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青年思想发展的哲学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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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的思想发展道路一直是学术界关心的一个热点论题。本文不赞成从早年的文章、书信、笔记中摘取片断词句，贴上唯物主义、辩证法、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标签，来“塑造”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做法。本文认为，青年不是按照我们今天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程去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当时他始终有自己的探索主题和思想道路。这是一个活生生按自身内部逻辑发展的思想历程，其真正的意义与价值在于其时代个性，而不在于它能适应某种学术界通行的理论框架。

大致说来，青年的世界观转变是在他到长沙求学以后到一九二一年建立中国共产党之间实现的。这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最不平凡的思想解放和时代变革时期。一九一五年九月《新青年》创刊标志其发端的新文化运动，高扬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执行数千年之久的中国封建意识形态的末日审判，不久十月革命的炮声给中国送来马克思主义，以后马克思主义迅速击败一切反动的、空想的和改良的思潮，而成为中国社会思想的主流，随之新民主主义革命拉开序幕。推动和领导了这一思想、社会飞跃的是一大批中国知识份子，其代表是陈独秀、、、蔡和森、……；在这个过程中，这些人相继完成自我否定而确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其他人相比较，实现这一转变走过了自己独具特色的道路，他接受马克思主义并不是最快、最顺利的，然而思想的步履却异常坚实，具有的内容却异常充实，因而在那个时代变革和人本身的变革交错运行的广阔壮丽的背景上放射着奇异夺目的光彩。

一九一一年春，离开家乡到省城长沙求学，一九一三年考入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次年四师并入一师），在师范学校读书的三年是人生道路和思想发展的一个独立的重要阶段，他后来自己回忆：“我的政治思想在这个时期开始形成。”（注：《西行漫记》。）国家独立，政治民主、国力富强是近代中国历史和思想史的主题，它要求每一个有爱国之心的先进中国人作出自己的回答。青年对这一历史课题作出的积极、负责、然而却是历史唯心主义的答案，构成他这一时期思想发展的基本内容和本质特征。

由于把国民自觉意识的启蒙看作中国社会发展的关键所在，因此极端崇拜精神和意志的力量，在一九一七年八月的一封长信中就自己的这一认识滔滔发挥道，中国“天下亦大矣，社会之组织极复杂，又有数千年之历史……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而不须在显见之形迹，动其心者，当是有大本大源……夫本源者，宇宙之真理，夫天下之生民，各为宇宙之一体，即宇宙之真理各具于人人之心中，虽有偏全之本同，而总有几分之存在。今若以大本大源为号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动者乎？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事有不能为者乎？天下之事可为，国容有不富强者乎？”（注：1917年8月23日给黎邵西的信。）他沉重叹息中国思想界乃至整个社会“积弊甚深，思想太旧，道德太坏……遍地皆污……五千年流传至今，种根甚深，结叶甚固，非有大力不易推陷靡消”，因此真诚向往“当今之世，宜有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注：1917年8月23日给黎邵西的信。）把思想、道德的力量吹胀到惊人地步，必然导出英雄创造历史的结论，而把历史主体的人民群众看成是完全被动的消极的存在；之所以强调以哲学伦理学的改造和人心的唤醒为大本大源，是由于数千年来“民智淤塞，开通为难”，（注：1917年8月23日给黎邵西的信。）“现今国民思想狭隘，……沉郁固塞，陋不自知，入主出奴，普习成性”，所以必须“有大哲学革命家、大伦理革命家、如俄之托尔斯泰其人，以洗涤国民旧思想，冲破一切现象之罗网，发展其理想之世界，开发新思想，行之以身，著之以书。”（注：1917年9月23日张昆弟日记。）学生时代关于“大本大源”探讨的唯心史观的性质是十分明显的。

