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税论文范文10篇

纳税论文范文篇1

论文提要：纳税筹划无论在微观还是宏观方面都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对企业来说，通过纳税筹划可以减轻纳税负担，获得更多的可支配收入，增加运营资金总量。国家和政府可以通过纳税筹划发挥国家税收调节经济的杠杆作用，达到调整并优化产业结构和生产力布局的目的。本文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分析纳税筹划的主体和目标，明确纳税筹划的深层空间，并提出政策性建议。

一、引言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纳税和征税分别成为企业和政府相当重视的一个层面，企业追求利益最大化和国家、政府间税收协调博弈也越来越重要。无论是从企业来讲，还是从国家和政府来说，纳税筹划都已经变得刻不容缓，成为国家和企业实现利益最大化的重要手段。

二、从微观层面看纳税筹划目标

纳税筹划是指纳税人在法律、法规许可的范围内，通过对筹资、经营、理财等活动进行事先的合理安排和筹划，尽可能减少不必要的纳税支出，以谋求最大限度的纳税利益，实现企业税后利润及现金流量的最大化。

企业作为纳税筹划的主体，如何来实施纳税筹划，还是要取决于纳税筹划的根本目的，其目的是减轻税负以实现企业税后收益的最大化，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直接减轻税务负担；获资金时间价值；实现涉税零风险；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及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在企业越来越追求价值最大化的情况下，从纳税筹划的主体角度来说，完全是站在减轻税负和实现税后利润最大化来考虑的，这也就是一般意义上的纳税筹划目标。

（一）直接减轻税务负担，减少成本，增加企业利润。企业可以通过纳税筹划，在不违反税法的基础上，进行合理的避税、节税，以达到减少税收成本、增加利润的目的。

（二）利用资金时间价值，增加企业的盈利机会。对于资金充裕的企业来说，可以运用税法规定范围迟延支付的税款进行投资，获取比资金时间价值更高的投资收益，即我们通常所说的机会收益概念；对于资金短缺的企业来说，企业可以把有限的资金用在关键上，在不影响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前提下，善于打“时间差”，合理调度应交未交税款，获得资金的时间价值，从而实现纳税筹划目标服务于财务管理最终目标。

（三）实现涉税零风险。实现涉税零风险，是指纳税人账目清楚，纳税申报正确，缴纳税款及时、足额，不会出现任何关于税务方面的处罚，即在税务方面没有任何风险。为了规范纳税人的纳税行为，我国税务机关引进了纳税信用等级制度，对于信用等级越高的纳税人给予一定的奖励措施，比如减少对纳税人的纳税检查。纳税人要充分考虑税务机关对本企业的纳税信用等级评价，在既不影响本企业纳税信用等级，又不损害本企业利益的双重目标下进行纳税筹划，从而有利于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

三、从宏观层面看纳税筹划目标

税收政策是国家制定的指导税收分配活动和处理各种税收分配关系的基本方针和基本准则。税收法律、法规是税收政策的法律形式和集中体现。国家的税收政策在不同时期和不同税收法律制度中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与内容。在农村和农业税收方面，长期以来国家实行低税、轻税政策，并且已经取消了农业税；

在关税方面，提高一些限制出口产品的税率；现阶段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别强调公平税负、鼓励竞争的税收政策等。国家和政府作为纳税筹划的主体，也就是税收政策的选择过程及各级主体间的博弈过程，也是税收政策的不断完善过程，包括国家政府与企业间、国与国之间、地方政府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各种博弈。

（一）国家与企业之间的博弈。企业纳税筹划的目的无非是想少交税，而政府与其对立的是增加税收收入，想尽办法在企业能接受的范围内实现提高税收收入，同时进一步鼓励竞争，力求实现公平税负，优化税收机制。这个过程当中必然涉及到政府与企业间的博弈，对立的两端很难达到共赢，但是随着税收体制的改进和企业纳税意识的强化，必定能达到更好的博弈结果。

（二）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博弈。国家通常是税收政策的制定者，在国与国之间发生税收收入摩擦时，国家政府必然会为了本国的税收利益与另一国周旋，所以西方国家越来越多地开始反倾销，其目的除了保护本国企业的利益外，很大层面上是为了维护其财政税收利益。

（三）地方政府之间的博弈。地方政府之间常常会为了争夺一些大型企业以增加税收收入产生分歧。很多地方政府提供优惠税收政策来吸引跨国公司的总部落户当地，增加其收入。例如，今年兴起的总部经济。通过吸引跨国公司总部落户当地来增加税收。如果将总部所在地作为主要纳税地，则数量非常可观，这是地方政府对本地大型企业总部迁出惊慌失措，从而极力挽留的主要原因。而总部汇集地，则明显享受到了相应的利益。

（四）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博弈。我国实行国税和地税分家以来，税收收入成为地方财政收入的一个重头戏，提高其税收收入也就大大提高了其业绩。尽管为争夺资源而在资本市场上从事税收竞争是我国地方政府的主要动机，但我国地方政府与中央的税收竞争也有政治动因，主要表现在地方财税部门要面对来自中央部门和企业的压力，其他政府部门和企业会以其他地区企业的税负水平作为比较基准游说财税部门降低企业实际税负。地方政府首脑也有“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心态。例如，由于出口退税政策采用国家地方75∶25的比率退税，在出口退税率较高的年份，一些地方政府为了减少出口退税额，竟然采取限制出口的政策。

宏观上看，税收筹划的博弈将税收政策推入了一个更加艰难的层面，只有不断完善国家税收政策，才能正确反映和体现政府的公平、效率政策倾向，且是实现财政政策目标的手段之一。

四、政策性筹划的提出

近年来，出现了税收筹划新领域：政策性筹划。政策性税收筹划是指特大型企业集团在不违背税收立法精神的前提下，与国家政府中的税务、财政等部门进行协商，试图改变现有对企业或行业不适用的税收制度，以实现企业利润最大化的理财方法。这种筹划实质上是一种税收制度筹划的创新活动。特大型企业集团发现现行税收制度的非均衡，从而产生税收制度创新需求，政府根据这一制度需求对税收制度的供给进行调整，以实现税收制度均衡。

政策性税收筹划的过程是税收制度由非均衡走向均衡的过程。只有通过改变原有的税收制度安排，选择和建立一种新的均衡基础上的制度安排才能获得潜在收益。其主要思想是，现行税收制度的非均衡是政策性税收筹划的出发点，政府和税务部门应在此基础上，充分考虑纳税人对税制的接受程度，不断地调整税收制度供给以满足税收制度需求，从而实现税收制度由非均衡到均衡的运动。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政策性筹划是微观主体和宏观主体的一种融合，是纳税筹划的一个崭新课题。政策性筹划刚刚起步，还有相当大的筹划空间，两大主体也有更多的可以改进和博弈的地方，相信随着经济发展，企业和政府间的融合会更进一步，纳税筹划目标会更加明确和和谐。

参考文献：

[1]盖地.《税务会计与纳税筹划》.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

[2]蔡昌，李梦娟.宏观视野下的税收筹划[J].税务纵横.2003，8．

纳税论文范文篇2

论文摘要：个人所得税征管之难，难在它的纳税人兼负税人直接是具有能动性的个体。短浅的私欲为其挖空心思逃避税负提供着无限动力。面对这庞大的个性化队伍，与其他税种相比，以思想——纳税人意识的提高进而规范为立足点和突破点进行有益的探讨，对个税税收实现具有更为重要的现实意义。因此，本文研究目标以纳税人需求为起点，唤醒纳税人意识，保持和提升纳税人意识进而提高税收实现、推动税制完善。

论文关键词:个人所得税纳税人意识唤醒

一、个人所得税纳税人主动申报现状

2007年我国个人所得税收入达3185.58亿元。但换个角度看，这个数字并不乐观。2007年全国税收总共达45621.97亿元，个人所得税仅占全部收入的6.98%,印度在1992年就达到了7.68%，发达国家平均为30%,1999年中国个人所得税还是400多亿元时，国家行政学院博士焦建国曾测算过个人所得税的实际总量，认为流失税款在500亿元左右。

二、目前我国个税纳税人意识偏低的主要原因

与经济发展水平相比，我国公民纳税责任意识与纳税人权利意识的整体水平普遍滞后。主要原因在于：

（一）我国个税费用扣除现状无助于纳税人意识苏醒

费用扣除的设置对纳税人意识的影响可以这样概括：正向不明显，负向强烈。即费用扣除设计得完美无暇，纳税人的基本需要完全得到保障，也不能明显地使纳税人产生交税的愿望。费用扣除设计不当，侵蚀到纳税人的基本需要，随其侵蚀感的加强，纳税人对税之不满情绪渐强，直至转变为逃避税负行为。故个税中的费用扣除是影响纳税人税收环境知觉的最敏感因素之一，考虑不周，对纳税人意识的负作用是根本性的。

（二）税率设计不合理

税率设计不合理具体表现在：第一、高边际税率的存在，让纳税人望而却步。纳税人的直观感受是：既要拿出近半的所得交税，又要自己大量为生计买单。从而易引起纳税人潜意识对税的抵触。第二、税实践中工资薪金的适应税率，大多集中在25％以下，税负本不算高。第三、税率结构的不合理腐蚀着纳税人意识。真正的高收入阶层基于收入来源多样化与我国个税的过多分类，以致工薪阶层成为个税承担的绝对主体。强烈的反差无疑加重了个税的负担感，消减着部分纳税人仅有的交税积极性。

（三）我国税收收入透明度较低及政府的税收宣传不到位

税收收入透明度较低及政府的税收宣传重在强调纳税人的义务，而对纳税人权利重视不够。在这样的前提下，个税自行申报无疑将纳税人的责任与权利联系在一起，主动纳税与税收的知情权联系在一起。导致我国许多公民不清楚税收的一些基础知识，更谈不上利用纳税人权利为自己争取更多的利益。随之而来的问题必然是：“我为什么要纳税”；继而使纳税人更加关注政府对于税收收入的使用范围及效率与效果。

三、个人所得税纳税人意识唤醒的对策与建议

（一）恰当满足纳税人的基本需要

增强全民纳税意识，促使纳税人自觉纳税，是搞好税收征收管理工作的重要任务之一。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不仅为唤醒纳税人意识提供了理论依据，也为提升纳税人意识指明了方向。那就是：在税收实践中，如何分辨出不同纳税人的不同需要和共同需要，怎样创设和改善税收环境，在满足纳税人多层次需要的同时，以“税收价格论”为基础使交税转变为纳税人之需，从而使其由感而及，（自觉）实施交税行为。恰当满足纳税人的基本需要马斯洛认为，越是低层次的需要，若是得不到满足，其激发出来的力量越是强大。生理需要是个体的首要需求，如今通常由个体自行解决。现实中，国家提供的公共产品（服务）虽包含了纳税人生理需要层次之物，但因其或惠及大众并不被显著感知，或显著被感知而仅有少数人享有，难以让个体纳税人自愿在这个层次上为其买单。因此，唤醒个税之纳税人意识，首先要体恤民生，保障纳税人最基本的需要得到满足，尤其不能以税之名肆意干扰。只有个税的征收不侵入纳税人生计保障线才能为个税纳税人意识苏醒创造顺境。

