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从到邓小平

【关键词】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邓小平

handlecorrectly/thecontradictionsamongthepeople/MaoZedong/DengXiaoping

【正文】

中图分类号：B03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7591（1999）05—0003—05

社会主义制度基本确立以后，正确处理与调节广大人民群众于根本利益相一致基础之上的诸多矛盾和冲突，便逐步上升为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以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为己任的历史巨人和邓小平，先后对这一历史性的重大课题进行了不懈开拓和艰辛探索。其所积累的丰厚富赡的积极成果，业已熔铸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之重要内容。

一

正如所指出的那样“人民内部矛盾不是现在才有的”（注：《著作选读》下册，第758页。）自有文明社会就有人民，也就有人民内部矛盾。当然，人类社会在不同的发展阶段里，人民内部矛盾的内容、表现形式和所起作用是不尽相同的。在阶级斗争为主要内容的前社会主义时期，人民内部矛盾自然处于次要地位，从属于阶级之间的矛盾。只有在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宣告结束，社会的主要矛盾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不再表现为对抗性矛盾的社会主义社会中，人民内部矛盾及其不断解决才上升为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

对人民内部矛盾的认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已经积累了相当的思想资料。恩格斯在论述无产阶级革命进程时曾经认为：“首先无产阶级革命将建立民主制度，从而直接或间接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在美国可以直接建立这种统治，因为那里的无产者现在已占人民的大多数，在法国和德国可以间接建立这种统治，因为这两个国家的大多数人民不仅是无产者而且还有小农和城市小资产者，小农和小资产者正处在分化为无产阶级的过渡阶段，他们的一切政治利益的实现都愈来愈依赖无产阶级，因而他们一定很快就会同意无产阶级的要求。”（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95年6月第2版，第1卷，第239页。）此论，是马恩对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无产阶级和小农及城市资产者之间的矛盾，亦即人民内部矛盾加以分析并制定革命策略的典范。

在中国建立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并完成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后，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结合中国具体实际，并吸取国际共运中社会主义的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深刻论述了社会主义阶段的基本矛盾及其性质，告诫全党务必正确处理已经上升为国家政治生活主题的人民内部矛盾。1956年初的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中，为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作了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以《论十大关系》为题全面论述了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矛盾。同年4月5日，经修改、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而发表的《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中提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也是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中进行着的。”12月29日发表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则更进一步提出了“在基本制度适合需要的情况下，在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在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也仍然存在着一定的矛盾。这种矛盾表现为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某些环节上的缺陷。这种矛盾，虽然不需要用根本性质的变革来解决，仍然需要及时地加以调整。”1957年1月27日，《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批评斯大林的形而上学的观点时进一步明确提出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

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是推动社会主义向前发展的基本矛盾”。紧随其后，于同年2月27日在最高国务院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所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于6月19日《人民日报》公开发表。此文，标志着的有关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观点已经形成为系统的理论学说。

的主要主张和观点是：第一，矛盾是普遍存在的，社会主义社会也充满矛盾，正是这些矛盾推动着社会主义社会不断地向前发展。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不过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些矛盾同旧社会的这些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自我调整和完善，不断地得到解决。第二，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后，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广大群众一面欢迎新制度，一面又感到还不大习惯；政府工作人员经验也还不够丰富，对一些具体政策的问题，应当继续考察和探索。所有这些，决定了社会主义存在着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两类性质根本不同的矛盾。第三，人民内部矛盾按其内容可以分为非敌我阶级的阶级矛盾；非阶级的阶层矛盾；阶级阶层内部不同群体以至不同个体之间的矛盾。第四，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两类性质根本不同的矛盾，前者需要用强制的、专政的方法去解决，后者只能用民主的、说服教育的、“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去解决，决不能用解决敌我矛盾的方法去解决人民内部矛盾。还联系农业合作化问题、工商业问题、知识分子问题、少数民族问题、如何看待肃反的问题、少数人闹事的问题以

