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金融支持企业发展机制研究

目前，我国军民融合“民参军”存在市场壁垒、信息壁垒、程序壁垒等问题（郭叶波等，2016），这些问题阻碍了我国军民融合的深度发展。国外军民融合市场化程度较高，政府通过军民融合体制机制建设与法律体系完善，提高了民营企业参与军民融合的积极性，解决了民企参军的市场、信息、程序等壁垒问题，扩大了民营经济成分占比（金一南，2018）。国内对于“民参军”的研究主要围绕发展现状、存在问题、解决措施开展，缺乏对“民参军”企业融资问题的研究。“民参军”企业属于科技型企业，具备科技型企业的属性，融资问题是影响其发展的重要因素。美国等发达国家通过政策性金融和发达的资本市场解决了“民参军”企业融资问题（周全等，2018）。目前国内民参军企业相对国有军工企业规模小、融资难、风险高（闫畅，2018），参军中小型科技企业的主要融资方式仍然是银行贷款（陈平等，2018），缺乏相应的财政支持。科技金融作为现代金融体系的新事物，为现代科技创新型企业提供了多样化、灵活度更高的金融服务，能够解决“民参军”企业在参与军民融合发展中存在的资金问题，实现科技金融与军民融合协同发展。2017年科技部及军委联合《“十三五”科技军民融合发展专项规划》，为科技金融与军民融合协同创新发展提供了政策支持。“民参军”企业是军民融合的重要主体，只有打破“民参军”企业参与军民融合存在的市场、信息、程序等壁垒问题，解决其资金问题，才能提升军民融合发展的深度。目前国内关于科技金融支持军民融合的研究成果较少，关于科技金融支持“民参军”企业发展的相关研究基本属于空白。鉴于此，本文在研究科技金融助力“民参军”企业必要性的基础上，对发达国家支持军工企业发展典型模式进行研究，指出我国“民参军”企业现阶段面临的主要问题，并基于大数据等新兴技术在金融领域的运用实践，提出科技金融支持“民参军”企业发展机制，为科技金融与军民融合协同发展、科技金融促进“民参军”企业发展提供理论支撑与现实支持。

一、科技金融支持“民参军”企业的时代内涵

（一）国家创新战略的政策要求。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想要保持经济健康持续发展，必须进行经济发展引擎转换及产业结构调整。2016年从国家层面确定了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强调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①。创新能力是决定一个国家未来发展的动力与综合实力，只有不断进行制度创新、人才培养创新、深化改革才能突破瓶颈。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要求深化军民融合，建立健全的军民融合创新体系，促进军民技术双向转移转化，实现军民科技共享（黄朝峰等，2013）。民营企业作为国家科技创新的重要主体，贡献了70%的技术创新，需要有相匹配的科技金融服务体系支持民营企业创新创业，才能保障科技研发、科技成果产业化发展，实现国家科技创新与经济发展的统筹发展。2017年的《“十三五”科技军民融合发展专项规划》明确提出要“加强军民科技协同创新能力建设，探索科技军民融合金融服务模式，鼓励金融创新服务科技军民融合，建立政府、军工企业、金融机构、社会资本为主体多层次全方位金融服务体系，为军民科技创新协同发展提供相匹配的融资需求服务”。（二）科技金融创新发展的时代要求。经济下行压力趋大背景下，科技创新是支持改革深化，为经济发展更换引擎、增加动力的重要途径。金融创新是当前经济发展的重要领域，以金融创新支持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是国家改革发展的重要内容和现实需求。科技金融作为支持科技创新、产业发展的金融服务体系，为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发展、科技成果转化、科技成果产业化和商业化发展提供了新的融资渠道。