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理论论文范文1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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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理论论文

邓小平理论论文范文篇1

邓小平一贯强调实事求是是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违反这一根本点,实际上就是违反了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实际上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反映。

1977年4月,邓小平尚未恢复工作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此后,他在出来工作后的多次讲话中一再提醒全党同志要解放思想,恢复和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1978年,当理论界开展检验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时,邓小平及其他中央领导积极倡导和推动了这一场解放思想的大讨论,并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高度评价了这一大讨论的重大意义。经过检验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得到恢复和确立,并且将这一重要思想贯彻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当时中国的事实是什么呢?这就是国民经济仍处在崩溃的“边缘”,与世界上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差距比五十年代时还要大,还要明显,周边四小龙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腾飞迅速崛起对中国造成很大的潜在的威胁,人民群众在“”中受到的伤害急需得到疗治和补偿,等等。面对这样的“事实”,“是”在那里?如何去“求”?邓小平的答案是“摸索”,在摸索中“求是”。他坦率地承认,“苏联搞社会主义,从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算起,已经六十三年了,但是怎么搞社会主义,它也吹不起牛皮。我们确实还缺乏经验。也许现在我们才认真地摸索一条比较好的道路”。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提出了改革一切与生产力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任务。怎么改?邓小平认为,“在全国的统一方案拿出来以前,可以先从局部做起,从一个地区,一个行业做起。逐步推开。中央各部门要允许和鼓励它们进行这种实验。实验中间会出现各种矛盾。这样,我们才能进步得比较快”。③根据这一精神,中央决定选择一定的地区作为试点。1980年,中央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划出一定的区域作为经济特区。特区实验极大地带动了全国经济的发展,也为内地改革积累了宝贵的经验。1992年,邓小平又指出:“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④在“事实”中求“是”是邓小平理论的唯物主义理论基础。

二、改革开放与四项基本原则的统一体现了唯物辩证法的对立统一原理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十多年里,邓小平一直是改革开放的倡导者、总设计师。他多次强调,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而为了发展生产力,必须对我国的经济体制进行改革,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实践证明,没有改革开放,就不可能有二十多年来中国的巨大变化。因此,即使出现了“六四”风波之后,邓小平仍清醒地指出,必须坚持改革开放的总方针,不但要坚持,而且要做得更好、更稳定、甚至更快,“我们的一些基本提法,从发展战略到方针政策,包括改革开放,都是对的。要说不够,就是改革开放得还不够”。⑤但是,邓小平又始终坚持改革开放与四项基本原则的辩证统一,反对那种离开四项基本原则谈改革开放,谈“四化”建设的错误观点。他说,“我们干四个现代化,人们都说好,但有些人脑子里的四化同我们的脑子里的四化不同。他们只讲四化,不讲社会主义。这就忘记了事物的本质,也就离开了我们的发展道路。他又说,改革开放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政策的两个基本点,这两个基本点是相互依存的。”⑥

三、根本制度与具体制度、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辩证法

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是符合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制度,这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结论。根本制度规定并体现着我国社会的社会主义性质及方向。社会主义的具体制度如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则是根本制度的体现。把根本制度和具体制度加以区分,是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理论的一大贡献。这种区分,一方面说明了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改革只能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而不是否定或取消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另一方面则说明了改革的必要性。

关于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的辩证关系,1986年邓小平从对立统一的角度阐述说:“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不搞政治体制改革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当然,政治体制改革也要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来进行,不能照搬西方的,不能搞自由化。”⑦

四、“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体现了“两点论”与“重点论”的统一

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党的工作重点的转移,这其中包含着邓小平的努力。进入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就指出,近30年经过几次波折,特别是“”吃了好多苦头,始终没有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现在要横下一条心来,始终如一,毫不动摇地搞经济建设。1986年底的学潮结束后,邓小平说“我们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要保证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不变,保证整个政策不变,对内开放、对外开放的政策不变。如果这些都变了,我们要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在下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目标就没有希望了。”⑧经过几年的反复实践,党的十三大终于形成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突出“重点论”,“两个基本点”抓住了矛盾的两个方面相互依存的关系突出了“两点论”。“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⑨

五、变与不变的辩证法

辩证法强调事物都是不断地发展运动,因而总是要“变”,但又要保持一定质的稳定,因而又是“不变”的。邓小平结合改革开放中的实际问题,论述了“变”与“不变”的辩证法。变与不变要从基本的路线方针来说,不能仅从个别的、局部的东西来说。在1986年底的学潮之后,国内外有人怀疑我党的政策变了,邓小平说:“总的讲、我们有四个不变: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变,一心一意搞四个现代化建设不变,对外开放政策不变,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方针不变。我们的改革和开放都将继续进行下去。”101989年,邓小平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说:“我们原来制定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照样干下去,坚定不移地干下去。除了个别语言有的需要变动一下,基本路线和基本方针、政策都不变。”11可见,不变是指基本路线、方针要保持稳定,变则指个别具体措施要根据情况进行适当调整。综上所述,邓小平作为政治家和战略家,他的历史使命决定邓小平理论不是按章节写的系统的理论专著,而是用马克思主义结合中国实际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从“实事求是”到“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从经济建设“每隔几年上一个台阶”到建立经济特区,邓小平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论,又进一步结合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建设实际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邓小平以自己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探索和实践,为每一个共产党人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树立了一个光辉的榜样。

注释:

①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54页。

②《目前的形势和任务》,《邓小平文选》第2卷,250-251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③《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邓小平文选》第2卷150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④《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邓小平文选》第3卷,372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⑤(《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的讲话》),《邓小平文选》第3卷307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⑥《用中国的历史教育青年》,《邓小平文选》第3卷204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⑦《关于政治体制改革问题》,《邓小平文选》第3卷176页、178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⑧《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时的讲话》,《邓小平文选》第3卷,218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⑨《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邓小平文选》第3卷370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10}《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邓小平文选》第3卷211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11}《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的讲话》,《邓小平文选》第3卷307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邓小平理论论文范文篇2

20世纪以来,由于传统本质主义的缺憾日益暴露,一些通常被称为反本质主义者的哲学家如维特根斯坦、波普、德里达、罗蒂等人,把“本质”问题当作伪哲学命题予以批判,不断地对传统的哲学观进行抨击,从而形成了一种反本质主义理论。反本质主义是针对本质主义而言的。所谓本质主义,是一种先验设定对象的本质,然后用此种本质来解释对象的存在和发展的思维模式。本质主义坚持现象与本质的二元对立,认为人们可以透过现象变化无常的多样性,发现普遍的和共同的东西,从而把握事物的本质;并且认为,一经认识事物的本质,现象就失去了重要性,因此,认识事物的关键是要抓住本质。本质主义的认识走向极端,往往把本质凝固化、永恒化。反本质主义则认为:第一,既然我们是通过现象发现本质的,那么,现象无疑比本质更重要,甚至可以说,现象比本质更“本质”,我们必须始终关注现象的变化,而不能借本质之名漠视现象;第二,本质是多重的,而非唯一的,从不同的视角入手,会获得对本质的不同认识;第三,本质是变化的,而非僵固的。简言之,本质主义坚持二元逻辑的深度模式,而反本质主义则志在解构一切形式的二元对立,抛弃深度模式。在社会转型的今天,社会理论的视角越来越丰富。着眼于反本质主义思维,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我们更深地理解作为指导思想的邓小平理论。

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是邓小平理论的思想基础。对此,传统的理解认为就是要反对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的特点是从概念出发,从书本出发,从某种固定的模式出发,漠视社会实践的发展和客观世界的运动变化。基于反对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的立场,我们之所以必须解放思想,原因就在于:第一,世界形势的发展变化日新月异,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很快,现在的一年抵得上过去的几十年、几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第二,我们现在所干的事业,是一项全新的事业,马克思没有讲过,我们的前人没有做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干过,所以,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学,我们只能在干中学,在实践中摸索。前者基于认识世界的角度提示我们,世界在发展,必须不断更新观念;后者则从改造世界的角度提示我们,没有既定的道路,我们只能在摸索中前进。

反对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无疑是极为重要的,但若把解放思想的意义仅仅归结为反对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则无法回答这样两个问题:第一,从理论角度讲,坚持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的人并不一般地否认事物的变化发展,他们只不过是坚持事物的本质没有变化而已。例如,经常听到这样一种说法:尽管当代资本主义发生了种种变化、甚至重大变化,但资本主义的本质没有变,因此,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本本”毋庸置疑。第二,从实践角度讲,在社会主义运动的实践中,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危害是人所共知的,人们都在强调反对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然而,却又不断出现从本本出发而不是从实际出发进行社会主义实践的现象。例如,曾写过《反对本本主义》的著名篇章,而且,他也正是在与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斗争中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但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解,却始终囿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年的设想,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片面追求所有制上的一大二公三纯,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以至于酿成晚年的重大失误。再如,改革开放以来的20多年中,姓“资”姓“社”的争论此起彼伏,那些指责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新事物为姓“资”的论据,大都是来自“本本”。可见,仅仅从反对本本主义的视角出发,似乎很难解释本本主义何以屡禁不绝。再者,仅仅从反对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出发,也不可能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模式做出直接的阐释。

对于上述困境,我们完全可以另辟蹊径,换一种视角来思考。就以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来说,当我们立足于反本质主义思维方式时,便可以发现,解放思想的根本意义就在于它解构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二元对立,即:“资本主义=私有制+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公有制+计划经济”。对于这种二元对立,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分析:

首先,传统的思维方式是把社会主义看作资本主义的“他者”。作为晚于资本主义出现的社会形态,社会主义要界定自己,势必要与资本主义相对照,要在与资本主义的区别中认识自己、界定自己。因此,社会主义需要把资本主义“本质化”,即“想像”出、“制造”出一种纯粹的资本主义状态的存在,把资本主义界定为自己的“他者”,然后通过“他者”的眼光来定位社会主义的本质,把社会主义“本质化”。在这种先验的本质认识的统摄下,传统的社会主义始终把与资本主义的对立放在首位,在制定路线、方针、政策时,首先考虑的是是否与资本主义划清了界限。所以,邓小平指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的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

其次,在传统的思维方式中,社会主义是一种“普遍主义”的观念。资本主义无疑是一种普遍主义逻辑的产物,它运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手段,力图把自己推行到世界的各个角落。社会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的“反题”,同样秉承的是一种普遍主义逻辑,也试图把自己推行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由此,才会有“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这样偏激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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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由于历史的原因,社会主义长期处于一种“边缘化”的状态。十月革命是在帝国主义链条上最薄弱的环节爆发的。换言之,社会主义从一开始就处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边缘。作为边缘,一方面,它不断受到中心的排斥和威胁;另一方面,它也不断地防范并消解着中心。在这样的双重运动中,为了避免被资本主义所同化,社会主义常常不得不以一种与资本主义截然对立的方式来展现自己、发展自己,不得不强化自己的“本质”。

应当肯定,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二元对立,作为一种认知模式,是认识与自我认识的现实需要。没有这种二元对立,社会主义就无法认识自己。作为一种既定状况,它具有历史的必然性与合理性。而且,这种二元对立与其说是社会主义造成的,不如说是资本主义促成的,归根结底,它是一定历史时期全球政治格局的表征。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这种二元对立的历史必然和合理性,与其说是“事实”的必然性,毋宁说是“话语”的必然性,与其说是“事实”的合理性,毋宁说是“话语”的合理性。据此,我们才能避免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二元对立本质化、凝固化。

反本质主义视角下邓小平理论所作的全新阐释和超越

立足于反本质主义思维,对传统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二元对立进行剖析和解构,会使我们对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产生新的认识,也有助于我们更进一步领悟邓小平理论的时代性和与时俱进性。

第一,姓“资”姓“社”的问题必须厘清,但关键是要采取符合实际的科学的评判标准。过去那种一切从意识形态的对立出发,按照僵化抽象的观念去区分、评判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方法,已经被历史证明是错误的。我们必须在实践中,按照“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去探索、去试验,并在这样的探索和试验中弄清楚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从而创造性地坚持、检验、更新和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观念。正是借助于反本质主义思维,我们才能实现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移,才能推行改革开放的政策。正是从反本质主义的思维方式出发,邓小平指出:“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在刚刚进入的21世纪,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还会面临更加复杂的局面,所以同志一再强调,关键是要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解放思想。也正是从反本质主义思维出发,破除了僵化的社会主义模式,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才彻底超越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二元对立,真正转向生活世界,并且具备了全球意识和世界关照。

