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向型经济的前进与干扰

从经济区划分的角度来说，近代口岸开放以后，处在西方先进生产方式由沿海、沿江通商口岸向内地辐射带上的中原地区，逐渐发展成为一个独具特色的外向型经济区。其地理范围并不完全等同于政区意义上的河南省。它不仅包括今天河南省的大部，还包括山西省东南部、河北省南部、山东省西部、安徽省西北部和湖北省北部的部分地区，涵盖了卫河流域、黄河中下游、淮河上中游和唐、白河流域的广阔空间。

近年来，学界对这一地区近代经济发展的关注较多，主要成果有：王天奖的《清末河南的民族资本主义》①、邓亦兵的《对近代河南经济问题的一点思考》②、袁中金的《河南近代铁路建设与经济发展》③、吴俊范的《论近代河南经济的变迁》④等等。这些研究，对近代中原地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生、铁路修筑对沿线经济发展的影响、近代河南市场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变迁等方面，进行了一定的探索。然而，上述研究对近代中原的外向型经济发展及其影响，尚缺乏系统的论证。对该课题的深入探讨，不仅有助于认识中原外向型经济发展的历程、程度和历史地位，而且也能够为今天北方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开发事业，提供有益的借鉴。

中原地区作为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从很早的时候开始，就因其自然条件的优越和水陆交通的便利，而在中国古代经济的发展进程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位置。从春秋战国直到唐宋时期，中原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一直居于全国的前列。此后，由于黄河下游河道变迁所引起的生态环境日益恶化和频繁大规模战乱的严重摧残，该地区在全国的经济地位不断下降。不过，据张民服先生研究，到明代中期以后，中原因为有着四通八达的水陆商道，从而便利了各地商帮的货物贩运，使得该地的商品经济，无论在生产规模、商品种类还是流通范围上，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⑤。进入近代以后，借助于传统水路和现代铁路，与沿海、沿江各通商口岸实施对接，从而逐步发展起了以沿海和国际市场的进出口贸易为导向的近代外向型经济。

一口岸开放与中原水运型对外贸易经济区的涌现

勿庸讳言的是，中原由于并不直接面海临江，所以，各通商口岸对它的经济辐射，往往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因为各通商口岸的进、出口业务，总是先在沿海、沿江省区展开，稍后才会逐渐延展到内陆的某些区域；或者说，各通商口岸与沿海、沿江省区的外贸联系，在时间上早于内陆，在深度和广度上也高于内陆①。从当时各口岸的海关贸易报告和贸易统计中相关资料的多少和数值的大小上，也可以感受到中原和沿海、沿江省区之间，经济外向化进程上的这一差距。

然而，中原对外贸易整体上相对迟缓的状态，也并不是绝对静止不变的。这是由于，第一，中原毕竟是一个相对临近海、江的地区，有着一定的地缘基础；第二，“天下之中”的地理区位和四通八达的水陆商道，具备发展近代对外贸易的自然基础；第三，中原有着较为悠久和发达的、与区域外市场进行商品交流的历史基础②；第四，中原有众多的人口和丰富的物产，发展对外贸易的进、出口市场潜力十分巨大。

正因为如此，开埠后的沿海、沿江各通商口岸，才会由弱到强地建立起与中原之间的对外经贸关系，该地区的近代外向型经济，也才会由点到面地逐步发展起来。

1843年，上海被重新辟为通商口岸后，利用中国沿海最大对外贸易港的区位优势，通过其他通商口岸的中转作用，将其经济辐射的范围，逐步从长江三角洲地区，向整个长江流域和北方地区扩展③。而处于上海对内地经济辐射过渡链上、并拥有发达水陆商道的中原地区，便逐渐成为了其重要的经济腹地之一。

中原与上海虽然相距较远，但是，作为中国最大对外贸易口岸的上海，其经济辐射能力是非同一般的。它借助于镇江的转运，先向北沿大运河、再向西逆淮河干支流而到达皖西北—豫东南地区④。表1显示，上海早期通过子口税单向中原输入的洋货、以及从该地输出的土货，都已经初具规模。到1895年，中原输往上海的土货数值，便突破了10余万海关两；仅仅5年之后的1900年，这一数值就达到了573711海关两，充分反映出豫沪之间的经贸关系，已经相当的紧密了。

