肺炎疫情逆全球化成因剖析

摘要：经济全球化的理论基础———比较优势理论的隐含假设与当今经济运行现实的脱节、WTO未能发挥维护全球多边经贸秩序的作用是“逆全球化”愈演愈烈的重要原因，而本次疫情恶化了全球产业链合作，加速了全球经济体系中脆弱环节的瓦解，重创正在退潮的全球化。作为经济全球化最大受益国之一，中国应在协作全球抗疫、增进理解互信的基础上，提出中国智慧，贡献中国力量，弥合分歧，确保全球产业链的稳定，推动WTO改革，支持多边贸易体制发展，实现效率与公平并重,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公平、互利、共赢、普惠的方向发展。

关键词：逆全球化；比较优势理论；多边贸易体制；全球产业链

“逆全球化”是指与经济全球化相背、国际合作和相互依赖逐渐消减的全球性发展趋势[1]。在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有明显抬头并呈愈演愈烈之势[2]。伴随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和英国“脱欧公投”，全球民粹政治力量崛起，全球化共识遭受破坏，“逆全球化”云谲波诡。受肺炎疫情影响，世界各国普遍都在收紧防控措施，“逆全球化”更是甚嚣尘上。究其原因，有学者认为新自由主义主导的全球化,在给跨国公司带来巨额财富的同时,并没有惠及普通百姓,反而降低了西方国家的社会治理能力,进而加剧了西方国家的社会矛盾[3]。有的学者将“逆全球化”的成因归结为资本主义内在危机的全球蔓延。也有学者将“逆全球化”问题的成因概括为国家治理危机、个别大国的霸权任性与责任缺失、国家间发展的不平衡加深、自由主义国际秩序陷入危机、世界经济长期低迷、技术进步迟缓、收入不平等加剧、全球经济增长缺乏包容性等[4]。自由贸易是经济全球化发展过程中最核心、最本质的内在要求。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自由贸易是经济全球化的同义语，否定了自由贸易也就否定了经济全球化[5]。因此，笔者认为，经济全球化的理论基础———比较优势理论隐含的假设与当今经济运行现实的脱节、世界贸易组织（WTO）未能发挥维护全球多边贸易秩序以促进自由贸易发展，是导致“逆全球化”愈演愈烈的重要原因，而疫情加剧了这一进程。

一、比较优势理论隐含假设与现实脱节

经济全球化的前提是国际贸易，国际贸易的基础是国际分工,正如马克思所说:“分工是构成一切商品生产的一般基础[6]。”根据比较优势理论，各国资源禀赋优势不同，决定了通过国际贸易和全球产业的分工协作，各国出口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进口具有比较劣势的产品，会大幅降低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比较优势理论是国际贸易的理论基石，但比较优势理论隐含的假设与当前工业化大生产和国际贸易的现实相脱节，是导致民粹主义泛滥、贸易摩擦加剧，以及全球化减速的重要原因。（一）不同群体利益分配失衡。比较优势理论将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各国生产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然后进行跨国贸易，增进国民整体福利，隐含的假设是要素完全自由流动，劳动者转行没有成本，生产不同产品的劳动是同质的，其他行业的劳动者都可以进入比较优势的产业[7]。然而随着劳动复杂性的不断增加，这一前提与实际愈发脱节。现实的情况是，对于一国而言，国际贸易增加的国民整体福利都被生产比较优势产品的劳动者独占了，不从事比较优势产品生产的群体实际利益却会受损。对于发达国家而言，由于用工成本高，跨国企业将制造业产业链分隔、转移至低成本发展中国家的行为，造成了发达国家制造业“空心化”和中产阶层萎缩，而发达国家具有比较优势的设计、营销、管理、金融等生产者服务业，占据“微笑曲线”两端,攫取高额利润。从1973年至2017年全球化加速的40多年中，跨国企业高管、银行家等全球财富占比前1%的精英阶层的财富急剧增加。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美国生产率提高了77%的同时，工薪阶层工资仅有12.4%的增长[8]；美国住户收入基尼系数从1995年的0.45扩大到2018年的0.49[9]。曾一度发达的美国汽车、钢铁等制造业中心———匹兹堡、底特律、克利夫兰沦为失业率、破产率和犯罪率居高不下的“铁锈地带”。那些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被遗弃的工薪阶层，则愈来愈抗拒经济全球化，这造成了欧美民粹主义的崛起，特朗普在2016年大选得以胜选的关键因素是其“逆全球化”的主张使其拿下几乎所有“铁锈地带”的“摇摆州”。比较优势理论没有考虑到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利益分配，经济全球化的收益不能在各国乃至各阶层进行平等的分享，全球最富有的1%人口拥有的财富量超过其余99%人口财富的总和,收入分配不平等、发展空间不平衡令人担忧[10]。（二）大规模专业化生产导致产能过剩。比较优势理论的另外一个假设是随着生产规模扩大，边际成本不变，没有规模经济。在现代化工业大生产中，生产规模越大，单位成本越低，存在明显的规模经济。每个国家根据比较优势理论进行分工和贸易，只选择若干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进行大规模专业化生产，由于规模经济的存在会促进该行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导致这些行业的产量持续大幅增加，如果产量在一定时间之后超过国际市场容量，就会造成严重的产能过剩。由此可见，比较优势理论只是从供给的方面分析贸易能使双方获利。然而，在市场经济中，供给和需求相互依存，由于专业化分工带来的规模经济，供给的扩张与需求的有限性发生冲突，全球性的产能过剩必然发生，而产能过剩往往伴随着贸易摩擦和贸易保护主义泛滥。以拥有全产业链的中国为例，2016年上半年中国出口产品共遭遇来自17个国家（地区）发起的65起贸易救济调查案件，同比上升66.67%，涉案金额为85.44亿美元，同比上升156%。其中，反倾销案件46起，反补贴案件13起，保障措施案件6起[11]。

