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严治党的经典实践

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治党学说的基础上，结合中国革命和建设对党的建设的实际需求，从多方面探索了从严治党的方针策略、制度举措，留下了“水口洗党”、古田会议、等许多脍炙人口的经典实践，基本上涵盖了新时代党建布局的各方面，为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提供了丰富的实践基础和思想资源。

1开展“水口洗党”，抓党的组织建设

党的组织建设一个重要方面是党组织队伍的纯洁性建设。十分重视保持党员队伍的纯洁性，在井冈山时期就要求，发展新党员时，要把好入口关，严格按照党章规定的条件发展新党员。指出：“我们共产党不是谁想入就能入，党章规定要经过支部大会表决通过，入党是有条件的”。[1]针对革命需要不断发展壮大党员队伍的实际，他提出要“大胆发展而又不让一个坏分子侵入”，[2]防止投机分子入党。随着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发展，党员队伍进一步壮大，但党员成分复杂，出现了良莠不齐的现象。为了解决革命队伍里鱼龙混杂的问题，保持党组织的纯洁性，1928年9月，在湘赣边界、湖南水口这个地区主持进行了史称“水口洗党”的管党治党运动。具体做法就是先将党组织全面解散，再根据新的党员条件重新进行党员登记，对党员身份和表现进行严格审核，合格的予以登记，不合格的不予登记。边界各县当时共有党员一万多人，此次“洗党”共清除不合格党员4000多人，重新保留合格党员5000多人。“水口洗党”纯洁了党组织队伍，使得边界各县党组织的战斗力和凝聚力大大加强，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组织保证。

2召开古田会议，抓党的思想建设

1929年1月，红四军开创了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红军队伍进一步壮大。但大批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加入了红四军及其党组织。使得红四军党内军阀主义、重军事轻政治、极端民主化等非无产阶级思想严重滋长。为了纠正红四军党内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把红四军改造成一支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于1929年12月，在福建省古田镇主持召开了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在会上作了《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的政治报告，并多次发表重要讲话。会议最后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古田会议批评了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指出要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和党的路线教育，加强党和军队的建设，把党建设成为用马列主义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政党，把军队建设成为服从党的绝对领导的人民军队。《古田会议决议》强调，要学会用马列主义的方法进行形势研判，并由此决定工作方法和斗争策略；党内生活和党内思想要科学化、政治化。古田会议创造性地回答和解决了用先进的思想理论武装无产阶级政党以及确立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等一系列问题，开辟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先河，初步确立了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的原则，形成了我党我军独特的政治优势。

3提出“伟大工程”，抓党的政治建设

1938年10月，抗日战争转入战略相持阶段。日本改变了对华策略，重点打击八路军和新四军，对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扫荡、蚕食、清乡”。国民党制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动方针。党内也出现了“一切为了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对我们党及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和中国革命带来众多挑战。为了举旗定向，全面提高党的政治水平，更好地应对挑战。1939年10月4日，发表了《〈共产党人〉发刊词》。在这篇文章中，首先提出了党的建设总目标，那就是：“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3]还把党的建设称为“伟大的工程”，并进行了精彩的阐述。对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方法以及党在自身建设过程中如何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等问题进行了深刻论述。还系统总结了过去18年来党的建设历史和丰富经验，指出党的建设是我们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大法宝之一，突出了党的建设的极端重要性。《〈共产党人〉发刊词》指明了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方向，廓清了人们思想认识上的迷雾，大大促进了当时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建设，为打造坚强统一的中国共产党奠定了政治基础，为抗日战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后胜利提供了坚强的政治保证和组织基础。

4处决黄克功，抓党的纪律建设

认为“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4]在井冈山时期，他就制定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奠定了党纪军纪的基础。延安时期，鉴于和王明，严重破坏党纪的情况，1938年9月，主持召开了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提出“四个服从”原则，并强调指出：“谁破坏了这些纪律，谁就破坏了党的统一，谁就要被绳之以法”。[5]“挥泪斩马谡，处决黄克功”，为我们树立了严格执纪的典范。黄克功十几岁时就参加了红军，在井冈山斗争时期和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中，出生入死、英勇善战，深得的赏识。1937年10月，已经是红军旅长的黄克功向恋爱对象刘茜求婚，遭到拒绝，于是将刘茜开枪打死。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依法将其逮捕并判处他死刑。有人认为，将才难得，国难当头，最好让他杀敌立功，以抵其罪。黄克功给写信，请求到前线打仗，戴罪立功。阅信后给边区法院院长雷经天写信，表示坚决支持法院判决。他说：共产党和红军应该执行比一般群众更加严格的纪律。黄克功被判处死刑，是他咎由自取。每一个红军指战员，每一个共产党员，都要以黄克功为前车之鉴。为了教育广大党员干部和红军指战员，还要求在公审大会上，当着黄克功和群众的面宣读这封信。处决黄克功事件当时有口皆碑，对整肃党纪和军纪起了极大的震慑作用。

5开展，抓党的作风建设

遵义会议以后，虽然确立了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但王明教条主义思想在党内仍然根深蒂固。为了肃清教条主义在党内的影响，提高全党马克思主义思想认识水平。在的推动下，从1942年开始，正式拉开帷幕。前后历时三年。期间，发表了《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等经典文献，提出了关于党风建设的一系列思想理论。他说：“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这就是我们的任务”。1945年4月，在党的七大上作《论联合政府》的报告，全面阐述了我们党的性质、纲领和宗旨，精辟提炼出党的三大优良作风，即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1945年4月20日，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召开，审议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至此，胜利结束。后形成的延安作风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关键因素。有人说国民党败给共产党实际上是“重庆作风”败给了“延安作风”，因为“重庆有官皆墨吏，延安无屎不黄金”。新中国成立前，拓展了党的作风建设内涵，在1949年3月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向全党提出“两个务必”重要思想，“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两个务必”重要思想旨在告诫广大党员干部要发扬共产党人的优良作风，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

6开展“三反”运动，抓反腐倡廉建设

对腐败历来深恶痛绝，一直积极探索反腐倡廉建设，主持制定了一系列惩治腐败的党内规章制度，如《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训令》《陕甘宁边区惩治贪污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等。他强调指出，要“厉行廉洁政治，严惩公务人员之贪污行为，禁止任何公务人员假公济私之行为，共产党员有犯法者从重治罪”。[6]他认为“一切从事国家工作、党务工作和人民团体工作的党员，利用职权实行贪污和实行浪费，都是严重的犯罪行为。”[7]新中国建立之初，为了惩治那些贪图享乐、贪污腐败分子，我们党开展“三反”运动，严惩“老虎”。刘青山、张子善就是反面典型。他们进城后，居功自傲、腐化堕落、克扣民粮、贪污受贿。了解案情后，坚决要求处决他们。有人向说情，念他们有功。说：“功过不能相抵，只有处决他们，才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20000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一生先后处死过谢步升等七位贪官，最有影响的就是处决刘青山、张子善一案，这也是党的反腐倡廉建设的典型案例。“三反”运动不仅清除了党员干部队伍中的蜕化变质分子，也匡正了社会风气，净化了社会环境。对于促进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建设，保持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以上史实反映了对从严治党的艰辛探索，这些探索，逐步展开了党的建设总布局，体现了党的建设规律，从实践和理论上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党的建设理论，为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提供了丰富的实践基础和思想资源。

参考文献

[1]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385.

[2]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24.

[3]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02.

[4]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194.

[5]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28.

[6]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35.

[7]文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208.

作者:黄贤斌 单位:中共六安市委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