第二,社会主义必须坚持自己的性质。邓小平在总结“”的经验教训时指出:“最根本的一条经验教训,就是要弄清什么叫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怎样搞社会主义。”但是,纯而又纯的、先验的社会主义是不存在的,它也不可能在完全“同质化”的状态下确证自身。立足于反本质主义思维,我们才得以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才得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寻找公有制的多种实现形式;才可能提出“一国两制”的构想,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才可能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社会主义必须在与资本主义“打交道的过程中趋利避害”。从本质主义的二元对立出发,自然是多一分外资就多一分资本主义、少一分社会主义;“三资”企业多了,就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就是发展了资本主义。而从反本质主义的思维出发,就会看到“三资”企业是建立在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基础上的,受到我国整个政治、经济条件的制约,因而是社会主义的有益补充,归根到底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况且,进一步说,“在小范围内容许资本主义存在,更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

第三,社会主义也应该与资本主义相比较。有比较才能分清优劣,才不至于画地为牢、作茧自缚。社会主义要赢得比较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和科学技术。正是从反本质主义的视角出发,我们才能从将计划与市场截然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中解放出来,认识到计划和市场都只是经济手段,“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

20多年改革开放的历程,就是不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历程,从而也就是不断反对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不断反对本质主义的历程。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哲学意蕴就在于反对本质主义,把反对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推向深入也就是反对本质主义。所以,我们完全有理由说,在当代中国,早在学院派哲学家通过众多后现代思想家对马克思主义的解读来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意义之前,邓小平理论就已经在推进中国社会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对马克思主义作了反本质主义的理解,从而阐发了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性。邓小平指出:“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这场争论的意义太大了,它的实质就在于是不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如果还是一切从本本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每一句话都视为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把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具体结论和只言片语都视为千古不变的教条,并用来指导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的现实生活,那才真正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正是邓小平,充分阐明了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坚持反本质主义思维方式的历史重要性:“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邓小平经常强调我们没有现成经验可循,必须“摸着石头过河”,这种思维特征就是反本质主义的,就在于强调社会主义本身不应当也不可能有一个一成不变的模式,必然是一个在实践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是一个通过实践不断调整、不断修正和不断创新的过程。

最后,对于反本质主义我们也必须辩证地看待。反本质主义作为一种后现代主义理论,其自身存在不少问题,甚至有很深的缺憾,过于偏执的反本质主义势必导致不可知论或相对主义。因此,我们要吸收的不是反本质主义的某些确定的结论,而是一种对问题的求解方式和对时代的批判精神。我们反对本本主义,是反对把在某一历史情境中写作的“本本”本质化、绝对化、神圣化,僵化为某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不是盲目拒斥一切“本本”,拒斥“本本”的历史地位与历史性意义。同样,我们反对本质主义,是反对借本质之名掩盖现象、漠视现象,而非否认通过现象发现本质的必要性。在这里,“反本质主义的主旨是反对那种肯定事物的本质永远不变,科学家能够成功地最终确定理论的真理性而克服一切合理的怀疑”[9]的观点。借用解构主义的话语,那就是:在写作的同时又要不断磨掉痕迹,在提出本质性认识的时候又要反省其历史性。其实,马克思主义在思想解放运动中就充当了双重角色: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是推动思想解放的伟大力量;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某些论断又是思想解放所必须突破的对象。而正是这样的双重角色,使得马克思主义和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邓小平理论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而与时俱进。

【参考文献】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2、63、223、103、373、291页。

邓小平理论论文范文篇3

论文摘要:思想、邓小平理论是我们党宝贵的精神财富,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两位伟人在对中国国情的把握上,在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不同阶段的性质、前途、命运、道路的把握上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并表现为善于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创造性。

“翻身不忘,富裕不忘邓小平”。这样两句朴素的语言,道出了人民对领袖的爱戴与怀念;道出了两位伟人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卓越贡献。他们以善于把马列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而见长,创造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的科学体系,开辟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邓小平继承了这一事业,并把它成功地推向前进。探索两位伟人相似的轨迹会对我们深入领悟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有所启迪。

一、对中国革命道路的共识

谈到两位伟人的相似之处,我们首先要谈到的是1927年党的历史转折关头的“八七”会议,邓小平和的第一次相会,极其紧张的一天会议,他们俩之间不可能有单独交往,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观点,对邓小平的革命实践发生了重大影响。邓小平领导的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斗争,是“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一次伟大实践。和邓小平等坚持农村革命根据地斗争的共产党人,以自己的实践对中国革命的发展道路进行了探索,对“城市中心论”进行了有力的冲击,“城市中心论”照搬苏联的做法,不符合中国国情。指出,在中国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内无民主,外无民族独立,无产阶级只能用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武装,斗争的主要形式只能是战争,而革命的中心内容是土地革命,农民是革命的主力军。强大的敌人占领城市,广大农村是薄弱环节。无产阶级要取得胜利,就必须占领农村,把落后的农村造成先进巩固的根据地,在这里积蓄力量,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邓小平领导的百色起义明确提出“扩大红军割据,迅速与朱毛会合”,更便于同的正确理论和路线联系在一起。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在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上,以照抄照搬马列主义个别结论和共产国际指示为主要特征的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同样低估农村革命根据地的作用,反对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对坚持农村中心、抵制城市中心的同志,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1932年l0月,“左”倾错误领导者撤销了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和总前委书记的职务,并对赞成正确主张的福建书记罗明以及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进行了错误打击。邓小平也因拥护的正确路线被打成“毛派头子”,从而第一次被“打倒”。这应该说是两位思想家对中国革命道路的认识上的第一次不谋而和。

二、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不同阶段的国情、阶段性的共识

历史的惊人相似之处在于,作为第二代领导核心的邓小平同志,总结了建国以来正反两个方面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对中国国情进行了再认识。1979年邓小平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著名讲话中指出:“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国情,”“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国情,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邓小平在他领导的改革中也是抓住中国的国情,从农村开始,解决丁农民的温饱。而今中国的农民脱贫致富,直奔小康,这才是中国最大的特色。恰如的观点,中国人口大多数是农民,只有农村完成了自我改造,新中国才能到来。可见,无论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还是社会主义建设,两代伟人对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村都是情有独钟。

根据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和当时的国情,认为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使中国成为一个独立的新民主主义国家;第二步,使革命向前发展,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社会。这两者的关系犹如上篇与下篇的关系,民丰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革命的必然趋势。只有认清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同时又认清二者的联系,才能正确领导中国革命。中国革命“两步走”的思想,深刻揭示了中国革命的客观规律。改革开放后,在理论界掀起了关于国情问题的大讨论。我们的改革从农村首开先河,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真的温饱了。正如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打土豪分田地”一样,我们的党同样调动了最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与此同时,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认识愈来愈清晰。党的十三大给社会的发展阶段作出了准确的定位——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像对新民主主义定性一样,我们真正找准自己的位置,明确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阶段性。

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提出社会主义可能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虽然没有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概念,但却是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可贵探索。也就是说在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时期,同样注重了革命和建设的阶段性研究,克服了“左”倾盲动和右倾保守主义思想。新民主主义革命“两步走”思想和邓小平对初级阶段的定位和“三步走”战略,充分体现了两代领导核心对中国国情的科学把握以及对中国革命和建设阶段性的准确定位。

三、对中国革命和建设性质、前途的共识

中共二大提出了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初步规定了中国革命的民主主义性质。但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是不深刻的,出现过“左”倾教条主义,主张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毕其功于一役”和右的“二次革命论”,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中间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和发展资本主义阶段。1939年,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命题,并真正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论述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并作了科学的理论说明,中国革命的主要敌人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因此,中国革命是反帝反封的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公务员之家

党的十三大召开前夕邓小平指出:“我们党的十三大要阐述社会主义处在什么阶段,就是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是泛指任何国家进入社会主义都经历的起始阶段,而是特指我国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性质仍是社会主义社会,但社会主义发展还不成熟,还没有摆脱贫穷落后和不发达的状态。因此,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性质的认识和邓小平对初级阶段性质的认识都经历了一个探索过程。

邓小平理论论文范文篇4

和谐社会与小康社会是一鸟两翼的关系。系统地研究小康社会思想,研究邓小平理论视野下的“小康社会’,,研究邓小平理论与小康社会的关系,无疑具有极为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邓小平理论;小康社会;大同;理论创新:指导意义

导言

小康社会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从1979年12月6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根据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第一次提出了”小康”概念,到80年代中期,又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了“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在这之后,他又多次提出了这一构想。党的十二大正式引用了这一概念,并把它作为二十世纪末的战略目标。在过去的20年里,邓小平的小康社会思想为动员全国亿万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建设社会主义强国,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世纪之交,中国共产党又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目标。按照党中央的部署,新世纪之初的10年是我国全面建设更加宽裕的小康社会和争取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的开端。在这样的背景下,系统地研究小康社会思想,研究邓小平理论视野下的“小康社会,,研究邓小平理论与小康社会的关系,无疑具有极为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论文

邓小平理论视好下的“小康社会,会出现一个非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上的进化和革命。马克思留给我们一句经典名言:“一切都取决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引马克思在写给荷兰社会创始人之一纽文胡斯的复信中写道:“在将来某个特定的时刻应该做些什么,应该马上做些什么,这当然完全取决于人们不得不在其中活动的那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但是,现在提出这个问题是虚无缥缈的,因而实际上是一个幻想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惟一答复应当是对问题本身的批判。’,Isi既然我们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选择了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那么,尽可能快地发展生产力就成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第一要务,摆脱贫穷落后,尽快让人民过上富裕殷实的小康生活,就成为我们刻不容缓的最直接、最现实的目标。如果听任贫困落后状态长时间得不到根本改变,社会主义也就只有死路一条。

可见,“小康社会”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的具体运用和创造性发展,“小康社会”无疑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阶段理论的中国化。

(二)“大同”—中国化“小康社会”的原生形态

小康思想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位置。《礼记。礼运》曾谈到“大同”和“小康”,这大概是“小康”在文献中的始见。197

大同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肾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绿寡孤独度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城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小康是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都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执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

“大同”,在孔子是指夏商周以前的尧舜时代。用我们现在的历史观点来看,这应该是孔子根据传说而美化了的“原始社会”。“小康”是指的夏商周三代,是从禹开始的禹、汤、文、武、成王、周公“六君子者”的时代。“小康”,是出现私有制、有了礼的社会。

真正给“小康”赋予许多思想的,还是在传统思想和文化上最有影响的儒家。根据孔门后学戴圣编的《礼记》(成书于西汉),孔子的小康社会状态是和大同社会联系在一起的,主要反映了当时儒家批判现实和祟尚先古的政治观点。《礼记·礼运》篇中孔子把上古时代的黄帝、尧、舜所治理的以“天下为公”的社会称为“大同”,是最为理想的社会。他认为,后来,也不知什么原因,“大道既隐”,出现了私有和“家天下”,战争也由此而起。当然,这也是没有法子的事情。但因为禹、汤、文、武、成王、周公都很重视礼,以礼为标准决定是非,成就信用,惩罚过失,倡导仁受,讲究谦让,其社会也能达到政治清明、人民生活安逸。可见.邓小平理论视野下的“小康社会”孔子把“六君子”所治理的社会状态称之为“小康”。在孔子眼里,小康社会比不上“大同”,但要比孔子所处的混乱时代要好多了。

由于孔子的“大同—小康”说是建立在批判和否定现实的基础上的,所以,在西汉至晚清的大多数朝代里占据思想统治地位的儒家后学,再少有提及。真正使这一思想得到广泛传播的,是在我国近代史上有重大影响的康有为和孙中山。尤其是康有为受西方的空想社会主义影响之后,于1902年利用在印度住的机会,系统地写了一部《大同书》,洋洋洒洒20万言,提出了三世说—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描绘了一个由小康再而大同的理想王国。这应该说是从《礼运》大同、小康、乱世三世说推演出来的。在《大同书》中,小康是一种低级的社会,大同才是趋于完美和谐的世界。康有为认为,过去年代里许多人追求的小康,是以国家、家庭、财产私有为前提的,总是伴随着战争、贫富不均、贵贱不等和自私的人性。只有消灭了国家,取消了家庭和私有,天下为公,人们共同拥有财富,世界由小康过渡到大同,人类才能过上没有战争、没有贫穷和人人平等、永远富裕的幸福生活。一方面是康有为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显赫地位,前后引领我国思想界风骚数十年,他的思想观点适应当时的潮流,容易被具有维新精神的人接受;另一方面是西欧的空想社会主义理论对中国思想界像一股清新的空气,也较容易得到广泛传播。所以,康有为的书一出版,“大同—小康”思想就在海内外华人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厦门网

