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范文10篇

新中国范文篇1

20世纪50年代，在我国国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向苏联举借的外债以及国内发行的公债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由于有效利用了前苏联的贷款资金、技术设备和专家人才的支持与帮助，我国社会经济建设发展迅速。1953—1956年，我国工业生产年均增长19．6％，农业生产年均增长4．8％。在生产总量、增长速度上大大超过新中国成立前的任何时期，也是新中国头30年中建没发展最快、最好的时期。学者对此有过专门研究，并发表了研究文章，在此不再赘述。

至1959年，苏联单方面撕毁合同，1960年撤走专家，逼我国提前还债，给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造成了巨大的损害。宿世芳在回顾从苏联进口技术和成套设备及苏联撕毁合同的情景时说：“回顾过去，既使我们愉快地想到在50年代中苏两国关系友好时，两国贸易大发展的情形，也使我们痛心地想到苏联专家的突然撤退，使我国40个部门的250个企业和事业单位陷入瘫痪的状况。苏联政府背信弃义的行为，不仅破坏了我国这些部门的设计、设备的安装和生产，而且打乱了中国整个国民经济计划，给中国的经济建设和国防建没带来了巨大损失。”从中可以了解到我国利用外债建设社会主义的曲折历程。

但中国不仅还清了苏联的外债，继而还清了国内公债，成为当时世界上惟一一个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国家。虽然此时社会主义建设缺乏资金，困难重重，但通过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中华民族还是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可是，“既无内债又无外债”无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加上经历十年之久的“”，中国的国民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中国国民经济发展的挫折、延误，说明利用内外债是社会经济建设发展的重要因素和必要手段。

我国现代化建设事业面临的最大困难，就是缺乏资金，因此，改革开放后，一定要吸收外国资金，用资金来恢复和发展经济。“借外债并不可怕，但主要用于发展生产，如果用于解决财政赤字，那就不好。”因此，考察外债利用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主要应从两个方面进行分析，即从外债的使用方向和外债的使用效益上。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举借的外债重点投向交通、能源、化工、冶炼、机电产业等，如1979—1991年间，我国外债总额近一半投向交通能源等基础设施建设，用以缓解这些“瓶颈”行业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制约。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借用外债投向社会经济急需的行业和部门，确实取得了很大的经济效益，促进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事业的发展。我国利用借入的外债建成了上千个大中型项目，使长期制约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交通、能源“瓶颈”得到很大改善，并利用外债建设发展了一批农林、水利、饮水、卫生和教育科研项目，不但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发展，也改善了社会环境。

总之，我国利用外债外资投向经济急需的行业与部门，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成功的，为我国社会经济建没提供了资金，加快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步伐，有效地调整了产业结构，在生产能力和技术水平上实现了飞跃，使中国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2003年，中国财政收入达到2万亿元人民币，国民生产总值达到11．8万亿元人民币，全社会金融资产近36万亿元人民币，全国总资本流量则已超过30万亿元，经济总量居发展中国家首位，世界排名已跃升到第6位。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目标，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通过继续引进外资、举借外债来发展社会生产力。

二、新中国外债与近代中国外债的联系和区别

外债是商品经济高度发展使世界经济走向一体化的产物，也是金融国际化的一种表现，最早产生于西方。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我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一直走在世界前列。但自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中国坠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从此，中国走上由无债、借债到依赖外债的道路，此后历届政府均向外借款。据粗略统汁，清政府举借了210项外债，总额相当于18亿银元；北洋政府(包括南京临时政府)举借外债约633项，债务总额达15．56亿银元；国民政府共举借外债85项，债务总额约28亿银元；新中国外债除20世纪50年代的债项与债额有统计外，新时期的外债尚无统一的统计数字。近代中国外债与新中国外债尽管举借的背景、目的不同，但是举借外债可以引进资本、技术、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及生产方式，则是一脉相承的。

外债是中国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一种特殊形式。中国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主要是通过外债这种形式形成的。清末举借的208笔外债中，实业借款有85笔，债额达374560965．7两，占清末外债总额的28．7％，相当于当时清政府近四年的财政收入。其中铁路借款37笔(318147297两)，矿业借款26笔(36050927两)，电讯借款7笔(8738344两)，轮船招商局借款4笔(4383192两)，河工借款4笔(3330515两)，其他实业借款7笔(4910689两)。清政府主要用这些借款修铁路、开矿山、办电讯等。

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近代化的大生产都与外债联系在一起。北洋政府时期举借的外债中。实业借款和教育借款达4．5亿银元，约占总数的29％。实业借款虽也有被移做他用的，但绝大部分还是投入近代企业的创办与建设中。例如，1912—1927年，全国新增铁路4264公里，除沪杭甬等少数铁路由股东集资或交通部拨款外，都是借外债修筑的；另外还借款兴建了电讯业、轮船航运业、航空业与金融业；一些大型的棉纺企业，如上海宝成厂、上海华丰纺织厂、天津裕大纱厂等，也都是靠借外债来更新设备、扩大生产或维持生产的。国民政府接收了北洋政府的官办企业后，又举借了63笔实业外债，债额为3．7亿银元，占总额的8．23％。国民政府用这些外债款兴建了铁路、电讯、航空等事业。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通过对敌伪产业的没收和处理，又扩大了官僚资本企业。国民政府时期，还把1／4的实业借款投向了金融事业，把创建于晚清、成为北洋政府的两大金融支柱的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通过参股、增股等形式加以控制；又创办了中央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央信托局、邮政储金汇业局、中央合作金库，简称“四行二局一库”。为加强对金融业的垄断，国民政府还改组了中国国货银行、新华信托银行、中国实业银行、中国四明银行等。抗日战争爆发后，又在上海设立了中央、中国、交通、中国农业四大银行的联合办事处(简称“四联总处”)，统一管理全国金融，形成了国民政府金融垄断的最高形式。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除运往台湾和存在海外的财产外，国民政府留在大陆的官僚资本财产全部被人民政府没收，转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成为新中国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基础。新中国成立后，除了运用国内资金发展经济外，又通过举借外债发展了社会化大生产。新中国外债与近代中国外债，正是在引进技术、发展生产力这一层面上联系在一起的。

新中国外债与近代中国外债又有着巨大的差异，或者说存在着根本的区别，笔者认为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国情的变化。近代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政治上受资本帝国主义国家控制、封建经济逐步瓦解、资本主义经济已得到一定发展的社会。资本帝国主义国家从1840年入侵中国后，逐步操纵了中国财政经济命脉和政治、军事力量。资本帝国主义国家借款给中国，成为他们从经济上、政治上控制中国的一个重要手段。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资本帝国主义不仅对中国进行了高利贷式的掠夺，中国的关税、盐税、厘金、田赋也被抵押殆尽，举借外债意味着丧失更多的主权和经济利益，也意味着丧失国家独立。从这个意义上说，一部近代中国外债史，就是一部资本帝国主义侵华史。新中国外债则不一样，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主权国家，在对外关系上奉行独立自主的政策，不受制于任何外力。新中国举借外债，是出于强国富民的需求，是一种自觉的、主动的行为。新中国成立后，成功地打破了帝国主义的封锁，引进了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资金及技术，建成了156项重点工程，为新中国奠定了工业化的基础。改革开放以后，外债事业更是得到了快速发展，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

新中国范文篇2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着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这是艾青《我爱这土地》一诗里的名句，它说出了诗人心头萦绕不破的一个乡土遗梦。是对泥土的情结，是对生命之根所依附的大地母亲的无限眷恋与挚爱。

生命总是这样，躯干在风雨中挺立，绿叶和枝子向天空打开，向太阳打开，灿烂所有的日子。而它苦挣未来，奋战过去的所有力量却来自大地，来自泥土，来自根，来自那无限的深入。亲近泥土，深入泥土，发掘泥土在人心中不可替代的蕴含和无与伦比的沉痛重量，因而也就显示出深远无极的意义。对土地和劳动，不是躲避而是参与，不是疏离而是贴近，躬耕垅亩，使自己从日常猥琐细碎的人生中走出来，走向田园，走向泥土，走向久违的劳动和锄头，更是萦系人心的梦想。

终有一日，我又回到了田园，回到了曾经熟稔而又陌生的劳作之中。在一片大大的田洞里，在一片宽阔的田园上，我和农夫田妇一道，挥锄舞铲，抽沟排行，侍弄大地上荒凉疲惫的田土。汗水掺和着兴奋，劳累夹杂着喜悦，一锄一锄翻耕着恩深情厚的土地，翻耕着心底里沉寂已久的对泥土的眷恋。什么时候，我们久违了自己赖以存身的衣食父母、生命之根？什么时候，我们成了无根的人，我们把双脚高高提起，把沾在脚踝上的泥水洗了一遍又一遍，以为自此离开了农门，以为生命有了新的超越和意义？什么时候，我们脚底下的根须渐渐萎缩，双手像棕榈树的叶脉摊开，向着天空，只问索取，不再给予？灵魂在田园阴郁的血里生锈，土地压不住呜咽，在蟋蟀的呻吟里困惑不已，我们给大地不断增加新的创伤。

此刻，我挥动着手里的锄柄，左一锄，右一锄，在泥土的沉默里不停翻耕，内心里也不断地问着自己：躬耕，躬耕，使劳动产生新意，使它不同于往昔的操作，不同于那种令人厌倦的反反复复的简单操作，辛苦与困顿。劳动还有着更深的意义。在这荒凉的乡村，荒凉的大地上，我为这一日的躬耕而倍感欣慰。风来了，我不歇手；雨骤了，我也不离去。我不避讳自然中的风雨，我愿意与它们遭遇在田园之中，遭遇在泥土之中，就象遭遇大自然本身一样。我翻耕一丘田亩，我种下一片葱茏，汗水从我的额角流下，雨水打在我的脸上，打在我的身上，血水从手掌磨破的水泡中绽放，我却不感到艰辛与痛苦。就是因劳累而饥渴痉挛的胃，也不使我哀怨脚下的泥土。我甘愿做地里面一条默默勤垦的蚯蚓，满身泥泞，精耕细作，虔诚抚慰大地心灵的创痛。

这一日躬耕，让我涤去满身的慵倦，抚平心头一道豁开的裂痛——它与泥土日渐分离，不知觉间拉大距离，且越来越远；让我抓住随风飘荡的精神的风筝，握紧又中的线绳，使它不离我而去。我曾经那么放飞了自己，放飞了我全部的想望。我把梦想的轨道铺在苍茫的天空，铺在飘渺的云彩之上，我在一片虚空之中划下生命的轨迹，只想望逃离泥土，追寻高远。但是，我一无所获，我空无所依。我既未实现所谓的梦想，也未能在大地之上站稳脚跟，获得实实在在的立足之地。我忘却了一个朴素的道理，如同落叶回报泥土的深情，飞得再高的鹰鹫也要栖息到地上，我生命的根须依然在泥土之中，我精神的家园依然是这永恒不变的土地。我只有回归，我只能回归，在泥土里来找回我灵魂的憩园。

新中国范文篇3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着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这是艾青《我爱这土地》一诗里的名句，它说出了诗人心头萦绕不破的一个乡土遗梦。是对泥土的情结，是对生命之根所依附的大地母亲的无限眷恋与挚爱。

生命总是这样，躯干在风雨中挺立，绿叶和枝子向天空打开，向太阳打开，灿烂所有的日子。而它苦挣未来，奋战过去的所有力量却来自大地，来自泥土，来自根，来自那无限的深入。亲近泥土，深入泥土，发掘泥土在人心中不可替代的蕴含和无与伦比的沉痛重量，因而也就显示出深远无极的意义。对土地和劳动，不是躲避而是参与，不是疏离而是贴近，躬耕垅亩，使自己从日常猥琐细碎的人生中走出来，走向田园，走向泥土，走向久违的劳动和锄头，更是萦系人心的梦想。

终有一日，我又回到了田园，回到了曾经熟稔而又陌生的劳作之中。在一片大大的田洞里，在一片宽阔的田园上，我和农夫田妇一道，挥锄舞铲，抽沟排行，侍弄大地上荒凉疲惫的田土。汗水掺和着兴奋，劳累夹杂着喜悦，一锄一锄翻耕着恩深情厚的土地，翻耕着心底里沉寂已久的对泥土的眷恋。什么时候，我们久违了自己赖以存身的衣食父母、生命之根？什么时候，我们成了无根的人，我们把双脚高高提起，把沾在脚踝上的泥水洗了一遍又一遍，以为自此离开了农门，以为生命有了新的超越和意义？什么时候，我们脚底下的根须渐渐萎缩，双手像棕榈树的叶脉摊开，向着天空，只问索取，不再给予？灵魂在田园阴郁的血里生锈，土地压不住呜咽，在蟋蟀的呻吟里困惑不已，我们给大地不断增加新的创伤。

此刻，我挥动着手里的锄柄，左一锄，右一锄，在泥土的沉默里不停翻耕，内心里也不断地问着自己：躬耕，躬耕，使劳动产生新意，使它不同于往昔的操作，不同于那种令人厌倦的反反复复的简单操作，辛苦与困顿。劳动还有着更深的意义。在这荒凉的乡村，荒凉的大地上，我为这一日的躬耕而倍感欣慰。风来了，我不歇手；雨骤了，我也不离去。我不避讳自然中的风雨，我愿意与它们遭遇在田园之中，遭遇在泥土之中，就象遭遇大自然本身一样。我翻耕一丘田亩，我种下一片葱茏，汗水从我的额角流下，雨水打在我的脸上，打在我的身上，血水从手掌磨破的水泡中绽放，我却不感到艰辛与痛苦。就是因劳累而饥渴痉挛的胃，也不使我哀怨脚下的泥土。我甘愿做地里面一条默默勤垦的蚯蚓，满身泥泞，精耕细作，虔诚抚慰大地心灵的创痛。

