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隔性制度变迁研究论文

——诺斯“路径依赖”理论之中国区域经验实证检验

[内容提要]:中国经济转型时期的区域发展模式多样性与特殊性要求对新制度经济学制度变迁理论进行检验、过滤、再吸收。本文通过苏南制度变迁的双重循环为实证经验基础，对D-C·诺斯的“路径依赖”理论进行再检验。在变化的制度环境中，制度变迁既非以“自执行”方式自发完成制度变迁过程，也不会由于“路径依赖”而必然陷入良性或恶性“锁定”，而是呈现出发展—停滞—新发展螺旋上升之“间隔性制度变迁”过程。

[关键词]：路径依赖;双重循环;间隔性制度变迁;比较制度优势

一

新制度经济学制度变迁理论的代表人物有道格拉斯·C·诺斯、L·E·戴维斯，曼瑟·奥尔森、T·W·舒尔茨,V·W·拉坦等人，制度变迁理论“试图为建立一个专门的、相关的和逻辑的关于这些制度的产生、成长、成熟、衰亡的理论框架提供基础。”[1]制度是一个社会为人们发生相互关系而设定的一系列规则，是制约人们行为的正式规则和非正式规则的集合体。制度可分为四种:用于降低交易费用的制度;用于影响生产要素的所有者之间配置风险的制度;用于提供职能组织与个人收人源流之间联系的制度;用于确立公共品和服务的生产与分配的框架的制度等(舒尔茨，1968)[2]。制度功能主要是为个人提供一种激励系统，同时借助于交易成本的降低来推动市场交换的发展和市场功能的扩张，减少市场交易中的不确定性和偶然性。有效率的制度是刺激经济增长的关键，而一些通常被认为是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如技术进步、规模经济、资本积累并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而是经济增长的表现。制度一旦形成，总要随社会变化而变化，当制度出现不均衡，行为者利益不能在现有制度下得到保障，就产生新的制度需求，呈现出制度变迁状态。制度变迁不是指任何一种制度变化而是特指一种效率更高的制度替代原有制度，通过对原有制度框架的规则与机制所做的边际调整以增加制度收益。制度变迁只有在下面两种情况下才会发生:(1)创新改变了潜在利润。如市场规模的变化、技术变迁、一个社会中各种团体对收人的预期，会改变制度安排的收益与费用。(2)创新成本的降低使得制度安排的变迁变得有利可图。如一种安排的组织成本已由另一种安排所支付，技术革新减少制度安排的运作成本，信息传播与社会知识的进步，也有利于降低创新成本。制度变迁是制度发展的必然规律，但制度的替代、转换与交易过程存在着种种技术和社会的约束条件，如制度变迁成本收益比较、一项制度的受益者与受害者、相对谈判力量的对比、组织的偏好、技术条件等等。实施制度的各个组织在相对价格或偏好变化的情况下，为谋取自身利益最大化而重新谈判与博弈以达成更高层的合约、改变旧的规则建立新的规则。

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道格拉斯.C.诺斯进一步提出了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理论(PathDependency)。诺斯将保罗·大卫和W·巴兰·阿瑟的“技术变迁”中的“路径依赖性”引人制度变迁，认为在制度变迁中，同样存在着路径依赖性和自我强化机制。

我们将制度渐进变迁的路径依赖特征与长期持续的增长或下降结合起来。一旦一条发展路径沿着一条具体进程行进时，系统的外部性、组织的学习过程以及历史上的关于这些问题所派生的主观主义模型就会增强这一进程。在经济增长的情形中，有一条适应性的有效路线，它允许在不确定性下的最大化选择，以追逐某些承担活动的真实模型，并建立一种反馈机制来识别某些相对无效的选择，并消去它们。···……但是尽管如此，非生产性路线仍然存在，初始制度集合的报酬递增特征为生产活动提供了负激励，它在现有制度下创造了一些组织和强有力的利益集团，他们以自己的利益来影响政治实体。但他们为经济上储存与增加有用的知识所提供的报偿较少。参加者的主观精神构想会演进成一种意识形态，它们不仅会使社会的结构理性化，而且还选择了不佳绩效。结果，经济中会演进出一些加强现有激励与组织的政策。[3]

