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生态法治思想理论价值

摘要:邓小平生态法治思想蕴含在邓小平理论中，对生态法治的生态意识文明、生态行为文明、生态制度文明做出重要论述，指引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建设。把握其当代价值，对于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关键词:邓小平;生态法治思想;现实启示

一、邓小平生态法治思想提出背景

邓小平高度重视生态发展，对生态发展提出过一系列的意见和看法，这些意见和看法构成了他特有的生态发展观，其中，生态法治思想是现阶段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思想的理论源泉。邓小平的生态法治思想来源于对当时国际、国内环境的深刻认识和对中国国情的实践总结，是在长期的社会主义道路建设中逐步形成的科学的理论。(一)环境恶化，污染严重。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工业发展迅速，工厂数量增多，废水废气排放增多，汽车尾气，生活垃圾也增多。国家把主要的精力都放在发展经济上，忽视了对废水废气、生活垃圾的清理，致使二氧化碳的排放引起温室效应，臭氧层破坏引起全球变暖海平面上升，空气污染造成雾霾现象严峻，水污染引起赤潮现象和水资源短缺，土地污染造成耕地面积减少等一系列环境污染等问题。这些事实引起了邓小平的高度重视，把生态环保放在突出位置。邓小平意识到环境污染的严峻性，他认为要避免“穿新鞋，走老路”，工业建设应走综合开发、循环利用的生态之路。在邓小平的推动下，1979年9月，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环境保护法(试行)》。1982年，《宪法》明确把环境保护列入其中，规定:“国家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1］(二)水土流失，异常严峻。改革开放前，乱砍滥伐现象比较严重，森林资源遭到严重破坏，水土流失、土地沙化等自然灾害频繁。耕地减少，农业发展势必受到影响。严重的水土流失造成大量的贫困人口，这些人口为了生存，过度开发利用土地，从而导致更加严重的水土流失，形成一种恶性循环。为了发展经济，毁林毁草开荒，乱采滥挖，草原过度放牧，植被遭到严重破坏，生态环境日益恶化，造成土地沙化面积不断扩大。邓小平认为，这些与森林的过度砍伐、过度放牧有关，所以应当控制砍伐数量，并积极开展植树造林活动，严禁过度放牧，退耕还林还草。1979年2月，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通过了将每年的3月12日定为植树节的决议，全民义务植树活动全面推广。之后出台了一系列有关环境保护的法律，用以保护生态环境。(三)人口问题，矛盾突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人口数量不断增加，环境与资源的压力也随之加大，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由人口基数大所引发的资源环境问题更加凸显。由于我国人口不断增长，环境破坏，人均资源占有量少之又少，出现资源短缺，耕地不足，给我国的资源环境带来压力。邓小平意识到保护生态环境除了要发展新型工业化道路、植树造林以外，还要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邓小平说，“我们要大力加强计划生育工作”［2］，“应该立些法，限制人口增长”［3］。在邓小平的主持下，1982年，计划生育被列为基本国策，并写入新修改的《宪法》，规定:“夫妻双方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4］改革开放以来，在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引下，邓小平对中国共产党已有的生态观进行科学总结，同时结合新时期我国社会发展实践，提出一系列关于生态发展的主张，并从国际、国内环境变化的角度出发，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对中国的环境、国情进行深刻的分析研究，提出生态法治的思想，建设并发展社会主义道路。