及关于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勤俭节约和中国工业化道路等问题，系统地分析和阐述了正确处理各方面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和方法。

二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学说，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矛盾和社会发展理论的重大发展，具有很高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当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在一国或数国取得胜利并在经济政治领域使敌对阶级作为阶级在国内基本消灭以后，怎样认识其社会关系中的主要矛盾？社会发展前进的动力又是什么？对此，马克思恩格斯曾经预见到未来社会主义社会存在城乡、工农、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并认为克服这些现象只能依靠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列宁在俄国革命实践中注意到了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生活的内容将发生变化，曾指出：“政治应该是人民的事”，要把“斗争的重心逐步转向经济方面的政治”（注：《列宁选集》1995年6月第3版，第4卷，第308页。），并提出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对抗将会消失，矛盾仍将存在”的重要论断（注：列宁：《对布哈林〈过渡时期经济〉一书的评语》。）。斯大林对苏联社会主义存在的矛盾作过一些分析，提出社会主义社会存在两种矛盾：“一种矛盾是内部矛盾，即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矛盾。另一种是外部矛盾，即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和其他一切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注：《斯大林选集》上卷，第336页。）。然而，斯大林在一个长时期里不承认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没有认识到这些矛盾是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向前发展的基本矛盾。可见，对于正确认识和

处理作为社会主义社会前进动力的人民内部矛盾这一根本性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未曾能够作出科学回答，唯有给予了创造性的科学回答。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主张，同时还具有重大的实践价值。1956年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开始转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之时，国际国内出现了一系新的情况和问题。在国际上，苏共召开20大，斯大林晚年错误被揭露出来。西方敌对势力利用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掀起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浪潮。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中，接连发生了波兰和匈牙利大规模的工人罢工和群众的暴力行动。在我国，由于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伊始，某些环节还不够完善；1956年国民经济发展出现了冒进现象，物资供应不足，若干人民生活需要的消费品也供不应求；三大改造后期，出现了过急过快的缺点，给人民生活带来不便。凡此，引起部分群众的不满。加之，实际工作中存在着较为严重的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在政治的经济的政策上出现了一些失误，以及波匈事件的影响等原因，1956年下半年以来，在我国少数地区陆续发生了1万多工人罢工、1万多学生罢课和农民退社等事件。如何看待和处置国际国内出现的新矛盾，我们许多党员和干部思想上缺乏准备，陷于被动；或者用老眼光看待新问题，把群众闹事和尖锐批评一概视为阶级斗争的表现，企图采取简单粗暴的办法进行压制。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对于正确认识与科学处置上述问题

和矛盾的指导作用不言自明。这一点，正如所言，在这个时候，我们提出划分敌我和人民内部矛盾的界线，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便团结全国各民族人民，发展我们的经济和文化。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就是十分必要的了。（注：《著作选读》下册，第770页。）

然而，也必须看到，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根本方略上，存在着相当明显的罅漏与不足。

（一）把“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笼统地归结为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唯一可行之方法，未能明确揭示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对于调节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重大意义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于回顾“团结——批评——团结”这一方略的历史功绩基础上，明确强调到：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要在整个人民内部继续推广和更好地运用这个方法，要求所有的工厂、合作社、商店、学校、机关、团体，总之，六亿人口，都采用这个方法去解决他们内部的矛盾。”（注：《著作选读》下册，第764页。）此论的局限是显而易见的。人民内部矛盾是人民内部多种矛盾的总称，它的内容和形式是多层次多方面的，既有经济、政治上的利益矛盾，又有思想认识上的是非矛盾，既有阶级、群众的矛盾、又有纯粹个人矛盾。从根本上来说，客观的现实矛盾最终只能用客观的物质力量来解决。“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只能是处理其中几个层次或方面的矛盾，充其量也只是一定程度上处理大量的经常性的矛盾现象的方法，但不具备最终解决矛盾的力量。它实际上是以主观良好愿望即精神道德力量为主导，其有效性、可行性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矛盾双方的觉悟程度。即使能够解决一时的思想矛盾，使人们的思想认识

