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家庭教育论文

洛阳市涧西区人民法院少年案件审判庭审理了一起未成年人抢劫案件。该案在当今未成年人刑事犯罪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笔者特以此案为例，结合当前未成年人犯罪的特点，浅谈一下现代社会中青少年的家庭教育问题。

案情：被告人张军伟与同案犯李智辉、赵刚、郝南（已另案处理）在洛阳某电子游戏厅相遇（在案发前，张军伟只认识李智辉）后，赵刚开玩笑地提出找人“练练”（指打架），其余三人均表示同意，四人即拦住刚从电子游戏厅出来的受害人王治、万全（均十四岁），将二人带到附近的某公司院内进行殴打，并将两人身上的现金70余元及西服2件抢走。

当前未成年犯罪的特点

笔者综合涧西法院历年来所办理的未成年犯罪案件，根据当前青少年犯罪的特点，结合本案的具体情况，对未成年犯罪作以下简要分析：

1、偶发性

据李智辉供述“我和赵刚、郝南在乐乐游戏厅玩，碰到张军伟。赵刚说‘找两个人练练’，我们都同意。然后我们就出去找人，正好有两个人从对面的开心游戏厅里出来，张军伟说‘站住’，就上去打了其中高个子一巴掌，跺他了两脚……”

赵刚供述：问？“打人之前，你们是怎么商量的？”

答：“没有商量，他们同意弄个人来打打。”

其他二名被告人的供述和李智辉、赵刚的供述一致。

四个十五六岁的孩子和两个均十四岁的孩子之间无缘无仇，仅仅是在玩过电子游戏后为了“找两个人练练”，或者说是“找两个人来打打”，寻求一下刺激，事发前并没有作任何商量，而此时刚好遇到比他们年龄小、也比他们人数少的王治、万全从游戏厅出来。于是王治和万全成了他们四人的练习对象。在经过一番拳脚之后，他们还顺手将两名受害人的现金及衣物“拿”走。

在事发前，他们并没有任何犯罪目的及犯罪目标，仅仅由于赵刚“找两个人练练”这一句玩笑话，使四个人产生了找人打架的共同目的。在寻找练习对象时，刚好碰到了他们能够打得过的王治和万全，在殴打二人过程中才产生了索要钱财和衣服的目的。这一系列的动机和目的都具有很大的偶然性，也正是由此才一步步地从找人打架发展为抢劫，行为性质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事发前没有明显的犯罪动机和明确的作案目标，因简单的一句话、一个眼神或一件小事发生口角，头脑一热，不考虑行为的后果，最终导致刑事案件的发生。事件发生的偶然性，这是当前青少年犯罪的一个最显著特点。

2、盲目性

本案的四名被告人中，除张军伟外，其余三人均为独生子，三人的父母均为在职职工或干部，家庭条件较好。正如被告人李智辉在检查中所写的：“我感到十分后愧（悔），自已做出这么傻的事，自已家里也不缺钱，我却去打人、还抢钱，当时不知道这种行为就是抢劫。经过公安机关的教育，我认识到了这种行为的严重性。”

本案的四名被告人均系初犯，在此之前未受过任何法律及行政处分，在犯罪时均为在校就读的学生，其中除赵刚刚满16周岁外，张军伟、李智辉均不满16周岁，而被告人郝南在犯罪时尚不满15周岁。由于他们这个特定的年龄阶段使他们在认识社会、辨别是非以及处理问题的能力上有一定的局限性，因而，形成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也是不完善的。他们对自己的行为不能够很好地予以规范，当外界的情况发生变化时，他们不能够加以控制。就本案来讲，四被告人本来是出来玩电子游戏的，在其中一人提出找人打架时，其他人连考虑都不考虑，就积极响应。当另外有人提出抢钱时，他们又忘记了他们当初找人的目的是为了打架的。由此看出，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在做一件事之前没有特定的目的，随着情况的变化，目的也随之而变化，当自己的行为触犯了法律的时候还浑然不知。

