要种类有18种，其中1/3的品类与国家对农业区划要求主攻产品目标相衔接，2/3与融入国际产业链，应对入世要求相吻合，集聚区内注册的品牌有45项。

1.2依靠科技、专业优势建立的高科技农业集群

陕西杨凌示范区充分发挥杨凌的农科教整体优势，经过6年多的发展，从开始的17家企业发展到现在的680多家，初步形成了包含生物工程、环保农资和绿色食（药）品三大特色产业，新区技工贸收入从建区之初的几十万元达到2003年的28亿元，年均增长60%，GDP年均增长30%，杨凌已经成为陕西省经济发展最具潜力的增长点之一。新企业的衍生和中小企业的发展、企业家的成长和产业文化的变迁等现象十分明显。另外包括农业科技成果交易、信息咨询和技术培训、农产品和农资的物流配送等涉农服务业也是发展重点。

1.3以市场为依托，发展特色农业集群，即通过贸易集群带动生产集群

如广东竹器编织产业集群基本形成。以信宜市怀乡、东镇、白石等镇为主体，以信宜市万事利实业有限公司和信昌林产工贸公司为龙头，已基本形成产、加、销、出口一条龙的竹器编织产业集群。2003年，信宜全市共有竹器编织中小企业1000多家，其中有自营出口权的企业103家；2003年实现产值近18亿元，出口创汇2.18亿美元，产品出口到美、日、欧、澳等国家和地区，目前出口订单不断，生产前景看好。由于竹编产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仅2003年该产业就联结带动农户10万多户20多万人就业，有效地解决2万农村部分剩余劳动力就业的问题。

1.4外来资金带来多个配套企业发展起来的农业集群

如台商在福建农业投资范围由原先的种植业、水产和畜禽养殖业、农产品加工业扩大到农业关联企业乃至观光休闲农业，特别是出现了整个农业产业上中下游一体配套投资的现象，除农业生产领域之外，还投资产后的加工、贸易、销售和产前的种苗业、化肥、农药、农用机械、农产品加工机械和食品加工包装设备、农产品运销设备等领域。这种农业集群化生产组织模式促进了产品质量和效率的提升，在带动投资地产业提升和整体经济发展的同时，竞争力不断加强，效益不断增长。

1.5在改制后的公有企业基础上经过企业繁衍和集聚形成农业集群

例如广西贵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由广西贵港甘蔗化工厂独家发起定向募集改组创立。其前身是建成于1956年的广西贵县糖厂，1994年完成股份制改造，组建成定向募集的广西贵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目前贵糖拥有日榨万吨的制糖厂、大型的造纸厂和酒精厂、轻质碳酸钙厂。这些企业为蔗糖和衍生产品的深加工及相关原料、技术的支持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生产环境；同时，在贵糖周围又有一批为之服务的运输、仓储等企业，这些企业都促进了糖业集群的发展和运行。

整体而言，我国东部的农业集群发展较好，正如波特所说，市场经济越发达、市场机制越健全的地方，集群越健康。在以中小企业为主农业集群中，尚存在主导产业不明显，难以形成产业优势，“跟风”仿效，盲目培植主导产业。我国大部分农村地区的经济结构是以粮、猪为主,其他产品较少或没有形成规模，区域化生产和主导产业不明显。有些地区提出要抓十几个主导产业，但最终没有形成规模，也就难以形成产业优势。有的地区在实行区域化生产和选择主导产业时候，对自身区位条件了解不够、竞争仿效等问题突出。

2发展中国农业集群的建议

（1）第一，政府通过政策、项目、财税等手段，加大对基础设施、有技能的劳动力群体和信息服务的投入，使本地企业间建立学习和交流机制推动企业间建立联系以促进学习和交流，增强企业之间的“信任和承诺”，形成植根于本地的农业集群等形式，从互补的人力、信息和技术资源中获得协同作用，促进企业之间的知识流动，营造有利于产业集群形成发展的产业生态。第二，要加强有利于实用技术的扩散和企业家精神的培养的各类教育培训机构、行业协会等的建设，多组织商品博览会等交易会，这既能提高区域产品的知名度,又能促进供需双方进行产品技术交流，加强本地企业与外地企业。进行联合开发，共建技术开发机构；注重生产型企业也注重吸引研发和技术服务机构转变，营造有利于产学研结合的创新氛围，吸引国内外大公司兼并本地企业。这些都是以区域内合作文化氛围及信任程度为基础的，企业间的“信任”和“承诺”是维持集群的必要条件。政府可设立中立的权威机构为本地中小企业提供信誉评估，可以帮助中小企业跨越寻找合作伙伴的障碍，同时降低外来公司甚至跨国公司在建立本地化供应体系过程中的搜索成本，鼓励外来公司生产本地化，促进农业集群的形成。

（2）加强物流和信息服务，建立健全中介服务体系。可建立农产品物流公司、信息中介公司及其他服务性公司，以有效地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并提高农业生产规模，也能提高农户工资性收入的比重，成为农业产业集群提高农民收入的有效途径。农业产业集群不是孤立地发展的,必须有一个完善的服务体系,主要包括:①各种规范的咨询和中介服务机构,如管理、技术、信息、人才、财务、金融、法律等方面的中介服务；②完善的创业服务中心,依托大学、科研机构和有实力的企业集团，兴办能够为创业者提供共用技术开发平台的专业技术孵化器，为处于种子和创建阶段的高新技术企业的成长提供孵化器功能；③教育培训体系,其职能是提供人才保障。同时根据不同企业的不同发展阶段和不同业务范围,提供相应的服务,为促进产业集群提供良好的发展基础；④完善集群中间产品市场体系，强化相关融资网络系统和拓展外销网络。

（3）制定产业集群的政策措施。一是在构建产业群集总体思路下设计外资的目标吸引政策,有目标地吸引那些具备产业带动优势和有产业关联效应或配套协作功能的项目进入农业集群，把引进的外来技术和品种与集群的优势条件相融合,融入到集群的文化建设之中,使引进的项目本土化，努力形成大中小企业密切配合、专业分区与协作完善的网络体系。二是用优惠的政策引导对农业群集发展有重要影响的公共物品或准公共物品的投资,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与农业发展配套的基础设施和软环境的建设。三是建立农产品的质量控制体系政策。农业产业集群要考虑优质农产品生产实现产品标准化和经营产业化,实现农产品加工高效化和市场化,设施农业实现生产规模化和专业化,农业集群企业实现集团化和国际化。因此，应按照无公害农产品的标准化生产技术规程,制定农产品的生产过程,以及收获、加工、包装、储运等环节的质量控制体系,确保农产品卫生安全,形成规模化和专业化的名牌产品生产，提升品牌效应。四是争取建立稳定农产品产销政策。五是建立按照现代企业制度培育龙头企业的相关政策。以大中型高新技术企业或企业集团为龙头,通过产业环节的分解或鼓励其母体公司内的科技人员和企业家分离出来自办公司。中小企业可依附于龙头企业的市场与经营,配合龙头企业的特定市场分工体系,发挥和利用自身有限资源优势,成为龙头企业的一部分。龙头企业也可以与小企业进行转包合作,增强企业的柔性,从而在农业集群内形成大中小企业密切配合、专业化分工与协作完善的网络体系,共同构筑农业集群效应。

（4）加强制度创新和科技创新。要强化体制创新和科技创新，致力于创造更为完善的吸引高新技术投资创业的环境。政府及科技管理部门要进一步支持高新区各类科技孵化器建设，特别要在孵化器与中介服务机构之间建立长期稳定的协作关系，制度创新和科技创新既可相互促进又相互制约。制度创新从根本上讲，就是要适应科技创新的内在要求，为科技创新提供制度基础和动力，对于有利于农业集群发展的制度，应该大胆尝试。通过制度创新，加强和落实对科技创新的扶持和引导；通过制度创新，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有利于调动科技人员积极性和创造性，鼓励科技人员创新创业的机制，建立健全收入分配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把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对企业领导人和科技骨干实行年薪制和股权、期权试点。另外还要加大农业科技创新和技术推广的力度，在产业化经营的各个环节，进一步普及先进适用技术。鼓励有条件的企业组建自己的研究开发机构，加速科技成果的转化。要加大科技投入，加大科技培训力度，努力提高农民素质。

（5）根据区位优势选择特色产业。在农业集群的初建时期,各地区在统筹研究和制订地区发展规划，应以市场为基础，选择具有一定发展的本地特色产业作为主导产业，因为只有内生的企业集群才具有优先发展的独特优势，才可能形成本地的竞争力。可以通过区位商（又叫区域专业化率）的测算来确定。还可以参考库兹涅茨的比较劳动生产率，相对投资效果系数，产业GDP增长率弹性系数区域某产业就业增长率弹性系数等来确定优势特色产业。

参考文献

1舒尔茨.改造传统农业[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

农业管理论文范文篇2

[关键词]农业产业化农业合作制市场+农户合作社+农户

早在40年代～50年代，美国一些大的工商企业就有自上而下地把农业生产中的产供销三个环节连结起来的做法。1955年美国哈佛大学的约翰·戴维斯提出了“农业企业”的概念，这是国外较早提出农业产业化概念。所谓农业产业化就是现代农业的一种综合经营体制，它更大地发挥了市场力量，将资源、生产、加工、流通等环节在市场机制下紧密结合起来，进而实现农、工、商的一体化经营。

在农业产业化发展程度较高的国家中，荷兰的做法有很多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的地方，荷兰大田作物的马铃薯和甜菜，园艺作物的花卉和蔬菜，畜牧业的奶类、肉类和禽蛋生产均形成了高度的专业化，已经不再是“政府羽翼”下过度支持和保护的一种产业，而是成长为有竞争力的产业。荷兰的农业产业化对农业发展发挥了重大作用，具体表现在：劳动生产率大幅提高，农产品质量不断提高，荷兰农产品成为出口主导型产业，促进了荷兰农业一体化市场机制的完善，壮大了农业集体经济。

一、荷兰的农业产业化

1.荷兰是农业产业化高度发达的国家。主要表现在：

(1)生产的专业化。1995年荷兰全国从事专业生产的各类农牧场占农场总数的82.33%。生产专业化，使农产品高度商品化。1995年，荷兰农业劳动力仅占全国人口的1.9%，生产的主要农产品不仅满足国内市场需要，还大量出口，出口率均在80%以上，商品率近100%。

(2)经营一体化。荷兰大多数农户实现了一体化经营，把种养加工、产供销、贸工农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提高了农业的增值能力和比较效益，形成了自我发展，自我积累机制。

(3)服务社会化。农业生产、加工和销售等环节全部实现了社会化服务，全国形成了农民自愿参加的合作社体系，对农业的产供销进行“一条龙”全程服务。

(4)管理的企业化。每一农户、每一个农牧场都是依法注册的经营性公司，独立法人实体，追求利润最大化，按企业化进行科学管理和成本核算。

2.荷兰农业产业化的基本模式。荷兰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基本模式主要有3种：市场+农户、合作社+农户、企业+农户。

(1)市场+农户。这是荷兰农业一体化经营的重要形式，市场+农户模式具体表现为“拍卖市场”与农户连接和超级市场与农户连接两种模式。

“拍卖市场”+农户是荷兰农业一体化经营最富特色的模式，在国际上亦享有盛誉。“拍卖市场”的具体运作程序是：农户将所生产的产品按照质量标准规定进行分类、分级和包装并经检验合格后，送入拍卖大厅，购买者（一般是大批发商）按照规则进行竞价，出价高者获得产品，成交后市场内部系统自动结算货款和配发产品。拍卖市场的最大优点就是交易效率很高，一般在几个小时之内就可完成全部的交易。

除“拍卖市场”为中心的一体化经营外，以“超级市场”为中心的农业一体化经营在荷兰也很盛行。

(2)合作社+农户模式。荷兰的农业合作社不仅存在于农业生产领域，而且广泛存在并发挥作用于农产品加工、销售、贸易和农业信贷、农业生产资料供应等领域。

荷兰农业合作制度的基本特点是：合作社完全基于农民之间的协定，按照自愿原则，以民主方式进行管理，参加合作社的农民对自身的生产决策和生产过程享有完全的责任和独立性；合作社完全独立于政府，其活动不受政府的干预；合作社实行多重会员制，即一个农民可以同时是几个合作社的社员；合作社的层次分为基层合作社、地区合作社和全国性合作社，为了保护合作社的利益，全部农业合作社都被组织于“全国农业合作局”（NCR），NCR的职责主要是代表合作社的利益，协调合作社之间的关系，协调合作社与其他经济组织之间的关系，推动合作社事业的发展。合作社在农业技术交流、农产品加工和销售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合作社的加工、销售活动，使农户与合作社之间形成了紧密联系，发展了农业一体化经营。

(3)企业+农户模式。在这种模式中，一些大的农产品加工企业或贸易企业，直接与农户连接，进行农产品生产、加工和销售的一体化经营。由于拍卖市场的发达，使得这种经营模式未能成为荷兰农业一体化的主要模式。

