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论白话报刊影响白话文运动

维新变法时期，资产阶级改良派为开启民智创办的中国近代史上最早的一批白话报刊，不仅传播了资产阶级改良思想，而且为促进民初白话报刊的发展与白话文体的传播，为五四时期的白话文运动与现代国语运动的开展奠定了基础，积累了经验。最终让白话文成为全民族占主导地位的文体形式。正如学者所说“如果没有现代传播媒体，现代白话文就不会那么顺利地产生”。

一、白话报刊实现了书写语言的大众化转型

晚清以来以下层民众为主要对象的的社会改革及思想启蒙都是在语言变革的基础上进行的，其中白话报刊对白话文的兴起与发展并最终确定白话文的正宗地位起着决定作用。正如施拉姆所说：“媒介一经出现，就参与了一切意义重大的社会变革——智力革命、政治革命、工业革命，以及兴趣爱好、愿望抱负和道德观念的革命。”口白话报刊的出现不仅带来新的传播媒介，而且带来一种新的语言交际工具，文化形态及人的思想、文化观念的本质变化。面对晚清社会占主导地位的桐城派古文，维新时期的启蒙知识分子出于开启民智，建立现代民族国家体制的需要大力倡导白话文并通过创办白话报刊扩大白话文的使用范围与社会影响。自黄遵宪首倡“言文合一”的主张起，梁启超、裘廷梁等维新人士的大力推动并通过大量创办白话报刊，使白话文在清末民初社会中得到初步确认，五四时期的报刊宣传与理论倡导终使白话文运动取得成功。维新变法时期，在中国印刷的书籍与出版的报刊主要是文言文，对于文化水平较低的普通民众阅读困难。资产阶级改良派为了实现“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变法目的兴起了白话文运动，创办了中国近代史上最早的一批白话报刊，其中著名的有《演义白话报》《无锡白话报》《平湖州白话报》《通俗报》《女学报》。这些白话报刊运用浅俗的文字向民众传播变法与启蒙思想，对促进现代白话文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基础。l897年l1月7Kt，维新派第一份以“白话”命名的报纸《演义白话报》在上海创刊。该报在第1号《白话报小引》中道出办报宗旨：“中国人要想发奋立志，不吃人亏，必须讲求外洋情形，天下大势，必须看报。要想看报，必须从白话起头，方才明明白白。”表达了白话报创办的原因：要想使国人不受欺凌，必须了解世界情形，而要了解天下大势，就必须看报，看报首从白话报始，如此才能比较清楚地了解外部世界。《演义白话报》的白话文风为以后的白话报所仿效并产生实质影响，真正在其上发表白话文纲领性文章并在白话文领域产生深刻影响的是1898年5月l1日由裘廷梁和裘毓芳在无锡创办的《无锡白话报》。《无锡白话报》提倡变法，鼓吹改良。裘廷梁为扩大《无锡白话报》在全国的影响在该报出到第5期时改报名为《中国官音白话报》，他在《无锡白话报》上发表的《论白话为维新之本》是近代系统阐述白话文理论的著名文章，影响深广。他在文章中批判了文言文的弊端：中国“有文字而不得为智国，民识字而不得为智民”，“此文言之为害矣”。在历数文言文的多种危害后从八个方面阐明了白话文的益处，即省目力，除骄气，免枉读，保圣教，便幼学，练心力，少弃才，便贫民，最后总结为“愚天下之具莫文言若，智天下之具莫白话若”。