这一日躬耕，让我涤去满身的慵倦，抚平心头一道豁开的裂痛——它与泥土日渐分离，不知觉间拉大距离，且越来越远；让我抓住随风飘荡的精神的风筝，握紧又中的线绳，使它不离我而去。我曾经那么放飞了自己，放飞了我全部的想望。我把梦想的轨道铺在苍茫的天空，铺在飘渺的云彩之上，我在一片虚空之中划下生命的轨迹，只想望逃离泥土，追寻高远。但是，我一无所获，我空无所依。我既未实现所谓的梦想，也未能在大地之上站稳脚跟，获得实实在在的立足之地。我忘却了一个朴素的道理，如同落叶回报泥土的深情，飞得再高的鹰鹫也要栖息到地上，我生命的根须依然在泥土之中，我精神的家园依然是这永恒不变的土地。我只有回归，我只能回归，在泥土里来找回我灵魂的憩园。

新中国范文篇4

关键词:新中国;司法变革;反思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司法变革工作中采取了三项重要的措施:第一，废除旧法统，建立新司法;第二，兴无灭资，学苏批资;第三，开展司法改革工作;这些工作的开展加快了国家司法变革工作的开展，为国家司法变革工作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环境。司法变革中需要充分的了解历史，做好反思工作，避免司法变革工作中出现类似的错误，这就需要对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司法变革工作进行反思。

一、废除旧法统，建立新司法

六法全书是旧法统的代表，是国民党执政时期国家采用的法律体系，旧法统代表的是反动统治阶级的利益，新中国刚刚成立，中国共产党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因此旧法统已经无法满足国家发展的需求，必须进行破而后立，建立全新的法律体系。1949年的4月份颁布了《废除国民党的六法全书及其一切反动法律》的训令，训令中明确提出“要彻底废除旧法律，建立人民法律”。10月份颁布《共同纲领》，标志着旧法统的退出。废除旧法统，建立新司法，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司法改革的开展受到了群众的支持，为国家发展创造良好条件。

二、兴无灭资，学苏批资

废除旧法统是司法改革的第一步，司法变革中还开展了“兴无灭资，学苏批资”，这是由当时的国际形势决定的，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国家在成立的初期受到资本主义国家的抵制，国家缺乏建设经验，只能学习苏联的制度模式。兴无灭资的司法观具有三层含义，首先对法律的阶级性进行了说明，司法工作中工作人员做沿用六法全书的内容需要对人员进行批评教育，转变工作人员的认识。司法人员在选用时需要对司法人员的阶级情况进行仔细审核，司法权力应交给无产阶级人员。第二，表明司法的阶政治属性。强调司法的重要性，司法工作的开展是为了更好的打击犯罪，维护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在机构设置方面，部门在设置时并没有有效的进行区分，司法部门和行政机关统称为政法部门。最后司法工作开展中具有上下级区分，法院的院长领导指挥庭长，庭长则对审批人员进行指导。下级审批机关在遇到问题时可以向上级机关进行汇报听取上级机关的建议。第三，强调法律的大众属性，法律是人民群众创造的，司法工作开展中需要从人民群众的需求出发，让群众参与到司法工作中，这样可以使群众参与到抵抗反动派的活动中，有效的处理犯罪分子。不仅如此司法与群众结合起来有利于审批工作的顺利进行，还原案件的真相。学苏批资指的是司法制度建设中学习苏联的司法模式，从苏联引进了很多的司法制度，包括土地制度、刑事制度、婚姻制度等，不仅如此审批机构设置时也是学习苏联的模式，就审检进行分离。在教育工作开展中，翻译苏联当时的教材，采用苏联人才培养模式，包括课程的设置、教学计划的制定等，可以说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司法变革工作开展中全面的借鉴苏联的发展模式。学苏批资活动的开展既有优势，也有弊端，在优势方面，学苏批资活动使国家顺利的建国的初期阶段，建国初期缺乏相应的发展经验，学习苏联的模式加快了国家的建设，为以后发展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环境。在弊端方面，司法制度建立中盲目的学习苏联的制度，没有结合自身的情况。不同国家国情不同，司法制度建设也具有差异性，在学习苏联的制度时对于法律是国家工作开展的工具这一理论进行过分强调，束缚了新中国法制建设的独立视野。

三、开展司法改革工作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还开展了司法改革工作，具体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革新司法观念。新中国成立初期很多干部的观念具有落后性，认为对于一些旧法统是可以继承和发展的，这种观念是错误的，对于国家的司法建设具有阻碍运动，为此国家开展了旧法观念清理工作。对于当时存在的错误观念进行纠正，使司法人员具有一个正确的认识，确保司法工作的顺利进行。第二，对干部队伍进行整治。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司法部门中很多旧司法人员，所占的比重也比较大，比例超过20%，这样很容易为国民党反动派提供机会，这种情况下国家开展肃清干部队伍，如果出现违法的行为，无论官职大小都需要接受相应的处罚;原有的旧司法人员不得担任审判的工作;如果旧司法人员存在恶习并且恶习比较严重则应当开除公职，如果恶习可以改正则改正后可以予以新的工作任务，通过这种方式为司法建设提供人才支持。第三，调整旧司法作风。旧司法审判工作开展中主观臆测比较强烈，在进行审批时不注重证据的收集，主要从审批人员的主观想法出发，这样就容易导致审批出现疏漏，不能使群众真正的信服。

司法改革工作中司法人员审判时要做到有理有据，用证据说话。不仅如此国家开始大力培养司法人才，重视人才教育，为司法工作的开展提供人才支持。司法改革工作的开展为国家法制化建设创造了良好的环境，但是同时也存在一些不足，具体包括在对待旧司法的态度上采用一棒子打死的方式，不能吸收旧司法中的优越性，为司法变革工作的开展带来了一定的阻碍。

参考文献:

［1］闫少华，闫立光．新中国建立初期中国共产党法制观的发展历程与特点［J］．长白学刊，2015(05):74-78．

［2］冯广林，刘振宇．新中国成立初期司法变革的回溯与反思［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39(03):106-110．

［3］赵晓耕，沈玮玮．人民如何司法:董必武人民司法观在新中国初期的实践［J］．甘肃社会科学，2012(02):91-95．

新中国范文篇5

仰望长空,历史的星光依然闪烁!我们的中国古老而伟大,我们的中国壮丽而永生!蔡伦纸上书写着她的智慧,指南针上旋转着她的方向,刀光剑影下她一次次回归和平,精神劫难中又一次次积薪自焚,重获新生。为了祖国的成长,无数人前仆后继,呕心沥血,为了祖国的富强又有多少人燃尽了自己的生命和青春!即使在那封建主义的绞杀下,即使在那帝国主义的炮火中,中国人依然用自己的脊梁挺起了中华古老的长城。五十年前的十月一日,我们的祖国振翅一飞,再度冲上云霄,向全世界发出了最为雄健豪壮的声音:“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巨人的呐喊,震荡环宇,让群山响应,大海回波!

从那以后,一代新的天之骄子站立起来,他们用自己的灵魂之火温暖了祖国一度冰冷的身躯,用青春的热血点燃了祖国曾经暗淡的灵魂,用激越的歌声纺织了祖国的一身彩霞。

置身历史,我们溶于其中,分享着那过去的兴奋与悲痛;放眼未来,我们会发现,面前的道路更遥远更艰难。新的学习生活已经开始,实验中学又迎来它的又一批骄子,让我们在新世纪到来之际把科学、理性、民主,进步作为自己的伟大目标,让我们用高尚的品德,优异的成绩献给祖国。迎接澳门,将中华儿女的豪气与龙的传人的胆魄融于自己青春,献出自己的智慧和爱,让我们在五星红旗下庄严宣誓:我们将努力奋斗,为了美丽的祖国我们将竭尽全力,为了祖国美丽的永生!闪光的足迹60年,光辉岁月弹指挥间,60年,中华大地沧桑巨变。2009年,我们伟大的祖国迎来了她的60岁生日。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饱经战争沧桑与落后苦难的中国人民终于重新站起来了!中国像一只巨龙一样,以一个大国的身份重新屹立于世界东方!

那时的中国,民生凋敝,经济严重落后,国家事业百废待兴,政府和人民面对一个满目疮痍的中国面孔,并没有畏缩,勇往直前,仅仅用了三年的时间就恢复了国民经济,涌现出一批可歌可泣的感人事迹。

经过三年的经济恢复,国民经济得到根本好转,工业生产已经超过历史最高水平,但是我国那时还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许多工业产品的人均拥有量远远低于发达国家。

新中国范文篇6

本文研究的新中国外交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前后到1954年这一时期的中国外交。以往有关这一领域研究的共同特点是，侧重于描述新中国外交发展的总画面和影响新中国外交发展的种种内外因素，其不足之处在于一直未能进一步探讨新中国外交的主要特征。如果没有这种探讨，对新中国外交的理解至少是不完整的，而且肯定无法深入理解后来中国外交的发展。本文的目的就是力图弥补这一不足，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揭示新中国外交在其形成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主要特征及其历史含义。

一、"一边倒"与新中国外交的革命性

对新中国外交制定阶段的研究已经取得了相当丰富的成果，特别是近年来对中共与苏联、美国的关系分别进行的深入探讨，丰富和加深了对新中国外交起源的解释。有关研究表明，中共中央大致从1948年底开始考虑新中国的外交政策，此后大约三个月的时间，新中国外交的主要原则便确定下来了。按提出的顺序，这些原则包括对帝国主义"不承认"和站在苏联阵营一边（后来被简称为"一边倒"）、"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等等。从产生的指导思想和要解决的主要问题看，这三项原则都表现出一种强烈的革命性。这里所谓的"革命性"是指它们是在中国革命运动的理论思想指导下产生的，同革命运动后期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有密切的联系。从这个意义上说，"一边倒"在其中最具有代表性。

在1949年1月上旬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中共领导人讨论了与对外政策有关的问题。从目前已经公开的资料看，这些讨论并不很充分，通过讨论初步确定了对帝国主义国家不急于承认和先与苏联等国建交通商的大原则。会议后的《中央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主要体现了针对帝国主义的"不承认"原则，并对相关的具体问题作出了规定。1月政治局会议结束不久，中共领导人在西柏坡接待了斯大林的特使米高扬，这次会晤促使中共中央最终决定建国后与苏联结盟。在3月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总结发言中，宣布"我们与苏联应该站在一条战线上，是盟友，只要一有机会就要公开发表文告说明此点".与此同时他发展了对帝国主义国家的"不承认"原则，即"关于帝国主义对我国的承认问题……就是在全国胜利以后的一个相当时期内也不必急于去解决".新中国的外交布局从此基本确定下来。4月1日，在与张治中的谈话中，针对后者提出的在美苏之间保持中立的主张，首次使用了类似"一边倒"的说法，即"当今之世，非杨即墨，不是倒向苏联一边，便是倒向美国一边".6月30日，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用驳论的方式重申了他与张治中谈活中阐述的主要观点，并首次提到了"一边倒"的概念。此时刘少奇已经踏上访问莫斯科的旅程，他此次访苏基本奠定了新中国与苏联建立战略联盟的基础。

从"一边倒"概念提出的过程看，它被赋予了双重含义，即新中国外交战略的指导方针和新中国发展战略的形象概括。首先，从最初提出"一边倒"概念的针对性看，是要回答在一个被认为是分裂成两大阵营的世界政治格局中，新中国将站在哪一边的问题。在这个层次上，"一边倒"是新中国外交战略的指导方针，也是对未来新中国外交格局的形象概括，与苏联结盟和对帝国主义国家的"不承认"都是这一大格局中的具体政策。近年来有关研究成果详尽揭示了从1948年未到新中国成立这一时期中共处理对苏对美关系的复杂过程，这里所要强调的是主导这一过程的发展方向的指导思想及基本质特点。

"一边倒"方针是一场持续了20多年的革命运动在即将取得胜利阶段的产物。等中共领导人作为制定这项政策的主角，是从革命者的角度、或者说主要是从革命者的角度，根据中国革命的理念和经验，认识世界和未来新中国与世界之关系的。脱离开他们对中国革命运动与世界政治关系的理解，既无法深入解释"一边倒"方针的形成，也不能解释后来新中国对外政策调整的内在限度。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是在中国旧式的民族民主革命屡遭失败后、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影响之下兴起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和俄国十月革命胜利造成的国际局势大变动，是这场革命运动发生和发展的主要国际背景。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时代的理论、十月革命的胜利、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以及中共早期领导人的经历和处境，几乎从一开始就铸造了中共对国际事务、中国革命与世界的关系等重大问题的认识框架，即"世界资本帝国主义的列强企图协同宰割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所以中国革命运动"一定要并入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潮流中，再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联合起来"才能打倒帝国主义，"中国劳苦群众要从帝国主义的压迫中把自己解放出来，只有走这条惟一的道路".后来的历史证明，建党时期形成的这种认识一直深刻地影响着中共在各个时期的战略和策略。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时期，中共中央曾经提出，应将"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世界的和平阵线相结合"，主张中国与英美建立"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关系".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共领导人对国际政治力量的基本分野和所持的立场并没有动摇。1940年1月，在德国入侵波兰后苏联与美英法等关系严重恶化和国共斗争尖锐化的背景下，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再次强调，中国革命运动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在当今时代，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英雄好汉们"要么站在帝国主义战线方面，要么站在苏联领导的世界革命战线方面，"二者必居其一，其他道路是没有的".此时提出这一论断表明，一旦苏联与西方国家转向对立，中共领导人作出的选择必定是站在苏联一边，并在国内斗争中采取比较激进的革命政策。

1941年末苏联与美英结成反法西斯同盟，使中共领导人修正了关于国际上革命与反革命"两大势力"不可调和的观点。他们认为美英苏结盟导致了一种"世界新秩序"，在"世界新秩序"中，重大的国际问题必须以美英苏"为首的协议来解决"，各国内部的问题也"必须按照民主原则来解决".在美英苏合作的大格局影响下，国民党不敢大举反共，中共也不宜进行激进的社会革命，"整个国际局势战后一时期仍是民主派各界合作的统一战线的民主共和国局面，中国更必须经过民主共和国才能进入社会主义"自1942年夏季到抗战结束，中共中央的内外政策曾几经变化，但不论其调整幅度有多大，从未超出过这个基本框架。

