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梦麟教育思想与政治实践研究

一、校长是校园政治的领导者

蒋梦麟还设立了行政会议、教务会议和事务会议等完善北大的行政管理秩序。蒋梦麟将教务处改为课业处，将总务处改为秘书处，课业处与秘书处各设分组，设主任一人、事务员若干人，均有校长聘任。蒋梦麟将学系制改为学院制，由校长直接领导，强化了校长管辖权，并且在蒋梦麟指导下北大率先设立文、理、法学院，每院设一名院长，由校长直接聘任，负责学院事务的管理。此外，学院设院务会议按照计划审议本院一切教务事宜。院长在校长处备案后，有权自行从本系教授中聘任各学系主任，教授、副教授以及助教等职务。

二、教授是校园政治的参与者

蒋梦麟为营造北大学术氛围，不断提高学术水平和科研水平，提出了“教授治学”的方针，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环环相扣的制度改革，为北大学术积累提供了扎实的基础。1.推行研究教授制度。蒋梦麟身兼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副董事长，能与该会进行密切合作，并获得充足的经费支持，在该会资金支持的基础上，蒋梦麟在北大推行研究教授制度，被聘教授必须在每年年终的时候提出研究工作报告。蒋梦麟与基金会签订了合作协议，并且在协议中明确了教授聘任的原则和程序。教授应该在其所治学术领域中有突出贡献，并且有专著问世，教授的聘任应该由顾问委员会审定，最后由校长聘任。由于蒋梦麟的不懈努力，北大获得了充足的资金支持，能够每年聘任一次研究教授，北大给予研究教授每月高达400—600元薪水，因而吸引了当时国内大批优秀的学术人才。在蒋梦麟治校期间，平均每年聘请15位教授担任研究教授一职，这些人都是国内外各学科的一流专家，激发北大重新焕发出新的活力，有效地营造北大学术氛围，不断提高学术水平。2.实施教授专任制度。20世纪20年代后期，由于北洋军阀政府内部争权夺利，斗争非常激烈，政府对教育的拨款基本上处于一种无序状态，迫于生计，很多大学教授不得不在外校兼课，耗费了教授的大量时间和精力，北大教授也无心向学，严重干扰了正常的教学程序，影响了教学质量，导致北大学术质量连年恶化。1931年，蒋梦麟在北大开始实施教授专任制度，一方面要求教授只能够在北大任教，另一方面给予教授更高的薪酬待遇。蒋梦麟还制定了相应的奖惩措施，有效解决了北大教授校外兼课问题，专任教授制度成为提高学术水平和教研水平的有效举措。3.改善学术研究条件。1934年7月，蒋梦麟率先制订并实施了《资助助教留学规则》。根据规定凡事在北大服务满5年或是5年以上的勤干职务者，并且能够从事学术研究工作，确有相当成绩的人员，学校可以资助其留学，学校不仅提供其薪水，而且保留其工作岗位。该制度对于留住人才，培养人才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年底，蒋梦麟又制订了《北大教授休假研究规程》。根据该规定凡是在北大任教满5年的教授，均可以向学校申请休假一年。休假期间，学校支付其赴国内或是国外从事研究活动中的旅行费，并且支付全额薪水。对于已经申请过休假的教授，再连续服务6年后，可再申请休假。蒋梦麟所实施的这些福利制度，对于保障教授权益，改善学术研究环境，提高学术研究水平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三、学生是校园政治的局外人

1.学生应该专心求学。蒋梦麟倡导读书救国，认为学生应该以求学为职志。1919年7月，蒋梦麟初到北大的欢迎会上发表校长就职演讲，就苦心劝导学生研究学术救国，要求学生当以学问为莫大的任务。蒋梦麟在演讲中指出，救国之道在于从事能够推进文化发展的基础性工作，因此学生应该将学术作为自己职业发展的立足点，光是呐喊是没有用的。蒋梦麟一再强调学生应该专心学业，从自身出发，反省自己是否尽到了学生的职责，如果自己都没有尽到职责，就不要去责备人家。因此，蒋梦麟对于学生的学业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此外，蒋梦麟在继承和发展蔡元培“通才教育”思想的基础上，并且与胡适一同在校内进行了考试制度的改革，率先采用学分制作为学生考核的依据。1932年12月，蒋梦麟为了确保学生专心求学，主持制定颁布了《国立北大学则》，力主推行严格管理学生的措施。通过开设基础课程和必修科目并重，强化学生的基础知识和基础理论的能力，在此基础上，强化学生掌握专门化课程的要求，教学向精细化方向发展。