需要指出,说近代以来“大同—小康”说从康有为的《大同书》开始,也不完全准确。事实上,在那一个世纪里,西方流行的各种社会主义通过传教士等不同途径都有所传播。1840年之后,中国屡屡遭受列强欺负,励精图治,寻找出路,贡献各种治国方略,是那个世纪之交中下层知识分子的一种时尚。1894年,孙中山就向李鸿章上书,建议学习西方列强,建设一个“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尽其畅”‘州的理想社会。在以后的革命生涯中,这一思想成为指导孙中山一生的纲领。1918年发表的《建国方略》中,孙中山写到:“建设者首要在民生,故对全国人民之食衣住行四大需要,政府要与人民协力,共谋农业之发展,以足民食。共谋织造之发展,以裕民衣,建设大计划之各式屋舍,以乐民居,修治道路运河,以利民行。”’引在《三民主义》中又指出:“我们要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就是要全国人民都可以得安乐,都不至于受财产分配不均的痛苦⋯⋯我的三民主义的意思,就是民有、民治、民享。”‘’川孙中山还说:“这就是孔子所希望的大同世界。’,【川从晚清到民国这一时期,中国的问题根本上还是农民问题。民主主义思想家把革命的主要问题放在实现“耕者有其田”方面。“耕者有其田”,成为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核心问题。所以,在20世纪前50年,“小康”在一般民众的观念里,是和农民的“温饱”联系在一起。“十亩耕地一头牛,老婆娃子热炕头”,是那个时代中国农民小康生活的具体写照,也是旧中国具有民主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和一般小生产者憧憬的理想和目标。

邓小平理论论文范文篇5

论文摘要:邓小平理论的“主要创立者是邓小平”。邓小平理论在本质上是创新性的、开拓性的。开拓创新自始至终体现在其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之中。邓小平理论创新,既源于当代中国的客观实际和实践,又源于邓小平同志个人的理论素养和坚定的党性以及对人民无私奉献的情怀。

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家不可缺少的政治素质,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活力的源泉所在,亦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取得胜利的理论保证。本文试就试邓小平创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重大理论创新的条件及其表现作一探讨。

邓小平理论被称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第二次飞跃,根本的一条就在于邓小平同志按照“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原则,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结合起来,以开拓的眼光和务实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思想,而不是教条式地和图解式地用马克思主义原理来解释或解决当代中国的实际问题。敢于这样去做,本身便需要一种巨大的勇气和胆识,当然也离不开个人具有的很高的政治理论素养。我们认为促使邓小平在理论上创新的因素是多方面的综合体,具体来说,包括以下几个重要方面:

第一、曲折的斗争历程和丰富的建设实践经验是邓小平理论创新的实践来源。邓小平同志从事革命和建设生涯长达近80年,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为其奠定了十分丰富的实践基础,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同志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直接领导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更是获得了十分宝贵治国安邦的经验。概而言之,邓小平的理论创新精神与非凡的政治生涯紧紧相连、息息相关。

第二、渊博的知识,精深的理论素养,是邓小平理论创新的内在因素。邓小平作为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精通马克思主义理论。善于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分析、解决和处理我国革命和建设中的实际问题。其中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精髓——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使他在开拓新道路的过程中,“既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既借鉴世界经验又不照搬别国模式,总是从中国的现实和当代世界发展的特点出发去总结新经验,创造新办法,”给他的非凡的理论勇气带来了丰厚的理论底蕴和创新的方法钥匙。

第三,坚定的党性和对人民无私奉献的情怀,是邓小平理论创新的根本动力。邓小平把毕生的精力都交付给了党和人民的事业,他有勇于为共产主义真理而斗争的献身精神。邓小平对社会主义道路是坚定不移的:“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求中国,才能发展中国,这是中国人民从‘五·四运动’至现在六十多年来的切身体验中得出的不可动摇的结论。”正因为如此,他“目光远大、胸襟开阔、无私无畏、不屈不挠、不顾个人安危、不计荣辱进退,总是以大局为重,从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着眼来观察和处理各种重大问题。”所以他既能坚持和维护马列主义、思想的正确立场,又能大胆地扬弃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某些过时或不合时代具体环境的结论,而代之以符合实践需要的新原理、新方法和新结论,体现了伟大的政治胆略和理论勇气。

第四,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和世界发展潮流是邓小平产生理论创新的社会条件。时代呼唤并造就伟人的理论创新,社会客观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意识的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需要给邓小平向理论创新提供了客观条件。而且处在中国历史新的转折时期,处在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主流的新时代,邓小平又能敏锐地把握时展的脉搏和契机,“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的眼界观察世界,对当今时代特征和总体国际形势,对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成败,发展中国家谋求发展的得失,发达国家发展的态势和矛盾,进行正确分析,作出了新的科学判断”,使他的理论必然成为时代精神的体现。所以这种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关键时代使他的理论具有巨大的创造力和开拓精神,成为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最新成果。

党的十六大把邓小平理论作为我党的指导思想并写进党章,而且提出邓小平理论的“主要创立者是邓小平”,是邓小平“留给我们的珍贵遗产”。这正是因为邓小平理论是反映客观规律的科学理论,其在本质上是开拓性的,是创新性的。开拓创新自始至终体现在其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之中。

(一)邓小平的理论创新的重要表现之一是坚持党性原则,敢于同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思想作坚决的斗争,捍卫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邓小平就同党内在各个阶段出现过的“左”或左倾路线作无所畏惧的斗争,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神圣与科学。特别是土地革命时期,他大力拥护的正确路线,与当时所谓“正统”观念相违背,被指责为“富农路线”并被撤职,政治生涯中严重受挫。但他立场坚定、是非分明、不折不挠地同“左”倾错误理论作斗争,体现了顽强的斗志和惊人的理论勇气,并为我党恢复和确立正确路线的领导地位作出重要贡献。

“”期间,邓小平受到错误批判和斗争,被剥夺一切职务,再一次被“打倒”,但他从理论和实践上都一直没有停止同极“左”的思潮无情斗争。1975年他复出后,提出全面整顿的思想和措施,强调要“敢字当前,横下一条心”对“”以来所造成的混乱局面大刀阔斧地进行整顿。他号召人们大胆地起来抵制“左”的思想,鼓励人们消除头脑中的“仙”字,要求干部和党员“要有一点精神,不要怕挨批判,不要怕犯错误”。他还提出:“只敢抓革命,不敢抓生产……这是大错特错的。”邓小平主张抓生产实现四化的思想是对“”理论的“背叛”,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体现了惊人的胆略、不屈的斗志和伟大的理论勇气。虽然这导致了他的第三次下台。但“整顿的业绩和整顿中表现出来的风骨,赢得了党心、军心、民心,为粉碎‘’准备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开拓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道路中,党内外有部分受极“左”思潮毒害至深者,攻击党的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用极“左”观念来曲解四项基本原则;另一方面一些主张搞资产阶段自由化者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和成就进行全面否定散布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谬论。这两股“黑流”皆要否定四项基本原则,干扰党的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贯彻执行。特别是后者在八十年代末发展到顶峰,使我党又面临着重大的历史考验。在这种情势下,邓小平旗帜鲜明地提出:“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他要求全党全国人民“决不允许在这个根本立场上有丝毫动摇。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社会主义事业。”正是由于邓小平有坚定清醒的立场,敢于坚持理论创新,才使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有了立国之本的保障,才使“我们经受住了严峻考验,我们的事业继续沿着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道路蓬勃发展。”

(二)邓小平的理论创新的另一个重要表现是既敢于冲破教条主义和个人迷信的束缚,又坚持和维护马列主义、思想的科学体系。

十年内乱结束后,如何正确对待同志晚年错误和思想的问题,成为决定中国社会主.义事业何去何从的关键。而当时,党内有些人提出“两个凡是”,企图继续执行“”的极“左”路线,使拨乱反正工作及其他各方面工作的整顿与恢复受到禁锢。对待这个问题,邓小平以他的远见卓识、丰富的政治经验和非凡的理论勇气,在千头万绪中抓住决定性环节,从端正思想路线人手进行拨乱反正。一方面他强调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反对“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支持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但一另方面,他在领导我们党总结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及时提出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思想。他一再强调,“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坚持“两个凡是”必然亡党亡国。同时,他又科学地指出:思想是一个思想体系,“我们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和掌握思想的科学原理,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这样使我党既冲破了教条主义迷信的束缚,又维护了的历史地位和思想的科学真理,使我党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为我国从此走向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铺平了思想轨道。公务员之家

(三)邓小平的理论创新的最重要、也是突出的表现方面则是他不拘泥于经典,而是从实际出发提出新的论断和理论,并在实践中形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

辩证唯物主义要求人们既要坚持真理又要发展真理,二者相互促进,皆不可偏废。在邓小平创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系中便非常鲜明地体现出了这一基本的原则。其中,邓小平对计划和市场与社会制度关系上的理论阐述,对社会主义本质所作出的新概括,对“用资”、“允资”方面的理论贡献,就是最突出的表现。

按照经典作家们的设想,社会主义是在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基础上得以实现的,因而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单一的国家计划经济体制是建立在高度发达的生产力水平之上的。而现实的中国并不具备这一条件,特别是70年年代末以后,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展,遇到了认为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计划经济才是社会上义的传统观念的障碍,这就要求从实际出发重新认识这一理论。邓小平率领全党勇敢地迎接现实理论的挑战。早在1979年,他就指出:“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经过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十三大等几个重要认识阶段的发展,终于由邓小平在1992年初作出了“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等科学结论。这从理论上深刻地回答了长期困挠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成功地解决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的方向和道路问题,并为党的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奠定至关重要的理论基础,而且对党的十五大有着重大而深远的指导意义。

邓小平理论论文范文篇6

论文摘要:针对邓小平理论课教学改革缺乏整体设计,教学效果难以上台阶的实际情况,桂林师专《邓小平理论概论》课进行了“多样化递进式”教学模式改革实践,极大提高了学生学习邓小平理论的积极性。它是“两课”教学模式改革的新尝试。

2000年以来,为探索提高“两课”教学实效性的有效途径,我校在《邓小平理论概论》教学中,进行了“多样化递进式”教学模式的改革尝试,有效提高了学生学习邓小平理论的积极性,激发了教师进行教学改革的热情与信心。

一、改革的指导思想和主要依据

“多样化递进式”教学模式改革的指导思想是:激发学生学习邓小平理论的积极性,帮助学生真正理解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当代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从而增强大学生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要使大学生通过《邓小平理论概论》的学习,全面系统地领会和掌握邓小平理论。实践表明,单纯的理论灌输效果不好,而仅仅在教学方式、方法或手段上的修修补补也是“杯水车薪”,必须建立与《邓小平理论概论》课程特征和当代大学生学习心理特征相适应的新型的教学模式。

(一)从邓小平理论课的教学内容和教学任务看,邓小平理论博大精深,内容不仅贯通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领域,而且涵盖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外交、党的建设以及国家学说等各个方面。其内容的各个方面也不是分散、孤立的观点或原理的集合,而是一个围绕着“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共同主题与贯穿始终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有机联系的科学体系。大学生学习和掌握邓小平理论,就是要在掌握邓小平理论的科学体系和精神实质的基础上,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多样化递进式”模式就是根据邓小平理论课教学内容与教学任务的持点,结合当代大学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的实际状况,循序渐进,因势利导,提高邓小平理论课教学效果。

(二)从当代大学生学习邓小平理论课的实际状况看,普遍存在学习积极性不高的现象,尤其在高职高专学校,相当多的学生或者把邓小平理论课当作“副科”,或认为是“政治说教”。因此教师上课伊始,一些学生首先关心和提出的问题是学习《邓小平理论概论》课“有什么用”。当教师费尽心机、博古通今、深入浅出地讲清邓个平理论与我国改革开放伟大成就及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的联系之后,不少学生在肯定老师的讲课质量和邓小平理论伟大意义的同时,仍然还会提出邓小平理论对“我们现在有什么用”的疑问。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教学改革急于求成,即把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教学的最终目标当作一般目标或起始目标,急于从方法或手段的改进方面予以灌输,致使学生要么觉得目标高不可及、远不可测,要么认为这是理论说教,从而产生放弃或抵触的学习心态。在这种心态支配下,学生当然不会把邓小平理论作为一门“课”去自主自觉地学习,哪怕受学习纪律的约束不得不去听课,或受老师精彩讲课吸引自觉去听课也是如此。无论前一种还是后一种情况,都由于“教”与“学”在目标上的背离,无法使邓小平理论作为一门课,作为一个科学体系,作为科学的理论思维方式进入学生头脑。

第二,改革措施缺乏整体设计,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方式、方法、手段之间缺乏有机联系和互动作用。专题讲座、问题讨论、多媒体手段齐上阵,方法手段的新颖性和多样性,虽在一定程度上吸引了学生听课的注意力,但在方法手段使用上存在随意性即松散性。教师授课“脱纲离体”,偏重对邓小平理论重要观点、学生关心的社会热点问题的阐述剖析,忽视对邓小平理论科学体系和课程特征以及相应的学习方法的介绍与训练,因此学生还是不能把邓小平理论课作为一门“课”来对待。有的学生即便开始时把它作为一门课,也因为教师没有提供相应的学习方法,面对似曾相识的课程内容,也不愿花太多时间去学习和钻研。

