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论通过律师规则看苏报案

【摘要】《苏报》事件的发生有着历史必然性，它是清政府上演的一幕酝酿已久的“舞台剧”，这出戏是清政府自编、自导、自演的“闹剧”，它是晚清历史的写照，无论是从政治的角度，还是从法律的角度来看，《苏报》事件对诠释晚清政治、文化、法律有着其他事件无法比拟的优越性。律师贯穿着整个《苏报》事件，他们的加入，使整个事件变得更加戏剧性，在一个不承认律师的国家却又不得不让律师代表自己进行诉讼，这对清政府来说是一个极大的讽刺。

【关键词】律师制度;《苏报》案

古代先贤的理想是使社会达到没有纷争的和谐统一，“无讼”必然是其追求的目标。孔子曰：“听讼，我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

“诉”成为了“纯官府”事，老百姓只是其中参与的一分子，不管是嫌疑人还是受害人，很少有诸如现代的权利，要做的事配合官府查清真相。在这种体制下，律师似乎是多余的。但现实中，由于文化水平低，缺乏法律知识，“诉师”这一职业便产生了。通过各种来源的资料显示，在古代，诉师往往虚构事实，颠倒是非，教唆诉讼，或串通胥吏从中牟利。有学者称：“在传统的社会里面，讼师素来受人轻贱，他们的形象……是贪婪、冷酷、狡黠、奸诈的，最善于播弄是非，颠倒黑白，捏词辨饰，渔人之利。”因此，“诉师”被冠以“诉棍”的不雅称呼，可见社会对“诉师”的蔑视。因其笔如刀刃能杀人，所以又被称为“刀笔吏”。春秋郑国的郑析替人词诉，以法以断闻名于世，但却被认为是“操两可之说，设无穷之辞”，“以是为非，以非为是，是非无度，可不可日变。所欲胜因胜，所欲罪因最。”从根本上看，这种对“讼师”品质低下的定位是由中国古代铁板一块的权力集权体制造就，并逐步灌输到了整个社会，形成了一种法制文化。在这种文化传承里，根本就不承认讼师的辩护是一种崇高的工作，更谈不上对这种辩护工作悉心呵护。说到底，就是传统文化认为权力具有至上性，不承认权力与权利之间有冲突、有矛盾，权力意识完全取代了权利意识。从职业品德来看，笔者承认古代讼师之中有害群之马，他们对于社会的确无所益处。但这并不能作为评价或否定讼师群体社会益处的依据。客观公正评价中国古代的讼师，要从辩护事业与法律程序历史发展的视野来审视。

由此清晰可见，中国古代讼师是中国辩护事业与法律程序发展史上的“先烈”，尽管为当政者所不容，也屡遭立法层面地打压，但是他们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仍得以存续与发展。这是极其悲壮的历史画卷。由于他们是中国法制发展史上尝试在权力与权利之间进行职业说理的群体，因此从一开始就具有高度危险性。尽管这一群体里不乏智慧高超者，但由于客观原因一直无法构建起有效法律程序作为“防火墙”，这些从业者付出了巨大代价。但他们的社会益处是显而易见：一是当时体现了人们的社会需求，彰显了朴素的权利意识；二是为后世人们对制度反思提供了历史基础。今人却还有人称他们是“社会赘疣”，实在令人感到悲哀！我们应当以史为鉴，莫让“先烈”的行为与努力付之。

明清时期，由于经济法的发展，人们的诉讼活动日益频繁，诉师因此也活跃起来，统治者认为社会不稳定因素中很大一部分是由于“辞诉过激”而致，而导致“辞诉过激”的助长者诉师被法律严加限制，清律规定：“凡教唆词诉，及为人作词状，增减情罪诬告人者，与犯人同罪（至死者，减一等）”，“诉师教所词诉，为害扰民，该地方官照奸棍不行查拿例，交部议处。”诉师的存在有着深刻的社会因素，不可能杜绝，看到抑制无效后，清政府试图设置“官代书人”，官代书人必须经过考试，通过录取后在官府中登记入册，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无非是想加强对诉师德控制。

起初，会审公廨只在纯属洋人，或者洋华互控的案件中明确涉诉当事人，无论是原告还是被告，都可以凭请律师，出庭辩护，或作为诉讼。后来为了方便审理，同时也为了案件当事人诉讼权利的平等，经过中外双方交涉，确立了会审公廨审理纯属中国国民之间案件时，也可以凭请律师参与辩护。这样出现了一个奇特的现象：一方面在租界外，“诉棍”被嗤之以鼻，另一方面在租界内，“律师”却堂而皇之出现在公堂上征引律例，侃侃而谈。

《苏报》案中，清政府向会审公廨起诉章炳麟、邹容等人，并聘请了两位英国律师库柏和达鲁芒德作为其人。为章、邹二人辩护的也是两名外国律师博易和琼斯。审理过程中，原告律师和被告律师多次交锋，在法庭上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原告律师代表清政府步步紧逼，被告律师据理力争，审理过程也是一波三折。

律师在庭审过程中出尽风头，这让当时中国“着实开了眼界”，律师在庭上唇枪舌辩，挥洒自如的表现让清朝的官员瞠目结舌。在苏报案第二次庭审中，代表清廷原告方以“另有交涉”为由要求延期审理，被告方表示反对，律师博易问地一针见血：“现在原告究系何人？其为政府耶？抑江苏巡抚耶？上海道台耶？本律师无从知晓。”被逼无奈之下，原告只好承认是“承旨”办理，博易冷笑道：“以堂堂中国政府乃诉私人于属下之低级法庭，而受裁判乎？”在庭审结束后，解归捕房的途中，张炳麟还不无揶揄地吟诗一首“风吹枷锁满城香，街市争看员外郎”。中国的老百姓历来是顺民，是良民，只能逆来顺受，“十恶”罪中的大不敬将侵犯皇帝人身安全和尊严的一切言行，包括盗取皇帝御用物，盗却或伪造皇帝印玺，给皇帝配药不按本方，做饭犯食禁，指责皇帝，诽谤朝廷，对皇帝使臣无礼等等。触犯任何一条都等同于犯了弥天大罪，轻者丢命，重则父母、兄弟姐妹都要受连带，在这样一个大环境下，人们诚惶诚恐得生活着，生怕哪里犯了错，招致弥天大祸。苏报案的主人公章太炎故意以“×××本纪”为题，布置学生写自传体文章，否定皇帝对“本纪”一词的垄断，公开向君主专制挑战，他甚至将皇帝承之为“小丑”。这是一个历史必然的进化，人类只会超前发展，明清开始“闭关锁国”，中国人从此活在了几百年前的模子中，“不知何为进化”，欧美列强的到来打来了国门，也打开了中国停滞多年的“进化”大门，中国人开始接受外面的事物，这一过程是个“带有惨烈味道”的过程。苏报案中律师的扮演的角色正如西方在中国“进化”过程中的作用，它是一种“全新的，超出人们想象的”新事物，虽然诉师在中国很早就存在，但他毕竟不同于西方的律师制度。

参考文献：

[1]费成康，《中国租界史》，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一版，第146页

[2]徐家力《中华民国律师制度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一版，第3页

[3]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上册，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一版，第248页

[4]张篁溪，《苏报案实录》，中国史学会编《辛亥革命》第一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一版，第38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