肺炎疫情下社会治理体系研究

摘要：党的四中全会《决定》对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提出明确要求，为我们在新时代对社会治理的改革和创新提供了指引。突如其来的肺炎疫情是对我国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考验，以此为契机，深入分析我国社会治理的现状，理清我国社会治理中的优势和不足之处，从而通过加强社会治理政治保障建设、自治建设、法治建设和德治建设，进一步加快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步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打下坚实基础。

关键词：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防控肺炎疫情；对策

从党的提出“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到党的四中全会提出“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是重大制度创新，是党的四中全会的一个突出亮点[1]。只有推进了社会治理现代化才能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2019年末2020年初爆发的肺炎疫情是对我国社会治理能力的一次严峻的考验，更是一次洗礼与历练。

1.肺炎疫情视阈下我国社会治理优势凸显

1.1政党领导政府负责显示出我国社会治理的优势。在疫情开始爆发之后，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2],充分显示了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显示了党中央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在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下，全国上下步调一致，形成联防联控、群防群治的机制。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华民族战胜过无数的风险挑战，在疫情期间，正是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才能有组织的有效的开展各项工作，克服一切困难，同时也显示出了中国速度、中国力量、中国精神。历史和现实表明，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仅是我国制度的最大优势，也是我国社会治理的最大优势[3]。1.2人民群众、社会团体、志愿者等的积极参与显示出社会治理的多元主体。在肺炎疫情爆发后，各省的医疗队驰援武汉，奋斗在疫情第一线，共产党员更是起到模范带头作用，为国家为人民做出贡献，全国上下更是有无数志愿者，奋斗在各个疫情防治岗位，各种社会团体、慈善组织运送防疫物资到武汉等疫情严重地区，人民群众隔离在家、捐款等行为为疫情防治做出自己的一份努力，全国上下一盘棋，同心协力、众志成城。充分显示了我国社会治理多元主体的优势。自2020年1月25日起，辽宁省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实行最严格的防控措施，坚决遏制疫情蔓延。而沈阳市社区更是在疫情期间实行网格化管理，全民行动与疫情“赛跑”。沈阳市浑南区白塔街道丽城社区，更是运用了疫情排查主动介入的方法。丽城社区有6000多住户，利用金字塔形的6级网络化管理层层排查，充分了解每户的防疫情况，实现了疫情排查全覆盖，对于住户的需求，提供帮助，帮助购买日常生活物资等。居民的全面参与、积极配合，使得疫情防控工作得以顺利进行。丽城社区的例子只是全国抗疫的一个小小的缩影，全国人民都在抗击疫情中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充分显示了我国社会治理多元主体的优势。

2.肺炎疫情下我国社会治理仍有进一步提升空间

2.1社会治理的自治能力有待提升。2.1.1社会组织自身发展问题。肺炎疫情以来，社会团体、慈善基金会在疫情防控工作、抗疫物资的募捐调配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为我国抗击疫情的成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这些社会组织的自身发展良莠不齐，在服务的专业性、发展的创新性、组织的约束性等方面需要不断加强。在疫情防控中出现了物资调配与医院物资需求不对口，一些慈善基金会募集的物资清单不公开、不透明化等问题。而且多数社会组织需要政府提供的帮助和支持，缺乏独立解决社会事务的能力，其社区服务的方式也和政府行政行为趋同，缺乏独立性。2.1.2基层社区治理能力需要加强。由于疫情传播速度非常快，传播范围非常广，基层防御是防御疫情的主阵地，社区、村委会、居委会发挥了重大作用。但是一些地区出现了服务意识不高、服务效益低下、服务能力与人民需求脱节、流于形式等现象[4]。2.1.3社会治理专业化需要提升。社会治理主体职责划分不明确，甚至有的出现职能范围交叉，导致服务效率低下。社会治理专业化服务不足，缺少专业化人才。像心理咨询服务、行政复议、仲裁等专业人员。2.2社会治理的法治保障还要增强。社会治理的法律制度不够完善，要重视社会治理法制建设，使社会治理的工作更加规范系统。健全基层法治机构设置。监督机制发挥作用效率有待。虽然我国建立了党政内部监督、群众媒体外部监督的多元监督机制，但是没有明确的分工机制，责任划分不清，而且部分基层居民法律意识淡薄，缺乏监督意识，监督效率发挥作用不高[5]。2.3社会治理德治基础仍需夯实。随着我国经济不断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但是精神文明建设却相对薄弱。而且我国文化日益多元化，功利主义，金钱至上等思想影响着人们，道德滑坡问题屡见不鲜。在疫情期间，就有一部分人不听劝阻，出现了在疫情防控时不隔离私自出逃、聚众打麻将等情况，这既是对自身安全的不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不负责，说明道德教育仍需要加强。还有熟人社会，走后门等现象都是道德缺失的表现。

