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自由与司法公正诠释

本文作者：刘沛工作单位：郑州大学法学院

一、新闻自由与司法公正的冲突

新闻报道(传媒监督)对于人民了解国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信息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新闻自由是新闻媒体机构赖以生存的基石,没有自由的新闻报道是严重扭曲的和残缺不全的。新闻自由与言论自由密不可分,可以说是言论自由的一种必要的表达方式和延伸。世界各国宪法都把公民享有的言论自由以及出版自由作为公民最基本的权利加以明确规定和保护,而且这些权利也都得到了国际社会的一致认可。概括来讲,传媒监督司法是建设民主政治的需要,人民群众言论自由的需要,是满足公众知情权的需要,是公开审判的需要和司法公正的需要[2]。然而,时下有些媒体在报道个案时,常常以裁判者而非旁观者的身份自居,它们对案件的定性、法律责任的划分进行了大量的带有倾向性乃至结论性的报道,很多时候案件尚在审理过程中,媒体就已经对案件进行了宣判,这就是最令司法界反感的媒体审判现象。例如:从上世纪9年代末张金柱案到本世纪初刘涌案,再到孙志刚案、许霆案、孙伟铭案、胡斌案、邓玉娇案,直到最近的重庆打黑案,,个别媒体对这些事实的报道无不充斥着媒体审判的不和谐色彩。舆论哗然,群情气愤,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之类词句更是经常见诸报端,难怪当年张金柱临刑前曾哀叹道:是记者杀了我,,这种媒体审判代替法院审判的现象严重影响了法院作为宪法设定的司法机关所应有的功能的发挥,有损司法的尊严和权威。众所周知,传媒对司法的监督是必要的,但也必须注意司法的内在规律。首先,司法活动要求审判人员在办案过程中必须自觉地排除外界不正常因素的干扰,以不偏不倚的态度平等对待各方当事人,这与传媒往往热衷于炒作社会热点、立场较为主观不同。其次,司法活动每一个环节、步骤必须按照法律规定进行,非经法定程序收集的证据、认定的事实应属无效。而传媒对案件的评判和报道是根据自身收集的素材进行的,手段和程序非常自由。最后,司法的权威是司法权能够有效运作的基础和前提,它要靠严格、公正、高效、廉洁的司法形象赢得。与媒体相比,两者在关注重点、信息来源、评价方式以及追求效果等方面都存在很大差异[1]。传媒监督和独立审判是一对天然的矛盾,如何找到两者最佳的契合点,使传媒对司法的监督自由而又不过度,司法对传媒的排斥合理而又不过分,是目前我们必须认真研究的一个重大课题。