随后开埠的镇江，与中原的经济交流则更加直接。它不仅将其进口洋货沿淮河干支流运销到豫东南地区⑤，而且也把这里的芝麻、杂粮等物资，大量地吸纳到该口岸输出。

由表2可知，借助于淮河干支流水运的便利，镇江已将豫东南5州府的广大地区，作为了其种类繁多、数额巨大的进口洋货的重要销售市场。

这样，就先后以贾鲁河沿岸的朱仙镇和沙河沿岸的周家口镇为集散中心，以淮河干支流和大运河水运为依托，构建起以上海、镇江为进出口口岸的新型对外贸易经济区。

北方的天津，在被辟为通商口岸以后，其经济影响很快覆盖了直隶、山西、内蒙、山东及河南等省区的全部或部分地区，成为拉动这些地区近代外向型经济迅速发展的龙头⑥。而处在天津近代经济直接辐射之下的卫河沿线地区，自然也就通过天津口岸与沿海和国际市场发生了直接的对外贸易关系。据津海关报告记载，天津进口的各色布匹和其他洋货，大量地经南运河和卫河输入到山东的临清州、河北的大名府、豫北的彰德府(治今安阳市)、卫辉府和怀庆府(治今沁阳市)⑦；而该地区这一时期运往天津的药材、棉花等货物，“也是经卫河下运。而道口正是一个集散地”①。这样，在冀南—豫北地区，就初步形成了一个以天津为国内终点市场的新型对外贸易经济区。

孟津以下的黄河，向有通航之利。1855年，黄河自铜瓦厢改道、夺大清河而由山东利津入海以后，中原的沿黄各县，便得以借助黄河水运，与山东的济南等地进行直接的物资交流。而开埠以后的烟台，又能够将其所进口的布匹等各类洋货，先运到济南等地，然后再溯黄河而上，销往河南的东、中部地区②。与此同时，开封府各县、商丘、鲁邑(查无此县，笔者疑为鹿邑)等地的草帽辫和花生等，也在开封府的惠济桥等处聚集后，顺黄河而下，抵济南城北的泺口镇后，再沿大、小清河入渤海，最后到达烟台口岸出口③。于是，鲁西—豫东的沿黄地区，又通过与烟台口岸之间的进、出口贸易，初步建立起一个较为松散的对外贸易经济区。

汉口开埠以后，各种洋货便经汉水支流销往唐、白河流域④，而这一地区少量的土特产品，也经水运销往汉口及国际市场。

由表3来看，豫西南等地对汉口的洋货，已经具备了很大的吸纳能力。1881年突破10余万海关两，1896年则达到了726588海关两。另外，表3还显示出双方贸易对豫西南的巨大入超。这与口岸开放初期，豫西南山区物产的商品化开发程度确实较低有关。

这样，借助于传统的水运网络，通过与上海、镇江、天津、烟台、汉口等通商口岸的进、出口贸易联系，初步形成了皖西北—豫东南、冀南—豫北、鲁西—豫东、鄂北—豫西南等几个新型的对外贸易经济区。中原的近代外向型经济，得以奋然起步了。

二铁路修筑等因素对中原经济外向化的促进

20世纪初年，北方地区修筑了8条主干铁路，其中，与中原直接相关的有3条。一是纵贯河南全境的京汉铁路，1906年通车；二是从道口镇(在今滑县)至清化镇(在今博爱县)的道清铁路，1907年通车，它与京汉铁路在新乡交汇；三是开封至洛阳的汴洛铁路，1909年通车，与京汉铁路在郑县(今郑州市)交汇。1913年，汴洛铁路并入陇海铁路，1915年向东延展到江苏铜山(徐州)，1931年向西延展到陕西潼关。这三大铁路主干线和多条支线一起，构筑起贯通中原的现代化交通运输网络。

虽然铁路由于其站点固定、运费也较高的原因，始终没有完全代替传统的水陆交通⑤。但是，它毕竟有着自己独特的魅力。以日本人的调查为例，“在华北地区的铁路还未全部开通以前，天津与国内各地之间的交通及贸易，只有依靠河流及车马来进行。可是由于关内外铁路的逐渐延长，以及最近的京汉铁路开通的结果，以前依靠河流运输的货物，为了安全和快速，尽管运费有很大的差额，大部分也都转到依靠铁路之便上来”①。