3.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对策和建议

3.1加强社会治理的政治保障建设。3.1.1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提高各级党委领导敢于担当的政治魄力和为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以提升党委领导组织能力、创新能力，团结带领各级群众，共同建设社会主义，推动社会发展。3.1.2加强构建重大安全问题应急管理系统。尤其是要构建重大传染病防治体系，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和社会治理相结合，强化社会风险问题的预警监督体系，运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逐步建立预防、可控、治理的重大安全问题应急管理系统。3.1.3用科技提高效率，创新驱动发展。可以协调智慧城市理念，建立网上政府、网络办事处，提高人民办事效率，运用信息化和科技化手段加强政府之间的沟通，提高政府效率。同时可以鼓励发展线上经济，对于现在的复产复工，恢复经济发展，防止疫情反弹，大数据和互联网将发挥更多效能[6]。3.1.4在社会治理中实现社会承认。对于疫情防控工作中做出巨大贡献的志愿者们、社会团体、慈善基金会要给予表彰和表扬，对于他们做出的贡献给予充分的肯定。同时也是鼓励更多人参与到社会治理中去，积极参与国家事务。同时优化志愿者团体、社会组织结构，构建有威信力的社会组织，让这些组织和团体更多参与到社会公共生活和建设中去，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3.2加强社会治理自治建设。3.2.1理政机关、社会组织和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确定党政主导，各基层组织自主自治体系，确定哪些是社会组织能够做的，授予权力，放下权力，在遵循社会制度的基本规则的条件下，理清政社关系。政府不是万能的，在疫情期间社会组织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所以要给予社会组织、基层社区权责，让他们更好发挥作用，更多的投入到社会公共服务和建设中去，激发社会治理活力。3.2.2激发人民群众参与社会治理的热情。完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落实好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真正做到多方参与、开放治理。坚持民主协商。建立平等对话、公众参与的协商机制。更好的处理政府、基层组织、社会组织、和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平等对话、公众参与有助于多元主体参与社会治理的全过程，参与者信息共享、地位平等可以更好处理社会治理过程中的矛盾，优势互补，通力合作，提高治理效能。更好的实现“共建共治共享”。3.3加强社会治理法治建设。3.3.1完善社会治理方面法治建设。我国是法治国家，要想做到公平正义，就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但是我国在社会治理方面的法制建设并不完善，可以加快社会治理方面的法治建设，修订社会治理方面的相关法律，制定行政法规，完善村委会居委会组织法等。针对这次疫情，还需要修订关于重大传染疾病的法律法规。提升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3.3.2提高公民法律意识，举办法律宣传教育活动。法律法规是惩戒犯罪行为的最优武器，能使人民群众知道哪些事能做哪些事不能做。普法教育不仅能够使公民知法、懂法、守法，而且还可以使公民知道自己有哪些权利，能够以行使哪些权利，使公民更好的参与到社会治理之中，像选举权、监督权等。3.4加强社会治理德治建设。3.4.1加强道德建设。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举办道德讲座活动，引领人们遵守职业道德、家庭美德、社会公德等。各地基层组织可以根据各地的风俗习惯，开展价值引领道德建设的活动[7]。3.4.2加强舆论引导。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人人都可以在网上发表言论，言论自由是好事，多对中国不利的言论，可以采取在微博等软件上正确的价值引领的言论，抓住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更加有利于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建设。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EB/OL].

[2].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研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20-01-26.

[3]陈志刚.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制度优势[J].人民论坛,2018,36:48-49.

[4]黄浩名.建立自治法治德治的基层社会治理模式[J].行政管理革,2018,03:39-44.

[5]何晓斌,李政毅,卢春天.大数据技术下的基层社会治理：路径、问题和思考[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01:97-105.

[6]宁友金,王永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治理：价值、困境与现实[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19,01:34-39.

作者:韩旭 刘东雪 单位:辽宁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