3.荷兰农业产业化的基本经验。(1)充分发挥农业的比较优势。荷兰农业一体化经营和农业发展获得成功的一个基本原因就是按照比较优势原则进行农业资源配置和结构组合，充分发挥了农业比较优势。

荷兰的农业发展和一体化经营坚持从农业的比较优势出发，农业的资源配置和结构组合充分体现了比较优势原则，即对于优势领域就多发展、多出口，对于非优势领域就少发展甚至不发展，用进口来弥补国内消费。

(2)高度重视市场体系建设。荷兰的市场体系十分完善，农产品交易系统非常发达，形成了有效的农产品营销制度，使农产品营销链把产前、产中和产后的各项活动联结为一个有机整体。政府非常重视市场体系建设，制定严格的市场准入制度和公平的交易制度，维护市场秩序，对市场交易活动进行严格管理，为农业一体化经营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市场环境。

(3)为农民提供良好的金融服务。荷兰为了解决农业一体化经营中的瓶颈问题-资金，发展了农民合作金融制度。农民合作金融制度的组织资源是“农民合作银行”，该行成立于1896年，是世界上最早的农民合作金融组织之一，现已发展成为荷兰的第二大银行并跃身世界400家大银行之列。农民合作银行的职能是为其社员提供信贷支持和其他金融服务，其信贷资金完全来源于所吸收的存款和经营活动，目前荷兰农民的全部信贷中，90%以上来源于农民合作银行。政府并不向农民合作银行注入信贷资金，也不干预农民合作银行的经营活动，政府的作用是允许农民合作银行的存在，并为其发展提供必要的社会环境。

(4)为农业构建坚实的科技基础。荷兰有着相当发达的农业教育、科研和推广系统，农业教育、科研和推广被誉为荷兰农业发展和一体化经营的三个支柱。政府对农业教育、科研和推广非常重视，把发展农业教育、科研和推广事业作为政府的重要职责。农业教育已经形成了十分完善的体系，由初等、中等、高等和大学四个层次组成。除正规农业教育外，荷兰的农业职业教育和技术培训也很发达，培训系统几乎覆盖了农村的每个角落，同业农民之间还有自发组织的“学习俱乐部”，相互切磋和交流经验。教育使荷兰农民具有了很高的素质，大多数农民都能讲流利的英语，能够跟上世界农业科技发展的步伐，这是荷兰农业具有高竞争力的基石所在。农业科研和推广为农民提供了雄厚的科技支持，有效地推动了农产品科技含量的提高，科技进步对荷兰农业增长的贡献率已超过了80%，这是荷兰农业具有持续竞争力的根本原因所在。政府对农业教育和科研给予了充足的经费支持。

(5)对农业进行一体化的行政管理，处处体现农民利益。荷兰政府对农业实行一体化行政管理，这为农业一体化经营的发展提供了组织制度条件。荷兰有着强大的农业行政管理机构，作为中央政府管理农业的行政机构的农业部，职能包括了“从田间到餐桌”的全过程，农产品的生产、加工、营销及国际贸易，农业生产资料的供应及农业资源环境保护，农业教育、科研和推广，农业技术服务，农产品质量监督，农业政策以及对农民的财政支持等，都形成对农业完整的社会化服务体系。

二、我国目前农业发展主要的不足

1.对农业科技的研究、引进投入不足。农业科技贡献率只有42%，财政对农业科技三项费用的投入比例占财政农业投入总额的0.8%左右。

2.我国农业科技推广体系还不健全。而在以色列，高度发达和集约化的农业是以强大的农业科研、教育和推广体系作为后盾和支柱的，并建立了以应用性研究为主的科研机构以及地区性研究开发机构，大学中也设有一些专业性的研究单位。

3.对农业教育重视不够，尤其是培养青年农民。

4.官本位思想比较严重，缺少对农民利益的保护机制。在我国典型的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是“公司+农户”或“企业+农户”，在这种产业机制中，农民作为弱势群体，处于从属地位，农产品的价格不是由市场决定而是服从于企业需求量的大小，农业的主体根本谈不上和需求方进行讨价还价的保护机制。

三、荷兰农业产业化发展对我国农业发展的借鉴

1.提高农业科技贡献率。我国农业科技贡献率只有42%，而发达国家一般为60%～80%，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农业资源利用率和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制约了农业的持续稳定增长。

2.增加财政对农业的投入。要创建良好的农业内部环境与外部环境重在政府的财政投入。近年来，我国政府加大了对农业的投入，但力度仍显不够。在财政经济明显转好的情况下，每年财政对农业的投入占农业生产量总值的比重一直处于4％左右，这一比例即使在发展中国家也算是很低的；财政对农业投入占财政总投入的比重一直徘徊在7％～8％之间，如果扣除具有广泛外部性的水利基础设施等投入，这一比例则更低，仅为4％～5％，这种投入力度对于增强农业基础地位，提升农业的国际竞争力，显然是不够的。

3.提高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的组织化程度。近年来，通过发展区域支柱产业、区域优势产业或特色产业，我国的农业生产经营的组织化和集约化程度有了很大提高，但与发达国家相比其规模、市场占有量和发育程度还不够，而且地区性发展很不平衡。

4.培养农业推广服务人员，提高农民素质。可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建立农业推广服务人员培训中心，定期对农业推广人员进行培训；积极利用现代教育资源培养高级专业人才。

农业管理论文范文篇3

2000年12月，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正式了《国际会计准则第41号—农业》（以下简称IAS41），已于2003年生效。IAS41的得到了一些国家、地区的好评和积极响应。借鉴IAS41，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规范与农业活动相关的生物资产和农产品以及农业企业社会性收支的会计核算办法近日即将由财政部正式。但是，对于同样与农业活动相关的土地（已列为固定资产）、滩涂等稀缺自然资源的会计处理，由于不适用于办法所规定的范围而未能对其作出规范。作为资源性资产的土地是农业活动不可或缺的，是农业企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土资源部、农业部关于依法保护国有农场土地合法权益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01]8号）强调指出，国有农场的土地是国有农场经济发展的基本生产资料，是国有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1992年12月制定的农业企业财务会计制度虽然将农业企业使用的土地明确为固定资产，但囿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对其会计处理、列报和披露，均未能作出规定，因而只能在账外造册登记，即仍然未能完全摆脱传统自然资源价值观的影响，因而未能将土地资源的价值量化并真正上升到资源性资产的阶段。显然，时至今日，现行农业财务会计制度对土地等资源性资产的处理，已不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党的十六大强调的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需要。因此，在我国不同所有制的农业企业即将执行《企业会计制度》和相关专业核算办法之后，借鉴国内外资源资产理论研究成果，按照我国有关法规的要求，尽快制定《农业企业会计核算办法—资源性资产（探讨）》（以下简称探讨办法），采取资产化方式来经营和管理自然资源，使自然资源从实物管理过渡到价值管理；对土地等资源性资产的会计处理、列报和披露作出规范，从会计核算制度的层面上防止土地等国有资源资产的流失，就显得十分迫切。可以说，这也是首先在农口将资源性资产纳入会计核算体系的一次创新性的尝试。但是，探讨办法的制定，既涉及资源资产理论和会计技术问题，也涉及相关的法规问题，尤其是现行的《土地管理法》正在拟议修改中，所以，必须广泛征求意见，使之切合我国各地农业企业的实际情况，更具有合规性和可操作性。

二、资源性资产的定义

要制定好一项会计核算办法，首先要对办法所依赖的基础性概念作出科学、准确而明晰的定义，并从经济学、会计学的角度给以界定。探讨办法应该遵循《企业会计制度》和生物资产办法的有关规定，需要作出补充界定的只是“资源性资产”这一概念。在探讨办法中我们拟将“资源性资产”定义为：指农业活动所涉及的具有稀缺性和不可移动性的人工开发自然生成物，包括土地资源资产、农田水利资源资产、其他农业资源资产等。

这里我们先把这一拟定的定义与生物资产办法中的生物资产定义作一比较。该办法将“生物资产”定义为：“农业活动所涉及的活的动物或植物。”而“资源性资产”，则是指“农业活动所涉及的……人工开发自然生成物”。这样下定义，与“生物资产”概念一样，首先，抓住了资源性资产的本质物征，是人类劳动参与的天然形成的自然资源，比如，大自然恩赐的土地须经过开垦才能成为农用地。其次，从经济学、会计学的角度，将其限定在农业活动范围内，即既将石油、天然气、矿产资源等明显非农业活动适用的资源性资产排除在外；也将不须对其进行生物转化管理（指人为提供营养、湿度、温度和光照等条件，促成或加强转化的发生）的天然生物及其衍生自然物，即虽属于自然生成物但不属于农业活动范围内的森林资源（包括林区内的森林、林内动植物以及森林环境等）排除在外，同时，也为“森林资源资产会计核算办法”的制定留下了空间。再次，自然生成物属于有形资产，这样定义也就把通过国家出让、补地价方式取得或通过市场交易取得以及接受投资者投入等作为无形资产入账的有一定使用期限的土地使用权排除在资源性资产之外。

再看这一定义对“自然生成物”的两个限制性定语，首先是“具有稀缺性”，稀缺性是资源成为资产的必要条件，比如，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空气、太阳能等资源，显然不能成为资产；而具有稀缺性和有限性的土地资源就可能转化为资产。其次，“不可移动性”将农业活动不可或缺的、同属自然生成物的水资源资产也排除在外，因为水资源具有流动性。

总之，我们设想这样定义，既能揭示农业活动所涉及的资源性资产的本质特征，又将其限定在土地资源资产、农田水利资源资产和其他符合条件的农业资源资产的范围之内。

但是，这一定义是否与《企业会计制度》和《企业会计准则—固定资产》（以下简称固定资产准则）的有关规定存在交叉甚至重复的情况呢？不错，《企业会计制度》和固定资产准则的有关规定都涉及到土地，但上述制度和准则都仅在固定资产折旧的有关表述中提到了土地，并规定：按规定单独估价作为固定资产入账的土地不计提折旧。《企业会计制度讲解》在固定资产的分类中也提到土地，并指出：土地，主要是指已经估价单独入账的土地。因征地而支付的补偿费，应计入与土地有关房屋、建筑物的价值内，不单独作为土地价值入账。可见，《企业会计制度》和固定资产准则所提到的作为固定资产入账的土地，一般指已估价入账的建设用地或拟改变土地用途的农用地；而探讨办法所要对其会计处理作出规范的土地，是指按现行农业企业财务会计制度规定，仅造册登记而未入账且直接用于农业生产的土地即农用地，包括耕地、林地、草地、农田水利用地、养殖水面等。至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探讨办法所要对其会计处理作出规范的土地资源资产，在我国现行的会计核算制度体系中，与《企业会计制度》和固定资产准则的有关规定，并不存在交叉或重复的情况。

按照拟定的资源性资产的定义，资源性资产一般包括农用地、水库、水渠、已开发用于养殖的滩涂等；至于湿地，从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角度看，应强调其生态价值与环境价值，不宜将其开发列为其他农业资源性资产。对于国有农场目前账外的防护林等人工林资产，有的同志主张也应作为资源性资产入账，但考虑到因其非属人工开发自然生成物而符合生物资产的定义，故应适用于生物资产办法。此外，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租赁》的有关规定，涉农企业向国有农场或农民以经营租赁方式租入的农用地也不能列入资源性资产。至于农业企业建设的机井、水泥晒场、养殖池、公路、桥梁、输变电线路等，因其不符合资源性资产的定义，可按照《企业会计制度》和固定资产准则或社会性收支办法的有关规定处理。

应该强调的是，列入资源性资产的土地必须是依照《土地管理法》的规定，向当地土地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并完成了土地确权与登记、发证工作的农用地。

三、资源性资产的会计处理

资源性资产的会计处理拟分别从确认、初始计量、后续支出、折旧、处置、减值准备、会计科目等方面予以表述。

1.资源性资产的确认

资源性资产应在同时满足以下条件时，才能予以确认：因过去事项而由企业所控制；与该资产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该资产的入账价格能够可靠地计量。

确认的第一个条件，之所以不提“由企业拥有或控制”，而仅提“由企业控制”，是因为企业拥有，一般是指企业拥有该项资源的所有权，但国家宪法和有关法律规定，我国的资源产权采用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二元结构的公有资源产权制度。如《土地管理法》规定，我国“实行土地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因此，农业企业，如国有农场，对土地的实际控制，体现在依法确认其国有土地使用权并据以获取经济利益。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制定的《编报财务报表的框架》（以下简称《框架》）指出：在确定资产的存在时，所有权不是必不可少的，……如果企业控制了得自不动产的利益，则该项不动产就是一项资产。再者，“控制”这一概念的外延比较宽广，在这里，可以涵盖了“拥有”，因此，《框架》在阐述资产的定义时，也是仅提“由企业控制的”。同时，明确必须“由企业控制”，对于自然资源来说，强调对其产生利益的控制，也是资源转化为资产的必要条件。因为，资源如果没有特定主体控制，比如太阳能、空气，是无人控制的共享品，显然，这样的自然资源也就不可能转化为资源性资产。

