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文化与意识的当代关系

现实分析：当代文化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的挑战

在当今世界，文化霸权主义思潮正在消解和蚕食我国民众对主流文化和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西方发达国家也不断借助信息网络技术拓展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在全球的影响力，而我国社会转型的现实又为上述二者的影响提供了现实契机。对这些现实挑战的现实分析是我们透视文化与意识形态关系的重要现实基础，当然也会有利于我们探寻新形势下维护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的策略。文化霸权主义最先由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葛兰西提出，用以指代统治阶级在意识形态上的领导权。后来用来统称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凭借经济和政治优势，以自己的文化价值观念削弱和代替别国文化和意识形态的一种思想侵略方式。我们知道，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遗传密码”，它是用来维系一个民族精神世界统一性的源泉。在这种意义上，不同民族的文化是不能相互替代的。文化的确有多样性的发展趋向，但这种多样性无疑是建立在民族性基础之上的，因此，越是民族文化的东西才越能走向世界。每一个民族一脉相承的文化传统是该民族独特的精神财富，是文化生产力的重要源泉，当文化的民族性被销蚀乃至被替代的时候，其政治和经济的异化只是一个由时间来判断的问题。民族文化当然要博采众长汲取其他文化形式的精华部分以促进本民族文化的长远发展，但这个过程往往是一个伴随世界范围交往的扩大的主动选择的过程。而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推行的文化霸权主义却把这个主动交流的过程直接诠释和改变为强制输出的过程。于是我们看到，伴随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开放进程的加快，西方敌对势力利用各种手段输出它们的文化形式，这些通过广播、影视等传媒和通过文化产品等形式进行的文化渗透和文化输出，其中裹挟的是西方资产阶级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样一来，通过这些被称之为“没有硝烟的战场”的战斗，文化霸权主义力图对我国文化的民族性以及核心价值体系进行消解和异化的企图得以彰显，目的在于不断地占领我们思想文化阵地。因此，看不到西方国家借文化霸权主义之名行意识形态侵略之实，我们的文化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就会受到严重的威胁，甚至造成不可预料的结果。30余年的改革开放历程使中国的经济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不断加速。与此同时，我国的社会结构以及社会文化体系和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在30年间发生着悄然的变化。正像学者们指出的那样，“社会转型的主体是社会结构，它是指一种整体的和全面的结构状态过渡，而不仅仅是某些单项发展指标的实现。社会转型的具体内容是结构转换、机制转轨、利益调整和观念转变。”［2］在任何一个社会的稳定发展期，其社会的核心价值体系往往是增强社会凝聚力，促进社会稳定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因素。但对于一个处于转型期的社会而言，由于其核心价值体系尚处于未完全形成和发展阶段，此时制度和规范的变革以及经济社会发展的转型往往会与该社会的信用价值体系之间发生各种矛盾，对文化安全以及社会意识形态安全维护就会面临多元文化的挑战和更多的不确定性因素。因为，“在每一种文化中，其构成最核心最稳定的把文化塑造成一种特定文化的部分往往是文化的精神层面。而最外层的一般都是文化的物质层面，也是文化体系中最不稳定的一面。”［3］社会转型会给中国社会发展带来诸多方面的影响，对于文化转型来讲，最主要的就是这种转型使得我们国家很难再在比较短的时期内形成一种支撑现代化进程中的相对统一的、主导型的文化精神，也就是中国社会发展的核心价值体系。社会转型引发的文化转型必然会带动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进行时代转换，而受到经济多元化的制约和影响，文化发展必然会呈现出多元化发展的局面，这种文化的多元化进而会影响转型时期人们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价值判断体系的形成。我们既不能放缓中华民族走向现代化的脚步，又要对这一进程中出现的文化转型对意识形态安全所造成的影响有清醒的认识。