（二）创造性满足纳税人的高层次需要

物质性的考虑对纳税人的激励作用固然很大,但是随着低层次需要满足程度的不断提高,激励作用必然会减弱,高层次需要的满足则会成为纳税动力的新源泉。这时,应该创造适宜的条件,满足公民作为纳税人的高层次需要,即社交需要、尊重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当前，纳税人高层次需要在税收中主要为纳税人权利与义务的对称诉求。他们希望从税的付出中,体味到自尊和社会与政府对自己的尊重。纳税人权利没有得到落实位居影响纳税人不交税的因素之首；纳税是公民行使权利的前提，因此，应对纳税人的高层次需求要多做研究、不断探索。

总之，只有唤醒纳税人的纳税意识，纳税人才可能自觉地缴纳税款，否则就逃税，产生“搭便车”行为。相对于个人收入而言公平合理的个税税负是纳税人交税的心理前提。换言之，个税欲取得纳税人心理认同，首先要合理地考虑纳税人的基本需要。个税设置及执行中所体现的对纳税人基本需要的考虑，对纳税人意识的发展十分重要。随着客观经济条件的变化和我国税收征管水平的提高，个人所得税制应做进一步的改革和完善，以便充分发挥个人所得税的公平作用，维护社会稳定，保持经济增长，增加财政收入，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运作。

参考文献：

［1］宋健敏等编著：《中国财政发展报告》,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2］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第2条。

［3］郭庆旺、苑新丽、夏文丽编著：《当代西方税收学》，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4］杨继元等编著：《新一轮税制改革的理论设计与政策选择》，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P220。

［5］翟继光编著：《个人所得税政策解析与案例分析》，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年版。

［6］刘剑文主编：《税法专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7］张正军编著：《个人所得税实务全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8］梁俊娇（2006年），《纳税遵从意识的影响因素》，《税务研究》，第1期。

纳税论文范文篇3

关键词：诚信纳税纳税效应途径

一、诚信纳税的含义及其效应分析

（一）诚信纳税的含义

诚信就是诚实守信。按辞海中的解释“诚”是指真心实意。“信”是指诚实，不欺。“诚信”的含义主要是讲真心实意的待人，对人无欺，以信用取信于人，对他人给予信任。它要求人们诚善于心，言行一致。

美国学者福山在分析诚信的经济效益时指出，当代社会分信任社会和低信任社会，信任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和谐，相互信任，有良好的合作意识和公益精神，信用度高，社会交往成本较低；而低信任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紧张，相互提防，相互间培养信任关系方面有较大的难度和风险，社会交往的成本很高。可见，诚信是最根本的社会关系，是整个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不讲诚信，正常的社会关系就难以维系，市场经济也难以发展和完善。

诚信纳税是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普遍存在的相互信任关系在税务领域的具体体现，或者说是把诚信规范落实到履行纳税义务上。诚信纳税的含义是指按照法律规定自觉、准确、及时地履行税收给付义务与各种作为义务，是表现和反映征纳双方相互之间信任程度的标的，是由规矩、诚实、合作的征纳行为所组成的一种税收道德规范。诚信纳税在一个行为规范、诚实而合作的税收征纳群体中产生，它既促进税收征纳双方共同遵守规则，改善征纳关系，也是在潜移默化中提高征纳主体成员的素质，在相互信任中转化成合作关系。

（二）诚信纳税的效应分析

1.诚信纳税有利于促进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市场经济是竞争经济，这种竞争是一种公平有序的竞争，即要求公平地，一视同仁地对待所有参与市场竞争的微观主体；市场经济也是一种法制经济，它通过将一切市场行为纳入法律体系来确保市场经济的正常秩序有法可依与有法必依。由此可见，健全的法制与公平的竞争环境是保障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要件。而健全的法制与公平的竞争环境都属于一种公共产品，需要政府运用其职能来创造与安排，因此，实施诚信纳税，以财力保障政府职能的行使，这就为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提供了保证。诚信纳税还可以促使企业与公民公平地参与市场竞争，从这一点来说，诚信纳税的本身就可以营造良好的税收法制与公平的纳税环境，它是市场经济健康发展所不可或缺的条件。

2．诚信纳税利国利民

按现代财政学的观点来看，国家与公民的关系是一种交易关系。简单来说，就是由政府向全社会的公民提供公共物品，而作为回报，由公民以纳税的形式来补偿，这是一种互利的交易。政府通过提供优质的公共物品，如强大而稳固的国防，优质的社会经济秩序和良好的治安，完备的公共设施和优美的社会环境，优质高效的政府服务，完善的教育、卫生服务体系，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等，为全体公民营造一个安全、稳定、公平、和谐的工作和生活环境，使老百姓安居乐业，幸福安康。公民通过纳税来支付因享受这种公共物品而应付的成本费用。历史经验证明，要实现国家的根本任务和政府的职能，必须要有充裕的财力。而诚信纳税则是保证国家财源茂盛的基础。如果国家财力能得以保障，则其就可以为百姓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物品，使国家日益强大，人民日益富足；反之，则政府无利为百姓提供良好的公共物品，使社会稳定难以保证，人民生活质量下降，社会福利水平骤减，生活环境恶化。可见诚信纳税与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处息息相关，诚信纳税利国利民。

3.诚信纳税可以降低征收成本

前述美国学者福山在分析信任社会时，就得出了诚信可以降低社会交往成本的结论。事实上纳税过程也是一种社会交往，诚信纳税就可以降低税收征收成本。这是因为如果纳税人缺乏诚信度，税务部门就需要花大量的人力物力去加强税务稽查的力度，这无形中增加了征收费用，提高了成本。相反，如果纳税人讲诚信，纳税的自觉性高，则税务部门就可以给依法纳税者以较大的自由度，取消或简化一些不必要的管理程序，如例行检查、实施税务保全以及实施税收强制执行措施等，从而提高征管效率，节约征收费用，降低征收成本。事实的确如此，如近年来，美国纳税人的诚信度提高，税收收入大增，税务部门实施税收强制执行的机会大为减少，征收成本逐年降低。

4.诚信纳税有利于维护企业的商誉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个企业的商誉不仅包括其在生产经营活动及商业交易中的诚信度，还包括其诚信纳税的情况。诚信纳税是企业的无形资产，它传播着企业良好的商业信誉，成为今衡量企业商业信誉的重要尺度。只有诚信纳税的企业才会赢得较高的商业信誉和更多的商机。

二、对我国现阶段诚信纳税状况的基本判断

我国现阶段诚信纳税的状况令人堪忧。从纳税角度看，在2004年的全国税收专项检查中，全国县以上税务稽查局共检查纳税人122.9万户，约占纳税人总数的4.3%；发现存在涉税违法问题的纳税人67.3万户，占被检查纳税人总数的54.8%。查处税收违法案件收入总额367.6亿元，入库率92.3%。查处总额中，补税293.8亿元，罚款54.4亿元(平均处罚率为18.5%)，加收滞纳金及没收非法所得19.4亿元[1]。各地检查的情况也很严重，以河南省为例，河南省国税局共检查户数2998户，有问题户数2091户，查补税款达4.6亿元。省税务局选取了电力、水泥、摩托车、钢铁等9个行业的税收专项检查，其中煤炭行业存在的偷税问题最为严重。在对612户煤炭生产及运销企业的税收专项检查中，查出问题户503个，占被检查企业数的八成多，仅该行业就查补税款1.2亿元，居9个被检查行业之首[2]。从征税的角度看，税务机关违章办事执法犯法的情况时有发生，尤其是围绕增值税专用发票管理所暴露出来的问题更加突出。有税务人员在税收执法过程中经常以人情挂帅，把自己手中掌握的税收执法权当作谋取私利的工具，“807”等一批重大的恶性案件就是典型的表现。有些干部曲解税收法规，擅自印发涉税文件。据统计，我国2002年共查出与国家税法不符的涉税文件1458份，其中税务机关内部文件387份，地方党政和其他部门文件1071份。各地违反税收制度乱收金额达21.4亿。

由此判断，征纳双方的诚信度都不太高，急需在增强诚信度上下功夫。

三．实现诚信纳税的途径

实现诚信纳税的关键在于增强征纳双方的诚信度。诚信纳税的实现：一靠教育，二靠制度，三靠法制。具体的形式有：

（一）通过宣传教育为诚信纳税营造良好的社会风气

1．广泛开展诚实守信的道德教育。要建立以诚信为原则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德标准，就必须在全国范围内大力开展以“诚信兴国”为根本的宣传教育，形成“诚实守信者光荣，尔虞我诈者可耻”的社会氛围，坚决摒弃非道德主义的行为，使全国人民真正树立起诚实守信的道德观，并以诚实守信作为规范各类经济主体之间乃至一切社会关系之间的行为准则，使市场经济真正成为“信用经济”。

2．在开展诚信道德教育的基础上，进一步开展税务宣传的专项教育，使诚信纳税的理念深入人心。税务宣传应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加大税收社会意义的宣传，从税款使用效益角度，进行“诚信纳税，利国利民”思想的宣传和教育，使纳税人明白税收对社会发展带来的宏观和微观效益，从而取得纳税人的信任、理解与支持。二是改进现有的税务宣传方式：（1）将税务宣传与整个社会的诚信教育结合起来，以诚信教育为基础，使税务宣传落实到诚信这个根基上，使诚信纳税蔚然成风。（2）要完善税法公告制度，使纳税人能够通过各种公开的、易得的、无偿的载体了解各种税收法律与法规。（3）用纳税人对税收法律与法规的了解程度而不是税务部门开展税法宣传的次数和投入的人力、物力、财力来评价税法宣传的实际效果。（4）要尽最大的可能搞好税务咨询，随着准确回答纳税人提出各种涉税问题。（5）对青少年的税务教育要常抓不懈，要在形式与方法上有所突破。（二）建立完善的征税与用税监督机制

1.征税监督机制的建立

针对我国征税信用方面存在的问题，应大力加强征税监督机制的建立。具体做到：（1）应严格规范税收的立法权与解释权。要结合税权的改革，在下放部门税收立法权的同时，各地应严格规范税收立法与解释权。要建立有效地监督约束机制，避免税务部门越权滥发涉税文件的事情再发生。（2）对税收执法权也要进行监督。目前来看，公开办税是一种便于加强对税收执法进行监督的好方法。另外一种认为比较好的方法是，在税务机关开展对纳税人评定“诚信等级”的同时，地方政府也应组织广大纳税人，每年开展一次对税务机关的“诚信等级”评定，并将评定的结果拿到媒体上去公布于众，以接受群众的监督。

2.用税监督机制的建立

目前，国家税款使用主要通过国家预算来安排，具体到各部门单位则通过政务公开等形式告知公众。然而众所周知，这种粗放的、表面的公开，还不足以取信于民，因此，还应大力开创税款使用信用建设的新路子。具体做法是，增加税款使用的透明度，不仅要将财政预算延伸至乡镇一级政府，而且要将政府公共支出预算全过程纳入监督体系。今后，在部门预算生成后，应对所列项目进行实地考证、考核，根据效益情况筛选确定，预算下达后，则对资金到位和使用情况进行跟踪问效，款项走到哪儿，监督就跟到哪儿。

