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历史文化与秦亡关系研究

【摘要】统一性与延续性是古代中国文明最重要的特点。在诸侯争霸的春秋战国时期，统一逐渐成为列国纷争的趋势与归宿，最终充当这一统一大业角色的是秦国。因为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发展经历，秦国形成了异于中原的鲜明文化特质，秦政治文化具有很强的军事色彩和集权色彩，这种特质在统一事业中功不可没。秦上承三代，下启两汉，处于历史转型时期，在政治制度的变革过程中探索失败，从而沦为了中国历史发展的“试验场”，并为后世统治者戒。

【关键词】秦文化；秦朝灭亡；军事化

在中国史学界，秦朝灭亡原因的探讨是一个经久不衰的话题，是中国古代史学习过程中绕不过去的问题，无数学者都曾提出过自己的观点，传统观点概括道德问题、阶层政治问题、社会文化冲突问题等原因。从历史发展大势来看，周秦时期是历史大变革时期，在这其中秦朝似乎扮演了一个“试验场”的角色，其命运颇具“悲剧”色彩。笔者认为：秦具有一种“试验场”的特质，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秦由于其地理位置和历史经历，形成了与中原地区迥异的政治文化特征，具体表现为秦政治文化具有很强的军事色彩和集权色彩，在列国政治文化变迁中它近乎“异端”。第二，秦处于封建时代与帝制时代过渡的特殊阶段，处于贵族制向官僚制转变时期，面临新问题与新局面。第三，秦朝的政治文化因为其探索性和先验性，被后世统治者作为样板来借鉴。从春秋战国的具体纷乱战争情形来看，统一是大势所趋。然而在历史进程中扮演统一角色的秦，却并不完全是传统意义上的中国政治文化的衍生品，具有别具一格的文化特质。秦人早期居住于东方，后迁到西方，地处西北，与西戎联系密切，受到其文化、风俗上的影响显著。例如，艾萌范就认为秦文化具有明显的游牧文化特征。长期与戎狄的战乱之中，秦文化具有明显的军事化色彩和集权色彩。秦襄公时，因秦护送周天子有功，被封为“诸侯”，赐“岐以西之地”，秦始建国。秦建国之后，为了自足与自身发展，进入了与戎狄长期周旋的时期。“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秦穆公时，“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据《史记·秦本纪》记载，秦立国前已经与西戎进行了70余年的战争。立国后，又经历了90余年战争，才在岐西之地站稳脚跟。这使得秦文化先天具有军事色彩。黄留珠认为，这种军事性质突出表现在“择勇猛者而立”“特殊的庶长制”“以置县为主要的统治方式”。而这种军事色彩又使得秦文化具有集权色彩。