对策选择：新形势下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的维护

文化软实力在国家综合竞争力中地位的提升为我们在新时期强化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中的领导地位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同时，文化全球化的现实也给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的维护带来了极大挑战。推进社会主义主流意识的理论创新、增强民族文化凝聚力以及加强对大众文化的引导和管理，是我们在文化全球化背景下维护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的必要对策。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经济和政治领域的变革使得我国的社会阶层不断分化，利益格局也日益明显，与此相应，文化形态也呈现出多样化发展的态势。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以及国外文化的引入打破了我国过去文化单一化发展的格局，进而也使得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单一和封闭的状态趋向于复杂化发展的局面。文化全球化的推进使得各种思想文化的载体在我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舞台上相互激荡，这一方面为我们发展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主流意识形态提供了良好的机遇，同时也使裹挟在外国文化中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以及形式各异的非主流意识形态对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安全造成了极大威胁和挑战。要应对文化全球化背景下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以及各种非主流意识形态的挑战，最核心的举措就是要不断加强对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理论创新。我们不可能再把我们已经打开的世界重新关闭起来，因为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这样的做法只会使中国落后于时展的步伐，但我们可以通过自身主流意识形态的创新增强民族文化和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感召力。因此，我们应该汲取人类文化的一切优秀成果丰富和发展中国文化，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用切合时代特征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我们新的社会实践，用理论创新不断推动科技创新、制度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创新。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够真正巩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的主导地位。民族文化是在一定历史时期内产生的与本民族经济政治状况相一致的各种文化产品、文化形态和文化意识的总和，它是与外来文化相对而言的一个范畴。从文化发生学的角度看，人类文化在产生之初，由于自然条件、社会条件和心理条件的不同，总是以民族文化的形式出现。民族文化往往是维系一个民族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柱，观念形态上的民族文化在历史发展中扮演着民族凝聚力的角色。民族文化的形成是该民族所特有的向心力和离心力、内聚力和扩散力相互斗争的结果，是向心力战胜离心力、内聚力战胜扩散力的结果。在这种状况之下，民族文化不仅能够吸取外来文化中的精华部分不断地丰富和改造自身，而且能够对外来文化进行融合和改造。对民族精神在一国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作出了明确定位，他指出：“有没有高昂的民族精神，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强弱的一个重要尺度。综合国力，主要是经济实力、技术实力，这种物质力量是基础，但也离不开民族精神、民族凝聚力，精神力量也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4］在全球化日益推进和扩展的大背景下，民族文化的凝聚力正在受到外来文化的的挑战，特别是当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裹挟在文化输出中迎面而来之时，形势则更加严峻，民众对民族文化的认同在这种冲击下出现了危机。那么如何在全球化不可逆挡的潮流中增强民族文化的凝聚力呢？首先，必须在新形势下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激发其内在生机和活力，促使传统文化在时代化和世界化的过程中获得民族认同的功能；其次，要积极推动中华文化主动走向世界的进程，从而增强民族文化的世界吸引力，在与外来文化的交流和融合中提升自身的凝聚力；最后，民族文化凝聚力的提升从根本上还有赖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的保障。总之，从文化的视角来审视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就是要在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学习世界先进文化和创造当代中国文化的三位一体的文化变革运动中增强民族文化凝聚力的进程。经济全球化和信息网络化的迅猛发展催生了中国的大众文化和大众文化产业，大众文化作为一种社会意识现象，正以其鲜明的现实价值取向和强烈的文化渗透力，广泛地介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生产、生活和思维方式，使得大众文化成为了一个研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视域。大众文化作为一种思想潮流体现着人民群众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它和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转型有着深刻的内在关联。从积极的方面来讲，大众文化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注入了新活力也拓宽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传播渠道，但大众文化的多样性特征与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一元化之间也存在着一定的冲突。面对大众文化繁荣发展的局面，我们应当发挥其对大众的文化引导作用，制约大众文化自身发展的负面效应，规约大众文化的发展方向，把大众文化的发展导向引导到与中国先进文化发展相一致的方向，从而掌握党对大众文化发展的引导权和控制权。我们必须以大众文化市场的需求为现实出发点，积极开发适合大众需求的大众化意识形态产品，从而把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教化功能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融汇于大众文化的日常娱乐活动之中，以增强当代中国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亲和力、影响力和认同感，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对大众文化的发展起到引导和控制作用。在具体战略措施上，我们必须寻找中国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与大众文化的有效结合点，批判地吸收大众文化的合理成分，努力克服大众文化的消极成分，使大众文化向着有利于社会稳定的方向发展，从而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大众化转向。

本文作者：高宏利路向峰工作单位：郑州升达经贸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