达到统一，但无法从实际上缩小人们在实际利益关系上的差别与距离。（注：《思想研究》1988年第1期，刘可风《关于人民内部矛盾学说的思考》。）差别就是矛盾。可见“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不能够从根本上处理和调节人民内部的所有矛盾内容。人民内部各阶级、阶层、利益群体基于差别与不同而构成复杂多样矛盾状态的客观实际，决定了解决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最终途径和根本方略应该是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消除形成人民内部矛盾的诸多阶级、阶层、利益群体间的差别程度。然而在这一点上，却未能予以明确地揭示。在文中，尽管也论述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目的在于发展经济文化，建设巩固新制度、新国家，要统筹兼顾人民内部各方面的利益。但是，始终没有将发展社会生产力提高到作为处理和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最终途径的重要地位。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二）忽略民主法制建设，未能将其视作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重要原则民主与法制本来应该是处置人民内部矛盾系列中思想政治领域矛盾和实际利益矛盾的有效手段，但仅仅将“团结——批评——团结”作为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唯一途径。尽管也论述了社会主义的民主是任何资产阶级国家所不可能有的最广大的民主，但他更多的是从国家根本制度方面强调这一问题。即所谓民主是“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制度，而由工人阶级团结全体有公民权的人民，首先是农民，向着反动阶级、反动派和反抗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分子实行专政。”（注：《著作选读》下册，第760页。）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上，更强调的是集中，即把集中作为处置调节人民内部矛盾的又一重要举措。他认为“民主这个东西，有时看起来似乎是目的，实际上，只有一种手段。”是为了集中采取的一种手段。“在人民内部，民主是对集中而言，自由是对纪律而言”。（注：《著作选读》下册，第761—762页。）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只是为了进行各方面工作的时候采取说服教育的方法，为了避免采取命令主义态度和强制手段。为了以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而不是强制的、压服的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争

论问题。在这里，人民内部矛盾的解决，实际上是矛盾的一方处于主动者、团结者、批评者的位置，而另一方则居于被动者、被批评者的位置。如此状态，显然有悖于矛盾解决过程中矛盾双方互相影响、渗透和转化这一矛盾内在发展的必然趋势。同时，既然把“民主”做为达到“集中”的手段，就可以用，也可以不用；可以这样用，也可以那样用。

与此相关，还忽视法制与制度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中的重大作用。在这篇讲话中，也曾经讲到，人民为了有效地进行生产、进行学习和有秩序地过生活，要求自己的政府、生产的领导者、文化教育机关的领导者各种适当的带强制性的行政命令。没有这种行政命令，社会秩序就无法维持，这是人们的常识所了解的。（注：《著作选读》下册，第762页。）但是，行政命令毕竟不同于法律法规。在处置人民内部矛盾的根本方略方面，更倾向于“人治”而不是“法治”。在反右派斗争后，曾如是说：公安、法院也在整风，法律这个东西没有也不行，但我们有我们这一套，还是马青天那套，调查研究，就地解决问题。说：不能靠法律治多数人。民法、刑法那样多条谁记得了。宪法是我参加制定的，我也记不清。韩非子是讲法治的，后来儒家是讲人治的。我们各种规章制度，大多数，90％是司局搞的，我们基本上不靠那些，主要靠决议，开会，一年搞四次，不靠民法、刑法来维持秩序。此论，显然是“人治”思想占主导地位。

（三）在论述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因不相适应而造成人民内部矛盾时，过分强调不断提高生产关系的公有化程度对于处理和解决这一矛盾的重大意义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是既相适应又相矛盾，相适应是基本的，不相适应是非基本的，并且具体地分析了适应和矛盾的情况，指出矛盾是因为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都还有旧的东西存在，还不完善。正因为如此，才造就了林林总总的人民内部矛盾。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他对于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大都是从所有制角度去考虑问题，他认为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不完善，就是因为此间公私合营企业还不完全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合作社和手工业合作社有一部分还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因而和生产力有矛盾。在看来，要解决和处理由于上述情形而造成的人民内部矛盾，就必须不断提高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公有化程度，将这些所有制变为完全社会主义的所有制。历史已经证明，此论显然有失公允和科学。它导致了于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盲目追求“一大二公三纯”式的生产资料所有制，也使通过调整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不相适应的方面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良好初衷未能成为现实。

