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境与农耕文化思索

意境是中国传统文论的重要概念，是中国古代各种艺术创造的最高追求。所以，意境向来是研究中国传统文艺的学者们关注的焦点。王国维先生在《人间词话》中对意境进行了全面的探讨，宗白华先生在《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一文中深入细致地分析了意境的内涵。但他一并未真正探寻意境起源的问题，这成为后来学者们经常思考的课题。如有的学者从“意”、“境”这两个字人手，从先秦古典文献如《老子》、《庄子》等著作中梳理这个概念发展变化的轨迹；有的学者把“意境”同佛教相联系，认为许多佛教经书中谈到“境界”，而佛教逐渐中国化，从而影响了中国艺术的意境创造。这些研究都丰富深化了人们对意境的认识，但似乎还未充分地说明意境的产生。理论是对现象的反思，先有中国人所特有的生活体验，才有艺术创造，才能有思想家的理论总结，进行开拓深化和精炼提高。所以，应该说是先有了意境的初步形态，然后在老庄思想的启发指导下，意境创造才进一步发展。关于意境源于佛教思想中的“境界”说、禅宗的物我合一论，这种说法也值得商榷。因为，佛教是外来的思想，而意境可以说是中国早已有之的精神创造，在佛教进入中国以前，我们就有自己的宇宙观、生命观，就有许多有意境特征的艺术创造了。而佛教进入中国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被改造的过程，正是在这个改造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中国化的佛教一一禅宗。意境的根源是在佛教传人之前，更在禅宗形成之前。但正如老庄思想的出现一样，佛教和禅宗也进一步拓展深化了意境创造。而且，理论毕竟不是意境本身。所以，要探讨意境的起源，我们不应从老庄、佛教或禅宗入手，而要从意境本身，从艺术创造本身人手。

那么，意境在哪里呢?我们很容易想到浑然天成的唐诗、缠绵深婉的宋词，想到历史悠久、成就辉煌的山水画。山水画在当代仍是中国绘画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仍然显示着富于创造性的生命活力。这些充满意境的艺术创造成为我们中国人的精神家园，让我们安身立命，自由徜徉，澡雪精神，充满生机。它们从何而来呢?我们会想到更早的乐府民歌，想到《诗经》中的篇章。确实，这些作品有一脉相承的审美旨趣，有共同的精神追求，有共同的艺术表现方式。只不过唐诗宋词是非常成熟的形态，丰满强健，仪态万千，韵味悠远，而《诗经》则像稚嫩的儿童，单纯质朴，天真无邪，亲切可爱。我们要探讨意境的起源，就要从中国最早的文明、最早的艺术创造开始，从甲骨文的出现、《诗经》的歌唱、《周易》的智慧中去寻找，即从中国古代文明的特性中去寻找。与西方文明相比较，可以看出，西方的古希腊文明是海洋文明，古代中国的文明则是完全不同的农耕文明。我们认为，正是在中国上古的农耕文明中诞生了中国艺术的意境创造。农耕文明决定了中国人对生命的理解，决定了中国人理解的人与周围环境的关系，人与宇宙天地的关系，从而也决定了中国艺术的意境追求。文艺是精神的花朵，它必生长于一定的气候土壤之中，中国传统艺术的意境就诞生于中国独特的农耕文明中。漫长的中国古代社会一直是农耕文明，从而一直精心营造着艺术意境，才出现唐诗宋词等的成熟样态。我们先从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进行考察。文字的出现是文明的标志，中国最早的文字是产生于商代的甲骨文，甲骨文中就已经有“艺”、“美”等字。从有关于艺术、美的甲骨文中，我们可以找到与意境有关的一些信息，而这正好与中国的农耕文明的生产方式是相联系的。我们知道，艺术源于生活，只不过后来与实际的日常生活有了距离，有了更多的精神内涵，集中表现人们的思想情感，成为超越生活的艺术。