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农民工身份困境及社会后果

身份是一个社会对个人的定位，个人身份被决定了，个人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所发挥的生产功能和作用，还包括待遇和生活模式也相应地在一定程度上被决定了。身份是一张无形的网，把个人罩在其中。身份是社会结构的产物，它可能独立于个人而产生，比如人一生下来就可能给予某种身份，也可能被个人能动地改变，比如个人通过教育和培训改变自己的命运。农民工处于流动之中。2007年，广东省有2400万流动人口，其中1300万为省内流动人口，1100万为省外流动人口。流动人口总量占其人口总量的22％。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民工群体在流动中已经发生了显著的分化。流动性对农村及农民的改变是巨大的，当农民工发生了巨变，而附着在他们身上的身份依然如故，没有变化。身份作为一种制度，一个社会结构的象征，必然与农民工的现实生活发生冲突，由此产生身份困境，身份既是一种表征，同时又是一副枷锁，我国农民工的实际身份已经变化多年，但名义身份，包括户籍、土地制度、财产权、福利、事业教育等一整套体系的总和却纹丝不动。我国有流动农民工1.4亿人(据其它口径统计测算达2.2亿人)，他们进入城市，带来医疗、住宿、工作、就医和治安问题，以前农村留守儿童、留守老人、夫妻分居等问题。我国农村留守儿童已经超过2000万人，目前第一代农村留守儿童已经长大成人，在就业等方面出现了严重的社会不适应。我国农民工的身份解放和制度改革应提到议事日程。

一、农民工的身份困境和身份压力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农民工在不断流动，几十年的流动早已经改变了他们的思维模式、工作方式和生活状态，他们许多人几乎与城里人没有两样，但从身份上看尤其从户口本上看，他们仍旧是农民。但他们又不太像农民了，因而社会对他们的评价分歧很大。以下是实际生活中，不同地区、不同阶层和不同群体的人们给农民工贴上的几种身份标签。

1将农民工仍看做农民

中国的许多城市政府和市民愿意持这种看法。比如笔者对深圳龙岗区人民政府召开的几次年终总结群众大会做过调研，三次是龙岗工商企业的群众文艺演出，两次是龙岗民营企业的联谊会，分别针对非龙岗户籍的工人阶层和企业经理阶层。每次参会时笔者都能看到会场的类似标语，“外来劳务工汇报演出”，“欢迎外来农民工朋友”。当地政府目的是想慰问一下外来的劳务工，但在不经意间，把对外来农民工的歧视暴露无遗。笔者听一位外来农民企业家感叹：“我在这里有业有房有车，当地人还住我家做我家保姆，对深圳的发展也做过贡献，但凭什么我就一定是外人。”在外来农民工商户和本地人之间，甚至还有对立情绪。本地人一般靠收租生活，并不是每个人的租金收入都高，此外劳动技能差，收入可能反而赶不上外来商户，因而他们对外来老板有一种仇视情绪，认为当地的钱被这些外人赚了，当地的好房子也被外人买走了，搞得他们要从世世代代居住的中心区搬到城市的。有时他们又仗着自己是当地人，想欺负外地人，或者有时又看不起外来人，但同时又有一种不如外来人的感觉，因为外来人在文化、技能和赚钱能力上高于他们，此外他们自己的生活也是外地人来后才变得更好的，起码他们的租金来自于外地人，每遇到房客要退房他们也有紧张的，他们的生活离不开外地人，总之有不少当地人的心态复杂。而外来的商户对本地人也有相当的看法。比如笔者去过一外地人开的理发店，老板娘说本地人穷，而且很计较，成天没事买什么东西都找人还价。本文认为仍将农民工看做农民至少有三个地方值得商榷。

(1)这种看法造成了基层群众之间的对立和社区发展的停滞。因为有本外地人之分。本地人可以通过政策保护坐享其成，从而削弱了社会的生产能力，使一部分人不劳动，形成食利阶层。这部分人抗风险的能力极差，因为长期不劳动，不学技术，教育水平低，当遇到类似金融风暴这样的经济灾难时，他们可能束手无策。食利现象不仅影响一代人，更影响几代人。很多本地孩子就是在父母的牌桌边长大的，他们根本没有动力和愿望拼搏人生。而外地人拥有越来越多的财富，却没有社区事务发言权，对当地也没有归属感，因而带动不了当地社区的发展，对社会发展不利。握有资金、技术能力强的人因为不具备本地身份而没有积极性建设社会，不具备资金实力但具备本地身份的人没有能力建设社会，势必造成中国基层社会发展的停滞。这也是中国当前社区工作乏力的重要原因。