三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科学理论，结合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客观实际，紧紧把握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作出了新的贡献。

1979年3月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邓小平在谈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时，明确肯定了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提出的观点，即“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在此基础上，邓小平一方面充分肯定我国基本经济、政治制度的优越性，指出我国基本制度是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另一方面又尖锐地指出其具体体制的种种弊端。就经济体制言弊端主要是所有制结构单一，所有权和经营权不分，政企职责不明，条块分割，国家对企业统得过死，忽视甚至排斥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和市场的作用以及分配中的平均主义等等，严重束缚和压抑了企业的生机和活力，挫伤了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就政治体制言弊端主要是官僚主义、权力过于集中，家长制，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和特权现象等。凡是种种，造成了诸多的人民内部矛盾。如国家和企业、企业内部职工之间、工农及其他劳动人民之间、不同地区部门单位之间的矛盾，是这一矛盾在经济利益领域的表现；领导脱离群众、干群关系间的矛盾，是这一矛盾在政治领域内的表现。如此从基本制度和具体体制的不同层次来分析社会主义基本矛盾适应与不适应，明确人民内部矛盾在社会制度上的集中体现

，为正确处理新时期我国社会的人民内部矛盾奠定了科学的基础。

不仅如此，邓小平还进一步提出了以发展社会生产力总揽全局、以改革和民主法制建设为重要内容的解决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的马克思主义方略。

（一）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从根本上解决人民内部矛盾邓小平反复强调：“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82页。）这充分说明，邓小平已经深刻地认识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民内部矛盾普遍存在的最深刻的根源是生产力水平低。因而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根本途径是不断发展生产力，不断增强我国综合国力，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努力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如此，就必须大力改革生产关系中不适合生产力发展的环节和层面即社会主义的具体体制。通过改革，既建立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同时，调整和处理人民内部相互之间的经济关系，使社会主义事业在人民利益日趋一致的基础上不断前进。

（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从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方面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中注重发扬民主，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大优良传统。邓小平在继承这一传统的同时扬弃和超越了仅将民主视为手段的观点，明确地认为民主乃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之一。他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68页。）。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应该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内在属性。因此，邓小平反复强调，在人民内部的政治生活中，必须反对极左时期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错误做法，要采取各种措施努力扩大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绝对不能采取压制打击的方法。对于思想问题，要真正实行“双百”方针。要努力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经济管理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民主化。为此目的，必须展开对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改革，要从机构改革和克服国家政治生活的弊端入手，逐步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积极调节和处理现阶段我国政治领域内诸多人民内部矛盾。

（三）加强法制建设，以制度和法律作为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有效保障要建设社会主义民主，要积极有效地处理现阶段诸多复杂的矛盾和冲突，必须要健全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有了法制，才能确保人民享有并正确行使用以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各项民主权利。民主只有纳入法制的轨道，才有可靠性。同时，在经济的、法律的、教育的和必要的行政手段等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之诸多举措中，法制手段无疑是其中重要的和有效的方面。因为只有按照宪法、法律、法令行事，方能确保公民权利，履行公民义务，维护公民合法权益。因此，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是邓小平处理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的又一重要方略。邓小平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6页。），邓小平强调，要不断提高全体人民的法制观念和法律意识。他不止一次地指出：加强法制重要的是要进行教育，根本问题是教育人。在党政机关、军队、企业、学校和全体人民中，都必须加强纪律教育和法制教育，以便使更多的人不仅不犯法，而且能积极地维护法律，维护法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