目前科技金融以科技银行、科技保险、多层次融资渠道构建、财政政策支持等模式为中小型科技企业创新创业发展提供融资服务，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中小型科技企业资金短缺问题。“民参军”企业作为科技型企业的一部分，因为其参与科技创新及产业发展的特殊性，与其他科技型民营企业相比融资更为困难。在军民融合背景下，探索科技金融创新方式，通过科技金融制度创新、效率提高、规模扩大、结构调整，可以为“民参军”科技型企业提供更为有效的金融服务，促进军民融合的深度发展，实现科技金融创新与“民参军”科技型企业的协同发展。具体作用机理如图1所示。（三）“民参军”企业创新发展的现实需求。“民参军”科技型企业是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军民融合战略中军民技术双向转化的重要载体，是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的主体之一。“民参军”科技型企业的发展关乎国防科技建设和社会经济发展。由于我国现有金融体系不完善、金融制度不健全，使得融资问题成为阻碍科技型企业发展①来源于2016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的“老大难”问题，也严重阻碍了科技创新发展（邓冰武，2019）。“民参军”科技型企业创业创新，资金投入大、研发风险高、可抵押资产少，抗风险能力薄弱，需要专项金融服务，科技金融作为支持中小科技型企业发展的新型金融服务模式，已经积累了丰富的运营经验，这些经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复制到军民融合产业发展领域。为更好地推进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提升科技金融对军民融合产业发展的有效支持，有必要根据民参军企业生命发展周期所需资金支持（如上表），探索科技金融与军民融合结合的途径。

二、国外科技金融支持军工企业模式分析

（一）美国模式。美国在冷战时期不断进行军民融合的尝试，冷战结束之后，为解决武器装备市场产能过剩和国防科技研发投入不断扩大的问题，美国通过不断出台支持军民融合发展政策，大力支持军民两用技术的研发，正式开始军民融合发展。1994年，美国出台《联邦采购精简化法案》，废除55条并修改175条相关条文，简化采购合同程序，允许国防采购部门与非军火商直接合作，鼓励民营力量积极参与军民融合；同年《规范与标准：办事的新方法》，在严格控制军用品规范使用的条件下，鼓励采用民用标准，降低民企参军标准。此后美国不断健全相关法律机制，实现了经济与国防科技建设的良性发展，其中民营力量是美国军民融合实现重大突破的关键因素。由于依靠国防经费支出无法满足美国军民融合产业发展需求，美国利用其完善的市场与资本机制实现了对军工企业的支持，发展“军民一体化”模式。美国政府通过公共科技金融与市场科技金融两种模式为本国军民融合发展提供支持，其中公共科技金融以政府设立专项资金、引导社会资本参与等形式支持军工企业发展。美国国防部成立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每年投入国防总研发费用的4%~6%支持军民两用技术的研发，同时设立小企业创新研究计划（SBIR）、小企业技术转移计划（STTR）和快速创新基金（RIF）。SBIR年度计划投资约10亿美元，STTR年度投资计划约1.12亿美元，RIF主要资助STTR第二阶段的企业，2011~2016年共资助14亿美元（已停止资助），SBIR主要资助空军及海军两个部门，占据每年资助资金的60%。其中SBIR/STTR资助海军创新计划运行程序见图2。美国的公共科技金融还使用税收减免、财政补贴、政府采购等手段支持参军民企。为了鼓励风险资本积极参与军民融合产业发展，美国政府通过税收减免、税收优惠和风险分担支持投资参与军民融合。比如对风险投资总金额的60%免税，总金额的40%只征收50%的所得税，成立的小企业管理局（SBA）为风险资本提供投资总额80%的担保比例，有效吸引了民间资本。美国的市场科技金融利用发达的商业资本市场，包括风险投资体系、完善的信贷担保体系、灵活的债券市场等，帮助军工企业融资。