第三,教学改革偏重于“教”法,忽视“考”法。从教学的一般过程来看,教学是由互相联结的各种教学环节组成的统一体。学生成绩的考评既是教学过程的一个重要环节,又是检查和评估教学质量的主要方法和手段。但是在传统做法中,往往更注重其作为检测学生学习结果的方法与手段的作用,而忽视其同时也是教学过程的重要环节。因此在考试方式上,大都采取以期末一次性闭卷考试来确认学生学习的结果或成绩。近几年有些高校作了改革,实行开卷考试,并把作业和上课考勤作为平时成绩,计入期末总评成绩。结果学生到课率是提高了,但认真听课的并不多,只是临考时才挑灯夜战。如果是闭卷考试,则背了笔记背教材如果是开卷考试,则“天下文章一大抄,你顺抄来我倒抄”。无论是闭卷考试还是开卷考试,其共同特点都是一次性,重“结果”轻“过程”,重“学会”轻“会学”。考试作为学生学习的压力没能转变为学习的动力。

“多样化递进式”教学模式,就是针对上述邓小平理论课教学改革存在的问题,对邓小平理论课的教学目标以及围绕教学目标所开展的各种教学活动而采取的各种教学方法和手段,进行统筹安排,整体设计,从而提高邓小平理论课教学活动的有序性、针对性和实效性。

二、具体措施和实施过程

“多样化递进式”教学模式的主要特点是:根据高职高专学生求知立志的现实心态,遵循循序渐进的认识规律,将邓小平理论课教学目标分解为三个层次,把教学过程相应划分为三个阶段,采取三种不同的教学方式。在严谨、有序的教学过程中,逐渐实现邓小平理论“进头脑”的教学目标。具体操作过程如下:

第一阶段:课堂讲授,实现知识性教学目标。即用7周时间(20学时)以课堂讲授方式为主,辅以现代化教学手段,向学生系统介绍邓小平理论知识或理论体系,帮助学生全面了解和认识邓小平理论科学体系,为掌握邓小平理论精神实质,训练理论思维能力奠定基础。具体做法和要求是:

第一,必要准备,即在讲授邓小平理论内容之前用1—2学时向学生介绍教学计划与要求,包括教学目标和任务、教学方式和手段、教学的主要活动和考试方式、学生在各个不同学习阶段为完成学习任务应采取的学习方法的建议等,并组织学生讨论,听取学生意见,补充完善教学方式和教学手段。此程序的目的和作用在于:一是可使学生从教师对“教”的严谨态度上,感受到邓小平理论课的科学性与重要性;二是把老师的“教”法和相应的的学习方法交给学生,有利于增强学生的自主意识,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三是师生共同讨论“教”法与“学”法,充分体现了学生在教学中的主体地位,有利于增强学生学习邓小平理论课的责任感和自觉性;四是使邓小平理论课以完全新型的课程形式展现在学生面前,改变学生中存在的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是“炒旧饭”,是“更高级的说教”,是“形势主义”等错误观念,诱发学生从邓小平理论课学习中获取新知识和方法的学习动机。

第二,内容讲授,要把握主线,分析入体。要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让学生了解并初步掌握邓小平理论的科学体系,学生认真听课是前提,教师讲课效率是关键。这就要求教师在讲课过程中,紧紧把握邓小平理论的主题: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在各章节及具体问题的讲述与剖析时,注意突出内容之间的逻辑联系,做到连贯、紧凑、通畅。使学生在听课过程中处于不松懈的状态,听完课后,产生又增长了知识的收获感。如讲授《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展战略》一章时,经过科学严谨的结构设计,采用板书或幻灯页面投影等形式,教师紧扣主题,层层递进分析讲述,只需30分钟就能让学生清楚全面地了解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战略步骤、战略方针、战略重点和战略举措。然后再用20分钟,向学生介绍邓小平同志关于“改革、稳定、发展”的关系;抓住机遇不失时机上台阶的重要思想,分析了解这一重要思想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对大学生学习成才以及未来成就事业的现实意义。一节课下来,绝大多数学生不仅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现代化建设的大政方略有一个清晰与完整的认识,而且增强了对我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信心。

第三,改革考核方式。为检测和了解学生本阶段学习效果,考核采取两种方式:一是对学生本阶段听课读书等学习过程进行评估记分,评分成绩占本次考试成绩的30(总分为100分)。第二种方式是限制性闭卷考试,即允许学生携带由本人记录的听课或读书笔记入场考试(禁带印刷品和复印资料)。考试成绩占本次考试成绩的7O。两方面总和得分按4O比例记入期未总评成绩。

第二阶段:专题辅导和讨论,实现能力性教学目标。即用7周时间(21学时)采取专题讲座和组织讨论,帮助学生加深理解邓小平理论精神实质及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训练和培养学生的理论思维能力。具体做法和要求是:

第一,将邓小平理论的主题和“精髓”以及有关重大理论问题,结合学生关心的社会热点问题,提炼4—5个专题,教师用2周时间(6—8学时)作专题报告或辅导,给学生提供理解问题的基本思路和资料线索。学生根据老师的辅导和提示,6—8人为一个学习小组,选择一个专题(如选题重复率高,由老师进行协调,保证每个专题入选),用2周时间作准备,查阅资料,研究分析,书写讨论提纲,撰写小论文等。再用两周时间进行小组讨论和班级汇报交流。最后老师用一周时间对学生在讨论中提出的观点、问题进行归纳、答疑和评述。

第二,专题拟定要体现理论主题,线索提供要贯穿体系内容,引导学生从邓小平理论内容中去理解邓小平理论的“主题”和“精髓”。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主题来分析我国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方法来探讨解决这些新情况、新问题的思路和途径。通过这样的过程,学生不仅加深了对邓小平理论的认识,而且理论思维能力也得到训练和提高。第三,采取相应的考核方式。在本阶段学习过程结束后,各小组将参阅资料的索引、个人讨论发言提纲、讨论的观点综合报告、专题小论文以及小组成员在完成学习任务中的分工情况等文字材料作为“试卷”交给老师,老师按百分制评分,并按3O的比例计入期末总评成绩。

第三阶段:社会实践活动,实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目标。

即用3周时间(8—10学时)组织学生进行社会考察或社会调查,促使学生在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加深对邓小平理论的认识,增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具体做法和要求是:

第一,准备要充分。教师事前拟定调查专题和方向,供学生参考选择。学生以4—6人为一调查小组可以选择教师提供的专题,也可以自拟专题,自选调查方向。二是作必要的辅导与培训,包括对调查专题的分析、调查访问的方式方法、调查记录的技巧、调查报告的撰写。三是书写调查实践活动计划,即每个小组都必须事前提交本次实践活动的书面计划,一方面使学生做到有备而去,避免盲目性;另一方面有利于教师在活动过程中对学生进行指导和监督,确保实践活动的实效性。

第二,实践活动要切合实际。一要考虑学生实际和社会阅历,一般应选取那些与学生切身利益相关和与学生阅历相近的方向,使学生看得到,想得通,有兴趣,有信心;二是要考虑可行性,如交通、经费、时间等。例如,从百姓文化生活变迁看桂林市城乡两个文明建设的成就与发展,从桂林市城乡农、工、贸市场布局变迁看市场经济发展进程,桂林市就业市场状况的调查与分析,桂林市中小学素质教育现状的调查与分析,桂林市高科技农业发展现状的调查与分析等专题就是切实可行的。

第三,严格要求。一是要求每个学生各自做好调查记录,包括时间、地点、方式、对象、内容等;二是以小组为单位,完成一篇2000字以上的调查报告和一份实践活动总结。调查报告要求主题突出,材料真实,有观点,有分析。三是交流答辩,即用2—4学时由各小组在班上汇报调查结果和体会,并对教师和其他小组同学提出的问题进行答辩。

第四,考核。整个实践活动结束后,教师对学生提交的活动计划、调查报告和总结以及交流答辩效果,进行综合评分,按3O的比例计入期末总评成绩。

三、改革实践效应

两年来的改革实践,“多样化递进式”教学模式的改革效果是明显的,它不仅极大地调动了学生学习邓小平理论的积极性,而且有力地激发了教师认真教学,探索教学改革新路子的热情和责任感。“多样化递进式”教学模式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教学改革的一个有益尝试。公务员之家

(一)激发了学生学习邓小平理论的积极性。影响学生学习积极性的根本因素在于学习动机。学生的学习动机就是促使学生“行动起来”去达到学习目的的某种动因。这种动因只能来自学习的内在需要即一定时期的某种求知欲。长期以来,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教学效果难以上台阶,其中的重要原因就在于教学改革实践中的本末倒置,偏重于从教学方式、方法和手段上去吸引学生,激发学生学习兴趣,而忽视在教学目标与要求上寻求与学生学习内在需要的统一性。“多样化递进式”教学模式,从学生实际情况出发,准确定位教学起始目标和课堂教学内容的切入点,从邓小平理论知识体系入手,诱发学生从邓小平理论获取新知识和方法的学习动机,从而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二)明显地转变了学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的态度,提高了学生学习的自觉性。“多样化教学模式”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的考试方式,把考试渗透到教学过程的各个主要环节和阶段,把学习内容和要求通过不同形式全部转化为有明确指向目标的考核目标,并根据教学任务和要求不同,在不同阶段采取不同的方式进行考核,不仅对学习结果进行成绩评定,而且更侧重对学生学习过程中学习方法、手段或思维创新程度的考核与成绩评定。促使学生不仅重视“学会”的结果,也重视“会学”能力的训练。

(三)有效地培养了学生的学习和理论思维能力。高校开设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的主要目的是引导和帮助学生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为确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打下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这一教学目标决定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课不仅要帮助学生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基本知识和原理,更重要的是要帮助学生掌握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方法,使大学生不仅在学习期间而且在以后的漫长人生中坚定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就必须教给学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方法和能力。“多样化教学模式”从三个方面作了有益尝试。一是上课伊始先与学生共商“教”法与“学”法;尊重学生意见,充分体现学生在“两课”学习中的主体作用、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二是在第二和第三个教学阶段,教师只提供学习目标和要求、学习内容范围和方法的建议,具体学习内容和方法、手段则由学生自主选择设计,让学生自主进行理论联系实际,运用理论解决自己关心或感兴趣的现实问题,在提高学生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的同时,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三是在考试方面给予学生充分的选择空间。在这个过程中,传统方式教学中难以克服的教与学的对立被弱化了,代之以师生的共同探讨。考试过程由过去的“背”、“猜”答案,变成探讨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

(四)增进了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交流和了解,激发了教师探索教学改革,提高教学质量的积极性和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教学工作的兴趣。长期以来,在“满堂灌”的教学方式下,学生被动听课,教与学之间缺乏有效沟通和互动关系。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课,不仅学生厌学,而且教师厌教。“多样化递进式”教学模式的改革,有效克服了这一难题。这表现在:第一,阶段性完成教学任务,学生因感受到学有所获,激发了“学”的兴趣。教师因感受到教有所成,增强了“教”的热情。第二,教学过程的三个阶段,充分体现学生的主体地位,增强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责任感,也激发了教师从学生实际出发,研究相应的教法的积极性和创新精神。第三,师生共同磋商“教”法与“学”法,理论联系实际共同探讨重大理论问题和社会现实问题,进行平等互动式的交流与沟通,教学相长,使教师教好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的信心倍增。

邓小平理论论文范文篇7

只有准确地把握时代的特征,我们才能准确地把握所面临的外在环境条件,使我们自己融入时展的主流之中,把握和利用历史所提供的机遇,制定正确的政策和策略,引导我们朝着正确的目标方向前进,加快自己的发展。邓小平理论对于马克思主义时代观的继承和发展,为我们准确地把握时代特征和所面临的外在环境条件,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

时代是一个内涵丰富使用广泛的概念,是指在社会历史领域中综合反映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一个全局性概念,即由某个进步阶级所开辟的历史时期,其中包含着若干个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时代就是这种大的历史时期与特定历史阶段发展的辨证统一。马克思主义认为,所谓时代是指哪一个阶级处于一个大的历史时期的中心地位,决定着该历史时期的主要内容、主要发展方向和历史特征。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夜所撰写的《打着别人的旗帜》一文中,特别强调了把握时代特征与制定正确策略之间的关系问题,认为“只有在……首先估计到区别不同‘时代’的基本特征(而不是个别国家的个别历史事件),我们才能够正确地制定自己的策略”。邓小平正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时代观,提出了“和平与发展”[1]的时代主题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为我们正确地把握时代特征和社会主义历史发展阶段的实质,明确我们所面临的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制定符合时代特点和社会主义历史发展阶段的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