一个国家或区域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制度变迁存在着“路径依赖”，(pathdependence)现象，一种制度一旦形成，不管是否有效，都会在一定时期内持续存在，这就好象进人了一个特定的路径，制度变迁只能按照这种路径走下去。路径依赖有两种方向:一种情况是某种初始制度选定以后，其报酬递增促进经济的发展，其他相关制度安排向同样方向配合，导致有利于经济增长的进一步的制度变迁。这是一种良性的制度依赖。另一个极端情况是某种制度演变的轨迹形成以后，初始制度的报酬递增消退，开始阻碍生产活动，那些与这种制度共荣的组织为了自己的既得利益而尽力维护它。此时这个社会人了无效制度，进人了“锁定”(lockin)状态[41，这是恶性的路径依赖。由此可见，所谓“路径依赖”就是具有正反馈机制的体系，一旦在外部偶然性事件的影响下被系统所采纳，便会沿着一定的路径发展演进，而很难为其他潜在的甚至更优体系所替代，从而进人锁定(lockin)。

“路径依赖”理论具有二定启发与借鉴意义，但由于制度变迁的话语表达主要以特定历史时期西方历史经验为理论基础，D·C·诺斯理论的经验来源主要局限于西方世界制度变迁与美国经济发展[5]，因此要解析中国经济转型背景下制度变迁，路径理论并不具有天然解释力，“源于西方社会的认识工具一旦移译到中国，往往失其所指而单纯成为‘应该’。无所指而强为之指、或削足适履、或指鹿为马”[6]，如果我们承认转型中国经济与社会变迁存在特殊性，就需依据中国经验对制度变迁相关理论假设进行实证检验、理论过滤、再吸收，而不应国固吞枣，格式化套用。本文选取苏南发展模式制度变迁的双重循环为实证经验基础，对“路径依赖”理论进行再检验。

二

苏南发展之制度变迁路径既有宏观政治经济环境与制度约束所形成的共性特征，又具有区域独特性。苏南发展之制度变迁路径经历了双重循环，传统苏南模式变迁经历了第一重循环:制度环境变化—制度失衡—制度变迁—制度均衡—制度失衡;新苏南模式经历第二重循环，制度失衡—制度变迁—制度均衡[7]。从建国以后到70年代末，苏南农村经历了集体化和合作化运动，以及从公社/大队到村委会/村民小组的行政建制变迁。80年代经济体制改革后，脱胎于草根中的苏南乡镇企业异军突起，通过制度创新率先形成制度性崛起，集体经营、共同劳动、协调分配为特征的社队经济，转变为乡镇企业为支柱的集体经济，形成了“集体经济一公共权威”的政经共同体结构。苏南模式在80年代中期达到发展高峰期，引起学者们广泛关注，形成众多名词、术语，用以描述地方工业企业成长过程中地方政府功能特征，如“地方政府组合主义”(localstatecorporatism)(jeanC.O.,1995)[81,“干部资本主义(cadrecapitalism)”(Herrmann一Pillath，1997)、“干部/经营者(cadre/businessmen)"(Shue,1988),“合作文化”(WeitzmanandXu,1994;UngerandChan,1992;Nee,1992)“(准)地方政府的地方产权制度模式”(何梦笔，2000)、政府超强干预模式、干部经济模式、政绩经济模式(新望，2000)进人90年代中后期，客观事物又显示新的面貌。随着制度环境变迁，“传统苏南模式”显现出资源约束、需求约束、体制约束等局限性:随着宏观经济秩序全面转向市场经济体制，乡镇企业的制度比较优势逐渐衰减，乡镇企业传统的外延式发展模式受到宏观经济环境变化的冲击与震荡。随着中国经济从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苏南乡镇企业的外部竞争对手日益增多，国有企业在放开搞活后进人市场;经营灵活的个体私营经济也日益壮大;“三资企业”技术设备先进、产品质优档次高，对苏南乡镇企业构成了强有力竞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下，苏南乡镇企业“产权模糊”问题凸现，企业内部组织成本大幅度上升，从而抵消企业降低市场交易费用和提高专业化收益的努力。传统苏南模式在90年代中后期逐渐衰落，导致“苏南模式的终结”[9]。随着温州模式十四大以来的兴起，人们转而称颂温州模式，苏南集体经济模式的是非功过形成了学术争议的热点。苏南地方政府从90年代中后期开始对乡镇企业实施多次产权制度改革，同时利用历史机遇，通过制度创新与政府职能转换，以园区经济为载体，打造国际制造业基地，推进工业化、城市化、国际化互动并进，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锻造出“新苏南模式”。新世纪以来，当温州模式开始呈现相对衰落迹象，而“新苏南模式”却又呈现出富有生机的新的制度发展路径。