资源性资产确认的第二个条件，是与一般会计学上所说的资产确认共性的条件，不需赘述。至于第三个条件，由于国有农业企业使用的农用地，通常都是通过行政划拨方式依法无偿取得的，因而其入账价格如何可靠地计量，既是资源转化为资源性资产必须解决的难题，也是探讨办法会计处理的难点，以下将在初始计量部分进行探讨。

2.资源性资产的初始计量

作为自然生成物的资源性资产的计量，与一般会计学上所说的资产的计量不同，由于其稀缺性、非交易性，其计量有一套特殊的方法体系，理论界往往采用收益还原法、成本法、市场价格法、剩余法等基本方法对其价值评估，或构建边际机会成本模型和模糊数学模型等数学模型的方法对其价值计量；此外，对于单纯性资源，如土地资源的价格，理论上还可以采用马克思的地租资本化价格法，即：土地价格=地租÷利息率。但是，上述理论评估、计量方法，大部分还只局限于学术交流阶段，认知程度较低，距离可实用性还有相当的差距，这也正是将资源性资产纳入会计核算体系的困难所在。

我们认为，对于资源性资产的初始计量，既要考虑资源性资产的特点，更要从我国国情出发，遵循相关的法规。如对于资源性资产中的土地，根据我国土地管理的法规，土地使用权可以依法转让、交易，因而土地使用权存在市场价格；而法律规定不准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因而土地不存在市场价格。那么，应如何确定农业企业通过行政划拨取得农用地初始计量的入账价格呢？由于土地资源资产入账后将在资产负债表上作为资产列示，因此，在确定土地资源资产的入账价格时，就应该考虑到因国家建设（如国家修建高速公路）的需要，农业企业使用的国有土地经批准可能会被“征用”（即指国家收回土地使用权；对于国有农场历史上场队合并或以场带社并进来或带进来原属于集体所有的土地，“征用”则是指土地由集体所有转化为国家所有），此时须将其从资产负债表中注销，并将处置而形成的利得或损失，在利润表中确认为收益或费用。显然，土地资源资产的初始计量不可能按照土地中介服务机构对土地（使用权）的评估价入账，也不能采用上述理论界对资源资产评估或计量的结果作为初始计量的入账价格。但是，我们注意到，农业企业使用的国有土地被征用时，可按照有关法规的规定得到相应的土地补偿费。如《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办法》规定：经批准使用国有农、林、牧、渔场的土地，……应当根据原使用单位的投入情况，按不高于征用集体所有土地的同类土地补偿费的标准给以适当补偿。依照上述法规，我们设想，土地资源资产初始计量的入账价格可以参照《土地管理法》和各省、市（自治区）实施土地管理法办法关于征用农业企业土地时应给以补偿的标准确定。我们认为，对于土地资源资产，采用征地时的土地补偿费作为初始计量的入账价格，既具有可实用性、可操作性，又具有充分的法规依据；而且，在理论界，这也是得到认同的。

至于土地资源资产以外的其他资源性资产，可按其建设过程中实际发生的全部支出，如水库建设的支出，滩涂开发修建挡潮闸等支出作为初始计量的入账成本；其所占用的农田水利用地和养殖水面另按土地资源资产确认和计量，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土地以外其他资源资产自然生成物部分的价值。为了与现行农业企业财务会计制度相衔接，1993年以前建设的水库、水渠，因其实际成本难以可靠地计量，宜仍按现行制度有关规定处理。

3.资源性资产的后续支出

与资源性资产有关的后续支出，如果使可能流入企业的经济利益超过了原先的估计，如因对低产田改造提高了土地的肥力、使其单位面积产量有实质性提高，或者因水库的扩建增大库容而改善了农业的水利条件、增加了旱涝保收的农田面积，则应将这些后续支出资本化，增加该项资产的账面价值。此外的任何后续支出都应该费用化，在发生的当期确认为费用。

这里之所以未采用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对IAS16改进后对初始成本和后续支出运用单一确认原则的做法，主要是考虑到遵循固定资产准则的相关提法，同时这样规定也更适应资源性资产后续支出的特点。

4.资源性资产的折旧

理论界对资源性资产的价值及其服务功能的补偿称为折补。“所谓资源性折补是指为了维持资源资产开发利用功能恒定而进行的价值、技术等方式的补偿”（姜文来等，2003）。对于农业企业资源性资产中的土地资源资产，从其特性来看，虽然具有质量的可变性，但从其可永续利用的自然属性看，通常具有无限的使用期，且只要利用得当，可以使其“资源资产开发利用功能恒定”；从有关法律规定看，国有农业企业的农用地，其使用也不存在期限。因此，土地资源资产可不计提折旧。

土地资源资产以外的其他资源资产，由于其初始计量的入账价值是按其建设过程的实际成本，因此应当对其计提折旧，折旧方法可采用固定资产准则所允许的年限平均法等折旧方法。

5.资源性资产的处置

资源性资产转让、报废、毁损，或由于国家建设需要被征用时，应将其从资产负债表中注销，并将处置收入，包括企业获取的征地补偿费等补偿收入（在补偿成为应收款项的期间）扣除其账面价值和相关税费后的差额作为损失或利得计入当期损益；同时，将与划出土地资源资产对应的土地资源资本转入其他资本公积。

后续支出已资本化的农用地在被征用时，其资本化价值应体现在据以计算该幅农用地征用补偿费平均年产值的相应增加值上。

6.资源性资产是否计提减值准备问题

考虑到土地资源的稀缺性和有限性，以及我国法律关于“国家实行土地用途管制制度”和不准买卖土地等有关规定，资源性资产中的土地资源资产不计提减值准备；其他资源性资产，由于其可收回金额在现阶段难以可靠地计量，也拟不计提减值准备。

7.资源性资产核算的会计科目及账务处理

为了规范资源性资产的会计核算，拟增设“资源性资产”，“资源性资产折旧”“资源性资本”三个一级科目，分别核算各类资源性资产的原价、折旧和土地资源资产的资本来源。同时，在“资源性资产”科目下设置“土地资源资产”、“农田水利资源资产”、“其他农业资源资产”等三个二级科目，分别核算土地资源资产、农田水利资源资产、其他农业资源资产的原价；在“资源性资本”科目下设置“土地资源资本”二级科目，专项核算土地资源资产入账价值形成的国家权益，以明晰土地资源资产的国有产权。土地资源资产初始计量入账时借记“资源性资产—土地资源资产”科目，贷记“资源性资本—土地资源资本”科目；处置时借记“固定资产清理”科目、贷记“资源性资产—土地资源资产”科目，同时借记“资源性资本—土地资源资本”科目、贷记“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科目。土地资源资产以外的其他资源资产，其资本来源仍然在原有的所有者权益科目核算。

四、资源性资产的列报和披露

农业企业应当在资产负债表和会计报表附注中列示和披露下列与资源性资产有关的信息。

农业管理论文范文篇4

【关键词】农业技术研究；开发支出；费用化；资本化；会计处理

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科学技术在经济增长中的地位不断上升。知识要素和知识产业的创新成为经济持续增长的发动机。从系统观来看，知识经济系统中的第一推动力是科技创新。要从根本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必须通过技术创新，掌握更多的自主知识产权，培育自己的世界品牌。而创新的能力和储备与研究开发的投入息息相关。?农业技术研究与开发支出的合理使用是农业企业一项重要经营管理决策，它关系到农业企业长期、持续的竞争能力和盈利能力。研究开发支出的会计处理，随着研究开发支出的大幅度增长，成为会计界关注的焦点。

一、农业企业研究开发过程的介绍

农业企业的研究开发过程一般分为三个阶段：技术引进，自主研发（内部研发）、合作研发。与市场经济比较成熟的国家相比较，国内农业企业还没有成为科技创新的主体，整体上自主创新的能力薄弱。较多农业企业处于对外部的依赖，内部研究开发支出较低。随着国内外市场竞争不断加剧，我国农业企业逐步实现研究与开发支出内部化，研究开发的支出必然增大。

二、农业技术研究开发活动的特征

研发活动作为一种投资行为，?具有投资活动的一般特性，?即时间性和风险性。农业技术研发活动又具有特殊性，?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具有比一般投资活动更大的不确定性

虽然风险是投资活动的一般特性，?但由于研发活动是建立在新的科学知识或技术原理基础上的高度激烈的商品和技术竞争，?只有在研发成果可以转化为商品的情况下才可能产生收益，?因此，?研发活动具有的不确定性远远大于其他的投资活动。研发活动的风险主要包括：（1）技术风险。由于受技术规律、技术垄断、产品标准化等方面的限制，?研发成果不可预测，有失败的可能性。（2）经营风险。知识经济时代，科学技术瞬息万变，农业企业的管理者在确定研发活动的发展方向时出现失误、资金渠道不顺畅、技术骨干离职等因素，?都会导致研发活动半途而废而无功而返。（3）行业风险。如果同行业竞争者的研发活动领先于农业企业，或者农业企业研发成果的产业化工作不到位，则意味着农业企业竞争的失败。（4）环境风险。如社会意识形态、法律及生态环境、国家政策、重大政治事件等，都会给农业企业的研发活动带来风险。

（二）?计量困难

知识的投入具有明显的特殊性，知识的创造和投入并不一定代表与经济相关的知识存量的增加。这是因为：（1）研发成果转化为真实的生产力需要时间，有的甚至经过数年才能取得正的现金流量；（2）知识本身就是无形的、难以量化的，从而也是难以计量的；（3）新知识的投入有可能导致原有知识存量中的部分知识陈旧过时甚至失效。这就使得知识的累计投入不是简单的一加一的关系。因此，对农业企业而言，?研发活动的确认和计量具有很大的弹性。

三、对新会计准则中研究和开发支出的会计处理变化的评价及其影响分析

旧的会计准则要求研究与开发支出全部费用化，直接计入当期损益。新的会计准则要求对研究与开发支出区分研究支出与开发支出，在“研发支出”中分“费用化支出”和“资本化支出”进行明晰核算。

2006年2月15日颁布的新会计准则体现的是与国际会计准则趋同，在一定条件下研发支出资本化的做法与国际上的普遍做法一致，有利于我国会计准则与国际接轨。

有条件的资本化本身比单一的费用化或是单一的资本化更合理，这对农业技术研究与开发支出的会计处理将产生积极影响。

（一）符合权责发生制原则

农业技术研究与开发是两个相互联系的阶段，研究活动是一种初步的探索性工作，是一个基础阶段，能否带来经济效益非常不确定，而且受益对象不明显，而开发活动是将研究成果付诸于实践，比研究阶段更进一步，带来经济效益的确定性高，所以将研究过程中发生的费用进行费用化，计入当期损益，而开发过程中发生的费用，在开发成功时进行将其资本化，不成功还是进行费用化，计入当期损益，这比单一的费用化或单一的资本化更符合权责发生制原则。

（二）更好地协调谨慎性与相关性原则

单一的费用化能很好地遵循谨慎性原则，但损害了相关性原则，而单一的资本化能很好地遵循相关性原则，但又忽视了谨慎性原则。一定条件下资本化能很好地协调谨慎性与相关性原则，既可以避免费用化带来的资产低估，同时也最大限度地降低资本化所带来的风险。

（三）符合资产的定义

农业企业农业技术研究与开发活动已经投入了大量的经费，当然是一项过去的事项，它不是为了取得本期的利益，而是为产生未来的经济利益，当研究开发成功时，就可以成为农业企业的一项资源，也能够被农业农业企业控制，并且在开发过程中的成本也可以可靠计量，显然符合资产的定义。

（四）有利于我国会计准则与国际接轨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的经济紧密地与世界经济融合起来，世界各国间的投资和对外贸易更加自由化，环境的变化就必然要求中国会计准则与国际惯例接轨，采用一定条件下资本化的做法与国际会计准则及英国会计准则规定的做法相一致，这样，可以缩小与国际之间的差异。因此，一定条件下资本化的选择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对比2001年的相关会计准则规定，新准则关于技术研究与开发支出的会计处理必然能够更好的促进农业企业投入研究和开发项目，提高农业企业核心竞争力和长期成长能力。随着全球经济的一体化，农业企业面临的竞争压力越来越大，农业企业要在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进行技术创新，?与之相伴的则是农业企业加大农业技术研究与开发费用的投入，?农业技术研究与开发费用在农业企业支出中的比重日益增大。

笔者认为，研究与开发支出的资本化仍对降低农业企业税收负担产生积极作用，因为根据2008年1月日施行的新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的相关规定，资本化的研究与开发支出在摊销时仍可加计扣除。从另一方面看，费用化研究与开发支出?的结果可能扭曲企业的决策，导致错误的收益衡量。研究发现，费用化研究与开发支出?的处理方法，往往导致企业价值被低估。相反，部分研发支出的资本化能增加农业企业的资产，农业企业财务状况也会一定的程度有所好转。对于试图进行外部融资的农业企业来说，这无疑能降低负债比率，增加农业企业的融资信心，提高农业企业的商业信用，帮助其扩大融资渠道。而且，从长期来看，加大增强农业企业核心竞争力的研究和开发支出必然能让农业企业在以后的长期内受益。虽然旧的会计准则依然有效，新的会计准则只在一定范围适用，但是新准则对农业技术研究与开发支出的会计处理将产生积极影响是毋庸置疑的。