二、WTO作用日渐式微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美国主导下，建立了GATT(WTO的前身)，其宗旨就是促进全球贸易自由化发展。经过70余年的发展，世界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WTO在减少贸易障碍、减少多国协调的交易成本或达成关于优先议程的共识等问题上愈加显得力不从心。更严重的是，面对史无前例的贸易摩擦，WTO未能阻止也无法解决，面对甚嚣尘上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狂潮，WTO难以进行有效的制约[12]。（一）美国架空WTO。当其他国家崛起在一定程度上对美国经济霸权地位形成挑战,美国试图推翻WTO规则而使用国内法来处理与美国有关的国际贸易和投资事务[13]。美国国会在《1984年贸易与关税法》中对301条款进行了修订，还通过了《1988年综合贸易与竞争法》，该法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作了专门规定，对301条款作了最重大的修改，由此产生了301条款的两个衍生条款超级301和特别301。特朗普上台后，美国以单边主义对中国的技术转让、知识产权和自主创新进行“301”调查[14]，绕开WTO，利用国内法打响了中美贸易前哨战。近来，美国借“改革”之名，行“另起炉灶”之实，企图联手日欧架空以致推翻现有世界贸易组织（WTO）规则体系[15]。WTO最为权威且有效运作的部分就是争端解决机制，争端解决机制下的上诉机构有“世界贸易最高法院”之称。但由于美国在上诉机构启动对法官选任以及连任程序方面的蓄意阻挠，WTO争端解决机制陷入瘫痪。来自美国的WTO副总干事沃尔夫指出，美国对上诉机构成员选任的阻挠使WTO成员间的每起贸易争议均可能演化成“小型贸易战”。疫情暴发之后，美国藐视WTO规则。WTO《补贴与反补贴协议》明确反对一成员国政府或任何公共机构对企业的财政资助，或其他任何形式的收入或价格支持措施。政府补贴产品的成本低于正常价格成本，一旦出口将对进口国的国内市场造成冲击，这事实上是一种不公平的竞争。疫情开始后美国政府启动“战时级别”的救市，补贴美国大型制造企业，大规模支持中小企业，同时打击竞争对手。美国此次的大规模刺激包含向小企业提供3500亿美元贷款，用于支付薪酬、工资和福利，相当于雇主每月工资的250%，最高贷款额为1000万美元。除此以外，还建立5000亿美元的纳税人资金池，用于向受危机影响的企业、州和市发放贷款、提供贷款担保或进行投资。仅这两项就占去了2万亿美元救助资金的42.5%。美国2018年全年全部创业企业所融到的资金也仅略超1000亿美元，这次以1%的利率直接向小企业提供3500亿美元的贷款，补贴力度之大可见一斑[16]。由此，美国实体企业通过不正常补贴，降低经营成本，提升了效率，获得了不公平的竞争优势。此外，美国政府已经成立工作小组，准备采用全补贴的方式鼓励美国企业撤出中国，人为割裂全球产业链。面对这种不公平的竞争手段和逆全球化举措，WTO噤若寒蝉，无能为力。(二）部分成员国对WTO信心下降。WTO现行机制的冗长、低效，使得国与国之间贸易摩擦乃至贸易战愈演愈烈，已显示出WTO无力成为多边贸易规则制定者。WTO通过“磋商一致”求得共识，所谓“磋商一致”是指各成员国不论大小，都有“一票否决权”，只要任何一个成员对任何一个条款不满，协议就无法通过。