这一系列跌宕起伏、丰富多彩的模式兴衰构成苏南发展模式之双重循环，这不是一个静态的经验事实，而形成一个持续的动态经验运行过程;它不仅是经济过程，而且是甚至主要是政府过程;它不仅涉及经济主体间的生产行为、交换行为，而且涉及到权力的价值权威性分配、权力主体间关系、政府精英行动、中央与地方财政制度结构、地方政府间竞争。随着两次改制的展开，苏南区域政府与制度关系正形成了一个有趣的倒U型结构，制度不仅是政府实现政治经济目标的理性工具，随着市场经济所衍生的生产与交换自由秩序的形成，制度由工具理性日益转向价值理性，政府权力运行范畴与程序日益受到政府培育的“自生自发秩序”[10]的反约束。这一经验事实的复杂性不禁让人重新思考“政府、制度变迁与区域兴衰”的这一经典命题，现有的分析进路与理论假设需要动态经验事实进一步证伪。单纯的“路径依赖”理论模型似乎显得过于简单，以致不足于充分解释这一动态经验事实。新制度经济学有关理论假设需在中国区域动态经验中进行检验与知识过滤。从苏南模式变迁的双重循环过程来看，苏南模式变迁之区域经验无法充分证明路径依赖理论这一假设。(1)区域发展会在一定时期形成和存在低效制度安排[11]，但恶性发展路径的存在并不必然导致“锁定”，苏南模式与温州模式皆能从低效计划经济模式中兴起，新苏南模式亦能从传统苏南模式中脱颖而出，传统温州模式亦正走向新温州模式，苏南经验表明，低效制度似乎总可被潜在更优制度所替代;尽管一种模式在较短时期存在低效率，这并不能必然导致对效率导向的制度变迁有效“锁定”(2)报酬递增的良性发展路径亦不能自然维持，传统苏南模式终结、温州模式的相对衰落，表明良性发展路径既便能存在于某一特定时期，但并不能自然维持良性循环，形成效率“锁定”(3)“路径依赖理论”之逻辑脉络关注制度兴起，亦关注制度衰退，但并未把制度兴衰作为能量互换的矛盾统一体进行辩证分析。事实上，制度兴起内在蕴含着衰退机制，制度衰退亦内在蕴含兴起机制，所谓“自我强化机制”既使存在，也只是制度变迁过程多重矛盾运动中的一种作用力，并不能完全决定制度变迁结果。“路径依赖”理论由于将两者割裂，自然无法充分解释制度内部兴衰的互换逻辑。这也可能与观察者的西方中心主义视角有关，从西方中心主义的经验视野出发，容易观察到的世界就是发达国家的良性锁定、落后国家的低效锁定，而较少观察国家与区域内部兴衰逻辑互换。本文在借鉴与再检验制度变迁既有理论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区域的实证经验，提出本文的理论解释进路，以求更有效解释转型时期苏南模式变迁之双重循环(见图2)。这一理论分析进路存在两个设定，第一个设定指，与纯粹市场经济假设不同，在我国经济转轨时期，苏南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精英集团(地方政府决策核心)决定区域经济资源分配，制定经济政策，主导区域经济制度安排。第二个设定指，在变化制度环境中，任何制度优势都只能是一定时空条件下的比较优势，而不可能成为绝对优势。制度兴起内在蕴含着衰退机制，制度衰退亦内在蕴含兴起机制，制度兴衰是能量互换的矛盾同一体。