战后初期，中共领导人已经注意到美苏两国之间的分歧越来越明显，不过并不认为它们合作或相互妥协的局面会很快结束。决定亲赴重庆谈判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相信全世界"都进入了和平建设的阶段"，"苏、美、英也需要和平，不赞成中国打内战"，"美国不公开帮助，决定苏联也不能公开帮助我们".在这种条件下，中国共能走法国式的道路，建立"资产阶级领导而有无产阶级参加的政府".尽管重庆谈判的实际成果相当有限，回到延安后仍然重申，美苏在"许多国际事务上，还是会妥协的"，中国局势再有半年的动荡，"和平建设阶段"终将到来。重庆谈判结束后不久，国共在华北爆发了军事冲突，中共在得到苏联支持的情况下开始实施争取东北的战略。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中共领导人对美苏关系的认识及其革命战略发生了根本变化，中共中央当时的方针是在向和平时期过渡的半年中，争取奠定华北和东北自治的基础。随着苏联调整在东北的政策、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对华政策声明和国共谈判出现转机，中共中央即宣布"中国和平民主新阶段即将从此开始".国共达成政协协议后，发表谈话说，实现和平民主的最初推动力来自国际上美苏妥协的大趋势。事实表明，中共中央曾经是准备执行已经达成的协议的。全面内战爆发和国际上美苏冷战的发生，促使中共领导人开始修改1942年夏季以来的基本看法，"中间地带"思想的提出便是重要的标志。"中间地带"思想无疑具有丰富的内涵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的一个重要观点即是美苏之间的争斗并不能决定性地影响中国的局势。不过"中间地带"思想是当时中共领导人的认识处于过渡状态的产物，而且这一过渡阶段是相当短暂的。1947年9月，欧洲几国共产党情报局成立并发表宣言称，世界已经形成以苏联为首的民主反帝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虽然报告中并没有提及中国革命的重要意义，中共中央仍然毫不犹豫地表示接受"两大阵营"理论，并宣布站在苏联阵营一边。大约是从1948年春季开始，中共领导人表明了加强与苏联关系的迫切愿望，同时在党内加紧进行政治和思想准备。

苏联与南斯拉夫的关系破裂后，中共中央即表示坚决支持苏联的政策，尽管本人曾经在党内表示过对铁托的佩服和赞赏。四个月后，刘少奇在文章中干脆提出，在当今的时代"中立"是不可能的，是否联合苏联是"革命与反革命的界限"，是一个民族"走向进步或走向倒退的界限".中共领导人的上述表态既是出于密切与苏联关系的战略考虑，也是认同"两大阵营"理论的必然结果。

历史的进程表明，当中共领导人开始考虑为新中国制定对外政策时，他们对世界政治形势及其发展方向，已经有了相当深入和固定的认识，即美苏"两大集团的冲突，是根本的冲突，两大集团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从这个意义上说，"一边倒"方针的形成的确反映了中共领导人对当时世界政治力量的分野和发展趋势的总看法。一如前述，这种看法有着深厚的历史根源，是他们根据革命理论和长期领导革命运动的经验观察世界的结果，冷战初期的国际环境只不过使之强化而已。另一方面"一边倒"方针的形成也说明，中国领导人在考虑新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时，是以认识中国革命运动与世界的关系为出发点的。正如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明确指出的，中国革命的主要的和基本的经验就是"两件事"，其中之一便是联合苏联阵营和其他各国的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结成国际的统一战线"."一边倒"的另一层含义正如有学者曾经指出的，它是被"作为一项总揽全局的大政方针"提出来的。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提出"一边倒"同与张治中谈话时的针对性有所不同，他要回答的是比外交战略更广泛的问题，即主要是要阐明新中国的发展道路。合乎逻辑的推论是，在这时的思考中，新中国的外交战略同新中国的国家发展战略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新中国外交战略的确立是同中共领导人决心建立人民民主政权和走社会主义道路互为因果的。

近年来国内学者已经开始探讨中共领导人在争取与苏联结盟的过程中，是如何不断地调整其国内的大政方针的。新公面的档案也表明，在米高扬访问西柏坡和刘少奇访问莫斯科的过程中，中共领导人都将相当多的精力用于与苏联方面协调中国国内的方针政策上。特别是刘少奇，在访苏期间将主要精力用于与苏联协调中国的国内政策和学习苏联建国和经济建设的经验。他回国时不仅带回了一批苏联专家，而且带回了完整的苏联政权与经济建设的模式。

可以肯定地说，如果当时中共与苏联在中共的国内政策上不能协调，要苏联接受新中国成为其盟友是相当困难的。进一步说，在世界上已经形成两大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的背景下，中共的国内政策与对外政策高度协调的最终结果是，新中国一诞生便跨入以苏联为中心的国际政策经济体系。

指出这一点的重要性在于，只有认识"一边倒"与新中国建国方略的关系，才能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政策调整的限度和难度。换句话说，如果没有国内政策的重大调整，即使国际形势发生变动，要改变新中国外交的格局也是非常困难的。

"一边倒"包含着与苏联结盟和对帝国主义国家"不承认"两个方面，后一个方面同样展示了处于形成期的新中国外交的革命性。中共中央在决定成为苏联"盟友"的同时，也确定了对西方国家的"不承认"原则，即在当前和建国后一个时期里，不急于解决与美英等国建交，以便彻底清除帝国主义势力在中国的影响。中共党史研究的权威部门出版的论著证明，中共中央原准备新中国成立后用五六年的时间来"打扫干净屋子"，然后再考虑与美英等建交。中共中央的决定产生于两个主要原因。第一是为了彻底结束百年来屈辱的外交，这也是中国革命的必然追求。中共领导人从开始考虑新中国外交之日起便提出，"总的观念是百年压迫现在站起来了……应有这样的气概".具体到与帝国主义国家的关系，用的话说："我们是打倒它，不是承认它".在中共领导人看来，惟其如此才能彻底摆脱以往屈辱外交的束缚，在世界上确立新中国的平等地位。

第二是防止美国干涉和破坏中国革命的进程。相比较而言这一个原因的影响更直接、更突出。一些论著已经指出，中共领导人在1948年11月间曾经考虑过与美英等西方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可能性，但很快便抛弃了幻想。导致事态如此发展的直接原因是中共中央于12月初接到一份秘密报告，该报告记录一位美国记者声称，美国对华政策的核心就是如何在新中国政权中"造成一有效的反对派"，这也是美国承认新中国的条件。对此作出强烈的反应，粉碎美国的此类阴谋成为他此后一段时间里极为关注的问题。中共领导人反应如此强烈同他们的基本认识是分不开的，即美国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现实中，都是革命的敌人和最危险的外部威胁。按照的观点，"帝国主义国家对革命国家一定要干涉"是客观规律，当革命战争从根本上威胁到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时，它们就会"完全公开地"站在反革命一边进行干涉。实际上中共中央一直在准备应付几乎可以设想出来的美国各种形式的干涉，"从内部破坏"则被认为是美国当时采取的主要干涉形式，其目的是要分裂革命阵营或使革命"带上温和的色彩".如果说黄华与司徒雷登的接触对中共领导人有什么影响的话，那就是使他们更加断定美国人居心叵测。根据辛亥革命和大革命运动的经验教训，如果不粉碎美国的此类阴谋，中国革命将重蹈失败的覆辙。

8月5日，美国政府发表《美中关系白皮书》，立即受到中共的严厉批判。连续发表的五篇评论文章表明，围绕新中国发展道路展开的干涉与反干涉的矛盾，被中共领导人确定为新中国与美国对抗的主要内容。中共中央对中美对抗性质的定位，以及新中国成立后采取与苏联结盟和迅速彻底地清除美国在华势力与影响等等措施均表明，即使没有朝鲜战争，中美关系的调整也是相当困难的，很可能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总而言之，"一边倒"方针从本质上说是中国革命运动的产物，它一经形成即赋予新中国外交一种强烈的革命性，这种革命性既决定了新中国外交的基本格局，也在某些方面塑造了新中国的外交思想和行为。

二、三大决策与新中国外交的"内向性"

与苏联缔结同盟条约、援越抗法和抗美援朝是新中国成立第一年中的三大决策，其意义不仅仅在于对后来中国外交产生的长远影响，这一点以往一些研究成果已经从不同角度阐述过，尽管并不是很有系统的。更重要的是这三大决策在其形成过程中，反映了新中国外交的内在品质和矛盾。

很长时间以来，中国学者的有关研究成果均强调新中国外交与以往中国外交在各个方面的截然不同之处。事实上新中国外交与以往的中国外交在深层次上是有连续性的，这种连续性主要表现为它的"内向性".这里所谓的"内向性"是指中国的对外政策总的说来是为达到国内政治目标而制定的，并受到国内政治的严重影响。它从19世纪中叶起便存在了，而且一直持续到20世纪。以往的研究已经证明，从抗日战争结束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国内政治斗争的需要一直是中共中央在制定对外政策时考虑的主要因素之一，这种特点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新中国的对外政策。新中国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外交行动就是与苏联缔结同盟条约。

在确定"一边倒"的大方针后，新中国与苏联结盟便是顺理成章的了。在米高扬访问西柏坡和刘少奇访问莫斯科的过程中，中共领导人和苏联领导人已经讨论过如何处理旧的中苏条约和签订新条约的可能性。中共领导人对旧中苏条约的性质和具体条款予以否定是中国革命的题中应有之义，不过苏联领导人含糊不清的表态使他们难以确定，能否促使苏联同意签订一项新条约。与之相关的问题是，在中共方面主动要求的情况下，如果苏联同意签订新条约，它包括何种内容才能得到国内各方面的拥护。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刘少奇向斯大林提出了处理中苏条约的三种办法，即：1保持旧条约，新中国予以承认；2签订新条约以取代旧条约；3通过政府换文暂时维持现状。他同时委婉但明确地告诉斯大林，中国国内在苏军驻扎旅顺、外蒙古独立和苏联拆迁东北厂矿设备等问题上存在不满。由此可以推断出中共领导人的要求和所面临的问题。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访苏时，有待解决的主要问题就是缔结新条约了。12月26日，在第一次会见斯大林时便声明："中国需要三到五年的和平喘息时间，用这段时间来恢复战前的经济水平和稳定全国的局势".他实际上指出了与苏联结盟的目的，即希望苏联提供安全保障、政治支持和经济援助，签署一项新的中苏条约将使这些内容得到保障。斯大林最初明确地否定了重订新条约的可能性。根据1950年1月2日给中共中央的电报，直到当晚与莫洛找夫等会谈时，苏联方面才表示同意签订新条约。

告诉他们，签订新条约将得到中国国内各方面的拥护，同时有利于处理旧中国与帝国主义订立的条约。此后继续说服苏联方面，应在新条约中反映两国间"完全新型的关系".他强调"中国人民当中的某些人一直对现存的中苏条约不满".显然以在国内面临的困难作为促使苏联让步的重要理由。从当时的情况看，没有理由怀疑国内政治的需要并不真是关心的重要问题。

迄今为止尚不清楚，中共中央在访苏前是否以及如何讨论有关签约的问题。从的电报中透露的态度看，他对新条约的内容可能会在国内引起反响这一点，并非全无准备。所以要求，中共中央在出发前应在党内和政府内进行解释。根据刘少奇给的有关电报，派均不反对签订新条约，但在具体问题上并非没有不同意见。同样不清楚的是，赴莫斯科前，中共中央是如何讨论新条约所涉及的问题的，以及他到莫斯科后是如何与协商的。不过在后来的缔约谈判中确实展现了相当顽强的立场，以至苏联代表时时"感到很惊讶"，甚至质问他中苏"还算什么同盟者呢？"进一步研究（如果有条件的话）在北京的中共领导人的讨论情况和国内各有关方面的态度是有重要价值的，因为这样可以澄清国内政治形势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着中共中央的有关决策。回国后一再强调，中苏条约是"爱国主义的条约"，它符合中国经济建设和国家安全的需要。

3月中苏签署石油股份公司和有色金属股份公司协定在国内引起的风波，间接地证明了他做上述声明的必要性。从刘少奇起草的文件中可以看出，该两项协定公布后曾遭到学生的质疑和强烈批评。需要说明的是，以上的分析并不是要否定签订中苏条约的积极意义，只是要说明新中国诸多的内在需要和国内政治形势始终是支配中国领导人作出有关决策的主要因素。

新中国一诞生，其外交即表现出一种明显的"外张力".这里所谓的"外张力"是指对中国境外的革命运动的关注和支持，它部分地来自中国革命运动的内在冲动，即渴望中国革命的胜利在全世界、至少也要在中国的周边地区产生巨大的影响。既然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中国革命的胜利就应该也必然会引起国际政治格局的重大变动。另一方面，新中国对外关系的发展和周边形势的变化，也是导致"外张力"产生和加强的重要因素。

新中国外交中存在"外张力"并不难理解，重要的是它并没有对新中国的外交产生压倒性的影响，其原因即在于新中国外交中存在着"内向性".

