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剖析我国崛起的国际法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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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5世纪至今,世界范围内先后有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日本、俄罗斯、美国等扮演着大国的角色。在各大国崛起的历史帷幕中,与之相适应,国际社会先后出现了三种国际法律秩序,即:(1)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国崛起背景下的威斯特伐利亚法律秩序;(2)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等国崛起背景下的凡尔赛-华盛顿法律体系;三是俄罗斯(前苏联)、美国崛起背景下的雅尔塔法律体制。

和平崛起作为今日中国的一种国家战略、一条发展道路、一项治国理政的新理念,其内涵被科学的概定为:和平性质的崛起、依靠和平力量的崛起、为了世界和平的崛起[1]1-2。在这里,中国的和平崛起是一种在现有国际法律秩序下,既要在和平的国际法环境中崛起,又要在崛起中创设和维护新的国际法律制度。

一、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国崛起背景下的威斯特伐利亚法律秩序

(一)三十年战争与威斯特伐利亚和约

三十年战争(1618-1648)是世界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国际战争,它是欧洲中世纪各种矛盾的集体清算,也是大国崛起的必然产物。

战争以1618年捷克首都布拉格起义为开端到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缔结,历时30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是两个相互联系在一起的和平条约:奥斯纳布吕克和约(神圣罗马帝国国王及其盟国为一方,而瑞典及其盟国为另一方)和闵斯特和约(皇帝与法国及其盟国之间)。《和约》的缔结,确立了各国不论大小都享有平等的主权[2]96。和约划定的欧洲各国边界,成了后来直至法国大革命前所有的国际协定的基础,对欧洲的国际格局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二)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对国际法的发展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不仅确立了一系列新的国际法原则和制度,而且确认了国家间的有关习惯原则和制度。因此,《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奠定了国际法发展的基础,是近代国际法起源和发展的开端。[3]72

第一,《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对国际法上承认制度的确认。

众所周知,正是威斯特伐利亚和会承认了瑞士和荷兰的独立。国际法上承认的宣告说被首次明确表达出来。正如杜哈特指出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对于从政治法律上发展欧洲各国合理的新秩序以及对于开创欧洲各国的国家未来、国际法前景以及宗教未来的意义,它以法国大革命前一直起作用的欧洲基本法的形式把这个未来描述得一清二楚”。“《威斯特伐和亚和约》像一面镜子,反映出该条约所确认的国际法的早期发展的开端。”[4]285

第二,促进了国际人权法的发展。

起源于宗教分歧的三十年战争最后不得不涉及到宗教信仰问题。《闵斯特条约》第49条明确承认宗教信仰自由原则(又见《奥斯纳布吕克条约》第5条)。新教教徒因此赢得与天主教教徒相同的权利,宗教平等原则成为和约国际保证的一部分。为后来人权保护的范围从保障宗教信仰自由向保障基本人权扩展奠定了基础。同时规定,基督教各派之间的差别不应引起其民事权利与政治权利的不同;德意志议会给予犹太人应不少于给予其他居民的民事权利。

第三,外交关系法的发展。

三十年战争是宗教因素在欧洲起作用的最后一次战争。自此,宗教因素不再占据各国政治生活中的首要地位。和约对国家主权的承认,使外交活动在各国之间成为一种正当的政治活动。常驻外交使团和常驻使节开始越过陆海空疆界的限制,这对于促进国家之间的交往具有重要作用。外交关系法成为国际法的一个部门。《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规定了外交关系法发展的基本准则。

第四,确立了以国际会议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国际法律制度。

和约的签订开创了以国际会议的方式解决国际争端的先例。和约不仅重新确定了帝国内部各种势力的均势,而且涉及到帝国与各邦及其与他国边界划分、赔偿等内容复杂广泛的重大问题。对于一时不易解决的问题,和约规定了处理时应遵循的原则,如解决洛林问题的原则是:有关方面“应提交双方提名的仲裁人,或由法国和西班牙之间签订一项条约,或采取其他某些友好的办法来解决;皇帝同帝国的选侯、邦君和各邦都可以自由地采取友好干预和其他促进和谈的办法来协助和推动这一协议,而不使用武力”。对于其他问题,和约采用类似条款,要求用和平的手段解决争端,并规定对违反者应以处罚。这些条款为以和平方式特别是国际会议的方式解决国际争端提供了范例。

第五,国家主权平等原则的确立。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不仅承认所有参加国享有“领土权和统治权”,而且确认欧洲各大国不分宗教信仰和国家制度形式一律平等。