然而这种对社会历史现象的唯心解释却不能简单归咎为个人认识途程中的迷失，毋宁说它是近代中国的历史现实在这个青年头脑中的必然反映。就思想渊源论，它与中国近代思想史紧密相关。生命的前二十几年正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哲学启蒙时代，年轻的中国资产阶级产生了几代欧洲启蒙思想家那样的思想巨人，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前出现过维新思想、民主革命思想和新文化运动三大思潮。在挽救民族危亡振兴中华的共同主题下，他们分别得出不同的结论。维新派最先提出先有“新民”才能后有“新国”，只有通过教育“开民智”后，才能实现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注：梁启超：《开明专制论》。）（注：1917年8月23日给黎邵西的信。）。革命派对维新派的启蒙主张提出了针锋相对的辩驳：“人心之智慧，自竞争而后发生，今日之民智，不必恃他事以开之，而但恃革命以开之”，（注：章太炎：《驳康有为书》。）他们用武装起义的火与剑取代维新派的“心之力”，否定了“先开民智，后建新国”，以推翻清王朝为直接目标，却忽视了思想领域的反封建斗争。革命派在思想理论上的软弱无力缺乏建树，造成了辛亥以后反动派从这一缺口的疯狂反扑，民国初年尊孔复古迷信甚嚣尘上。以陈独秀、、鲁迅为代表的激进民主主义思想家总结了这个历史教训，作为否定之否定重新提出以人的精神的启蒙为变革社会之前提的命题：“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注：陈独秀：《吾人之最后觉悟》。），“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注：鲁迅：《两地书·八》。）而他们超过他们的维新思想家前辈的地方在于，他们把后者抽象提出的国民之心启蒙诉诸对封建意识形态结构的支柱——以三纲五常为中心的儒家礼教学说的批判，成功了中国历史上一次划时代的思想解放。青年以精神、哲学为“大本大源”的观点与近代哲学史上的启蒙思想一脉相承。资料表明，早期最为推崇的都是那些致力于“除心中之奴隶”，“唤起多数国民之自觉”的思想家、哲学家，而不是主张军事暴力和政治行动的革命家。自己回忆他最先“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后来抛弃了康梁而奉胡适和陈独秀为楷模（注：《西行漫记》。），却没有崇拜过孙中山和黄兴等人。一九一七年九月二十二日夜与蔡和森、张昆中的一次长谈中他说：“前之谭嗣同，今之陈独秀，其人者魄力雄大，”（注：1917年9月23日张昆弟日记。）是胜任“洗涤国民之旧思想，开发新思想”的大哲学革命家，又没有提到孙中山、黄兴和章太炎。一九一七年八月二十三的信中说得更明白：“今之论人者，称袁世凯、孙文、康有为而三，孙袁吾不论，独康似略有本源”。第一重要的是以大本大源宇宙之真理动天下人之心，所以“革命非兵戎相见之谓，乃除旧布新之谓”，革命派的种种政治经济建树都是“从枝节入手，如议会、宪法、总统、内阁、军事、实业、教育，一切枝节也，枝节亦不可少，惟此等枝节，必有本源，本源不得，则此等枝节为赘疣，为不贯气，为支杂灭裂”（注：1917年8月23日给黎邵西的信。）。

由于设定有一种可以解释一切社会历史问题的终极真理并决心找到它来济世救民改造中国，这样设计了自己的使命与道路：“先研究哲学伦理学，从其所得真理，奉以为己身言动之准，立之为前途之鹄，再择其合于此鹄之事，尽力为主，以为达到之方”。（注：1917年8月23日给黎邵西的信。）长沙学生时代在光辉一生中是一个别具风貌的独特阶段，这是一个观察与思考的时期而不是行动的时期，青年才智过人，视野开阔，见解高远，为探寻他的大本大源在哲学思考的群山大海中沉浮、跋涉，专注于“人的天性、人类社会、中国、世界、宇宙”这类高层的问题（注：1917年9月23日张昆弟日记。），他熟谙自先秦诸子特别是孔孟儒学到宋明理学的中国古代哲学传统，博览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启蒙哲学，对于从希腊罗马文化到近代法国启蒙哲学和德国古典哲学乃至英国的进化论和经济学说的西方文化亦广泛涉猎（注：康德哲学和宋明理学对影响最大，这与杨昌济先生的影响有关，杨自述“余本自宋学入门，然亦认汉学家考据之功；余本自程朱入门，而亦认陆王卓绝之识”。他亦服膺康德伦理学，他用作教材的《伦理学原理》就是谈康德伦理学的。），这使他的思想呈现出丰富而庞杂的色彩，他自称这是一个“心物二元论”和“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想的大杂烩。”（注：参见《西行漫记》和章士钊《青年时期的几个故事》。）对自己置身其中的浑浊社会现实和武人政治则采取一种不直接干预的静观态度，他认为“方今恶声正高，正义蒙塞，士人丁此大厄，正当尤潜不见，以待有为，不可急图进取。”（注：1917年8月23日给黎邵西的信。）