二、域外相关制度与实践

(一)英国由于英国司法程序实行的是陪审团制度,因此,其司法独立和司法公正更容易受到新闻媒体的影响。英国普通法容许新闻媒体对尚待审理的案件有言论表达空间,而一些大陆法系的国家则比较有限。根据普通法藐视法庭的原则,新闻媒体对于那些尚待审理的案件的报道和评论,如可能危及案件的公正审理或影响司法公正,法院可治以藐视法庭罪。藐视法庭罪的标准又可分为两种形式:严格责任的标准和普通责任的标准。严格责任的标准主要依据为51981年藐视法庭法6,适用于正在进行的或者将要进行的案件审理的报道,禁止藐视法庭法规定,对相关诉讼带来严重损害的实质性风险的声明的公开行为构成藐视法庭的刑事犯罪,而且,无论相关出版者是否存在干扰司法的故意,其行为都构成犯罪。这被称为严格责任规则。而普通责任的标准则适用于普通法领域。(二)美国虽然美国也继承了英国的普通法传统,但是美国普通法的发展在很多方面与英国有很大的不同。在美国,新闻媒体就尚待审理、正在审理或已经审理的案件的报道和评论的空间,远较英国宽泛;虽然美国普通法中也有藐视法庭的原则,但是其适用的范围远较英国小。法庭会不会适用藐视法庭的罪名来对新闻媒体介入刑事案件的审判进行控制或者制裁呢?从公开审判的法庭中获得的案件信息予以客观、真实及准确的报道当然不会存在藐视法庭的问题,而且从一些非政府渠道合法取得的公开信息也不受司法限制言论令的约束,不过新闻媒体并没有权利拒绝向法院或大陪审团披露这些信息的来源[2]。实践中,不论是在刑事案件的审判中还是刑事案件审理完毕后,通过对新闻媒体处以藐视法庭罪来限制新闻媒体对刑事案件相关信息的报道与评论也是较为少见的。可能是由于第一修正案的重大影响力,美国法院在处理传媒与司法公正的关系时,比英国法院更加重视新闻自由,在需要对新闻自由与其他权益或价值作出取舍时,美国法院更倾向把新闻自由放到优先的位置。所以也有人指出,对于媒介向公众通告审判事宜的能力而言,事后刑事惩罚或许和事前约束即-司法限制言论令.一样危险[7]。在美国的司法实践中,法院还可以颁发司法限制言论令的方式要求新闻媒体不得对某一案件的某些内容进行报道,但是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例如在命令发出前必须要证实事先禁止命令的有效性,等等),否则可能侵犯宪法第一修正案的新闻自由权利。由此可见,美国法院对事先颁发禁止报道命令的条件是非常严格的。总的来看,美国法院在处理与新闻媒体的采访与报道的相关问题时,尽量采用替代性的措施来保证对案件进行公正的审判,而且在司法实践中形成了明显和当前的危险这个要求极高的测试标准,用来限制蔑视法庭原则的适用。它并不是采取拒绝或禁止的方法来限制新闻媒体接近司法系统,以保证审判活动的公开审理,实现司法公正的最终目的。(三)加拿大由于加拿大从历史上就是英国的殖民地,所以它也继受了英国的普通法。它在继承英国普通法的同时,也继承了关于如何平衡司法公正与新闻自由的一般处理方法,例如蔑视法庭原则。在加拿大1987年的RvKopyto案件中,一位律师在代表其当事人向警方进行民事诉讼失败后,对记者说法院的这个判决是对正义的嘲弄,又说加拿大法院都是偏袒警方的,因此法院和警方好像是用胶粘在一起的[3]。该律师因此被控藐视法庭,并在原审法院被裁定罪名成立。但是从1982年加拿大在其宪法上增加了5加拿大权利与自由宪章6以来,加拿大比以前更加重视新闻自由,所以,可以说加拿大在协调新闻自由与司法公正方面的取向,应是在英国法和美国法之间。加拿大的5加拿大权利与自由宪章6第二条明确规定,保障新闻和其他媒体的自由,而且第一条法则规定,如果对宪章所保障的自由和权利作出限制,该限制必须是由法律所规定的、合理的和在一个自由民主社会中可明显证成的。关于怎么应用权利宪章第一条的标准,其最高法院通过判例创设了一套原则。根据这套原则,法院在应用第一条时,需要考虑两方面的问题。第一是研究有关的法律对有关权利作出限制究竟是为了达到什么目标,这目标是否涉及迫切和重大的问题。第二是考虑有关法律所采用的用以实现上述的手段和方法是否与上述目标相称,因此得以证成。这个问题又可以分为三个方面:第一是限制权利的有关方法与上述的目标是有合理的联系,还是任意的、不公平的或基于非理性的考虑。第二是相对于其他可用以实现同一目标的方法,有关法律中现在采用的方法是否以把有关权利的减损限于最低的程度。第三是限制权利的有关措施的后果是否与上述目标相称。总而言之,法院需要在有关权利和对此权利作出限制背后的目标、作出限制时使用的手段之间,权衡轻重,从而判断限制有关权利的有关立法是否违宪。

