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台型媒体界定与信息监管困境

摘要：平台型媒体的概念进入中国已有数年时间，我们有必要对其发展路径和内在特征作出深入探讨。本文首先从厘清平台型媒体的定义与特征出发，在此基础上分析平台型媒体在实践过程中的发展路径及其出现的信息监管问题，进而分析平台型媒体信息监管需求与现有监管水平的差异，以期更好地认识平台型媒体目前所面临的监管问题，为平台型媒体的健康发展提供思路。

关键词：平台型媒体信息监管互联网新媒体

在万物皆媒、万物互联的时代中，我们理所当然地需要一种媒介，将各种媒介形式、各种媒体平台联系在一起，由此产生了对不同于现有媒体形态的平台型媒体的需求。笔者认为，这是平台型媒体诞生与发展的重要原因。

一、平台型媒体的定义、辨析与探索

平台型媒体被认为是未来媒体发展的理想形式，进入中国以后，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与讨论。根据平台型媒体的定义，微信、今日头条和以“长江云”为代表的政务云平台已经成为成熟的平台型媒体。但作为一种新出现的媒体形态，我们显然有必要更深刻地认识平台型媒体的发展规律与内在特征，以期为更加完善的平台型媒体的出现指明道路。1．平台型媒体的定义平台型媒体是由美国人乔纳森·格里克在2014年2月7日发表的《平台型媒体的崛起》一文中提出的。他根据平台（Platform）和出版者（Publisher）两个词合成了一个全新词汇——平台型媒体（Platisher）。我国学者喻国明指出，平台型媒体中平台的主要作用不是提供内容，“而是打造一个良性的平台，平台上有各种规则、服务和平衡的力量，并且向所有的内容提供者、服务提供者开放。”也就是说，平台型媒体是一个基于人际网络与用户需求的信息交换的平台，平台保护这种交换行为并提供技术保障，但交换行为要符合平台的规则要求并接受平台的准入审核，除信息服务外，平台还应该提供其他的相关服务与资源入口。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平台型媒体甚至可以成为一个虚拟的线上社会，所有的人和机构都可以在其中找到自己的角色并为社会的发展做出贡献，同时受到社会规则的制约。2．平台型媒体的发展与探索。根据以上定义，在国际上，早期的《赫芬顿邮报》作为第一份互联网报纸，被认为具是一种理想的平台型媒体，吸引优质内容的进入并提供相应的第三方服务，尽管最终因缺乏合适的盈利模式导致严重的生存危机，但无疑为平台型媒体的探索提供了一个典型的范例。而我国目前主要的媒体形态中，主要包括三种形态的平台型媒体。分别是作为以微信为代表的社交媒体平台、“今日头条”为代表的新闻聚合平台和以“长江云”为代表的智慧政务信息服务平台，其中，拥有2.5亿活跃用户的“今日头条”被普遍认为是最典型的平台型媒体，但从定义上来看，微信的形态则更为成熟，平台属性更为鲜明。在平台型媒体的建设过程中，由于技术带来的强大的聚合能力，科技公司表现出了极大的优势，“今日头条”和微信就属于此类。作为平台型媒体，“今日头条”的优势在于它为新闻的和获取提供了一个广泛的平台，平台上任何人的信息都可以得到算法公平的赋权，从而实现平等的传播。不论是个人还是媒体机构，在平台上都有属于自己的空间。微信的优势在于随着第三方应用的大量出现和小程序的使用，具有了越来越强的服务功能，“服务+信息”并重的模式使微信从理论上成为目前最接近于平台型媒体的媒体形式，大量的应用通过微信平台实现用户间的互动，这足以证明微信是目前最为成熟的平台型媒体形态。出于凝心聚力的目的，以“长江云”为代表的智慧政务平台是主流媒体目前着力推进的平台型媒体形态。智慧政务平台依托传统媒体资源与地域凝聚力构建了一个“政务+新闻+服务”的新兴媒体平台，通过其强大的服务功能为用户提供了诸多便利，是主流媒体目前大力发展的平台型媒体。平台型媒体的发展是由人们高速增长的综合性服务的需求决定的，必然成为未来主流的媒体形式之一。此外，由于科技平台并非专业的媒体机构，在内容生产和上会出现诸多问题，因此有学者指出，在平台型媒体的发展过程中，专业媒体和科技公司有同样的机遇。在我国，以《人民日报》“中央厨房”为代表的媒体也在努力探索着自身的平台化路径，未来平台型媒体也必将有更加丰富的形态。