二、邓小平生态法治思想主要内容

(一)邓小平生态法治意识。意识是一个人的灵魂，人只有在意识的支配下才能进行活动和做出行为，而生态法治意识建设则就是生态法治建设的灵魂。生态法治建设已经深深地融入邓小平理论的精髓中，要想充分发挥民众在生态法治建设中的作用，则要首先对民众进行生态法治教育，这种教育是伴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发展而发展的。在邓小平的著作中，他强调要对生态法治进行宣传教育，进行生态法治的普法教育，提高民众的生态法治意识，他自己也经常投身到生态环境的保护事业中。1980年12月25日，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再次强调:“有关地方、有关部门对这些单位的干部和工人，除了安排他们轮流从事一些生产劳动，例如植树造林、修路、修水利、搞市政建设和卫生设施之外，主要应该有计划地、认真地对他们进行正规培训，提高所有受训干部、工人的政治觉悟和业务能力，并且经过考核，从中发现和选拔优秀人才。”［5］正是在这种思想意识形态的指导下，全国上下高度重视生态法治意识形态的宣传和教育，特别是利用手机移动终端、传统媒体、网络平台等传播工具进行广泛宣传科学发展观和可持续发展、生态法治意识形态，倡导节能环保、低碳生活、绿色消费形成良好的生态法治的氛围，建立节俭环保光荣、浪费破坏可耻的社会道德风尚，营造生态法治意识建设的社会氛围。教导广大人民群众树立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生态法治意识，树立正确的生活观、消费观、节约观、生态观、法制观，进一步强化人民保护生态环境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二)邓小平生态法治行为。邓小平生态法治行为主要体现在他对生态文明主体的准确把握，从政府、企业、民众等三个方面进行论述。在这三个方面中，邓小平尤其强调政府的行为在生态法治建设中起到的引领和主导作用，邓小平早在1983年第二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中就曾提出环境保护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建立以环境保护为核心的三大战略方针和三大环境保护政策。同时在邓小平的著作中也特别强调了企业在节约能源和保护环境中的作用。邓小平提出在企业提高质量的同时应最大限度地节约能源，并在生态法治建设中提出生态保护政策，主张向西方发达国家学习，借鉴其在生态环境保护中如何发挥企业的最大优势，引进西方相关的环境保护的法规和政策，为企业提供了新型理念建立生态型企业。邓小平在生态法治建设中最具有中国特色的是“高度重视人民的公众行为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作用，并且积极倡导植树造林”。1979年1月6日，邓小平在关于旅游工作的谈话时指出:“北京要搞好环境，种草种树，绿化街道，管好园林，经过若干年，做到不露一块黄土。”［6］这种生态文明行为虽然没有以法律的形式呈现出来，但是也体现了他要改善生态环境，并要建设生态城市的思想和决心。在生态法治行为的建设上，他始终坚持着可持续发展战略，在不同的会议上都提出植树造林的思想和走群众路线号召全体民众投身到绿化祖国的伟大事业中。在邓小平的生态法治行为中，科技的发展为生态法治行为提供了强有力的科技支撑。一是努力在农业、工业以及第三产业提升科技的发展，将科技文明运用到生态保护中，利用科技提升树木的成活率，在沙漠边缘建立防沙保护林;利用沼气新能源的科技手段改善北方以煤取暖的单一形式，建立以猪、沼、农、菜等循环式发展的生态农业，既节约能源，又能够不污染大气。二是利用科技手段为人们提供可选的生态行为，利用先进的水质监控器对家庭污水排放进行检测，从而改善生活污水对生态环境的污染。(三)邓小平生态法治制度。任何文明的发展都离不开法治和制度的建设，只有制度和法治的保障，才能保证生态文明建设健康有序的发展，同时生态文明的建设又促进了法制和制度的建设，二者是相辅相成、不可或缺的。邓小平同志在中央的工作会议上也不止一次地提出生态法治制度建设，1978年12月13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指出:“应该集中力量制定刑法、民法、诉讼法和其他各种必要的法律，例如工厂法、法、森林法、草原法、环境保护法、劳动法、外国人投资法等等，经过一定的民主程序讨论通过，并且加强检察机关和司法机关，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7］在多次的中央重要会议中，邓小平不止一次地提出生态文明的建设要靠制度和法制进行保障，这就是后来国家领导人提出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和理念，用高瞻远瞩的目光提出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宏伟策略和目标。因此我们可以从以下四个着力点进行约束:一是要制定生态法律，只有法律作为保障手段才能保证生态文明的可持续发展;二是出台生态政策，引领人民群众采取节能环保、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的生活方式;三是完善生态制度，在现有的生态制度上进行完善，保障生态制度无盲区、盲点;四是建立生态重大事故问责制、生态环境破坏的补偿制度、矿产能源的有偿使用制度、生态环境的修复补偿制度，已形成全方位生态制度圈。