（三）完善对纳税人经济活动与纳税活动的记录制度

我国税务部门在纳税征管过程中，一直在收集、保存着各种纳税活动的记录。但这种纳税记录作为反映诚信纳税的依据，还有必要尽一步完善。1、建立综合纳税人经济活动的记录，它是对纳税人在经济领域中所有行为记录的真实写照，是全方位评价纳税人经济活动信用水平的信息记录。2、健全纳税人的纳税记录。在金税工程二期、三期的基础上，全面启动计算机记录存储系统，定期对纳税人的纳税信息进行收集、整理、记录、储存，建立健全完备的纳税人纳税信息档案。上述记录为税务部门今后能及时掌握纳税人的经济与纳税信用信息提供方便。

（四）建立纳税人信用评级制度

目前，我国已有个别省市财税系统将纳税人的纳税信用资质列入税务管理之中。今后，需要进一步扩大这种纳税信用管理的范围。做到：1、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纳税信用评级机构，或由税务总局认定的中介机构来参与评定企业的纳税信用等级，中介机构对其认定结果负相应的法律责任。2、根据企业的以往的纳税情况、企业的财务制度、领导者的道德品质、纳税规模、商业信誉、资产和抵押品等参数，把纳税中人分为A、B、C三个纳税信用等级，由评定机构负责对各企业或纳税人进行对号评定。3、对不同信用等级的纳税人，实施不同的待遇，以建立纳税信用激励机制。4、通过征管系统对日常申报、发票管理等自动跟踪管理，当纳税人在信用能力某些评估指标上发生变化时，可自动对纳税人的税收信用等级进行评定和调整。

（五）建立失信处罚机制

过去我国对各种税务违纪行为都制定了相应的处罚措施，但这种处罚机制并不能遏制纳税人的违纪行为。因此，在强调诚信纳税的今天，更需要进一步健全失信处罚机制。1、当纳税人在税收信用上有了不良记录时，计算机可自动对纳税人的税收信用等级进行评定和调整，税务机关要相应加强对其稽查与监管的力度。2、对纳税信用降低的纳税人，在一定时期内不得恢复正常，并规定在此期间，再次发生违纪行为，则加重处罚。3、建立税收信息不实企业公告制度，在地市税务部门的网页上公布，或者定期在办税服务厅公布，使公众随时查询，接受全社会的监督。4、在处理“税收失信”事件时，应当多管齐下，除建立税收信用破产惩罚机制外，还要与商业信用挂钩，进行全方位的信用破产惩罚，使得不讲诚信者或信用不佳者难以立足，难以生存。

主要参考资料：

1．深圳市国税局课题组《构建税收信用体系的理论思考与政策建议》.《中国税务报》2002年4月23日

2．王智勇《谈纳税人信用制度建设》.《中国税务报》2002年4月16日

3．税收宣传月系列研讨会发言《坚持依法治税.倡导诚信纳税》.《中国税务报》2002年4月17日

纳税论文范文篇4

有关征税主体与纳税主体的权利与义务的规定。是各国税法至为重要的内容，由此使税法权利与税法义务具有了税法学基本范畴的地位。[1]尽管对于税法主体的权利与义务的关系，以及究竟应强调权利本位还是应强调义务本位等问题，学界尚众说不一，但税法义务始终是人们关注的重要问题。

由于诸多方面的原因，我国税法更加侧重于对税法义务，特别是纳税主体的税法义务作出规定。在征税机关的税收征管实践中，也非常强调纳税人的纳税义务的履行。但从法治原则的要求来看，各类主体的税法义务的履行仍存在着许多问题，无论是在税法理论还是在税法实践方面，都有进行深入研究的必要。

由于权利与义务存在着一定的对应性，因而如同税法权利的多样性一样，税法义务也并非单一的。不仅征税主体与纳税主体的税法义务不同，而且税收实体法上的义务与税收程序法上的义务也不同。限于篇幅和基于对问题内在价值的考虑，本文仅选择与纳税主体的纳税义务（它在纳税主体的实体法义务中最为重要）有关的问题进行探讨，而对于纳税主体的程序法义务（如税务登记、纳税申报等），对于纳税主体以外的义务人一一即在税法上并不负有直接的纳税义务的相关义务人-所承担的税法义务，以及对征税机关的税法义务，则基本不予关注，以求使论题的探讨相对更为集中。

纳税主体的纳税义务是其诸多义务的核心；税收征纳活动主要是围绕纳税义务的履行而展开的。纳税义务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关系到相关主体的基本权利，因而具有宪法上的意义。例如，我国宪法就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足见对纳税义务这一基本义务的重视。事实上，许多国家的宪法和法律对纳税义务的规定都是较为明确的，这足以说明纳税义务对于国家与国民之重要。尽管如此，由于我国税法理论发展的非均衡和晚近，有关纳税义务的一些重要问题的探讨还相当薄弱，比如，纳税义务有何种性质？它在具备什么条件时才成立？它有哪些种类？其继承和终止原因有哪些等等。明确这些相互关联的问题，如同界定产权一样，对于从另一个方面确保征纳双方的权利，依法有效地进行税收征管，乃至促进税法的基本理论的研究，都是非常重要的。这是本文选择上述具体问题进行以下探讨的重要原因。

二、纳税义务的性质

税法作为公法的一个典型代表，与民商法等私法存在着明显的不同。纳税主体的纳税义务因其依据税法确定，因而是公法上的一种金钱债务。[2]作为金钱债务，纳税义务与民商法上的金钱债务有一定的共性；但作为公法上的债务或称“税收债务”，它又与私法上的债务有很大不同。其差异尤其表现在：第一，纳税义务是法定债务，仅能依法律规定来确定，而不能像私法债务那样依当事人之间的合意或意思表示来决定；第二，纳税义务的履行只能依强行法之规定，一般不能像私法债务那样依当事。人的主观意愿进行和解；第三，涉及纳税义务的争议，须通过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途径来解决，一般不能通过解决民事纠纷的途径来化解。[3]纳税义务的上述性质，对于在税收征管实践中处理相关问题很有意义。特别是有利于增强纳税义务的刚性。事实上，依据税法确定的纳税义务，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应当对纳税人具有确定力、约束力和执行力。强调纳税义务的法律效力，有利于提高税收执法活动的效率，有利于促进纳税义务的履行。

此外。纳税义务的上述性质，还与税收法律关系的性质有关。对于税收法律关系的性质，曾经有“权力说”和“债务说”两种理论。其中，“权力说”是德国行政法学的奠基人奥托？梅耶（OnoMayer）所力倡的，它强调征税主体与纳税主体之间的权力服从关系，认为纳税主体的纳税义务的存在与否，只有经过征税主体的“课税处分”才能确定，从而说明征税机关行政权力的重要性。与“权力说”不同，“债务说”是德国法学家阿尔伯特？亨泽尔（AlbertHensel）所倡导的，他认为税收法律关系是国家请求纳税人履行税收债务的关系，国家与纳税人之间是公法上的债权人与债务人的关系；强凋纳税主体的纳税义务的成立与否，并不是由征税机关的“课税处分”来决定，而是应依据是否满足税法规定的“课税要素”（或称“课税要件”、“税收要件”）来决定。该理论与德国1919年的《税法通则》的精神是一致的。[4]

其实。对于税收法律关系的性质，很难一概而论。若能区分税收关系的不同阶段和环节，也许有助于深化相关认识。事实上，税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并非同质，而是可以分为税收体制关系和税收征纳关系。在税收征纳关系中，又可进-步分为税收征纳实体关系和税收征纳程序关系。上述的税收体制关系和税收征纳程序关系，的确具有一定的权力服从性质。因而“权力说”的某些解释也存在着一定的合理性；但在税收征纳实体关系中，又确实更侧重于税收债务的履行；并且，纳税义务是否成立，并非由行政机关单方决定，而是需要依据税法所规定的“课税要素”来具体加以确定，从而使“债务说”又更有解释力。因此，针对税法所调整的复杂社会关系，确有必要作出具体区分，以针对具体阶段的社会关系，来确定税收法律关系的性质。[5]

基于上述考虑，可以认为，由于纳税义务是属于税收征纳实体法律关系的内容，因而用“债务说”来解释是更为合适的。这也是前面把纳税义务定位为公法上的金钱债务的重要理由。事实上，在日本、韩国等一些国家的立法上，已经把这种纳税义务直接规定为税收债务或金钱债务。

明确纳税义务的上述性质，对于税收征管很重要。它使税收征管的目标更加明晰，也使国家与纳税人之间的关系更加协调，从而有利于形成国家与纳税人之间良好的税收互动关系，有利于改进征纳双方之间的博弈。

三、纳税义务的成立

纳税义务的成立，也有学者称之为纳税义务的发生。依据上述的“债务说”，纳税义务是否成立，或者说国家给纳税人“设负担的行为”能否成立，应视是否符合税法规定的课税要素而定，而不取决于征税机关的行政行为。因此，只有在符合法定要件的情况下，纳税人的纳税义务才告成立，征税机关才能够向其征税；而在不符合课税要素的情况下，征税机关则不能靠主观臆断，或者以人为推定去征税。这对于解决实践中大量存在的违法征税问题很有意义。

由于课税要素对于确定纳税义务的成立至为重要，因而非常有必要对课税要素问题进行深入探讨。近些年来，国内外学者对于课税要素已有了很多研究，尽管其认识不尽相同，但大都认为课税要素就是确定纳税主体的纳税义务能否成立的基本要件，主要包括纳税主体、征税对象（包括作为其具体化的税目与税基）、税率等，此外，税收优惠措施等税收特别措施，也会对纳税人的具体纳税义务产生影响。

上述课税要件表明，要确定纳税义务，首先要确定承担该义务的主体，即纳税主体；其次，要明确纳税主体承担义务的范围，即对于哪些课税对象、在多大的数量上要承担纳税义务，因而需要明确税目和税基；再次，要明确承担纳税义务的程度（这是国家课税深度的体现），因此需要明确具体适用的税率。上述几个力？面，是各类纳税义务的成立都要涉及到的。此外，在存在优惠或重课措施的情况下，还会对一般的纳税义务产生具体的增减改变，这对纳税义务的具体确定是非常重要的。

对于课税要素可以作出多种分类，其中有一种分类是较为重要的，即将课税要素分为人的要素（纳税主体）、物的要素（征税客体、税基、税率）和关系的要素（主要是征税客体对纳税主体的归属关系）。[6]在强调关系要素的情况下，“课税对象的归属”便成了一个课税要素。应当说，在税收征管实践中，明确“课税对象的归属”确实是一项重要的工作。要正确判断“课税对象的归属”，就必须严格恪守税收法定原则，特别是当依据形式课税原则不足以解决问题时，就应当考虑用实质课税原则作为补充，以防止纳税人意在减轻或免除其纳税义务的规避税法的行为。应当说，基于“实质高于形式”这一基本理念的实质课税原则（或称“经济观察法”），对于确保纳税义务的有效履行是十分重要的。当然，从保护纳税人的角度出发，该原则作为税法适用的重要原则，同样不能滥用。[7]

关于纳税义务的成立或发生时间，在各类具体税收立法中的规定是不尽相同的。由于我国实行“分税立法”模式，因而在一些税收法律、法规中还对不同情况下“纳税义务发生的时间”作出了专门规定。这主要是因为纳税义务的发生时间对于确定纳税义务的成立，具有重要的法律意义（对此在后面还将谈到）。