二、平台型媒体的主要特征

上文通过对于几种新媒体形式与平台型媒体的辨析，可以看出我国的平台型媒体发展已经有了极大成果，而且具有了自身鲜明的特征。但也正是因为如此，这些媒体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自身媒体属性的限制，如“今日头条”存在的服务功能薄弱问题，微信存在的监管模式问题，智慧政务平台存在的UGC内容不足问题等等。因此笔者认为，根据平台型媒体的定义，我们目前的平台媒体若要发展得更加完善，还应该具有以下基本特征：1．从事后审查到事先审核。平台型媒体的主要任务不是提供内容而是提供一个制度完善监管明晰的平台，由个人和媒体自由地信息与获取信息。而这种监管行为，主要表现在平台型媒体具有类似于传统媒体的“把关人”功能，信息在进入平台型媒体进行传播之前，先要取得一定的“准入资格”。这也是在新媒体自由发展了较长时间后，对于劣质信息泛滥等问题反思的结果。2．综合性的信息服务平台。从本质上来讲，平台型媒体是一个以提供信息交换服务为主要功能的开放性的服务平台，因此，除信息服务外，平台型媒体还应该具有丰富的服务功能。信息是联结社会生活各个部分的纽带，这种联系反映在平台型媒体上，体现出的是丰富的综合服务。用户可以在平台上一站式地享受各种服务，或者迅速进入第三方入口而无须漫长的跳转和复杂的操作，用户、媒体、第三方的关系由线性变为互动式。3．从受传关系到产消者与第三方的关系。新媒体从本质上来说关注的仍然是受传关系，如何通过渠道、内容等的优化争取尽可能多的受众，提升传播效果，提高媒体影响力。但是在平台型媒体中，产消型的用户处于绝对的核心地位，用户对于平台的要求转化为：它能不能够满足我某一部分的完整需求。这样的变化使媒体的任务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过去无论媒体如何发展，它的核心任务只有一个，提供优质信息。但是，平台型媒体除了满足用户的信息需求以外，还需要满足用户复杂的服务需要。要满足这种变化的要求，平台型媒体实际上成为一个节点，联系了社会生活的各种服务，为用户提供更便捷全面的服务，从而吸引更多人加入，形成新的“产消者”，进而形成欣欣向荣的媒介生态系统。综上所述，我国目前的平台型媒体各有所长的同时兼顾着其他特征，但若要发展出更加完善的平台型媒体，同样也需要取长补短。

三、平台型媒体面临的信息监管困境

平台型媒体的发展有其独特的优势，但就我国目前的发展现状而言，已经暴露了平台型媒体在发展上可能遇到高度复杂化等。笔者认为，全面认识平台型媒体发展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问题，以帮助我国的平台型媒体实现良性发展。1．内容审核对于技术的高要求。平台型媒体重要的特征之一是有类似于传统媒体的内容审核机制，这也是一个巨大的开放性平台要保障信息质量的必由之路。但是，由于平台面对的用户极为广泛，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自由的信息者，内容审核必然面对的是巨大的工作量。面对平台型媒体上巨大的信息体量，人工审核是不可能完成这一任务的，因此必须要借助人工智能技术。人工智能的高效性使其能够胜任庞大的信息输入量下的信息筛选工作，但是，目前尽管在机器人写作方面人工智能已经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在信息筛选中人工智能却还稍显无力，语言的复杂性使语言判断远比写作困难得多，而且对于真实性等信息基本要求的判断，人工智能也往往无能为力。因此，要实现平台型媒体的内容审核，我们还有漫长的技术道路要走，在技术实现突破以前，平台型媒体的信息过滤机制将一直困扰着平台型媒体的发展。2．平台型媒体难以实现有效的自律与他律。目前我们媒体管理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以传统媒体为代表的主流媒体，受到党和国家的直接监管，可以称之为他律；二是以微信公众号为代表的自媒体，在信息之前，其内容只受到媒体内部的监管，可以称之为自律。但是，由于自媒体自身的商业属性，其自律的效果往往受媒介本身及其人员的制约。对于平台型媒体而言，从目前的发展状况看，同样以商业性媒体为主，这意味着其核心追求恐怕仍然还是商业价值而非社会效果，在商业价值的准绳下，内容不可避免地带有“星、腥、性”的倾向，其自律的效果也会大打折扣。同时，平台型媒体的出现意味着监管部门要承担更大的监管责任，不但要监管传统媒体，还要监管平台型媒体，力量的分散必然带来监督效果的弱化，降低新闻他律的有效性，平台型媒体内容的海量性也使监管部门的监督行为不可能全面覆盖到每一条信息。此外，平台型媒体的介入，实际上是将部分监管部门的权利分散给了平台，由监管部门的他律转化为平台运营者的自律，平台一方面对用户生产的内容进行规范和监督，另一方面自己本身也是受监督的一方，这种左手监督右手的自律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是可能失效进而带来信息风险的。3．互联网的无限性与监管有限性的本质冲突。平台型媒体出现的信息监管困境从本质上来看是由监督和互联网平台自身的本质属性决定的。监管行为从本质上来看是一种法律行为，所谓法律，应当“法无禁止即自由”，法律治理下的社会应当是自由的，法律的作用对象是超出了法律规定限度的行为，而不是社会上的全部行为，因此，监管的有限性是必然的。但互联网是一种平等的、去中心化的平台。在互联网上个人操控信息的能力被激活，个人作为传播主体成为社会资源的直接使用者和操控者，由此带来了个人自主表达权的极大增强和内容生产能力的泛化。每个个体都可以成为传播者，也可能加入某一机构成为全新的传播者，甚至可以成为多个完全不同的传播者，因此互联网天然带有信息海量的特征，任何一个互联网媒体，都可以说其内容在数量上是有限的，但在认知上是无限的。因此，我们可以发现，平台型媒体是互联网高度发展的产物，其身上的互联网特性益发明显，平台型媒体在信息监管上所面临的一系列困境，实际上都是互联网特性与传统监管模式的冲突导致的。这种冲突所带来的问题不是单个的，这一系列问题的解决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等到问题出现了再去解决，而是需要形成一个全新的思维方式与监管模式，以技术手段提升监管能力，将监管由“+互联网”变为“互联网+”，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平台型媒体的信息监管困境。

参考文献

[1]喻国明．“平台型媒体”或是未来媒体发展的重要模式[J]．青年记者，2015(12)．

[2]喻国明，焦建，张鑫．“平台型媒体”的缘起、理论与操作关键[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5(06)．

[3]喻国明．互联网是一种“高维”媒介——兼论“平台型媒体”是未来媒介发展的主流模式[J]．新闻与写作，2015(02)．

作者:丁一玮 单位: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