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中国碳排放权法律综述

本文作者：吴迪潘静工作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中共中央党校研究生院

建设生态文明，促进节能减排是我国“十二五”时期所面临的一个重要战略课题。减少和控制二氧化碳排放是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重点。要实现减少和控制二氧化碳排放的目的，建立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是一个有效的途径。“十二五”规划指出，要“探索建立低碳产品标准、标识和认证制度，建立完善温室气体排放统计核算制度，逐步建立碳排放交易市场。推进低碳试点示范”。去年9月，国务院的《“十二五”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中明确将“开展碳排放交易试点，建立自愿减排机制，推进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作为推广节能减排的重要市场化机制，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开始进入实质性阶段［1］。

建设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作为一个新的国家战略安排，必须通过各种法律法规的制定和实施才能得以确立，走低碳发展道路，制度创新是关键，法治建设是保障。首先，应当明确碳排放权交易法律制度的基本规则。根据国内外实践经验，碳排放权交易是指国家设定一个允许排放的含碳温室气体污染物的总额限制，向被纳入到交易机制的公司或工业部门授予一定数额的配额，以此作为排放该数额污染物的权利，分配到各公司或工业部门的许可之和不得超过总额限制。若企业通过技术革新等手段实现实际排放量小于分配到的排放许可量，该企业则可以将剩余的排放权拿到排放市场上进行交易以获取利润；反之，企业就必须到市场上去购买排放权，否则，超过许可量的排放将会受到管理部门的重罚［2］。其次，应当厘清碳排放权交易法律制度中的基本法律行为。法治建设的核心就是以法的形式对人的行为进行规范，以“行为规范”为主线，碳排放权交易法律制度的构建方能切合实际、有的放矢。碳排放权交易法律制度中的法律行为至少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第一，行政行为。相关行政主管部门为保证交易符合国际和国内的法律规定，保障交易双方的权益所进行的行政许可、行政指导和监测监督行为，是碳排放权交易机制的基础；第二，市场中介行为。排放权交易的中介机构为交易双方提供排放权配额的供需信息、为交易创造和提供便利条件的行为，是保证排放权交易成功的必不可少的环节；第三，买卖行为。交易主体基于意思自治而进行的买卖富余排放权配额的行为，是排放权交易体系中的主要法律行为，它决定碳排放权交易的法律性质；第四，碳排放评价行为。由独立的核证主体对排放主体减排后的碳排放进行的定期的独立审评和事后确定，使减排量获得公信力的行为是维持碳排放权交易市场长期稳定运行的重要保障［3］。围绕对上述四个法律行为的规范，在保证法律稳定性的前提下，采取循序渐进方式建立碳排放权交易法律制度，需要重点注意以下五个方面的问题：

1．解决碳排放权交易合法性问题

碳排放权交易在一定程度上即指含碳温室气体排放行政许可的转让，承认这种行为的合法性是构建碳排放权交易法律制度的前置性条件。目前我国基本法律体系中并没有对这种行为的合法性作出明确规定。我国《行政许可法》第九条规定，行政许可不能转让；第十二条规定了涉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特殊行业、生态环境保护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可以设定行政许可的事项，但并没有规定行政许可能否交易。因此碳排放权及碳排放权交易作为一种新生事物，因其自身所具有的特殊性，事实上对我国现有法律体系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突破［4］。从维护我国法律体系的稳定性和协调性出发，对碳排放权交易的法律规制应该采取渐进的立法形式，在现有《清洁发展机制项目运行管理办法》的基础上，鼓励各试点地区积极制定地方性的《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以2010年9月出台的《重庆市主要污染物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办法》为例，该规章就明确规定排污权以排污指标进行交易，并对交易主体及条件、交易方式及程序和交易管理及职责作出了具体规定［5］。待各项条件成熟之后，国家再以专门立法形式制定《碳排放权交易法》对含碳温室气体的排放许可、分配、交易、管理，交易双方的权利义务、法律责任等详加规定，并在《环境保护法》中明确增加碳排放权及碳排放权交易制度，将其作为我国一项环境基本法律制度加以确定。

2．建立具体的总量控制机制

总量控制机制和碳排放许可制度的构建是政府行政行为的主要内容，也是碳排放权交易法律制度的基石。从权利属性上看，碳排放权作为交易品实质上是以1吨二氧化碳当量为单位的排放配额。如果没有排放总量控制的约束，企业就会不受限制地向大气层排放二氧化碳，免费使用全球性“公共资源”。只有在排放总量控制的约束下二氧化碳排放权才成为稀缺资源，才具有商品属性，从而可发生交易活动。将二氧化碳排放权这一全球性公共物品使用权转化成为可以在碳市场上交易的私权，交易主体必须先获得碳排放权。我国现行的环境法律体系中没有专门的有关总量控制具体实施的统一法规，只是一些零星的条文，如我国的《大气污染防治法》第3条和第15条中提到了总量控制这一概念，但对排放总量控制的目标、总量设计、总量分布、监测和核查、适用程序等都没有具体的规定。《“十二五”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以行政命令的形式，对“十二五”期间各地区化学需氧量、氨氮排放总量、二氧化硫排放总量、氮氧化物排放总量规定了总量控制计划，而为保证总量控制计划形成应有的长效机制，对碳排放总量控制立法还应当及时跟进。可以考虑制定《碳排放总量控制管理办法》，由专门行政机关制定国家排放总量，并采取一定方式、程序进行分配；对确定总量控制目标、总量统计制度、统计对象行业和种类、总量监测核查制度等作出专门规定，以保证总量控制指标的全面落实。