小企业管理局（SBA）对参军中小民企提供直接贷款、协调贷款、担保贷款，帮助中小企业获取融资。财团与企业“联姻”的科技金融融资机制使得美国出现了波音、雷神、洛克希德•马丁、通用动力、诺思罗普•格鲁曼等上市军工民营企业，这些企业是美国军民融合的主力军。这些企业的股东包括先锋集团、道富集团、摩根财团等控制美国主要金融机构和基金的财团，这些财团凭借自身资本管理及运作的丰富经验帮助美国军工企业获取大量订单，促进高新技术发展，为机构投资者带来丰厚的回报，使得财团和企业之间形成紧密的利益循环体（张雪梅，2019）。在1996年之后，美国政府不断通过成立商业技术转移办公室（CTTO）等相关机构去解决“民参军”企业风险投资需求，创新军民融合风险投资方式。在资本市场上，通过股权众筹的方式，实现社会资金向军工企业的投入；通过多层次资本市场实现军民融合资产证券化。2000~2009年美国四大军工企业债券融资、股权融资、银行贷款占比分别为70.5%、26.75%、2.75%。债券融资的方式满足了军工企业融资和不影响股权的现实需求，得到军工企业的青睐。绿色信贷ABS作为一种可交易证券资产，具备分散风险、提高资产质量的作用，在美国军民融合企业债券融资中占据较高的比例，2004~2018年期间一直保持35%的占比（周全、程向阳，2018）。（二）日本模式。由于受到战后协议的限制，日本无法拥有专属的国有军工企业，日本的国防科技研发主要由民营企业承担。通过这种“寓军于民”的发展模式，日本逐渐建成以三菱重工、川崎、日本制刚等军工企业为支撑的国防科技研发体系。战后协议的限制使得日本重视军民两用技术的发展，为鼓励企业积极参与军民两用技术的研发，日本不断完善民企参军相关法律体系，在科技金融方面通过财政补贴、制定金融优惠政策、建立政策性金融机构、构建国际金融投资体系等形式，支持国内军工企业的发展，形成了日本军工领域科技金融引导机制（见图3）。在科技金融政策体系下，日本的三菱、川崎、NEC等军工企业得到了大量的研发经费补贴及军工订单，保证其在军民两用高新技术研发领域的不断发展，提高国际竞争力。2016年三菱重工及川崎重工在军品收入方面分别达到36.7亿美元、17.3亿美元，占据自身总收入的10%以上。为了鼓励军民融合产业发展，吸引大量中小型科技企业参与到军民融合产业发展中，日本通过金融倾斜政策对参与军工产业的民企实施金融优惠，为中小科技企业减免研发经费多达6%，不断拓宽参军民营企业的融资渠道。日本特别注重从欧美发达国家进行高新技术的引进及科技研发的合作。通过与国外进行技术研发合作，不仅提升了日本的军工生产水平与军民融合水平，也为日本引进了大量的国际投资，进一步完善了日本军民融合科技金融体系，实现了日本军民融合与社会经济有效融合与协调发展。总体来说，日本的金融支持以政策金融为主。（三）俄罗斯模式。与日本“以民促军”的军民融合发展战略不同，俄罗斯是典型的军工国有制国家。冷战结束之后，俄罗斯对于军工产品的需求大幅下降，意识到将军工行业发展与经济建设结合到一起的重要性，开始改变国有单一的军工企业发展模式，对国有军工企业采取股份制、私有化改革，激发军工行业活力。俄罗斯以“军转民”为主，通过“军转民”促进“民参军”的方式发展军民融合，同时进行军工行业体制改革，为提高军民融合质量，不断完善军民融合相关法律，加强金融对军工行业的支持。进入21世纪，面对军工行业资金短缺的短板，俄罗斯加大对军民融合的财政及金融支持。在财政扶持方面，从原有众多军工企业中选出500家左右，推出“民用技术重点领域的研发计划”“高校和基础研究集成的国家支持计划”“俄罗斯电子技术发展计划”“国防工业改组和军转民计划”“国际热核反应堆及其研发支持计划”，进行政策重点扶持。2001年对于研发军民两用技术的军工企业免除4%的营业税；2002年底将增值税从17%降到15%，将利润所得税从35%降到30%；2007年采取出口返税政策。这些税收优惠政策降低了参军企业的成本，提高了参军民企的利润率，促进了本国军民两用技术的发展。俄罗斯于1998年成立了国防工业金融改革委员会，根据军工企业的性质，对军工企业实施不同的金融支持政策，同时支持建立“军工—金融”一体化集团。资产证券化为俄罗斯军工行业发展提供了大量的资金，有效支撑了军工企业私有化进程。