人们思想情感的根源或焦点是什么呢?是生存。特别是在生产力非常低下的上古时期，人们更直接面对死亡的威胁。即使是在生产力发达的当代，人的生存依然是各种精神活动的基础和源泉，人类的种种努力和创造都是为了达到更好的生存状态，为了“美好的明天”。如何保证生存，如何从自然中获得食物而生活下去呢?或渔猎，或农耕，或游牧等，特定的生存方式保证了人类生命的生存繁衍，也最多的凝聚着人们的思想情感。因此，在特定的生存方式中的生存状态、心理状态决定着人的精神世界。对于中国人的精神创造来说，上古的农业文明决定人们的生存状态，决定人们观照世界的方式，决定人们思想情感的内容和特点，也决定了中国传统意境的产生和发展。

从“艺”字的起源上，我们可以发现中国艺术意境的端倪。甲骨文中的“艺”字————是一个象形字，左右结构，左边像一株禾苗，右边像一个人跪在禾苗旁边，伸出双手。“艺”的本意是一个人正在种植庄稼、呵护禾苗。这可以说是农耕文明的典型表现。农耕文明最基本最普遍的景象就是人们在天底下，在大地上种植庄稼，精心呵护禾苗成长、结实。人们付出辛苦的劳动，满怀着期盼、希望和理想。人们收获果实，获得生命生存和发展的保障，获得成功的喜悦，抚今追昔，深深感叹，也获得精神的发展，在他们现实生活的基础上营建精神的家园。精神的家园即是现实家园的反映，精神的追求也是他们现实思想情感的体现。意境就产生在这种农耕文明的基础上。意境是一种生命哲学的体现。从“艺”字的起源上我们可以看到，农耕文明就是呵护生命的生存方式。禾苗是鲜活的生命，从萌芽、成长到结实，是生命的过程；而收获后的果实是食物，同时也是生命的形式，是来年要再播撒的种子、破土而出的嫩芽，是生生不息的生命循环。农耕生活中，侍弄、呵护禾苗的过程就是面对生命、培育生命的过程，要努力使禾苗茁壮成长，仔细观察禾苗的生长发育，像爱护自己一样爱护禾苗。因为自己的生存全系于此，有收获就有粮食，就能生存下去。禾苗长得不好，收获少或竟没有收获，就意味着自己的艰难困苦、饥馑甚至死亡。所以，爱护禾苗就是爱护自己、爱护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幸或不幸，喜悦和悲伤，快乐和痛苦，都和自己面前的、自己手下的禾苗密切联系在一起。在这种情况下，人的思想情感，人的一举一动，都和禾苗，和生命联系在一起，人把全部身心都倾注在面前的禾苗上。在人类发展史上，从采集野果、四处渔猎的游荡不定的生存状态到比较稳定的农耕文明，是历史的一大进步。这个变化对于中国人来说意义重大，因为古代中国是典型的农耕文明的神会。在这个过程中，培育禾苗、呵护生命成为人们主要的活动，成为人们生活的中心，成为人们思想情感的中心，也成为以农耕文明为生存方式的文化创造的中心，成为审美和艺术创造的中心。有了这样的关注生命的心灵和眼光，人们便在一切事物上都看到生命的影子，看到庄稼，也看到自己。一切都充满生命的气息、节奏和韵律，或如春天的清新可爱，或如夏天的旺盛蓬勃，或如秋天的丰满成熟，而冬天则是休养生息，寂静无声的大地正孕育着又一场生命的奇迹。古希腊文明是西方文明的源头。在古希腊语中，“艺术”也是指人的活动，指技艺、技术。但古希腊人的生活中最重要的并不是农业，他们那里“尤其土地贫瘠，海岸全是岩石，养不活居民。”…“商人、旅客、海盗、掮客、冒险家：他们出身就是这样的角色，在整个历史L也是这样。”在《荷马史诗》中，古希腊人的技艺表现在制造盾牌、投枪、利剑的活动上，表现在战斗、竞技的过程中。古希腊人在从事最早的“艺术”活动时，面对的不是正在成长的禾苗，而是各种航海或战斗的器具，是要战胜的敌人、对手。他们所养成的心灵和眼光自然和古代中国人不同，不会创造出“意境”这种精神世界来。人们的现实生活必然反映在其创造的艺术中，所以我们在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看到许多描绘农业生产的诗篇，如《七月》、《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臣工》、《噫嘻》、《丰年》、《载芟》、《良耜》等。《噫嘻》中有“噫嘻成王，既昭假尔。率时农夫播厥百谷。”大意是周成王召集了官吏率领农夫去耕种田地。而在甲骨文中也已经记载了这种“王”率领人们去种地的事情。