但“磋商一致”导致久拖不决，WTO《贸易便利化协议》因个别发展中国家阻挠而搁浅、“多哈回合”久拖不决，发达经济体成员数千亿美元的农业补贴没有任何的削减、电子商务等新兴业态在全球市场上风生水起，WTO却未能提供任何国际规范，这让很多国家心灰意冷地转入双边或者区域贸易的谈判。作为理性的国际主体，每个国家在国际贸易中都追求自身的利益最大化。在全球经济陷入困境之后，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既采取贸易保护，又主张贸易自由[17]。许多国家虽声称要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实际上却更多地倾向于让自己最大可能地获取全球化红利，并通过以邻为壑的手段规避全球化风险，经济全球化不可避免地遭遇挫折。以WTO发展中国家地位为例，WTO规则允许发展中国家在一定程度上保护国内市场，发展中国家可以借助研发补贴、生产补贴或出口补贴等政策手段，保护国内市场，扶植本国战略性产业的成长，实现规模经济。因此一些国家千方百计地获得发展中国家地位的认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3万美元、科技实力雄厚的韩国，居然也拥有发展中国家地位，直到2019年10月才自愿放弃。特朗普当选之后，公然声称美国也是发展中国家。显而易见，发展中国家在规则的保护下转型升级的成功意味着发达国家比较优势的失去，因此，发达国家必然通过贸易摩擦来逼迫发展中国家开放市场、减少贸易壁垒和财政补贴，这才符合发达国家的利益诉求。根据全球贸易预警(GlobalTradeAlert,GTA)2012年的报告，2009年，20国集团国家实施的保护主义措施占全球国家实施的保护主义措施占全球的比例为60%，2011年上升至75%，到2012年上半年这一比例已超过80%，可见20国集团国家成为了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措施的主要实施者[18]。（三）肺炎疫情发生后WTO协调作用缺失。疫情发生后，WTO部分国家成员国争抢战略物质，暂停粮食及部分重要医药用品出口，甚至扣留防护物资，严重干扰了全球抗疫合作。据世界贸易组织的报告显示，截至2020年4月23日，已有80个国家和关税地区实行了出口禁令或限制，主要涉及医疗用品，如口罩、药品、呼吸机和其他医疗设备。其中一些措施已将控制范围扩大到食品和卫生纸等其它产品。令人惊讶的是，只有13个WTO成员国按照规定通知了WTO。从各国的举动来看，这一轮贸易战的规模、方式均与常见的贸易战不同，其目的是为了减小出口，为自己留住更多防疫物资和战略储备物资，本质上也是贸易保护主义在作祟。在这严峻时刻，WTO仅仅呼吁各国不要限制出口，没有实施任何重大协调应对措施，促进全球贸易自由化、便利化作用更是无从谈起。多年来，WTO一直在十分艰难地证明其作为全球贸易磋商机构的价值，对美国发起新一轮全球贸易战的束手无策使其信誉再次受到致命冲击[19]。全球加权平均关税水平一路上升，已升到1945年“二战”结束后WTO的前身“关贸总协定”签署前的水平。近些年来，经济全球化步履维艰，用全球进口额与GDP之比来测评经济全球化程度，2008年达到历史最高点26.3%，此后不断回落，2018年该比例为23.1%，回到了2004年的水平[20]。