(2)这种看法是无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中国经济发展主要是产业结构的工业化和服务业化，需要大批工人，不仅是量上的需要，更有质方面的需要，如果始终将农民工看做农民，中国经济发展必将受到人力资源的限制。这种看法也是无视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中国社会发展主要是人口居住城镇化，人民群众生活素质水平的提高，需要完成大量农民的非农转移。2004年数据显示，在我国，城镇工人数量在大量减少，取而代之的是大量的农民工，农民工的数量已经超过了城镇工人。这说明农民工必将成为我国产业工人的主体。

(3)这种看法无视农民工为城市工商业做奉献及具体工作状态的事实。据官方公布数据，2008年深圳常住人口876.83万人，其中户籍人口232.08万人，暂住人口644.75万人，全市居住满7天以上的非户籍人口为1037.22万人。另据民间估算，深圳的人口数实际上还更多，即使据官方数字，在深圳的生活人口中，每10个人起码有7个人是外地人。支持深圳城市经济发展的人口主要是农民工。没有农民工，深圳乃至珠三角的工业总量马上就会萎缩。农民工过去、现在即便将来很长一段时期都会担当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农民工中有许多是熟练技工、握有资本和拥有现代经营头脑的投资人，这些人如果地方政策好，他们可能留下来，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坚实的人力资源基础；否则他们可能移向其他地区或者返回家乡创业，目前中国经济正努力朝向区域平衡发展，深圳和珠三角的政策优势已经不再明显。

2将农民工简单地看做工人

整个社会、工商企业和其它用人单位只考虑对农民工人力的利用，没有看到农民工还缺乏作为一名现代化工人所应具备的技能素质、心理素质和未来取向，所应获得的社会活动环境、社会保障支持。农民工缺乏现代工人应有的社会保障。他们需要稳定的工作，工商企业或者城市不能需要他们时呼之即来，不要他们时就一脚踢开。农民工需要稳定的生活环境和相应的社会保障，否则在变动中，在不断的背井离乡中，他们永远不可能安身立命，从而给社会带动不稳定因素。农民工还缺乏现代化工人所应具备的未来取向。由于现在不确定，所以农民工的未来也不确定。农民工往往缺乏职业认同，没有专业化的工作计划，短期效应明显。现代工商业发展需要职业化、专业化和有组织的工人队伍，但农民工充其量只是散兵游勇，难以担当中国工业化和科教兴国的重任。

农民工技能素质难以胜任现代化产生工人角色。改革开放以来珠三角工商企业很少对农民工付出培训成本，有的只是对他们简单劳动力的掠夺。一定程度上而言，企业主简单地把农民工当作工人，就是简单地把自己当成小工厂小作坊主，不能完成向现代企业家的转变。因为企业家要素中需要有社会责任、积极向上精神。珠三角的许多经营者还要有现代企业家的历练。社会和企业也忽视现代化产业工人所应具备的社会活动环境。农民工从家乡来到人生地不熟的厂区，一下子与传统社会关系隔绝，成为孤立的一分子。只能靠老乡会联络，还是没有脱离乡土社会的圈子，人在他乡，社会关系还在家乡；人在城市，交往的圈子还在农村。农民工社会关系的城市化、工业化远没有完成。社会关系的城市化是指农民工有自己的新社区组织，社会关系的工业化是指农民工有工会组织。农民工也不具备现代工人所应有的心理素质。农民工在厂里经常感觉很累，调查中发现，农民工时常莫名其妙地厌烦、想家、生气、和同事过不去，说明农民工的心理压力很大。尤其在遇到不顺和麻烦时，农民工往往采用不文明方式、极端方式或暴力形式来解决。许多农民工犯罪嫌疑人在老家时并没有道德问题和不良恶习，只是在打工地累积了新的心理和精神问题，他们的很多犯法行为都是心理不健康所致。但至今中国没有实质上建立起为农民工服务的工会组织和社区组织，为农民工日常排忧解难的社会服务是一片空白，基层政府对农民提供的社会支持也很有限或者流于形式。

3将农民工看做第三种人——流民

(1)家乡不再认可农民工为农民。农民工出来少则数月，多则几十年。他们的视野不再是家乡那个很窄很土的地方，观念和道德已不再是以往的乡规民约，他们开始变得与家乡有点格格不入。由于长年不再干农活，技艺荒疏，尤其对新一代农民工，从小本身不干农活，他们的志愿也不在农村，因而他们的生产方式也不再属于农村。对于资源贫乏，经济发展条件差，仅留老弱病残，青壮农民集体外出打工的农村地区而言，有的只是村民对农业的鄙视和农业的衰败，农民工自己也不认为自己是农民了。总之家乡和农民工往往相互不再认同。