采取政府财政拨款的方式支持军工企业发展重大基础科学研究，支持股份制军工企业在证券市场进行融资，政府为相关军工企业提供信用担保，由国有银行为其提供信用贷款，推动军工企业参与军民融合。成立科学技术发展基金，为技术导向型企业提供高达20万美元的无息贷款，为参军企业提供科研项目金融支持，设立俄罗斯技术发展基金，为通信、计算机等高新技术产业提供融资帮助。国家提供订单担保，吸引民间资本往参军企业领域流入。但是由于俄罗斯历史因素，造成本国军民融合财力不足，进一步影响了军民融合的发展质量。为了进一步促进金融资本往军民融合领域流入，提升本国军民融合质量，俄罗斯于2012年成立国防高级研究基金会，借鉴美国DARPA创新模式，整合国家科技力量资源。俄罗斯在不断调整对军工行业的金融支持政策，目前已经基本形成金融支持多元化的趋势。

三、国内民营企业参军问题分析

截止到2019年8月，我国已经获得武器装备研发生产资格的民营企业数量达到5728家，相比2016年的1000多家民营企业，增长了472.8%，民营企业参与到军民融合产业的预研、科研、购置、维修等多个程序②。军民融合上升为国家战略之后，在政策支持下发展形势良好，“民参军”在军民融合中的作用和贡献逐年增大。由于军工行业的特殊性，我国“民参军”产业发展还存在体制机制不健全、参军民营企业与军工企业信息沟通不对等、民营企业参与门槛高和参与度不深、融资难与财政支持少等诸多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阻碍了“民参军”企业的参与热情，影响军民融合双向技术的转化，将影响我国军民融合深入发展的质量，降低我国在国防科技实力方面的竞争力（张银平，2018）。（一）准入流程较复杂。世界科技强国军民融合发展经验显示，军工企业是国防科技工业技术的主要供给方，而“民参军”是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必由之路，“民参军”的本质就是吸收民用企业的先进技术，运用到国防建设中去（徐辉和许嵩，2015）。国防科技关乎国防安全与国家机密，从国家安全及利益角度考虑，对于参与军民融合的民营企业有着严格的准入要求，必须设立“民参军”企业准入制度。“民参军”企业必须办理武器装备质量管理体系证书、武器装备生产保密资格证书、武器装备科研生产许可证等相关资格证书。参与军民融合的民企遭遇的问题可以归结为诸如市场、技术、信息、程序等方面的壁垒，其中程序壁垒的影响最为重要（黄朝峰等，2013）。程序壁垒主要体现在行政审批程序多，且存在军地重复审批、缺乏统一管理，造成在现有体制下，参军民企将面临资格审查部门的多重审查，审核流程多而复杂，最终的资格审批权又多集中在省部级及以上相关部门，造成“民参军”企业资格审查及审批时间长达3~5年，提高了“民参军”企业的参与成本，使得一部分企业望而却步。王海涛等（2016）通过对全国86家民参军企业进行问卷调研，对“民参军”信息渠道、合作方式、资质情况、经济质量效益、竞争环境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民参军”企业存在渠道不完善、参与程序繁琐、竞争环境不对等等问题，打击了民营企业的积极性。面对新形势、新要求，现行准入制度和管理工作存在着制度衔接不畅、审查程序繁琐、审批周期过长、准入“门槛”偏高等问题，迫切需要改进现行民参军企业准入的管理制度。（二）民企待遇不平等。由于我国军民融合体制机制不健全及国内民营企业经营环境存在的固有障碍，造成“民参军”企业在参与军民融合时存在很大的体制壁垒及进出壁垒，导致民营企业参与军民融合在待遇上与国有军工企业相比有一定的差距。通过对《装备承制单位名录》中民企参军情况进行调研发现，参军民企订单数量及金额较少，民企绝大多数参与二三类配套层次，民营企业在产业链中往往处于边缘位置，缺乏与国有军工企业的竞争及议价权，这与民营企业贡献了中国GDP的50%、技术成果的70%的现实形成巨大反差。民企待遇不平等问题在现有军民融合体制下一直存在，在同一竞争市场上，民营企业获取订单较难，而相对容易且利润较高的订单被国有军工企业优先获取，民营企业往往得到国有军工企业不愿参与或者无法做出的订单。民营企业与军工企业在军民融合产业市场上的不对等地位，将影响军民融合的深度发展。