在对受害人的殴打过程中，四被告人不计后果地的朝其面部、头部进行拳打脚踢，并用拳刺、木棍等对受害人实施侵害。如受害人万全讲“木棍都打断了”，公安机关的提取笔录也和受害人的陈述相印证。由此看来，这个时期的青少年对自己行为的危害程度也不能作出适当的预测，像拳刺、木棍等，如果击中人体的要害部位完全有致人重伤、死亡严重后果的可能。他们在做某件事情时的行为和要达到的实际效果往往不能统一起来，在是非识别能力方面是比较模糊的，什么事情能做、什么事情不能做，在头脑中没有一个明确的界限。虽然当今各国刑法在立法时对这种客观情况也给予了充分的考虑，对此年龄阶段的犯罪行为作出了予以从轻或减轻处罚的规定，但量刑上的从轻或减轻毕竟是事后的惩罚，更重要的是如何提高青少年的法制观念，加强预防措施，避免这种盲目行为的发生。

3、团伙性

据有关资料表明：“处于青少年阶段的未成年人和同龄人相处的时间要远远多于其他年龄段的孩子，他们更愿意和同龄的孩子交朋友”。随着年龄的增长，处于该阶段的青少年逐渐地和父母有所疏远，有些事情不再依赖父母了，同时他们和同年龄段的孩子接触多了。这个时期的孩子在思想上认为自己已经是大人了，当他们受到欺负或委屈时宁愿告诉同伴而不愿意告诉家长和老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忍让，就可能成为被欺负的对象，如果反抗则可能采取过激行为，最终导致校园抢劫、校园伤害等未成年犯罪的发生。

本案中的被告人张军伟和李智辉、赵刚、郝南三个人是在电子游戏厅时认识的，并且在事发前张军伟和赵刚、郝南根本不认识。在张军伟的检查中，他是这样说的：“我在游戏厅碰到了李智辉和另外两个孩子，那两个孩子叫什么当时我也不清楚，后来才知道他们分别叫赵刚和郝南”。四个年龄相当的孩子遇到一起，在刚刚认识后，在连对方的名字都不知道的情况下，当其中一人提出一个非法的行动后，其他人就能很轻易地参与，这不能不说和这个年龄段的孩子的性格特点是分不开得。正如专家所讲“当他们和父母、老师的关系疏远的时候，他们就会出于本能地向同龄人靠近”。这个阶段的孩子（尤其是男孩子）他们逞强好盛，以讲哥们义气为荣，总认为只要共同参加一些活动（即使是非法的），就是所谓的“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朋友。于是他们以最本能的以大欺小、以强凌弱的原则，选择了两个比他们年龄小的孩子进行所谓的“练练”。不仅将两人打伤了，并且不抢走了两人的现金和衣物，四个被告人也因此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当今的家庭教育之我见

本案被告人李智辉、赵刚、郝南和被告人张军伟分别代表了当今未成年人犯罪的两个方面。李智辉、赵刚、郝南均是家中的独生子女，三被告人的父母也都是在职职工或干部，家庭收入稳定，生活条件较好。优越的家庭生活环境和不当的教育方法造就了当今部分城市青少年特定的性格。而被告人杨保坤家在河北某县，家中兄妹四人，家庭环境不是很好。从《少年犯家庭情况调查表》得知其幼年母亲早逝，现在和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父亲、继母共同生活，而父亲和继母常年在外为生计奔波，在子女的教育上不能够给予更多的照顾，教育方法简单粗暴。这样的家庭环境给张军伟的内心蒙上了阴影，使他总认为自己在各方面都不如别人，产生自卑心理。

两种完全不同的家庭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孩子却同样走上了犯罪的道路，归根结缔还是教育方法的不当。有社会学家将十四岁至十八岁这一年龄段称为“危险年龄时期”，因为这一年龄时期的孩子处于儿童时期和成人时期的衔接段。首先在思想上，他们不再依赖于父母，他们会自己思考一些问题，甚至于有时他们对父母的一些作法提出异议，有时家长也会觉得孩子的想法挺独特。其次，在行为上他们对父母的意见也不再“言听计从”了，正象有的父母说的“我这孩子怎么越大越不听话了？”很多父母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都会提出这样的疑问。