铁路运输以其特有的便捷，强化了中原与各通商口岸之间的进、出口贸易联系，加快了其近代经济外向化的步伐。

1．外向化农作物专业区的形成

20世纪以前，中原农业经济作物的种植，就已经相当地普遍了。铁路兴修以后，其运输的快捷大大缩短了到达通商口岸的时间，因而靠近铁路事实上就等于更接近沿海和国际市场。于是，受外贸市场巨大需求的拉动，中原各外向化的农作物专业区，便在铁路沿线地区逐步地形成了。

1910年前后，中原的产棉区域比以前有了进一步的扩大，豫北的安阳、临漳(今河北省临漳县)、武安(今河北省武安市)、孟县、内黄、获嘉，豫西的洛阳、灵宝、阌乡，豫东的商丘、虞城、兰封、通许、项城、西华、尉氏，豫中的汜水、荥阳、鄢陵、洧川，豫南的汝阳、新野、罗山、睢州、商水、邓县等地，都有大面积的种植②。在此基础上，北京国民政府又于1916年在彰德设立了中央直辖的模范种植场，向各地棉农推广棉花种植技术，改良棉种，使得各地棉花种植的专业化程度，又有了明显的提高。到1930年前后，河南“全省108县，植棉者已占90县之多”③。天津、汉口、青岛、上海等口岸城市，都成为中原棉花的重要销售市场和出口口岸。

除棉花的大面积种植之外，中原的芝麻种植，也一直非常普遍。1930年前后，“全国产区，自以河南省为最发达。境内栽种面积有3086000亩，每亩收获量，平均计之，约有7斗。全省产量共达2160000担”④。其中，归德、临颍、周家口、驻马店、汝南、漯河、郾城、遂平、西平等地，则成为中原芝麻种植最集中的地区；其主要的运销市场，为汉口、镇江和上海⑤。

沿黄的开封、兰封、归德、中牟等地，是花生的集中产区。主要销路，一是顺黄河水运，由济南转胶济铁路至青岛出口；二是沿陇海铁路东运海州(今连云港市)装船，北运青岛，南运上海⑥。

豫中南的京汉铁路两侧平原地带，则是著名的烟叶产区。从20世纪初年开始，英美烟公司便选定了这一地区，作为其推广美种烟叶的基地。此后，豫中的长葛、许昌、临颍、郾城、禹县、郏县、襄城、叶县等，均大量种植美种烤烟，面积、产量与质量，均居全国之首⑦。

而唐、白河流域的淅川、内乡、镇平、南召、鲁山等县的桐油和漆等物资，也通过唐河、白河、丹江等汉水支流，经鄂北的老河口、襄樊等地集运到汉口，或经京汉铁路运到汉口，然后再辗转出口到国际市场⑧。

上述各农作物专业区的形成，主要是在口岸和国际市场巨大需求的拉动下，而逐步出现和发展起来的，它促进了中原农业经济的市场化和外向化。

2．外贸型工业和手工业的发展

近代以后，在西方工业生产方式的带动下，中原以外贸为导向的新型工业和手工业，也得到了很快的发展。比较突出的，当数蛋产品加工、草帽辫加工和缫丝业。

鸡、鸭等蛋禽的饲养，一向是中原农村重要的家庭副业。因此，适应出口需要的蛋产品加工业，便得以在这一地区蓬勃地发展起来，并且成为中原经济近代化与外向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原是我国重要的冬小麦产地，有着丰富而优质的麦秆原料，是民国时期草帽辫生产和出口的主要地区之一。其主要产地有“柘城、太康、朱桥、归德(今商丘市)以及黄河沿岸地方”，集散市场为“鹿邑与惠济桥”；其中，鹿邑年集散草帽辫4000包，惠济桥年集散草帽辫14000包①。不过，河南的草帽辫，大多是以家庭作坊的形式加工出来的，能够采用机器、设立工厂进行生产的，主要是豫中的荥阳等地。据方志里说，自开办传习所以后，荥阳加工的草帽辫“种类已多至十数种”，改用机器后，草帽“出品精美不亚于山东、直隶”②。

