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论丝绸之路与玻璃艺术

玻璃自诞生之时起就是受欢迎的商品，由于玻璃器华美、昂贵，制造技术相对神秘，因而在历史上曾与黄金、白银、宝石一样，是重要的商品。至今，仍然难以断定玻璃的起源是公元前20世纪的两河流域，还是出自同时期的古埃及，这也可以说明早期玻璃贸易非常频繁，罗马帝国和伊斯兰阿拉伯帝国时期的玻璃艺术远销到旧大陆的各个角落，中国、日本和朝鲜半岛都出土了西亚的玻璃，这些都是贸易交流的证明，而联系欧亚大陆的丝绸之路则是古代玻璃贸易的重要通道。“丝绸之路”这个名词是由李希霍芬（FerdinardvonRichthofen）在19世纪末首次提出的，它是沟通欧亚政治、经济、文化和技术的大动脉的代名词，在古代的中外交流中起到重要的作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明确了丝绸之路的通道包括：（1）北方（草原）丝绸之路；（2）西北（沙漠）丝绸之路；（3）西南（佛教）丝绸之路；（4）南方（海上）丝绸之路。沿丝绸之路出土的文物为我们展现了东西方的贸易和文化交流，在贸易项目中西方向东方输出了古代玻璃器皿，并最终对中国的玻璃业产生重要影响。中国古代玻璃艺术的发展始终与世界玻璃业保持联系，丝绸之路沿线出土的玻璃就是最好的证明。

一、玻璃艺术贸易的萌芽时期

镶嵌玻璃珠俗称“蜻蜓眼”，是指在单色玻璃珠母体上嵌进另外一种或几种不同与母体颜色的玻璃，从而构成美丽的图案。镶嵌玻璃珠的制作工艺相当复杂，即使在今天，仿制古代的镶嵌玻璃珠也很不容易，因此，在玻璃制造的初期阶段是很难达到的。与镶嵌玻璃珠的起源地西亚相比，中国镶嵌玻璃珠的出现非常突然。在西亚，单色玻璃珠出现约1000年后，才有了彩色玻璃珠，而镶嵌玻璃珠的出现则还需要几百年，可以说，单色玻璃珠经过漫长岁月后才发展成镶嵌玻璃珠。而在中国，镶嵌玻璃珠和单色玻璃珠同时出现在春秋末期。镶嵌玻璃珠的复杂工艺决定了它价格不菲，不仅拥有者将它视为稀世珍宝，而且拥有这些玻璃艺术品的人通常都是身份显赫的贵族。这样说来，镶嵌玻璃珠只有可能是进口玻璃艺术，那么，它所依附的贸易通道在哪里呢？我国新疆地区位于东西方两大文明的交汇点，也是古代游牧民族最活跃的地区，北方（草原）丝绸之路上的游牧民族生活迁徙无常、行踪不定，对史前人们的往来起了很大作用。这一地区发现的镶嵌玻璃珠为我们提供了关于早期玻璃贸易的证据，其中一件带有梅花图案的镶嵌玻璃珠可以追溯到伊朗高原的史前时代。安吉尔（A•Engle）在《中国的玻璃制造》一文中提出，中国最初的玻璃制造可能和西亚的胡里安（Hurrian）民族有关，胡里安（Hurrian）民族的一支在亚述结束了乌拉尔图王朝后，有可能到达中国，并带来了镶嵌玻璃珠的制造技术。与北方丝绸之路相比，南方的贸易通道与玻璃艺术的传播更为密切，包括西南（佛教）丝绸之路和南方（海上）丝绸之路，即通过云南、两广等地或海路，经东南亚、南亚再通往西方。南道考古发现的古代玻璃艺术展现了早期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线索，尽管这种交流是辗转式的，数量也很少，但它的存在与楚国玻璃业的发展密切相关。从公元前6世纪开始，希腊等地的玻璃制造开始成倍增长，参与贸易的玻璃艺术品也有相应的增加，丝绸之路南道沿线均有当时的玻璃制品出土，今长沙地区不仅是楚国玻璃生产最发达的地区，也是今天考古挖掘出土玻璃艺术品最多的地区。楚国在中国玻璃艺术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他们为了制造出类似玉的材料，创造了我国独有的铅钡玻璃；楚国人还将青铜的铸造工艺运用到玻璃产业，发明了模压工艺，生产出带有中国特色的玻璃璧、玻璃剑首等；模压工艺还为平板玻璃的出现创造了条件，在西汉早期的广州南越王墓中发现多块长方形的平板玻璃。春秋末战国初期到战国中晚期虽然时代相连，但镶嵌玻璃珠在图案纹饰和材料上有很大差别。初期，中原地区的镶嵌玻璃珠可以在西亚找到相似物，尤其材料是一致的，属于钠钙玻璃，战国中晚期的镶嵌玻璃珠则属于铅钡玻璃。在纹饰上，战国中晚期的镶嵌玻璃珠丰富多彩，不仅有单纯的同心圆，还出现了同心圆和几何纹的组合，弦纹、菱形纹和三角纹作为底纹，同心圆均匀地分布在底纹上，或是用点连成线，形成网纹，将图案分割成小的单元。伴随着镶嵌玻璃珠的演变，一些典型的中国风格的玻璃艺术品也开始出现，如玻璃壁、玻璃剑饰和玻璃印章。镶嵌玻璃珠在古代中国的出现和演变，不仅证明了丝绸之路上玻璃艺术的贸易交流，而且还刺激了新兴的玻璃业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经过国产玻璃多年的发展以及对西方玻璃的引入，玻璃艺术具备了在中国发展的基础。