与苏联谈判签约同时，中国领导人作出了援越抗法的决策。不论从新中国外交战略的指导思想还是从对后来中国外交的影响看，援越抗法都是一次重大的战略决策。刘少奇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指示阐述了援越抗法的主要目的。他说中国革命胜利后，"用一切可能的方法去援助亚洲各被压迫民族中的共产党和人民争取他们的解放，乃是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不可推辞的国际责任，也是在国际范围内巩固中国革命胜利的最重要的方法之一".正是在这种观念指导下，新中国一成立便开始向胡志明领导的越南共产党提供支持和援助，而且在作出这一决定时，中国领导人对越南革命的重视远远超过了对北朝鲜的关注。

在陈庚部队向云南进军时，中共中央已经主动考虑向越共军队提供援助。1949年12月24日，根据越共中央的请求，中共中央作出向越共提供军事援助的决定。此后双方关系迅速发展。1950年3月，中共中央决定派遣军事顾问参与越南境内作战。到1954年日内瓦会议召开，中国帮助越共军队相继取得了边界战役、中游战役、东北战役、宁平战役、西北战役和奠边府战役等重大的军事胜利。这期间中国向越共提供了所需的几乎全部军用物资，参战的越军主力部队大部分在中国受过训练，中国的军事顾问在历次战役的指挥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新中国对越共的另一项支持是率先与越南民主共和国建交。12月24日，在接到越共中央关于建交的请求后，中共政治局经过讨论认为，应接受越共中央的请求，理由是在法国没有承认新中国之前与越南民主共和国建交"利多害少".在当天的回电中，只同意先派罗贵波前往越南了解情况。1950年1月17日，在接到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正式要求后，即电告刘少奇"应立即答复同意"，并指示外交部帮助越南方面向苏联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转达其建交声明。继中国之后，苏联与东欧国家及北朝鲜也相继与越南民主共和国建交。中国领导人的决定既与中苏谈判的进展有关，也是"不承认"原则的结果，即中国当时并不急于与法国建交。实际上中国与越南民主共和国建交确实影响了法国的态度，是它当时没有像英国那样寻求与新中国建立关系的重要原因。中国援越抗法的一个成功之处是，它既没有将中国拖入境外战争，也没有影响中国国内的议程，因此有关的政策从未在中国决策层引起任何争论。何况刘少奇当时也解释过援越抗法与中国安全利益的关系，即如不帮助越共，敌人待在那里，中国的"困难就会更大，麻烦也就更大".与援越抗法相比较，抗美援朝的决策要复杂的多，它更突出地涉及到新中国外交的深层次问题。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便开始向北朝鲜提供帮助。1950年1月批准第四野战军中的朝鲜籍战士携带武器回国。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对北朝鲜的援助不断增加，包括提供军用物资、允许苏联援朝物资免税通过中国境内运往朝鲜，以及派遣人员赴朝鲜了解战场情况和加强与北朝鲜的联络等。为了应付可能出现的复杂局面，从7月中旬起，中国开始大规模组建东北边防军。随着朝鲜战局的变化，中国领导人在8月上旬即开始考虑参战问题。据薄一波回忆，在8月4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了中国参战的设想。也认为，要取得朝鲜战争的胜利，必须加上中国的因素，"我们不能不有此远大的设想".在8月26日召开的东北边防军准备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揭示了中国领导人对朝鲜战争的基本认识，即由于美国的军事介入，朝鲜战争"已经成为目前世界斗争的焦点"，它既是"兄弟国家的问题"，也会影响中国东北地区。他提出的另一个重要判断是，朝鲜战争还不会扩大为第三次世界大战，但美国如得手就有可能在亚洲产生"多米诺骨牌"式的后果。所以中国要有参战的准备，参战的目标则是帮助北朝鲜打赢统一战争，包括"最后将美军各个歼灭".可能是为了说服部队接受暂时搁置解放台湾计划的决定，他指出北朝鲜如取得胜利，将有利于解决台湾问题。美军在仁川登陆后朝鲜战局急转直下。

10月1日，中国领导人几乎同时接到金日成关于中国出兵的请求和斯大林类似的建议，这时他们面临的军事形势比8月设想的最糟的情况还要不利，参战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是显而易见的。不过还是立刻作出了出兵朝鲜的决定。值得注意的是，他在10月2日起草的给斯大林的电报中，突出强调了美军占领全朝鲜将给朝鲜革命造成的损失和对"整个东方"的影响，却没有提到中国自身的安全也受到了威胁，而这一点恰恰是后来中国领导人为向国内证明出兵合理性时所反复强调的。的决定很快遭到他的同事的反对。在参与决策的人中到底有多少人对出兵持反对意见，目前仍不清楚，但他们确实促使改变主意这一点应可证明其为数不少。根据苏联驻华大使罗申10月3日给斯大林的报告称，请他转告斯大林，"中共中央的许多同志认为"，对于出兵朝鲜"必须谨慎行事"，因为一旦引起"美国与中国的公开冲突，那末我们整个的和平建设计划将被全部打乱，国内许多的人将会对我们不满（战争给人民带来的创伤尚未医治，人民需要和平）".中国出版的有关资料和研究成果证明，对中国决策层中反对意见的解释是真实可信的。

中国决策层的分歧反映在两个层次上。首先是决策层中一部分人不赞成出兵，其理由非常明显，就是要优先考虑国内的需要。其次，即使是充满革命激情因而力主出兵朝鲜的本人，在内心深处也存在严重的忧虑，担心如果军事失利可能会给中国带来政治、经济和安全等方面的严重后果。

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的压力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可能是10月5日发出的给的电报中，斯大林阐述了朝鲜战争与中国的利害关系。他声称美国还没有做好发动大规模战争的准备，而且即使美国真的将战争扩大到中国也不要紧，因为那时苏联就会与中国并肩作战。他还特别指出，如果中国出兵，就会迫使美国让步，"并被迫放弃台湾"，反之中国"甚至连台湾也得不到".斯大林在台湾问题上有可能不予合作的暗示肯定会给中国领导人留下印象。斯大林在10月11日会见和时，发出了更严重的警告。他强调美国占领北朝鲜将对中国的安全构成长期威胁并影响东北的经济，而且如果北朝鲜陷落，北朝鲜的干部和军队有生力量将迁往中国东北。一旦出现这种情况，中国将被动地陷入与美国长期的军事冲突，而且东北会长期面临战争威胁。目前公布的资料间接地证明，在北京的中国领导人在10月13日以前已经获悉斯大林的观点。10月13日给的电报表明，他已经将中国的安全作为出兵的首要考虑。在电报中说，"让敌人压至鸭绿江边……则对各方都不利，首先是对东北更不利，整个东北边防军将被吸住，南满电力将被控制".在同一份电报中，他指示争取用租借方式得到苏联军援，以保证中国的财政预算用于经济文化建设和一般军费，如此中国才可以放心进行长期战争，"并能保持国内大多数人的团结".同一天，会见苏联驻华大使罗申，提出中国无法用现金购买苏联装备，故希望采用代款方式，这样既可以不动用中国1951年的预算，"也容易向派讲清这一点".当终于下决心出兵朝鲜时，他关注的重心已经从履行国际主义义务转向维护中国的安全利益，其中也包括为了未来的考虑而维护中苏同盟。与此同时，他也在尽可能地减少参战对中国恢复经济的冲击，并将其作为减少国内阻力的条件。可以设想，最终说服他的同事支持出兵朝鲜的决策，主要是因为他证明了那样做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而且他采取的措施可以相当程度地减少参战对中国恢复经济的影响。中共中央也正是以同样理由说服派的。由此可见，中国出兵朝鲜并没有根本改变新中国外交中的"内向性"，只是在"内向"与"外张"之间达到了一种平衡，而且是向"内向"倾斜的平衡。

从与苏联结盟到出兵朝鲜的决策较突出地证明了"内向性"所包含的特征之一，即外交决策的形成与执行取决于国家内部的整合情况。所谓内部整合包括两方面的含义。其一涉及执政党内部的团结、建立有效的决策和执行机制，以及能否凝聚更多的政治支持。其二涉及对重要的决策达成共识的程度。"内向性"的影响力恰恰表现在每当一项政策更多地表现出"内向"时，不论在高层还是在民众中，都更容易达成共识。

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历史含义

以往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研究几乎都集中在描述其提出的过程和论证其内容的合理性，本节拟通过探讨新中国外交的过渡性，揭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出的历史含义。

从战争后期为新中国制定外交政策到新中国诞生后三大决策的历史进程中，包含着一个以往研究未给予重视的重要方面，即新中国外交可以说是与生俱来的过渡性。在新中国外交形成的过程中，作为外交决策的主体中国共产党，有一个从革命政党到执政党的转变；、等中共领袖也有一个从革命运动的领导人到国家领导人的角色转变。这两个转变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不言而喻的是，从革命运动的角度考虑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和从国家的角度考虑这一问题存在着重大的区别，它起码包括通过外交解决的主要问题和处理对外关系所遵循的主要原则等两个方面的不同。

这里有必要说明，新中国外交与中国革命运动的对外关系存在密切的联系，不仅是因为它的指导思想形成于革命时期，而且还在于中国革命的胜利是逐渐实现的。中共长期以来就是一个有自己控制的地域、自己的政权和军队的非执政的政党，党的领导人有时是从政权领导人的角度考虑和处理有关问题的，并从中积累了独特的经验，当时的一些文献突出地反映了他们认识和处理对外关系的这一特点。指出这一特点有助于理解新中国外交的过渡性本身所具有的复杂内涵，因为在革命时期，中共领导人曾经以共产党领袖的身份，同苏联和共产国际代表共同工作；以非执政党和根据地政权代表的身份，与美国的总统特使和军事人员谈判，与西方国家的政府官员接触；以民族解放运动领导人的身份与亚洲革命组织的代表交往，等等。

如前所述，1949年1月至3月，中共中央所确定的基本上是未来新中国外交的指导原则、发展方向和基本格局，几乎未论及新中国成立后与世界上不同类型和性质的国家的关系准则。

1月政治局会议以后不久的有关外交工作的相当详尽的指示，涉及的主要是如何处理革命胜利阶段面临的与外交有关的各种具体问题，并不包括新中国成立后如何与外国建立外交关系。

中共中央第一次正式公布新中国的建交原则是在解放军渡江后不久。4月30日，以解放军发言人的名义宣布了与外国建交的两项原则，即新中国愿意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与外国建立外交关系，并且外国"首先是不能帮助国民党反动派".目前尚不清楚起草和发表这一声明的具体过程，不过从发表的时机看，它有可能是对这一时期美国方面试探与中共建立联系的一种回应和为进一步排除外国军事干涉而采取的策略，即主要还是为取得革命的胜利而提出的。当然不能因此便低估这项声明的意义，因为在9月29日政协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中，有关外交政策的第七章重申了上述两项原则。从建交两原则提出的背景看，它们同"一边倒"的大方针当时在实践上并没有表现出矛盾之处，因为中国领导人首先要解决的是确定新中国外交的战略和基本格局。从这个意义上说，建交两原则的确立同"一边倒"基本上是并行不悖的。

据统计，新中国成立后3个月里，同11个国家建交，它们均为苏联阵营的国家。8个月后建交国达到17个，此后直到1955年亚非会议召开，仅增加了5个，达到22个，其中包括5个北欧、中欧国家和5个亚洲国家。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朝鲜战争的冲击，美国推行遏制政策的影响，以及中国自己"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方针的限制等等。在当时的条件下，如果新中国不对最初的外交政策有所调整，要扩展建国第一年取得的成果肯定是有困难的，而要调整外交政策，首先就需要超越两大阵营理论的局限，并且需要深化对国家关系的认识。

中共领导人一直是用革命者的眼光看世界的，而对苏联两大阵营理论的认同更严重地框定了他们对国际政治形势的基本认识。这里重复这一观点意在说明，他们当时在给国家分类时，其标准实际上是很具革命性的。在他们的眼中，除苏联阵营的国家外，其他不是帝国主义国家，就是被帝国主义或反革命势力所掌握的国家。刘少奇在访苏期间曾就东亚地区的革命策略问题向斯大林提出报告，认为在东亚如越南、马来西亚、缅甸、泰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印度等国，"城市是反革命力量的中心".其含义无须解释，重要的是这并不仅仅是刘少奇一个人的观念。根据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阐述的观点，这类国家显然不在新中国首先需要建立密切关系的国家之列，中共领导人更关心的是同那里的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关系。新中国成立后，中共领导人已经具有了国家领导人的身份，但角色的变化并不意味着观念和思考有关问题的角度也立即随之转变。在11月召开的亚澳工会会议上，刘少奇明确地将许多国家定义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并畅谈亚洲国家的革命形势和武装斗争的发展。他还宣布中国革命的胜利对于那里的"民族解放战争"既是鼓舞更是榜样，而且新中国还要承担援助那些国家革命的"繁重的责任".问题是新中国既然公开宣布，以支援许多国家的革命运动、特别是支援武装斗争为己任，它同那些国家的政府便难以发展正常的关系。

后来的援越抗法和抗美援朝决策尽管都包含着维护新中国安全的目的，但一些亚洲国家更倾向于将它们主要同新中国援助革命运动的立场和政策联系在一起，从而成为对新中国产生恐惧感的一个原因。显然，革命胜利阶段制定的外交原则及其反映的世界观、革命运动与生俱来的巨大惯性等，已经成为制约新中国外交发展的主要内在因素。

1951年初朝鲜战争局部化的趋势出现后，中国领导人在2月间便认为，经济建设现已成为中国的"中心任务"，并提出经过22个月准备，然后开始大规模经济建设。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决定着手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后来的情况表明，中国领导人的注意力越来越多地转向国内的经济建设，朝鲜战争成为其工作日程中的一个部分，而且肯定已经不是主要部分了。

1952年秋，中国领导人根据国内形势的发展，认为过渡阶段已经结束，1953年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全国转入大规模经济建设。在国内形势的推动下，外交政策的调整已经势在必行。

新中国在安全方面当时面临两个主要问题。其一是朝鲜战争，它不仅威胁着新中国的安全，使新中国必须随时提防美国扩大战争，而且严重地消耗了中国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

中共中央原准备1950年大规模削减军费，但朝鲜战争使这一目标根本无法实现。根据1952年9月向斯大林透露的数字，1950年军费占了国家预算的44%，比原计划超出14个百分点。根据在第109次政务会议上的报告，1951年财政支出的50%以上用于军事，用于朝鲜战争的费用占总支出的30%以上。对于如此沉重的负担，中国领导人在作出重大决策时不能不给予严重的关注。1952年8月，由主持起草的《中国经济状况和五年建设任务》作出的基本判断是，"如果朝鲜战争像现在这样继续下去，我们仍然需要并可能开始五年建设".由此可以看出朝鲜战争对新中国经济建设的影响和压力，尽早结束这场战争当然是最佳选择。1953年7月朝鲜停战协议的签订对中国领导人是重要的鼓舞，他们相信"目前形势对我国十分有利"，应"加紧国家建设".其二是周边安全环境恶化。美国在亚洲的扩张和遏制中国是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在朝鲜战争期间，美国开始建立针对新中国的军事包围圈，在中国周边地区建立军事基地、增加驻军和建立军事同盟等，这对新中国构成了长期威胁。另一方面，新中国一成立便直接和间接地介入两场境外战争，不论其原因是什么，后果都是加大了对国家安全的压力。可以说朝鲜停战后，改善周边环境已经成为维护国家安全的最迫切的任务。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从1952年开始酝酿，到1954年间基本形成了新的被称之为"和平统一战线政策"的对外政策。这项政策的主要内容就是以争取和平为目标，尽可能地联合一切希望保持和平的国家。作为这项政策的两个重要目标——"扩大和平中立趋势"和"推广和平中立地带"，首先落实到中国的周边地区。确切地说，新的对外政策在实践中首先表现为争取在中国周边地区形成安全缓冲地带。

"和平统一战线政策"给新中国外交带来的变化是显而易见的，1953年夏决定签署朝鲜停战协定、1954年在日内瓦会议上坚持通过和平谈判结束印度支那战争、日内瓦会议结束后大力开展对亚洲国家的睦邻外交等等，都同这项新政策的形成和实施有直接的联系。目前公布的历史文献和已有的研究成果尚不足以清晰地揭示这项政策是如何形成的，不过在它形成过程中反映出来的中国领导人的思想变化确实是明显的，而且也是至关重要的。

首先，新的对外政策的出发点是维护中国的国家安全，其特点是通过在周边地区建立"集体和平"秩序和扩大"和平地区"，争取在中国与美国等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形成安全缓冲地带。实施这项政策需要与周边国家形成睦邻友好关系，那么重新评价这些国家的特性和作用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从有关论述中可以看出，自1952年始，中国领导人一直在试图调整对两大阵营理论的认识，提出新中国的外交应该以对战争与和平的态度来划分敌友。他们虽然坚持认为世界政治是由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块组成的，但不是"铁板两块"，资本主义阵营中有三类国家，其中除了以美国为首的主战派以外，其他差不多都反对战争并因此被列为团结的对象，尤其是以印度为代表的亚洲国家，与中国"更接近一些，统一战线更强一些".

