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产保险领域管理论文

“不利解释”原则被引入我国保险业并在《保险法》中明确其法律地位之后，不论是在人身保险还是在财产保险的司法实践中均被大量引用。本文从该原则产生的理论基础着手，指出其理论渊源与财产保险现实特征的差距，提出了不利解释原则在财产保险领域的适用条件，以纠正该原则在实务操作中的误解。

一、保险合同不利解释原则的理论渊源

此种解释原则渊源于罗马法“有疑义应为表意者不利益之解释”原则，其后为法学界所接受，不但法谚有所谓“用语有疑义时，应对使用者为不利益的解释”，且亦为英美法和大陆法所采用。目前，世界各国保险立法或司法判例大多确立或采用此规则。保险合同解释中的不利解释规则指“在保险单用语可以作出两种解释的情况下，保险单用语应当依照最不利于保险人的方式予以解释”。保险实务中之所以引入不利解释原则，其理论渊源主要有四：

1．保险合同是附和合同理论保险合同所列明的条款一般都是由保险人预先拟定的格式合同，投保人在通常情形对保险单的内容仅能表示接受或不接受，并无讨价还价的余地，故保险合同为附和合同。若保险人在拟定合同时，能立于公平正义的立场，不仅考虑自身，也兼顾他人利益，则保险合同的附和性并非无可取之处。然而作为“经济人”的保险人，不一定能够保持超然的地位，他们可能会利用其丰富经验制定出只保护自己的条款。在此情形下，所谓的合同公平则流于形式而非实质，被保险人对于合同内容的发言权完全被剥夺。因此，当保险合同的条款用语有疑义时，应当作不利于条款拟定人的解释。

2．保险合同具有专有技术性理论

保险业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已经成为一个具有高度技术性的行业。保险是把可能遭受同样危险事故的多数人组织起来，结成团体，测定事故发生的概率，按照此比例分摊风险。根据概率论的科学方法，算定分担责任要有特殊技术，这种特殊技术就是人身保险和财产保险的共同特征。保险条款中所涉及术语的专门化和技术性，并非一般投保人所能完全理解，这在客观上有利于保险人。若保险人科学地运作保险技术，合理地使用保险术语，则没有干涉或解释条款的必要性。但保险人可能从自己的利益出发滥用保险技术，在保险条款中使用晦涩或模糊之文字，以减轻或避免其所承担的义务和责任。因此，应作不利于保险人的解释。

3．弱者保护理论

该理论认为，在保险交易中，投保人或被保险人相对于保险人而言往往处于弱势地位，主要表现为“交易能力不对等”，具体表现为：首先是交易力量悬殊。保险人一般是具有很强的资金、技术、法律等方面的实力，而一般的被保险人尤其是作为个人的被保险人很难有对等的谈判实力。其次是交易信息不对称。保险合同是复杂的法律文件，非业内人士很难理解其中的文字，保险人拥有保险的专门技术、丰富的知识和经验，而一般普通投保大众对此则不了解。因此，出于保护弱势地位的被保险人，当对保险条款发生歧义时，应作不利于保险人的解释。

4．理性预期理论

该理论起源于2()世纪60年代英美法系国家，是在“附和合同”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保险合同是一个附和合同，换言之，在这种合同中，没有提出标准合同形式的当事人绝对没有机会对合同讨价还价。在承认这一点后，牢固确立了‘满足被保险人的理性期待’和‘不允许被保险人的任何不合理利益’的原则”。因此，该理论的主张者坚持应该根据一个未经法律训练的人的理性预期来解释保单。该理论的倡导者从两个方面阐述了其理由：其一，从保险业的历史变迁视角看，保险业发展初期，保险契约当事人有相对的对等谈判力量，双方谈判时间充足，且当时交易类型简单，因此，要保人与保险人对于保险契约所产生的权利义务，容易有相同的了解。但随着保险交易类型的繁杂化，以有限的保险契约类型承保Et新月异的保险事故，本来就形相见拙，况且保险契约的订立过程，在省时省钱的要求下，事实上不能详细讨论契约内容，更不可能针对具体危险状况，增删修改。故保险人对保险契约的内容固然具有信息、经验、专业知识等优势，而社会大众则只凭直觉产生期待。所以法院应遵循“理性预期的原则”，作有利于被保险人一方的解释和处理。其二，被保险人被视为是拥有“深口袋”，一些法院有时候会过分地忽视合同文字而使保单持有人行为的受害者获得赔偿。