其实，从理论上说，纳税义务应当在满足税法规定的课税要件时始告成立。为此，德国《税法通则》第28条规定，“基于税收债务关系的请求权，在该法律对于其给付义务所连结的构成要件实现时，即为成立”。这样明确规定，对于研究纳税义务的分类问题，对于在实践中有效地保障征纳双方的权益，都很重要。

四、纳税义务的分类

纳税义务作为纳税主体最主要的义务，是与征税机关的税收征管权相对应的。从一定意义上说，征税机关的活动，主要是围绕纳税义务展开的，如征税机关对纳税义务的具体确定，对纳税义务的履行的监督，以及在不履行时采取的对策，等等。在这些活动中，征税机关所针对的纳税义务实际上是不尽相同的，因而有必要对纳税义务作出进一步的分类。

纳税义务作为纳税主体税法义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依据不同的标准作出多种不同分类。从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上说，以下几种分类较为重要：

（一）抽象纳税义务和具体纳税义务

通常，因符合税法规定的课税要素而成立的纳税义务，在未经具体的确定程序之前，仅具有抽象的意义，故可称之为“抽象纳税义务”；只是在经过具体确定应纳税金额、纳税时间和地点的程序之后，纳税义务才真正具体确定，这时的纳税义务，即可称之为“具体纳税义务”。

对于上述分类，许多学者是持肯定态度的。例如，日本学者田中二郎认为，抽象的税收债权（与之相对应的是抽象的纳税义务），在满足法定课税要件时成立；至于税收债权的具体内容（即应纳税额或称具体纳税义务），则依具体情形，往往需要到征税机关核定应纳税额时才能确定。此外，德国著名的税法学者Knlse也认为，纳税义务的成立独立于核定税额的“课税处分”，课税处分并不能创设税收债权以及与之相对应的纳税义务，而只是创设了一个形式上的给付义务。[8]转纳税义务的上述区分，对于税收执法实践很有意义。在“抽象纳税义务”发生时，征税机关的税收债权也是“抽象”的，一般需经过合理的期间，在纳税义务具体化以后，才能要求纳税主体具体履行。为此，我国税法规定的“纳税义务发生的时间”，是确立了“抽象纳税义务”的发生时间，它是一个“时点”：而纳税期限则是对纳税义务在时间上予以具体化的手段，它必须是纳税主体能够将其纳税义务具体化的亍段合理的“期间”。可见，两者是不同的。不仅如此，通过纳税义务的“发生时间”和“履行时间”的不同，也可以看到两类纳税义务的不同，以及两类“时间”在法律意义上的差别。超过纳税期限不履行纳税义务，一般会构成税收违法行为。

（二）可分纳税义务和连带纳税义务

与通常意义上的可分债务和连带债务的区分一样，纳税义务也可作出此类区分；其中，“可分纳税义务”是指纳税人之间的纳税义务可以相互区分，因而只需各自独立履行的纳税义务：“连带纳税义务”，是指具有连带关系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纳税人所共同负担的同一纳税义务。对于连带纳税义务人，征税机关不仅可以要求纳税人整体承担纳税义务，而且可以要求其中的任何一个纳税人清偿税收债务。在连带纳税义务人中的任何一人缴纳了全部或部分税款后，其他纳税人的纳税义务也在该范围内消灭，并同时产生了税金缴纳者对其他连带纳税义务人的求偿权。这与一般的法理是一致的。

在税收执法活动中，由于“可分纳税义务”大量存在，而“连带纳税义务”则不够普遍，因而有人从税法的安定性和可预测性的角度，从避免纳税人负担不当加重的角度，认为对连带纳税义务应持否定态度。但也有人认为，应当看相关的法律（如民法或公司法等）规定或在事实上是否存在承担连带责任的情况，如果存在，就同样应承认“连带纳税义务”的合理性。[9]

一般说来，可能存在连带纳税义务的情况主要有：（1）对于与共有物、共同事业有关的税收，共有物的权利人、共同事业的经营者负有连带纳税义务。（2）对于因从同一被继承人处继承遗产而应缴纳的税款，各位继承人负有连带纳税义务；（3）对于因共同制作一项文书而应缴纳的印花税，共同的制作者负有连带纳税义务，等等。[10]这些情况，有的在我国尚未制度化，有的规定不够明确。随着税法理论的发展，这些内容在相关的立法上，亦应及时补进。

（三）原生纳税义务和衍生纳税义务

原生纳税义务，是纳税人依据税法规定直接负有的纳税义务。人们通常理解的也往往是这类纳税义务。衍生纳税义务，也称第二次纳税义务，是指因纳税义务人滞纳税款，在征税机关对其采取扣押措施后，仍不能足额缴纳应纳税款时，由与纳税义务人有一定关系的主体承担的代其缴纳税款的义务。可见，第二次纳税义务是纳税人的原生义务衍生而来的，它对于确保国家的税收是有利的。但正由于它不是原生的，因而征税机关在要求相关主体履行衍生纳税义务时，必须事先通知，并且，一般应在对原生纳税义务人进行“滞纳处分”后，才能要求衍生纳税义务人履行纳税义务。此外，衍生纳税义务人在履行第二次纳税义务后，可向原生纳税义务人行使求偿权。

从上述两种纳税义务的关系来看，衍生纳税义务具有从属性和补充性。原生纳税义务是“主义务”，而衍生纳税义务是“从义务”。当“主义务”因免除等原因而不存在时，衍生纳税义务也随之消灭，此即从属性的表现。此外，由于衍生纳税义务是一种替代性义务，因此，只有在对原生纳税义务人实行了扣押等“滞纳处分”，且仍不能足额获取应征税款的情况下，才能以其不足部分的结算额为限向衍生纳税义务人征税，此即补充性的体现。

一般说来，可能存在衍生纳税义务的情况主要有：（1）承担无限责任的股东对其公司的滞纳税金负有二次纳税义务。此外，在对合伙企业进行经济性重复征税的情况下，也可能发生合伙人对合伙企业的滞纳税金承担衍生纳税义务的情况。（2）在法人解散时，若在滞纳税款的情况下分配或转让剩余财产，则清算人和剩余财产的接受人对所滞纳的税款负有二次纳税义务，但该义务仅以其接受分配或转让财产的份额为限。（3）纳税人将其事业转让给与其有特殊关系的人，并且受让人在同一场所经营同一或类似事业时，受让人以其受让财产为限，对与该受让事业有关的滞纳税金，承担二次纳税义务，等等。上述情况，有的尚未转化为制度实践，因而也需在未来立法时适当考虑。

以上主要探讨的是纳税义务的三种重要分类（至于无限纳税义务与有限纳税义务等重要分类，在此暂不探讨），这些分类对于完善我国的税收立法，提高税收执法水平，都是很重要的。事实上，在税收征管实践中，人们有时恰恰对上述分类中的某些情况的处理感到棘手，这固然与立法上的缺失有关，但也与税法理论的供给不足与运用不足有关。

五、纳税义务的继承与消灭

由于同某些法定义务相比，纳税义务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可以货币化，从而可以量化，因此，纳税义务是可以继承的。同时，由于纳税义务是一种数量化、期间化的义务，又是一种同纳税人的客观情况，以及国家的各类政策密切相关的义务，因而在符合法定的终止义务的条件时，就会产生纳税义务的消灭后果。由于纳税义务的继承与消灭，直接影响相关主体纳税义务的变动，因而值得深究。纳税义务的继承，实际上是在法律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对原来负有纳税义务的纳税主体的税收债务的继受和承接。继承者继承原纳税主体的纳税义务后，不仅可取得其相应的税法权利，而且更需承担其未履行的纳税义务。通常，纳税义务的继承仅适用于税法有明文规定的若干情形，如因法人合并而发生的纳税义务的继承，因继承遗产而发生的纳税义务的继承等。除了法律有明确规定的以外，纳税义务的继承不能滥用，因为它关系到纳税人的纳税能力和税负公平的问题。

纳税义务的消灭，与一般私法债务的消灭很类似，但也有自己的特殊之处。通常，纳税义务的消灭原因主要有：（1）纳税义务的履行。即如果纳税主体依法缴纳了应纳税款（包括相关的附随债务），则该项具体的纳税义务也就随之消灭。这是纳税义务最一般、最通常的消灭原因，也是对征税机关获取收入最有利的消灭原因。（2）纳税义务的免除。即如果征税机关依法免除了纳税主体的某项纳税义务，则该项纳税义务也随之消灭。由于现代国家征税，不仅需考虑税收的收入职能，而且还要考虑收入以外的其他因素，因而基于特定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的需要，在税收立法和执法实践中，必然要适度地免除一些符合法定条件的纳税主体的义务，以求更好地、更全面地实现税法的宗旨。（3）与多纳的税款相抵消。由于征纳双方都可能存在过失，从而可能产生税款的超纳或误纳，形成征税机关的多收税款（这实际上属于征税机关的不当得利[11]），因此，纳税主体的某项具体纳税义务可以与其同类的多纳税款相冲抵，从而使该项具体的纳税义务消灭。（4）超过时效期间。税法上的时效是一种消灭时效，具有经过一定的法定期间就会导致纳税义务消灭的效力。从许多国家的税法规定来看，征税机关经过一定的法定期间不行使税款征收权，就会导致其税收债权和纳税人的税收债务的消灭，这与民法上有关时效规定的一般精神是一致的。通常，税款征收时效期间是从法定纳税期限开始起算；在征税机关发出纳税通知、督促或缴纳催告、采取强制执行措施等法定事由存在的情况下，可以导致征税时效的中断，从而使时效期间需重新计算。这对于防止征税机关因“怠于行使征税权力”而导致税款损失，避免因“眠于权利之上”而造成“失权”，都是非常重要的。

六、简短的结论

本文主要探讨了纳税主体的纳税义务方面的几个基本问题：首先重申了纳税义务所具有的“公法上的金钱债务”的性质，强调了课税要素对于判断纳税义务是否成立的重要性；其次，本文在肯定具体纳税义务、可分纳税义务、原生纳税义务在税收执法中的基础价值和普遍意义的同时，还简要地探讨了抽象纳税义务、连带纳税义务、衍生纳税义务在税收征管和立法方面的重要意义，以说明这些分类的实践价值；最后，本文还对纳税义务的继承和消灭问题略做分析。以对前面有关纳税义务的成立问题作出回应，使纳税义务的探讨能够“有始有终”。

纳税义务本是人们习见习闻的重要问题，但相关的研究却十分不足。由于纳税义务涉及的领域非常广阔，因而可以从宪政、征纳主体权利保护、从国家与国民的税收利益的均衡等多个角度进行深入研究，但这是一篇短文力所不及的。此外，与纳税义务有关的许多问题，如纳税义务的实际履行、纳税义务的调整和转移、纳税义务的效力、不履行纳税义务的法律责任、纳税人的遵从及纳税意识、地下经济的影响等，限于篇幅，本文都未能涉及和展开。但深人探讨上述问题，无论对于税法研究水准的提升，还是对于“依法治税”实践的发展，都必将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

「注释」

[1]目前法学界大都认为，权利与义务是法学的基本范畴，甚至是基础范畴。这对于税法学基本上也是适用的。但是对于究竟是应强调权利本位（或认为权力本位）还是义务本位，抑或两者并重，则存在不同观点。这方面的重要著述有张文显的《法学基本范畴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童之伟的《再论法理学的更新》（《法学研究》1999年第2期）等等。