邓小平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的时代观,解决我们党、国家和民族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实际问题的科学洞察力、判断力和理论思维的方式,正是我们每个人在解决自身的人生发展,努力提高自身的生存竞争能力,需要学习掌握的基本素质技能和思维方法。毫无疑问,任何个人的发展,必须融入时代的洪流之中,明确自身对于社会所承担的历史责任与历史使命,对客观环境作出科学准确的分析判断,才能够找到自己在现实社会中的准确定位,发现并抓住机遇,解决自身的生存发展问题。比如大学生的就业问题。外在的就业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高校的专业设置就必须适应这种变化并进行有效地调整,大学毕业生必须准确地认识并把握这种变化而调整自己的就业取向,避免陷于所谓结构性就业不足的困境。

所以,学习掌握邓小平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的时代观,解决党和国家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实际问题的科学洞察力、判断力和理论思维的能力,对于提高我们自己的理论素养,解决大学生的生存发展问题,同样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2.实践哲学

邓小平的哲学思想可以概括为实践哲学[2]的范畴,是邓小平适应时展的要求,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所进行的哲学思考的重要理论成果,为我们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符合时代特征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理论支持。我们要学习邓小平的实践哲学思想,尤其要学习作为邓小平实践哲学思想具体转化形态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这些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充分展现了邓小平的领导艺术,对于大学生解决生存发展中遇到的各种新情况、新问题,具有重要而积极的指导价值。

邓小平实践哲学思想具体转化形态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可概括为以下五个方面,即:一心一意、扭住不放的思想工作方法,抓住时机、加快发展的思想工作方法,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思想工作方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3]的思想工作方法,走一步回头看一下的思想工作方法。

邓小平实践哲学思想给与我们的启示是,必须要有很强的独立思考能力和抵抗各种干扰的能力,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全面地分析形势,冷静地处理各种矛盾,准确地把握大局,扎实地做好各项工作。在我们每个人的发展过程中实际存在的问题,不是没有机会,而是决策者的洞察力、判断力不强,思维的方式方法有失科学规范,而没有能够发现机会,也就谈不上抓住时机的问题了。事过境迁,才发现坐失良机,但为时已晚,只能痛苦地欣赏着别人的发展成就。但许多人在解决个人发展问题时,往往是抓住一个方面而不计其余,其结果是不仅不能正确地认识和解决问题或矛盾,反而必然会使问题或矛盾更加复杂化,导致严重的不良后果。“三个面向”的思想工作方法,要求我们在认识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时,必须起点要高,视野要广,视点要远;必须突破狭隘的自我中心意识、本位主义观念和小农经济思想,立足于现代化建设的全局需要,从人类的文明进步和世界发展的广阔范围,以及未来的长远利益追求的立场出发,确立战略性的和前瞻性思维方式。我们既要树立务实的实干精神,又要确立科学的风险意识。做任何事情都是有风险的,没有风险的事情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因为有风险而裹足不前,是什么事情也做不成的。什么事情都不做,暂时来看似乎不会有风险,其实存在着最大的风险,那就是失去了发展的机会。因此,我们既要敢于冒险,目标坚定胆子大,务实真干,又要不断总结经验教训,尤其是要吸取失败的教训。只要做工作,只要在努力奋斗,犯错误是难免的,关键是要及时发现错误,找到根源,改正错误,尤其不要犯重复性的错误,才有可能把事情做好。

3.思想路线

党的思想路线在其本质上是一个哲学问题,属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范畴,是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理论基础和行动指南。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的观点。恩格斯曾指出:“我们党有个很大的优点,就是有一个新的科学的观点作为理论的基础”[4],即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无产阶级政党认识世界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无产阶级政党的唯物主义思想路线要求我们,要按照世界的本来面貌去认识世界,而不附加任何外在的成分。

邓小平特别强调了党的思想路线对于党的事业的极端重要性,把它提升到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高度来认识,明确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他就不能前进,他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忘党亡国”[5]。将“与使俱进”纳入了党的思想路线的范畴,强调了党的思想路线的整体性和动态的发展过程,是我们党在长期执政的历史条件下,保持先进性和创造性的决定性因素。指出,求真务实是党的活力之所在,也是党和人民事业兴旺发达的关键之所在。求真务实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本质要求,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以贯之的科学精神,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的固有特征并构成其核心内容[6]。

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的思想路线,同样是解决包括大学生在内的每个人生存发展问题的重要理论武器。

3.1解决个人的生存发展问题,不仅需要我们的主观努力要符合客观实际,还要求我们必须切实把握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否则,主观的努力一旦背离了客观的实际,实践上的行为一旦背离了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不仅不能解决我们所面临的实际问题,反而会在实践上造成程度不同的危害和损失。

3.2解决个人的生存发展问题同样需要我们突破思想观念上的主观偏见、习惯势力的束缚,在实际工作学习中,注重研究新问题、新情况,养成注重调查研究、一切从实际出发的良好作风和大胆创新的理论品格,才能不断开创新局面。

3.3要养成尊重实践、尊重群众的良好工作作风。尊重实践,就是要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基本原则,深入基层,勇于实践,在实践中学习锻炼,增长才干。尊重群众,即遵循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特别要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关心群众的疾苦,维护群众的切身利益。群众的概念是具体的而决不是抽象的。如果不能与本部门、组织团体的员工,不能与所在区域的居民打成一片,建立起深厚的情感纽带,那么,你就必然会成为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者,必然会被群众所抛弃,成为瞎子、聋子,成为孤家寡人,即使你有做好工作的良好愿望,也必然会使这种愿望成为空中楼阁,在实践上一事无成。

可见,大学生要真正解决自身生存发展的问题,也必须确立并实施正确的思想路线。

4.结论

对于邓小平理论的学习研究,同样需要深入实践,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的态度,从邓小平理论的本来面目去认识这一理论;在贯彻落实和解决实际问题的实践中,去阐述邓小平理论的实践性和应用价值;只有用邓小平理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髓,武装人们的头脑,才能将邓小平理论的学习研究引向深入,丰富和发展邓小平理论。

参考文献:

[1]、[3]、[5]《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05页、第35页、第143页.

[2]陈占安,“邓小平哲学思想与党的思想路线”,北京马列主义学院编《邓小评理论专题讲座》,第27页.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95年版,第39—40页.

邓小平理论论文范文篇8

[论文摘要]邓小平理论是建立在邓小平长期参与党的重要决策,长期参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并且把马列主义、思想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有机结合的产物。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唯物的辩证法,既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也是邓小平理论的哲学基础,邓小平以自己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探索和实践,为每一个共产党人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树立了一个光辉的榜样。

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因为它的哲学思维与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劳动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史的新派别”①。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形成的邓小平理论是建立在邓小平长期参与党的重要决策,长期参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并且把马列主义、思想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有机结合的产物。邓小平提出的“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理论、台阶式发展理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理论”等等,一方面自始至终继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另一方面又结合自己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体会创造性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

一、以马克思主义唯物论为基础,重新确立经济工作中“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邓小平一贯强调实事求是是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违反这一根本点,实际上就是违反了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实际上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反映。

1977年4月,邓小平尚未恢复工作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此后,他在出来工作后的多次讲话中一再提醒全党同志要解放思想,恢复和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1978年,当理论界开展检验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时,邓小平及其他中央领导积极倡导和推动了这一场解放思想的大讨论,并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高度评价了这一大讨论的重大意义。经过检验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得到恢复和确立,并且将这一重要思想贯彻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当时中国的事实是什么呢?这就是国民经济仍处在崩溃的“边缘”,与世界上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差距比五十年代时还要大,还要明显,周边四小龙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腾飞迅速崛起对中国造成很大的潜在的威胁,人民群众在“”中受到的伤害急需得到疗治和补偿,等等。面对这样的“事实”,“是”在那里?如何去“求”?邓小平的答案是“摸索”,在摸索中“求是”。他坦率地承认,“苏联搞社会主义,从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算起,已经六十三年了,但是怎么搞社会主义,它也吹不起牛皮。我们确实还缺乏经验。也许现在我们才认真地摸索一条比较好的道路”。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提出了改革一切与生产力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任务。怎么改?邓小平认为,“在全国的统一方案拿出来以前,可以先从局部做起,从一个地区,一个行业做起。逐步推开。中央各部门要允许和鼓励它们进行这种实验。实验中间会出现各种矛盾。这样,我们才能进步得比较快”。③根据这一精神,中央决定选择一定的地区作为试点。1980年,中央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划出一定的区域作为经济特区。特区实验极大地带动了全国经济的发展,也为内地改革积累了宝贵的经验。1992年,邓小平又指出:“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④在“事实”中求“是”是邓小平理论的唯物主义理论基础。

二、改革开放与四项基本原则的统一体现了唯物辩证法的对立统一原理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十多年里,邓小平一直是改革开放的倡导者、总设计师。他多次强调,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而为了发展生产力,必须对我国的经济体制进行改革,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实践证明,没有改革开放,就不可能有二十多年来中国的巨大变化。因此,即使出现了“六四”风波之后,邓小平仍清醒地指出,必须坚持改革开放的总方针,不但要坚持,而且要做得更好、更稳定、甚至更快,“我们的一些基本提法,从发展战略到方针政策,包括改革开放,都是对的。要说不够,就是改革开放得还不够”。⑤但是,邓小平又始终坚持改革开放与四项基本原则的辩证统一,反对那种离开四项基本原则谈改革开放,谈“四化”建设的错误观点。他说,“我们干四个现代化,人们都说好,但有些人脑子里的四化同我们的脑子里的四化不同。他们只讲四化,不讲社会主义。这就忘记了事物的本质,也就离开了我们的发展道路。他又说,改革开放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政策的两个基本点,这两个基本点是相互依存的。”⑥

三、根本制度与具体制度、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辩证法

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是符合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制度,这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结论。根本制度规定并体现着我国社会的社会主义性质及方向。社会主义的具体制度如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则是根本制度的体现。把根本制度和具体制度加以区分,是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理论的一大贡献。这种区分,一方面说明了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改革只能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而不是否定或取消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另一方面则说明了改革的必要性。

关于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的辩证关系,1986年邓小平从对立统一的角度阐述说:“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不搞政治体制改革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当然,政治体制改革也要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来进行,不能照搬西方的,不能搞自由化。”⑦四、“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体现了“两点论”与“重点论”的统一

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党的工作重点的转移,这其中包含着邓小平的努力。进入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就指出,近30年经过几次波折,特别是“”吃了好多苦头,始终没有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现在要横下一条心来,始终如一,毫不动摇地搞经济建设。1986年底的学潮结束后,邓小平说“我们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要保证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不变,保证整个政策不变,对内开放、对外开放的政策不变。如果这些都变了,我们要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在下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目标就没有希望了。”⑧经过几年的反复实践,党的十三大终于形成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突出“重点论”,“两个基本点”抓住了矛盾的两个方面相互依存的关系突出了“两点论”。“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⑨

五、变与不变的辩证法

辩证法强调事物都是不断地发展运动,因而总是要“变”,但又要保持一定质的稳定,因而又是“不变”的。邓小平结合改革开放中的实际问题,论述了“变”与“不变”的辩证法。变与不变要从基本的路线方针来说,不能仅从个别的、局部的东西来说。在1986年底的学潮之后,国内外有人怀疑我党的政策变了,邓小平说:“总的讲、我们有四个不变: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变,一心一意搞四个现代化建设不变,对外开放政策不变,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方针不变。我们的改革和开放都将继续进行下去。”101989年,邓小平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说:“我们原来制定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照样干下去,坚定不移地干下去。除了个别语言有的需要变动一下,基本路线和基本方针、政策都不变。”11可见,不变是指基本路线、方针要保持稳定,变则指个别具体措施要根据情况进行适当调整。综上所述,邓小平作为政治家和战略家,他的历史使命决定邓小平理论不是按章节写的系统的理论专著,而是用马克思主义结合中国实际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从“实事求是”到“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从经济建设“每隔几年上一个台阶”到建立经济特区,邓小平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论,又进一步结合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建设实际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邓小平以自己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探索和实践,为每一个共产党人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树立了一个光辉的榜样。

注释:

①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54页。

②《目前的形势和任务》,《邓小平文选》第2卷,250-251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③《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邓小平文选》第2卷150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④《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邓小平文选》第3卷,372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⑤(《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的讲话》),《邓小平文选》第3卷307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⑥《用中国的历史教育青年》,《邓小平文选》第3卷204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⑦《关于政治体制改革问题》,《邓小平文选》第3卷176页、178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⑧《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时的讲话》,《邓小平文选》第3卷,218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⑨《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邓小平文选》第3卷370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邓小平理论论文范文篇9