【参考文献】

[1]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第6号——无形资产．

[2]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2007]63号．

农业管理论文范文篇5

【关键词】农业技术研究；开发支出；费用化；资本化；会计处理

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科学技术在经济增长中的地位不断上升。知识要素和知识产业的创新成为经济持续增长的发动机。从系统观来看，知识经济系统中的第一推动力是科技创新。要从根本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必须通过技术创新，掌握更多的自主知识产权，培育自己的世界品牌。而创新的能力和储备与研究开发的投入息息相关。?农业技术研究与开发支出的合理使用是农业企业一项重要经营管理决策，它关系到农业企业长期、持续的竞争能力和盈利能力。研究开发支出的会计处理，随着研究开发支出的大幅度增长，成为会计界关注的焦点。

一、农业企业研究开发过程的介绍

农业企业的研究开发过程一般分为三个阶段：技术引进，自主研发（内部研发）、合作研发。与市场经济比较成熟的国家相比较，国内农业企业还没有成为科技创新的主体，整体上自主创新的能力薄弱。较多农业企业处于对外部的依赖，内部研究开发支出较低。随着国内外市场竞争不断加剧，我国农业企业逐步实现研究与开发支出内部化，研究开发的支出必然增大。

二、农业技术研究开发活动的特征

研发活动作为一种投资行为，?具有投资活动的一般特性，?即时间性和风险性。农业技术研发活动又具有特殊性，?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具有比一般投资活动更大的不确定性

虽然风险是投资活动的一般特性，?但由于研发活动是建立在新的科学知识或技术原理基础上的高度激烈的商品和技术竞争，?只有在研发成果可以转化为商品的情况下才可能产生收益，?因此，?研发活动具有的不确定性远远大于其他的投资活动。研发活动的风险主要包括：（1）技术风险。由于受技术规律、技术垄断、产品标准化等方面的限制，?研发成果不可预测，有失败的可能性。（2）经营风险。知识经济时代，科学技术瞬息万变，农业企业的管理者在确定研发活动的发展方向时出现失误、资金渠道不顺畅、技术骨干离职等因素，?都会导致研发活动半途而废而无功而返。（3）行业风险。如果同行业竞争者的研发活动领先于农业企业，或者农业企业研发成果的产业化工作不到位，则意味着农业企业竞争的失败。（4）环境风险。如社会意识形态、法律及生态环境、国家政策、重大政治事件等，都会给农业企业的研发活动带来风险。

（二）?计量困难

知识的投入具有明显的特殊性，知识的创造和投入并不一定代表与经济相关的知识存量的增加。这是因为：（1）研发成果转化为真实的生产力需要时间，有的甚至经过数年才能取得正的现金流量；（2）知识本身就是无形的、难以量化的，从而也是难以计量的；（3）新知识的投入有可能导致原有知识存量中的部分知识陈旧过时甚至失效。这就使得知识的累计投入不是简单的一加一的关系。因此，对农业企业而言，?研发活动的确认和计量具有很大的弹性。

三、对新会计准则中研究和开发支出的会计处理变化的评价及其影响分析

旧的会计准则要求研究与开发支出全部费用化，直接计入当期损益。新的会计准则要求对研究与开发支出区分研究支出与开发支出，在“研发支出”中分“费用化支出”和“资本化支出”进行明晰核算。

2006年2月15日颁布的新会计准则体现的是与国际会计准则趋同，在一定条件下研发支出资本化的做法与国际上的普遍做法一致，有利于我国会计准则与国际接轨。

有条件的资本化本身比单一的费用化或是单一的资本化更合理，这对农业技术研究与开发支出的会计处理将产生积极影响。

（一）符合权责发生制原则

农业技术研究与开发是两个相互联系的阶段，研究活动是一种初步的探索性工作，是一个基础阶段，能否带来经济效益非常不确定，而且受益对象不明显，而开发活动是将研究成果付诸于实践，比研究阶段更进一步，带来经济效益的确定性高，所以将研究过程中发生的费用进行费用化，计入当期损益，而开发过程中发生的费用，在开发成功时进行将其资本化，不成功还是进行费用化，计入当期损益，这比单一的费用化或单一的资本化更符合权责发生制原则。

（二）更好地协调谨慎性与相关性原则

单一的费用化能很好地遵循谨慎性原则，但损害了相关性原则，而单一的资本化能很好地遵循相关性原则，但又忽视了谨慎性原则。一定条件下资本化能很好地协调谨慎性与相关性原则，既可以避免费用化带来的资产低估，同时也最大限度地降低资本化所带来的风险。

（三）符合资产的定义

农业企业农业技术研究与开发活动已经投入了大量的经费，当然是一项过去的事项，它不是为了取得本期的利益，而是为产生未来的经济利益，当研究开发成功时，就可以成为农业企业的一项资源，也能够被农业农业企业控制，并且在开发过程中的成本也可以可靠计量，显然符合资产的定义。

（四）有利于我国会计准则与国际接轨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的经济紧密地与世界经济融合起来，世界各国间的投资和对外贸易更加自由化，环境的变化就必然要求中国会计准则与国际惯例接轨，采用一定条件下资本化的做法与国际会计准则及英国会计准则规定的做法相一致，这样，可以缩小与国际之间的差异。因此，一定条件下资本化的选择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对比2001年的相关会计准则规定，新准则关于技术研究与开发支出的会计处理必然能够更好的促进农业企业投入研究和开发项目，提高农业企业核心竞争力和长期成长能力。随着全球经济的一体化，农业企业面临的竞争压力越来越大，农业企业要在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进行技术创新，?与之相伴的则是农业企业加大农业技术研究与开发费用的投入，?农业技术研究与开发费用在农业企业支出中的比重日益增大。

笔者认为，研究与开发支出的资本化仍对降低农业企业税收负担产生积极作用，因为根据2008年1月日施行的新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的相关规定，资本化的研究与开发支出在摊销时仍可加计扣除。从另一方面看，费用化研究与开发支出?的结果可能扭曲企业的决策，导致错误的收益衡量。研究发现，费用化研究与开发支出?的处理方法，往往导致企业价值被低估。相反，部分研发支出的资本化能增加农业企业的资产，农业企业财务状况也会一定的程度有所好转。对于试图进行外部融资的农业企业来说，这无疑能降低负债比率，增加农业企业的融资信心，提高农业企业的商业信用，帮助其扩大融资渠道。而且，从长期来看，加大增强农业企业核心竞争力的研究和开发支出必然能让农业企业在以后的长期内受益。虽然旧的会计准则依然有效，新的会计准则只在一定范围适用，但是新准则对农业技术研究与开发支出的会计处理将产生积极影响是毋庸置疑的。

【参考文献】

[1]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第6号——无形资产．

[2]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2007]63号．

农业管理论文范文篇6

关键词:保险公司农业保险属性

目前,理论界普遍认为农业保险是政策性保险业务,其依据是农业保险风险大,赔付率高,任何一个商业保险公司都不愿经营,也无法经营。而且在国际上通常也把农业保险界定为政策性保险业务,如美国、日本、加拿大等一些发达国家,早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就把该保险列为政策性强、具有社会保障性的业务。因此,要发展我国农业保险首先应确立农业保险为政策性保险的地位。农业保险既然是政策性保险,就不以盈利为目的,而是政府实施农业保护政策的主要手段之一,必要时政府还要给予一定的经营补贴。而保险公司是具有法人资格、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实现利润最大化是他们追求的目标。农业保险的政策性亏损同商业保险盈利性目的相违背。因此,农业保险在商业保险公司中不可能找到自己的发展位置和业务空间,也就不可能发展。换言之,商业保险公司不宜涉足农业保险业务。

笔者对上述观点不敢苟同。毫无疑问,农业保险需要政府的大力支持,但这并不意味着农业保险必然亏损,商业保险公司不能涉足其间。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农业生产分散,风险防范机制脆弱以及政府财力有限等实际情况都决定了我国必须动员一切力量发展农业保险,而不能简单照办发达国家的模式。因此,笔者认为,不应该把农业保险完全定位于政策保险,更不能把保险公司排斥在农业保险的经营主体之外。而应该积极鼓励和支持商业保险公司开展农业保险业务。

开办农业保险是由商业保险公司的社会属性决定的

一方面,保险经济与国民经济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商业保险的发展有赖于社会经济的进步。商业保险本来就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过去的理论与实证分析一再证明,国民经济发展快,保险消费或需求就会增加;反之保险产业的发展就缺乏基础,导致保险水平低下。如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体制使人们的风险意识淡薄,加上较低的国民收入水平,大大抑制了人们对保险的需求,致使我国保险事业几度停办并长期停滞不前。随着改革的深化,经济的发展,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人们的观念不断转变,风险意识逐步加强,对保险的需求也日益旺盛,我国保险事业有了长足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保费年平均增长率为32.1%,由此可见国民经济发展对商业保险发展具有基础性作用。

另一方面,保险公司具有通过经济补偿带来社会稳定、企业生产稳定、人民生活安定的社会作用,因此和一般性质的企业相比,保险公司具有更强的社会属性。特别是国有保险公司,其所有权属于国家并由政府行使,企业所从事的一切经济活动,从根本上说是为巩固国家政权,加强社会主义制度的物质基础服务的,肩负着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其生产目的首先要满足的是政府“社会福利”最大化目标,而不是企业微观盈利最大化,甚至在必要时可以牺牲经济利益保护社会利益。我国是自然灾害多发国家。据有关资料统计,我国年均因各种自然灾害造成的农业直接经济损失约400-600亿元,受灾害影响的人口达2亿以上。发展农业保险,是保持农业经济稳定和农业再生产正常进行的迫切需要。正因为如此,作为全国最大国有保险企业,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恢复国内保险业务以来,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多次强调发展农村保险的要求,着力寻找发展农业保险业务的有效途径,充分发挥经济补偿作用。农业保险赔款1982年时只有22万元,1985年达5266万元,1990年达16722万元,1991年高达54194万元,1996年为39481万元,1982—1996年年均赔款达26422万元。在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和保障农民灾后生活方面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事实上,许多农村党政领导都把商业保险看作农村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安全阀”、“稳定器”。一些保险意识强的农民群众也把商业保险视为生活和致富的“靠山”。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一百四十九条也规定“国家支持发展农业生产服务的保险事业”。众所周知,《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是一部规范商业保险的法律,也就是说国家从法律上支持和鼓励保险公司从事农业保险业务。总之,发展农保事业实际上是对农业的一种投入和支持。商业保险公司的社会属性要求其开办农业保险业务。

开办农业保险是商业保险公司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改革开放以来,保险业快速发展。保费年均增长率为32.1%,远远超过世界和保险业发达国家的同期水平。产险业已涉足了航天保险、核电站、海上石油勘探、大型工业标的、信用保证等高风险保障领域;寿险业成功推出了投资连结保险、分红保险和财务再保险等产品。但从市场构成和分布上仔细分析,快速发展的主要原因是城市业务的大力拓展。相比之下,农村业务发展十分缓慢,广大的农村保险市场基本上仍是一片空白。随着国内保险市场上竞争主体的不断增加,城市业务竞争日趋激烈,特别是加入WTO之后,外资保险公司大量进入,城市业务是其争夺的重点。由于外资保险公司雄厚的资本实力和先进的经营技术,民族保险业在国内城市保险市场中的既有份额必然呈大幅下降的趋势。而农村是一个巨大的潜在市场。我国是世界上农村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农村人口比例最高的国家之一。经过20多年的改革和发展,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日益完善,乡镇企业的迅猛发展,第三产业的蓬勃兴起,我国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巨大的人口基数和快速发展的农村经济,为商业保险的开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国内保险公司开拓农村保险市场也已具备一定的基础。首先,虽然目前我国的农村保险市场还是一个基本空白的市场,但各种形式的保险企业已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尝试过多种农村保险业务,积累了一定的展业经验,为开拓农村保险市场打下了较为坚实的基础。其次,外资保险公司虽然会对城市业务造成巨大冲击,但要进入农村市场却有相当的困难。我国是一个具有悠久文化传统的国家,而农村又是传统习俗保存较好的地方,外资公司要融入农村百姓生活中,必须先过好民族文化这一关,相比之下,国内保险公司在这一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所以,开拓农村市场,既是当前保险业务的新的增长点,更是立足我国国情,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长远发展战略。可以说,民族保险业的全面振兴和发展,最终有待于农村市场的充分挖掘。因此,国内保险公司要从战略高度重新认识农村保险业务,积极开拓农村保险市场。而农业保险既是国家倡导和扶持发展的,又是农村保险市场中农民投保愿望最高的。因此保险公司应把发展农业保险作为开拓农村保险市场的突破口,认真探讨和研究这项具有战略意义、关系几亿人口的保险事业。