其实这一年龄阶段的孩子在心理上大多都有一种逆反心理。在一些个性比较强的孩子身上表现为我们所俗称的“叛逆性格”，由于他们的思想比较活跃，所以即使玩儿起来也比那些老师、家长认为听话的孩子更会玩儿，因此他们往往被认为是“不听话”的孩子，所以大部分家长还是能够提前给予足够的重视，管得比较严，一般不会出问题，但是对这类思维较灵活的孩子，如果有父母或老师的积极正确引导反而能够取得比听话的孩子更好的成绩。在另外一些性格内向、不爱活动的孩子身上则表现为看上去比较听话，但他们一旦受外来因素的负面影响，就可能触犯法律，这也是少年犯罪偶发性的另一个原因，如该院办理的被告人王某抢夺一案，王某是父母和老师眼中的好孩子、好学生，在因故和父亲吵了一架后，一气之下将一女青年的背包抢走，包内有现金一万元。

针对这一年龄的青少年，父母在子女的教育方面要给予更多的关注。首先要取得孩子对你的认同感，当然这种认同感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形成的，它需要从小就给予孩子充分的尊重，使他们自认为自己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自己的事情让他自己拿主意，这样即使到了青少年时期，他们在思想和行为上的转变也不会很大，父母也不会因为孩子思想和行为的转变而不能接受。我们中国的父母在孩子童年时期喜欢对孩子的事情大包大揽，当孩子到了能够自己处理问题的时候，父母还是不放心，而孩子则对父母关心不能理解，因此就产生了两者之间所谓的“代沟”。

要解决这一矛盾，我们认为这也就是父母如何做才是对孩子的尊重的问题。父母首先要给孩子讲话的权利，当孩子做错了事情的时候，要给他解释的机会，询问一下孩子做这件事之前是怎么考虑的，并给他下一次做同样事情时一个合适的建议。其次，对事关全家的大事最好能征求一下孩子的意见，使其关心家里的事情，这样一方面适当地增强了他的家庭责任观念，使其心理上有一种归属感，另一方面当他要提出不正当的经济要求时，也会设身处地地为父母着想。而我们父母们在子女教育上的误区则是总认为孩子操心家里的事儿，耽误学习。最后一点就是属于孩子自己的事情尽量让他自己拿主意，父母如果过多地关心反而适得其反，这一点在此不再赘述。

针对未成年犯罪的盲目性和团伙性，笔者认为这关系到家庭、学校和社会的共同责任。在此仅就家庭中青少年教育加以探讨。青少年犯罪的盲目性不仅仅表现为法律意识淡薄，更重要地表现在由于他们在认识社会、辨别是非以及处理问题上的局限性，因而，对自己行为的规范能力以及抵御外界诱因的能力较弱。在做一件事情时，目的不明确，往往随着外界情况的变化而变化。

增强青少年的法制观念，在实践中真正做起来还是比较容易的，但关键是家长和子女都要有这个思想意识。生活中的各种传媒如电视、报刊、杂志等，都有法制类的文章或栏目，当然首先父母要有学法的兴趣，这样子女在家长的熏陶下，经过耳濡目染，会不自觉地树立法律意识。另外在一些学校开设有法制讲座，社会上也经常有法制宣传，这几方面如果能够有机地结合起来，这样对提高青少年的法律意识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对于青少年认识社会、辨别是非以及处理问题上的局限性，这是由他们这个年龄段所决定的，要解决这个问题还得从全面提高未成年人的综合素质来着手。在日常生活中家长应有意识地教给他们处理突发事件的方法，锻炼他们解决这类问题的能力，而不是简单地告诉他们这个必须做、那个不能做。这样，通过逐渐地有意训练，当他们在生活中遇到类似问题时就会自觉地运用这种已形成的思维定式。同时，笔者认为解决未成年人的局限性应和未成年犯罪的团伙性的特点相结合，利用青少年喜欢和同龄人交朋友的特点，鼓励并引导他们多参加一些学校组织或家长参与的积极健康的集体活动，如参加各种兴趣活动小组、特长班等，使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和老师、同学、家长度过，相应地减少了他们自己处理不适宜由这个年龄段处理的问题的机会，同时也使他们在情感上对父母和老师更加认同，对他们社会角色的转变和人际交往能力也是一个很好的锻炼。这样，在尽可能避免青少年面对突发问题前提下，使他们具备这种能力，即使真正遇到这类问题时，他们也能够冷静面对、从容解决，从而也避免了解决问题的盲目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