国际主权原则的确立对于近代国际法的产生至关重要,它是国际法赖以存在的基石,因为“众多主权国家同时并存、且彼此进行交往与协作而形成的各种国际关系和整个国际社会的存在”是国际法产生和发展的特定社会基础。

二、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等国崛起背景下的凡尔赛-华盛顿法律体系

(一)一战后的凡尔赛-华盛顿体制

经过一战的冲击,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大陆六强(英、德、法、俄、奥匈、意)争霸的均势已为世界范围内英、美、法、日、意等五强取代。五强之中,英法分别掌握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和陆军。法国由于占领莱茵河等战略要地在欧洲拥有战略上的优势。英国由于夺取了德国海外殖民地和前奥斯曼帝国在近东大片土地,仍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殖民帝国。与英法相比,美国要把其庞大经济力量转化为军事实力尚待时日,它基本上没有海外殖民地,对于国际事务的发言权(尤其是欧洲事务)还较有限。无疑法国是欧洲大陆最具争霸实力的大国,英国则是拥有称霸欧洲和全球的资格与实力。

凡尔赛-华盛顿体制是由凡尔赛体系和华盛顿体系组成。凡尔赛体系以《凡尔赛条约》为核心,包括对奥地利的《圣日耳曼和约》、对保加利亚的《纳伊条约》以及对匈牙利的《特里亚农条约》。《凡尔赛和约》的内容主要包括三方面:1.重划了战后欧洲,特别是中东欧国家疆界。主要战胜国在符合其自身根本利益的基础上,在处理战败国领土方面有限承认民族自决权,建立了一批民族国家。2.德国问题,它构成了凡尔赛体系的核心。《凡尔赛和约》分割了德国领土,重绘了德国版图;严格限制德国军备,并要求德国承担苛重的战争赔偿。德国的海外殖民地和势力范围,则主要由战胜国以“委任统治”的形式加以瓜分。3.建立旨在“促进国际合作,保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全球政治性国际组织———国际联盟。[5]300

一战后在远东和太平洋地区出现了英、美、日继续争夺中国和太平洋海上霸权的新局面。作为巴黎会议的继续和发展,华盛顿会议建立了一战后帝国主义列强在亚太地区新的国际法律秩序。华盛顿体系承认了英、美、法、日四国在太平洋区域内岛屿属地和领地权利;限制了列强趋于白热化的海军竞赛;协调了在远东、太平洋问题之核心中国问题上的立场。华盛顿体系的建立标志着战后大国在全球范围内基本完成了对战后列强关系的调整和对世界秩序的安排。

(二)凡尔赛-华盛顿体制对国际法的发展

凡尔赛-华盛顿体制在国际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不仅是传统意义上的和平条约,而且也是建立新世界秩序的一个国际法律制度,促进和完善了国际法的发展。

第一,明确了战争责任的法律制度。

依据《凡尔赛和约》第231条的规定,德国与其同盟国应承担从事侵略而挑起战祸的责任;而德国对于这种责任,表示接受。这从国际法上确认了德国的战争是不义之战。战败国正式地承认战争的责任,这是前所未有之事。因此,战争责任问题的明确提出,是对国际法的最大发展。此外,根据《凡尔赛和约》第227条的规定,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应当以破坏国际道德与条约神圣性的罪名,送交有关法院审判。如果该法院认为威廉二世曾经犯罪,法院便须决定他应受的惩罚。这实际规定了刑事上的惩罚,本质上已确立了一项法律原则,后来得到了1945年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的肯定。[6]315第二,发展了民族自决和保护少数民族的国际法律原则。

作为《凡尔赛和约》的结果,欧洲大体上以民族自决原则来分配领土。除了以塞尔维亚为中心而构成南斯拉夫以外,还有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及芬兰等国,都是一战后的新兴国家。至于奥匈帝国则宣告瓦解。另外,《圣日耳曼和约》、《纳伊和约》、《特里亚农和约》均规定各国负有保护少数民族的义务。而波兰、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和希腊等国及联盟之间,也有规定保护少数民族问题的条约。第三,国际联盟与国际组织法的发展。在《凡尔赛和约》中有关国际法的最重要的政治革新是国际联盟的成立。国际联盟是人类历史上国际社会组织化的第一次尝试。国际联盟是世界上第一个以维护和平与安全为宗旨的普遍性国际组织,在国际组织发展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作为一个综合性的国际组织,它涉及到政治、经济、军事、卫生、知识合作、难民救济以及社会生活的其他许多领域的国际法律制度。[7]213国联的经验和教训,对后来国际组织法的发展,尤其是联合国的建立和发展,有着直接的法律作用。

