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与赔钱减刑的规范化

先行赔偿是犯罪人在判决确定之前弥补被害人受损利益的方式。在中国刑事司法实践中,将先行赔偿作为认罪、悔罪的重要指标而对犯罪人从宽处罚的做法一直存在,而且就个案而言,这种做法产生的积极司法效果也得到了案件当事人和社会的认可。鉴于很多案件中被害人得不到及时救助以及单纯施予刑罚效果甚微的情形,随着近年来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提出,一些法院扩大了先行赔偿的适用范围,加大了赔偿减刑的力度,致使社会各界议论纷纷,由此加剧了公众对司法不公负面影响的忧虑。

一、恢复性司法理念

所谓恢复性司法,是以恢复原有社会秩序为目的,以对被害人、社会所受伤害的补偿为重点,兼顾对犯罪行为人改造的一种对犯罪行为作出的系统性反应。恢复性司法是直接针对传统意义上的惩罚性司法而言的。其核心内容就是动员社会的力量,吸收被害人和犯罪嫌疑人所在的社区参与到对犯罪的惩治程序中来。恢复性司法的诱人之处在于将被害人真正放到当事人的位置,通过犯罪人和被害人的和解,从根本上消除犯罪给社会各方面造成的破坏,最大限度地保护各方当事人的权利。恢复性司法的主要特征在于其恢复性。首先,恢复被损害的被害人的权益,这种恢复既包括物质上的赔偿,也包括精神上的抚慰。其次,恢复犯罪人的正常生活状态,当犯罪人的行为通过和解被受害方原谅以后,他就可能不被强制地送进监狱,避免监狱中的交叉感染,同时更有利于将犯罪人改造成一个正常的人。再者,恢复受损的社会生活正常秩序。恢复性司法的提出,是基于这样一种理念,即犯罪不仅是对国家、公共秩序的危害,更重要、更直接的是对公民个人的侵害。国家和公共利益虽然其基点是公民个人利益,但是它不能涵盖也不能代替公民个人的利益。对于犯罪的追诉和单纯的惩罚,在维护国家和公共利益方面在一定时期可能起到抑制其继续犯罪的作用,但是对于被害人的人身、财产损失,仅靠国家单纯惩罚犯罪,是难以恢复的。正因为国家和公共利益不能完全涵盖个人利益,所以恢复性司法理念主张把被害人当作刑事诉讼中的一极,让其独立于国家追诉机关,提出真正符合自己意愿的诉讼主张,既可以提出与追诉机关相同的意见,也可以提出与追诉机关不同甚至相反的意见。提高被害人的地位,相应地增加被害人的诉讼权利,发挥被害人对诉讼进程乃至案件实体结果的影响力,使刑事诉讼的价值悄悄地发生改变,从某种程度讲,不仅是为公共利益而诉,更是为个人利益而诉。这样,刑事诉讼实际上具有了民法化趋向,双方当事人即被告人和被害人可以坐下来共同商谈案件的处理结果,经过协商,被告人可以在被害人面前充分体谅被害人的心情,从而加深对自己行为的反省,这实际上起到了甚至超过了刑罚的教育挽救作用。通过协商,被害人也能因被告人的悔罪和积极赔偿而由开始的极度憎恨变为谅解,消除复仇心理,防止以恶制恶的怪圈。