二、“不利解释”原则在财产保险领域中的司法实践现状

1．把不利解释原则误解为争议利益解释原则

这混淆了争议与疑义，把疑义利益解释原则奉为一旦争议就自动首先适用的“优先原则”。其实，争议并不等于疑义，争议是解释的必要前提，“无争议则无解释”，没有争议就无需任何的解释活动。但是，这并不表明争议就是不利解释原则的充分条件。当事人之间产生的争议，有的是可以从这个合同条款的语言文字中得到一定的合理支持的合理争议，而有的则可能是在任何一个不偏不倚的中立者阅读都不会产生疑问的情况下仍然存在的争议。在后一种情况下，虽然有争议，但是并没有疑义!所以，争议的存在仅仅表明疑义存在的可能性而不是必然性!那种没有任何合理根据的无理取闹式争议，根本不应该适用不利解释原则作出对其有利的解释。否则，就无异于法律对投保人承诺“一争即胜，一争即有利”，等于是鼓励投保人不管有理无理都“不闹白不闹，不争白不争”。正因为如此，绝大多数保险立法或者判例法，都以“有疑义”而非“有争议”作为适用该原则的不可或缺的前提。

2．把疑义利益解释原则误解为“有疑必有利”的无条件原则

这忽视了该原则的适用条件而把它推广到了不适用的领域。当要保人就保险合同产生疑义时，我们要看是谁造成了这种疑义。造成保险合同疑义的原因众多，有法律法规的原因，有保险人的原因，也可能是被保险人自己的原因。而保险人只能对由于其自身原因造成的保险条款疑义承担责任。因此，在有疑义时，作出对投保方“有利”的解释，这个“有利”离不开特定的前提条件，在这些条件不具备时就不能适用，如果适用就将违背客观的经济规律和该原则最根本的价值目的。换言之，在保险合同的解释方面，并非有疑义则必须作有利于投保方的解释，而是要看造成疑义的责任承担者是否是保险人。

3．司法实践中的误操作及影响

目前，由于对“不利解释原则”存在误解，因此在司法实践中出现一些误操作，具体表现为：一是保险合同的解释不够规范统一。由于我国《保险法》的规定过于原则、简单、缺乏操作性，最高人民法院也尚未出台相关的司法解释，加上法院的一些审判人员对《保险法》和相关的业务知识比较生疏，不能很好地处理保险合同与其它商事合同之间的共性和个性的关系，用审理普通民商事案件的思维对待保险纠纷，使保险合同的解释不够规范。二是不恰当地任意引用“不利解释”原则。一些法官片面强调“保护弱势群体”，认为只要被保险人对保险合同的内容有争议，就首先引用保险合同的“不利解释”原则，作有利于被保险人的解释，对保险公司的要求过于严苛。三是解释保险合同时，拘泥于字面意思而忽略了当事人的真实意思，不注重合同的整体性，断章取义。以上情形导致了法律适用错误、责任认定不当、审判尺度不统一等问题，损害了保险人的利益。保险纠纷案件的处理，往往会影响到一批保险合同的理赔，易助长被保险人的侥幸心理，不利于防范道德风险，同时也损害了其他被保险人的利益，给保险市场的健康发展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三、“不利解释原则”理论与财产保险现实的偏差

1．就合同的附和性而言

人身保险因具有很强的技术性和规律性，保险人拟定的条款和约定一般都是经过精确计算的结果，条款内容弹性很小，一般不会因人而发生变动。要保人只能同意购买或不购买，或者在不同的保险产品中作选择，但并不具备与保险人讨价还价的技术能力和总体实力。财产保险则不同，财产保险主要面对的是各行各业的企事业单位，企事业单位在投保时常处于有利的主动地位，可以根据自己行业和企业的特点，就保险合同所涉及的条款、约定、费率等进行讨价还价，而且大多数企事业单位或者其经纪人具备与保险人对抗的技术能力和总体实力。因此，人身保险合同是一种严格的附和合同，而财产保险合同在很多情形下，已经逐步发展为了一种非要式合同。