手工缫丝也是中原重要的产业之一，至1930年前后，河南机器缫丝也只有2家，“以白丝为最占势力，年达1287000斤；黄丝次之，年约700000斤；野蚕丝亦有100000斤。其重要之产地，为汝阳道之南召、镇平，开封道之汝州与河洛道之鲁山等地。每年出口者，有三四千担。普通先集于许州(今许昌市)，运赴汉口，再行出口焉”③。

3．外向化商品集散市场的勃兴

随着交通运输业现代化和农业经济作物外向化程度的提高，以对外贸易为主要职能的外向化商品集散市场，在中原各地特别是铁路沿线迅速兴起。

位于豫北棉区的安阳县，“在昔铁道未通，多半由小车、马车运销卫辉、怀庆一带，远及黄河以南，直达开封、许昌等处。迨广益纱厂成立，遂相率售于纱厂。其后天津、石家庄、郑州、青岛、汉口纱厂日多，于是棉花出境北达天津、石家庄，东至青岛、济南，南通郑州、汉口转销上海，已非往昔之局促于本省者可比。经营棉业者日花行，全县不下数十家”④。使得不仅本地，就连附近临漳、汤阴、武安、磁州(今河北省磁县)等县的棉花，也都由安阳集散⑤。

新乡“地当京汉、道清两路之交叉点，及御河(指南运河)之终航点，俨然为天津、清化镇、汉口、北京间之一适中地”，不仅豫北，而且山西向东线输出之货，皆以此为集散地点。当地工厂所产的“面粉，南输至洛阳，北输至张家口；焦作之煤，由此分输南北；鸡蛋由此运往汉口，皆大宗货物”⑥。

郑县本为豫中非常普通的一个小县。但它“地滨黄河，又居平汉与汴洛两铁路之交点，故为全省产棉最大之集散市场。大部分运往汉口，而输出上海与天津市场者”，相对较少⑦。

许昌地处豫省中部，“自铁路交通，许昌商业日形起色。火车站有襄八盐场、猪厂、蛋厂、煤炭、煤油转运各公司，西关有收买烟草厂，城内有中国银行、河南银行、丝绸庄、钱钞庄、棉花庄、洋货庄、皮庄、香油庄、杂货庄等业，均较前发达”，附近广大地区的烟叶，多在许昌聚集后，运往汉口或转运上海⑧。

驻马店“自铁道行驶，交通便利，富商大贾云集城关，懋迁有无，商业颇为发达。商埠设驻马店。查驻马店车站向为底洼之区，自火车通行，争购地基建筑房屋，街道棋布，商贾云集，陆陈盐厂荟萃于此，并设警察所，以资保护南北往来，商旅称便。谓为商埠，谁曰不宜”⑨。

陕县自陇海铁路通车以后，车站所在的南关一带，“商务之盛，逾于城内。多山陕商人，有旅馆客店，以供商人之积货宿居。洛阳以西货物集散之要地也，棉市尤盛”；灵宝“以产棉著闻，昔皆舟运而来，转输四方。今日铁路通行，棉业益盛，所以有华北棉业公司，应时而起，凡津、沪、汉购运棉花者，皆可承办，今后自当益盛”⑩。

铁路兴修以后，中原农业与(手)工业的上述变化以及各商品集散市场的勃兴，既是该地区近代经济外向化的重要表现，也为中原与沿海和国际市场经贸联系的进一步加强，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三与沿海和国际市场经贸联系的进一步加强

在农业、(手)工业、商业、交通运输业外向化程度不断提高的基础上，中原各地与各通商口岸和国际市场的贸易联系，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

天津开埠之初，冀南—豫北地区主要是通过卫河和南运河，与之发生贸易联系的。20世纪以后，中原不仅继续借助于卫河水运，而且更通过陇海、京汉、道清等多条铁路运输渠道，同天津口岸之间进行更加频繁的物资交流。到1930年前后，包括豫北和豫中等地在内的辽阔地区，都成为天津口岸羊毛、皮张、棉花、药材、草帽辫等外销土货的重要来源地和各类进口洋货的基本销售市场①。