三、俄罗斯(前苏联)、美国崛起背景下的雅尔塔法律体制

(一)二战后雅尔塔法律体制的产生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反希特勒同盟国家的胜利和彻底粉碎法西斯势力而告终,它对整个世界历史进程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打破了以维持欧洲均势为中心的传统国际格局。经过战争德意彻底战败,英法也为战争的胜利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美国是“唯一因战争而变得更富有的国家”,1947年英国外交大臣贝文感慨:美国“今天正处在拿破仑战争结束时英国的地位”。[8]10-17在军事上美国建立了一支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和空军,还独家垄断原子弹。美国已取代西欧成为资本主义世界政治中心和堡垒。

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大大壮大了以苏联为代表的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势力,社会主义越出一国范围。苏联成为唯一能与美国分庭抗礼的军事政治强国。

二战后国际力量的重大变化表明:美苏已成为世界政治中两极重要支配力量。在反法西斯战争硝烟尚未散尽的时刻,美、苏、英在以雅尔塔会议为代表的一系列重要国际会议上就战后世界秩序和对战后世界政治地图划分通过了许多宣言、公告和达成各种协议,他们共同构成雅尔塔法律体制。

(二)雅尔塔体制对国际法的发展

雅尔塔体制对整个世界历史进程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在整个国际关系体系和国际法中它导致形成国际舞台上新的力量对比。此时,国际法方面所发生的本质进展在许多方面来说都是突破性的。

第一,禁止和惩治侵略的国际法律制度。

从历史来看,战前的国际法尽管也规定了禁止侵略战争,然而既没有规定有效防止战争的机制,也没有规定防止战争的集体措施,也没有规定发动和进行侵略战争的责任。以美苏为主形成的反法西斯同盟,在战争过程中就开始制订追究侵略责任、严惩反和平罪行、战争罪行和反人类罪行的规范和建立实施这些规范的机制。

1943年10月前后形成的有关决议规定,“战争罪犯及参加策划或实施纳粹之事业,致使结果造成暴行或战争罪行之人物,必须加以逮捕及交付审讯。纳粹领袖、支持纳粹之有力人物、纳粹机构及其组织中之高级官员以及危害盟国占领及其目的之任何人均应加逮捕与拘禁”。“重申要对这些战犯尽快进行公正的审判”。[9]203-206基于此,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的判决得到了联合国的承认。决议中说,联合国大会确认纽伦堡法庭宪章所承认的并在其判决中得到反映的国际法原则。决议还提出审议作为头等重要问题的这些原则的编纂工作,并把它们列入反对和平与人类安全罪行的一般法典编纂或国际刑事法典。

第二,联合国的成立与国际政治法律制度。

联合国是根据1945年在旧金山会议签订的《联合国宪章》而成立的一个世界性国际组织,是战时盟国互助合作和战后各国人民和平要求的产物。联合国的成立对于国际法的发展发生了深刻的影响。联合国据以成立的《联合国宪章》是一个独特的国际法律文件。宪章是一个普遍性条约。它的参加国几乎囊括了世界上所有国家,因而其普遍性也是前所未有的。世界各国普通参加的条约,其本身就构成了普遍接受的国际法的一部分。更为重要的是宪章的内容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当代国际法的重要部分。宪章所规定的联合国的宗旨和原则,不但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赞同和支持。而且由于它们涉及到国际关系中的根本问题,毫无疑问已构成了当代国际法的基本原则。此外,宪章第6章关于“争端之和平解决”的规定,第9章关于“国际经济及社会合作”的规定和第11章所包含的“关于非自治领土之宣言”,在60多年来的国际关系中,在政治、经济、社会和非殖民化各方面都起了相当的作用。同时,这些规定随着国际关系的发展也得到进一步的充实和完善。

第三,布雷顿森林体系与国际经济法律制度。

在20世纪后半叶的50年中,关贸总协定和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被认为是支撑世界经贸和金融格局的三大支柱。这三大支柱实际上都肇自于1944年召开的布雷顿森林会议。关税总协定作为布雷顿森林会议的补充,连同布雷顿森林会议通过的各项协定,统称为“布雷顿森林体系”,即以外汇自由化、资本自由化和贸易自由化为主要内容的多边经济制度[10]113。

由布雷顿森林会议诞生的机构———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贸易组织(关贸总协定)在全球贸易和金融格局中发挥着至为关键的作用,成为调整战后国际经济关系的重要国际经济法律制度。