开办农业保险业务是商业保险公司竞争的需要

目前真正在广大农村地区开展农业保险业务的只有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该公司自1982年恢复农业保险业务以来,先后开办了种植业保险、养殖业保险、森林保险等十大项18个种类的险别,虽然困难重重,但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积累了许多农险工作经验。从人保公司10多年的经营实践来看,只要经营得法,农业保险业务也还是有潜力可挖。例如1987年到1993年的这一段时期,在中央农村改革政策的要求和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的促推下,保险公司高度重视农业保险业务,形成了以湖南、河南、云南为代表的“三南”模式,农业保险业务无论数量还是质量上都有较快的增长。这六年中,农业保险业务收入从1987年的1.0028亿元增加到1993年的10.2422亿元,增长了约9倍,保险赔付率六年中只有1991年超过100%,为119%,其余各年度基本稳定在80%—90%,可谓收支相抵,略有节余。同时还应当认识到,作为一种商品,农业保险有其特殊性,必须遵守风险大量原则和风险分散原则。由于我国的农业保险业务从整体水平上讲尚处于创业时期,这就决定了农业保险业务的示范介绍期和成长期要比其他一般商品长得多,保险经营者对此要有足够的认识和耐心。总之,随着我国保险市场竞争主体增多,保险供给能力不断提高,保险市场正在由买方市场向卖方市场转变,以往的那种保费和利润超速增长的局面将不复存在,保险业进入微利时代。农业保险虽然利润微薄,但也将成为保险公司激烈竞争的一个领域。

农业保险业务发展前景广阔

由前面的分析可知,一方面由于保险公司的社会属性要求其开办农业保险,发挥“社会稳定器”的作用;另一方面,国内保险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市场均衡,过去那种靠上规模、比速度来攫取超额利润的粗放经营方式已不再符合形势发展的需要。而加入WTO之后外资保险公司的大量涌入以及对城市市场的争夺,则直接结束了国内保险公司二十多年来奉行的“业务重点在城市”的发展战略。显然,中国保险业面临着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重大的战略调整,但抉择并不困难。我国是世界上农村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农村人口比例最高的国家之一。经过20多年的改革和发展,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日益完善,乡镇企业的迅猛发展,第三产业的蓬勃兴起,我国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巨大的人口基数和快速发展的农村经济,为商业保险的开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蕴藏着巨大保险潜力的农村市场,无论从天时、地利、人和等各方面看,都是国内保险公司调整发展战略,开辟新战场的最佳选择。而要开拓农村市场,就必须关注广大农民的利益,急农民之所急,和农民建立长期合作的伙伴关系。农业是农村的主导产业,同时又是最易受自然灾害影响的产业。由于家庭承包责任制所形成的超小规模的农户分散经营,实际上我国的农业生产风险防范机制极其脆弱,农民的收益和农业经济一直处在一种极度的不确定性状态。发展农业保险既是农业产业化发展的需要,又是广大农民的热切企盼和愈来愈强的呼唤。要真正打开农村市场,保险公司就应该知难而进,把发展农业保险作为开拓农村保险市场的突破口,认真探讨和研究这项具有战略意义、关系几亿人口的保险事业。大力发展农业保险业务,正是保险公司战略调整的具体体现。保险公司不仅应该开办农业保险,而且能够办好农业保险。我们相信,随着国家对“三农”问题的高度重视和一系列有效措施的出台,农村经济将持续稳定地向前发展,农民收入会稳步增长,风险意识也将逐渐增强;同时随着国内保险公司的战略调整,对农村保险市场的开拓力度进一步加大,农业保险的险种数量会逐步增多,服务质量也将大为改善,我国农业保险事业必将迎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参考文献:

1.张国海.发展我国农业保险.必须解决十个问题.金融研究,1997(1)

2.郭永利.论农业保险的政策性及其发展空间.农业经济问题,1999(8)

3.刘宽.我国农业保险的现状、问题及对策.中国农村经济,1999(10)

4.庹国柱.农业保险体制改革模式选择.中国农村经济,1997(6)

5.王兰芳.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农业保险新体制.华东经济管理,1998(1)

6.龚丽,冯中朝,张全印.当前我国农业保险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分析.农村经济,1999(7)

农业管理论文范文篇7

关键词：农业大省；就业不足；扩大就业；路径选择；城镇化战略；就业优先

中图分类号：F240

“积极扩大就业”以降低社会失业率，是近年来我国政府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之一。“十五”及今后一个时间农业大省扩大就业的路该怎样走？应如何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指示精神，把积极扩大就业作为改善人民生活的重要途径？在此，笔者试图对这一问题作一些也许肤浅的思考和探究。

一、就业不足的原因分析

农业大省由于建国初至改革开放前人口的过快增长，使当前男16~59岁、女16~5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特别是农村劳动年龄人口大量膨胀，给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带来了巨大的失业源。加之“入世”导致新一轮经济结构调整所产生的下岗职工与失业人员，同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高峰不期而遇，造成了当前严重的就业不足，并呈现出如下四个明显特点：一是不仅劳动力供求总量严重失衡，且结构性矛盾相当突出；二是由于城镇化程度偏低，加之“入世”对近期农业的负面影响，使引导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化解农村就业压力的任务变得十分艰巨复杂；三是科技进步使就业增长的弹性系数下降，导致单位投资提供的就业机会锐减；四是择业观念滞后，社会劳动参与率过高，导致就业竞争日益加剧。可见，今后一个时期农业大省的劳动力供需已严重失衡，致使就业不足的问题变得越来越严峻。据调查分析，导致就业不足问题突出的原因主要是如下几点：

原因之一，由于“”时期我国人口政策的失误，导致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城乡劳动年龄人口不断膨胀。就拿湖南来说，据推算，该省“十五”期间仍是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的高峰期，2001~2005年每年新增劳动力分别为48.28、55.23、62.69、64.09、62.92万人，5年累计新增293.21万人，平均每年增加58.64万人。按照25:75的城乡比例分解，全省城镇5年累计新增劳动力73.3万人，农村5年累计新增219.91万人。到2005年全省劳动年龄人口将达4405万人。这表明仅就城镇这一块来看，如果不增加就业机会，即使新增的城镇劳动力就将使2005年该省登记失业率在2001年接近4%的基础上再提高5.5个百分点，达到9%以上。可见，由于劳动年龄人口大量膨胀，使农业大省的失业已成为一种典型的劳动力供给总量绝对过剩型失业，且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已成为今后一个时期化解失业压力的主要矛盾。

原因之二，新一轮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与升级，导致大量企业职工分流下岗，甚至失业。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以及企业技术进步，使部分现有企业不仅不能提供新的就业机会，增加劳动力需求，而且因企业对自身效率的追求，部分原已就业的劳动力将转变为亟待重新就业的劳动力派生性供给。其中有的可能在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中顺利实现劳动转移而重新就业；有的则因多方面原因包括自身素质的原因，可能面临下岗；也有的因为企业技术进步与产业升级，出现技术、资本对劳动的替代而沦为失业人员。据资料介绍，“九五”期间湖南累计出现下岗职工190多万人次，已基本实现再就业的仅140万人次。到2000年底止，下岗后未实现再就业的仍有43万多人，占全省国企在职职工总数的14%左右。据有关专家估计，“十五”期间该省下岗职工的总规模可能要突破150万人（“九五”全省共有城镇职工约590多万人），扣除下岗后可能重新就业的约60万人，预计有90万下岗职工将面临再就业困难。

原因之三，第三产业发展滞后，导致劳动力需求的增长缺乏产业依托。解决就业不足最有效的路径，是要依托一个就业含量高的产业发展来扩大劳动力的有效需求。据湖南省职业介绍中心的调查表明，第三产业不仅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有极强的就业吸纳能力，而且就业“门槛”相对较低，通常是增加劳动力需求，扩大城乡就业的主要载体。然而目前我国第三产业的发展仍然偏慢，到“九五”末全国第三产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仅为42.3%，远低于经济发达国家75%的水平。第三产业是投资少、见效快、吸纳劳动力多、就业门槛低的最佳就业产业，且发展的空间很大。因此，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尤其是社区服务业，将成为“十五”及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尤其是农业大省缓解就业矛盾，扩大就业需求的主攻方向。

原因之四，农业产业化进程缓慢，乡镇企业吸纳就业的能力减弱，导致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难度加大。农业剩余劳动力就近转移渠道不畅，其直接原因是农业产业化的进程缓慢，乡镇企业吸纳就业的能力不强。据资料介绍，因农业产业化的规模偏小，农业大省农产品加工业的产值与农业产值之比一般仅有0.69:1，比全国平均比重低出近10个百分点。“八五”以来，全国不少经济发达省市农业产业化进程加快，促进了乡镇企业发展，成为农村就业增长的主要动力。因此农业大省加快乡村工业化进程，尤其要注重发挥农业优势，大力发展以农产品加工业为主体的乡镇企业。须知，农产品加工业是农业产业化与乡村工业化的连结点，同时更是扩大就业特别是农村就业的大容量载体。可见，以推进农业产业化为契机，大力发展以农产品加工为主的乡镇企业，并着力提高乡镇企业吸纳就业的能力，对于促进农业大省就业不足这一矛盾的有效化解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原因之五，城镇化程度偏低，制约了劳动密集型产业尤其是服务业的发展。当前，由于农业大省城镇化程度偏低（一般为30%），制约了第三产业包括社区服务业的发展。事实上，推进多元城镇化是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基础，发展第三产业则是推进城镇化的过程，同时发展第三产业又能为实现城镇化提供条件和保障。因此发展第三产业与推进城镇化必须同步进行、相互促进。今后一个时期，随着农业产业化、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大力实施多元城镇化战略的时期与条件已经成熟。我们必须把握契机，将推进城镇化与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有机地结合起来，把促进第三产业发展纳入多元城镇化的整体推进战略，在大力提高农业大省城镇化水平的基础上，调整服务业布局，促进农村服务业向小城镇聚集，从而增强小城镇吸纳就业的能力。

此外，城乡隔离的户籍制度与农用土地制度改革的迟缓，阻碍了农业大省城镇化进程，进而制约了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就近转移。农业大省城镇化进程不快，农民实现非农就业的难度大，其根本原因在于户籍管理和农用土地等项制度改革的步伐太慢、力度不够。须知，由于这种“城乡户籍隔离管制”长期没有根本性改变，导致了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的固化，抑制了农村劳动力的流动与转移；现行制度下农用土地的非流动性，又制约了乡镇企业的连片集中发展，使乡镇企业发展长期与城镇化进程相脱节，进而导致乡镇企业对增进本地就业最大化的目标根本无法实现。

二、扩大就业的路径选择

上述表明，“十五”及今后一个时期农业大省就业不足的问题相当突出，且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有效转移，将成为解决其就业不足矛盾的主要方面。那么，农业大省积极扩大城乡就业的路在何方？笔者的大体思路是：以推进农业产业化、工业化和城镇化为契机，以加快配套改革、化解突出矛盾、改善就业环境为突破口，以积极发展多种所有制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尤其是第三产业作为拓宽就业渠道的主攻方向，为“提质、扩容、减压”搭建新的劳动转移“平台”，打造大容量的就业“载体”。所谓“提质、扩容、减压”，其基本政策涵义是提高劳动者素质，扩大就业载体的吸纳容量，减轻社会失业压力。

循着这一思路，笔者主张农业大省积极扩大就业应选择如下基本路径：深化户籍管理、农用土地和社会保障等项相关制度改革——健全市场导向就业机制——积极引导农村劳动力有序流动——推进多元城镇化——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扩大劳动力需求……当然，有人也许会提出质疑：若将户籍制度完全放开，让大量农民涌入城镇，岂不给本已就业矛盾比较突出的城镇雪上加霜？况且城市还有如此多的企业下岗职工和失业人员，让农民进城与他们“争夺”有限的就业机会，不怕给城市带来更大的失业风险么？一言以蔽之：对于农业大省来说，这一“引狼入室”的路径不可取！然而，依笔者之见，这恰恰又不是一个值得有识之士担忧的问题！

须知，导致农业大省就业不足问题的主要根源，也许并不来自于城镇下岗职工有没有竞争就业的对手和压力，而在于数量惊人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能不能尽快实现有效转移。近年来，由于农业已进入资本、技术替代劳动的加速时期，农村劳动力供大于求，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中最突出的问题。事实上，自“九五”以来农业内部的就业压力已在不断积蓄，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内在冲动愈来愈强烈，加之城乡比较利益差距导致了强大的转移拉力，早已形成不可阻挡之势。基于此，今天我们试图仍然依靠“城乡户籍隔离管制”将农民挡在“城门”之外，只会使问题变得更为复杂，甚至使各种利益矛盾趋于激发而构成对社会稳定的威胁。可见，或许真正明智的选择是：一方面通过相关制度的配套改革，引导和促进农业剩余劳动力合理流动与有序转移；另一方面又通过加快城镇化进程，为进城农民实现从非永久性的“城市漂流”，向永久性迁移（到城镇定居）转变开辟大容量的就业载体。