[2]德国的《税法通则》第三条第一项，曾对纳税义务的“金钱债务”性质有明确规定，强调“税收是一种金钱给付”。在在国家获取的各类收入中，货币形态的收入是最为重要的，这也与现代经济社会的发展要求相一致，同时，也不至于出现客体的“履行不能”问题，这对于确保国家的税收利益是非常重要的。

[3]对于纳税义务的上述特征，学者有较多共识。参见（日）金子宏著（《日本税法原理》，刘多田等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9年版）第90页；以及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编著《西方税收理论》（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7年版）第312页。

[4]参见前注引金子宏（日）著《日本税法原理》第18—20页。

[5]在此笔者姑且称之为“分阶段论”，从区分不同阶段法律关系性质的角度说，有些类似于德国行政法理论中的“两阶段理论”参见（德）平特纳著《德国普通行政法》（朱林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99页以下；以及张守文著《税法原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6—37页。

[6]从纳税义务的角度说，能够成为一般的课税要件的主要包括文中提及的几个方面。参见前注引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编著《西方税收理论》第304—305页。

[7]参见拙文《论税收法定主义》（载《法学研究》1996年第6期）。

[8]上述观点可参见陈清秀著《税法总论》（三民书局1997年版）第218—219页；以及田中二郎著《租税法》（平成二年第三版）第184页。

[9]参见前注引陈清秀著《税法总论》第282页。

纳税论文范文篇5

论文摘要：房地产开发企业纳税筹划的首要方法是用好用足税收优惠政策；其次是选择适用适当的会计政策，尽量降低营业额，同时增加扣除项目金额，从而达到缩小计税基数或者适用低税率、零税率，减少应纳税额的目的。在此前提条件下，探讨具体各个税种的纳税筹划技巧才具有实际意义。

论文关键词：房地产开发企业主要税种纳税筹划

1房地产开发企业营业税纳税筹划技巧

1.1筹划思路

纳税人提供应税劳务、转让无形资产或者销售不动产，按照营业额和规定的税率计算应纳税额。营业税是房地产开发企业的主要税种之一，贯穿于企业经营的整个过程。营业税以营业额为计税依据，营业额是纳税人提供应税劳务、转让无形资产或者销售不动产向对方收取的全部价款及价外费用。价外费用包括向对方收取的手续费、基金、集资费、代收款项及其他各种性质的价外收费。应纳税额计算公式为：应纳税额一营业额×税率，由计算公式可以看出，要想降低应纳税额，一要降低营业额，二要争取适用较低税率甚至是零税率。

1.2筹划案例

案例一：丙企业通过参与土地拍卖竞得一块地价6亿元的土地。由于丙的技术水平有限，采用合作建房方式与丁企业联合开发此房产。由丙提供土地使用权，丁提供资金。丙、丁两企业商定，房屋建好后，双方平分。完工后，估计双方可各分得价值7亿元的房屋。合作建房有两种方式：纯粹“以物易物”方式和成立“合营企业”方式。根据营业税法的规定，两种不同的合作建房方式将产生完全不同的纳税义务：(1)“以物易物”方式。丙企业通过转让土地使用权而拥有了部分新建房屋的所有权，从而产生了转让无形资产应交纳营业税的纳税义务。此时其转让土地使用权的营业税为6亿元，丙应纳的营业税为3000万元。(2)“合营企业”方式，丙企业以土地使用权、丁企业以货币资金成立合营企业，合作建房，房屋建成后双方采取风险共担、利润共享的分配方式。由于丙企业投入的土地使用权是无形资产，无须缴纳营业税。

2房地产开发企业房产税纳税筹划技巧

2.1筹划思路

房产税是以房屋为征税对象，按房屋的计税余值或租金收入为计税依据，向产权所有人征收的一种财产税。区别房屋的经营使用方式规定征税办法；对于只用的房屋，按房产计税余值征收，称为从价计征，房产税依照房产原值一次减除10％～30％后的余值作为计税依据，按1.2％的税率计算年应纳税额；对于出租、出典的房屋，按租金收入征税，称为从租计征，以房产租金收入为房产税的计税依据，按12％的税率计算应纳税额。这两种方式的差异为纳税筹划提供了空间。房产税的筹划思路就是想方设法将“出租”房屋行为转变为“自营”房屋行为，或者采用拆分法将租金进行分解。

2.2筹划案例

案例二：A公司开发了一栋高层商住楼，第一到第四层楼设计为商场，开发成本为1500万元，市场价值6000万元，如果出租，预计年租金500万元。由于该商住楼的增值率比较高，如果对外销售需要缴纳2000多万元的土地增值税，经股东会决议决定将该商场自留用于出租。H先生拟租下该商场用来做酒楼，提供餐饮服务。

方案1：A公司与H先生签订房屋租赁合同，年租金500万元。则应缴纳房产税：500X12％=60(万元)。

方案2：A公司将该商场转为固定资产，并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去变更营业执照，增加附营业务餐饮业，然后与H先生签订承包经营合同，年承包费500万元。此时，该房产属于自营性质，可以按账面原值从价计征。根据《固定资产》会计准则，自建自用的房屋的入账价值为实际的建造成本加相关税费。为简单起见，我们不考虑将开发产品结转为固定资产的有关税费问题，则应缴房产税1500×(1－30％)×1.2％=12.6(万元)。

可见：方案2巧妙地将出租行为转变为承包经营行为，改出租房屋为自营房屋，就可以按建造成本从价计征房产税，比方案1少缴纳房产税47.40万元。

3房地产开发企业土地增值税纳税筹划技巧

3.1筹划思路

土地增值税是指转让国有土地使用权、地上的建筑物及其附着物并取得收入的单位和个人，以转让所取得的收入包括货币收入、实物收入和其他收入为计税依据向国家缴纳的一种税赋，不包括以继承、赠与方式无偿转让房地产的行为。土地增值税实行四级超率累进税率：增值额未超过扣除项目金额50％的部分，税率为30％；增值额超过扣除项目金额50％、未超过扣除项目金额100％的部分。税率为40％；增值额超过扣除项目金额100％、未超过扣除项目金额200％的部分，税率为50％；增值额超过扣除项目金额200％的部分，税率为60％。土地增值税以土地和地上建筑物为征税对象，以增值额为计税依据。增值额是以转让房地产取得的收入，减除法定扣除项目金额后的差额。增值额越多，适用税率越高。另外，税法规定：纳税人建造普通标准住宅出售。如果增值额没有超过扣除项目金额的20％，免予征收土地增值税。因此，土地增值税筹划的基本思路是：根据土地增值税的税率特点及有关优惠政策控制增值额，从而适用低税率或享受免税待遇。降低增值额的途径有两条：(1)减少或分解销售收入。可以将装修收入从销售收入中分解出去；也可以适当降低商品房的售价。(2)增加扣除项目金额。可以加大对园林绿化的投入；也可以提高住宅的配套设施标准。

3.2筹划案例

案例三：Y公司开发一住宅小区，总可售面积100000m2，均为普通住宅。销售均价3500元／m2，预计总收入35000万元，预缴营业税及附加1960万元，总开发成本20800万元(不含银行费用)。

方案1：直接按现状进行开发与销售，则；

①可扣除项目金额=20800×(1+20％+10％)-51960=29000(万元)

②增值额=35000－29000=6000(万元)

③增值率=6000÷29000×100％=20.69％

④应缴纳的土地增值税＝6000X30％=1800(万元)

方案2：追加园林绿化方面的投资200万元，则：

①可扣除项目金额=(20800+200)×(1+20％+10％)+1960=89260(万元)

②增值额=35000－29260=5740(万元)

③增值率=5740÷29260×100％=19.62％

④因为增值率<20％，所以免土地增值税。

可见：方案2比方案1虽然多投资200万元，但却因此导致增值率低于20％，从而节约了土地增值税1800万元。

纳税论文范文篇6

论文摘要：纳税人有依法纳税的义务，同时也享有相应的权利，纳税人救济权作为保护纳税人利益的有效屏障，在纳税人权利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我国纳税人救济权保护比较落后，在立法跟具体制度设计方面都存在缺陷。我国的纳税人救济权保护，一方面应当从立法加以完善，另一方面，在具体制度上，可在行政救济制度，司法救济制度，纳税人诉讼制度和纳税人公诉制度这几点予以完善。

一、我国的现状与缺陷

我国在纳税人救济权方面的观念和法治政策的发展与其他税收法治发达国家和地区相比是很落后的，长久以来在我国一直占主流的论调是“纳税义务论”，强调纳税人无偿纳税的义务，强调国家为了财政收入而强制性征收税款的权力。尽管国家试图赋予纳税人更多的救济权利，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巨大的差距。纳税人权利在立法上，现实中的缺失，纳税人权利保护观念的缺乏，是制度上根本的缺陷。以下，就从立法和具体制度两个方面谈谈纳税人救济权的完善。

二、立法上的保护完善

1、在宪法中明确规定公民救济权

目前宪法对救济权的规定散见于各个章节，应当把它们集中规定在第二章“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当中，并从总的方面规定救济权，这样就可以使救济权能够统领那些有关救济方面的一系列具体权利，从而形成一个完整的救济权体系。同时，增加救济权的规定并把其他有关救济方面的权利规定在一起，这样可以强化救济权的力度，充分发挥救济权对保护和弥补公民宪法权利和其他权利的实效。

2、在宪法中明确纳税人的权利

我国宪法有关税收方面的规定只有56条，“公民有依法纳税的义务”。修改完善宪法，首先应明确规定税收法定主义的基本原则，将目前《立法法》、《税收征管法》中有关税收法定的表述提炼上升到税收法定主义层面，直接作为基本原则在宪法中规定。其次，我国宪法中也缺失税收立法权限、财政管理体制的原则规定。在分税制财政体制下，这也是一个需要补充完善的问题。再次，公民有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不能全面揭示纳税人是一个权利与义务的统一体，不利于全社会范围内纳税人权利观念的正确树立。因此，在宪法中应明确规定纳税人的合法权利依法予以保障，当这些权利受到侵害时有收到救济的权利，从而确立纳税人救济权在宪法层面的应有地位。

3、在相关税收立法中建立起纳税人救济权保护体系

我国应尽快制定《税收基本法》。鉴于我国税收实务的现状，制定税收基本法的条件己基本具备，时机也己成熟。总的来说，税收基本法的总则部分应重申宪法规定的“法律保障纳税人合法权益”的立法宗旨，并将税收法定主义、税收公平、税收效率等作为立法的基本原则，与现代税收国家的税收立法接轨。在制定纳税人救济权条款时，要从我国国情和税收实际出发，尽量做到全面、详尽、具体。具体来说，税收基本法中应包括两个层面的纳税人救济权：一是纳税人宏观性质的救济权，包括税收立法权和民主监督权；二是纳税人微观性质的救济权，除我国《税收征管法》己涉及到的纳税人救济权外，还应增加获得帮助权和公平对待权、获得礼貌服务权等具体权利。