二、“赔钱减刑”契合恢复性司法理念,有助于保护被害人权益

恢复性司法是一种通过恢复性程序实现恢复性后果的新处理模式,以恢复原有的社会生活秩序为目的,着重于对被害人、社会所受伤害的补偿以及对犯罪人的改造,从而达到一种无害的正义。“赔钱减刑”借鉴恢复性司法精神,最大限度地修复被犯罪侵害的社会关系,减少司法因简单化可能给社会造成的不利影响。被害人是犯罪行为的直接受害者,犯罪的发生给被害人带来最直接的损害,被害人还需承受为恢复被害前状态所需的额外费用,以及由此产生的持续精神痛苦和生活质量的下降。所以,获得损害赔偿,解决自身最实际的困难成为被害人遭受犯罪侵害之后最重要、最强烈的心理需求之一。由此,刑事损害赔偿之于被害人具有非常现实的意义。首先,先行赔偿将精神损害赔偿纳入赔偿范围,引领了被害人利益保护的全面化方向。在传统刑事司法中,由于对刑罚和赔偿强制性的本能对抗,犯罪人视受害人为完全对立的个体,犯罪人经常拒不认罪,尽力为自己辩护甚至推卸责任,精神弥补不仅没有被提上议事日程,对被害人的精神伤害反而加深了。在此背景下,犯罪人受刑使被害人产生“精神上”的满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平息被害人的愤怒,使其精神受到抚慰,但这种短暂的情感满足在帮助被害人从人格侮辱、尊严受挫、自信丧失等精神痛苦中永久解脱方面发挥的作用却是有限的。相反,许多被害人在犯罪人被判刑后,仍担心会受到同一犯罪人再次侵犯,恐惧感和焦虑感等精神痛苦加剧。先行赔偿为弥补被害人精神损害搭建了一个平台,被害人利用和犯罪人直接对话的机会,通过向犯罪人述说犯罪行为给自己带来的伤害,充分表达自己遭受侵害后的切身体会与不良影响,并适时提出精神损害补偿。而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获取从宽处罚的机会,犯罪人大都会尽量满足被害人提出的赔偿要求。同时,犯罪人主动认罪并承担责任,也可以缓解被害人的痛苦,平息其愤怒情绪,恢复其尊严和自信,最终使被害人的精神损害得到一定程度的弥补。其次,先行赔偿比责令赔偿更能使被害人得到实际的好处。就赔偿的履行方式来看,也为被害人获得充分的赔偿提供了更贴合实际的方法,即以平等、自愿为基础,双方可以就赔偿方式展开协商,结合实际损害类型及其程度,选择符合客观条件的实现方式,如犯罪人亲属代为赔偿、分期赔偿或者提供劳务弥补等。就赔偿落实来看,先行赔偿为被害人利益得到现实弥补提供了条件。先行赔偿以恢复被害人的受损利益为目的,通过法院的调停,促使加害人与被害人自愿达成赔偿协议,能够及时弥补被害人所遭受的物质损失。再者,先行赔偿对被害人地位和作用的肯定,有利于其报复情感的满足。报复情感是人类的原始本能反应之一,当这种情感无法得到发泄时,被害人很快就会将其变成现实的行动。先行赔偿对这种本能满足的关注表现为,被害人被纳入赔偿对话的机制之内,其参与权、知悉权和表达权得到充分实现,其地位在赔偿中得到肯定。同时,被害人在赔偿中的作用凸显,损害赔偿的数额、方式等内容可具体体现被害人的思想。所以,无论被害人的损害是否最终得到弥补,至少在这个过程中,他认为自己被看成具体的个体,得到了人性的关怀,不会产生被犯罪人漠视,被刑事司法或社会遗弃的想法,这种积极的精神状态有利于其愤怒情绪的良性转化以及报复情感的泯灭,有助于恢复其正常生活。

三、“赔钱减刑”的制度化思考

“赔钱可以减刑”的“可以”的限定决定了并非所有符合条件的都能得到适用。赔钱不是法定的减轻处罚的情节,钱也不可以成为减刑的交换条件。“赔钱减刑”的司法目的是既要公平、正义地惩罚犯罪行为,又要尽可能地修复被犯罪所破坏的社会秩序;既要依法办案,严格执法,又要注重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两者的统一,尽可能地保护当事人的最大权利和利益,把因犯罪造成的社会危害程度降到最小。因此,“赔钱减刑”的适用必须要有相应的制度基础、规范依据。

(一)树立以人为本量刑理念,确定“赔钱减刑”的适用对象

坚持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特征。具体到刑事法领域,就是法律要讲人性,一定要保护大众的利益特别是弱者和弱势群体的利益,淡化金钱对量刑的影响,注重被告人的真诚悔罪态度表现。按照国际上刑事和解的做法,适用“赔钱减刑”的应是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不大的犯罪人,具体包括未成年犯、主观恶性较浅,教育、改造难度不大的偶犯、初犯、过失犯以及可能被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社会危害性比较小的故意犯。但不论什么犯罪人,都强调“真诚悔罪”这个条件。罪犯悔罪,罪犯对被害人的忏悔,不仅是获得被害人谅解的前提,也是罪犯修补被破坏的社会关系,重新获得社会接受的前提。如果犯罪后真诚悔罪,可能会从轻处罚,但悔罪具有不可自证性。有些被告人亲属为了能使被告人获得从轻处罚的机会表示愿意给被害人赔偿损失,以金钱的付出来体现被告人的悔罪态度,但单纯的赔钱并不能表明被告人悔罪的真实性,被告人悔罪态度是否真实应该从被告人各方面的表现综合、全面地考察。但要淡化金钱对量刑的影响,法官应该全面调查被告人的各种表现,进而对被告人的人身危险性作出公平的评估,对案件作出公正的裁决。