这充分表明农业的重要性。耕种与收获是社会的重大事件，是人们生活、社会存在的基础。《丰年》中说收成很好，“为酒为醴，悉畀祖妣。以洽百礼，降福孔皆。”农业丰收了，为人们聚会宴享、祭祀祖先、供奉神灵提供了物质基础，也承载着他们的思想情感和精神追求。即农业孕育着他们的理想，寄托着他们的希望。《载芟》在《周颂》里是最长的一首诗，内容丰富，从耕作说到播种，说到禾苗茁壮，说到收成良好，以及祭祀祖宗，可以说是农业活动的一次巡礼。《甫田》中说到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人们欢庆娱乐，还说到国王也带着王妃和王子一起来与民同乐。在中国漫长的古代社会中，一直到清代，皇帝还要象征性地耕种土地，以求五谷丰登，国泰民安。直到当代中国，农业依然是国计民生的基础。因此，《诗经》中“彼黍离离，彼稷之茁。行迈靡靡，中心摇摇”的篇章感动着世代的中国人，而“黍离”也成为深深地表达故国之思的代名词。“艺”字在甲骨文中出现，在《诗经》中多处使用，都是种植的意思。如《南山》：“艺麻之如何?衡从其亩。”《鸨羽》：“王事靡盛，不能艺稷黍。”《生民》：“艺之荏菽，荏菽旆旆。”《楚茨》：“自昔何为?我艺黍稷。”“艺”是种植，是培育、呵护庄稼。人们种植黍、稷、荏菽、桑等植物，而哪一种植物不都是生命?不都对人有益处?由此，农耕生活中的人们关注植物，一草一木都像地里的禾苗一样，显现着生机，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所以《诗经》中有许多与植物有关的诗歌，如《葛覃》、《茉莒》、《桑中》、《葛蕞》、《采葛》、《蒹葭》等，不胜枚举。与农业生活密切相关的一些小动物也成为歌咏的主题，如《蟋蟀》、《鹊巢》、《羔羊》、《燕燕》、《鹑之奔奔》、《相鼠》、《硕鼠》、《黄鸟》、《蜉蝣》、《鸱鹗》等，也不胜枚举。这些小动物呈现着自然的生机，流露这农耕生活的气息。《诗经》中没有古希腊神话、《荷马史诗》中的猛兽、怪物等。从禾苗到五谷，到各种各样的植物，到田野上的动物，可以看出古人开发自然、保证生存的能力在不断扩大。同时，精神领域也在不断扩大，要包含进更丰富的内容，要探索更深远的领域，不断把握更广大的世界。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古人同样以饱含生命情感的眼光来看周围的环境，观照各种生命的景象，看到生命的无限丰富多样，感受生命力在天地间的充沛流溢，体会宇宙自然中生命运动的节奏与韵律。所以，《诗经》中有“秩秩斯干，幽幽南山”、“Ⅱ彗彼小星，三五在冬”、“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瞻彼淇奥，绿竹猗猗’、“棠棣之华，鄂不耩辚”、“鹤鸣九皋，声闻于野”这样的句子。

在宇宙天地之间看到诸多的生命形式，看到处处是生动活泼的景象。那呵护禾苗、与生命相亲相融的习惯心理使得这诸多的景物，这天地自然，都洋溢着生命的意味，是自然界的生命，也是主体的生命，显现着农耕文明中人们的特有思想情感的色彩。而在这些句子中，我们能很明显地感受到后世的唐诗宋词所特有的中国文学的韵味。禾苗的成长需要人们的种植、除草、浇灌，需要人们身心的投入。可是成长与收获还不只是决定于孕育生命的土地、禾苗成长的生命力以及农夫的辛勤劳动，还决定于阳光雨露，以及阴阳交替，风起云涌，寒来暑往的气象变化。农夫要精心培育禾苗，也要四处张望，观察物候的变化，体会其中的生命意味。至今中国人过春节贴对联时还念念不忘“风调雨顺”，这样才能“五谷丰登”、“国泰民安”。