秦在立国之初，秦就实行中央集权的统治，全国土地皆由国君直接控制。秦在战争胜利后，所占之地直接由国君委任的庶长进行军事统治，通过军队对地方控制，使得秦国军事具有中央集权的特点。秦早期建筑的宏伟规模，被认为是秦国专制君权较早展现出来相当之高的政治控制和社会动员能力。战国以来，商鞅变法深刻地改变了秦国。商鞅变法使得秦国更加远离贵族政治的影响，而向权力集中、效率第一的方向猛进。由于长期与戎狄的战争，秦形成了独特的政治文化特征，走向了与周文化传统截然不同的道路，具体来说，由于特殊的历史经历，秦文化崇勇尚勇，高度集权，富有进取心和征服欲望，加上法家的变革，使得秦政治文化具有浓厚的功利和实用色彩。与中原地区强调重仁义道德的主流文化不同，秦文化更多囊括了游牧文化的特质，因其特殊的历史经历和社会性格，它的政治发展相对于三代之后周政权的演变来说多少有点“插入”的意味。从中国历史发展大势来看，秦朝所处的历史阶段实属于一个过渡时期，是乾坤倒转的“大世变”。不是局部的、一事一项的变迁，而是由一系列相关性变动构成的一种大变局。这不只关系着治道、政术、教化，更关系到政体，亦即国家体制的大变局。在这种过渡时期实行的政策，往往具有先验性。以郡县制为例，秦朝废除分封制，系统推广郡县制，但郡县制没有发挥相应的作用。秦统一后，围绕是否实行郡县制，曾进行过两次辩论。丞相王绾建议“请立诸子”。秦始皇让群臣讨论，廷尉李斯认为郡县制是安宁之术。秦始皇采纳了李斯的意见。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就是否推行郡县制，又发生了一次御前辩论。李斯批驳了博士淳于越“师古”的主张，肯定郡县制的作用，而后又有焚书的举动，得到秦始皇的认同。在全国废封建、行郡县，是为秦制，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一大进步，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王家范认为，在中国传统社会的范畴中，这是最为深刻的一次具有时代转折意义的变迁。推行秦制的背后，是为了实现文化上的统一，把秦法推向全国。然而在这个过程中却遇到了困难。秦以郡县治东方，用秦吏奉秦法“经纬天下”，移风“濯俗”，结果激起东方社会的反抗，楚人、齐人和赵人的表现尤为激烈，这其间包含着区域文化的差异与冲突。秦政因为其“试验”性质，在很大程度上成了后世政治家借鉴的模板，其中以汉初对秦的反思最具典型。汉帝国中的士人，尤其是儒生，将秦文化作为一个反面样板加以评论，推动着帝国体制向与“秦政”颇为不同的方向演化。起初，刘邦不事诗书，陆贾对曰：“乡使秦以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面有惭色。后来刘邦在平叛英布的回京路上，特地绕道去了曲阜，以隆重的太牢之礼祭祀孔子，开中国历史皇帝祭祀孔子之先河。此举非同寻常！刘邦年事已高，身体多病，此番不辞劳苦祭祀孔子，可能是陆贾《新语》已对他起了作用。汉初，刘邦集团意识到不能强制将汉法推广到全国，于是推行郡国并行制，列爵封土，大封同姓，以镇抚天下，实质就是允许东方王国在一些方面和一定程度上从俗而治。这是在借鉴秦朝的政策基础上作出的理性、务实的决策。当刘邦想废除台子刘盈而立如玉的时候，叔孙通回答道：“秦以不早定扶苏，胡亥诈立，自使灭嗣。”可以看到，秦已成为汉朝施政的重要参考对象。汉武帝是极有作为的君王，在位50余年，他的登基标志着西汉繁荣强盛时期的到来，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整个帝国范围内大刀阔斧进行改革，大一统格局在这一时期得以形成，中华文明得到极大发展。但是在汉武帝晚年，却面临内忧外困的局面，长期的对外战争使得国力衰退、民生疾苦，其所作所为显示出明显的“亡秦之迹”。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认为“汉武帝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这是非常深刻的。因为有亡秦的历史可以借鉴，所以政策有变更的余地。在国力疲弱、内乱不断、外战失败的情况下，汉武帝开始调整统治方针，试图改变不利局面，所以才有了晚年的轮台罪己诏的。

汉武帝有亡秦之失而无亡秦之祸，这不得不说是秦的灭亡起了警示作用。“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其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根据传统的史学观念，夏商周三代，礼治一脉相承，是古代社会最主要的治国方略。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社会处于大变革时期。法家学说的法家思想大行其道，与秦政相结合，形成了一套吏道独尊与君主专制下的文吏政治，构成了秦帝国体制的基本形态，并与法家学说相映生辉。法家学说的法治，实际上就是“刑治”，而“礼治”对应着“德治”，从此，如何中和“德治”和“刑治”成为历代统治者都必须面对的问题。秦制因为其片面的深刻而把刑治的一面展现得淋漓尽致，为后世戒。从宏观的历史角度来看，秦朝因为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发展经历，又正处于历史的转型期，上接三代，下起两汉，是新的政治体制的筹备期和建立期，带有很强的探索意味，从而导致政治行动容错率及低，稍有不慎便掉入万丈深渊。历史告诉我们，封建王朝政治生命只有一次，很难回光返照，且秦朝建立的时间过短，没有充裕的时间。在历史大势视角下，秦王朝成了中国政治文化发展的一个“试验场”。中国历史的统一性和延续性特点告诉我们，历史的车轮依然会前进，秦未完成的使命由汉朝继承，所谓“汉承秦制”，汉朝经过70多年的积淀，使得国家有了更多的时间和筹码消解新的政治体制的弊端，“汉承秦制”“汉家制度”确立，为封建王朝的政治奠定了基石。对于秦王朝的建立，我们应该欣喜，因为它带来了新的曙光，给中华民族留下了宝贵的政治遗产；对于秦王朝的灭亡，我们应该感到惋惜，它太快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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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豆双 单位：宁夏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