“文言兴而实学废，白话行而后实学兴，实学不兴是谓无民”。弘白话报可以“俾商者农者工者，及童塾子弟，力足以购报者，略能通知古今中外，及西政西学之足以利天下，为广开民智之助”。这是对文言弊端与白话益处的理论化总结。裘廷梁的白话文理论经《无锡白话报》的传播产生了广泛影响，此后白话报刊大量创办，适应下层民众阅读的需要，促进了书写语言大众化的进程，也为民民初及五四时期的白话文运动奠定了基础。失败后，资产阶级革命派为推翻满清政府，在识字不多的新军、会党、手工业工人、城市贫民中进行革命宣传而积极创办白话报刊，掀起中国近代史上白话报刊的创办高潮。从数量上看，1901至1911年，新创办的白话报刊多达100余种，地域遍布全国近3O个大中小城市，甚至连最偏僻的拉萨也在1907年创办了《西藏白话报》，在日木东京也出现了9种中国白话报刊。白话报刊数量之多，分布之广都是维新时期所不及的。还有大量用白话或浅说写成的鼓吹改良或民主革命的小册子也通过各种渠道广泛传播。这一时期的白话报在内容上大都倾向革命，如林獬主编的《中国白话报》是革命党人在上海创办的第一家白话报纸；革命作家陈天华的《警世钟》和《猛回头》完全用白话文来警策世人。它们采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下层民众传播革命知识，有的完全用方言进行民主革命思想宣传。林獬在《中国白话报》发刊词中分析了国民的识字情况：中国“四万万人中，其能识字者，殆不满五千万人也。此五千万人中，其能通文意、阅书报者，殆不满二千万人”。而不识字的人主要集中在下层社会，他们无法读懂用文言或半文言出版的书报。因此，将文言改为白话，创办以下层民众阅读的白话报刻不容缓。彭翼仲在创办《京话日报》时有感于文言报刊“文理太深，字眼儿浅的人看不了”等现实而采用通俗易懂的白话文出版。陈独秀在创办《安徽俗话报》时就“是要把各项浅近的学问，用通行的俗话演出来，好教我们安徽人无钱多读书的，看了这‘俗话报’，也可以长点见识”。报刊使用白话已是清末民初的重要文化现象，被纳入到社会改革与启蒙运动中。从传播学角度看，语言符号与传播媒介的关系密不可分，媒介是信息的载体，语言是指代信息的符码，一定的语言符号必须与一定的媒介相适应，语言在其传播活动中才具有意义。因而，一定的传播方式和传播媒体制约了人类的语言。白话文的出现既是一种文化发展的需要，又是现代传媒对大众化语言的要求。晚清及民初的白话报刊及白话文还只是作为维新派启蒙民智的一种工具，尚没有演变为一种深刻的思想文化运动，直至经过五四白话文运动的洗礼才最终导致了近代文言文向白话文的彻底转型。不可否认的是晚清白话报刊为五四白话文运动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如果没有晚清白话报刊的大量创办以及维新知识分子对白话文理论的构建就不会真正演化为五四时期的白话文运动。五四时期的白话报刊以语言改革为突破口，被纳入到思想变革的范畴中。白话报刊不仅作为一种新的传播媒体，而且带来～种新的文化形态，是人的思想、文化观念的本质变化。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参加者中有多人曾创办或主编过白话报刊，他们从办报实践中体会到现代传媒对文体革命和思想解放的重大意义。胡适在回忆主编《竞业旬报》时说：“这几十期的《竞业旬报》，不但给了我一个发表思想和整理思想的机会，还给了我一年多作白话文的训练”。《竞业旬报》不仅是胡适训练白话文的基地，更是他思想观念存在的家园，这一经历为他在五四时期倡导白话文运动起了重要作用。五四白话文运动最先从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开始。1915年9月l5日《新青年》由陈独秀创刊于上海，1917年初随陈独秀一起迁到北京。《新青年》创刊后，发动了一场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的运动，这场运动最终使白话文彻底取代了文言文而成为中国主要的书写语言形式。在这一运动中，白话报刊的大量创办与对白话文的广泛传播起到了关键作用。1917年1月，胡适在《文学改良当议》中提出了文学改良“八事”，即：“须言之有物”，“不模仿古人”，“须讲求文法”，“不作无病之呻吟”，“务去滥调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语俗字”。这“八事”主要从文学语言变革的角度观照文字改良并具体制定了以白话代替文言的方法，同时强调文学应真实、创造性地反映现实生活。由于《新青年》的大力传播以及知识分子的鼎力支持及对语言问题的深入研究终将白话文运动引向深入，《新青年》从4卷l期起全部改用白话文，其他报刊也相继白话化。在《新青年》的带动下，不少学生团体开始创办白话报纸并很快席卷神州迅速发展到四百多种。北京的《晨报》《京报》《国民公报》；上海的《民国日报》《时事新报》《小说月报》《东方杂志》等大型报纸、杂志也开始采用白话文，在编排方式和栏目设置上继承了晚清白话报刊的特点。大众传媒对于语言变革的要求在于书面语与口语的一致，白话报刊使用的书面语是来自于民众生活化和现实化的语言，如此才能接近普通民众，达到启蒙目的。而生活化与现实化的语言经过传媒的过滤规范返回到民众中又促进了大众化语言的纯洁与完善，两者互动式的影响推动了语言的现代化转型，实现了晚清启蒙知识分子所追求的“言文合一”。“现代传媒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关系，不仅在于理论倡导和新思想新文化新文学的提倡，而主要在于通过这些媒体所建立起来的体现了新思想新文化新文学的语言符号体系”。传播学家麦克鲁汉认为有意义、有价值的“讯息”可能不是各个时代的传播内容，而是这个时代所呈现的传播型态。没有众多白话报刊的广泛参与，五四白话文主张难以形成巨大影响，更不会完成书写语言大众化的转型。