国家在政策层面给予了军工企业政策支持，军工企业在财政补贴、税收减免方面享受到丰厚的优惠，而“民参军”企业享受税收优惠程序较为复杂，审核也比较严格，这是现有军民融合体制机制不健全形成的障碍。军工企业与民营企业不对等现状，造成民营企业在投资与融资方面遭受到不平等待遇，无法享受到应该享受的各种优惠待遇，这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民参军”企业的积极性。由于军工产业的特殊性，民营企业无法及时获取技术研发、技术需求等相关信息，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民参军”产业的发展，拉高了企业获取订单的成本。（三）民企融资问题分析。1.投融资渠道不畅。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缓慢，现有的金融服务体系仍无法满足民营企业多层次的融资需求，融资难题一直影响着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相对于其他科技型企业，“民参军”企业对于资金的需求更为强烈，融资难度也相对更大。民营企业参与的军民融合产业属于资金、技术、人才密集型产业，需要有充足的资金投入，为了实现科技研发，民营企业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去购买先进的设备仪器、聘请高新技术人才、建设研发基地，而且科技研发存在失败风险，需要大量资金保障科技研发的持续性。由于存在不可控的风险及现有体制机制下“民参军”遭受的不平等待遇，造成金融机构进入军民融合产业领域将承受政策、法律、信息不对称等风险，缺乏有效的风险补偿机制，进一步增加了“民参军”企业融资的难度。虽然从国家到地方层面不断进行科技金融与军民融合的探索，建立科技军民融合金融服务平台，但目前参军民企主要的融资方式仍来自于银行贷款（陈平和涂光宇，2018）。相关法律不健全、金融体制与军民融合产业体系之间存在障碍，影响了社会资本在军民融合领域的多元投入，造成参军企业融资渠道不畅。2.财政有效支持不足。由于我国金融支持军民融合发展体系尚未成熟，军民融合产业发展以财政支持为主，由于财政资金投入的有限性、参军民企与国有军工企业处于不对等地位，财政资金对于参军民企的支持很少，每年数百亿的国防技术补贴费用都拨付给传统军工企业，参军民企无法享受到应有的财政补贴、税收减免、投资优惠等政策，这进一步增加了民企的资金短缺困难，不利于军工产业市场生产要素的自由配置。这是现有军民融合体制机制不健全导致的现象，想要解决参军民企市场地位不对等的问题，必须从顶层设计制度端进行改革（张银平，2016）。3.金融资本有效供给不足。“民参军”企业以中小型科技企业为主，这类企业科技研发能力较强、生产规模较小、资金实力薄弱，而企业前期研发投入较大，占用了大量的资金，由于自身影响力较小，在市场上获得订单的能力较弱，因此获取订单的数量及订单金额较少，存在较大的经营风险。同时由于军工企业管理规范制度对回款资金有着严格的审批过程，造成民营企业资金回款较慢，影响民营企业科技再生产和科技研发的进度，参军民企在向金融机构进行融资时，将面临更为严格的信贷评审机制，也造成金融机构对参军民企信用贷款额度较低，无法满足企业需求。与美国相比，中国的风险投资体系、信用担保制度、信息披露制度不够完善，资本市场受政策影响过大，无法为中小科技企业提供多样化融资渠道。根据“麦克米伦缺口理论”提出的中小型科技企业融资困难问题，“民参军”科技型企业与金融机构信息不对称问题更为严重，金融机构在充分考虑风险的基础上，往往选择“惜贷”，在借贷市场上呈现出资本供给不足的情况。参军民企由于轻资产、重技术，往往缺乏足够的可抵押资产，造成这类企业无法在股市、商业银行方面获得相应的研发资金，面临严重的资金缺口，只能通过其他途径获取资金，提高了融资成本，进一步加深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

四、科技金融解决参军民企融资问题的机制选择