1954年重新提出一度被放弃的"中间地带"思想，是上述认识合乎逻辑的发展。

其次，与上述转变相联系的是对国家外交的认识的深化。从目前已经公开的资料看，在1952年4月30日的谈话中第一次明确了外交"是以国家和国家的关系为对象的".这一论述在当时具有标志性的意义，它表明新中国外交与中国革命运动对外关系这两者之间的本质区别终于被认清并揭示出来了。

在新中国成立以前，中共与除北朝鲜外的其他亚洲国家基本上没有来往，不论是官方的还是非官方的，中共的非执政党地位和紧张的战争环境使中共中央无暇考虑对亚洲国家的政策，是导致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领导人继续从革命的角度考虑与亚洲国家关系的重要原因之一。

新中国成立后，亚洲国家中首先与中国建交的是北朝鲜和越南民主共和国，随后是印度和缅甸。由于它们代表了两种不同性质和类型的国家，中国领导人从交往中得到的经验是不同的。可以肯定的是，中国领导人是从与印度等国的交往中和从这类国家在重大国际事务中的立场、态度中，逐步获取经验并确定了新中国处理国家关系的基本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在中国与印度的协议中首先提出，绝非偶然，它揭示了中国领导人认识国家关系问题的内在逻辑。如果说在1952年的阐述主要是对此前经验的认识和总结的话，那么，开始实施新的对外政策以后，其针对性就相当清楚了，即新中国外交这时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是与"中间地带"国家的关系，而且首先是与周国亚洲国家的关系。由于以往处理的主要还是与苏联阵营中"兄弟党"领导的"兄弟国家"的关系，这种关系遵循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与处理革命运动对外关系的原则是一脉相承的，但是在处理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中，这种原则显然不具有普遍的适用性。而且即使在处理"兄弟国家"间的关系方面，它也是有问题的。正是新中国外交发展的特殊背景和需要导致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诞生。

1954年4月召开的日内瓦会议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关键性实践。从新中国外交发展的角度看，有两方面的内容具有重要的意义。第一，日内瓦会议是新中国领导人第一次以国家代表的身份参加多边国际会议，会议期间与之打交道的几乎包括了当时世界上各种类型国家的代表人物。会议通过有关印度支那停战的协议这一事实在新中国领导人看来足以证明，作为使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具有实践性的"求同存异"原则是行得通的。

第二，当以国家领导人的身份出现在国际多边外交舞台上时，新中国的国家利益已经也必须被置于有关政策的中心位置。正是为了维护国家利益，不仅坚决反对美国的干涉政策和法国维护殖民统治利益的企图，而且也不赞成苏联的僵硬态度，并说服越南放弃了关于印度支那三国是"统一的整体"、不从老挝和柬埔寨撤军等主张和在临时分界线问题上不切合实际的要求。的努力明显地展现出新中国从朝鲜战争中吸取的经验教训，当它为了国家的经济建设而力争在周边保持和平环境时，既反对和防止敌对的大国在接近中国的国家和地区部署军事力量，也绝不再被盟国拖入与美国的战争。

在日内瓦会议上的成功极大地鼓舞了中国领导人，促使他们在7月7日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结束了"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方针，打开大门走向世界。在"必须走出去"方针的指导下，新中国首先开始全力在亚洲推行睦邻友好外交，相继提出解决与临接国家的边界问题的政策、处理与亚洲国家在华侨双重国籍问题上的政策和不干预亚洲非社会主义国家内部事务的政策，等等。

新中国范文篇7

（一）文化建设高潮论的提出

在我们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即将取得全国性胜利之际，中国社会面临着两大重要转变：一是革命重心由农村转向城市；二是革命任务的重点转向政权建设。对此，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已作出分析。所谓政权建设，实际上是创建新中国，成立人民民主专政的民主联合政府。在各派、人民团体等共同努力下，中国共产党通过召开新政协会议来开始政权建设工作。1949年6月15日，新政协筹备会召开。在会上提出，全中国统一后，要有系统有步骤地开始全国范围内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国防建设。在这里，他考虑新中国成立后要开始全国性文化建设，并将文化建设与政治建设、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并称为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四大建设”。为此，他表示，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工作重点一方面是肃清反动派的残余，镇压反动派的捣乱；另一方面是尽可能用极大力量从事人民经济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并恢复和发展人民的文化教育事业。9月21日，新政协会议召开。在会上正式提出了文化建设高潮论。他说：“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1］这种宣告表态实则有希望广大人民要对中国未来的文化建设充满乐观预期的深意，并相信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完全能够实现。因此，适时提出文化建设高潮论，不仅符合当时政权建设的客观需要，同时具有鼓舞人心、廓清方向的作用。9月30日，政协闭幕会上提出要实现“四大建设”的任务，要求把全国大多数人组织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其他各种组织里，用人民群众集体智慧和力量来建设新中国。这就是说，要实现文化建设的高潮，不仅要有强有力的组织保障，还要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

（二）文化建设高潮论提出的原因

文化建设高潮论的提出，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及现实原因。1940年前后，等在探究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建设问题时，提出了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对此，他表示：“对于文化问题，我是门外汉，想研究一下，也方在开始。”［2］1942年5月，他结合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集中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文艺的思想和政策，后整理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1945年，他在党的七大报告中再次集中阐述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思想。如果说1940年前后他对文化建设的认识尚有“门外汉”之感，经过几年的探索和实践，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不仅具有了相对成熟的理论形态，还成为指导边区和根据地文化建设的根本原则。这确实开辟出一条不同于国民党三民主义文化建设的新道路和新方向。正如有学者指出：“中国文化的出路，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建设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这种新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和大众的文化，也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它是对的科学与民主精神的正确继承和发展，而成为近代文化的主流。历史的趋势，是向社会主义文化发展。”［3］总的来说，新民主主义文化不仅适应了抗战形势的客观需要，还代表着当时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提出后，陕甘宁边区及各根据地都以此为文化建设的根本原则。如1940年3月，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指出：“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内容是民主的科学的，文化的形式是民族的大众的，只有这样的内容才能够提高群众，也只有经过这样的形式才能接近群众。”［4］1941年5月，邓小平说：“我们就是新民主主义文化的传播者与实行者。”［5］1944年3月，认为，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没有文化不行，陕甘宁边区“从现在起，我们就要提出发展文化这个问题，……把边区人民的文化提高到一个必要的程度”［6］，并指出边区1944年的任务是要学会文化建设，并成为全国文化建设的模范。同年5月，《晋察冀日报》社论指出：“这种文化（指新民主主义文化——引者注），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法西斯主义文化和为它服务的奴隶文化，反对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封建买办的新专制主义文化。我们晋察冀边区的文化建设就是沿着这一条道路前进的。”［1］在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引领下，陕甘宁边区汇集了大量文化人才，创作出《白毛女》、《三打祝家庄》等优秀作品。同时，其他根据地文化建设也取得重要成绩。抗战胜利后，又经四年解放战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了革命的最终胜利。这个过程中，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始终成为各根据地和解放区指导文化建设的根本原则。必须指出，新中国成立以前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只能是局部地区和地方政权的一种文化建设模式，具有区域性、局部性的特点。但新民主主义文化代表着当时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并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基于此，笔者认为，20世纪40年代以来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以及文化建设的实践，为正式提出文化建设高潮论提供了理论资源和范式借鉴。这也正是文化建设高潮论背后所代表的丰富内涵。

（三）新政协确立新中国文化建设的根本原则

新政协会议上，中国社会又再次面临着如何选择文化发展道路的问题。尽管此时已有新民主主义文化的理论资源和范式借鉴，但毕竟都是区域性、局部性的经验，要确立全国性文化建设的根本原则，并得到广大人民的认同以及上升到国家意志，必须通过政治协商会议这样的重大会议来加以确立。中国共产党利用包括文化界在内的各界民主人士参加新政协协商建国的机会，通过提前解释的方式及通过《共同纲领》确立了新中国文化建设的根本原则。1949年1月，胡乔木代表中共中央向平山县李家庄的民主人士作关于“新民主主义文化政策”的报告，具体谈了五个问题：1.思想自由；2.文字改革；3.新闻政策；4.大学教育；5.文艺政策。［2］3月21日，李维汉作《关于目前形势》的报告，指出新民主主义的共同纲领中，文化教育政策是要发展五四以来的新文化，要争取、团结、改造旧知识分子，培养新知识分子。5月5日，为纪念30周年和马克思诞辰131周年，北平军管会文化接管委员会召开座谈会。在会上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方面阐明新民主主义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这种解释工作向各界民主人士表明，新中国成立后即开始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新政协会议上，新民主主义文化得到包括文化界在内的各界民主人士的广泛认同。如9月23日，李济深指出：“新中国的文化教育，应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和发展国民经济政策相配合。因此，新中国的文化教育应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3］9月25日，平津代表团代表表示：“在文化工作中，我们要努力发展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教育，普遍地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大量培养建国人才，以符合新中国建设的需要。”［4］9月29日，政协全体会议通过《共同纲领》，确立了新中国文化建设的根本原则及文化教育政策。这表明，新民主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是广大人民群众的自觉选择。如果说1940年前后新民主主义文化尚属“大音希声”，那么这时人们更加坚定未来中国文化的发展道路——即走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之路。新政协会议后，新民主主义文化顺理成章地成为新中国成立后文化建设的根本原则。这种历史和现实的双重交汇自然是提出文化建设高潮论的逻辑起点。

二、文化建设高潮论的影响及话语转换

随着文化建设大幕开启，文化建设高潮论在新中国初期文化建设过程中起到了积极作用。首先，党和国家领导人相信文化建设高潮一定会实现。1949年10月21日，政务院成立文化教育委员会（文教委），全面负责新中国文化教育的管理工作。文教委下设有文化部、教育部、卫生部、新闻总署、出版总署、科学院等专门机构。各个地方也按照中央人民政府文教委的设置，成立有相应的文教管理机构。郭沫若指出，之所以成立文化教育委员会，是从行政管理的角度，构建起全国及地方文化机构，推进文化建设工作，以迎接文化建设高潮的到来。［1］部长陆定一强调，文化建设高潮的预言一定会实现。［2］对在“一穷二白”基础上开始新中国建设的人们来说，此时信心和勇气比什么都重要。其次，文化界积极推动文化建设高潮的到来。1949年10月，北京市组织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号召要为文化建设的高潮而努力。［3］1950年，《新建设》杂志决定将综合性双周刊改为学术性月刊。在发刊词中，编辑部提出：“在今天，从整个革命的发展形势来看，学术文化的进步却还落后在时代要求的后头。……为了使我们的学术研究工作提高一步，为了适应理论学习的普遍需要，也为了迎接正在到来的文化建设高潮，全国学术工作者实有加强联系和团结的必要。”［4］1951年1月，《新建设》出版“迎接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建设高潮”专题。［5］1954年，《历史研究》创刊。郭沫若撰写《开展历史研究，迎接文化建设高潮》的创刊词，提出历史研究工作者要从历史研究的角度来推进文化建设，促成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6］随着社会主义改造及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展开，文化建设高潮论开始由新民主主义文化向社会主义文化的话语转换。1956年1月，在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说：“随着汹涌澎湃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高潮而来的，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在这个时候，我们把关于知识分子的一系列问题加以全面的解决，这对于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造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无疑是非常必要的。”［7］随后，《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指出，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的参加者都相信，党和国家制定发展科学研究的全面规划预示着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高潮的到来。［8］同年2月，《新建设》发表社论认为，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及资本主义工商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要求文化、教育、科学等事业突飞猛进，以配合国家发展的巨人式步伐，并指出：“迅速发展着生产事业要求更多更好的科学文化力量，科学文化事业在经济建设中的作用将日益突出。”［9］冯友兰也表示：“国家的进步，在各方面都是一日千里。文化高潮，必然到来。迎接文化高潮的任务，现有的知识分子，能胜任也得胜任，不能胜任也得胜任。”［1］党的八大上，周扬表示要把“我国的文化艺术推进到一个新的繁荣的时代”。［2］这个新的繁荣的时代是指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指引下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文化建设完成了由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高潮向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高潮的话语转换，但共同点是人们始终期待着文化建设高潮的到来。