双方经贸联系的加强，从表6的统计中可以清楚地展现出来。在两地间铁路尚未开通的1905年，天津口岸销往中原的洋货为100余万海关两；铁路通车后，销售额有了进一步的增加，到1919年，其数值已达300余万海关两之巨。出口方面，中原对天津的土货输出，也从1906年的33万余海关两，增长到1918年的69万余海关两了。

烟台口岸虽然较早地就通过黄河与鲁西—豫东等地开展进出口贸易，但是，1898年青岛成为约开口岸、1904年胶济铁路的通车、1906年济南、周村、潍县等成为自开口岸以后，烟台的经济腹地范围，就大大地缩小了。

青岛由于偏居胶东并且开埠时间也较晚等原因，与中原的经贸往来，和天津相比，要单薄得多。但是，中原和青岛之间的贸易联系，也有其自己的特色。比如，青岛是中国牛肉出口最多的口岸之一，而中原则是青岛最重要的牛肉出口基地。据1922—1931年胶海关十年贸易报告称，“根据德国管理胶澳时所编之统计，出口牛肉，70％来自豫省，20％产于鲁省西部，10％运自冀省南部。以上成分，迄今未变”②。同时，中原的生铁、桐树、棉花也多通过子口税单运往青岛出口③。另一方面，青岛所进口的煤油、洋烛等洋货，也多用子口税单销往河南、山西、河北等省份④。青岛洋货销往中原的渠道，即先运货至海州，然后利用陇海铁路“由海州(大浦车站)

另据研究，1930年代，豫省西部、北部所产的棉花，在郑县集中后，也大量地通过陇海铁路转运到青岛和上海②。而豫东的开封、兰封、归德(今商丘)、中牟，冀南的大名，鲁西的濮县等地的花生等大宗物资，一方面部分地沿黄河由水路运抵济南，然后再转经胶济铁路运往青岛；另一方面，则主要用火车沿陇海铁路东运至海州，再改装招商局的轮船，北运青岛，南运上海；还有一部分是沿陇海铁路东运至徐州后，再转津浦铁路至浦口，然后再改经沪宁铁路或长江上的船只，辗转运抵上海的③。

这样，到民国时期，鲁西—豫东地区，就从烟台港的经济腹地，转变为青岛和上海港的经济腹地了。

表8显示，20世纪初年，由于其他口岸如镇江等对中原经济辐射能力的增强，距离遥远的上海，通过水路辗转向中原输入的洋货数额，便出现了严重的下降，1910年仅为89海关两。但是，随着陇海铁路的向东延展和津浦铁路1912年的通车，两路逐步开展了货物联运业务，于是，中原和上海之间又得以通过更为快捷的铁路，辗转建立起了更加密切的贸易联系。1919年，上海对中原输入洋货的数值为998494海关两，从中原输出土货的数值，更是高达3623677海关两。1930年代，陇海铁路加入海陆联运业务以后，中原与上海间的经贸往来，得到了更进一步的发展。

镇江通过大运河和淮河干支流的水运交通，与中原之间的经贸往来，就比上海要直接和便捷得多。1908年，上海对中原商品输入的数值仅为6405海关两，而镇江则达4322996海关两之巨。不过，进入民国以后，镇江对中原市场和货源的支配力度，还是由于缺乏可资利用的铁路运输，而呈现出了下降的态势。

尽管如此，铁路毕竟无法彻底取代内河航运。所以，从表9的统计来看，即便在铁路运输较为通达的民国时期，镇江依然得以通过水运，同皖西北—豫东南地区保持了较为密切的经贸关系。