【关键词】思想/邓小平理论/关系

【正文】

中图分类号:A84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8520(2000)06—0023—03

在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富于理论创造精神的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实现了两次历史性的飞跃。第一次飞跃,是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经过反复探索,在总结成功和失败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革命道路。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它的主要创立者是,我们党把它称之为思想。第二次飞跃发生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在研究国际经验和世界形势的基础上,在改革开放的崭新实践中,开始找到中国自己的建设道路。第二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它的主要创立者是邓小平,我们党把它称之为邓小平理论。思想是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是马列主义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两次飞跃、两大理论成果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关系,二者之间存在着历史的统一。

一、走自己的路:二者共同的政治基础

作为第一代领导集体的代表人物,他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奋斗了一生,在探索适合中国特点的革命道路的实践中,创立了有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指导中国人民完成了第一次伟大革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

思想这一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正是在走自己路的实践中逐步形成的。1927年中国共产党在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走上了一条独立地领导中国人民进行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的道路。在革命斗争实践中,中国共产党逐渐认识到:在中国要完成反帝反封建革命任务,必须走一条与苏俄完全不同的道路。同志在总结革命斗争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分析了中国红色政权能够存在和发展下去的可能性。1930年发表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基本上形成了中国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理论,加上古田会议决议和《反对本本主义》等著作,标志着思想开始形成。可见,思想从最初形成,就体现了走自己路的思想。1945年4月党的“七大”正式规定以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进了“七大”党章。思想是从党和人民长期奋斗中生长和发展起来的,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优秀典型。

走自己的路,是以为代表的第一代领导人的追求和创造,它激发了人们与习惯势力挑战的勇气,打破了中国革命总是模仿别人脚步前进的桎梏,敢于超越一切权威,善于进行独立思考,从而使中国革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中国革命的成功,应归功于把马列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思想就是在走自己路的探索中把马列主义中国化的结果。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即邓小平理论,它和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一样,是从中国实际出发,在长期奋斗中闯出来的,也是走自己的路的产物。邓小平在十二大开幕词中指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1〕可见邓小平与在走自己的路的问题上是一脉相承的。

走自己的路就要走出一条别人都没走过的新路,因此就需要一种创造精神。创造就是要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之新,创马克思主义理论之新。走自己的路就要走出一条中国化的新路,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就要求人们科学地认识国情,一切决策从中国国情出发,探讨和把握符合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从而把社会主义建立在中国社会的现实基础之上。邓小平理论正是从中国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人口多、底子薄、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实际出发,第一次系统地回答了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和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问题。

走自己的路体现在邓小平理论的全部内容之中。无论是“一国两制”的构想,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提出,都是邓小平对“走自己的路”思想的丰富、发展和完善。现在走自己的路较比过去更为艰巨,也更为迫切。作为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以为代表的第一代领导人的睿智和胆略,“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表现出开辟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的巨大政治勇气和开拓马克思主义新境界的巨大理论勇气,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做出了历史性的重大贡献。”〔2〕实践证明,作为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的邓小平理论,是指导中国人民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确理论。

走自己的路,在革命中指引中国人民胜利前进,在建设中仍然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航标。

思想和邓小平理论,都把走自己的路作为探索追求的目标。在走自己的路的实践中,思想体系逐渐形成,理论更加完备;在走自己的路的实践中,二者实现了历史的统一。

二、实事求是:二者共同的思想基础

“实事求是”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识识论所作的一个中国化的重要概括。这一思想从哲学上武装了全党,使中国共产党摆脱了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束缚,从实践中开辟了中国革命自己的道路,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并且建立起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后来有一段时间,这样的思想路线相当程度上被抛开了,“”中的“句句是真理”更是走到它的反面。一生的追求、奋斗和成就,就是从实际出发开辟了中国革命自己的道路,而这条道路的开辟,是在实事求是这样正确的思想路线指导下进行的。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是思想的精髓。

实事求是,也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邓小平领导和支持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3〕(P143)这里又明确提出了要解放思想的问题,而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又是联系在一起的,两者是统一的。“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3〕(P364)1978年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篇讲话,是冲破“两个凡是”的禁锢,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宣言书。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是又一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实事求是是党的思想路线,是党的政治路线的思想基础,也是邓小平理论的理论基础和哲学基础。在走向新世纪的新形势下,我们只有坚持邓小平理论的精髓——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才能不断开拓我们事业的新局面。

思想、邓小平理论的思想基础都是实事求是。邓小平把实事求是概括为思想活的灵魂的一个方面,指出实事求是是思想的精髓。而邓小平理论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新的实践基础上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实事求是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髓,是思想的精髓,也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思想、邓小平理论实现了思想基础的统一。

三、坚持社会主义救中国和社会主义发展中国:二者共同的政治方向

随着三大改造任务的基本完成,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的消灭,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得以确立。从1956年起,中国共产党开始了对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尽管第一代领导集体在领导中国人民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曲折,但坚持社会主义救中国和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始终没有动摇过。

从1956年到1966年的十年探索中,有一个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发展趋向,这一趋向形成了一些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理论观点和方针政策,积累了一些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实践经验。这些正确的发展趋向中积累起来的东西,属于作为集体智慧的思想在社会主义时期的成果。同志1956年作的《论十大关系》的报告,1957年《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国共产党1956年八大一次会议前后的探索,1959年庐山会议以前八九个月的探索和1960年冬天以后五年经济调整时期的探索,使中国共产党人在坚持社会主义的前提下,对社会主义有了不少新的认识,获得了许多新的观念。

但是,中国的社会主义毕竟来得太快。由于全党对于迅速到来的新生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全国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科学研究;党的指导思想又习惯于沿用过去熟悉而这时已不能照搬的进行大规模急风暴雨式群众斗争的旧方法和旧经验,这就使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逐渐偏离了正确轨道。作为第一代领导集体的代表,思想上发生了逆转,理论上出现了失误。但他一刻也没有忘记要把中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历史使命,即使在“”动乱的年代,他也没有忘记“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虽然没有创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没有开辟出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但他许多的理论观点和思想,以及他20年探索的经验和教训,为以后继续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提供了重要启示。不能因为晚年犯了严重错误,就否定了思想,也不能因此否定思想在社会主义时期所取得的成果。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恢复了同志的那些正确的东西,准确地、完整地运用思想,把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方面,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大大地向前迈进了一步。

邓小平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深刻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他多次讲过,我们要坚持社会主义,但是社会主义是什么,过去这个问题“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拨乱反正,全面改革,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封闭到改革开放,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近20年的历史性转变中,这个根本问题逐渐清晰了。邓小平总结多年来离开生产力抽象地谈论社会主义,把不属于社会主义本质的东西当作社会主义原则加以固守,把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东西当作资本主义来批判的历史教训,创造性地概括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他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是对社会主义认识新的理论飞跃。

为了坚持社会主义发展中国,邓小平理论形成了新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指明了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基本方向、目标和道路。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未曾遇到和解决的问题,但又是当代中国面临的需要回答和解决的最基本问题。邓小平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形成了关于我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领导和依靠力量、祖国统一等一系列相互联系的基本观点,构成了科学的理论体系。可见,同志和邓小平理论在坚持社会主义救中国和社会主义发展中国的政治方向方面,也是一脉相承的。

思想、邓小平理论还从许多方面表现出它们的统一性。我们要把思想、邓小平理论联系起来去研究,既不能把邓小平理论当作是在思想之外另搞一套,也不能否定邓小平理论对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应该看到二者之间不仅是历史过程的先后衔接,思想观点的前后继承,而且从思想到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的,具有不可抹煞的统一性。在当代中国,坚持邓小平理论,就是真正坚持马列主义、思想;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就是真正高举马列主义、思想的旗帜。

收稿日期:2000—08—03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3.

邓小平理论论文范文篇10

【关键词】邓小平理论/深化学习/基本思路

【正文】

恩格斯说过,一个民族要想登上科学的高峰,是一刻也不能离开理论思维的。而提高理论思维能力的一个有效办法就是学习理论,用马列主义、思想特别是邓小平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工作。提高全党全民族的理论素养,使学习理论取得更好的效果,应当根据不同层次的学习对象提出不同的学习要求,对党员领导干部应提出更高的标准,要求他们学得更深一些,更系统一些。在这篇文章中,我们提出深化邓小平理论学习的几点基本思路,以求从更深更广的层面来理解邓小平理论的产生、发展过程及其精神实质和时代价值,从多方面多角度来探讨如何深化邓小平理论的学习,从而更好地掌握这一强大思想武器,打好理论根基,在实践上更好地自觉运用邓小平理论分析解决各种思想和工作上的实际问题。

一、邓小平理论是作为一个内在严密完整的科学体系而存在的。因而,我们学习时就要在准确把握它的基本观点及其内在逻辑结构和联系,再现邓小平思考问题所经过的逻辑历程上求深化。

学习邓小平理论首先遇到的问题是如何对待邓小平的“文本”。这些“文本”从形式看,主要是一些报告、谈话和指示,没有很多长篇大论和思辨性文章;从表述内容看,它阐述的大多是明确的论断和观点,是我们已经干、正在干和将要干的事情,与我们的思想和现实生活贴得很近。但是,这并不说明邓小平理论没有科学体系或缺乏理论深度,也并不意味着人们只要照着干,天天在实践就等于真正理解、掌握了它的真谛。

思想史上,伟大人物的“文本”形式往往取决于历史的条件和个人的特点。文本的形式虽然多种多样,但概括起来主要有两种:学理型的理论文本和实践型的理论文本。前者从概念、判断到推理到分析论证方法,有严密逻辑性的系统的知识或观点,不论观点正确与否,有一个所谓“自圆其说”的内在逻辑体系。后者以谈话、对话、笔记、通信、报告甚至文学形式出现的一个个分别独立的观点或主张,相互之间形式上不存在什么推理或论证的逻辑关系,但从整体上去考察它们,确有一种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解答了一系列有内在联系的基本问题。据此观之,邓小平的“文本”无疑属于后者。

邓小平的“文本”之特色,首先表现为,邓小平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家和战略家,他的历史使命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领导人民在中国实践社会主义。因而他提出的每个重要思想观点和决策,总是针对某一重要情况,为了回答或解决某一重要问题而作出的。这些重要思想观点和决策的提出,都是以他深厚的理论功底、丰富的历史经验、特殊的中国国情、崭新的时代精神为依据的。更是他在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中长期探索、深思熟虑的结果。其次,它也表现在邓小平在不同时间、地点、场合提出的每个重要思想观点和决策,由于都是始终紧紧围绕着一个根本问题即“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而提出来的,因而它们之间具有内在逻辑关联性,形成相互依存、相互支持的整体,服从和服务于这个根本问题,或者说都是这个根本问题的逻辑展开。它们从整体上探索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规律,初步地但也是比较系统地回答了在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第三,它还表现在邓小平又善于用极其简明朴实、形象生动、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语言,说出深奥的理论道理,把他对中国根本问题的长期的深刻的思考结果,快速地传达给广大干部群众,便于他们理解和掌握,从而很快转化为全党全国人民的实际行动。这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先进的理论只有为群众所掌握,才能转化为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

认识到邓小平理论具有一个内在严整的逻辑体系,我们学习时就要努力去读懂读通邓小平的“文本”,在学习“文本”上多下功夫,更要透过“文本”的形式去深入挖掘、梳理它的逻辑体系和精神实质。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全面地、系统地、完整地、历史地把握邓小平理论。

一方面,我们既要原原本本、扎扎实实地研读邓小平的每一篇文章、每一个观点,更要注重从总体上和逻辑体系上去领会这一理论的基本内容、基本观点和基本精神,注重在学习中完整地再现邓小平思考这些问题所经过的深刻逻辑历程。这就是经历了从感性具体到思维抽象、再提升为思维具体的实践、认识、理论抽象的加工制作功夫,最后形成一个严整的科学体系。这个科学体系并没有现成地很明显地摆在那里,而是需要我们在学习与研究的基础上把它梳理出来。

我们有些同志在学习邓小平理论活动中,经常会出现一种偏向,即不能全面把握邓小平的各个重要思想观点、决策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和统一关系,随意地孤立地只强调其中的某一个方面、某一个观点、某一项决策,而忽视与之密切相关的另一些方面、另一些观点、另一些决策,导致对问题的片面性理解。例如,有的同志在思想认识和工作中往往把“不改革就没有出路”、“发展是硬道理”、“稳定压倒一切”这三个有机联系的命题对立割裂开来,各取所需,用其中一个排斥或代替另外两个,从而造成本不该出现的局面和后果。其实,改革、发展和稳定在邓小平看来自始至终是内在统一的,这是他在不断地思考、回答和指导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得出的一条基本经验。其中,改革是动力,只有不断深化改革,才能解决经济社会发展的困难和问题;发展是目的,只有加快发展,才能实现“三步走”的战略目标;稳定是前提,只有保持稳定,才能为改革和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三者关系处理得当,就能总揽全局,保证经济社会的顺利发展;处理不当,就会吃苦头,付出代价。由此可见,如果对之作各取所需、断章取义的理解,就是对邓小平理论的歪曲和违背,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学习和掌握。只有抓住科学体系和精神实质,才能真正学好邓小平理论。