二、玻璃吹制技术的传入

吹制技术的诞生源于玻璃吹管，何时采用玻璃吹管有不同的版本。一种说法是公元前40年，最早在叙利亚诞生，以后在罗马帝国流传；另一种说法是公元前1世纪，罗马人发明了吹管。除了玻璃制造本身的发明，玻璃制造史上最有意义的发明就是吹制技术，这项先进技术使玻璃业发生了重大转折，吹制技术的采用简化了生产过程、降低了成本，使得玻璃制品进入一般市场，玻璃艺术也能够进入寻常百姓家，而不再局限于上流社会的奢侈品。罗马帝国征服了地中海沿岸，开始了一段和平时期，为玻璃吹制技术的广泛传播提供了有力的时机。西北（沙漠）丝绸之路是人们所熟知的汉通西域后中外交流的主要通道，其主要通行区域在新疆境内。可分为南、北和新道三条路线，其中的南路是从敦煌经鄯善（今新疆若羌东北）、于阗（今新疆和田）、莎车等地，越葱岭（今帕米尔），到大月氏（今阿姆河流域中部，主要在阿富汗境内）、安息（波斯，今伊朗），再往西，达条支（今波斯湾）、大秦（今地中海东部，即罗马帝国）等国。沿沙漠丝绸之路的南路，古代玻璃的出土地点是连续的而且分部较密，同时，西方的玻璃制造技术也随之传入。魏晋南北朝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特殊的时期，一方面，中国社会处于动荡时期，战争不断，分裂割据。另一方面，思想活跃，文化碰撞，民族融合，为隋代统一、唐代辉煌奠定了基础。这个时期上流社会荒淫奢侈，彼此较量物质生活的高低。伴随着上流社会对奢侈生活的追求，西方的玻璃艺术成为他们彼此“斗富”的宝物，进口的罗马和萨珊玻璃开始增多。虽然吹制玻璃容器在公元2世纪即进口到我国，但技术的传播还有赖于工匠的迁移，因此比商品流通要慢得多。在战国两汉时期流行的铅钡玻璃由于没有固定的发展条件而逐渐衰落，受到西方玻璃制品和技术的影响，最晚在北魏时期，中国已经采用玻璃吹制技术。据《魏书•大月氏传》记载大月氏国人自云能铸石为五色瑠璃，于是采矿山中，于京师铸之，既成，光泽乃美于西方来者。世祖时西域商人不仅将玻璃吹制技术引入我国，而且在北魏京师平城（今大同）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型玻璃吹制工厂。这是中国玻璃艺术史上的重要转折，北魏以后的玻璃生产，广泛采用了吹制技术，并开始了玻璃制造的中兴。