三、文化建设高潮论的特点

（一）文化建设高潮论体现出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无论是“不可避免”，还是“汹涌澎湃”，甚至是“必然到来”，都不只是修辞的某种变化，其背后是人们对文化建设高潮即将到来的乐观预期，进而体现出人们对新民主主义文化以及社会主义文化具有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对内，这种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表现为对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充满信心。在驳斥艾奇逊唯心主义历史观时说过：“伟大的胜利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已经复兴了并正在复兴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这种中国人民的文化，就其精神方面来说，已经超过了整个资本主义的世界。”［3］这里所说的精神方面，意指中国将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指导下开始建设人民的文化。对外，这种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表现为对苏联社会主义文化一定程度上的认同。新中国成立初期，有人认为苏联社会主义文化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文化，是新中国学习和仿效的对象。新中国成立后，苏联文化艺术科学工作者代表团归国时，周扬表示：“他们亲自告诉了我们苏联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伟大成就和丰富经验，这种文化代表着人类文化所已达到的最高峰，照耀着世界各民族文化发展的总方向。”［4］

（二）人们对文化建设高潮的预期与实际发展存在差距

文化建设的高潮并不是直线式、一蹴而就的，它必须以经济为基础。纵观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文化建设，始终都是围绕着当时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的任务来展开。人们对文化建设高潮的乐观预期与文化建设的实际存有差距。以文盲问题为例来说，当时我国文盲占到总人口的80%—90%，在这种基础上建设高度文化的国家，成为党在文化建设方面面临的重大难题。这也能够解释当时党和国家领导人何以如此高度重视扫盲工作及群众教育工作。直到1956年，国家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科学文化发展方针，实际上背后的现实是国家缺乏大量高素质、高水平的建设人才。另外，从国家每年文化事业投入来看，文化方面确实所占有限。以上两组统计数据表明，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对文教科学的投资比例始终保持在总投资额的6%—8%之间，而教育事业费占到国家财政总支出的5%—6%，可想而知对其他文化事业的投入确实较少。1956年时任国家计委文教计划局局长的高云屏说：“就文教事业的基本性质来说，在我国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它是一个配合的方面。它的任务是由我国的政治任务和经济任务所决定的，并且服务于这些政治任务和经济任务。”［2］这就不难理解，新中国初期国家提出既要发展文化，又要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发展文化。另外，新中国初期文化发展中确实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文化艺术事业发展中急躁冒进思想一直存在。如1953年9月，郭沫若指出：“我们在文教工作中，犯有盲目冒进的倾向。一部分文教工作的领导机关和领导同志，常常不根据主客观条件，正确地结合需要与可能，而只顾需要，不顾可能，追求数量，忽视质量，只看到今天，不看到明天，贪多、图快、急躁地进行工作。”［3］随着农业合作化运动高潮的发展以及发动运动，文化工作中相应地提出文化、放“卫星”的目标任务。到1958年5月，国家甚至提出“配合农业生产，争取全国农村文化”的号召。［4］10月，全国文化行政会议上提出“人人能读书，人人能写诗，人人看电影，人人能唱歌，人人能画画，人人能舞蹈，人人能表演，人人能创作”的目标。这仍是急躁冒进情绪在文化艺术事业中的表现。思想文化运动中的政治批判、上纲上线的做法影响后来文化的发展。新中国成立初期几次重要的思想文化批判运动，共同之处是采用政治批判方式来解决思想文化问题。如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胡乔木就认为：“当时这种批判是非常片面、极端和粗暴的。”［5］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更是把问题简单化为阶级斗争，上纲上线，牵连甚广。1956年文化艺术方面提出“双百”的方针虽有纠偏作用，但1957年整风和反右斗争后，文化上的问题更是被归结为两条路线斗争。［6］1956年国家提出繁荣科学文化的“双百”的方针，但1957年以后，文化建设的主流话语又转向“文化革命”、“技术革命”以及“文化”等。［7］实际上，文化并未带来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这时人们追求的是政治激情的宣泄和主观表达，很难顾及文化的独立性和科学性，看似文化建设的高潮正在到来，实则是经济、政治急躁冒进情绪在文化领域的延续。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建设的高潮并未真正到来。

四、结语

新中国范文篇8

简单说来，所谓科技创新政策，即政府为促进科技创新而采取的各种直接与间接的措施。就新中国科技发展而言，在及至1996年前的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实际上并未制定出独立的科技创新政策，在某种程度上一直是对以往科技政策与实践的延续，通过加强对科技政策、产业政策和经济政策等的协调来促进科技创新活动的。具体是:

(1)科技创新发展目标:从常规变化模式到范式转换—平衡模式。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科技发展政策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其创新发展目标模式上的变化。依据托马斯•库恩的科学进步模式理论，政策变化大致有两种基本模式:一是常规变化模式，即政策在保持基本方向或目标的前提下发展演化，或新旧政策之间保持较大程度上的连续性;二是范式转换—平衡模式，即政策连续过程出现中断或飞跃，新政策取代旧政策［1］。从政策文本上来看，以1996年为分界线，我国科技创新发展目标变化正好经历了这样两种模式。

1)1949年至1995年的常规变化模式:引进创新。在这一科技的历史发展时期，因为我国的国情决定了我国科技发展政策必须是在学习外国的基础上进行赶超和创新，所以是时我国的科技创新发展目标虽几经变化，但总体而言，还都是在保持基本方向不变前提下的发展变化。具体提法主要经历了以下几次转换:新中国成立初期，在科技基础薄弱、科技发展任务紧迫的情况下，采借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成为解决我国科技现代化发展中矛盾的最佳选择。1950年6月14日，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在其《关于中国科学院基本任务的指示》中确立的科学研究方向之一是:“根据近代科学研究发展的趋势，吸收国际进步科学的经验，从事有计划的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以期赶上国际学术水平”。可以说，这既是新中国在成立初期对科学发展的最初部署和政策探索，也是其对科技创新发展之路的最初把握。1958年初至1960年末，在“全面跃进”的口号下，我国科技事业也被带入了“”的快车道，形成了世界上绝无仅有的大规模的“群众性科技网络”。1958年5月，刘少奇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工作报告中，要求“在尽可能地采用世界上最新的技术成就的同时，在全国的城市和农村广泛开展改良工具和革新技术的群众运动”。是时，党和政府为多快好省地发展我国的科技事业，在引进创新的科技发展道路上采取了不切实际的超常跃进政策。1961年至1966年，科技领域根据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制定并实施了《科研工作十四条》及若干政策条例，对科技界“左”的思想进行了有力的纠正，科技政策由此逐步走上了符合我国国情的轨道。在纠“左”的同时，同志对科技发展中的引进创新问题作了进一步的阐述，明确指出:“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2］这在一定程度上为我国科技发展中的引进创新指明了正确的方向。“”爆发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科技领域的赶超政策一度排斥了此前学习外国的正确做法，将学习外国科技错误斥之为“洋奴哲学”、“爬行主义”。此间，这种科技排外政策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纠正，但“左”的科技政策事实上成了“”中党的科技政策的主流，最终使得我国科技政策中的引进创新发生了重大的扭曲。也正由于此，我国科技发展基本被隔离于世界科技发展的潮流之外，赶超政策演变成了空洞的政治口号。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的科技政策重新回到了正确的轨道。1981年4月1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其转发的《关于我国科学技术发展方针的汇报提纲》中，强调“在今后一个时期里，重点应当放在学习、消化、吸收国外先进的、对我国适用的技术成果上”;与之同时，又指出“学习外国同自己的研究和创新必须结合起来，否则就谈不上真正的消化吸收。”可以说，这是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第一次比较系统和比较完整地阐明科技引进和科技创新的关系。

2)1996年至今的范式转换—平衡模式:从引进创新到自主创新。1996年至2005年为范式转换阶段，积极探索科技自主创新。1996年3月，国家经贸委和国家科委分别着手实施技术创新工程，加速形成有利于自主创新的技术进步机制。1998年6月9日，国务院通过了中国科学院关于开展知识创新工程试点工作的汇报提纲，决定由中国科学院先行启动《知识创新工程》，作为国家创新体系的试点。1999年8月20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又颁布实施了《关于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决定》，要求把自主研究开发与引进、消化吸收国外先进技术相结合，防止低水平重复，实现在较高水平上的技术跨越，形成更多的自主知识产权，增强持续创新的能力。2006年至今，为范式平衡阶段，形成了较为稳定的鼓励自主创新的机制。2006年1月9日，同志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决策，是事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大战略决策。建设创新型国家，核心就是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发展科学技术的战略基点，走出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推动科学技术的跨越式发展”。为此，2006年2月9日，国务院在其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简称《纲要》)中，确定了“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的科技工作指导方针，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摆在了全部科技工作的突出位置。此后，为切实贯彻《纲要》的目标，国家又先后出台了一系列配套政策措施，强化知识产权战略和技术标准目标，激励企业走出一条技术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自主创新之路。

(2)科技创新发展方式:内涵式发展为主，形成科技创新的整体合力。从科技政策文本上来看，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科技创新一直主张走内涵式发展的道路，注重发挥企业、国家科研机构和大学在科技创新中的核心作用，通过激发全社会的创新活力，进而形成我国科技创新的整体合力。1956年，同志在代表党中央所做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提出了我国赶超世界先进科学水平的主要途径，具体包括:派人去苏联学习，聘请苏联专家，向外国专家学习;集中最优秀的科学力量和大学毕业生到科研方面;把科学院作为“火车头”，同时加强高校的科研力量;政府各部门加强科研工作;重视应用;等等。这些具体的科技政策体现了建国之初党对科技创新内涵式发展的战略追求。在“”的高潮中，党对科技发展贯彻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提倡专家和群众相结合、土洋结合，用群众运动的方式大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及至1964年，又提出科技发展必须做到三方面的结合，即“学习外国必须同独创精神相结合。采取新技术必须同群众性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相结合。必须实行科学研究、教学同生产相结合”［3］，力图通过开展轰轰烈烈的群众性革命运动来实现对世界先进技术的赶超。“”时期，在极“左”思潮的支配下，宣扬开门搞科研，坚持科研要以工人、农民为主体，实行两个“三结合”，即工农群众、革命领导干部和科学技术人员三结合，科研、生产和使用三结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迎来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历史的新时期。1980年，邓小平同志在听取国家科委的工作汇报时，明确提出必须把经济、社会发展计划和科技发展计划结合起来，克服它们之间相互脱节的毛病［4］。在这一讲话精神指导下，国家将全国科技工作部署为直接为振兴国民经济服务、跟踪和发展高新技术及其产业和加强基础研究与应用基础研究三个层次。1995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其的《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中提出我国科技工作的基本方针是:“坚持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发展，努力攀登科学技术高峰。”这一方针深化了我国科技创新内涵式发展的理论。及至新的世纪，同志在2006年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的讲话中又指出:“要继续推进科技体制改革，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充分发挥市场在科技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充分发挥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作用，充分发挥国家科研机构的骨干和引领作用，充分发挥大学的基础和生力军作用，进一步形成科技创新的整体合力，为建设创新型国家提供良好的制度保障。”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第一次对我国科技创新内涵式发展进行的系统阐述。

2新中国科技创新政策的实施效果评析

科技创新是一个国家科技事业发展的关键，是保持一个国家科技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源泉。在我国科技创新政策的制定、贯彻和落实过程中，只有兼顾好科技创新发展的速度、质量和效益三者之间的平衡，处理好科技发展与经济建设之间的关系，才能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科技创新发展之路;否则，我国科技创新发展之路就会出现曲折。这已为新中国科技创新政策实施的历史所应证。科技政策的作用通常是通过价值导向、相关政策渗透或直接的政策指向来实现的。新中国在计划经济时代，科技领域贯彻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战略方针，旨在通过高度集中的国家计划实施科技的“赶超”战略，即在一个较短的时间内赶上乃至超过发达国家的先进科技水平。对于这一包含科技创新内容的科技政策的得失，用辩证法一分为二的观点来看或许是比较恰当的。客观讲，基于当时的国际环境和中国的科技现实状况，这样一个科技“赶超”战略的形成和实施，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因为在科技资源少、国力有限和国际封锁的特定历史条件下，优先发展国防工业、重工业及尖端技术的科技发展战略，使我国在很短的时间内便取得了许多令人瞩目的重大成就，从而为此后我国的科技创新奠定了基础。以“一五”期间为例，在苏联援建我国156项重点工程的同时，我国还从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引进了5000多项科学技术成就，并积极与苏联科研技术部门合作，共同进行了122项重大科学技术研究。至此，我国一系列新兴技术从无到有地发展起来，极大地缩短了与世界科技先进水平的差距，开始走上现代化的道路。在国内局势发生变化尤其是中苏关系恶化后，作为一种回应，我国在科技引进创新的发展道路上开始提倡“自力更生”的科技发展战略，并由此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科学研究成果和技术发明，如“两弹”的研制、卫星上天、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结晶、陆相成油理论等。“两弹一星”的研制成功，不仅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地位，而且以局部领域的优势带动了我国高技术产业的建立和发展。

但毋庸讳言，就总体而言，因是时我国科技发展的主要目标是“集中力量办大事”，其最终的科技创新绩效是差强人意的。这集中反映在造成了科技与经济的严重脱节，出现了发展中的“两张皮”的现象，极大地束缚了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发挥［5］。是时，由于党和政府的科技创新政策还比较模糊，且多属微观的管理，没有一套具体而又完整系统的科技创新政策，政策执行过程中存在着明显的偏差，以致我国科技创新的成果不仅比较零散，而且创造性的研究工作也比较少，尤其是十年的发生，背离了科学精神，使我国与世界科技水平的差距进一步拉大，科技人才出现了断层，中国科技事业的发展遭到严重的挫折。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的召开，标志着中国科学技术事业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发展时期。我国政府通过深化经济体制、科技体制和教育体制的配套改革推进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倡导自主研究开发与引进、消化吸收国外先进技术相结合，形成了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具有竞争优势的高新技术企业。《八年科学计划》实施的结果是，1980年至1985年，重大科研成果有37722项，平均每年6287项，其中有些已接近或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甚至有些还处于领先地位。“863”计划的实施，则把我国推到了世界高科技竞争的起跑线上。据有关资料显示，该计划实施“10年来，在前5个领域共取得研究成果1200多项，其中540多项达到国际水平，567项获国家或部委级奖励，获奖率是45．6%，获国内外专利244项。对36项关键技术的评估分析，60%已进入或接近国际先进水平，11%达到或保持了国际领先水平，缩小了同国外先进水平的差距”［6］，即取得了一大批具有世界水平的创新成果，突破并掌握了一批关键技术，极大地推动了我国高技术及其产业的发展。1998年洛桑国际管理开发研究院公布的《国际竞争力报告》显示，中国科技竞争力已从1997年的第20位上升到第13位。据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2011年12月2日在北京的中国科技论文统计结果显示:2001年至2011年(截至2011年11月1日)我国科技人员共83.63万篇，排在世界第2位，比2010年统计时上升2位;论文共被引用519.14万次，排在世界第7位，比2010年统计时上升1位;2010年，中国在顶尖学术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数量大幅上升到5203篇，排在世界第2位。