另一方面,我们既要勤勤恳恳、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邓小平的各个重要指示和决策,更要注意了解和掌握它们形成的实践基础和条件。如果仅仅满足于记住了邓小平的一些重要指示和决策,而不能真正理解其产生的根据、来源以及它的精神实质,那么虽然照着干也有可能导致不分时间、地点、条件的生搬硬套,造成理论混乱和实践危害。

在学习邓小平理论活动中,常听说有些基层干部把邓小平理论概括成所谓“猫论、摸论、不争论”,并用以指导具体工作。且不说这样的概括并不完整准确,仅就他们对之的理解来看,往往有离开特定的时间、地点和条件而任意把它们抽象化、普遍化、绝对化之嫌。先看“猫论”。这些同志往往对之搞实用主义的“各取所需”,他们并不懂得邓小平在60年代初期提出支持农业生产责任制实践及旨在发展生产力的“猫论”,只是一个比喻而不是科学严密的论题,要真正理解“猫论”的逻辑,就必须透过字面涵义,抓住坚持实践标准问题,挖掘出邓小平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前提下以生产力水平和群众意愿选择适当的生产关系,从而努力恢复和发展生产的深刻思想。再看“摸论”。这些同志也往往对之作狭隘经验主义的理解。其实,如果人们单纯从字面上去理解,就难以把握邓小平“摸着石头过河”所蕴含的深刻思想。要真正领悟“摸论”的逻辑,就必须从这种形象的比喻中挖掘出“摸论”本身具有的实践方法论意义,即含有要尊重实践、强调实践是认识的来源的思想。回首这二十多年来的探索、试验的历程,我们正是遵循“摸论”的实践方法,把前进的征途上所摸的一块又一块石头连接成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清晰轨迹,比较系统地摸清了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基本规律。最后看“不争论”。这些同志也往往对之作无原则的扩延或绝对化的理解。其实,“不搞争论”是有特定的思想内涵的,是指对改革开放中的试验、探索不搞争论,不必争论明白了再去改,而是搞了以后再看,不事先用教条和框框束缚改革试验与探索的手脚,以免由于搞无谓争论而造成贻误时机的不良后果。因而它含有要敢于实践,勇于探索,一切以实践为标准,坚持在实践中求发展的深刻思想。但是,这并不是说,对什么都不必争论,在事关根本方向和道路的大是大非问题上也不搞争论,相反,对于意识形态领域的争论,是邓小平十分重视的。此外,对于改革开放问题的正确理论探讨、学术争鸣以及不同意见的平等的民主讨论,是允许的、必要的、也是值得提倡的。

可见,我们不能离开邓小平提出的“猫论”、“摸论”、“不争论”的特定实践基础和历史条件,离开这些耳熟能详的命题的特定含义来孤立地绝对地理解和不分场合地生搬硬套。应当做到同志所强调的:“学习邓小平同志的著作,不能仅仅以了解他的某些论述和某些词句为满足,而应真正读懂读通。要在把握邓小平理论的科学体系和领会它的精神实质上下功夫。”(注::《深入学习邓小平理论》,《求是》1998年第4期。)

二、邓小平理论建立在马列主义、思想基础之上,又有其独特的时代风格和创新的理论形态。因而,我们就要把学习邓选与学习毛选、马恩列斯著作结合起来,在弄懂邓小平是如何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上求深化。

搞清楚邓小平理论的“来龙去脉”,是我们深化学习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没有继承的理论是无源之水,没有发展的理论就没有活力。邓小平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一个新阶段,既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又是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化,因而,邓小平理论既内含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基本范畴,又赋予这些原理、范畴以新时代的意义,具有现代思维的优长;既渗透着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又运用这些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革命与建设的实践中得到具体丰富和历史展开。从继承关系看,邓小平理论与马列主义、思想在基本立场、思想基础、基本原则以及对根本任务的认识上都是一致的。因为邓小平的全部理论创新活动,始终是在马列主义、思想的总轨道上进行的,他不仅恪守并直接吸取了马列主义、思想的许多基本观点,渗透了马列主义、思想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而且它所内含的很多属于独创的全新的理论观点和原则,事实上也是依据马列主义、思想的基本原理,对世界和中国社会变革中出现的新矛盾、新情况、新问题,在理论上所作出的新阐述、新概括和新论证。因此,这种继承是一种高层次的继承,根本性的继承。

从发展关系看,邓小平理论对马列主义、思想具有多方面的创新和发展,并且是主要的和主导的方面。使得邓小平理论在主题、内容、特点和结构上都有独特的时代风格,构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理论形态。这种发展,首先体现在它强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新的实践基础上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其次体现在它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基本成果,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深刻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此外,还体现在它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对当今时代特征和总体国际形势,对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成败,发展中国家谋求发展的得失,发达国家发展的态势和矛盾,进行正确分析,作出了新的科学判断;等等。

认识到邓小平理论与马列主义、思想的“继承”与“发展”的辩证统一关系,我们学习时就要把邓选与毛选、马恩列斯著作结合起来学习,特别是要在邓小平是如何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上提高认识。

一方面,我们要认识邓小平理论与马列主义、思想的内在联系和统一性,切实做到“老祖宗”不能丢。这就要求我们始终坚持用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来观察、分析、解决当代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的重大问题,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进入新的世纪,我国思想政治领域的矛盾和斗争不仅会长期存在,而且错综复杂,有时甚至会异常尖锐。近些年来,社会上一些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相违背的思想言论时有出现。比如,有的鼓吹,歪曲、否定我们党和人民的奋斗历史;有的主张指导思想多元化,甚至主张用“自由主义”取代马克思主义,否定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的指导地位;有的宣扬“政治多元论”和西方式的“多党制”、议会民主,公然诬蔑我国“没有民主”、“没有人权”;有的认为只有私有化才能救中国,否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有的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理论,丢弃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阶级分析的观点与方法;等等。如果我们对这些违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违反改革开放政策、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错误观点不及时加以批判,对于反马克思主义的挑战和攻击不旗帜鲜明、理直气壮、毫不含糊地进行积极的思想斗争,就势必会搞乱人们的思想,危害整个国家和社会的安定团结,干扰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进程。因此,我们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老祖宗”不能丢,今后不论发生什么事情,这些基本的东西都不能变、不能丢,这样我们就有面向未来,着力创新的主心骨,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另一方面,我们耀深切领会邓小平理论对马列主义、思想的发展和创新,切实做到讲马克思主义要有“新话”。这就要求我们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不把马克思主义当成真理的终结,而着力于理论的发展和创新。我们要把学习邓选、毛选和马恩列斯著作结合起来,在深入全面的比较中真正懂得邓小平是如何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又是在何种意义上、在哪些问题上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从而使我们对以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新形势下是如何坚持和发展了邓小平理论的有更全面的理解和深切的领会。我们还要认真借鉴和汲取世界上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善于总结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经验,按照实践标准破除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理解以及附加到马克思主义名义下的错误观点。一代又一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断探寻新课题,解读新现象,开展新实践,创造新经验。从马克思到列宁,到,到邓小平,到以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马克思主义的内涵不是在简化而是在丰富,马克思主义的表达形式不是趋于单一而是显现多样化。社会主义实践从一国到多国,从一种模式到多种模式的发展,便是有力的证明。只要我们依据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的探索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就能使她永葆生机和活力。因此,只有发展马克思主义,才是真正地坚持马克思主义;要真正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必须根据时代、科学和实践的发展而不断进行理论创新。正如伟人在50年代就指出的:“不如马克思,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等于马克思,也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只有超过马克思,才是马克思主义者。”(注:转引自鲍宗豪等:《邓小平方法论导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4页。)

三、邓小平理论既是属于中国的,集中体现着中华民族的智慧和追求,又是符合世界历史进程和时代潮流的,熔铸着人类文明的精华。因而,我们学习时就要在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和吸收借鉴世界上一切优秀思想文化相结合、从而强有力地推进人类文明发展上求深化。

倘若以历史的视角来审视邓小平理论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独特地位和作用,我们不难发现:邓小平理论作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它的最有特色的理论品格,就是始终从世界历史进程和时展高度来思考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问题,来审视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并规划、设计中国的发展战略。邓小平指引并闯出了一条中国独特的崭新的发展道路,但它并没有脱离人类发展的文明大道,或者说,这是中国社会主义实践和现代世界文明的结合之路。

邓小平理论首先是属于中国的。它集中体现着中华民族的智慧,反映了中华民族的理想、追求、风格和气派。中国五千年历史造就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为中华民族增强民族凝聚力和民族自信心,提高全民族素质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思想宝藏和精神营养。邓小平在率领我们搞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始终强调决不能忽视对祖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我们欣喜地看到,邓小平理论使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具有了中国的民族特色,具有了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成为中国人民所喜闻乐见的马克思主义,其中也包括对祖国文化传统的认识和把握。例如,邓小平理论的“实事求是”的思想精髓和“特色论”、“两点论”、“重点论”三位一体的矛盾学说,以及以人民为价值主体以“三个有利于”为价值标准的价值观等等,都是立足于祖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土壤,把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的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

邓小平理论也是符合世界历史进程和时代潮流的。它熔铸着人类文明的精华,在充分吸纳现代世界文明成果的同时,也给予现代世界文明以巨大的影响。邓小平在探索和回答中国的重大问题时,都不是囿于以往陈旧的思维定势和已有的现成结论,也不囿于社会主义一国的实践经验,而是善于以宽广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视野观察世界,把握时代,始终把对中国发展的理论思考置于时展主流和人类文明进步大趋势的整体实践中,极大地拓展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实践领域和理论空间,也为社会主义运动在当代世界的发展提供了许多经验和极大的可能性,为世界社会主义者认识和研究社会主义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从而为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再造辉煌预示了一个基本方向。这就是,未来世界各国走向社会主义成功的道路绝不是单一的模式,而必然是多渠道、多种模式的,必然是既体现社会主义共同本质,又分别具有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我们的改革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国际范围内也是一种试验,我们相信会成功。如果成功了,可以对世界上的社会主义事业和不发达国家的发展提供某些经验。”(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5、206、258、298页;《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11、151、128页。)

认识到邓小平理论不仅体现着中华民族的智慧和追求,也熔铸着人类文明的精华,我们就要充分认识它在人类思想发展史中的重要地位和深远影响,同时在以下两方面确立科学的态度:

一方面,要大力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这就要求我们认真学习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国近现代史和我们党的历史。真正做到面向中国,了解中国历史和国情,了解中华民族文化的优长之处。邓小平曾指出:“了解自己的历史很重要。”(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5、206、258、298页;《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11、151、128页。)“要懂得些中国历史,这是中国发展的一个精神动力。”(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5、206、258、298页;《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11、151、128页。)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凝聚着灿烂的文明珍宝。一部中国近现代史,更是一部中国人民威武不屈,奋发图强的斗争史和创业史,我们通过学习可以从中汲取无穷无尽的精神力量。同志也强调“希望我们的各级领导要认真地读一点历史,首先要了解中国的历史。如果不了解中国的历史,特别是中国的近代史、现代史和我们党的历史,就不可能认识和把握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继承和发扬我们党在长期斗争中形成的光荣传统,也就不能胜任领导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职责。”(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76页。)在这里也要特别强调对哲学的学习。恩格斯认为,人是具有理论思维这种天赋的潜在能力的,但关键在于必须加以后天的发展和培养,“而为了进行这种培养,除了学习以往的哲学,直到现在还没有别的办法。”(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284页。)我们除了学习马列主义和的哲学著作以及贯穿于邓小平著作中丰富的哲学思想,有能力的还应当读一些古今中外的优秀哲学著作,这对吸收思想养料、提高理论思维和创新能力是很有助益的。