苏南模式变迁的双重循环过程表明:在变化的制度环境中，制度变迁既非以“自执行”[12]，方式自发完成制度变迁过程，也不会由于既有路径依赖而必然陷人良性或恶性“锁定”，而是呈现出一种“间隔性变迁”，“间隔性变迁”内涵指制度变迁有持续性但不同于自执行，有停滞但不同于“锁定”，呈现出一种发展—停滞—新发展螺旋上升之制度变迁过程。地方政府精英主导的区域制度变迁并非孤立存在，区域综合资源察赋结构形成政府精英主导区域经济发展路径的政治、经济、社会背景，构成精英行动的环境制约。政府精英在既定资源环境中又具有相当自主性，基于偏好(preference)基础上的精英行动往往是制度变迁的直接动因，当精英行动推进制度变迁，取得制度比较优势，获取制度收益，这有利于扩充区域综合资源结构，反过来可提供区域发展路径升级的资源基础[13]。当精英行动未能推进制度变迁，不能获得制度收益，区域经济绩效衰退，这将弱化区域综合资源察赋体系，从而进一步限制政府精英的行动空间。

地方政府主导的“间隔性制度变迁”经历了五个阶段逻辑功能切换进程，制度启动阶段。制度启动阶段是制度变迁第一阶段，计划经济原始制度结构下，制度收益往往较低，制度变迁成本、风险亦相对较低。地方政府与民众逐渐形成、积累着改变原始制度的创新冲动，制度变迁需求不断增加。当制度环境提供了潜在制度收益的机会时，地方政府精英在适当时机下主导与组织政府一民众联合“集体行动”[14]，启动制度变迁，建构新的区域经济发展路径，获取潜在制度收益。制度发展阶段。随着制度变迁的展开，区域制度变迁由启动阶段进入到发展阶段，区域经济获得初步制度收益，制度变迁由于其先发性，开始形成相对于其他区域的比较制度优势。“比较制度优势”指一种制度安排相对另一种制度安排，在变化的制度环境中具有获取更大制度收益的能力。比较制度优势的获取会促进和激励地方政府精英行动，启动进一步的制度变迁，获取更大制度收益。制度模式化阶段。随着制度变迁，制度变迁达到高峰期，并被逐渐模式化，形成稳定的制度结构，获取稳定制度收益。随着制度收益不断递累，“垄断性收益体系”开始逐步形成，“垄断性收益体系”指该区域由于具有相对其它区域的比较制度优势，从而可以分享该制度发展路径所带来的大部分制度收益。制度一旦模式化，制度收益体系就不仅仅体现为经济利润的收益，而形成了综合收益体系，它包括经济利润收益、政治收益(如政府官员政绩与升迁)、意识形态收益(如苏南模式被视为共同富裕的集体经济之楷模)、榜样收益(其他区域取经学习所交纳费用，以及荣誉感)等。制度衰退阶段。在这一阶段，随着垄断性收益体系的形成，制度变迁的成本和风险亦不断增加，主导区域经济政策的地方政府精英逐渐失去了制度变迁的激励动力，倾向于维持既有制度模式，保持垄断性收益。由于制度环境变化，既有制度收益形成嫡值效应，比较制度优势边际递减，制度变迁形成衰落周期，进人“制度模式化陷阱”。制度复兴阶段。在区域竞争环境中，随着新的地方政府竞争集团的崛起，制度比较制度优势完全失去，“垄断性收益体系”无法维持。区域政府—民众联合体的创新意愿重新获得激励，制度变迁需求不断上升;当制度变迁潜在收益超出制度变迁成本，地方政府精英重新被激励，启动新一轮制度变迁(新苏南模式兴起)。