三、构建合作共赢的经济全球化新模式

在全球政治、经济和公共卫生等领域面临多重不确定的背景下，中国的政治制度和政策的连续性与稳定性正展现出独有的优势。我国亟待由过去按照发达国家固有路径融入经济全球化，转变为与发达国家一起推动经济全球化[21]。在讲求效率的同时注重公平，让不同国家、不同阶层、不同人群共享经济全球化的好处，从而铲除保护主义的土壤，形成推动经济全球化向前发展的良好环境[22]。（一）协作抗疫，增进理解互信。全球化不是抽象的口号，也不是简单的利益关系，全球化建立在人们的理解和信任上[23]。过去40多年，中国通过改革开放、深度融入全球化而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体系中的重要作用逐步凸现。欧美等国的民粹主义以及反全球化浪潮的始作俑者不断煽动对中国的仇视情绪和脱钩行动。疫情发生后，西方一些政客为掩饰自身应对措施不力，对疫情“政治化”“标签化”的做法进一步加大了各国间的互相猜疑，乃至敌视的情绪，严重恶化了合作互信的基础。面对疫情，我们要秉持人类是一个紧密相连的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坚守人本主义和人道主义的立场，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观去引导抗击疫情，为人类摆脱这场重大危机而倾尽全力。中国在控制疫情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也藉此培养了大批的有经验的医疗人员，我们可以帮助疫情严重的国家去战胜病毒，向疫情严重的友好国家派遣医疗队联合抗疫，积极地向国际社会提供口罩、防护服、呼吸机等抗疫物资，这既是提升中国软实力的必要举措，也是稳定供应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同时要与WHO等国际组织紧密合作，通过必要的物资与资金支持，帮助贫困的国家应对疫情，提供全球公共产品应对疫情的威胁，树立负责任大国形象。针对西方一些政客抹黑中国的企图，要广泛宣传我国抗疫成功的先进经验，塑造科学、理性的共识，与西方某些舆论的情绪先行、证据事实在后的非理性宣传做坚决的斗争。（二）全力以赴，维护全球产业链稳定。各国为应对疫情工厂多数处于停摆状态，造成的全球供应链、物流链的中断，严重恶化了全球产业链合作，重创正在退潮的经济全球化。疫情中医疗防护、器械等重要物资的短缺，让发达国家民众更加感受到经济全球化下制造业空心化的弊端，这将使得疫情之后全球产业链的恢复更加困难。此次疫情恰逢我国经济处于趋势性下滑的过程[24]。近年来，我国经济结构转型虽初见成效，但2018年外贸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仍高达27.5%[25]。我们依然面对的是人口多、人均自然资源匮乏、产能过剩的局面，运营好“世界工厂”，为全球人民生产是我们的最佳选择。因此，必须旗帜鲜明“顺全球化”，以更高的质量、更优质的服务、更快捷的方式来确保全球产业链的稳定。疫情造成海外需求的下降和产业链、供应链的中断，与我国前期为控制疫情所付出的经济“暂停”的代价相交织，对劳动密集型行业和消费服务业，特别是其中的中小企业的现金流形成较大的冲击，当务之急是救助、维持受影响的企业和中低收入居民的现金流，这既是稳定就业，也是稳产业链的必要举措。我国在不同产业链中所处的供需角色有较大差异，在“逆全球化”冲击下受到的影响也各有不同，需要进行客观的政策评估，针对性地加大政策扶持力度，保持产业链的完整，在深化全球合作的同时，有效通过产业升级提升本国供给能力，适应全球产业链调整趋势，助力国内产业升级，重构全球产业格局，加强高端制造产业创新投入，大幅提升制造业研发强度，提高附加价值比重，将这次危机转化为一次真正的机遇，以更积极的姿态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三）凝聚共识，推动多边贸易制度改革。多边贸易制度促成了经济全球化、多极化，助推了全球产业链的发展，这是多边经济体系沿着其既定目标不断演变的积极成果，符合世界各国的共同利益[26]。特朗普以“美国优先”为口号，操弄民粹主义，试图以单边主义代替多边主义。中国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之一，应当坚定不移地推动以多边贸易为基础的经济全球化。当前WTO虽面临重重困难，但拥有三大不可替代的优越性:第一，有一个以规则为基础的制度，使全球贸易有规可循，遏制贸易保护主义，保障了国际营商环境的稳定性和可预见性;第二，无条件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是公平、公正的基石，保障所有国家享受公平待遇；第三，有效的争端解决机制保障国家不分大小强弱都能享受同等待遇，不容许以强凌弱。美国试图以霸凌主义拖垮或推翻WTO多边贸易体制，制定反映“美国优先”的单边主义规则，我们必须对此作坚决的斗争。在“逆全球化”的浪潮中要看到依然有许多国家需要全球化的社会大分工提高生产效率、推动经济发展。一些对全球化持有异议的国家也并不是要退出当前的全球经济体系，而是希望能够通过规则的改变为本国发展争取更多利益，缓和前一阶段全球化中积累的矛盾。中国应团结大多数国家，明确WTO改革的目的不是为保护某个经济体的利益优先，垄断制定国际贸易规则的特权，也不是回归贸易保护主义、民粹主义的格局，而是弥合分歧，找到最大公约数，适应国际经济格局的演变,不断走向贸易自由化，从而保障全球经济可持续的增长，扩大世界经济规模,实现效率与公平并重，让不同国家、不同阶层、不同人群共享经济全球化的好处。WTO要真正发挥作用，所有成员都必须展示最大的善意，严格履行各自的义务。中国作为多边主义的捍卫者和推动者，要以身作则，继续实行自主减税、自主开放，以“一带一路”为纽带，帮助较不发达国家投资建设基础设施；继续办好“进博会”，让世界各国共享中国市场改革和对外开放的红利；在与一些发达国家在知识产权保护和研发补贴的争端中,坚持在WTO争端解决机制下协商解决或诉讼解决，以维护WTO的权威和规则的严肃性。当前，我国开放发展面临的国际形势较以往有很大不同，疫情之后挑战更加严峻，我国要坚持底线思维，做好较长时间应对外部变化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中国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门类最全、配套最完备的制造业体系，有最庞大的消费群体以及不断升级的消费需求，让跨国企业“难以割舍”；中国充足熟练的产业工人、完善的基础设施和物流服务体系以及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决定了中国依然是许多跨国企业投资的首选[27]。我们应树立积极和包容的战略思维，提高开放质量，努力推动国内经济转型，以和平发展的姿态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公平、互利、共赢、普惠的方向发展。

作者:解钢 单位:中共上海市委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