三、新闻自由与司法公正的和谐共处

随着我国进入全面的社会转型期,司法与传媒之间微妙而复杂的关系逐渐突出。从大局出发,正确认识和把握两者关系,尽可能地化解矛盾冲突,最大限度地实现平衡与契合,是人民法院在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司法工作,努力为服务科学发展和实现自身科学发展提供充分思想保障和舆论支持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1]。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曾荫权曾对传媒有这样的评论:身为政治领袖,接受批评,还有偶尔一点赞美,是工作的一部分。为政者埋怨传媒,好比水手埋怨大海。如果受不了带盐海水扑面的刺痛,那么一开始便不该跑上甲板。[4]笔者对此深以为然。我们的法官也算是为政者的一部分,站在法官的立场上,无论中国传媒业目前乃至今后会处于怎样的一种状态,法官对传媒都应有一个理性的态度。在任何条件下,身为法官,维护司法公正应该是其最崇高的使命。解决新闻自由和司法公正之间的矛盾,便是这些为政者面临的一个典型的课题。笔者认为,应当结合我国实际,在借鉴英美加等国的一些正确做法的基础上,在和谐视域中建立和完善相关的法律制度。第一,对于新闻自由的限制只能由法律设定,其他的规范性文件不能对新闻自由的限制作出规定。新闻自由作为表达自由的一种,是人们应该享有的基本人权中的一部分,有其非常重要的价值。它能够对政府权力形成制约,保护私人的权利,促进个人价值的实现。鉴于其具有的重要性,在对待新闻自由的时候必须小心和谨慎。但是根据我国立法法的有关规定,在我国能够制定规范性文件的机关是很多的,而且其中有些机关在制定规范性文件的时候仅考虑其地方性的利益,是不考虑国家和社会利益的。所以有必要把对限制新闻自由的规定,限定在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法律中。比如,尽快制定专门的新闻传播法,明确新闻媒体及其从业人员的基本权利,防止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干预新闻媒体正常的采访报道活动等[5]。第二,对新闻自由限制的目标必须是正当的。对新闻自由进行限制并不是目的,它只是一个手段,为的是达到维护其他的社会利益,而且这个利益和新闻自由相比应有更大的重要性。这些目标可以是保护个人的隐私权、保护儿童的利益等。这些目标是根据每个国家的历史传统、文化背景和社会环境而有所不同的。例如涉及性侵犯的案件,在美国,对受害人的隐私权的保护,是不能够作为限制新闻自由的理由的。美国的联邦最高法院认为这个理由不足以支持在所有案件中划一不公开审判,法律应容许根据个别案件的不同情况,决定是否进行公开审判。但是在我国对于性侵犯的案件都是不公开审判的,主要是为了保护受害人的隐私权和身心健康。对于这些案件新闻媒体是不能进行详细的报道和评论的,尤其是不能参加法庭审判的过程。我国法律这样的规定有其特定的社会、历史和文化背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我们国家对性的认识和持有的性文化观念的不同。所以,对于这些目标应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去设定,而不是把其他国家的目标直接移植到我国的法律制度中,并且这些目标必须是正当的。第三,应该设立限制新闻自由的统一标准。对于新闻自由的限制不是任意的,它必须有一定的标准。这个标准笔者觉得应该采取加拿大的相称性标准,而不是美国的明显和当前的危险的标准。因为在我国,人们的法律意识很缺乏,对于案件都是凭自己的良心和道德标准进行判断,其判断与法官根据法律作出的判断有时有很大的出入。当其判断与法官的判断不同时,人们就会说法官的判断是不公正的,在媒体上形成渲染性的报道和评论,最终会形成不可压抑的民愤,给法官造成很大的社会压力,有时甚至会使其不得不有违司法公正作出判决。所以说采用加拿大的相称性标准有利于对新闻自由的控制。第四,应当设立藐视法庭罪。我们在对新闻自由进行限制的时候,不能只是简单地设立一些原则,而没有相应的制裁措施,否则所设立的原则和标准将没有任何拘束力。另外,应当尽快建立司法与传媒共治机制,在修改诉讼法的过程中,增加有关新闻报道的条款,将新闻记者违反法律和法庭规定的行为纳入诉讼法调整的范畴,同时修改刑法有关规定,增加藐视法庭罪,赋予法官在必要的时候禁止新闻媒体提前报道某些案件的权力,防止新闻媒体过度炒作,损害当事人的利益,给社会带来严重危害。第五,新闻出版业协会应当研究并制定出系统和完善的报道和评论法院审理案件的规则,以规范新闻界的报道行为。可以在重申宪法公民言论自由权利的基础上,组建社会各界人士参加的新闻委员会,对新闻报道中出现的法律问题进行公开讨论,正确引导[5]。设定具体规则时应当包括新闻媒体可以对哪些案件进行报道、对案件的哪些情况进行报道以及报道的时间范围等,以此来填补我国法律制度中的空白。因为,行业自律是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很有效的方法,完全依靠外力来控制是不能达到目标的,当新闻媒体能自愿地遵守这些法则时,新闻自由和司法公正的矛盾就可得到较好的处理。四、结语总之,当前我国正处于和谐社会全面构建时期,同时也正处在民主、法治化进程中。在这种社会转型期,新闻自由是代表民主的一支力量,司法公正则是代表法治的一支力量。和谐的社会,既需要新闻自由来推动民主,又需要司法公正来彰显法治。双方的协调与平衡尤为重要。因为失去法治,民主可能变为暴政;没有民主,法治也可能沦为专制。只有把和谐的价值和原则熔铸于现实的制度构造与运作过程中时,才能真正地实现民主与法治的终极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