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疫情”现象反思

全媒体时代，互联网作为全球共享、信息交流、舆论传播的新兴平台，支持数十亿用户共享和交换数据信息，颠覆了传统媒体的舆论氛围与传播模式。碎片化阅读和快节奏生活成为大众习惯，信息传播的动能被充分激活，公共信息舆论场由传统媒体时代的“精英主导”演变为公众皆可参与的“多员共治”，真正进入了“人人拥有麦克风，个个都是自媒体”的新阶段，瞬间就能形成“舆论风波”。2020年初肺炎疫情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暴发以来，网络空间立即成为疫情信息的集散地、疫情事件的讨论地和疫情舆情的放大器，新的非传统数字线程的公共安全潜在风险突现，海量的疫情信息涌现、交织、博弈、反转，牵引着公众的情绪，极易引发公众恐慌和敌意媒体效应，可能导致社会失序或社会动荡，世界卫生组织（WHO）将此类现象定义为“信息疫情”（info-demic）。在“信息疫情”面前，社会公众自然成为信息传播的接受者和运作者，公众批判性思辨精神缺失、信息道德不够、情报分析甄别能力和创新应用能力不强等信息素养问题凸显。因此，有效应对“信息疫情”和防控肺炎疫情同样重要，其根本途径就是全面提升公众的信息素养。

1认知“信息疫情”

“信息疫情”是英语单词“information+epide-mic”的组合缩写，意指过量的信息，既有真实的，也有捏造的，导致人们难辨真假，因此产生一系列心理和行为反应，不仅影响公众的身心健康和思维认42竞争情报第16卷第6期知，也可能制造群体性恐慌，导致大量社会失序问题乃至社会局部动荡[1]。WHO全球传染病防范主任SylvieBriand博士解读“信息疫情”时指出，伴随疫情暴发的，是与病毒相关的“信息疫情”的暴发。WHO总干事谭德塞表示，错误信息使卫生工作者的工作变得更加困难，还转移了决策者的注意力，造成了混乱，向普通公众传递了恐惧和不安。2020年2月13日，WHO针对疫情召开了创新研究会，“信息疫情”成为会议聚焦的一个新名词，被认为是“各种繁杂的信息传播速度远比病毒快得多、普通人处于信息过载的状态[2]”。鉴于互联网的开放性、快捷性、虚拟性的特点，“信息疫情”呈现出信息滋生快、信息内容杂、传播速度强、受众对象广、危害程度高等一系列特征。近年来网民数量持续增加，“手机依赖症”日趋严重，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的第4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20年3月，我国网民规模达9.04亿，普及率达到64.5%，在线教育用户规模达4.23亿，占网民总体的46.8%[3]。在这个人人皆媒体、人人都是信息传播源的网络世界，突发事件极易吸引公众眼球，催生大量沉寂的“舆论散户”，借助网络评论低门槛和自身对信息的主观理解，各类信息的滋生频率成指数级增长，进而产生“信息疫情”。自媒体微应用的不断涌现，微博、微信、朋友圈等社交媒体平台传播路径是高效的一对多、多对多的交互式传播，打破了原有信息链流转的传播闭环，形成了由单点向多点再向散点的发散性传播模式。传播途径中，受众因知识水平、生活习惯、思维方式、道德观念等方面的较大差异，形成舆论主客体的多元性特征，加上传播节点复杂、传播路径多样，信息内容会发生相应的变化甚至是质的反转，最终各个信息节点汇聚在网络空间这个统一的信息平台，信息内容成为繁杂的“大锅烩”。基于网络传播的高效响应性及用户节点的无限扩散性，社会生活中任何突发事件一经关注，即可在短短数分钟内得以迅速传播。各媒体平台纷纷推置热点事件与头版头条，极力造成“曝光效应”，以博取公众眼球，提升关注度，致使单一突发事件的相关信息、评论在各传播节点之间产生持续发酵的连锁效应。社会公众是“信息疫情”的主要生成力量和影响对象。由于信息的高滋生率和高传播率，众多用户均可利用碎片化的时间即时获取各类信息，使受众对象层级递增。而“信息疫情”传播过程中，大量信息谣言会滋生，比如肺炎疫情期间，就有“天津飞机喷洒消毒药水”“燃放烟花爆竹预防感染”“喝漂白水预防病毒”等杂音、噪音，利用社会公众信息情报分析能力的不足，引导其无意中成为谣言不断扩散的继推者，让政府相关媒介辟谣过程变得消极和被动，甚至被泛公众化的错误认知所淹没。此种信息良莠并生，消息真假难辨的现实局面，极易引起部分民众的焦虑、惶恐和无助等负面情绪，影响社会和谐安定的氛围。