二、白话报刊促进了传统文学的现代化转型

晚清到五四时期的文体变革无不与当时的传媒联系在一起。虽然胡适在《白话文学史》中认为：“白话文学史就是中国文学史的中心部分，中国文学史若去掉了白话文学的进化史，就不成中国文学史了。”但他夸大了古代白话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中国古代的白话文“也绝对没能引发横扫旧文学的白话文运动。将白话文作为自觉的文体自然是近代的事”。明晚清白话报刊作为面向中下层民众的启蒙读物，不仅要照顾到读者对报刊的接受能力，还要考虑到启蒙的文化目的。与白话报刊相适应的语言符号就是白话文。五四文学语言从其开始就以报刊为载体，因而文学语言的变革与报刊语言的出现呈同步状态。针对晚清社会占主导地位的桐城派古文典雅深奥，晦涩难懂，难以实现启蒙民众目的的现实，梁启超认为实现国家强盛与民族的崛起必须改革书写语言。因为“我支那之民不识字者十人而六，其仅识字而未解文法者，又四人而三乎!””“他认为语言是施教劝学、开通民智的重要手段，但桐城派古文严重束缚了人们的思想表达。维新变法前后，梁启超自求解放，先是形成“时务文体”，后经改进并借鉴外来语和民间语发展成“新文体”。他认为这种文体“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学者竞效之，号‘新文体”’。要求文章的语言浅显流畅，明白通晓，摒弃矫揉造作、艰涩古僻的文字，同时又允许根据内容的需要使用俗语、韵语及外来词汇、句式和语法来论证问题、说明道理。梁启超的“新文体”主张打破了桐城派古文一统文坛的局面，使当时的文人学子耳目一新，竞相效仿，使白话文学成为报刊文学的主要文体。《民报》《新小说》《安徽俗话报》等刊出的文学作品大都采用白话，如《安徽俗话报》连载的白话小说《痴人说梦》《黑天国》，尽管这些作品还很幼稚，语言也较粗俗，但却显示了白话文学浅俗易懂的特点。梁启超的“新文体”因为可以满足五四白话文学的需要也成为五四白话文学汲取的源泉，他的新文体散文也是五四白话文倡导者喜爱的读物。胡适曾说：“我个人受了梁先生无穷的恩惠”。郭沫若也说“当时的有产阶级的子弟”，“可以说没有一个没有受过他的思想或文字的洗礼”。“新文体”成为五四时期陈独秀、胡适新文学运动的先声。胡适在1917年1月发表《文学改良当议》‘时尚未真正认识到白话文对现代文学的重要意义，没有把语言与思想文化的变革联系起来。1917年2月，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文学革命论》，明确提出“三大主义”作为文学革命的宣言，提出“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从文学观念、文学内容和形式几个方面提出文学革命主张。文章反对远离人民，远离现实的“贵族文学”“古典文学”“山林文学”；反对“尊古蔑今，咬文嚼字”的旧文学形式；也反对“萎琐陈腐的封建思想内容。主张建设一种“平易”“抒情”“新鲜”“立诚”“通俗”的“国民文学”“写实文学”和“社会文学”。1918年4月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把白话文提高到“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的高度上来，强调文学必须以白话为“工具”，赋予白话文改造现代文学的使命。由此表明，自晚清白话文运动中梁启超提出“新文体”以来，知识分子已开始自觉地思考现代传媒中的文学语言问题。