三、具体制度上的完善

1、完善行政救济制度

（1）建立独立的行政复议机构

建立健全独立公正的税务行政复议机构对完善税务行政复议制度是至关重要的，我国《行政复议法》虽然规定了行政复议机构独立行使复议权，但我国的行政复议机构是行政机关内设的职能机构，独立性显然是很低的。行政复议机构在财政、人事等方面对行政机关的依赖性强，复议人员无法摆明立场，行政复议活动根本无法谈公正和客观。因此应当借鉴美国及日本的独立行政复议机构的经验，尽快在税务行政机关内部或者外部单独设立真正独立的税务行政复议机构，招聘税务和法律方面的专业人员专门负责对税务行政复议案件的调查、审理和裁决。并且将税务行政复议机构的财政、人事等管理权从行政机关中独立出来，不受行政机关制约，这样才能打消税务行政复议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的顾虑，真正独立公正地处理案件。

（2）取消法律中强制行政复议前置的规定

我们应当借鉴美国的做法，不在法律中强制性规定首先申请复议，不用以违反现代法治社会价值要求和宪法精神为代价来硬性规定税务行政复议前置。另外应当赋予纳税人对于争议税款缴纳的选择权，不应硬性规定纳税人必须先缴纳税款和滞纳金或者提供相当担保后才能够提起救济申请。这样的规定虽然是有利于保护国家税款的安全，但不利于维护纳税人的权利。一方面纳税人会因为无力缴纳税款和滞纳金或者无法提供相当的担保而不能提起救济程序，这样对他们来说是雪上加霜；另一方面税务机关的决定和复议机关的裁决不一定都是正确的，即使以后胜诉，所缴纳税款的利息损失也无从补偿。因此应当让纳税人自己选择是先缴纳有争议税款再申请复议，还是先提起救济程序等裁决后再缴纳应缴税款并且补缴利息。

2、完善司法救济制度

（1）设立税务诉讼的特别管辖法院

涉税案件对法院的专业性、审理的技术性有很强的要求，目前我国法院中精通税法和税务知识的法官数量极为有限。设立一定数量的税务法院，可以集中有限的专业人才，保障法院的专业性。在现阶段涉税案件数量尚不庞大的情况下，设立税务诉讼的特别管辖法院，可以使纳税人权利的司法保护有了审理能力的保障。设立税务法院，并不必然排斥当事人在一定条件下向普通法院起诉的权利。因为税务法院固然更能满足当事人对涉税案件专业性的要求，我们也不能排除当事人淡化自己对专业性的要求，而更需要法院从公平正义和法治一般出发对自己进行衡平救济的可能性。在这一点上，税务法院和普通法院并行运作的结构可以更加充分、更加多元地对纳税人的权利提供司法保障。

（2）扩大司法审查范围

税收的法治化要求扩大司法审查的范围，首先应将行政机关的抽象行政行为纳入司法审查的范围，使各级政府行政部门制定的行政规章、规定及其他规范性文件接受法院的合法性审查，有效克服税法中法律层级较低的问题，同时也能明确不同法律效力之间的法律、法规、规章等规范性文件的效力关系，有利于增强税务机关的独立性，减少地方立法干预税收的可能性。其次，应当确立“合理性审查原则”，由于合理性标准具有复杂性和可变性，在依据这些标准对税收行政自由裁量行为进行司法审查时对法院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应当合理确定司法审查的力度，在保护纳税人权利的同时，又不至于妨害税收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权力，寻求两者的之间的有效平衡。

3、逐步引进纳税人诉讼制度和纳税人公诉制度

纳税人诉讼是纳税人行使宪法权利的重要方面，也是遏制公共资金流失的有力措施。可以借鉴美国、日本等国家的纳税人诉讼制度，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在发现有人骗取国家钱财和浪费国家资产后，可以以纳税人的身份提起诉讼。根据我国情况，还可以采用前置通知程序。即事先通知国家主管机关，只有在主管部门决定不参与或不制止违法行为时，纳税人才可公诉到底。同时，因为纳税人诉讼大多为“公共利益”而诉，不单单为个人利益，因此建立纳税人公诉激励机制，从法制制度上给予其物质激励，可立法规定原告胜诉后可以从法院对被告所处罚金中分得10%，激励纳税人维护其权利。

参考文献:

[1]丁一：《宪政下我国纳税人权利保护机制之设计》，载《财税法论丛》(第5卷)，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365,371,372-373页。

纳税论文范文篇7

工资税：按九级超额累进税率缴纳

深圳自1996年4月起，个人所得税起征点调整至1600元。依照深圳缴纳个人所得税以1600元为起征点的规定，纳税人每月取得工资收入后，先减去个人承担的基本养老保险金、医疗保险金、失业保险金，以及按省级政府规定标准缴纳的住房公积金，再减去费用扣除额1600元／月，为应纳税所得额。应纳税所得额按九级超额累进税率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

计算公式是：应纳个人所得税税额＝应纳税所得额×适用税率-速算扣除数，其中，速算扣除数是指按全额累进税率计算的税额与按超额累进税率计算税额之间的差数，在税率表上是常数。

以余先生为例，余先生当月的工资是9000元，当月个人承担住房公积金、基本养老保险金等共计1000元，费用扣除额为1600元，则余先生当月应纳税所得额为：9000-1000-1600＝6400元。应纳个人所得税税额＝6400×20%（适用税率）-375（速算扣除数）＝905元。

年终奖：工资不同缴税不同

个人取得全年一次性奖金（包括年终加薪）的，分两种情况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第一种情况是，个人当月的工资、薪金所得高于（或等于）税法规定的费用扣除额（深圳标准为1600元）。计算方法是，用全年一次性奖金总额除以12个月，按其商数对照工资、薪金所得项目税率表，确定适用税率和对应的速算扣除数，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

计算公式：应纳个人所得税税额＝个人当月取得的全年一次性奖金×适用税率-速算扣除数。

第二种情况是，个人当月的工资、薪金所得低于税法规定的费用扣除额，计算方法是，用全年一次性奖金减去“个人当月工资、薪金所得与费用扣除额的差额”后的余额除以12个月，按其商数对照工资、薪金所得项目税率表，确定适用税率和对应的速算扣除数，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

计算公式为：应纳个人所得税税额＝（个人当月取得全年一次性奖金-个人当月工资、薪金所得与费用扣除额的差额）×适用税率-速算扣除数。由于这种计算纳税方法是一种优惠办法，在一个纳税年度内，对每一个人，该纳税办法只允许采用一次。对于全年考核，分次发放奖金的，该办法也只能采用一次。

以王先生为例，王先生取得全年一次性奖金14400元，月工资为5000元，就直接将一次性奖金额除以12，余额为1200元，适用税率为10%，速算扣除数为25元，应纳个人所得税税额＝14400×10%-25＝1415元。

如果王先生当月工资为1500元。费用扣除额1600元与工资的差额为100元，奖金减去这个差额后的余额为14300元，14300元除以12等于1191.67元，对照税率表，适用税率为10%，速算扣除数为25元，应纳个人所得税税额＝［14400-（1600-1500）］×10%-25＝1405元。

劳务报酬：适用20%的税率

劳务报酬所得，是指个人从事设计、装潢、影视、广告、经纪服务、代办服务以及其他劳务取得的所得。劳务报酬所得的应纳税所得额为：每次劳务报酬收入不足4000元的，用收入减去800元的费用；每次劳务报酬收入超过4000元的，用收入减去收入额的20%.劳务报酬所得适用20%的税率。

计算公式为：应纳个人所得税税额＝应纳税所得额×20%；

对劳务报酬所得一次收入奇高（应纳税所得额超过20000元）的，要实行加成征收办法，具体是：一次取得劳务报酬收入，减除收入的20%后的余额（即应纳税所得额）中超过2万元、不足5万元的部分，按照税法规定计算出的应纳税额，加征五成；超过5万元的部分，加征十成。以刘小姐做翻译为例，刘小姐一次取得的劳务报酬是4万元，其应纳税所得额＝40000-40000×20%＝32000元，其中超过20000元、不足50000元的部分是32000-20000＝12000元。刘小姐最后应纳的个人所得税税额＝32000×20%＋（32000-20000）×20%×50%＝6400＋1200＝7600元。

兼职中稿酬所得执行特殊纳税标准。

个人获得的稿酬所得亦适用20%的比例税率，但可以免纳30%的税额。计算公式为：应纳个人所得税税额＝应纳税所得额×适用税率×（1-30%）。

以孙小姐为例，孙小姐在某杂志上发表一篇文章，获得稿酬3000元，她应缴纳的个人所得税为：（3000-800）×20%×（1-30%）＝308元。

哪些补贴可以免缴个人所得税

一、独生子女补贴、托儿补助费、差旅费津贴、误餐补助，执行公务员工资制度未纳入基本工资总额的补贴、津贴差额和家属成员的副食品补贴等不计入工资薪金所得，不需要缴纳个人所得税。

二、国务院规定免税的补贴、津贴（目前有政府特殊津贴和中国科学院院士津贴）；福利费、抚恤金、救济金、转业费、复员费；按照国家统一规定发给干部、职工的安家费、退职费、退休工资、离休工资、离休生活补助费；省、部、军级以下单位以及外国组织国际组织颁发的科学教育、技术文化卫生、体育、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奖金；储蓄存款利息、国债和国家发行的金融债券利息、保险赔款；依照我国有关法律规定应予免税的各国驻华外交代表、领事官员和其他人员的所得以及中国政府参加的国际公约、签订的协议中规定免税的所得；经国务院财政部门批准免税的所得。

实物所得也需缴纳个人所得税

纳税论文范文篇8

论文关键词：纳税遵从观税收管理建

一、纳税遵从观的含义及特点

纳税遵从，来源于TaxCompliance的翻译，是指纳税义务人遵照税收法令及税收政策，向国家正确计算缴纳应缴纳的各项税收，并服从税务部门及税务执法人员符合法律规范的管理的行为。它是纳税人基于对国家税法价值的认同或自身利益的权衡而表现出的主动服从税法的程度。关于纳税遵从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始于美国，我国在《2002年一2006年中国税收征饭管理战略规划纲要》中首次正式提出了“纳税遵从”的概念，提出了“如何建立税务机关和纳税人之间的诚信关系”这一重要命题，研究如何才能在税务机关“依法征税”的同时，纳税人也能“诚信纳税”，建立起符合“和谐社会”要义的税收征纳关系和社会主义税收新秩序。

实现较高的纳税遵从必须基于三个条件:一是纳税人对国家税法有一个全面准确的了解，对自己的生产经营所得以及应承担的纳税义务做到心中有数;二是纳税人对税法的合法性与合理性有正确的认识，纳税人的价值追求与税法的价值目标相一致;三是能够意识到采取违法、非法等手段偷逃税款会给自己带来很大的纳税风险。纳税遵从观下企业税收管理目标是防范企业税务风险，具体由发票管理、涉税会计处理、报表纳税评估、纳税申报等环节组成。

二、树立纳税遵从观，防范企业涉税风险

(一)建立稳定获得税收政策信息的渠道，动态掌握税收政策及变化。纳税人只有在熟练掌握税收政策的前提下，才能强化纳税意识，实现纳税遵从。税收政策是基础，及时获得和掌握税收政策，可以防止政策信息不对称，可以最大限度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目前，我国税收政策数量多，时间跨度长，税收政策之间在内容上有覆盖性，这种“补丁上打补丁’，的浩繁的税收政策需要企业专门安排专业税务管理人员认真学习和梳理。了解税收政策的途径较多，可以上网查找，如上国家税务总局的网站查找，可以拨打税务服务电话12366查询，也可以通过订阅财税政策公报类期刊获取财税政策.还可以充分利用社会资源.不定期派员参加税务培训学习，听取立法者、专家和学者的辅导讲座，加深对政策的理解等。企业专业税务管理人员通过这些渠道，动态了解并掌握同一税种政策的变化趋势和关于同一涉税事项税收政策的变化内容，正确理解具体税收政策的精神和要义，以便依法处理涉税事项，正确履行纳税义务。