2信息素养提升之道

信息化的发展已成为新常态，公众信息素养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指标。全媒体时代，公众可以随时随地自主地表达自己的思维和观点，极易造成带有功利性的违背信息伦理、制造信息谣言的“信息疫情”。公众若不具备基本的信息素养，面对繁杂信息时没有选择、辨识、理解、评估、创造信息的能力，对于“信息疫情”的认识就可能片面化、偏颇化，容易受自身情绪和负面因素的影响，难以正确、理智、客观地表达自己的观点，继而出现盲目跟帖，滋生网络谣言。提高公众信息素养是增强公众参与社会管理能力、净化网络舆论环境的根本途径。公众具备良好的信息意识，掌握情报采集、分析和处理能力，遵守信息伦理，可有效甄别信息的真假，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从而克服“信息疫情”中谣言和虚假新闻带来的社会危害，从根本上推动信息空间的健康发展，为公众舆情表达提供良好的空间环境。2.1构建信息素养教育体系。世界上众多国家和地区都已制定了信息素养评价的相关标准和具体指标，形成了相对完备的信息素质培养标准体系。2016年，美国大学与研究图书馆协会的《高等教育信息素养框架》，优化了信息素养教育体系，被很多国家作为高校信息素质教育的纲领性文件。201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球媒介与信息素养周”的主题为“媒介与信息素养公民：知情、参与、赋权”，意指媒介与信息素养有利于赋权公民并保障其知情权和参与权，具有良好媒介与信息素养的人善于利用多源信息丰富认知、促进对话、远离谣言[4]。我国在信息素养培养体系建设方面起步相对较晚，目前还没有全国性的面向社会公众的信息素养相关标准性文件。2005年，《北京地区高校信息素质能力指标体系》是我国首个比较完整的信息素质指标体系。2018年，我国教育部高校图工委制定了《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信息素养教育的指导意见》，属于高校信息素养教育的指导文件。为适应全新信息环境的挑战，国家、社会和高校等各个层面都应进一步优化信息素养教育体系，发挥公众的网络舆论优势，让公众成为网上发声的主旋律，成为正能量的传播源。2.2发挥主流媒体聚焦效应。新媒体时代实现了人们之间的“零距离”，提升了公众话语权与表达权的节奏感，但基于受众与媒介现实之间的认识偏差，敌意媒体效应极易造成“信息疫情”，致使网络谣言出现，网络失序增加，网络生态受到污染。提升受众信息素养，维护媒体公信力便成为抵制“信息疫情”的有效保障，官方媒体和主流媒体对事件的报道具有权威性，影响着人们对舆论热点的判断，扮演和传递着网络时代的正能量[5]。社会要主动发挥主流媒体的聚焦效应，积极开展公众媒介信息素养的教育引导。比如，肺炎疫情期间，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推出“疫情信息”专题，腾讯新闻实时查询疫情追踪，情报界也有杂志（《竞争情报》）开设“情报战疫”新媒体专栏等，来影响和引导受众对事件报道的判断和评价，提升受众对海量信息的情报分析与评判能力，帮助公众建立起客观公正的舆论信息价值评判标准，使主流价值观能够在大众传播过程中占据主导地位[6]。2.3提高公众自身媒介素养。媒介融合环境下，各种媒介相互交融，良莠不齐的网络信息多途径、多方式地自主传播，使信息获取变得越来越容易，而信息辨识则显得越来越重要。国际图联（IFLA）把批判性思维作为媒介素养和信息素养的关键技能。公众既是信息舆情的消费者，同时也是信息舆情的创造者和传播者。面对新媒介，应当主动提高自身的信息素养，提高运用情报知识分析、甄别、创造、共享信息的能力，不被一些网络大V或不良传媒的消极、不实言论所诱导，能够利用自己的情报素养（包括信息知识、信息能力、媒介使用等）对网络信息做出正确的理解和判断，从而客观真实地表达自身观点，积极参与社会舆情，切实做负责任的“发声者”和思维缜密的“接收者”。2.4推进信息素养培育的供给侧发展。信息素养培育旨在全面提高公众信息素质。供给侧发展就是通过资源、用户和相应信息技术、情报知识等相关要素的整合调控，实现各构成要素之间的优化配置。近年来，国内信息素养教育持续开展，如设立新生馆员制度、开展嵌入式元素养教学、建设公众网络学习平台、开设MOOC课程等，但由于培育过程缺乏连续性、教育体系缺乏系统性、培养特质缺乏批判性思维，并不能满足多媒体环境下公众对信息素养的现实需求。要达到公众信息素养整体提升的既定目标，必须从供给侧发力，以政策支持鼓励各行各业推进信息素养教育，使理论培养结合现实案例，情报知识融入社会实战，从而有效推进公众信息素养的培育发展。2.5加强信息道德修养教育。公众利用网络信息应当遵循一定的行为规范，包括信息道德与信息法律。信息法律是被动的约束，信息道德则是主动的遵守，它依靠信息人的自律和社会舆论来保证实现。“信息疫情”正是考验信息道德的承受底线，面对“信息疫情”，部分公众信息道德认知紊乱，甚至发生网络道德失范行为[7]。加强网络信息道德修养教育，可以有效提升公众信息道德规范意识，引导大家理性参与网络信息的与传播，客观批驳网络信息不道德行为，提高新媒体时代的信息素养水平。3信息素养未来之势未来，随着5G网络的全方位渗透和大数据技术的普及应用，“信息超载”现象将更加突出，信息疫情也日趋多元，真相和表象之间变得愈加扑朔迷离。面对世界之大变局，信息情报工作就要肩负“察势”使命，努力提升大众情报信息素养。首先，情报意识和能力是信息素养的重要内涵之一，情报思维不应为情报人所独有，而须成为现今复杂信息环境下公众保持理性思考的一门必备技能[8]。通过情报思维循序渐进地将情报信息意识渗透于日常思维惯性中，增强对网络信息的感受力、洞察力，摆脱被动浏览式的信息灌输干扰，以情报的视角于混乱无序的信息中捕获目的信息，抑或从司空见惯的报道中透视有价值的信息，从而实现信息认知的沉淀和信息思维的自觉转化。其次，针对未来信息的开源共享性、多元无序性、动态复杂性，公众需要掌握相应的情报信息分析、辨识能力，能够对碎片化的多源情报流进行全面评估，有效利用情报信息检索工具，对异构的海量数据信息，如微博数据、网页新闻、专题数据库等进行精准检索，经过吸收、提炼、分析之后形成正确的判断与决策，进而创造出新的更有价值的信息成果[9]，实现信息泛在融合的无边界共享与“泛众”传播，构筑一道防止信息疫情扩散的隔离墙，发挥好正能量的传播效应。最后，公众需进一步强化信息伦理道德意识。信息伦理道德是指公众从事信息活动时应遵循的行为规范的总和。全媒体时代存在不良信息泛滥、电脑黑客横行、网络安全事件频发等信息问题，在对静态的、碎片化信息或知识进行选择、评判、分析、传播的同时，公众的自我批判性思维和自我反思能力成为网站信息净化的重要影响因素，因此提高信息素养势在必行。