结语

苏南发展模式变迁的双重循环过程表明，在变化的制度环境中，制度变迁既非以自执行方式自发完成制度变迁过程，也不会由于既有路径依赖而必然陷人良性或恶性“锁定”，而是呈现出一种“间隔性变迁”，呈现出一种发展—停滞—新发展螺旋上升之制度变迁过程。制度变迁是一个在竞争中持续不断的过程，任何制度优势都只能是一定时空条件下的比较优势，即暂时与局部优势，而不可能形成绝对优势。“模式”不是比较、相对的概念，而是一个静态、绝对的概念，倾向于将一定时空条件下比较优势理解为恒定优势。这一思维一旦被政府精英集团吸呐为潜在行为逻辑，将阻碍政府精英集团相对于制度环境变化的敏感性和快速反应机制，往往导致制度僵化与制度惰性。作为“第一行动集团”的地方政府只有随着制度环境变化而持续不断推进制度创新，才能动态地维持区域发展路径的制度比较优势，并从中获取最大化制度收益。

[注释]

[1]L.E.戴维斯，D.C.诺斯:《制度变迁的理论:概念与原因》，科斯等.陈听编《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268页。

[2]舒尔茨:《制度与人的经济价值的不断提高》，载于科斯等:《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53页。

[3].C.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132一133页。

[4]道格拉斯.C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中译本，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21页。

[5]诺斯的代表著作与论文，可反映出来其理论建构的经验基础。诺斯等:《庄园制度的兴起与衰落:一个理论模型)(1971);诺斯与戴维斯:《制度变迁与美国经济增长》(1971);诺斯与托马斯:《西方世界的兴起》(1973);诺斯:《经济史的结构与变迁》(1983)，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1991)等。

[6]曹锦清:《黄河边的中国》，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2页。

[7]关于概念内含的简要界定，制度失衡指制度均衡指没有新的变迁。制度变迁指一种低效制度向高效制度的变迁，制度均衡指这样一种状态，在给定的一般条件下，现存制度安排的任何改变都不能给经济中任何个人或任何团体带来额外的收人。制度变迁相关概论的内涵参见诺斯与戴维斯:《制度变迁与美国经济增长》(1971)0

[8]JeanC.0.，Theroleoflocalstatesinchina''''stransitionaleconomy,TheChinaQuarterly,No.144(December1995),p32。奥伊认为地方国家组合主义导致了集体经济繁荣。

[9]关于“苏南模式的终结”这一提法，参见新望:《苏南模式的终结》，〔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学界亦有争议;但无论人们带着什么价值倾向，传统苏南模式的衰退无疑是“价值中立”的客观存在。

[10]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8页。

[11]关于“为什么人们会选择对自己不利的制度安排”这一问题，除了文献分析部分的已有解释进路之外，国内亦有多位学者展开一定探索，如盛洪:《为什么人们会选择对自己不利的制度安排》，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5年春季卷。张宇燕:《经济发展与制度选择》，〔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12]Lewis认为制度一旦始变迁，它们就会经自执行(self-enforcing)的方式变迁下去。旧的信条和制度被改变了，新信条和新制度逐步变得彼此更加一致，并沿着同样的方向作进一步的变化。Lewis,W.A.TheoryofEconomicGrowth,London:Harper&Row,1955,p.146.

[13]关于这一逻辑，林林毅夫亦有论述，随着经济发展、资本积累，一个国家和地区的资源察赋结构得以提升，主导产业将从劳动密集型逐步转变到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中国25年改革开放，尤其是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轨迹便是如此。参见，林毅夫:《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14]在奥尔森视角下，由于存在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冲突，集体行动是一件困难的事。但在本研究中发现一个新的变量可助于解释集体行动何以成立，即长期处于低效状态而对原始低效制度之变迁冲动，有助于实现区域政府一民众的联合，形成集体行动，突破宏观计划经济秩序限制。参见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