(2)城市不认可农民工为工人。农民工缺乏一般城市工人所应有的城市物业、城市教养和社会关系网络，因而虽然同在一个地方工作，但身份归属总有本地人和外地人之别，社会信任方面也向本地户籍人员倾斜，尤其对一些特殊岗位和特定部门，农民工是无法进入的。因为处于流动状态之中，以往的乡规民约和社会制约失效，所以农民工的道德风险行为大大高于一般的城市居民，有些城市社区犯罪率高也与农民工有关，这些都加剧了他们的身份认可危机。即便在城市中有房有车，农民工在本地人中的身份认同仍旧是一个困难。

(3)农民工既非农村人也非城市人，成了“两栖人”。对于农民工这个群体来说，他们还没能达到城镇工人阶层的地位，但是他们又是工人，而不再是农业劳动者，有越来越多的农民工没有务农经验，也不愿从事农业生产劳动，除非迫不得已，因为他们比农业劳动者有着更好的经济收入。在地域认同方面，农民工既不认同城市，因为城市带给他们太多苦难和惶惑，他们在城市中工作条件差、工资低、工资被拖欠，饱受人身侮辱和虐待、社会歧视等。农民工也不认同农村，因为农村落后，农村的大瓦房不如城市的一张床，有许多农民工反映，刚开始很想回家，回到家后走在家乡泥泞的小路上，还没到屋就想返回城市了。

二、农民工身份模糊的后果

因为身份模糊，农民工往往处在社会管理的边沿地带，家乡管不了，打工地也管不了，因而带来许多的社会不稳定因素。任何社会问题的产生是结构性的，农民工问题也不例外，同时社会问题的影响也是结构性的，农民工问题对整体社会的多个方面和各个层次均产生了深远的负面影响。当然这也并不是中国的独有现象，在工业化早期，即使在目前西方发达社会，农业移民和农村地区居民对社会的影响也是多元的。

1影响中国现代工商业的发展

中国的工商业产业升级必须先以人才队伍的升级为前提，必须完成产业工人从农民工到正规军的转变。但因为现有的政策不到位，中国现代产业工人队伍建设任务还远远没有完成。中国现代工商业发展需要有庞大的具备较高工商业素质，积极进取和稳定的职业化产业工人队伍。工商业素质是指工商业从业者在一定生理和心理条件基础上，通过教育培训、职业实践、自我修炼等途径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在职业活动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内在的、相对稳定的基本品质，如劳动纪律、协作精神、操作规范性、技术能力和素质、社会协调素质、心理能力。惟有工人具备工商业素质，中国的工商业发展才有产品素质和服务素质。只有产业工人队伍壮大，中国工业的规模才有望扩大。惟有广大工人积极进取，中国才有希望从“中国制造”过渡到“中国智造”。只有工人职业化，中

国的产业才可能更加稳定发展。

在调查中发现，珠三角一直以来都存在某些领域高级技工荒现象。中国的工业化在改革开放后进程加快，早在2003年前后就有文献概括已经形成世界加工厂的规模，但中国的工商业规模虽大但竞争力却不强，近些年来产业升级进展缓慢，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中国高素质的产业工人队伍还没能真正形成，中国现代工商业还在依靠一支非正规的“农民军”。新世纪初一份《国际竞争力报告》中的数据看，在全球47个国家的国际竞争力排名中，中国合格工程师、信息技术熟练工人和熟练劳动力的易获得性，分别排在倒数第一、二、四名”。技术工人、熟练劳动力是影响现代工商业发展的长期性关键因素。随着国内工业化的进程加快和外国资本的持续进入，对熟练技术工人的需求将会加大，而目前的教育体制无法满足工商企业对技术人需要。实际上技术人才需要日积月累的“干中学”才能够培养出来，不是依靠学院式的批发培养模式就能造就。在我国，城镇工人数量在大量减少，取而代之的是大量的农民工，目前农民工的数量已经超过了城镇工人，中国工业化中培养起来的技术工人主体是农民工，这在民营、外资和港澳台资企业尤其明显。