其实，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农民进城经商办企业的人数早已形成千万之众。这一具有鲜明时代特征和地域特色的“劳务经济”，在有的市县甚至已成为地方经济发展的支柱和农民增收的主要来源。可见，只要加大相关制度特别是户籍和土地制度改革的力度，仅让已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变成“不再漂流”的城镇人口，并得到与原有城镇人口同等的待遇，那么理论上就自然达到了加快全国城镇化之目的。相反，若实现了非农就业的农民不能成为永久性的正式城镇人口，势必导致我国农民的“城市漂流”现象日趋突出。研究表明，农民长期的“城市漂流”，不仅将影响内需的启动和农民收入的稳定增长，而且会妨碍城镇建设资金的筹集与规模的扩张，进而制约整个城乡就业机会的增长。

可见，解决农业大省严重就业不足问题，上述路径选择是可行的。只要我们把握契机，切实加快城镇化进程，并在深化相关制度改革的同时，制定出支持性的第三产业发展政策，又引导方法得当，就有可能产生出令人期盼的预想效果。

三、扩大就业的政策建议

为确保上述路径行得通，我们必须趋利避害，切实采取如下有效措施与对策：

第一，实施多元城镇化战略，培育新的劳动力大容量就业载体。据史料分析测算，我国城镇化水平每提高一个百分点，能相应带动500万个就业机会的增加。假定“十五”全国城镇化程度平均每年提高2个百分点，五年共提高10个百分点，则“十五”可增加5000万个就业机会。基于这一考虑，我们一是要抓好现有城市的扩容增量。我们必须适应第三产业尤其是社区服务业发展需要，采取有效的政策措施，促进全国大中城市规模扩大和人口容量的增加；二是要加紧编制出“十五”全国小城镇发展规划，为促进全国大中小城镇多层次协调发展提供良好政策环境；三是要加快农村小城镇建设，在努力扩充县城和现有建制镇规模的同时，选择人口和乡镇企业较集中的农村集镇，通过投入一定的小城镇建设引导资金，扶持兴建一批新的建制镇，使之成为就近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大容量就业载体。

第二，强化就业领域的宏观调控，均衡各地区之间的就业压力。加强宏观调控，不仅要加大对就业增量和存量调控的力度，而且尤其要重视对地区发展差别引起失业压力差别的调控。为此，我们必须针对不同地区、不同行业的具体情况，实行不同的产业扶持政策。对于就业矛盾相对突出的地区尤其是农业大省，应结合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特别是第三产业；要统筹兼顾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重点支持就业容量大的多种所有制企业优先发展；要正确处理长期稳定就业与近期灵活就业的关系，鼓励短期性、临时性的非正规就业；要采取多种经济手段，尽量提高对困难地区的固定资产投资比重，扩大其公共投资规模，在扶持这些地区发展经济的同时，尽可能扩大其就业机会。

第三，确立就业优先原则，扶持劳动密集的第三产业发展。为此，一是国务院要适时制定并出台有利“就业促进”的法规或政策，使扩大就业的各种措施步入规范化、法制化轨道；二是在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中，必须注意兼顾提高经济增长的就业含量，扶持就业密度高、容纳能力强的产业特别是社区服务业优先发展；三是要鼓励非公有制经济在更广泛的领域，参与第三产业尤其是劳动密集型服务业发展，并逐步扩大服务市场的对外开放度。为推进农村城镇化和农业产业化，我们必须多途径增加投入，支持困难地区发展以农产品加工为主的乡镇企业，并支持和鼓励个体、私营企业到农村兴办服务业。

第四，积极调整反失业政策，促进各项相关制度配套改革的不断深化。过来一些地区采取的所谓反失业举措，大多带有“歧视”农民的色彩。其特征是通过“城乡户籍隔离管制”、限制农用土地流转、实行城乡有别的社会保障等经济的和行政的手段，阻止农业劳动力进城务工经商。为扭转这种既不公正又不合理的状况，促进劳动力合理流动和市场导向就业机制的形成，一是要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对国企下岗职工给予一次性经济补偿，减少其因流动或自谋职业带来的制度性机会成本。并健全扶持长期失业者和残疾人等“弱势群体”就业的社区支持网络，帮助城镇就业困难群体摆脱生活困境，提高其适应职业变化的能力。

二是要彻底革除城乡隔离的户籍制度，逐步推行就业地入户登记办法，从而全面放开对农村劳动力转移、以至进城“安家落户”的行政性控制。

三是要努力推进农用土地的制度创新，健全农用土地流转机制，降低其流转交易的成本，推动小城镇合理布局和乡镇企业的连片集中发展，从而促进全国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和连带就业效应的有效发挥。

第五，依法规范劳动力市场秩序，推动全国城乡统一市场的发育。要通过有效的政策调整与制度创新，严厉打击职业介绍中的欺诈行为，为我国城乡统一劳动力市场在规范中发育、在发育中规范创造优良的制度环境。“十五”期间，我们必须着力培育市场主体，健全市场体系，尽快形成“单位自主用人，个人竞争就业，市场基础配置，政府引导促进”的市场导向就业机制。并建立起一支规范化、专业化、现代化的就业服务队伍，切实为劳动力供求双方提供职业介绍、就业指导、信息咨询等多种促进就业的优良服务。

此外，要把发展教育与培训作为提高劳动者整体素质，降低社会劳动参与率，缓解结构性就业矛盾的优先措施，努力推动“市场引导培训、培训促进就业”机制的迅速形成。我们还应尽早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运用现代信息手段，把我国劳动力市场的触角与覆盖半径，迅速向国外拓展和延伸，以利我国劳动者在更大时空的就业竞争中，获得更多的就业机会，从而确保全国就业局势的长期稳定。

参考文献：

1、王大山、贺友斌：《走出去海阔天空——湖南农民外出劳务的现状与对策》，《学习导报》，2001年第5期。

2、蒋学毛、李依仁：《世纪之交：试解就业难题》，《中国劳动》，2000年第1期。

农业管理论文范文篇8

关键词农业集群循环经济特色经济

1我国农业产业集群基本状况

我国许多地区已经产生和正在发展农业产业集群，他们以乡村农民企业家、城市科技实业家、外资、港台资本家和国有企业等为驱动主体，在不同的背景下，以不尽相同的方式组织农业生产，农业产业集群基本上可分为劳动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两种，其中以农业科技园和现代农业示范区存在的农业集群总数已达到440多个。从主要类型和相关问题角度来看，我国农业集群的基本情况主要有以下内容：

1.1根据地区区位优势，建立在农村或乡镇工业基础上的农业集群，并形成专业化小城镇

例如广东东安的农林牧渔产业群，已形成的优势农产品规模集聚区有淡海水产品、畜禽产品、林果蔬产品、特经产品和粮棉油产品五大板块，生产的优势农产品主要种类有18种，其中1/3的品类与国家对农业区划要求主攻产品目标相衔接，2/3与融入国际产业链，应对入世要求相吻合，集聚区内注册的品牌有45项。

1.2依靠科技、专业优势建立的高科技农业集群

陕西杨凌示范区充分发挥杨凌的农科教整体优势，经过6年多的发展，从开始的17家企业发展到现在的680多家，初步形成了包含生物工程、环保农资和绿色食（药）品三大特色产业，新区技工贸收入从建区之初的几十万元达到2003年的28亿元，年均增长60%，GDP年均增长30%，杨凌已经成为陕西省经济发展最具潜力的增长点之一。新企业的衍生和中小企业的发展、企业家的成长和产业文化的变迁等现象十分明显。另外包括农业科技成果交易、信息咨询和技术培训、农产品和农资的物流配送等涉农服务业也是发展重点。

1.3以市场为依托，发展特色农业集群，即通过贸易集群带动生产集群

如广东竹器编织产业集群基本形成。以信宜市怀乡、东镇、白石等镇为主体，以信宜市万事利实业有限公司和信昌林产工贸公司为龙头，已基本形成产、加、销、出口一条龙的竹器编织产业集群。2003年，信宜全市共有竹器编织中小企业1000多家，其中有自营出口权的企业103家；2003年实现产值近18亿元，出口创汇2.18亿美元，产品出口到美、日、欧、澳等国家和地区，目前出口订单不断，生产前景看好。由于竹编产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仅2003年该产业就联结带动农户10万多户20多万人就业，有效地解决2万农村部分剩余劳动力就业的问题。

1.4外来资金带来多个配套企业发展起来的农业集群

如台商在福建农业投资范围由原先的种植业、水产和畜禽养殖业、农产品加工业扩大到农业关联企业乃至观光休闲农业，特别是出现了整个农业产业上中下游一体配套投资的现象，除农业生产领域之外，还投资产后的加工、贸易、销售和产前的种苗业、化肥、农药、农用机械、农产品加工机械和食品加工包装设备、农产品运销设备等领域。这种农业集群化生产组织模式促进了产品质量和效率的提升，在带动投资地产业提升和整体经济发展的同时，竞争力不断加强，效益不断增长。

1.5在改制后的公有企业基础上经过企业繁衍和集聚形成农业集群

例如广西贵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由广西贵港甘蔗化工厂独家发起定向募集改组创立。其前身是建成于1956年的广西贵县糖厂，1994年完成股份制改造，组建成定向募集的广西贵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目前贵糖拥有日榨万吨的制糖厂、大型的造纸厂和酒精厂、轻质碳酸钙厂。这些企业为蔗糖和衍生产品的深加工及相关原料、技术的支持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生产环境；同时，在贵糖周围又有一批为之服务的运输、仓储等企业，这些企业都促进了糖业集群的发展和运行。

整体而言，我国东部的农业集群发展较好，正如波特所说，市场经济越发达、市场机制越健全的地方，集群越健康。在以中小企业为主农业集群中，尚存在主导产业不明显，难以形成产业优势，“跟风”仿效，盲目培植主导产业。我国大部分农村地区的经济结构是以粮、猪为主,其他产品较少或没有形成规模，区域化生产和主导产业不明显。有些地区提出要抓十几个主导产业，但最终没有形成规模，也就难以形成产业优势。有的地区在实行区域化生产和选择主导产业时候，对自身区位条件了解不够、竞争仿效等问题突出。

2发展中国农业集群的建议

（1）第一，政府通过政策、项目、财税等手段，加大对基础设施、有技能的劳动力群体和信息服务的投入，使本地企业间建立学习和交流机制推动企业间建立联系以促进学习和交流，增强企业之间的“信任和承诺”，形成植根于本地的农业集群等形式，从互补的人力、信息和技术资源中获得协同作用，促进企业之间的知识流动，营造有利于产业集群形成发展的产业生态。第二，要加强有利于实用技术的扩散和企业家精神的培养的各类教育培训机构、行业协会等的建设，多组织商品博览会等交易会，这既能提高区域产品的知名度,又能促进供需双方进行产品技术交流，加强本地企业与外地企业。进行联合开发，共建技术开发机构；注重生产型企业也注重吸引研发和技术服务机构转变，营造有利于产学研结合的创新氛围，吸引国内外大公司兼并本地企业。这些都是以区域内合作文化氛围及信任程度为基础的，企业间的“信任”和“承诺”是维持集群的必要条件。政府可设立中立的权威机构为本地中小企业提供信誉评估，可以帮助中小企业跨越寻找合作伙伴的障碍，同时降低外来公司甚至跨国公司在建立本地化供应体系过程中的搜索成本，鼓励外来公司生产本地化，促进农业集群的形成。

（2）加强物流和信息服务，建立健全中介服务体系。可建立农产品物流公司、信息中介公司及其他服务性公司，以有效地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并提高农业生产规模，也能提高农户工资性收入的比重，成为农业产业集群提高农民收入的有效途径。农业产业集群不是孤立地发展的,必须有一个完善的服务体系,主要包括:①各种规范的咨询和中介服务机构,如管理、技术、信息、人才、财务、金融、法律等方面的中介服务；②完善的创业服务中心,依托大学、科研机构和有实力的企业集团，兴办能够为创业者提供共用技术开发平台的专业技术孵化器，为处于种子和创建阶段的高新技术企业的成长提供孵化器功能；③教育培训体系,其职能是提供人才保障。同时根据不同企业的不同发展阶段和不同业务范围,提供相应的服务,为促进产业集群提供良好的发展基础；④完善集群中间产品市场体系，强化相关融资网络系统和拓展外销网络。