公众的个体性、差异性特点，意味着信息素养在自身层次、受教方式、接受程度等方面存在千差万别，因此，公众信息素养培育和提升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需要一个全面持续的漫长过程。全媒体时代，公众的信息思维方式和行为范式必须准确识变、科学应变，要与时俱进地以泛在的、融合的媒介为坐标体系，培养公众用情报的思维方式思考和解决问题，引导公众由社会信息的“聆听者”“接受者”转变为信息正能量的“发声者”“缔造者”，营造和扩大公众参与社会管理的舆论氛围和影响。

参考文献：

[1]陈超.如何应对“信息疫情”——再谈疫情防控阻击战中的信息情报[J].竞争情报.2020(4):1.

[2]王景侠.战胜“信息疫情”,需提升公众媒介信息素养[J].新华书目报.2020(4):1-3.

[3]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45次《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EB/OL].[2020-04-28].

[4]黄如花.从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对谈信息素养教育的迫切性[EB/OL].[2020-03-02].

[5]令小熊.对自媒体时代的认识[J].玉溪师范学院学报.2014,30(2):45-49.

[6]刘一鸣,张媛.微媒体舆情风险成因与引导策略探究[J].传媒观察.2018,417(9):34-39.

[7]董瑶.论高职计算机教育中信息化管理体系思想的缺失[J].南京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7,88(3):41-44.

[8]徐宏宇.战疫行动中的情报思维:对话上海图书馆（上海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馆所长陈超[J].竞争情报.2020,16(3):2-8.

[9]黄晓斌,张晓曼.基于网络多源信息的企业竞争情报工作流程模型研究[J].科技情报研究.2020(3):71-81.

作者:尤江东 夏素敏 单位:战略支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