有时收成就决定于自然气候的变化，特别是雨水，至关重要。在中国远古传说中有不少与天文气象特别是雨水有关的例子。后羿射日是因为天空中有十个太阳，大地干旱，草木不生。大禹治水则因为河水泛滥成灾，淹没大地、庄稼，民不聊生。一些先秦典籍中记载了商汤求雨的故事。商汤得天下后连年大旱，汤要焚烧自己献祭神灵，以求降雨。在甲骨文中也有许多卜雨的记载，如在郭沫若《卜辞通篡》中收有一条卜辞：“癸卯卜，今日雨。其自西来雨?其自东来雨?其自北来雨?其自南来雨?”3表现了人们迫切盼望春雨降临的心情，把内心焦急，严肃虔诚，而又小心谨慎地向神灵问讯的心理活动形象地呈现了出来。我们仿佛看见卜者跪在地上，四处张望期盼、察看宇宙天地的消息的神态。在甲骨文中也出现了“美”字。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将其解释为“羊大为美”，把美与人类生存的物质性需要联系起来。当代则有人把“美”字与原始巫术联系起来，认为“美”是舞蹈娱神的巫师的形象。这种说法更强调了审美中人类精神活动的特性。而从甲骨文以及先秦典籍的记载看，许多巫术是与农业关系密切的求雨活动。在神秘的歌舞仪式中，天人沟通，巫师向上天表达强烈的思想情感，祈求天降甘露，滋润生命。巫师和参与这种活动的人把自己的生存寄托在这个活动中，歌舞的巫师就是最激动人心的形象，也是最美的。我们知道，所谓的美，就是要振作人的精神，把人们从无聊、昏沉、混乱的状态中解脱出来，进入一种活泼、振奋、激动的精神状态。农耕文明的生活方式，让中国人的艺术充满生命的气韵，让中国人的美流溢着生命的光彩。从这里我们也就可以知道中国人建构世界的方式：立足大地，环顾四周，观察自然，感受生命，体验自我。这在《诗经》中也有明显的表现。如《殷其雷》：“殷其雷，在南山之阳……在南山之侧……在南山之下……”，《风雨》：“风雨潇潇，鸡鸣胶胶……风雨凄凄，鸡鸣喈喈……风雨如晦，鸡鸣不已……”，《蒹葭》中“蒹葭苍苍，白露为霜……白露未唏……白露未已……”。而“所谓伊人”则“在水一方”、“在水之湄”、“在水之涣”。《七月》几乎把一年之中各个月的气候变化、草木枯荣，人的生活节律都一一道来，喜怒哀乐，酸甜苦辣尽在其中。《小雅》《采薇》中有“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的句子，被称为最动人，最有意境的千古佳句。或许就因为描绘了最能表现生命之美的杨柳，最关系生命的雨雪，更蕴含出征的战士对故土、家乡、亲人，对安居乐业的生活的思念和向往。《诗经》还有其他诗篇描写出征服役，如《东山》、《出车》、《六月》、《小明》等，其中都强烈表达了厌弃战争，思念家园、亲人的感情。相比之下，《荷马史诗》中的战士则主动出击，向往战斗，渴望胜利，然后掠夺财富回到家乡。出海、征战是海洋文明中的人们的主要生存方式。《荷马史诗》不留意山水草木，所歌颂的是英雄人物的勇敢、力量、智慧，以及战斗所需的铠甲、盾牌和投枪。

农耕文明形成了中国人独特的思想情感，独特的观照世界的方式以及审美创造的方式，创造出中国人自己的精神家园。这成为中国传统审美创造的源头。以后，世代中国人正是在这个悠久深厚的文化基础上，采用这种建构精神世界的方式继续创造。在春秋时期的伟大思想家、教育家孔子那里，我们就能直接看到这种建构方式。如孑L子非常重视《诗经》，亲自整理，“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论语•子罕》)，用作教材来教育学生，认为“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自觉继承《诗经》的传统。孔子欣赏山水草木：“智者乐水，仁者来山。”