2．就专有技术而言

人身保险对危险几率的计算较为精密，危险事故的发生也比较规则稳定，在保险专业人士的不断探索中已经形成了一套成熟的专门技术，人身保险中保险人对技术形成了垄断之势。而财产保险事故的发生并不规则，也缺乏稳定性，对技术的探索基本上是建立在以往的经验的基础之上，没有很强的专业技术。同时，保险业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人身保险产品层出不穷，产品创新日新月异；但财产保险不论是理论还是条款的发展都没有太大的跨度，经过长期的交易，企业和其保险经纪人对条款、约定等都有较深刻的理解和认识。因此，在财产保险领域，就技术能力而言，保险人的优势地位在不断削弱，而要保人在不断增强。

3．就保险合同当事人双方的力量对比而言

因人身保险几乎全部适用于个人保险，个人保险涉及的每笔保费金额较小，保费的计算也较准确，竞争的余地很小，因而要保人处于绝对的弱势地位。而财产保险则不同，我国财产保险公司大部分的保费收入均来自一小部分规模较大的企业。况且，这些规模较大的企业要么有自己专门负责保险事务的专业人士，要么有保险经纪人相助，不论是保险技术，还是总体实力，保险人并不处于强势地位。相反，因保险公司之间的竞争，这些企业还处于有利的优势地位。

4．就“理性预期”而言

在财产保险领域中，部分企业及其经纪人在经验、专业知识等方面并不处于劣势地位。相反，很多保险合同均是在双方谈判的基础上形成。再者，随着保险业的不断开放和市场竞争的加剧，与一般企业相比，保险企业在资金实力方面的优势在不断消融。相反，越来越多的企业成为了保险企业的投资者，拥有保险公司的股份。因此，在财产保险领域，理性预期理论赖以发展的基础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四、不利解释原则在财产保险领域的适用条件

笔者认为随着保险市场的发展和变化，鉴于人身保险和财产保险呈现出越来越大的差异，“不利解释”原则在财产保险领域的适用；应受到以下几个条件的约束。

1．存在疑义的保险条款确实模糊不清

适用不利解释原则的实质要件，是保险合同的条款“模糊不清”。模糊不清这一用语的本来含义指“一个词语具有两个完全不同的含义，以致于在同一时间，对这一词语的理解既有可能是正确的也有可能是不正确的”，这一用语适用于保险合同的解释中，则通常被界定为保险合同的条款和用语拥有一个以上的合理解释。按照英美法院的主流观点，只有在保单条款模糊不清，并且这种模糊不清无法借助外部证据予以解决的情况下，不利解释原则方可适用。在长期的审判实践中，英美法院就此确立了许多可供我们参考的判断规则，归纳起来主要有：其一，在考察保险合同的条款是否模糊不清时，法院所使用的方法应当是能够“找到模糊不清”而非“制造模糊不清”的方法；其二，保险合同条款是否模糊不清，其考虑因素主要不是合同的用语或措辞，而是不同的合同阅读者在阅读该份合同时，是否会产生不同的含义。至于何谓“合同阅读者”，英美法院的确认标准各有不同。美国法院主要将其确定为正常的，具有合理理解能力的人；英国法院则一般将其确定为正常的律师。其三，英美法院除从正面对“模糊不清”的含义加以界定以外，还从个案中归结出了许多不属“模糊不清”的例外情况。这主要包括：保险合同条款不因其用语可以在字典中找到不同的定义而模糊不清；保险合同的用语不因法院在先前的案件中对其持不同的见解而必然模糊不清；保险合同的条款也不会仅因其难以解释、十分复杂以及保险纠纷的当事人对该用语持不同的观点而模糊不清；即便在保险合同难以辨认的情况下，如果审理案件的法院能够阅读并理解该合同，该合同条款也不能被认为是模糊不清。其四，不利解释原则要得到适用，被保险人须对保险合同中“模糊不清”之处的产生不承担责任。

2．被保险人是否为弱势群体

不利解释原则的创立，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建立在对保险人和被保险人之间不平等的交易地位进行司法调整的基础之上。但是在保险实践中，除了存在大量的由拥有优势谈判地位的保险人拟定，并在“取舍听便”的基础上销售给被保险人的格式个人保单以外，还存在着为数众多的、由经验老到的保险经纪人、风险管理人及律师，代表被保险人与保险人经谈判达成的商业保险合同。这就产生了一个与不利解释原则的适用范围有关的问题，即在保险人与被保险人的交易地位相等的情况下，他们之间签订的格式商业保险合同是否仍然能够适用该原则?审判实践中，美国法院就此发展了不同的判断标准，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七种：