在推动科技创新的同时，20世纪80年代以来，促进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化的“火炬计划”的实施也成效显著。在1995—2006年间，中国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从1.78%增加到4.77%，而占制造业增加值的比重则从6.2%增加到13.9%，增加幅度都超过了1倍，年平均增长率都接近于20%，高新技术产业已经成为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产业。这些数据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经过多年的市场化改革，科技与经济的结合变得更加紧密，科技创新已经成为推动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源泉。但与之同时，我们也应看到，我国这一时期的科技创新政策在具体实施中也暴露出了一些不足之处。以《八年科学计划》为例，因其规划指标过高，研究项目设置侧重于在科技前沿做出有国际水平的独创成就，对学习、消化吸收国外业已成熟的技术重视不够。为更加切合实际，我国政府在1982年不得不作出必要的调整，确定在第六个五年计划期间完成38项重点攻关项目。引进技术进行消化吸收创新是技术进步的一个捷径，但我国长期以来重引进、轻消化吸收再创新，关键技术自给率低，以技术创新为核心竞争力的企业还比较少。根据2004年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据显示，我国用于引进技术的资金和对引进技术进行消化吸收再创新的资金投入比例只有1∶0.07。我国这点用于消化吸收的费用，只能用来解释图纸以及对引进技术的效果做点验证，保证引进的设备可以使用，不可能做到吃透、消化，更不可能创新，以致陷入了引进、落后、再引进、再落后的恶性循环，长期以来形不成有自主产权的技术和产品，自然也就缺乏核心竞争力。有研究报告认为，2004年中国科技创新能力在世界49个主要国家(占世界GDP总额的92%)中位居第28位，处于中等水平［7］。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专利申请量和授予量虽已大幅度增加，但却是以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为主，对技术发展具有核心作用的发明专利明显不足。我国的科技论文数量虽不断攀升，已经位居世界前列，但引用率低。在1995年至2004年间，我国科学论文被引频次排在世界第14位，篇均被引频次也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从研发强度来看，虽然经过多年的市场化改革，科技与经济的结合变得更加紧密，科技已成为推动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源泉，但投资不足的问题仍很严重。2006年，中国的研发强度，即R＆D经费支出占GDP的比重只有1.62%，与《纲要》中设定的2.5%的目标还有相当大的差距。据国家统计局的资料显示，在我国的大中型企业里，2003年技术开发投入只占销售比例的0.75%，2/3的企业没有自己的科研开发机构，3/4的企业没有科研开发活动。

3新中国科技创新政策推进的路径选择

科技创新是一项具有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的系统工程。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科技创新的发展紧紧依托科技创新政策而不断向前推进。通过上述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科技创新政策的文本与实施效果的分析，可以看出我国科技的创新能力与经济发展水平仍然极不相称，科技创新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瓶颈已成为不争的事实。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的科技资源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稀缺的，而为了实现经济赶超的目标，建设一个高效的科技创新体系就显得非常重要。当前，我国科技创新的发展不仅对科技创新政策内容(科技创新政策客体)，而且对科技创新政策主体和科技创新决策过程都有着深切的创新诉求。一是从科技创新政策主体角度来看，应改变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单向度的中央政府选择模式，实现科技创新政策活动主体的多元化。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央政府机构掌握和支配着所有科技创新资源和要素，各微观主体严格隶属于各级政府和主管部门，并因缺乏对各种科技创新资源和要素的支配权失去了创新的自由度，最终酿成、延展成所谓科技创新的行政极权模式。在这种科技创新行政极权的政策选择模式中，科技的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产生了严重的裂变，认为科技创新行政极权的政策选择高于科技创新的自身逻辑性，即以行政计划取代科技创新的内在逻辑与发展规律，否认科技研究者的自主性和自由性，国家要素成为科技发展的刚性，科技研究丧失殆尽了其应有的发展弹性。这种单向度的中央政府选择模式的深层究因，主要在于其受制于计划经济的束缚，并认为市场处于完全失灵状态。在这种科技创新政策单向度的中央政府选择模式下，其利益博弈的结果是，中央政府作为宏观管理者，在保证科技发展满足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需要、考虑我国科学技术力量的现状及其可能的发展速度的同时，力图实现科技事业质量、结构和效益的协同发展。至于作为科技事业发展相关利益者的地方政府和企业、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由于缺乏影响科技创新政策制定的途径，只能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在自身权力范围内确保自我利益的最大化，最终自然导致相对较差的科技创新绩效。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完善以及利益多元化格局的形成和发展，客观上要求科技体制也相应进行改革。随着我国科技体制改革由1978年以来的试点和自发探索过渡到政府推动下的全面展开，政府管理科技的权力在不断进行解构和重组，“自下而上”的科技创新政策要求日益增多，科技创新政策活动的主体也由此走向多元化。因此，今后我国科技创新政策推进的路径之一，就是改变单向度的中央政府选择模式，实现科技创新政策活动主体的多元化。通过分权改革、下放权利，使得各级政府和企业、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等与科技创新利益相关者都能通过多种途径直接或间接地参与科技创新政策的制定、执行、评估和监控，只有这样才能使不同权力主体之间的权力博弈趋向平衡，最终实现科技创新政策的有效性。二是从科技创新政策客体角度来看，应从注重单项科技创新转变为更加强调各种技术的集成创新，突出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的科技创新发展模式。当今世界科技发展呈现出的态势是:你不上，别人就上了。正因如此，世界各主要国家几乎都把促进科技创新作为国家科技发展的基本战略，中国科技发展同样也面临着自主创新方面的巨大压力。归结起来，我国科技自主创新可分为三个层面或三种类型:以获取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为诉求的原始创新;将多种相关技术有机融合，形成新产品、新产业的集成创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8］。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发展时期，我国包含科技创新内容在内的科技发展规划比较注重单项技术创新，而忽视集成技术创新，特别是无形的综合型集成技术创新。这虽是科技创新的必经阶段，但单项技术的研究创新由于缺乏优化组合与集成，事实上很难形成有市场竞争力的产品或产业，往往成果鉴定验收后就被束之高阁。这是因为技术本身固有的承接特性和关联特性，使得单项技术的研究创新难以形成力量，如果通过整合形成一个核心能力，则会产生更大的效果。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市场换不来、花钱买不到的，要提高中国科技的国际竞争力，科技创新能力是决定性因素。我国要实现从科技大国向科技强国的重大转变，提高科技自主创新能力也是必然的选择。至于是以原始创新、集成创新还是以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作为工作重点，要根据国家、区域、行业或企业的具体科技生态环境而定，不能一刀切，即必须坚持从实际出发，注重发挥比较优势，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产学研相结合的科技自主创新之路。三是从科技创新政策的决策过程来看，应去除经验决策的主观随意性，切实加强科技宏观管理的统筹协调，进一步提高科技创新政策的科学化水平。

新中国范文篇9

二十五年前。

连克千重关,

群力奋战君当先。

捷音频年传。

蔑视核讹诈,

华夏创新篇。

君视名利如粪土，

许身国威壮河山。

哀君早辞世,

功勋泽人间。”

前国务委员张爱萍同志所作的这首悼词,形象地概括了一个把自己整个身心都献给我国原子弹、氢弹事业的优秀共产党员的光辉一生。他,就是邓稼先。

“娃娃博士”

解放前,邓稼先从昆明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毕业后,远涉重洋到了美国。他在印第安那州普都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留校任教。1950年的春天,当新中国诞生的消息传到大洋彼岸时，这位年轻的博士仿佛听到了母亲的召唤,他的心情再也无法平静,下定决心要回到祖国的怀抱去。就在这一年,邓稼先同200多位热爱祖国的中国留学生一起,克服千难万险,冲破重重阻挠,胜利地回到了祖国。当他出现在钱三强、彭恒武、王淦昌等刚从欧美各国归来的前辈物理学家面前时,年仅27岁。大家都为初创的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增添了新生力量而感到高兴,并亲昵地称他为“娃娃博士”。几年里,邓稼先和老科学家们一起艰苦创业,新中国第一所近代物理的研究机构渐渐壮大起来。

1958年的初春,在核工业部部长的办公室里,邓稼先接受了一项特别任务,点燃中国的第一枚原子弹。面对这项艰巨、光荣、关系重大的任务,他不免有些惶恐、不安,说：“呵,研制原子弹,我能行吗?”“能行,想想吧,这件事关系到祖国的安危,你一定能干好。”邓稼先面对的是首长充满信任的目光。

这天晚上,邓稼先回到家里彻夜不眠。他忘不了旧中国那屈辱的历史,从鸦片战争到八年抗战,中华民族之所以会经受百年的欺凌,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自己落后!当侵略者用枪炮瞄准我们胸膛的时候,我们却只能用大刀和长矛去抵抗!这是一个多么可悲的对比啊!如今,有人又在搞核恐怖、核讹诈，企图以此来威胁我们。只有打破核垄断、研制出中国自己的原子弹,才能长新中国的威风和志气,人民才能过上幸福安宁的生活。这无疑是一副历史重任。他感到心情异常沉重,庄严的历史责任感油然而生。他坚定地对妻子说:“我要调动工作以后家里的事我就不能管了,我的生命就献给未来的工作了，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生就过得有意义，就是为它死了也值得。”妻子许鹿希给予他极大的支持和安慰。

从这一天起,邓稼先作为一个在国内外崭露头角的优秀青年物理学家便销声匿迹了。

走中国人自己的路.

邓稼先走进了筹建中的核武器研究设计院。这时,所谓的核武器研究设计院,还只是一片庄稼地,科研人员也寥寥无几,长达百余天的时间里,邓稼先奔波于北京的高等学府,亲自为国家挑选了第一批研制原子弹的精兵。当时,西方一些国家正对我国实行严密封锁,并嘲笑我们“在原子的领域里,中国人的大脑还是真空。”而邓稼先回答说:“天底下的路都是从无到有走出来的,我们是中国人,要走的只能是中国人自己的路。”因此,着眼于我国核事业的未来,邓稼先特别重视对年轻大学生的培养。

对28位新毕业的大学生来说,邓稼先既是领导,又是老师、朋友。中国人从未造过原子弹,一切都要从头开始。邓稼先常常是自己先读书,然后一面备课,一面讲课。他帮助大学生们选择学习材料,确定研究方向。碰到困难的问题,他和大家一起探讨。有时,为了弄清一个新问题,他常常彻夜不眠,第二天早上用冷水浇浇头,然后又出现在讲台上。

邓稼先凭着自己敏锐的洞察力,感觉到国际关系中正在发生一些微妙的变化。他在向年轻人教授理论知识的同时特别督促他们要想方设法,尽可能地向外国专家多学习一些技术。与此同时,他作为原子弹理论设计的负责人,开始考虑制定自己研制原子弹的具体计划。

邓稼先一直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1960年的一天,当时的二机部副部长刘杰把邓稼先找去,对他说:“你要有思想准备,原子弹的理论设计要自己干。”不久,苏联单方面撕毁协议,苏联专家一批批撤离了中国。这样,邓稼先和他的战友们走上了自力更生制造原子弹的艰难历程。

神州升起蘑菇云

外来的压力,简陋的设备,使原子弹的研制工作遇到了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但是,经过近两年的努力,邓稼先所领导的研究集体终于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理论计算的轮廓勾划出来了。接着,他们又打响了向原子弹堡垒进攻的第一战役,在中国式的计算机上,模拟了原子弹爆炸的全过程。这是一个重要的历史开端,然而所用的设备只是几台手摇、电动式计算机,外加一些算盘而已。

没有大型计算机也能模拟原子弹的爆炸,听起来似乎有些不可思议。但是,奇迹就是这么创造出来了。邓稼先和他的助手们,凭借简单的计算设备,夜以继日地苦战,他们在爆炸力学、中子输运、核反应、中子物理、高温高压下物质的性质等一系列关键问题上,各种数据都搞得准确扎实,不放过每一个细小的疑点。一次,为了把一个问题弄个水落石出,邓稼先带领十几个年轻人一天三班倒,用四台手摇计算机日夜兼程地算了九次。他们靠过细的工作、苦战的精神,不仅弄清了原子弹爆炸的全过程,掌握了规律,还纠正了过去苏联专家计算中的错误结论。

这一成绩的取得来之不易。当时,正值我国经济困难时期,每人每月只定量供应二两肉、半斤点心……。很多单位不得不用“劳逸结合”的办法来对付由于营养不良而造成的浮肿病。然而,此时此刻,邓稼先和他的战友们却在没日没夜地奋战。他身先士卒,常常在办公室里和衣而卧,急切地等待着一个个即将出来的数据。为了以最快的速度研制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邓稼先将自己完全置之度外,他的全部精力都集中在工作上,脑子里装的全是原子弹,甚至走在路上,他的脑子里还在思考,以至于有一次连人带自行车掉到路边的沟里。

成功的开始,给了邓稼先极大的宽慰,增强了人们对研制原子弹的信心和决心。1960年年底,研究设计院已经拥有了130多人,研制原子弹的队伍迅速地扩大了。

为了确立我国原子弹制造技术的理论基础,使研制工作充满活力和后劲,邓稼先在征求有关专家的意见之后又做出一项重大决策,即组建一个高级理论班子。在中央领导和科学家们的支持下,一个由8位著名科学家组成的理论班子诞生了。邓稼先担任主任,担任第一副主任的,就是著名的物理学家周光召。这个理论班子的建立,使原子理论研究工作很快向前跨进了一大步。

周光召从理论上进一步证实了邓稼先经过9次计算得出的结论的正确性。接着,他又带领力学组的同志们,在以前的工作基础上,圆满地解决了原子弹内部的所有关键的力学问题,使整个原子弹的研制工作有了较大的进展。与此同时,另外两位流体力学和造诣很深的数学专家密切合作,率领一部分同志奋力攻关,又成功地解决了不定向流体力学的计算方法问题。

邓稼先自己则亲自主持高温高压下物理状态的研究,并负责解决有关的理论计算系统。这是一项难度相当大的研究任务。当时,我国没有条件像一些工业发达国家那样,在高级实验室里逼真地模拟出原子弹爆炸的状态,以检验计算系统的正确性。邓稼先和他的同伴们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条件,从能够模拟的环境和条件开始,创造了一套中国式的外推法,摆脱了当时的困境。后来,专家们将外推结果与外国同类试验的数据进行对照,结果吻合,完全正确。

邓稼先的战友们不止一次地对记者说,老邓不仅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更是这个庞大的系统工程的出色组织者和指挥家。他面对的是一群个性都十分突出的科技专家,这里面既有同时代的伙伴,也有隔代的青年学生;既有熟悉的朋友,也有观点各异的同事。然而邓稼先用一颗朴实、真诚的心,把大家组织在一起,共使一股劲,攀登通天塔。

1963年,我国的第一颗原子弹理论方案诞生了,根据这一方案进行的一系列冷试验,均获得了完全的成功。

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时,蓦地一声巨响,浩瀚的戈壁滩上冉冉升起了烈焰翻滚的蘑菇状烟云。那包含着我国科学家智慧和力量的神奇之火,终于点燃了!那腾空而起的奇特烟云向人们宣告:中国人任人欺凌的时代结束了!