3．建立统一的碳排放许可制度

交易主体获得碳排放权的主要方式就是由相关行政主管部门依法以颁发碳排放许可证的形式予以确认，碳排放许可制度是与总量控制机制相配套的重要制度［6］。我国目前也没有专门的统一法规对碳排放许可制度进行规范。现有的排污许可证制度主要针对水污染防治且可操作性不强，已经落后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水污染防治法》仅明确了“国家实行排污许可制度”的原则性规定，缺乏可操作的法律规定，各地排污许可证发放范围、发放程序以及监管机制等方面不尽统一，对无证排污行为的处罚力度不够，法律实施的效果大打折扣。江苏省2011年10月1日起正式实施的《江苏省排放水污染物许可证管理办法》（下简称《办法》）以地方性规章的形式为碳排放许可制度的立法做出了积极的探索。《办法》中对于申领排污证、持证单位需遵守的规则以及要承担的法律责任都有明确的规定，具有可操作性。《办法》还将有偿使用和以交易方式获得排污指标，作为排污许可证申领的前置条件；并就有偿取得排污指标的收回、回购等事项作了特别规定，强调了排污许可与排污指标有偿使用和交易制度在法规上的有效衔接，从而为推进全省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提供了政策法规依据。在总结地方经验的基础上，国家应当加快《排污许可证管理条例》的立法进程，为碳排放许可制度提供统一的具体规范。

4．完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基本法律制度

碳排放权交易中的市场中介行为和买卖行为主要体现在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运行之中。应建立一系列基本制度和交易规则，保障整个碳排放交易市场的自由、公平交易：主体资格审查制度。环保部门要对交易双方主体资格进行认定，加强对出售指标者的环境监测和监督。参与碳排放权交易的企业，只有完成减排指标之后的剩余部分才能卖，不能完成的必须买。设立“门槛”性质的事前预防机制，不能达到法定减排要求的新排放源，则没有购买资格。交易登记结算制度。碳排放权申报登记、指标登记和指标交易登记，是分配碳排放指标的基础，也是政府监测碳排放权及其变化情况的基本途径。碳排放权交易登记要求交易双方当事人都应在环保部门指定的系统内建立一个账户，所有的交易活动都要通过账户进行。因此，有必要建立统一的账户管理系统和信息系统，以全面及时了解碳排放权的持有、交易等情况。碳排放报告制度。按照总量控制计划的设计，所有的排污指标持有者都应提交一份年度报告，详细、如实地报告其排污指标的变化情况。例如，多少指标用于内部减排，多少指标用于交易，多少指标储存备用等。为防止利用碳排放权交易违规套利，必须报告与碳排放权交易有关的受益人及其相关信息。碳排放交易监管制度。监管制度是碳排放交易市场的“稳压器”。应制定一系列的信息披露、报告和核查、法律责任等制度，对于在碳排放交易中出具虚假排放数据和资质证明、违规操作恶意套利、破坏市场正常运行秩序等违法行为依法追究相关当事人的法律责任。

5．建立科学的碳排放评价机制

碳排放评价机制是建设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基础保障性法律制度，是经济发展与节能减排的双重需要。当前，地方试点为我国碳排放评价机制的建立积累了大量值得参考的经验。以2011年9月武汉市的《温室气体（GHG）排放量化、核查、报告和改进的实施指南》为例，该标准直接引用了有关国际标准的术语、概念和技术方法，细化了碳排放量化、核查、报告的具体要求，增加了有关数据质量和保证数据可靠性的采集、管理要求条款，强化了核查结果的利用和政府采信，并提出了温室气体的减排改进要求，从而成为了国内第一个碳核查标准，填补了我国在温室气体排放的核查、报告和改进方面实施指导标准的空白。建立科学的碳排放评价机制可以从以下思路着手：首先，制定指导原则和框架规范，创建与国际接轨的科学机制和体系；其次，明确评价对象行业，按照逐步推进原则对能源、建筑、钢铁、化工、建材、交通、废弃物处理、农业、林业、服务行业等，逐步建立各行业碳减排标准和认证体系，先行试点再全面展开；最后，需要培养一批有资质的碳减排认证机构，充分发挥第三方独立机构在碳减排认证中参与、策划和测量的主体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