通过对美国、日本、俄罗斯科技金融支持军工企业发展进行深入研究后发现：美国与日本通过建立市场准入机制、出台相关法律，为参军民企提供了市场化环境，为社会资本进入军工市场提供了保障，实现了参军企业与资本市场的双赢；俄罗斯由于政府财政不足，军民融合以“军转民”为主，以此推动“民参军”的发展。这些国家支持“民参军”的发展模式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经验，本文立足国情提出以下发展机制：（一）完善政策机制，优化参军环境。科技金融助力军民融合发展，必须对现有的参军环境进行优化，必须协调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发挥科技金融政策作用，打破科技金融政策与军民融合政策之间的壁垒，促进军民融合深度融合、产业繁荣发展。军民融合领域涉及国家安全与机密，存在较大的政策风险、投资风险，政府必须以法律法规的形式明确支持民企参与军民融合的领域及程度，解决“背景及出身”问题，才能保障资金投入方的合法利益，消除资金投入方的担忧，降低因政策变化带来的投资风险，为科技金融融资渠道的建设提供良好的政策保障。在此基础上，政府需要进行军民融合体制机制的建设，打破参军民营企业与军工企业之间成果转化的体制障碍；通过进一步完善军民融合产业政策，打破影响科技资源、金融资源的体制障碍；健全军民互动机制，推动军民融合创新发展，不断健全“民参军”领域的法律制度，保障参军民企在军工市场上自由竞争的正当权益，打破阻碍资源自由配置的制度壁垒，提高各种资源自由配置的效率，提升参军民企、参军资金的积极性。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将科技金融创新与军民融合体制改革有机结合，以军工市场的准入机制、采购机制、知识产权机制等改革推动国有军工企业内部的改革，厘清体制机制改革中的利益关系，打破制度壁垒，激发军工市场活力（赵旭和郑绍钰，2016）。加强对“民参军”科技型企业在财政政策、金融政策、科技政策、知识产权政策等方面的支持，通过完善科技金融税收政策、鼓励科技金融服务创新、科技创新配套服务、知识产权保护等多种途径为“民参军”科技型企业提供政策支撑；不断出台相关文件、修改相关管理条例，打破政策之间的壁垒，营造公平的市场环境，减少政府的过度干预；建立科技金融财政支持体系，为社会资本的进入提供政策引导，为参军民企融资渠道拓宽提供政策支持。（二）完善融资机制，拓宽参军融资渠道。中国科技金融服务体系已经基本建成，涉及银行、证券、基金、保险等多层次的金融服务结构体系。在科技金融政策的支持下，根据科技金融服务体系发展经验，设立军民融合科技银行、科技保险企业、融资担保企业、股权众筹平台、互联网投融资金融平台。在相关的金融机构中设立专营服务项目，覆盖金融支持薄弱领域，满足“民参军”金融服务需求，降低金融机构的融资成本。为提高“民参军”企业金融服务质量，根据“民参军”企业的属性，设立专属金融产品研发部门。针对“民营企业”科研成果转化和商业化存在的问题，设立产权交易平台，设立军民融合成果转化投资基金，帮助“民参军”科技型企业利用自身优势进行投融资服务。整合区域内科技与金融资源，营造以金融机构、中介机构、“民参军”企业为主体的科技金融环境，建立多方参与的军民融合科技金融服务平台。以金融改革为契机，充分发挥金融科技的力量，建立“金融云平台”，为“民参军”企业提供更为丰富的智能融资方式。发挥政府引导地位，以科技金融为推手，不断创新政府财政补贴方式、完善军民融合融资平台、鼓励社会资本进入，进行资源整合、权责界定，形成以政府、金融机构、社会资本为主体的军民融合支持体系。健全科技金融支撑军民融合发展政策体系，利用产业基金、风险价格补偿、科技银行贷款等方式，激发社会资金参与军民融合产业发展的动力，不断探索科技金融与军民融合结合方式，利用大数据、区块链等技术推动金融创新，建立军民互联网金融平台，为民参军企业提供更多的融资渠道。建立“民参军”企业政府财政专项基金，目前政府军民融合财政支持，主要为“军转民”企业提供资金需求，“民参军”企业在财政补助支持上一直处于被忽视的状态，为推进军民融合深度发展，必须保障“民参军”企业享受财政支持地位，为参军企业提供军民融合产业发展支持基金，降低参军企业的融资难度和融资成本。