（3）制定产业集群的政策措施。一是在构建产业群集总体思路下设计外资的目标吸引政策,有目标地吸引那些具备产业带动优势和有产业关联效应或配套协作功能的项目进入农业集群，把引进的外来技术和品种与集群的优势条件相融合,融入到集群的文化建设之中,使引进的项目本土化，努力形成大中小企业密切配合、专业分区与协作完善的网络体系。二是用优惠的政策引导对农业群集发展有重要影响的公共物品或准公共物品的投资,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与农业发展配套的基础设施和软环境的建设。三是建立农产品的质量控制体系政策。农业产业集群要考虑优质农产品生产实现产品标准化和经营产业化,实现农产品加工高效化和市场化,设施农业实现生产规模化和专业化,农业集群企业实现集团化和国际化。因此，应按照无公害农产品的标准化生产技术规程,制定农产品的生产过程,以及收获、加工、包装、储运等环节的质量控制体系,确保农产品卫生安全,形成规模化和专业化的名牌产品生产，提升品牌效应。四是争取建立稳定农产品产销政策。五是建立按照现代企业制度培育龙头企业的相关政策。以大中型高新技术企业或企业集团为龙头,通过产业环节的分解或鼓励其母体公司内的科技人员和企业家分离出来自办公司。中小企业可依附于龙头企业的市场与经营,配合龙头企业的特定市场分工体系,发挥和利用自身有限资源优势,成为龙头企业的一部分。龙头企业也可以与小企业进行转包合作,增强企业的柔性,从而在农业集群内形成大中小企业密切配合、专业化分工与协作完善的网络体系,共同构筑农业集群效应。

（4）加强制度创新和科技创新。要强化体制创新和科技创新，致力于创造更为完善的吸引高新技术投资创业的环境。政府及科技管理部门要进一步支持高新区各类科技孵化器建设，特别要在孵化器与中介服务机构之间建立长期稳定的协作关系，制度创新和科技创新既可相互促进又相互制约。制度创新从根本上讲，就是要适应科技创新的内在要求，为科技创新提供制度基础和动力，对于有利于农业集群发展的制度，应该大胆尝试。通过制度创新，加强和落实对科技创新的扶持和引导；通过制度创新，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有利于调动科技人员积极性和创造性，鼓励科技人员创新创业的机制，建立健全收入分配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把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对企业领导人和科技骨干实行年薪制和股权、期权试点。另外还要加大农业科技创新和技术推广的力度，在产业化经营的各个环节，进一步普及先进适用技术。鼓励有条件的企业组建自己的研究开发机构，加速科技成果的转化。要加大科技投入，加大科技培训力度，努力提高农民素质。

（5）根据区位优势选择特色产业。在农业集群的初建时期,各地区在统筹研究和制订地区发展规划，应以市场为基础，选择具有一定发展的本地特色产业作为主导产业，因为只有内生的企业集群才具有优先发展的独特优势，才可能形成本地的竞争力。可以通过区位商（又叫区域专业化率）的测算来确定。还可以参考库兹涅茨的比较劳动生产率，相对投资效果系数，产业GDP增长率弹性系数区域某产业就业增长率弹性系数等来确定优势特色产业。

参考文献

1舒尔茨.改造传统农业[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

农业管理论文范文篇9

中国是世界上稻作农业最早的发生地。根据中国史前考古学研究和对古代植物遗存的分析鉴定成果，中国栽培稻的起源，大约始于公元前10000年前后，整个中国史前稻作农业大致可划分为四个发展阶段。

1．栽培稻的起源

栽培稻的起源是一个十分缓慢的过程，从理论上讲，栽培稻的起源，是发生在有人类活动的野生稻分布区域内。

关于稻作的起源，曾流行过农学方面的、民族学方面的和考古学方面的多种看法。

我曾提出栽培稻起源于中国南方腹心地带，主要是根据近十年来的两项考古发现提出的。

一项是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的发现。

另一项是江西万年仙人洞与吊桶环遗址的发现。

这两项重要发现及初步研究成果，已告诉我们中国栽培稻起源的时间与区域。

中国栽培稻起源时间在公元前10000年前后。中国栽培稻发生的区域可初步圈定在江西万年仙人洞与吊桶环遗址至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范围内。

万年仙人洞与吊桶环遗址至道县玉蟾岩遗址的这一区域，从水系上分析，属长江流域；从地形和气候上分析，属华南亚热带；而从整个中国的地形分析，它处于中国南方的腹心地带，即秦岭——淮河以南地区的腹心地区。

该区域的东部为武夷山，西部为中国地形上的第二级阶梯的前沿——雪峰山，北部为南丘岭与幕阜山，南部为南岭。其中，东北部可包括浙江西部仙霞岭与千里岗之间的衢州一带。从平面上看，这一地区似呈不规则四边部，又似呈斜目形。从整个中国南方的地形来看，这一地区位于第三级阶梯的西部，属中国南方的腹心地带。据此可以认为中国栽培稻是在公元前10000年前后起源于中国南方腹心地区，包括其四周的山问谷地。

2．史前稻作农业的兴起

目前考古发现的史前稻作农业兴起阶段的文化遗存，主要有分布在两湖平原西部地区的彭头山文化和分布在淮河上游支流沙河、汝河、洪河流域的裴李岗文化贾湖类型。此外，钱塘江流域也有了新的发现。

彭头山文化主要分布在湖南省北部的环洞庭湖西北至南部的平原地区及湖北西部枝城至秭归的长江沿岸地带，其年代约公元前6500～前5500年。表明其稻作农业兴起的关键性证据，是发现了大量的栽培稻遗存。

裴李岗文化贾湖类型分布在河南省中、东部平原地区，年代在公元前6800～前5800年。目前发现的稻作遗存，主要见于舞阳贾湖遗址。

钱塘江流域的新发现，是近年来在浙江中部盆地的浦江县上山遗址发现了约公元前7000年前后的稻作遗存。

在新石器时代中期的偏晚阶段，原始稻作农业除了在洞庭湖区域与鄂西长江沿岸地区、钱塘江流域及淮河上游地区发展外，还扩展至陕南汉水谷地。

3．史前稻作农业的初步发展

在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3000年前，原始稻作农业文化已发展至整个长江中下游地区、赣江流域、闽江流域、珠江流域，以及黄河中下游的部分区域。已发现稻作遗存的有长江下游的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与崧泽文化、北阴阳营文化，长江中游的汤家岗文化、大溪文化、薛家岗文化、赣江流域的拾年山一、二期文化、江淮东部的龙虬庄文化、淮河中游地区的侯家寨文化等，在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中亦有一些遗址出土了稻作遗存。其中以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龙虬庄文化、大溪文化的稻作遗存最为丰富，并做了鉴定分析。

这时期稻作农业向北方的发展，已超越了前一时期，到达北纬35°左右的黄河中下游地区，如在江苏连云港二涧村、河南郑州大河村、洛阳西高崖等遗址都发现了稻壳印痕。陕西华县泉护村遗址发现了可能是稻谷的痕迹。黄淮地区是当时的稻粟混作区。

4．史前稻作农业的成熟发展

大约在公元前3000年前至公元前2000年前，是中国史前稻作农业的成熟发展时期，有的地区大约在公元前3300年前后就开始进入原始农业的成熟发展期。

成熟发展阶段的原始稻作农业文化，其分布范围大体与初步发展阶段的分布范围相同，南起岭南，北至山东栖霞、河南汝州、陕西扶风一带，西到长江上游的成都平原，东临海滨。已发现稻作遗存的有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长江中游的屈家岭文化与石家河文化、赣江流域的樊城堆文化、岭南的石峡文化、海岱与皖北地区的大汶口文化晚期与山东龙山文化、中原地区的河南龙山文化、渭河流域的扶风案板三期文化遗存，以及台湾台北、台中、屏东等地。其中以良渚文化、屈家岭文化与石家河文化、樊城堆文化的稻作遗存最为丰富。黄淮地区仍然是稻粟混作区。而岭南与台湾等自然食物来源十分丰富的地区，在这时期已确立了稻作的种植。

二、中国史前稻作农业各发展阶段的主要文化特征

中国史前稻作农业的文化特征，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是有区别的。

1．栽培稻起源阶段的主要的文化特征

在栽培稻起源阶段，与栽培稻发生有关的工具等文化面貌的变化，亦有反映。如玉蟾岩遗址新出现了锄形石器、骨铲，仙人洞与吊桶环遗址中出现了磨制石器，穿孔蚌器的数量增加、个体较大、穿孔孔径小而圆滑，出现双孔蚌器，或可称为蚌耜等。这些新颖的工具是否就是与稻的栽培和收割有关，目前尚不能确定，但应与栽培稻出现的经济生活有关。

至于与饮食活动有关的陶器，在栽培稻发生之前就已经起源，中国陶器的起源在距今15000年前(1)；至栽培稻起源阶段，陶器的制作有了改进。如玉蟾岩陶泥(片)中有意识地拌入搀和料；在仙人洞与吊桶环遗址发现的陶片，还有绳纹、条纹与素面之分，器型有罐、钵两种，制法除贴片外，还有泥条叠筑法。陶器在人们生活中的作用，因栽培作物的产生而逐步显得重要了。

2．史前稻作农业兴起阶段的主要的文化特征

表明彭头山文化原始农业兴起的主要标志还有聚落址的出现。目前已发现彭头山文化时期的聚落址有近20处，以八十垱与彭头山遗址的规模较大。八十垱遗址属低岗遗址，由围壕和围墙圈围，平面呈长方形，近南北向，现存部分南北长约110米，东西宽约70～80米，环绕面积近8000平方米。围墙顶宽约3米，围壕在围墙外侧，底宽约3．5米，沟底距墙顶高2米。在围墙以内已发现多座成排布置的房基及一座海星状高台建筑址。彭头山聚落址亦为低岗遗址，位于八十垱遗址东北25公里，已发现房址、灰坑、墓葬等。房址为平面近方形、面积约30多平方米的地面建筑址和平面呈不规则圆形的小型半地穴式建筑址，保存较差。墓葬18座，为二次葬，每墓都有1至4件陶器随葬(2)。这种具有固定居住条件、规模较大的聚落址，尤其是带有防护屏障的聚落址的出现，无疑是以原始农业兴起为依托的，而这种聚落址的出现也促进了原始农业的发展。

表明彭头山文化原始农业兴起的工具方面的证据还不多，也许是竹、木质工具已腐朽而没有保存下来。在八十垱遗址曾发现木铲与木耒(3)。就已发现的石器而言，打制石器、细小燧石器等是前期文化的延续外，出现了少量磨制石器，如小型石斧等，但不能确定其为农业生产工具。没有形成专门的石质农业生产工具可能是中国南方地区史前稻作农业兴起阶段的特征。

与贾湖原始稻作农业大致同步兴起的是贾湖聚落址的出现。

贾湖聚落址位于沙河与澧河之间，比河堤低3米左右，面积较大，达55000平方米。在已发掘的2350多平方米内发现房址45座、灰坑370座、陶窑9座、墓葬349座、瓮棺32座、埋狗坑1O座，以及数千件陶、石、骨器等。这些都表明当时的聚落规模较大，人口已达到一定的数量。墓葬中出土的5、6、7、8孔笛形骨管乐器、龟甲响器及龟甲上的契刻符号等，反映出当时的精神文化生活也伴随着原始农业的兴起而开始发展起来。

贾湖聚落址出土的工具种类较彭头山文化的为多，有石、骨角、牙器等，以石工具为主，琢、磨制石工具开始大量出现。可确定为农业工具的有石铲、石镰、石刀、石磨盘、石磨棒及骨耜等。磨制石农具的出现是原始农业兴起的重要特征。

从聚落址规模及其房址、墓葬、生产工具、生活用具等内涵分析，贾湖聚落址的原始稻作农业的发展水平似高于彭头山文化的原始稻作农业的发展水平，但此时的原始稻作农业都处于兴起阶段。据对贾湖聚落址出土的农业工具、狩猎工具、捕捞工具的数量比例分析，其原始农业经济比重约占当时整个社会经济的四分之一以上，狩猎、捕捞、采集经济仍占有相当大的比重。

3．史前稻作农业初步发展阶段的主要的文化特征

这时期的稻作遗存充分表明，稻作农业在公元前5000～前3000多年间得到了明显的发展。稻作农业的覆盖面达到中国第三级阶地南方地区的主要区域，稻作农业的规模逐渐扩大，品种也在逐渐优化，产量逐渐提高。尤其是有田埂、配有灌溉设施的稻田的发现，发明这时期的稻作种植进入了小田块管理的阶段，人工对稻谷栽培的农事活动十分明显。小田块管理应是原始稻作农业初步发展阶段的一项重要特征。

稻作农业生产工具在这一阶段有着明显的发展，磨光石器如铲、斧、刀等开始较多的使用。最为突出的是在河姆渡遗址发现了170多件骨耜，有双齿刃骨耜、斜刃骨耜、平刃骨耜等几种，还有骨平田器等。在鲞架山遗址出有木耜、角质鹤嘴锄，慈湖遗址出有木锄与木平田器，在草鞋山遗址、青墩遗址、罗家角遗址都出有骨耜，等等。大量骨耜、木耜，以及石铲的发现，是当时处于耜耕农业阶段的重要证据。

在原始稻作农业初步发展阶段，手工业和家畜饲养也都有了明显的发展。其中手工业中最重要的成就是出现了玉器、漆器、刻纹白陶的制作与蚕丝编织等。如河姆渡文化中的玉块、玉璜、漆碗、象牙雕刻、织布机工具与腹刻蚕纹的牙雕小盅等，大溪文化中的刻纹白陶盘等。饲养的家畜除猪、狗外，可能还有牛、羊等(4)