存在和运动的本原是什么？一切现象的始因何在？什么是意识的最终原则？青年对这些抽象、艰深的哲学一般问题做了艰苦的探讨。他的哲学观点集中阐发在《伦理学原理》的批语中，也散见于他的书信和其他文章中。关于世界的本源，他受张载、王船山“气之本体”（物质）只有聚散没有生灭的唯物论影响，反复陈说：“物质不灭精神不灭，”“发生于自然界者，自然界本有此物，故实在的也，”“人类者自然物之一也，受自然法则之支配”，但把物质精神并列，并说物质精神，“其实即一物也，二者乃共存也”，又表明了他唯物论的不彻底，而看到他说：“世界因有人有物，然皆因我而有也，”“盖我即宇宙也，若除去我既无宇宙”，又令人联想宋代心学开山陆九渊的“宇宙即是吾心，我心就是宇宙”的主观唯心论命题。（注：以下引文除另外注明作者外，均出自《伦理学原理》批注。）他反对庄、佛泯灭差别的相对主义，认为“人世一切皆由差别比较而现”，但又认为差别不是事物的自身规定，而是人的规定和概念：“事实本无差别，而概念有区别，以为便利言语记忆计也”。关于意识来源，他一面承认意识是客观事物在人脑中的主观映象，“吾人之心灵本之自然”，“精神发展为自然界所规定”，“美学未成立之前早已有美”，一面又说“吾人之心灵限于观念，观念限于现象，现象限于本体，”跟随康德走进了关于人类认识能力限度和本体不可知论的死胡同。在知行关系上青年说：“夫知者，信之先也，有一种之知识，而建为一种之信仰。既建为一种信仰，而发为一种行为，知也、信也、行也，为吾人精神活动之步骤”，这大概受了朱熹“知先行后”说的启示，朱熹在研究封建伦理道德的认识与实践关系时说：“论先后，知为先”，封建伦理的认识指导着封建道德的“践履”，故“知在行先”；青年借用了朱的观点与概念，又把知识与信仰象康德那样统一起来，作为行为的先导，这就建立起了他以探求大本大源（知）为改造中国（行）之前提的人生——社会设计的哲学认识论基础。可以看出，在中国哲学的土地上成长并受惠于西方近代资产阶级哲学的，为寻找他的大本大源而饥不择食，最大限度地寻觅、选择、吸取了各家各派中他认为能够接受过来的一切材料，从而造成他早年哲学观点这种庞杂、矛盾、合理与荒谬交织的特色。而早期哲学思想的价值和意义主要不在于上面这些观点和命题中保留了多少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合理成份，青年的理论兴趣也主要不在这个抽象的、近乎神秘的思辩领域。

社会历史及其主体——人，是青年最为关注和思考最多的问题，这与其说是受了我们中国哲学面向社会面向历史为政治做论注的传统的影响，勿宁说是透露了青年从事哲学研究的真正意图。如果说在前面的思辩领域中，的思维显得混乱、动摇、不明确，那么在历史领域中却是清晰、深刻、内在统一的。