许多农民工在农闲时临时性到沿海发达地区工商企业打工，自身并没有长远考虑，当然他们不会把自己的短期考虑告诉给企业老板。而企业要培养一个操作熟练人员少则一两个月，多则一两年、数年。现有很多文献一直认为中国企业很少付出培养成本，这与本次实地调查不符合，只是现有的农民工社会制度不太可能激励企业在人力资源培训上更多投入。但从已有的投入来看，目前的农民工社会制度使企业损失不少。实际工作中企业为了维持生产，做出合格的产品，必须注意员工的操作培养，即使对一些简单的操作环节，培训同样不可缺少。从上述现象可以看出，培养技术工人的代价、成本，所需要的激励，还有面临的管理困难都是很大的。企业花大力气好不容易培养出熟练工，农民工往往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而辞职。因为他们的根还在农村，还有这样那样的义务和责任需要他们去履行。调查中小孩老人生病、邻里纠纷、农忙、地方其他事务被列为农民辞职理由的前四大项。还有很多其他原因如心理问题，在外惹事生非被迫离职。调查中发现许多农民工因参与，买地下，欠债太多，无力偿还，为逃避追债而被迫辞职。农民工的临时性，短期行为和非稳定性增加了经济运行的成本，损害了工商企业的稳定发展。

2影响中国现代农业的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许多农村地区出现经济衰败，三农问题解决停滞不前与农村主要劳动力流失有关。据另一统计口径估计，目前我国农民工有1.8亿人，这些人都是农村劳动力的精华。一方面我国农村人口数量还很多，未来农村人口非农转移形势还非常严峻，需要通过减少农村人口，提高农村边际生产力，来解决农村的贫困问题。也就是说中国的农村土地有限，再加上不断发展的农业技术，农村所需要的劳动力数量将会减少。但劳动力数量减少并不等于高素质劳动力减少，相反从目前情况来看现代化农业所需要的高素质劳动力只会越来越多。现代农业的发展需要培育起一支有文化、讲道德、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队伍，如同现代工商业的发展，现代农业必须朝新型农业、现代农业、特色农业的方向发展。创新也是现代农业发展的新动力，为此，中国农村不仅仍旧需要有人去建设，而且需要精英人才去建设，而不是技能水平低的老弱病残。要让一批农业骨干分子留在农村，就必须合理分流现有的富余农民。比如将一批在外有生存技能的农民工转换为现代意义的工商业产业工人，让他们完全脱离农村，通过土地转换、交易、补偿、户口解决、社会福利和保障解决以及教育解决等途径帮助农民完成向现代工商业产业工人，从农民转为城镇居民。转出大量农民后，就会从总量上减少农业人口总数，为剩下的农业人口留下更大的发展空间。然后再在剩下的农民中培育精英阶层，也就是说使留下来农民中一部分年富力强的农民在农村获得较大发展空间，从而愿意留在农村。如果不这样区别对待，富余农民王就既不能在城镇找到归宿，也不能在农村找到归宿，在两个地方都不能安心置业，生存发展，两个地方都失去发展机会。如果仍旧持续现有模式，不能有效地把富余农民持续转出农村，就会使农村人均收益仍旧处于较低水平，从而影响留下的青壮农民安心农业。将富余农民转化为城镇居民，让他们发展更高层次产业，这符合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的需要。此外这些人年老后不会再给农村增加负担，从而做到工作在城市，养老在城市。现在中国城市的普遍做法是，农民工来打工可以，建设城市可以，年纪大了干不动活了城市就不再欢迎他们。从而形成另一种类型的城市对农村的掠夺，也就是说农民工为城市做贡献，但生老病死及其它社会保障还由农村负担；城市获取农民工的劳动成果，但不应负保障义务；农村在付出，城市在获取；农村将最主要最精华的力量移向城市(外出打工)，将最大的包袱留在农村(老弱病残幼)。中国现有的农民工劳动制度对农村发展极为不利，影响国民经济的基础。

3影响农民工个人的发展

中国现有的农民工制度还不利于农民工作为社会公民人格的健康发展。值得一提的是，农民工的亦农亦工，容易演化成一种农民的投机。不利负责任、有良好风尚、有长远积极向上奋斗目标的社会主义公民的培育。当发达地区或者城市有赚钱机遇时，农民工流向这些地方。当有不利情况出现或者无利可图时，他们往往采取短期行为，甚至不择手段。调查中发现的类似案例如2008年劳动合同法实施时，一些农民工因为眼红邻厂企业罢工让老板屈服所获得的巨额加班工资赔偿，在工厂并不打算将他们辞工的情况下，想尽办法让工厂将他们辞掉，以获得巨额的赔偿金。他们采取的手段包括破坏机器、怠工、影响生产进度、人为制造摩擦、煽动不明真相工人闹事。在整个劳动合同风波中尽管确实存在企业违规，但农民工的短期行为也不容忽视。农民的投机还体现在农村地区，由于农业免税，种田补贴，部分农民在广种薄收的情况下也能过上不错的日子，于是辞工回到农村，平时很少下地，天天以麻将牌为生。在调查湖南北部一农村时发现，小小一个镇上没有任何工业和其他实业，但消费水平赶上广东发达地区。这里有很多地下，专门有放债人负责地下融资。还有不少入迷恋地下。中央的农业政策是为了解决农民贫困，促进农民奔小康，增产增收，但不其然又可能养成部分农民的怠惰。现阶段我国正式的工人主要在城市，不解决或者不转换为城市身份，农民工就不能成为正式意义上的工人。一方面农民工因为拥有土地，所以他们自认为有后路，可以不如城市居民那样进取，从而悠闲；另一方面农民工又厌恶农村和土地，因为这儿没有城市的繁荣，进而生成许多不平，没想到城市的繁荣与城市的进取和压力分不开。农民就这样在患得患失中既生活艰苦，又不积极努力。他们需要成为纯粹的工人或者纯粹的农民，从而在明确和清晰的职业生涯中好好规划自己的人生，否则农民工群体很难做到工作、生活和人格的健康发展。