(二)建立以发票、合同、资金和库存为链条的涉税管理制度。企业要根据经营活动特点，结合业务流程，建立和健全以发票、合同、资金和库存为链条的管理制度，系统地处理好相关业务，若只管一单一环节，割裂其他环节，则税务风险较大。如加强发票管理方面，必须取得合法和有效凭证，具体为国税部门监制的发票、地税部门监制的发票、发票管理办法授权的企业自制票据(如银行利息单、机票、下资表)、财政部门行政事业性收费收据(如土地出让金)以及境外合法机构有效凭证(如外汇付款凭证、对方收汇凭证、相关协议、中介机构鉴询三报告)等。

纳税论文范文篇9

论文提要：纳税筹划无论在微观还是宏观方面都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对企业来说，通过纳税筹划可以减轻纳税负担，获得更多的可支配收入，增加运营资金总量。国家和政府可以通过纳税筹划发挥国家税收调节经济的杠杆作用，达到调整并优化产业结构和生产力布局的目的。本文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分析纳税筹划的主体和目标，明确纳税筹划的深层空间，并提出政策性建议。

一、引言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纳税和征税分别成为企业和政府相当重视的一个层面，企业追求利益最大化和国家、政府间税收协调博弈也越来越重要。无论是从企业来讲，还是从国家和政府来说，纳税筹划都已经变得刻不容缓，成为国家和企业实现利益最大化的重要手段。

二、从微观层面看纳税筹划目标

纳税筹划是指纳税人在法律、法规许可的范围内，通过对筹资、经营、理财等活动进行事先的合理安排和筹划，尽可能减少不必要的纳税支出，以谋求最大限度的纳税利益，实现企业税后利润及现金流量的最大化。

企业作为纳税筹划的主体，如何来实施纳税筹划，还是要取决于纳税筹划的根本目的，其目的是减轻税负以实现企业税后收益的最大化，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直接减轻税务负担；获资金时间价值；实现涉税零风险；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及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在企业越来越追求价值最大化的情况下，从纳税筹划的主体角度来说，完全是站在减轻税负和实现税后利润最大化来考虑的，这也就是一般意义上的纳税筹划目标。

（一）直接减轻税务负担，减少成本，增加企业利润。企业可以通过纳税筹划，在不违反税法的基础上，进行合理的避税、节税，以达到减少税收成本、增加利润的目的。

（二）利用资金时间价值，增加企业的盈利机会。对于资金充裕的企业来说，可以运用税法规定范围迟延支付的税款进行投资，获取比资金时间价值更高的投资收益，即我们通常所说的机会收益概念；对于资金短缺的企业来说，企业可以把有限的资金用在关键上，在不影响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前提下，善于打“时间差”，合理调度应交未交税款，获得资金的时间价值，从而实现纳税筹划目标服务于财务管理最终目标。

（三）实现涉税零风险。实现涉税零风险，是指纳税人账目清楚，纳税申报正确，缴纳税款及时、足额，不会出现任何关于税务方面的处罚，即在税务方面没有任何风险。为了规范纳税人的纳税行为，我国税务机关引进了纳税信用等级制度，对于信用等级越高的纳税人给予一定的奖励措施，比如减少对纳税人的纳税检查。纳税人要充分考虑税务机关对本企业的纳税信用等级评价，在既不影响本企业纳税信用等级，又不损害本企业利益的双重目标下进行纳税筹划，从而有利于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

三、从宏观层面看纳税筹划目标

税收政策是国家制定的指导税收分配活动和处理各种税收分配关系的基本方针和基本准则。税收法律、法规是税收政策的法律形式和集中体现。国家的税收政策在不同时期和不同税收法律制度中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与内容。在农村和农业税收方面，长期以来国家实行低税、轻税政策，并且已经取消了农业税；

在关税方面，提高一些限制出口产品的税率；现阶段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别强调公平税负、鼓励竞争的税收政策等。国家和政府作为纳税筹划的主体，也就是税收政策的选择过程及各级主体间的博弈过程，也是税收政策的不断完善过程，包括国家政府与企业间、国与国之间、地方政府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各种博弈。

（一）国家与企业之间的博弈。企业纳税筹划的目的无非是想少交税，而政府与其对立的是增加税收收入，想尽办法在企业能接受的范围内实现提高税收收入，同时进一步鼓励竞争，力求实现公平税负，优化税收机制。这个过程当中必然涉及到政府与企业间的博弈，对立的两端很难达到共赢，但是随着税收体制的改进和企业纳税意识的强化，必定能达到更好的博弈结果。

（二）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博弈。国家通常是税收政策的制定者，在国与国之间发生税收收入摩擦时，国家政府必然会为了本国的税收利益与另一国周旋，所以西方国家越来越多地开始反倾销，其目的除了保护本国企业的利益外，很大层面上是为了维护其财政税收利益。

（三）地方政府之间的博弈。地方政府之间常常会为了争夺一些大型企业以增加税收收入产生分歧。很多地方政府提供优惠税收政策来吸引跨国公司的总部落户当地，增加其收入。例如，今年兴起的总部经济。通过吸引跨国公司总部落户当地来增加税收。如果将总部所在地作为主要纳税地，则数量非常可观，这是地方政府对本地大型企业总部迁出惊慌失措，从而极力挽留的主要原因。而总部汇集地，则明显享受到了相应的利益。

（四）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博弈。我国实行国税和地税分家以来，税收收入成为地方财政收入的一个重头戏，提高其税收收入也就大大提高了其业绩。尽管为争夺资源而在资本市场上从事税收竞争是我国地方政府的主要动机，但我国地方政府与中央的税收竞争也有政治动因，主要表现在地方财税部门要面对来自中央部门和企业的压力，其他政府部门和企业会以其他地区企业的税负水平作为比较基准游说财税部门降低企业实际税负。地方政府首脑也有“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心态。例如，由于出口退税政策采用国家地方75∶25的比率退税，在出口退税率较高的年份，一些地方政府为了减少出口退税额，竟然采取限制出口的政策。

宏观上看，税收筹划的博弈将税收政策推入了一个更加艰难的层面，只有不断完善国家税收政策，才能正确反映和体现政府的公平、效率政策倾向，且是实现财政政策目标的手段之一。

四、政策性筹划的提出

近年来，出现了税收筹划新领域：政策性筹划。政策性税收筹划是指特大型企业集团在不违背税收立法精神的前提下，与国家政府中的税务、财政等部门进行协商，试图改变现有对企业或行业不适用的税收制度，以实现企业利润最大化的理财方法。这种筹划实质上是一种税收制度筹划的创新活动。特大型企业集团发现现行税收制度的非均衡，从而产生税收制度创新需求，政府根据这一制度需求对税收制度的供给进行调整，以实现税收制度均衡。

政策性税收筹划的过程是税收制度由非均衡走向均衡的过程。只有通过改变原有的税收制度安排，选择和建立一种新的均衡基础上的制度安排才能获得潜在收益。其主要思想是，现行税收制度的非均衡是政策性税收筹划的出发点，政府和税务部门应在此基础上，充分考虑纳税人对税制的接受程度，不断地调整税收制度供给以满足税收制度需求，从而实现税收制度由非均衡到均衡的运动。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政策性筹划是微观主体和宏观主体的一种融合，是纳税筹划的一个崭新课题。政策性筹划刚刚起步，还有相当大的筹划空间，两大主体也有更多的可以改进和博弈的地方，相信随着经济发展，企业和政府间的融合会更进一步，纳税筹划目标会更加明确和和谐。

参考文献：

[1]盖地.《税务会计与纳税筹划》.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

[2]蔡昌，李梦娟.宏观视野下的税收筹划[J].税务纵横.2003，8．

纳税论文范文篇10

所谓纳税服务是指税务机关在税收征收过程中向所有纳税人提供的旨在方便纳税人履行纳税义务和享受纳税权力的服务总称。纳税服务观即树立全心全意为纳税人服务的理念。全心全意为纳税人服务是人本社会的必然要求。如果将整个税收体系比作金字塔，那么纳税服务工作就是整个金字塔的基础，它涉及税收工作的方方面面。我们要改变过去“以我为主”的服务方式，强调以为纳税人服务为中心，以满足纳税人各类办税需求为出发点，通过运用信息化等先进手段，为纳税人提供全方位、系统的、综合的、整体的服务。把纳税人满意度作为评价各项工作实绩和效率最基本和最重要的指标。纳税服务是税务机关根据税收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在纳税人依法履行纳税义务和行使权利的过程中，为纳税人提供的规范、全面、便捷、经济的各项服务措施的总称。自1996年税收征管改革以来，以办税服务为基础的纳税服务体系逐步建立，各级税务机关在提高纳税服务方面都下了很大的功夫，从规范纳税服务厅，到相继公开纳税服务厅窗口服务职责，并形成了相应的服务制度体系都促进了纳税服务质量的提高。但从宏观上看，当前纳税服务工作仍存在着一些问题与不足，不能完全满足纳税人的需要。主要表现在纳税服务法律体系不完善、税务干部服务理念亟待提高、税务机关的组织机构及其职责模式缺少深化纳税服务改革、税务系统内部还未能建立协调高效的运行机制、缺少统一规范的纳税服务考察机制等等，这些问题都使纳税人的权力难以落实。因此研究纳税服务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而且对我国的纳税服务体系深化，使之从监管型向服务型转变具有现实意义。

二、目前我国纳税服务体系的现状

（一）纳税服务理念落后

纳税服务理念落后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1.税务干部服务理念落后。我国的宪法规定了公民有依法纳税的义务，却忽视了对公民在缴税过程中应当享受的权利，从而导致税务干部服务理念落后，自身定位不准。虽然近年来在改进服务制度，提高服务层次方面有了一定的突破和发展，服务理念逐渐深入人心并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这种服务理念还停留在精神文明和职业道德范畴，缺乏实质性突破，远不能适应新的税收工作形势发展的需要，主要表现在：（1）长期以来，税务机关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官本位”意识，一些地方的税务机关和税务干部对征纳税关系的认知局限于管理与被管理，监督与被监督的层面。这种权力意识本位化直接带来的是服务举措“本位化”。在当前的纳税服务体系中，税务机关是纳税服务的主体和主导，服务举措是更多地倾向于便于管理的角度建立的。严格地说，这是一种管理的体系，而不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服务体系。（2）过多注重形式性服务，肤浅地照搬了银行等窗口服务部门的做法，服务层次不深。（3）忽视了纳税人的需求，使得纳税服务“供求不对路”，纳税人需要的项目没有被列入服务重点。（4）纳税服务未能遵从纳税人自愿的原则，而以税务机关管理需要为出发点。

2.纳税人理念落后。本身作为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纳税人，由于其自身的文化水平和对纳税人的权利缺乏了解，因此缺乏要求税务机关提供完善的纳税服务的自觉意识，期望值不高。这种期望值的不高，直接导致税务机关在提供纳税服务的过程中缺乏监督。