再攀新高峰

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之后,邓稼先激动的心情还没有平静下来,一件难度更大的工作又落在了他和其他科研人员的肩上一一研制氢弹。

不言而喻,这又是一件需要付出艰巨劳动的工作,是一次更加艰难的进军。形象地说,原子弹是用中子做火柴点燃裂变材料,而氢弹则是以原子弹当火柴去点燃裂变材料。邓稼先作为组织研制氢弹的理论设计负责人,遇到的困难是不难想象的。他与一大批直接参与研制工作的科学家们,付出了一般人难以想象的巨大代价。

早在1963年第一颗原子弹理论取得完全突破的时候,一个多途径探索氢弹奥秘的科研班子,已经在邓稼先及其富有远见的同伴们的共同决策下组成了。他们以多途径探索为宗旨,寻找着氢弹研制的突破口。

1965年,从上海传来了振奋人心的消息。研究原子弹高级理论班子中的一位科学家率领的研究小组,摸索到了一条能够通向目的地的小路。得到消息,邓稼先立即飞往上海,做了充分的调查研究之后,又与这位科学家一同飞到西北试验场,向正在那里视察工作的核工业部部长刘西尧作了紧急汇报。在邓稼先的参谋和决策的基础上,刘部长作出了立即按有关方案组织进行理论冷试验的决定。

理论冷试验获得成功。中国的科学家们以惊人的速度,摸到了打开氢弹奥秘之门的门环。

邓稼先当机立断,结束多途径探索,集中力量共同攻关。

最优秀的科研人员集中起来了。在邓稼先的领导之下,他们正准备大展鸿图的时候,动乱的风暴突然袭来。一些功勋显赫的科学家、负责人被打倒,或者靠边站。人心散了,正常的工作秩序打乱了。邓稼先焦急、迷惘,但他心里想的,还是怎样尽快地把氢弹搞出来。

这期间,他的妻子被揪斗,儿女去农村插队,邓稼先忍受着沉重的精神压力,依然在崎岖的科学之路上不懈地攀登,他的信念始终不曾动摇。令人庆幸的是,邓稼先身边的科研人员都十分了解自己的院长。他们热爱他、尊敬他,尽管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得轰轰烈烈,可这里,没有一个人贴邓稼先的大字报。

行政命令不起作用了,怎么办?邓稼先在琢磨把大家重新组织起来继续攻关的办法。

那时,法国也在准备爆炸氢弹。一些科研人员听到这个消息后,心情焦虑,他们找到邓稼先,提出,一定要赶在法国人之前爆炸我们的第一颗氢弹。邓稼先当即对他们的建议表示支持,并向部领导作了汇报。他把“赶在法国人之前”作为口号,召开了全院动员大会。共同的目标,像一股神奇的力量,把当时已经有些散乱的力量又重新凝聚在一起了,大家全力以赴地投入了研制氢弹的攻坚战。

邓稼先不仅是个优秀的科学家,同时,具备卓越的管理才能。他在科研人员中有着惊人的凝聚力。即使在动乱的年月里,为解决氢弹爆炸最后阶段的几个课题,陷入派性斗争的几方人士,竟能心平气和地坐在一起,研究、讨论,为邓稼先出主意、想办法。

1967年6月,摆脱了“”动乱的重重干扰,我国的第一枚氢弹,终于抢在法国人之前,在我国的西北地区上空爆炸了。

这是中国人创造的又一个奇迹!从原子弹到氢弹,美国用了7年的时间,苏联用了5年,法国用了8年,而我们,只用了2年8个月。

“精忠报国”忘我情

邓稼先是一个经历过旧中国的知识分子。“七？七事变”之后,邓稼先曾和老师、同学一起渡过了一段颠沛流离的流亡生活。他深切地体验过一个没有自卫能力的国家,人民任人宰割的辛酸和痛楚。他深深懂得,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浴血奋战,建立了我们的新中国,中国人从此才有了自己的尊严。中国人要想不再受屈辱,不但要具有雄厚的经济实力,还必须建设强大的国防。为此,他把自己的命运与祖国的国防事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时候,把个人的一切都置之度外。

他忘我地工作。每一次新的战略核武器研制的重大突破,每一次里程碑式的试验的成功,都和邓稼先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在特种材料加工的车间里,在爆轰物理实验场和风雪弥漫的荒原上,一年到头,他风尘仆仆地四处奔波,哪里有困难,他就到哪里去,哪个工作岗位最危险,他就出现在哪里。

冬去春来,年复一年,他带领奋战在核试验研究第一线的科技人员忘我地工作,过了整整十年的单身生活。他经历了无数次失败的风险和成功的欢乐。大戈壁的风霜刀剑,染白了他的鬓发,在他的脸上刻下了深深的皱纹。

在中国已经进行的核试验中,邓稼先亲自现场指挥的就有15次。有一年,一个月之内,他从工厂到试验现场,在几千公里的范围内往返两次!常常是下了飞机就工作,一天只睡三四个小时,甚至通宵达旦。有时,刚睡下,电话铃一响,起来穿上衣服就走。

长年累月的紧张工作,使他的健康状况愈来愈差,曾多次晕倒在试验现场,而他自己却全然不顾。1984年的冬天,一次核试验将要开始。邓稼先从帐篷步行去试验场。他步履艰难地在雪地上走着,突然走不动了,他对走在前面的两位同志说:“请你们架我一下,架我一下。”说完,就气喘吁吁地趴在这两位同志的肩上,被他们架到了试验场。原来,在这之前,他已连续多日腹泄,体力不支。他患有低血糖病,常常是虚脱了,吃几块糖,喝口水,又继续工作。有时,巨大的成功,也能使他因承受不住极度的兴奋而昏倒在地。

邓稼先的战友们还清楚地记得,一次地下核试验马上就要开始了,试验场上的千军万马在等待着庄严的“零”时的到来,核装置徐徐下井,各种测试仪器一齐开动,紧张地监测着各种数据是否正常。当核装置下到深处时,科研人员突然发现有一个信号检测不到了。

“怎么办呢?”科研人员都回到了帐篷里,大家商量了许多办法。有人主张把核装置从井上提起来,拉回厂里检查原因;有的认为这样做危险性太大,不如就地解决问题后继续下井。大家从深夜一直讨论到天亮。最后,邓稼先比较了各方面意见,决定在现场采取妥善办法排除故障。他跟其他同志一同来到井口附近,亲自参加研究和寻找解决的办法。当时,戈壁滩上风沙呼啸,寒风刺骨,气温低达零下三十多度。同志们见他实在太疲倦了,劝他休息一下,但他说:“不,这里就是战场,我不能走!”直到故障排除后,他才与大家一起离开井口。

试验成功了!在庆祝会上,他由于过度的紧张和劳累,加上几天吃不好饭,又一次地在同志们的面前倒下了。在场的人赶紧扶住他,医生赶来一量血压竟是零。“邓院长!邓院长!”大家呼唤着他,他仍然昏迷不醒。医生们整整抢救了一夜,邓稼先才睁开了眼睛。

苏醒后,他问的第一件事就是:核爆试验的测试结果组怎样?各种数据都拿到没有?他就是这样,心中从来没有自己，体力稍稍恢复就又投入了紧张的工作之中。

邓稼先具有严谨、朴实的工作作风,在重大的指挥决策中,从未出现过失误。这除了由于他具有渊博的学识、扎实雄厚的根底之外,坚持深入基层、深入实际、善于调查研究、工作精益求精,是他获得成功的又一个秘诀。他对于每一次试验,都不仅仅是在上面指挥,而是从设计方案、试制生产到爆炸试验,一直跟踪到底,始终坚持在第一线。他对工作精益求精的态度,令人既感动又钦佩。在他的案头,各种试验的数据资料码了有一尺多高。他主持的设计,每一个数据都经过精确计算,有疑虑的地方更是要反复多次地计算,直至准确无误。

他认真、严谨的科学态度使周围的科研人员深受教育。邓稼先就是以这种兢兢业业、精益求精的精神,做到了有备无患,万无一失,从而保证了一次次试验的成功。

他具有生活简朴的奋斗者本色。邓稼先有着非常强烈的事业心,但是,他对生活的要求却很简单。他从不利用职务之便,为自己谋取任何私利。按规定,他可以要小车,但他上下班却时常是骑自行车。只有在赶着去开会或办事时,为了不耽误时间,他才坐车。他对车子是从不挑剔的,无论是轿车还是吉普车，甚至在找不到车子时，坐大卡车他也全不在乎。

邓稼先的大半生完全献给了核事业,他长年不能与家人一同生活,但他从不向组织提任何要求。他的妻子是一位病理解剖教授,工作十分繁忙,没有更多的时间料理家务。孩子们小小的年纪就学会了自己照料自己,自己动手做家务,自己管理自己。小儿子为爸爸炒的洋白菜尽管带着没有洗净的泥沙,但邓稼先却吃得津津有味。不能与家人共同生活,邓稼先对妻子、对孩子始终怀有深深的歉意。为了使祖国的国防早日强大起来,邓稼先及他的亲人们默默地忍受了个人的痛苦,做出了巨大的牺牲。

有一次,他在杭州参加一个会议,有人问他:“老邓,凭你的水平和资历,你完全可以把日子过舒坦一点,到国内国外讲讲学,游览一下名胜。你为什么选择了这样一条路,甘心在如此艰苦的岗位上工作呢?”

新中国范文篇10

“映丽，你好。父亲很想念你。”看到这条短信，我的心中五味杂陈，有高兴，有感动，也有伤怀。高兴的是一直拒绝让我给他买手机的父亲居然会发短信了，这样我们的交流更加方便，也能省不少话费了。感动的是父亲竟然给我发了这样一条短信，不善言辞的他是在怎样的心境下，给远在他乡的小女儿按下那一个个小按钮的呢？伤怀的是父亲老了，岁月的流逝使他更加渴望亲情。我忍住几欲夺眶而出的泪水，给父亲回复：“爸爸，我也好想你和妈妈。”而后又回复一条：“我在这里一切都好，你和妈妈要注意身体。”发完后不久，收到了只有四个字的回复“我的闺女”。看着这四个字，我只想大哭一场。后来，在和母亲的谈话中，我得知，文中开头的文字是父亲学会发短信后发出的第一条短信。我的泪再也忍不住，顺着眼角流下来。

我最初离开家乡时，打电话得先打到村里的小卖部，然后由小卖部的张嫂去喊家人。一来一回浪费不少时间，父亲每每不舍，总是斥责我乱花钱。后来，邻居们渐渐地安上了固定电话，由于我们家的邻里关系很好，父亲觉得去别人家接就行了，走不了两步路，用不着装电话。直到我参加了工作，挣钱了，手机渐渐成了人人都有的东西，他还是一再推阻，不让我给他买手机，怕我花钱。我硬是给他买了一部。因为我知道，父母越来越需要听到我的声音，而我也真的很想经常听到他们的声音。

父亲拿到手机后，掩饰不住喜悦，翻来覆去地研究，嘴里喃喃地说：“这个小玩意儿真神奇，再远的地方都能通话。比我年轻的时候好多了。”年轻时候的父亲，曾经一度为写信苦恼。我7岁那年，母亲要去照顾远在大连生了重病的大舅，父母两个人联系只能靠写信。这可把文化水平不高的父母难坏了，很多心里话不知道从何说起，也不好意思让人。信还是写了好几封的，但是不知道是他们自己销毁了，还是藏得太严实，我一直没有看到过。说起那时候写信的情景，父亲笑了，说：“这也比你爷爷那时候好得多。”

爷爷是新中国成立前出生的人，16岁时就远离家乡。思念故乡时，他就会托回来的老乡捎口信，但是回家的同乡真是不多。不识字的爷爷就找人写家书。结果前十几次，次次都是“一切安好，勿念。”后来，居然次次都是“奶奶、大叔、二叔、大婶、二婶、大哥、二哥、大嫂、二嫂、大侄子、小侄女……都好吧？”开头把家中所有人物都问个遍，甚至连牲口和鸡狗都捎带上了，最后以“我在这里一切都好，不要牵挂”作为结尾，而实质性话语却没有几句。这让收到信的老奶奶总是忍不住埋怨：“好歹也是花钱买了邮票的，咋就不多写几个字呢？”后来爷爷回了老家一趟，大伙儿才知道，这是爷爷不舍得花钱请师傅，转而请识字不多的工友写的。前后换了两个人，故而就是两种不同的格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