原始稻作农业文化区的精神文化生活，在此时开始丰富起来。如湖南澧县城头山遗址的大溪文化的祭坛、浙江桐乡罗家角遗址出土的马家浜文化的裸体男性塑像、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的“双鸟朝阳”纹象牙雕刻品等。

这时期的聚落也得到了快速发展。主要表现在聚落址密度和单个聚落址面积的增加和聚落功能的完善。其中尤以太湖与杭州湾地区及两湖平原地区的发展较快。河姆渡遗址发现的杆栏式房屋是当时最为进步的木构建筑，澧县城头山城址为中国最早的城濠聚落址。这种文化现象与这两地的稻作种植业发展较快密切相关。

4．史前稻作农业成熟发展阶段的主要的文化特征

这时期，在各个区域内反映稻作农业发达程度的农业生产工具，都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尤以良渚文化的最为进步。主要是形成了种类较多的成套的农业工具。良渚文化的石质农业工具有犁、斜柄破土器、耜、铲、耘田器、镰、侄等，大都制作精细，另有角锄、木平田器等。石犁、斜柄破土器和耘田器的出现，表明当时耕作技术的提高。石犁用于翻土，虽然对其是借助人力翻土还是牲畜拉犁翻土尚不能确定，但据其形制呈三角形，可确认当时出现了原始犁。耘田器可能是中耕的工具。也可能是用于平田的。农业生产工具表明，良渚文化的稻作农业可能是当时最发达的。

原始稻作农业成熟发展的另一项特征，是家畜的饲养有了明显的发展，在一些区域，饲养的家畜已成为当时人们肉食的主要来源。(5)

表明原始稻作农业成熟发展的另一方面的重要现象，是原始手工业的兴盛。因为只有农业的发展，粮食剩余，才能允许一批人专门从事手工业生产。这时期，原始手工业开始兴盛起来，如制陶、制玉、纺织、髹漆、竹木制做、象雅雕刻和镶嵌等获得空前的发展，尤以玉器的制作最为显著。在太湖及杭州湾地区的良渚文化、巢湖地区的含山凌家滩文化遗存、江汉地区的石家河文化中玉器制作品成为时代的特征。而最为重要的是铸造铜器的出现，如湖北京山石家河罗家柏岭遗址石家河文化层中发现了铜器残片和铜绿石与铜渣等(6)。酿酒业也可能在这时期出现，良渚文化中的双鼻壶、带流宽鋬杯、屈家岭文化中的壶形器、薄胎陶杯等，制作精致，可能是酒器，酿酒是粮食剩余现象的副产品。

原始稻作农业成熟发展的最突出的表现，还有建立在原始农业基础之上的社会形态的发展。如太湖与杭州湾地区、江汉平原地区的中心聚落群址的出现和原始城址的发展，大型宗教建筑及原始宗教活动遗存、大型祭坛墓地、原始文字的产生，拥有王权与神权人物的诞生等，表明这两个地区的社会走近了文明社会。原始社会向文明社会的迈进，无疑是原始农业成熟发展的结果。

三、中国史前稻作农业起源与发展若干问题的进一步探索

1．农业起源的概念

以往，通常将农作物栽培的起源就作为农业的起源。

其实，根据现在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来看，农业起源应该分为两个发展阶段，即农作物栽培的起源和原始农业的兴起。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农作物栽培的起源是指野植物经人工干预后转变成栽培作物，也就是人类栽培作物这种食物生产的最初产生。在栽培作物起源阶段，人类社会的经济形态并没有发生太多的变化，与此相联系的文化上的变化亦是十分微弱的。

原始农业的兴起是指农作物的种植达到了一定的规模、成为当时居民的一种重要的生计从业活动。农业经济成为当时社会经济中一项重要的内容，对社会发展产生了明显的推进作用。与此相联系的是文化上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农作物栽培的起源与原始农业的兴起，在考古学文化上的反映有着很大的区别，其发生的时间亦有先后之分。栽培作物起源在前，原始农业兴起在后。农业起源研究主要是指这两项内容的研究。

2．原始农业兴起阶段的主要特征

从史前稻作农业发展阶段及其主要的文化特征可以看出，原始农业的兴起与聚落址的出现密切相关，原始农业的兴起又使生产王具出现变化，原始农业的兴起还使饲养家畜成为可能。

前述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表明，在原始农业兴起阶段，农作物遗存、聚落址、农业生产工具、家畜饲养等都已出现。而在农作物栽培起源阶段，聚落址、农业生产工具、家畜饲养等特征尚未形成。所以，除了农作物外，聚落址、农业生产工具、饲养家畜等都是说明原始农业兴起的重要特征。

据此，应将农作物遗存、聚落址、农业生产工具(尤其是磨制的石质农业生产工具)、家畜饲养作为原始农业兴起的四大标志。此外，因原始农业的兴起，人们的活动内容开始丰富起来，精神文化生活内容自然也就丰富起来，祖先崇拜、生殖崇拜等原始宗教意识也开始兴盛起来。

3．稻作农业起源的形式

关于稻作农业起源的形式，1998年我曾提出：“中心起源、边缘发展”的看法。即：

大约在公元前10000年前后，在包括野生稻在内的自然食物来源充足的中国南方腹心地带内，长期过着稳定的狩猎与采集生活的人们，逐渐认识到野生稻的食用价值，并经过长期的观察，初步掌握了野生稻的生长特征，产生了对野生稻的试种兴趣。伴随着首批试种稻的成功，试种稻规模逐年扩大，稻的野生特征逐渐向栽培特征转化。其结果，试种稻逐步成为人们稳定的食物来源之一，野生稻变成了古栽培稻。

栽培稻在中国南方腹心地带起源之后，并未在这自然食物来源充足的区域内直接得到成规模的发展，而是在中国南方腹心地带西北侧的两湖平原西部地区和可能在其东北侧的钱塘江流域率先得到发展。这两个地区紧挨着中国南方腹心地带，处于“富裕的食物采集文化区”的边缘，自然食物来源不如腹心地带的充足，但是具备发展稻作生产所需的各种条件。当那里的人们掌握了稻作栽培技术，或是带着稻作栽培技术的人们来到这里之后，发展稻作农业以解决食物来源问题，便成为当时迫切的社会需求。于是稻作农业率先在这两个地区得到发展，并以其显著的社会效益影响着周边地区。伴随着全新世暖湿气候效应逐渐北进，稻作农业也逐步向纬度较高、适于稻作生产的淮河流域推进。

“中心起源、边缘发展”的这一看法，可简明如下：

栽培稻大约在公元前10000年起源于自然食物来源充足的中国南方腹心地带，于公元前7000年后发展于“富裕的食物采集文化区”边缘的两湖平原西部地区和钱塘江流域，并逐步向淮河流域推进，即“中心起源、边缘发展”。(7)

现在我仍维持这一看法，并做一点补证。

1998年我提出稻作农业起源的形式是：“中心起源、边缘发展”时，钱塘江流域还未发现原始稻作农业兴起阶段的文化遗存，我只是从宏观上根据一些现象推测钱塘江流域应有公元前5000年前至公元前7000年前后的原始稻作农业文化遗存。后来，在浙江萧山跨湖桥遗址发现确认了公元前5000～公元前6000年的稻作农业文化遗存；近年来又发现了公元前7000年前后的浦江县上山遗址，为“中心起源、边缘发展”说提供了新的证据。

上山遗址位于浙江中部盆地，这一带是连接杭州湾地区和衢州通道的主要地区。

在上山遗址的发现，主要有以下几项(8)。

(1)发现了可能是干栏式的建筑址，表明当时处于定居。

(2)发现了大量的稻作遗存，主要是陶片中夹有稻谷壳。经初步观察是一些经人类选择的早期栽培稻。这种将稻谷壳作为制作陶器的陶泥渗和料，在彭头山文化中也有发现。是表明稻作农业已经形成的重要证据。

(3)发现的工具有石磨盘、磨棒、石球、穿孔器、砺石，还发现了通体磨制及局部磨制的斧形、锛形石器等。表现出进步的特征。

(4)陶器器形有多种，以盆形器为主，另有釜、罐，还出现了圈足和假圈足器。这是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圈足陶器。

以上这些现象都表现出上山文化遗存的进步特征，表明当时的稻作农业已经兴起。

同时，我们也看到，上山文化遗存的文化面貌虽然十分独特，但也存在着与江西万年仙人洞与吊桶环等文化遗存的联系。

如上山遗址的穿孔石器，见于万年仙人洞与吊桶环遗址。从华南地区穿孔石器的发现情况分析，穿孔石器是旧石器时代末期至新石器时代早期的一种在特定的生存状态下形成的一种特殊的工具。

上山遗址发现有这种工具，表明浙江中部盆地的公元前7000年前后的稻作农业文化遗存，与江西万年仙人洞和吊桶环栽培稻起源阶段的文化遗存有关。证实了我们对钱塘江流域原始稻作农业起源问题的看法和原始稻作农业起源的形式为“中心起源、边缘发展”的观点。

现在，根据上山遗址的发现，还可进一步推测，杭州湾地区及钱塘江下游的跨湖桥文化遗存、河姆渡文化，也许还包括马家浜文化的稻作文化遗存，可能是由浙中盆地上山这类稻作文化遗存发展而来的。这有待于今后的发展与研究来证实。

4．原始稻作农业经济的发展对文明起源的作用

我准备从两个地区，即环太湖地区和两湖平原地区，来谈这个问题。

在环太湖地区，原始稻作农业大约是在公元前4700年以后才开始得到快速的发展。相应的是，那里的社会也是从那时开始快速发展的。如聚落增多，家畜饲养发展，手工业制品种类丰富。

而原始稻作农业在当时社会经济中占主导地位，则是在公元前4000年以后，即进入崧泽文化时期才开始逐渐发生的。如崧泽文化进期的采集、狩猎经济的比重，较前一阶段有了显著的下降。这主要表现在文化遗存中的动物骨骼的种类与数量，以及狩猎工具的种类与数量，在崧泽文化时期明显减少。这说明崧泽文化时期的食物生产(主要是稻作农业生产)的比重较马家浜文化时期有了显著的提高。相应的是，崧泽文化的社会又有了明显的发展。如出现用家猪下颚骨随葬，反映了开始将家猪作为财富之一，同时也表明家猪饲养的发展；更重要的是一些文明因素相继在崧泽文化时期出现，如土墩墓地、墓地中的燎祭现象，出现小玉璧、玉琀等。

良渚文化时期，原始稻作农业进入成熟发展阶段，最主要的证据稻作农业工具方面出现了用于犁耕、中耕、收割等种类较多的成套农具，出现了酿酒。与此相应的是，良渚文化时期聚落址猛增，出现聚落群，反映了人口增加；家畜饲养发展，肉食家畜比重显著增加，原始手工业兴盛。更为重要的是，在农业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环太湖地区，大约在公元前3000～公元前2800年前，社会逐渐步入“古国”发展阶段。主要证据是莫角山中心聚落群的出现，瑶山、反山等祭坛墓地等的形成。

两湖平原地区的原始稻作农业大约是在公元前4500年前后的汤家岗文化时期开始得到快速发展的，出现了水田稻。

至大溪文化时期，原始稻作农业在社会经济中的比重逐渐加大，出现了可能是贮藏粮食的大型陶器。相应的是大溪文化时期的聚落增多。在公元前4000年前后出现城墙圈围的中心聚落，制陶业发展，出现祭坛等。

至大溪文化晚期，社会分化逐渐明显，出现石钺。

至公元前3000年前后的屈家岭文化时期，原始稻作农业进入成熟发展时期，可能已有酿酒。相应的是，社会发展可能进入“古国阶段”，主要证据是中心聚落群出现，如石家河聚落群，城成批出现，已发现9座城址，还出现了大型宗教活动场所等。

环太湖和两湖平原地区原始稻作农业的发展过程及其对文明起源的作用，以及良渚文化和屈家岭文化的文明化过程是在原始稻作农业充分发展的基础上进行的这一实例，充分说明了农业是文明形成与发展的重要基础。

注释：

(1)朱乃诚：《中国新石器吋代几种主要特征的起源——兼论中国新石器时代开始的标志》，《21世纪中国考古学与世界考古学》，中国礼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朱乃诚：《中国陶器的起源》，《考古》2004年第6期。

(2)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澧县彭头山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90年第8期。

(3)裴安平：《澧县八十垱遗址出土大量珍贵文物》，《中国文物报》1998年2月8日。

(4)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浙江省博物馆：《河姆渡遗址第一期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8年第1期。河姆渡遗址考古队：《浙江河姆渡遗址第二期发掘的主要收获》，《文物》1980年第5期。

(5)袁靖：《论中国新石器时代居民获取肉食资源的方式》，《考古学报》1999午第1期。

(6)湖北行文物号占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湖北石家河罗家柏岭新石器石代遗址》，《考古学报》1994年第2期。

农业管理论文范文篇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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