青年服膺王船山、谭嗣同“天地之化日新”、“动静皆动”的观点，认为“天地盖惟有动而已”（注：《体育之研究》。），“世界各种现象……只有变化，且必有变化”。将这种哲学发展观运用于社会发展问题就得出了这样的看法：“国家有兴亡，乃国家现象之变化，土地未灭亡，人民未灭亡也。国家有变化，乃国家日新之机，社会进化所必要也。……吾尝虑吾中国之将亡，今乃知不然，改建政体，变化民质，改良社会……无忧也。……国家如此，民族亦然，社会亦然，人类亦然。各世纪中各民族起各种之大革命，时时涤旧，染而新之，皆生死成毁之大变化也。”这种表述诚然不够科学，但观点是正确的：相信社会存在的总趋势是发展、前进、上升。正因为对历史抱着这种积极乐观的态度，青年热情呼唤“宇宙之毁”：“盖毁旧宇宙而得新宇宙，岂不愈于旧宇宙耶？”他的另一个重要观点是，人类的进步决不是和谐的渐进，欧洲资产阶级许诺的自由平等博爱只能是虚幻的“仙境”，中国古代圣贤向往的大同世界桃花源同样是“谬误之理想”，暴力、战争、不自由、不民主才是历史前进的真实动因；因此他讨厌关于太平盛世的粉饰，而向往“战国之时，刘项相争之时，汉武与匈奴竞争之时，事态百变，人才辈出，令人喜读，”“非好战也，安逸宁静之境不能长处，非人生所堪，而变化倏忽乃人生之所喜也”，“盖人类势力增加，外界之抵抗亦增加，有大势力者又有大抵抗在前也”。这些观点的合理性是明显的：世界是充满对抗的世界，对抗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历史灾难总是以历史进步为补偿，相信新世界必将在旧世界的毁灭中再生，为这一目的不惧怕参加任何险恶的斗争，这体现了青年对社会历史国家民族的巨大热情，在这种热情下面，潜蕴着青年搞哲学研究的真实意图。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人是社会历史的主体。强调个人价值和作用的个性主义、人本主义是早期思想的最重要倾向和最大特色。在《伦理学原理》上批道，他在伦理学上有二主张，一是个人主义，一是现实主义，现实主义是空间化了的、横断面的个人主义。他把个人的价值和意义抬得极高：“个人有无上之价值，有百般之价值……使无个人（或个体）则无宇宙，故谓个人之价值大于宇宙之价值可也”，“我即宇宙也。若除去我，即无宇宙……是故，宇宙可尊者，惟我也，可畏者，惟我也，可服从者，惟我也，我以外无可尊、可畏、可服从，有之亦由我推之”，“人类之目的在于实现自我而已”。他痛恨一切压抑个性否定个人的力量，宣告：“违背个性者罪莫大焉。故吾国之三纲在所必去，而教会、资本家、君主国四者，因为天下之恶魔也。”在这种极其强烈的“个人至上”的价值观之下，他的各种哲学观点统统得到了解释并统一起来，其“世界万物皆因我而有也”的唯心本体论是因为要把人设定为世界的本源；承认世界是差异的世界，然而差异不是事物自身固有的规定而是人的种种设准，人为万物立法；在伦理学中，“一切之道德所以成全个人也”，“某事某物之善与不善乃人所随意呼加，视其与人生生活之关系如何而定也”，不仅利己主义、权力享受是为了自己，即使利他主义，实行义务乃至救危济难、舍身拯人，也是个人为了“自尽其性、自完其心”，实现道德上的自我完成；至于社会历史领域中人的地位：“社会为个人而设，非个人为社会而设”，“人类生活之本意仍在发达其个性也”，社会中的人在这里被高扬到了社会之上。必须指出，青年的个性主义保留了承认人的社会性的合理因素，“至国家社会之组织即成，各人位于其中不可离解，”“个人受国民种种之影响而即为国民之一部分”，“达到（实现自我）目的之方法在活动，活动之所凭借在于国家社会种种之组织，人类之结合”。尚未接触马克思主义的青年头脑中能迸发出这些新世界观的宝贵火花，是与他探讨人的价值的目的有直接关系的，强调个人至上与欧洲人文主义者为反封建而把资产阶级的人从现实关系中抽象出来不同，他是要在现存的社会关系中造就出千千万万精神与身体完善发展的中国人以“变化民质改良社会”，这与鲁迅“改造国民性”的想法有相通之处，它正是个人主义的精髓所在。深感“民族之体质日趋轻细（注：《体育之研究》。），精神上则“思想狭隘、沉郁固塞、陋不自知”（注：《西行漫记》。）（注：1917年9月23日张昆弟日记。），为了造就千千万万体魄强健精神高尚的斗士以振兴中华，写了《体育之研究》，大呼“体育于吾人实独占第一之位置；体强壮而后学问道德之进修勇而收效远”（注：《体育之研究》一文的价值即在此，似不象某些论者所说是为了表达哲学思想的。），自己则潜心研究哲学，探讨大本大源以唤起同胞们的自我意识。