四、中国和平崛起面临的国际法环境

纵观大国崛起的历史变迁和国际法发展的历程,我们清楚的认识到:任何大国的崛起都具有时空性,大国崛起既要打破原有的国际法律秩序,又要创造有利于维护自身利益与发展的国际法律新秩序。中国的和平崛起处于全球一体化的新时代,我们既要在和平的国际法律秩序中崛起,又要在崛起中创设新的国际法律秩序。

首先,中国必须遵循和依靠国际社会现有的国际法律规范实现自身的崛起。三十年战争(1618-1648)后,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立的一系列新的国际法原则和制度,奠定了国际法发展的基础,是近代国际法起源和发展的开端。一战后,通过《圣日耳曼和约》、《纳伊条约》、《特里亚农条约》、《凡尔赛条约》和《华盛顿条约》等一系列国际条约建立起来的凡尔赛-华盛顿法律体系在国际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不仅是传统意义上的和平条约,而且也是建立新世界秩序的一个国际法律制度,促进和完善了国际法的发展。二战后,雅尔塔法律体制对整个世界历史进程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它使国际法发生了本质性的突破性发展。此后,在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下,又形成了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为主的国际海洋法律制度;以《外层空间条约》、《营救协定》、《责任公约》、《月球协定》为主要内容的国际空间法律制度。从而使现今的人类活动在国际法的有效规范下有序进行,为人类的和平发展与社会的全面进步提供了良好的法律环境。

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政治、经济、文化事业的发展和一切社会成果的取得,在一定程度上都离不开人类发展进程中形成的国际法环境。今天,中国的和平崛起只能是在现有国际法环境中的崛起,这既是历史的经验,更是中国的明智选择。离开了现今的国际法环境,中国的发展将失去应有的国际空间,和平崛起将失去应得的国际保障。

其次,中国的和平崛起必然要改造滞后于时代的已有国际法规则。

中国的发展不仅要尊重和遵守已有的国际法规范,同时中国应还积极参与国际法的制定和改造。这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中国积极参与国际组织,成为国际组织宪章及其行动的参与者和执行者。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已参加的国际组织达130多个,主要的国际组织都有中国的参加,这充分反映了中国在现今国际机制中的积极性和主导地位。另一方面是中国频繁参与国际多边条约的缔结,成为有关国际法规范的直接制定者和监督者。到2007年底,中国已加入的多边性国际条约达300多件,这充分说明了中国的国际立法者地位。

中国的和平崛起需要中国有效利用已有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实力,特别是国际法规则的制定者和执行者的有利条件来制定和维护有利于世界和平与中国和平崛起的国际法律制度。就当前情况而言,首要的任务是改造那些滞后于时代需求的国际法规则。尤其是国际政治与国际经济领域那些反映发达国家意志,明显不利于广大发展中国家和世界经济发展与人类共同进步的原则和规范。在国际政治法律制度方面,应坚持主权原则、加强国际合作、建立多极世界、坚持新安全观,建立互信、平等、公平、协作的国际政治机制,突出的表现是以联合国的改革来推动新的国际政治法律制度的建立[11]18。在国际经济法律机制方面,应面对经济全球化和全球经济安全的现实,改革不公平待遇,增加对发展中国家尤其是贫困国家的援助,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建立面向全人类共同富裕、可持续发展的国际经济新秩序[12]5。

此外,要对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国家豁免、国家责任、司法协助、人权保护、海洋与环境、反恐与安全等重点问题进行研究,进一步改进和完善国际法律秩序,建立新的合理的国际法规范。

最后,和平崛起的中国必将创造更趋和谐的国际法环境。

中国的和平崛起是国际和平的主要力量和重大贡献。和平崛起的中国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实力的增强和社会发展的全面进步,必将使中国的国际地位与国际威望进一步增强,其国际立法者和执法者的地位也将日益彰显,因而和平崛起的中国必将推进和谐世界的国际法制建设。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国际经济关系的变化要求国际法扩大其内容。因为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越来越繁多而复杂,经济因素越来越渗透于国际法之中,国际经济关系越来越多地牵涉到国际法问题[13]3。特别重要的,还有科学技术对国际法的影响。在这种影响下,一些传统的国际法部门改变了,一些新的国际法部门产生了,如基因技术的国际法律制度、环境与贸易等。此外,还有国际环境法、国际水道、南北极法律问题、艾滋病、恐怖主义等等,也都将成为国际法中的独立部门。可以预见,随着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国际法的新部门将越来越多[14]20。

国际法的任何一个新部门的发展和法律制度的建设,都将离不开和平崛起的中国。因此,和平崛起的中国必将是和谐世界国际法律规范的倡导者、推进者和制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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