同时鼓励金融机构积极参与军民融合产业发展，由单一的金融服务者向参与者转变，为“民参军”企业提供融资咨询服务、持续稳定的融资服务，实现金融机构与参军企业的双赢。（三）完善创新研发机制，支持金融机构智能化。“民参军”企业产品研发符合生命周期发展理论，在不同的阶段需要不同程度的金融服务，需要公共科技金融与市场科技金融的双项服务。公共科技金融需要优化优惠政策，简化政策支持程序；市场科技金融要求金融机构不断创新金融产品，根据生命周期发展理论研发出与之相适应的金融产品，包含专属的金融借贷产品、保险产品。例如，绵阳商业银行根据本地军民融合发展实际情况，创新出“科创贷”“专利贷”“军民保”等科技金融产品，解决参军民企融资问题。传统金融机构应该利用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技术进行产品创新及管理创新，深化金融供给侧改革，增强自身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健全科技行业信用抵押体系、信用担保体系，优化征信体系，加强风控能力，完善科技金融服务基础设施建设。根据科技型企业重知识产权、轻资产的属性，创新抵押模式，建立人工智能抵押担保平台。利用参军科技型企业的专利权、商标权、股权、应收账款等方式进行质押融资，丰富参军企业抵押融资的资产范围。借鉴英美国家股权众筹科技金融创新模式，利用互联网金融平台为参军企业提供债券融资、股权融资渠道，简化企业融资程序，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为交易双方提供更为安全可靠的投融资服务（兰虹和熊雪朋，2019）。（四）完善金融服务保障机制，实施融资保障。1.完善征信机制，建立大数据信用体系。征信体系不完善、缺乏可抵押资产一直是金融机构不愿借贷给科技型企业的重要原因，需要创新征信方式，加快科技型中小企业信用体系建设。加强政府信息部门与金融机构、军工企业三方在数据共享和开发方面的合作，整合三方数据资源，打破数据孤岛。利用大数据、区块链、云计算等技术从原有信用体系数据库中进行数据挖掘提取，设立“民参军”科技型企业信用数据库，完善军民融合综合信用共享平台，建立“民参军”科技型企业信用评级机制与监管机制，对于信用值较高的参军民企可以采用信用抵押而非资产抵押的模式，同时可以为科技型民营企业融资提供信用担保服务，也能为其提供法律咨询服务，降低双方获取有效信息的成本，降低金融风险。为保证信息平台数据的真实可靠性，需要对信息的真实性进行审查，对“民参军”企业的准入资质进行严格审核，建立严格规范的信息收集制度，完善科技型企业信息披露制度，防范信息收集不规范、披露不充分引发的信用风险。2.完善金融风险防范机制。在鼓励金融创新发展的同时，要注重防范金融风险，因此在加强对军民融合金融创新支持的同时，还应利用金融科技手段加强对风险的监管。在进行风险监管之前，要针对“民参军”企业的特殊性进行综合考核，设立符合其发展的风险监管指标体系，建立差异化制度，为“民参军”科技型企业的发展提供合适的土壤。科技型军工企业参与的科技研发属于密集度较高的领域，需要适度提高对参军民企的容忍度，制定合适的监管制度，在进行风险防范的同时促进参军民营企业的发展。利用大数据技术建立多方共享数据库，进行数据挖掘整理，建立金融数据链，为金融信息传递建立安全的通道，有效防范政策风险、市场风险、金融风险。（五）建立人才保障机制。“科技金融+军民融合”人才培养是科技金融服务参军民企、解决民企参军问题的核心要素，因此从国家层面需要尽快建立科技军民融合人才培养机制，建立人才培养激励措施，实现高端人才的培养。科技军民融合人才需要对军工领域和金融领域有深入的了解，具备两个领域专业的知识储备，同时由于军工行业的特殊性，必须培养人才的保密意识及政治意识。培养科技军民融合复合型人才能够促进金融行业与军工行业之间的信息沟通与交流，针对参军民企的融资困境，能够提出更为合理的解决方案，降低因为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金融风险。

作者:熊雪朋 兰虹 许全军 单位:1.西华大学经济学院 2.天津大学材料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