因此，实践“至善”决不是屏绝外界，通过个人的内省去培养至大至刚的精神体魄。当时周围已聚集了一批志趣相投的青年，他们都发现“如何使个人及全人类的生活向上”尤其是“个人生活向上”已成为一个道德讨论的问题，对孤独沉闷生活的厌倦推动他们“得到一种结论，就是‘集合同志，创造新环境，为共同的活动’”。一九一八年四月十七日新民学会在长沙成立，确定宗旨为“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注：《新民学会会务报告》一号。）这时的新民学会是以共同的精神追求和道德意愿为基础建立起的一个非政治性团体，它可以看作是、蔡和森等造就健全人格的一次“从我做起”的实验。

显然青年并没有被哲学太空的云雾弥漫所吞噬，他研究哲学完全是出于探索改造中国的道路这一时代要求，尽管他的途径是不正确的，以改造中国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从来就是青年的一个本质特点。十七岁时他自名“子任”表明以救中国为己任的心迹。在师范的听课笔记《讲堂录》中他强调“必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闭门求学，其学无用”。他给黎锦西的信中充满了“言天下国家之大计”、“救天下之任”、“欲动天下”的意念。在《伦理学原理》的批语中他甚至涉想过改造中国的具体途径：“改变之事如何进行，乃是问题。吾意必须再造之，使其为物质之由毁而成”。由于认为改造中国须“从哲学伦理学入手”，也由于学生生活的客观环境，他这时没有直接的政治活动，但正是那种潜蕴在心中的巨大的社会责任感和时代使命感推动青年后来放弃了他的书斋哲学而走上以现实的物质手段去改天换地的道路。

总之，长沙学生时代的展示了丰满而复杂的思想面貌，给思想史的研究留下了极宝贵的课题和资料。艰苦的脑力劳动极大提高了他的思维能力和文化素养，是他后来建立中国革命的理论策略体系的必要准备。更重要的是，从早年那瑰丽奇伟的文笔和雄谈大论的观点中已透出了清楚的激进民主主义的政治态度和救国救民的大志。但是，在已经陈旧的东西方哲学武库中是找不到真正的武器的，“真正的解放（人的解放）不可能是别的，只能在现实世界中并通过现实的手段加以实现。……‘解放’是一种历史的活动，而不是思想的活动”（马克思语）。

青年的思想主题是如何反帝反封振兴中华，这也是他那个时代的主题，它是引导和推动他走向马克思主义的光辉火炬。的思想道路曲折而独特：从学校书斋中以哲学伦理学造就完善个体人格的主观立志和伦理——社会抱负出发，中经岳麓山下的乌托邦实验和在现实中创造光华璀璨湖南共和国的改良主张的幻灭，最后才走向马克思主义。

如果说，是从马列著作的研读中半自觉地走向马克思主义（蔡和森亦然），陈独秀是作为思想界领袖被大家推动着不自觉地走向马克思主义，那末，的特点就在于，他是在巨大社会使命的内在驱动和对现实的直接的社会政治目标的外在追求下，主要是在现实、行动、实践中而非书本、研究、宣传中，经过失败与绝望之后，完全自觉地走向马克思主义的。唯其如此，在同时代人当中，他的道路最坚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