三、玻璃制造的中兴

隋代虽然只有短短的37年，但出土的玻璃艺术不仅量多，而且相当精巧，记载隋代玻璃制造的文献中提到一个关键的人物—何稠，何稠是个能工巧匠，深得隋文帝的赏识。据日本学者桑原骘藏和我国学者向达先生的考证，何稠家族来自西域的何国。何国是昭武九姓之一，地理位置在现在的撒马尔干和布哈达之间。何稠出身于一个精通西亚技术的粟特人家庭，具备了将西亚玻璃技术与我国传统玻璃技术相结合的条件。尽管对于个人书写历史的说法不一，但何稠制造玻璃确是隋代的一件大事，玻璃技术的传播和发展也伴随其家族的迁徙，在记载隋代制造玻璃的文献中，就有“稠博览古图，多识旧物……时中国久绝琉璃作，匠人无敢措意，稠以绿瓷为之，与真不异”。现有的隋代玻璃器皿中，除了一件小杯是蓝色外，其余全是绿色，有的深绿色与绿釉的颜色基本一致，在造型上也带有中国瓷器的特点。这时期的玻璃器型虽小，但工艺水平大大提高了，氧化铅含量高，玻璃的料性大，更适合吹制技术。含铅玻璃是中国传统玻璃在成分方面的重要特征，此时的高铅玻璃结合引入的吹制技术，使得中国古代的玻璃艺术得到很好的延伸和发展。唐代的对外交流更多更广泛，在中国的丝绸、瓷器等输出西方的同时，西方的毛织品、香料、宝石、金银器也大量进口，玻璃贸易空前繁荣。唐代也正是伊斯兰教和伊朗文化出现的时期，同时兴起了伊斯兰玻璃。海上丝绸之路是中国古代与西方各国的海上交通，从南中国海、印度洋、红海经埃及古运河，由尼罗河入地中海，是贯穿欧亚非三大洲的海上大通道。古中国的海上交通在汉武帝平越南后有了很大发展，通过在南方设九郡，控制了南海沿海地区。玻璃是易碎的物品，陆上丝绸之路运输困难，因而海上丝绸之路发挥更重要的作用。《资治通鉴》中记载，唐代宗时期，时任岭南节度使的路嗣恭就曾通过海上贸易，得到过地中海东岸运来的玻璃盘。隋唐时期玻璃艺术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与佛教的关系，出土的玻璃多发现于佛塔的塔基下，这与中国佛教文化的特点有关。佛教自东汉年间传入中国后，已经与中国传统文化相互影响、吸收、发展。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佛教也逐渐兴盛，安奉舍利形成了一整套的中国化制度。舍利是梵语Sarira的音译，通常指释迦摩尼火葬后遗留下来的固体物，菩萨、罗汉、高僧火葬后也有舍利。佛教经典中允许用其他材料代替舍利，玻璃就是其中一种替代材料，玻璃瓶则可以用来存放舍利，后来又有建塔来安奉舍利。

隋唐时代的玻璃艺术，伴随着当时经济、文化、技术等方面的中西交融，得到了一定的发展。这一时期，中国已经全面掌握了外来的技术，玻璃艺术的质地和工艺接近西方，铅玻璃和钠钙玻璃共存，表明了国产传统玻璃和进口玻璃齐头并进，而带有中国器型特点的钠钙玻璃则说明外来技术与中国文化的结合。丝绸之路之所以名为丝绸之路，是为了强调这些道路是为罗马帝国运送中国丝绸，随着中国丝绸的西进，罗马帝国、伊朗高原及沿途的奇珍异宝也不断流入中国，丝绸与玻璃的交换是其中较为典型的贸易，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条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丝绸之路”也可以称为“玻璃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