第一个判断标准是被保险人的规模。被保险人的规模越大，其拥有的谈判实力越强，不利解释原则适用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就越小。第二个判断标准是律师的参与。如果在产生争议的保险合同签订之时，被保险人的事务由经验丰富的律师，不利解释原则将无法适用。第三个判断标准是保险经纪人的参与。基于保险经纪人所拥有的强劲交易实力和专业技术，一些美国法院拒绝将不利解释原则适用于由独立保险经纪人代表被保险人签订的保险合同。第四个判断标准是手写保单的使用。由于商业风险通常十分复杂和专业，因此许多商业保险单常常采用个人之间反复谈判并最终达成协议的方式签署，这种保单被称为“手写保单”。与格式保单一方拟订、另一方接受的“附和合同”的特点不同，经由个别谈判达成的手写保单较为充分地反映了被保险人的真实意愿。手写保单的这一性质使得一些美国法院拒绝将不利解释原则适用于该种保单的解释。第五个判断标准是被保险人对保险的熟悉程度。不利解释原则创立的原因，是为了保护缺乏经验的被保险人，因此，按照一些美国法院的观点，在被保险人拥有与保险人相当的保险经验的情况下，不利解释原则将无法适用。第六个判断标准是有关的争执是否是保险人之间的争执。不利解释原则适用的基石，是被保险人缺乏经验，因此在两个保险公司就保险合同条款发生争执的情况下，只有依照合同条款本身进行解释才是公平的。第七个判断标准是被保险人拥有的总体谈判实力。鉴于商业保险的被保险人通常拥有在公平的基础上与保险人进行谈判的市场能力，因此一些美国法院认为，由拥有相同谈判实力的当事人签订的保险合同，应当被当作普通合同并按照适用于普通合同的解释方法加以解释。

3．用于附加条款而非基本条款

在我国，关于不利解释原则是否用于基本条款，学术界则多有争议，笔者认为不利解释规则不能适用于基本保险条款。因为，基本保险条款不同于保险人事先拟订的其他保险条款，不论保险人是否将其用于保险合同，保险人均不得修改或变更基本保险条款。同时，在我国由于保监会制订的商业保险主要险种的基本条款具有部门规章的性质，而我国法院尚不具备对法律规范进行审查的司法权。因此，保险人使用有保监会所制定的合法条款，即使是格式条款，即使可能存在疑义，也不能只考虑被保险人的利益而作出对其有利的解释，而是按照一般的解释原则进行解释。因为，此时的保险合同条款本质上并没有体现多少保险人的自由意志，而是附和法律的产物、徒有格式条款之形而已无格式条款之实。投保人又附和保险人的条款，双方都没有自由地站在自己的立场制定该所谓的格式条款。所以，已经失去格式条款的本来含义。此时，如果还是不加变通地坚持所谓对被保险人有利的解释原则，无异于刻舟求剑，必然损害保险制度的基础。

4．不能做优先解释原则。而只能是第二原则

作为保险合同解释的一项特殊原则，疑义利益解释原则只有在适用保险合同的一般解释原则未能解决当事人之间争议的情况下，方能得以适用。如同英国保险法学者Clark所指出的：“不利解释原则是可供依靠的第二位的解释原则，该原则在其他解释原则无法确定保险合同含义的情况下方可采用”。不利解释原则仅仅为解释保险合同的歧义条款，提供了一种手段或者途径，它本身并不能取代合同解释的一般原则，更没有提供解释保险合同的方法；而且，不利解释原则不具有绝对性，不能排除解释合同的一般原则或者方法的适用，以对保险合同任意作不利于保险人的解释。

不利解释原则所具有的“辅助性原则”的特征，决定了在保险合同的当事人就保险合同条款产生争议的情况下，保险合同解释原则的正确适用位次为：首先得以适用的应为保险合同的一般解释原则——意图解释原则。由于保险单是当事人之间的合同，因此在对保单条款进行解释时，法院首先应通过探究合同双方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存在的意图来阐明合同条款的内容，正如英国保险法学者KennethCannar所指出，“保险合同解释的基本原则是从保险单本身及任何附件(例如投保单、建筑物的说明图等)中发现的当事人的意图应居于统治地位”。在探究当事人的意图时，可以采用隶属于该一般解释原则的一些辅助规则，如文意解释规则、上下文解释规则以及补充解释规则等。只有在运用意图解释原则以及该原则的相关辅助规则仍不能正确解释保单条款的情况下，不利解释原则的适用，方为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