另一方面,要认真学习、吸收和借鉴外国的先进文化和文明成果。这就要求我们真正做到面向世界,了解世界历史特别是现代世界的发展进程。从人类的本性和文明的继承性来看,人是一种理性存在物,人不仅可以凭借这种理性,自觉建构赖以生存的社会关系和结构,而且可以根据需要,在自然和社会客观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不断协调自身与社会的关系,不断建构和完善社会关系和结构,不懈追求美好社会理想。如,社会主义思想源远流长,它就根源于人的本质,根植于人类对自由、平等、幸福的追求。正是在这种不懈追求和社会实践中,人类一方面不断认识社会发展规律,按照社会规律来改造自身,另一方面又不断认识自身的本性和需要,对社会的发展作出设计和规定,不断提出各种社会理想和治国方略,从而构成了人类社会认识的理论宝库。在广义上,它们作为全人类的文化遗产,作为人类文明和智慧的结晶,理应成为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宽厚的思想资源。从马克思、恩格斯到列宁,到,到邓小平,到以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都一贯强调社会主义是在继承人类优秀文化成果的基础上形成的,强调社会主义绝不能建立在文化落后和愚昧迷信的基础上,而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不仅没有离开资本主义发展已经达到的成就,而恰恰是吸取资本主义时代所创造的全部文明成果和进行全新创造的产物。因此,我们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包括当代西方发达国家先进的科技和经营管理方法,结合新的实践进行创新,为我所用,才能加快发展,赢得同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也要批判继承外国的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学艺术成果等等。时代在前进,知识在更新,我们需要研究的新问题层出不穷。学习邓小平理论还要同学习反映当代世界政治、经济、文化新发展的各种新知识结合起来,用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武装自己,使自己的思想水平和知识水平适应时代前进的需要。

四、邓小平理论作为对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总结,具有鲜明的实践性品格,始终保持着与实践的总体联系。因而,我们学习时就要在结合新的实践,自觉运用邓小平理论指导和规划实践,解决新问题上求深化。

学好邓小平理论,还需要我们深入把握邓小平理论的实践性品格。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领导人民卓有成效地从事实践创造,同时也空前活跃地从事理论创新。二十年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所取得的成就,是我们党和人民进行实践创造和理论创新的结果,其最高表现和结晶就是邓小平理论。

邓小平是伟大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但不是先知。他不是先设定一套完整的治国方案,然后照搬这套方案来改造中国,而是在实践中提出方案,在实践中修正方案,为实践所检验并得到丰富和完善。离开了具体的改革实践,就不可能说明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不可能说明其实质和价值。邓小平理论的永恒生机和活力,就在于它始终扎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践,以开放的姿态,紧跟时代和实践的步伐,倾听实际生活和人民群众的呼声,善于从人民群众的伟大创造和科学的新发展中吸取营养,从而使人类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不断走向丰富,走向更高的科学形态。

邓小平理论的实践性品格,首先表现在它的形成源于人民群众的实践和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邓小平把人民群众看做实践的主体,把人民群众的利益要求视为实践的根本要求,把回答和解决这些问题看做是理论创新的根本。他多次指出,联产承包、乡镇企业都是农民的创造,改革开放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群众在实践中创造出来的,我的功劳是把这些新事物概括起来,加以提倡,作为全国的指导。正是由于坚持了尊重实践、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始终把人民群众的实践要求和实践创造作为自己理论创新的不竭源泉,才使得邓小平理论成为充满生机与活力的不断发展的理论。

邓小平理论的实践性品格,也表现在它的主题来自社会主义实践的经验总结。邓小平通过总结历史经验,发现我们过去对“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这就找到了建国以来我们在社会主义实践中出现曲折失误的根源。邓小平把社会主义看成是有待于在实践中不断创新和发展的运动过程,在发展社会主义的实践中才能不断搞清楚“是什么”和“怎样建”的问题。他正是在新时期依据社会主义实践和人民群众的要求,重新思考“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重大理论和实践课题,开始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历程。

邓小平理论的实践性品格,还表现在它准确把握和顺应了国际形势的新变化和时展趋势,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为社会主义发展提供了新的实践基础。邓小平以世界历史的眼光,提出了世界的多极化和新科技革命使和平与发展已成为时代主题。他强调要把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问题提到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是人类尤其是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东方不发达国家的人们长期实践和探索的重大理论和实践课题。这些实践与探索,有过巨大的辉煌,因而极大地推进了人类历史的进程,但也有过惨痛的失败,特别是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不仅给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造成了极大的震惊和历史性的遗憾,而且特别给中国和那些仍在坚持社会主义的国家敲响了警钟,震惊之余,痛定思痛,这使各国社会主义者不得不作出深刻反思,即开始对传统的社会主义观念和模式作出理性追问,从而在更深层次上引导社会主义国家启动社会主义改革的契机和动力,引导人民重新认识社会主义,在更高时代起点上建构新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实践基础。

认识到邓小平理论具有鲜明的实践性品格,我们学习时就应该结合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的实际,结合世界政治经济形势的新变化,运用邓小平理论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其一,我们要高度关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的伟大实践,勇于和善于理论创新。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已经提出和将会提出许多从未遇到的重大现实问题,迫切需要给出尽可能正确的答案。解决这些新问题,不可能指望从马克思主义的书本中去寻找现成的答案,也不可能照套、照搬别国的模式。只有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大胆探索,勇于创新,才能形成新思想,拿出新办法,走出新路子,推动我们全新的事业向前发展。

其二,我们要以邓小平关于时代主题的思想为指导,来展望和把握21世纪的国际政治与经济的主要发展趋势,进一步坚定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当今世界各国特别是大国之间的竞争,不同社会制度之间的斗争,主要表现为以经济和科技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竞争。能不能在这一竞争中取得相对于资本主义的优势,比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得更快、更好、更全面、更持久,不仅关系到每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前途命运,而且会影响到其他国家人民群众对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选择,关系到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前途和命运。展望未来,社会主义前途是光明和美好的。我们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坚定性,决不是来自某种主观的愿望和想象,而是建立在客观存在的现实和不可抗拒的历史进程基础上的科学信念。对世界格局变化和新的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我们应抱积极的正确的态度,其根本点就是既走向世界,融入时展潮流,又牢牢把握住中华民族自己的命运。

其三,我们要结合同志及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有关新的论述、报告和文件来深化邓小平理论学习,从而加深理解以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是如何成绩卓著地坚持、丰富和发展邓小平理论的。十四大以来,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始终坚持“一个中心、三个着眼于”,运用邓小平理论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取得了新成果。特别是党的十五大,对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作了新的阐述,对邓小平理论的科学体系、精神实质、时代精神和革命风格作了科学的概括和深刻阐发,并把邓小平理论作为党的指导思想郑重地写入党章。十五大提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方针和基本纲领;提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提出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提出和实施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方略;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等等。2000年初同志提出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加强党的建设;同年6月同志提出“四个如何认识”的问题号召全党同志来共同深入研究;等等。这一系列新概括、新发展、新贡献,不仅语言是新的,而且思维也是新的,提供了我们进行理论创新的很大的空间,需要我们在学习中认真领会,在实践中切实贯彻。

五、邓小平理论已深深打着伟人邓小平个人的印记,体现着他的个性特征、坚定信仰和人格力量。因而,我们要学好邓小平理论,就必须在学习邓小平(怎样做人)上求深化。

科学理论的形成,首先是时代的产物,是人民群众的创造,但也不能忽视思想家、政治家个人的智慧和心血。邓小平理论无疑是时代的产物和集体的创造,但在这个集体中,邓小平的个人天才、经历、权威和魁力起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或者说邓小平理论的主要观点都是邓小平首先提出来并给予探索和阐述的,因而也使邓小平理论以邓小平的名字来命名。

首先,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始终怀有坚定的信仰和信念。在长达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他不论是在艰苦的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不论是在社会主义事业顺利发展的时候还是在遇到困难和曲折的时候,不论是在自己的政治生涯一帆风顺的时候还是在遇到重大挫折的时候,他的马克思主义信仰、社会主义信念都没有发生过丝毫的动摇。他的领导生涯中“三落三起”的传奇经历,可谓坎坷不平,几经浮沉,历尽艰险,正是在这些人生“磨难”中造就了他坚忍不拔的个性特征和独具魅力的人格精神。加拿大前总理特鲁多在下野后有一次向邓小平请教复出的“秘诀”,邓小平的答案是“忍耐和信仰”。正是凭着这个“秘诀”,他“三次被打倒,三次又复出”,而且“一次比一次引人注目,一次比一次走向更大成功。”(注:金羽主编:《海外人士心中的邓小平》,红旗出版社1973年版,第95页。)的确如此,有了坚定的信仰和信念,就能把个人的利害得失放在从属于党和人民利益、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地位,以极大的勇气和热忱,以无畏的魄力和无私的境界,投身于革命和建设实践,作出伟大的贡献。

其次,邓小平一贯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精神,表现了其杰出的政治智慧和革命胆识。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精神是邓小平的伟大人格魅力核心内容之一。他反复强调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同时又强调,要真正坚持实事求是,必须解放思想。他不仅这样说了,也这样做了。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精神,促使他最早提出了对“两个凡是”的批判,倡导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思想大讨论,由此开始了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历程。在“实践标准”逐渐深化的过程中,他以实事求是为根本指导思想,又把实践标准具体化为“生产力标准”,在1992年的南方谈话中又进而具体化为“三个有利于标准”,从而使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长期困扰的凡事都问“姓社”、“姓资”的思维定势中摆脱出来,大大推进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向前迈进。邓小平的这种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精神正是我们民族在这个时代的最重要的智慧、意志和胆识,也是邓小平伟大人格魅力的集中体现。

第三,邓小平对祖国对人民一片深情,始终为人民谋利益。他的“我的生命属于国家的”,“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等感人肺腑的话语,深深地震撼着亿万人民的心。他一贯坚持从人民利益出发,“对人民负责”(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5、206、258、298页;《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11、151、128页。),“为人民造福”(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5、206、258、298页;《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11、151、128页。),“取信于民”(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5、206、258、298页;《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11、151、128页。)。他语重心长地说:“我们要想一想,我们给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呢?”“我们一定要根据现在的有利条件加速发展生产力,使人民的物质生活好一些,使人民的文化生活、精神面貌好一些。”(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5、206、258、298页;《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11、151、128页。)他不仅这样说了,而且这样做了。在一生的革命生涯中,他始终心系人民,热爱人民,关心人民,一切以人民的利益为最高准则,想方设法让人民群众摆脱贫困,过上富裕文明的生活。老百姓都说:“翻身不忘,致富感谢邓小平”,就是有力的说明。正是出于这种对祖国对人民的深沉挚爱,使邓小平在我们共和国历史发展的重要关头,总是不顾个人安危,几次力挽狂澜,注重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创立了一种符合中国国情的,即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邓小平理论,赢得了亿万人民的普遍拥护。

认识到邓小平理论体现着伟人邓小平的个性特征和人格力量,我们就要通过学习邓小平怎样做人包括人生信仰、革命胆识和人格精神等,来进一步深化学习和掌握邓小平理论。同志在2000年6月的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指出:“各级领导干部要在‘立行’和‘立言’上多下功夫,努力把真理的力量和人格的力量统一起来,”(注:转引自李忠杰:《人格力量很重要》,《人民日报》2000年8月1日。)这正是我们党对于领导干部进一步提高自身素质,塑造良好的人格,增强领导干部人格的亲和力、感召力和凝聚力的殷切要求。

其一,我们要学习邓小平始终坚定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坚定共产主义的信仰,坚定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这是灵魂,是动力,是方向。当前,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到严重挫折,我国的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发展正处于关键时期的历史条件下,我们面临的困难和问题确实比较多。但越是在困难的环境、困难的工作面前,我们越是要坚定理想信念,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为什么一些党员干部经不起执政和改革开放的考验,不能在权力、金钱、美色面前把握住自己,蜕化变质,就是在这个“总开关”上出了问题。理想的动摇,是最危险的动摇;信念的滑坡,是最致命的滑坡。因此,在深化邓小平理论学习过程中,首先解决好理想信念问题至关重要。

其二,我们要学习邓小平勇于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理性态度和求实精神。当前,我们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要注意以下几点:一是要正确认识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高度一致性。解放思想赋予了实事求是现代开放性思维的积极意义,从而使我们能够高瞻远瞩,开阔视野,从宏观动态的角度正确处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同时也才能正视现实、承认现实,敢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为实事求是注入一种符合现代开放社会的内在活力。二是要正确认识实事求是与敢于创新的内在统一性。改革开放既无先例可循,又无成功经验可资借鉴,这就要求我们探索创新,开拓前进。在战略上要敢于破旧立新,敢想敢闯;在战术上要经过试验,走一步看一步,要方法稳当,步骤适当。三是要正确认识实事求是与原则坚定、策略灵活的统一关系。原则坚定、策略灵活,二者结合才是最实际最生动的马克思主义。在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上必须立场坚定,不妥协,不迁就,但现实中实现目标到任务不可能走笔直的路,故在处理具体问题时,讲究策略的灵活性,不搞一刀切。这样才能使我们在纷繁复杂的新情况下能够驾驭全局,把握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