(二)明确规定“赔钱减刑”的适用范围、适用条件

在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中虽可找到赔钱减刑的法律依据,但规定比较笼统和模糊,缺乏可操作性,因此,一些地方司法机关为了进一步规范赔钱减刑,出台了一些规定或内部规则。如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等四部门联合出台的《关于在刑事执法活动中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实施意见》规定:法院在审判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时,要注重充分发挥民事调解的作用,妥善化解被害方当事人与被告人之间的对立情绪;对于被告人真诚悔罪,积极履行损害赔偿义务,取得被害人谅解的,法院应当将此情形作为从轻处理的酌定情节予以考虑;对一些过失犯罪,如果犯罪嫌疑人有明显悔罪表现,并已征得被害人谅解的,法院应当将此情形作为从轻处理的酌定情节予以考虑。尽管不同法院为了规范“赔钱减刑”,以各种形式出台了适用条件或规则,但“赔钱减刑”要做到刑法面前人人平等和贯彻罪刑法定原则,国家应以法律的形式在全国范围内统一规定“赔钱减刑”的适用条件,使“赔钱减刑”真正有法可依。“赔钱减刑”原则上主要适用于经济犯罪、过失犯罪、轻伤害案件和初犯、未成年人犯罪。因为这些案件适用“赔钱减刑”不仅可以实现恢复价值和轻刑化价值取向,也基本不会挑衅民众的朴素正义观,即在民众正义观的容忍范围内。但对于犯罪手段恶劣的暴力犯罪、累犯原则上不应适用“赔钱减刑”。虽然“赔钱减刑”能够帮助被害人家属暂时度过经济困境,但对于犯罪手段恶劣的暴力犯罪、累犯适用“赔钱减刑”可能会破坏民众对法律公正价值的信仰,也不利于社会安全。

(三)明确规定“赔钱减刑”的适用程序

“赔钱减刑”的争议,说到底是关于量刑合法性、合理性和公正性的争议。因为“赔钱减刑”不仅需要面对一般刑罚裁量都需要面对的公正性问题,而且一些随时变化的情况,如犯罪人的经济状况、赔偿动机、赔偿方式和力度等将会再次增加法官的选择难度,赔偿加刑罚加大了法官裁量的空间,利益各方博弈、人性弱点和诸多不确定因素的介入就更让公众担心。因此,必须将“赔钱减刑”置于一个规范、合理的量刑程序之中,才能最大限度地调控风险,保证处理结果的公平、合理,并最终促成“赔钱减刑”的制度化形成。

1•建立犯罪人人格调查制度

“赔钱减刑”将犯罪人的主观赔偿态度、赔偿行为表现作为影响量刑的主要因素之一,极大地体现了刑罚的个别化,而表现这种个别化的情况多而复杂。如何对诸多的信息加以甄别,如何透过赔偿这一表象探究犯罪人的真正意图,如何准确揣测犯罪人的赔偿承诺并规避司法被动的风险,这就需要人格调查。通过对犯罪人的受教育程度、目前职业、经济能力、家境及其他情况进行综合的了解,确保法官量刑时心中有数。

2•赋予被害人量刑参与权

被害人的参与对量刑结果的正义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在“赔钱减刑”的司法实践中,被害人一改传统刑事司法程序中边缘化的地位,真正参与到案件的审判程序中,对量刑表达自己的意见。这是司法程序一个巨大的进步。被害人可以就犯罪对自己或者其家人在经济及精神方面造成的后果向法庭陈述,可向法院提供量刑的相关信息和建议,供法院参考。同时,法院在刑事判决书中应清晰展现定罪量刑的步骤,详明确认或否定犯罪人赔偿作用的原因及结论,这是保证“赔钱减刑”透明性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