2.培养学生的自治能力。后，蒋梦麟对学生团体进行了深入观察和思考，蒋梦麟并不反对学生从事社团活动，并且积极鼓励和帮助学生完善学生团体，引导学生开展有益的团体活动。蒋梦麟将学生团体的组织与校园政治的结构进行了系统思考，认为学生团体之所以会存在问题，是因为学校没有注重培养学生自治能力。就此问题，1919年10月，蒋梦麟在北京高等师范的一次演讲中明确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蒋梦麟认为首先应该培养学生的自治精神。精神是一切活动的基础，是一种公共意志，没有这个公共意志，就不会存在自治。没有这个精神，团体也就不能够成立。因此，蒋梦麟认为应该将学生自治问题作为校园政治活动的基本问题，让学生运动成为校园政治运动的基本形式，成为一种爱国运动，能够移风易俗的运动，培养学生健康精神的运动。其次，应该明确学生自治的责任。蒋梦麟指出学生自治应该落实到实处，学生在运动的过程中，要明确自身所应该承担的责任。在蒋梦麟看来民主若想实现，每个人就要担负起民主的责任，成为一个对自身，对社会负责的人。因此，蒋梦麟提出了四个基本责任：提高学术程度的责任；提供公共服务的责任；产生文化的责任；改良社会的责任。第三是学生组织的管理问题。蒋梦麟认为学校应该将学生组织视为学校组织的一部分，应该将学生组织纳入到学校组织的管理范畴之内。学生组织的行为必须对学校负责，学校也应该对学生组织负责，共同为学校的发展作出贡献。第四是学生与学生团体的关系问题。蒋梦麟在一次和学生代表的谈话中，明确指出，学生与学生团体之间是平等的，如果遇到问题，学生团体不应该凌驾于学生之上，学生也应该以一种平心静气的态度去协商解决问题。总而言之，蒋梦麟履行了一个把学生的长远利益放在心头的教育者的责任，然而，在“国将不国”的时代背景下，蒋梦麟对学生强化自治的呼吁显得很不合时宜。

3.反对学生罢课。蒋梦麟对于学生罢课持保留态度，他并不赞成学生动不动就以罢课的形式发泄对政治的不满。在《我们对于学生的希望》一文中，蒋梦麟指出罢课是一种最不经济的方法，是一种最无效的斗争武器，也正是因为如此，学生运动才屡屡破产。在这篇文章中，蒋梦麟不厌其烦地罗列了学生罢课，不仅不能够起到积极的社会意义，反而会让学生养成许多不好的习惯，如无故逃学的坏习惯、倚赖群众的坏习惯、缺乏自控的无意识行为的坏习惯等。在蒋梦麟看来学生参与罢工就是一种不务正业的表现，因此他努力劝诫学生要自我克制，教导学生将参与社会政治的精力用到对学校内外都有益和有用的学生活动上去。蒋梦麟在对学生培养和发挥自治能力进行劝勉之外，反对学生过多地投身于校园政治之中，因为虽然他认为学生将来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可是他不相信学生完全具备了积极参与学校政治的自治能力。在北大校长和正式担任北大校长的17年，蒋梦麟强化对校园政治的控制，提高北大学术水平，培养合格人才。蒋梦麟通过聘请优秀师资，推行教授专任制，设立研究所，组织学术团体，重视学术交流，继续大力发扬北大的学术传统，不断提高学术水平和科研水平，在学术研究方面硕果累累，为延续百年名校付出了毕生的精力。

本文作者：廖艺伟工作单位：太原理工大学政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