三、邓小平生态法治思想的现实启示

面对日益严重的生态环境的恶化，党的提出:“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必须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坚定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建设美丽中国，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贡献。”［8］生态法治建设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改善和恢复被破坏或者即将受到威胁的生态环境，是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基础。邓小平的生态法治思想具有深远的前瞻性，对当前我国面临的生态文明建设问题，给予深刻启示、借鉴和理论支撑。(一)强化生态意识，增进生态法治观念。“生态意识是指处理人类活动与周围自然环境间相互关系时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具体来说，就是处理眼前的利益和长远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开发与保护、生产与生活、资源与环境等关系时应该具备的生态学观念和常识”［9］。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既需要树立生态道德意识，也需要生态法治约束。一是引导人民树立良好生活方式和生活观念，提倡低碳生活，倡导节约、绿色、健康的生活和消费理念，推动经济和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二是在企业中树立低碳生产的环保意识，深化体制改革利用科技手段为人民提供一个健康低碳的生活环境，同时鼓励企业以及员工进行可持续生产为企业量身打造“生态环保的生产制度”，推动企业成为生态文明建设中的中坚力量。三是在国民教育中开展生态教育。一些发达国家早在20世纪就在规范全民行为的教育中提出以生态保护为目的的教育，从教育模式、教学内容以及考核都有相应的法律作为支撑。发达国家“正是重视和强化了该项教育，才使得这些国家全体国民牢固树立了良好的生态道德意识，较好地维护了自然的气候条件和优美的生态环境，进而发展成为当今世界瞩目的人与自然高度和谐统一和可持续发展条件比较完备的典范”［10］。四是充分发挥公共媒体、自媒体的作用，利用电视、广播、报刊、网络、移动终端以及社区生态文明宣传栏中进行宣传，树立人民的生态法治意识，使生态法治意识内化于心。(二)完善生态立法，强化生态法治建设。生态文明的建设离不开生态法规和生态制度的建立。党的报告指出:“实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优化生态安全屏障体系，构建生态廊道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网络，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完成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城镇开发边界三条控制线划定工作。开展国土绿化行动，推进荒漠化、石漠化、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强化湿地保护和恢复，加强地质灾害防治。完善天然林保护制度，扩大退耕还林还草。严格保护耕地，扩大轮作休耕试点，健全耕地草原森林河流湖泊休养生息制度，建立市场化、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11］为此，必须加大制度法治的创新和发展。(三)加强执法，提升生态法治建设。党的报告指出:“加强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设计和组织领导，设立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和自然生态监管机构，完善生态环境管理制度，统一行使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职责，统一行使所有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和生态保护修复职责，统一行使监管城乡各类污染排放和行政执法职责。构建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完善主体功能区配套政策，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坚决制止和惩处破坏生态环境行为。”［12］这与邓小平提出的建立法治社会的重要理论不谋而合。生态环境的建设和保护不仅需要立法，还需要落实和执行。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我国一直注重生态环境法治的建设，陆续出台了《森林法》《生态环境保护监管法》《防沙护林管理法》等，但是法律法规的执行能力不够，不能够完全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因此，要进一步加强执法力度，强化生态法治的落实，既要运用法律的手段惩治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又要强化对执法部门的监督。(四)加强监督，发展生态保护组织。加强监督是加强生态法治的重要手段。一方面不断扩大环境保护部门的管理权限，不断拓展环保部门的管理范围，赋予他们在环境监督、环境执法以及生态环境相应管理上的权力;另一方面，广泛发展民间生态环保组织，畅通群众监督渠道。我国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已经有了民间环保组织，纵观四十余年的发展，我国的民间组织也在蓬勃发展，而且民间的生态文明保护组织也推动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发展。这些民间的生态环境保护组织遍布在全国的各个地区，他们利用网络进行交流和合作，同时利用网络的舆论监督促使企业在生产的过程中注重生态环境的保护。随着我国民众的环保意识提升，很多群众都参与到民间的环保组织中，在一些重大的公共事件中起到重要作用，例如，三峡的建立对生态环境影响上，民间的环保组织就为国家提供了很多建议和策略。

参考文献:

［1］［4］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Z］.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16，21．

［2］［5］［7］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61，361，146－147．

［3］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R］．1979．［6］邓小平论林业与生态建设［J］．内蒙古林业，2004(8):卷首．

［8］［9］［11］［12］.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年10月18日)［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10］张新国．企盼无沙的春天———一个关于生态道德规范教育的话题［J］．绿叶，2003(1).

作者:曲长海 单位:黑龙江科技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