胡适、陈独秀的“文学革命”的呼吁在《新青年》发出后立刻得到许多进步人士的响应，《新青年》也成了在全国推进白话文的重要阵地。语言文字学家钱玄同在《新青年》发表的致陈独秀的公开信中力主“言文一致”和白话文取代文言文的必要性，痛斥桐城派古文为“桐城谬种”、“选学妖孽”；诗人刘半农在《新青年》发表《我之文学改良观》，提出打破旧文体的迷信，改革韵文、散文使用标点符号等建设性意见。为了主动出击批判守旧派言行，钱玄同和刘半农还在《新青年》上发表“双簧信”驳斥守旧派对新文学与白话文的非难，引起社会注意并吸引许多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团结在《新青年》周围。随后，陈独秀办了《每周评论》杂志，傅斯年、罗家伦等办了《新潮》月刊。这些刊物都致力于提倡白话文和新文学，使文学革命的声势空前高涨。五四时期的报刊语言已经从晚清和民国初年的工具性转变为一种思想文化运动，也与新文学的形成发展发生了密切关系，成为新文化与新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代报刊与文学的对接已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和文化观念。在《新青年》《每周评论》等现代传媒影响下，大批优秀的白话文学作品应运而生并借助白话报刊广泛传播。自1918年5月第4卷第5号起大量刊登用白话写作的小说、散文、评论和译作，其中有鲁迅的《狂人日记》《阿Q正传》《孔乙己》《药》以及20多篇杂文；叶绍钧的白话小说《这也是一个人》；郭沫若的白话新诗《凤凰涅椠》等。这些文学作品使白话文具有了现代属性，获得了大众认可。20世纪20年代后出现的《语丝》《现代评论》《小说月报》等文学期刊表明文字语言现代化转型在创作实践中已逐步完成。

三、白话报刊推动了近代国语教育的开展

白话报刊对白话文的提倡与传播推动了我国书写语言的通俗化、大众化，促进了我国近代学校国文教育的改变。晚清、民初以及五四白话报刊对文言文的批判与对白话文的提倡，尤其是《新青年》发起的白话文运动和语言学家们对白话文的规范终于动摇了文言文的正宗地位，白话文取代文言文而成为全民族的主导文体。白话文在文化领域的成功延伸到教育领域。正如麦克鲁汉所说，近代和现代西方的一切文明似乎都是印刷术产生的：“从社会的角度来说，印刷书这种人的延伸产生了民族主义、工业主义、庞大的市场、普及识字和普及教育”。结合白话报刊对语言变革产生的实际作用来看，麦克鲁汉并没有夸大媒介在语言传播与普及方面的作用。晚清白话报刊和五四白话报刊以白话为语言表现形式，关注下层民众的阅读需求，承担起文化启蒙和社会启蒙的重任，打破了传统社会对讯息和知识的垄断，使一般大众获得了文字传播的能力和权利，延伸了一般大众的认知空间。首先，白话报刊促进了白话文在学校的推广，为白话文成为国语奠定了基础。从1918年起，《新青年》首先改用白话文和新式标点符号，之后白话文在全国得以迅速发展。白话文学的大量出版与复制，白话出版物深人到最底层民众之中。

文学形式的改革不仅是文化界的一件大事，它对传播进步思想，发展文学创作，推行国民教育同样起到了重要作用。随着白话文在文化领域取代文言文而成为主要文体，教育界开始推广国语教学，使学校“开始由只教书面语言向既教书面语言又教口头语言的方向发展”。”1920年1月，北洋政府教育部开始承认白话为“国语”，决定在中、小学开始使用白话语文教材。第二年，全国教育会联合会新学制课程标准化起草委员会颁布了《中小学各科课程纲要》，将小学及初中、高中国文科一律定名国语科，对国语课的课程内容作了明确规定，白话文就此合法、正式地进人中小学课堂。其次，白话报刊改变了我国国文教科书的书写语言。报刊语言以生活化的大众语为基础，深刻影响了民众的书写表达。1901年、1902年朱树人编的《蒙学课本》与俞复等编的《蒙学课本》先后问世，行文虽仍为“文言体”，但文字已较为通俗，“以儿童是否常见，以笔画繁简，以语句多少为先后排列顺序，是这套国文教科书刻意追求循序渐进的主要依据”。“1909年陆费奎还在《普通教育应当采用俗体字》中提出了把简体字作为正体字使用的主张。中华民国成立后，白话文教科书纷纷涌现。1912年2月，中华书局率先推出适合共和政治的《中华教科书》，带动了新式教科书的大批出版；商务印书馆于1912年秋季出版了全套的《共和国新教科书》；1917年商务印书馆又出版了庄俞等编写，张元济校订的《国语教科书》，从居家、处世方面取材，以儿童周围事物和见闻立义，注意农业、工业、商业等实用知识和日常应用知识，穿插了不少聪明孩子的故事，该书出版后的lO年间共发行七八千万册，是民国时期影响最大的语文教科书。1920年1月24日北洋政府教育部修改学校法规，在施行细则中规定“首宜教授注音字母，正其发音”。”4月，注音字母小学教科书正式出版。自清末维新运动发端的国语运动到1920年正式下令国民学校一二年级国文改国语，再到1922年废止一切文言文教科书，历时30多年初步实现了口头语言与书面语言的一致，使国语在全国各地得到更大范围的推广，达到语音、语言和文法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