4影响社会的有序发展

农民工社会制度也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当农民工既不属于农村，也不属于城市时，他们到底属于哪个组织?我国只有农村组织和城市组织，不可能再建立一个城乡组织。不解决农民工的身份就不能解决农民工由谁管理的问题。目前我国对农民工实行户籍地和工作居住地双重管辖的模式，但实践证明哪头都管不好。相距千里之外的家乡政府本来管理力量薄弱。打工居住地的政府也很难管好农民工，因为农民工流动性强，成份复杂，住地居委会很难深入开展农民工管理工作。目前一些地方对农民工的管理流于暂住证办理的形式。调查中更发现，有些基层组织明知外来人口有不法行为，但为地方经济利益考虑，非但不制止，反而助长。如他们并不积极查外来人口超生问题，因为你一查外来人口就跑到别的地方住去了，影响当地的房租和消费水平的提升。又如对待外来人口的黄赌毒问题，本地人不仅不制止，反而参与，以吸引更多的人气，把这些做成为地方经济发展的支撑力量。由于两头都不管，农民工实际上成了“治外遗民”，其社会不稳定因素不可小觑。农民工问题目前已经发展成为中国最大的社会问题之一，许多暴力事件和治安问题的发生均与农民工有关。目前与农民工有关的社会问题和群体事件还有范围不断扩大、层次不断升级之势。在维护自己基本权利的过程中农民工意识到，靠单个人解决不了问题，必须靠集体行动，当然他们面临的问题往往也带有集体性，比如一个企业的农民工工资普遍过低，或者普遍被拖欠时，他们只能集体抗争。在实践中农民工也意识到，仅仅停留在企业内部的抗争，对雇主造成不了压力，必须要把问题“外部化”、“社会化”和“严重化”，让社会关注，特别是让政府领导人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才有可能使农民工面临的问题得到解决。因而更多的农民工选择集体上访、越级上访、上街游行等方式，造成重大群体事件。

三、结语

我国许多重大社会问题的解决与农民工制度的再造有关。许多法规和制度的出台都受到农民工问题的制约。在近年劳动合同法实施过程中，珠三角爆发了多次局部规模的劳资冲突事件和社会黑恶势力参与的恶性事件，极大地破坏了珠三角的经济和社会秩序。有工商界人士和群众反映，劳动合同法本身并没有错误，资方在许多方面也表示欢迎，但它不幸成了导火索，引发了长期积累起来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压力。与农民工有关的社会问题和深层次社会矛盾和社会压力才是珠三角经营出现失序的原因，而不是劳动合同法。把与农民工相关的社会压力消除于萌发之中需要社会的综合减压途径。

近年来，中国因为农民工迁移而带来的各种社会压力空前高涨，社会风险空前增加。这种压力不仅体现在农民工的流人地——中心城市和经济发达区，而且表现在流出地——农村地区。中国目前需要以新的视角来解决农民工问题。从时态上看，目前对待农民工的身份问题解决存在三种看法：一是将农民工看做过去时，即乐观派。二是将农民工看做将来时，即悲观派。这一派看到了中国三农改革的艰巨性，首先是农村土地问题改革，至今找不到很好的突破。其次是农村组织问题改革，目前停滞不前。最后是农业现代化问题，任重而道远。三是将农民工看做现在时，即边搞边看。无论是哪一种时态，农民工作为中国特殊的群体社会现象，对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影响极为深远。在一定程度上，理解了中国农民工问题就理解了中国现代化改革的步伐；惟有先解决了中国农民工身份问题，中国城乡一体化发展、中国区域差距问题和中国社会层级问题解决才有可能获得实质进展。中国农民工身份的解决宜早不宜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