汉口开埠之初，主要通过汉水及其支流唐河、白河、丹江等的水运交通，与鄂北—豫西南地区进行商品交流。

京汉铁路修筑以后，伏牛山区所产的桐油、漆、粮食以及其他商品，虽依然通过汉江支流水运汉口，西坪镇、西峡口、荆紫关等地，还是因为桐油等货物的集散而繁荣起来①；但是，赊旗镇却因为周围襄城、叶县、方城、唐河、郏县等地的商货，多转经京汉铁路向汉口输出而大为衰落②。另据1930年前后的记载，“河南省所产之棉花，自平汉铁路开车以后，始大宗出现于汉口市场，初不过彰德与武安产耳。今则黄河沿岸所产之棉，亦运往汉口矣”③。而“汉口市场之牛皮，以来自河南者为多。尤以信阳为主要，郑州次之”④。豫东南的西华、扶沟、商水、淮阳、沈丘、项城、上蔡、新蔡等地，原本由周家口集中商品再水运镇江，现在则将小麦等物产先集中到郾城，再沿京汉铁路运往汉口了。此外，西平、遂平、驻马店、确山、明港、信阳等县的小麦等物产，也同样由火车大量运到汉口⑤。由此可见，铁路运输在汉口与中原的经贸联系中，的确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表10显示，1906年京汉铁路通车以后，除却1911年前后，在汉口地区发生的辛亥革命等因素的影响，汉口对中原的商品输出、入数值，都比表3所反映的“水运时代”有了很大的提高。到1919年，汉口凭子口单对中原输出的商品数值已高达2295887海关两，从中原输出的数值也达到了365730海关两。这样，汉口对中原的经济辐射区域，就由以前的豫西南一隅，迅速扩展到了黄河以南的大部分地区。

四近代中原外向型经济发展的历史地位及其影响

1．在很大程度上扭转了唐宋以后中原经济相对衰落的趋势，提升了该地区在全国的经济地位。

在以农业为主导的传统经济时代，作为中华民族发祥地之一中原地区，就已经以其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而长期成为中国古代的政治和经济中心。唐宋以后，由于自然条件和社会环境的不断恶化，中原在全国经济发展中的地位，相对地下降了。而进入明代以后，包括中原在内的华北平原的经济，又得以重新崛起，农业、手工业、商业经济的发展，均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⑥。

进入近代以后，中原又先后与沿海、沿江通商口岸实施对接，从而得以一方面引进西方商品和先进生产方式；另一方面，又将当地所生产的农业、手工业等商品，销售到沿海和国际市场上去。从而在适应中国近代经济发展趋势的过程中，把中原大地的外向型经济，从广度和深度两个层面上，向前推进了一大步，进一步扭转了唐宋以后，这一地区经济发展的颓势，使这里也成为中国近代经济现代化和外向化水平较高的地区之一。

2．完善了中原地区的市场结构，加强了与沿海和国际市场的联系。

再者，早在近代之前，中原的某些区域，如豫北、豫东南、豫西南地区，就在当地商品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分别同当时华北的商业中心天津、大运河与长江的双重商埠镇江、华中的商业巨镇汉口之间，通过卫河、淮河、汉水诸水运系统，而发生了较为频繁的商贸联系，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这些地区的市场化水平①。进入近代以后，中原又在已有的基础上，先后借助于传统的水路和现代的铁路交通，与6大通商口岸进行了非常密切的往来，从而把中原经济逐步地纳入到沿海和国际市场经济发展的轨道，进一步扩大了中原经济的外部市场空间，提高了中原经济的整体发展水平。

3．带动了周边地区外向型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桥梁作用。

由于这里地处“天下之中”，不仅具备通达的传统水路和陆路交通，而且也拥有了四通八达的现代化铁路，使中原不仅联通了6大通商口岸，并与沿海和国际市场发生了频繁的进、出口贸易。而且，也在各通商口岸对内地、特别是西部地区进行经济辐射的过渡链上，起到了一定的带动和桥梁作用。时人指出，新乡“位在平汉、道清两路的交通点上，又当卫河航运的终点。汉口、天津运至晋南，晋南运出的货物，都集散于是。因占陆运上的重要位置，所以其市的转运业颇发达”；而郑县“位在平汉、陇海二路的交点上，商埠在西关外，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自行开放。如陇海路能西展至甘、新时，则此市更形重要，将来必为我国陆路交通的中心市场，自无疑义”②。1920—30年代，陕西渭南等地，山西解州、荣河、临汾等地，河北邯郸等地的棉花，大都先集中到郑县棉花市场，然后由京汉铁路或陇海铁路，再转运汉口、天津、上海、青岛等地①。青岛所进口的煤油、洋烛等洋货，也多用子口税单通过陇海铁路，而次第销往河南、陕西、直隶等省份②。失却了中原的这种桥梁作用，西部地区近代经济的外向化，将大打折扣。

认真总结中原近代外向型经济发展历程中的经验教训，不仅对今天河南市场经济的发展有着直接的参考价值，而且对于自然环境和经济环境与中原都非常相似的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开发事业，也有着较大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