(《论语•雍也》)“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论语•子罕》)“子在川上日：‘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论语•子罕》)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宇宙天地间充满生命的迹象，永恒运动，生生不息。孔子非常赞同曾皙的理想：“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论语•先进》)人与自然天地和谐亲切，心情也像春风一样温暖和煦，喜悦欢畅，充满生机活力，充满绵绵不绝的情思，四处流溢，充塞于天地之间。而在《周易》中，我们则会看到中国古人对自己的这种生存方式、审美方式的“总结”：“昔者庖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周易-系辞下》)《周易》中的卦象是景物，也构成宇宙天地的广大世界。八卦分别代表自然界的天、地、风、雷、水、火、山、泽等八种自然界的基本事物，八卦相叠成六十四卦象征宇宙自然的变化。“圣人立象以尽意”，(《周易•系辞上》)根据卦象考察事物发展变化的趋势，探求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论语》和《周易》对后世影响巨大而深远，在后世的艺术中我们经常能找到这样观照自然、表达自己、探讨生命意义的例子。如山水诗、山水画是这种建构方式的直接体现，诗人或画家描绘山水，表达思想情感。在著名的《兰亭序》中，王羲之写到：“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畅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杜甫的《绝句》亦是千古传颂的诗歌：“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生动形象地展现了春天生机勃勃景象，同时又含义深远。我们仿佛看到诗人坐在屋里，抬眼欣赏外面清新明丽的景致，无限愉悦欣喜，精神活跃振奋。又遥望远方，看到千秋雪，那似乎是亘古永恒的象征；看到万里船，那似乎是在召唤诗人走向广阔世界，成就人生的伟业。

正是从农耕文明的源头，从甲骨文的创造、《诗经》的吟唱开始，通过一代代人们的努力，才有了唐诗宋词的辉煌，有了各种美丽而伟大的艺术意境。在意境中，“艺术家以心灵映射万象，代山川而立言，他所表现的是主观的生命情调与客观的自然景象交融互渗，成就一个鸢飞鱼跃。活泼玲珑，渊然而深的灵境。”“希腊半岛上城邦人民的意识更着重在城市生活里的秩序和组织，中国的广大平原上的农业社会却以天地四时为主要环境，人们的生产劳动是和天地四时的节奏相适应。”以古希腊海洋文明为源头的西方艺术不断呈现神和英雄的形象，上演他们的故事，探讨社会人生的规律。而以农耕文明为源头的中国艺术则不断描绘自然景物，感受自己的心灵，体会心灵和伟大的自然生机的应和，从而也和宇宙天地一样无限辽阔深远，崇高伟大，“生生之谓易”，(《周易•系辞上》)“天地之大德日生”，(《周易•系辞下》)永远不断创造出生命的奇迹。所以，正是农耕文明的生活方式诞生了中国艺术的意境。在科技发达的当代中国，农业依然我们生存的基础，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中华民族依然生活在这片土地上，依然在山水之问，播种五谷，与花鸟草木为伴，“歌于斯，哭于斯，聚国族于斯”。(《礼记•檀弓下》)我们依然喜欢唐诗宋词和《诗经》，意境依然与我们的心灵特别亲近亲切。古人给我们创造美好的精神家周，这是宝贵的精神财富，让我们的心灵永远充满勃勃的生机，充满创造新的美好世界的精神力量。我们应牢记宗白华先生的话：“李、杜境界的高、深、大，王维的静远空灵，都植根于一个活跃的、至动而有韵律的心灵。承继这心灵，是我们深衷的喜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