（二）税务系统内部还未能建立协调高效的运行机制

1.征收、管理、稽查各环节之间衔接不到位。纳税服务机制要求无论是征收、管理、稽查哪个环节，都有征求纳税服务需求并向有关环节反馈的义务，面对纳税人时都是代表税务机关的服务者，而不能因工作分工忽视了税务工作者法定的纳税服务义务。由于缺少纳税服务组织机构，征收、管理、稽查各环节之间信息联系不畅，征收岗位发现的纳税人服务需求不能及时传递到管理岗位，在日常管理中发现的纳税人对税款征收、税务稽查环节的服务需求不能及时传递到征收、稽查环节。税务稽查只管查账，没有担负起相应的纳税服务职能，征、管、查未能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为纳税人服务。

2.跨地域的税务机关之间缺少必要的联系渠道。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跨国、跨区域的纳税人日益增多，而在现行的属地管辖的原则下，同一企业在不同地区的分公司所接受的税务管理机构不同，不同地区的税务机关缺乏必要的联系渠道，各管各的事。在办理纳税事宜上，本来税务机关相互联系就可以了解的税收信息，却由纳税人到一个税务机关取得信息资料，再送到另一税务机关，加大了纳税成本。

3.税务机关与纳税人之间缺乏畅通高效的沟通联系渠道。纳税人与税务机关之间没有固化、畅通、高效的联系渠道，纳税人对纳税服务的需求不能及时传递到税务机关，税务机关也不能及时了解不同纳税人对纳税服务的不同需求。有的税务机关了解纳税人服务需求信息的主动性差，重税收管理性信息，轻服务需求信息，没有建立长期、固定的模式，对纳税服务信息的了解片面、不完整。

（三）信息化服务形式和渠道相对单一

1.政府对税收信息化服务的支持力度不够，没有制定严密的发展规划，缺少部门之间的协调、配合。目前税收信息化建设已经基本形成了联系各级税务机关、功能齐全、信息共享的税收信息管理系统。但由于政府缺少严密的信息化发展规划，各部门之间信息化发展很不平衡，有的部门才刚刚起步，形成了税务机关一枝独秀开展信息化服务的局面，总体服务效果不理想。

2.信息管理部门技术手段比较落后。从目前的情况看，税务机关信息业务技术部门人员少、技术力量薄弱，基本上仅仅能够负责系统内的网络建设和后台数据库的维护工作，不能对前台操作人员进行有效的技术支持和操作监控；而前台操作人员由于计算机水平低、工作责任心不强等原因，采集数据的准确性不能完全达到要求，形成一些垃圾数据和失真数据，降低了信息数据的利用价值。同时，由于技术维护人员缺乏，对纳税人的技术支持不到位，影响了纳税人的应用。

（四）缺少统一规范的纳税服务考核机制

缺少统一规范的纳税服务考核机制，主要表现在：一是目前的纳税服务只计投入，不计产出不同，不重视政府活动的产出和结果，即不重视成本—效益分析，从而不重视提供公共服务的效率和质量。二是税务机关内部不重视对征管工作质量的考核，没有把服务质量考核摆到相应的位置上。不但没有专门的服务考核机构，而且对于应该开展什么服务，服务是否到位，也没有建立切实可行、易于操作的内部考核制度。即使是行业作风评比，也是以社会各界参与的多，真正纳税人参与的少，真正的服务对象纳税人对税务机关服务水平评价的机会很少，缺乏由纳税人广泛参与的纳税服务评价机制。

（五）税务中介服务有待深化

我国税务中介服务的主要形式为税务服务，我国税务始于1998年，在维护纳税人权益、配合征管改革等方面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从当前运行情况看，有些地方还不尽完善，主要表现在：一是个别地方税务与当地税务机关未彻底脱钩，人员与税务机构工作人员交叉，服务内容上存在“越位”现象，服务方式上有行政命令的痕迹。二是工作人员的专业素质、职业道德素质亟待提高，服务内容的层次较低，服务质量较差。

（六）纳税服务法律体系不完善

虽然目前新的征管法及其实施细则对税务机关应当为纳税人提供哪些服务做了原则性指导，但与发达国家相比较，我国纳税服务的立法层次仍然较低，至今还没有一部完整反映纳税服务的法律法规。对纳税服务本质、范围等内容缺乏法律层面的界定，缺乏纳税服务统一标准，考核评价机制、监督制约机制、过错追究机制，导致了纳税服务体系的建设缺乏法律支持，纳税服务规范征收行为的作用难以发挥，纳税人权利的保障难以落到实处，这是影响纳税服务质量的根本原因。

三、建设纳税服务体系的理论分析

（一）纳税服务的必要性———公共财政理论

当代西方公共财政理论认为，财政存在的必要性，在于市场存在缺陷，也就是“市场失灵”。社会经济的运行应当以市场调节为主，只是在市场难以调节或者调节不好的领域，才需要政府进行适应性调节，对市场进行干预。公共财政产生的前提则是市场经济。1776年，英国著名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所著《国富论》的出版标志着公共财政理论的诞生，亚当。斯密崇尚经济自由主义，反对国家干预，主张自由竞争，极力要求缩小国家活动的范围，提出“最好的财政计划是节支，最好的赋税制度是税额最小”等观点。此后，约翰。穆勒、威克塞尔、林达尔等都进一步发展了他的理论，公共产品理论的创立和福利经济学的兴起使得公共财政理论越来越丰富，职能范围也有所拓宽。上世纪30年代初，西方资本主义爆发了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从而宣告了自由放任的古典经济理论的破产，从罗斯福“新政”和随后应运而生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开始，政府必须干预经济逐步获得了人们的共识，各国政府和财政开始对经济进行大规模干预，以便弥补市场缺陷，充分利用市场的功能作用，促进经济资源的合理配置、收入和财富的合理分配以及经济的稳定运行。

随着经济的发展，政府干预经济在实践中开始暴露出自身的缺陷，70年代的“滞胀”使得人们重新认识“市场失灵”和政府干预的关系，理性预期学派和供给学派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对国家干预提出了责难和质疑，开始主张减少国家干预，恢复自由经济。进入90年代以来，又开始重新重视国家干预政策。但是，从大的趋势来看，在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完善过程中，政府干预经济的职能呈现出不断增强的趋势，财政的职能也相应地不断增强。正是由于市场失灵的存在，公共财政作为一种财政模式，政府向个人提供公共安全和公共服务，个人向政府缴纳税款，反映了政府与公民之间在税收与公共物品的等价交换。税收既是政府提供服务的报酬，也是个人购买政府服务的成本，即税务机关提供纳税服务是无偿的，这是对税务机关工作性质的定位。税务机关职能的特殊性，决定了其在整个公共服务体系中的特殊作用，除为公共产品供给提供费用外，“直接以纳税人为调控对象，引导个体纳税人的经济行为向有利于提升整体纳税人公共利益水平的方向转移。”建设服务型税务机关的核心，是将税务机关由行政执法机关调整为执法与公共服务并存的机关，其实质是把服务的理念融入税收工作之中，进而调整税收工作思路，达到税收与经济、税务与社会、征税与纳税的良性互动。因此，为纳税人提供规范、全面、便捷、经济的各项服务措施是其作为政府行政机关的基本要求。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本质决定了广大纳税人的主人翁地位，赋予广大纳税人权利，维护其根本利益，提供各种纳税服务是“公共财政”的必然要求。

（二）如何提供纳税服务———新公共管理理论传统的公共行政以威尔逊、古德诺的政治—行政二分论和韦伯的科层制论为其理论支撑点，新公共管理则以现代经济学和私营企业管理理论和方法作为理论基础。新公共管理从现代经济学中获得诸多理论依据，如从“理性人”的假定中获得绩效管理的依据；从公共选择和交易成本理论中获得政府应以市场或顾客为导向，提高服务效率、质量和有效性的依据；从成本—效益分析中获得对政府绩效目标进行界定、测量和评估的依据等等。其次，新公共管理又从私营管理方法中汲取营养。新公共行政管理理论认为，私营部门许多管理方式和手段都可为公共部门所借用。如私营部门的组织形式能灵活地适应环境，而不是韦伯所说的僵化的科层制；对产出和结果的高度重视，而不是只管投入，不重产出；人事管理上实现灵活的合同雇佣制和绩效工资制，而不是一经录用，永久任职，等等。总而言之，新公共管理理论认为，那些已经和正在为私营部门所成功地运用着的管理方法，如绩效管理、目标管理、组织发展、人力资源开发等并非为私营部门所独有，它们完全可以运用到公有部门的管理中。

（三）建立和谐社会———税收遵从理论

税收遵从成本的测量源于1934年，美国学者海格（Haig）首先对税收的遵从成本进行测量，他对美国联邦和州税收的税收遵从成本进行了研究，但是没有明确地对遵从成本进行定义。之后不断有学者对其进行测量，直到20世纪80年代，英国巴斯大学的锡德里克。桑福德（CedricSandford）教授，在税收遵从成本领域取得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将许多国家政府的目光都吸引到了这一长期被漠视的领域。西方纳税人遵从理论认为，纳税人会对遵从成本（包括时间成本、货币成本、心理成本等）和不遵从成本（罚款）进行比较，从而做出是遵从税法还是逃税的决定。时间成本是指纳税人搜集、保存必要的资料和收据、填写纳税申报表所耗费的时间价值；货币成本是指纳税人在纳税过程中向税务顾问进行咨询所支付的咨询费用或者交由税务等中介机构办理纳税事宜所支付的中介费用及拜访税务机关所花费的交通费用等；心理成本是指纳税人认为自己纳税并没有得到相应报酬而产生不满情绪或担心误解税收规定可能会遭受处罚而产生的焦虑情绪。

我国税收遵从成本存在的问题有：

1.我国税收遵从成本的时间成本较高。首先，纳税人申报纳税，填纳税申报表所需时间较长，如增值税需要填9张表；其次，由于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尤其是对税法宣传力度不够，使我国纳税人了解有关税法规定、收集和保存相关资料的渠道比较少，所花费时间较长；再次，由于受到技术水平等相关因素的限制，我国现在的纳税申报还做不到像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电子化申报，还需要纳税人去税务机关和银行缴纳税款，需要大量的时间成本。

2.我国税收遵从成本的货币成本高。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税收法律法规也将不断完善，加之企业不断向规模化发展，纳税人在纳税过程中向税务顾问进行咨询或交由税务等中介机构办理纳税事宜的现象将不断增多，这必将导致货币成本不断提高。

3.我国税收遵从成本的心理成本高。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与完善，税收法律法规将变得更加纷繁复杂，纳税人了解税法更加困难，加之一些地区和税务部门的不正之风依然严重，纳税人产生的焦虑及不满情绪就愈发严重，心理成本必然增加。

税收遵从理论认为，税务行政过程既是税务机关依法行政的过程，也是纳税人履行纳税义务的过程。税务管理活动的实施必然产生两方面的费用：征税费用和奉行纳税费用（税收遵从成本）。纳税服务的水平直接关系着纳税人奉行纳税费用的高低以及纳税费用分配的公平，并直接影响征税效率。如税收信息服务有助于减少纳税人的信息搜寻成本；实行限时服务、延时服务则可以节约纳税人的时间成本。税务机关通过提高纳税服务水平，可以极大地减少纳税人的税收遵从成本，提高税收遵从率，降低征税成本，提高征管效率，从而建立一种和谐的税收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