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播组织权制度向网络环境的延伸

摘要：融媒体时代，传统广播组织权制度向网络环境延伸面临重重阻碍。从WIPO版权与相关权常设委员会最新发展动向及我国广播组织权制度的发展趋势来看，我国广播组织“转播权”的相关规定不必完全参照国际标准，因而在《著作权法修订草案（送审稿）》中扩张了广播组织转播权的范围，提出了专有权的设权模式，使得传统广播组织“转播权”向网络环境延伸具有相当的可行性。同时，我国相关广播主体的政策限制与《著作权法》私法规范的路径并行不悖，赋予网络广播组织邻接权保护与行政规制不存在明显冲突，不排除将利用计算机网络传输节目信号且符合实体要件的网络广播组织纳入广播组织范畴，以适应融媒体时代的发展需求。

关键词：广播组织权；媒体融合；网络转播；广播组织；利益冲突

2014年媒体融合成为国家发展战略以来，我国媒介融合进程和数字媒体产业飞速发展。网络技术和新媒体的广泛应用，迫使传统广播组织权制度在权利主体、内容和客体上向网络环境延伸。作为数字化时代背景下媒体发展的最新趋势，媒体融合经历了微视频报道、VLOG、VR和AR报道、人工智能合成主播等多种信息传播的关键性阶段。2019年8月，首款获得中国5G终端电信设备进网许可证的华为手机正式开售，也就是说，媒体融合即将迎来5G移动通信技术的突破性应用，这无疑是对传统广播组织权制度的新一轮冲击。在媒体融合已上升为国家战略的当前，融媒体时代下广播组织权制度应如何向网络环境延伸，值得深入探讨。

一、媒体融合与传统广播组织权制度的冲撞

由于当今时代的媒体融合是信息内容、技术应用、平台终端和管理手段互通互融的深度融合，因此，媒体融合在推动信息传播的过程中对广播组织权制度具有极强的渗透力，其权利主体、内容和客体都在媒体融合的进程中发生着主动或者被动的变化。依据《传媒蓝皮书：中国传媒产业发展报告2019》显示的数据，网络视听行业市场规模在2018年第一次超过广播电视广告，这是中国网络视听行业的历史性时刻，同时以字节跳动为代表的互联网新势力崛起，5G传媒应用潜能巨大，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在加速融合的进程中分化也越来越明显。在数字经济、网络空间、5G、人工智能的技术冲击下，广播组织权向网络环境的延伸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权利扩张与限制之间的撕裂。（一）广播组织权制度向网络环境扩张阻碍重重。互联网传播技术广泛应用于广播领域，成为媒体融合时代公众获取信息的重要来源。对传统广播而言，网络广播是广播发展的产物，弥补了传统广播的不足之处。然而，由于网络广播的迅猛发展，产生于20世纪初的广播组织权制度一次次面临挑战，融媒体浪潮下网络广播组织将何去何从，网络广播中的网络转播行为是否属于广播组织权制度中“转播权”的调整范畴，是当前我国《著作权法》修订和WIPO版权与相关权常设委员会（下称“SCCR”）极为关注的问题。1．流媒体技术下网络转播行为难以规制媒体融合的实现依赖于数字流媒体技术的运用，使得数字化的信息可以跨越传播媒介进行无障碍流转，对网络广播技术的产生具有奠基作用。网络广播可以细分为重播、转播、点播和网络同步广播等多种形式，而一旦利用互联网实时传递广播信息变得简单起来，网络盗播行为便悄然登场，因此网络转播行为与广播组织“转播权”的关系变得值得探讨。依据我国现行《著作权法》第45条的规定①，广播组织权利人对其播放的广播、电视有权禁止他人转播，而随着互联网宽带业务的增加，在线网络成为普遍的信息获取渠道，大量用户摈弃传统的广播、电视而通过网络实时观看电视节目。例如，时下进行得如火如荼的足球世界杯比赛，该赛事的原始信号是由瑞士的苏黎世进行电视转播，转播权再通过足联下设的电视部门负责授权给世界各国的广播组织，将球赛呈献给各国观众，那么此时互联网网站在收到电视节目信号后未经授权而通过互联网进行同步转播的行为是否受广播组织权规制呢？我国现行著作权法中广播组织权的规定深受《罗马公约》的影响，而《罗马公约》是以20世纪初期“无线电广播”为背景制定的，因而它在广播组织权规定中只涉及到“无线电广播”，而没有“有线广播”“数字广播”和“网络广播”的相关内容。同时《罗马公约》中的转播也仅限于同时广播的情境[1]，即《罗马公约》中的“转播权”无法涵盖网络转播[2]。此外，将作为邻接权的广播组织权中的“转播”与著作权人广播权中的“转播”进行对比，我国《著作权法》第十条第二款第（十一项）规定了著作权人的广播权②，其中转播权也仅限于以有线传播或转播的方式进行的广播作品传播。由于该条款主要是借鉴20世纪70年代《伯尔尼公约》的，而彼时互联网还没有出现，因而可以认定广播权中的“转播”也无法规制当前的网络转播行为[3]。而依据邻接权保护水平不能超过著作权的基本原理，可以认定广播组织权中的“转播”无法涵盖网络转播行为[4]。2．网络广播组织身份不明就广播组织权的权利主体而言，结合《罗马公约》的时代背景，“广播组织”只能是“无线广播组织”，这在我国《著作权法》中规定为“广播电台、电视台”。结合《广播电视管理条例》的规定，可以认为，我国仅“无线”和“有线”广播组织可以作为广播组织权的主体，而不包括“网络广播组织”；同时，我国对广播电台、电视台的设立实行行政审批制度，单纯的网络广播组织难以获得许可。此外，2001年我国修改著作权法时，赋予了表演者和录音录像制作者“信息网络传播权”，但并没有将此项权利赋予广播组织，同时也没有兜底条款穷尽其权利范畴[5]。在SCCR集合各国讨论和意见中提出的有关广播组织权保护的最新法律文本《WIPO保护广播组织条约草案》（以下简称《条约草案》）（SCCR/15/2）和我国已加入的有关邻接权的国际互联网条约WPPT中，网络环境，尤其是融媒体背景下广播组织权制度的相关内容也较为模糊[6]。此外，在SCCR会议中就网络广播组织能否纳入广播组织范畴这一问题存在巨大的分歧，网络信息技术水平较高的发达国家与网络信息技术水平有限的发展中国家对此难以达成统一，而与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一样，我国尚无明确的法律依据能够对网络广播组织提供保护。（二）广播组织权与社会公益和其他权利冲突加剧。广播组织权制度在媒体融合冲击下主动或被动向网络环境延伸，一方面，为网络广播组织和传统广播组织的网络转播行为提供了生长的土壤，另一方面也对包括著作权在内的其他权利主体产生了冲击，尤其阻碍了互联网时代公众的信息获取权利和创作者的著作权利的实现，以致广播组织权在向网络环境延伸，利益冲突化解机制却没有同步匹配。1．广播组织权与公共利益的冲突今年2月，在中央政治局就全媒体时代和媒体融合发展集体学习时强调，要“推动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做大做强主流舆论”。信息传播的政策性导向，决定了广播组织权制度的设计不仅关系到广播组织本身，更是与公共利益衡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2020年第1期的保护密不可分。互联网是目前社会公众获得信息的重要渠道，广播组织在整个信息传播格局中具有显著的公益地位，因而广播组织权的制度设计及权利扩张应当以公共利益为基准。媒体融合背景下，个人对视听节目的复制与下载、传播与共享的能力得到空前的提升，而广播组织权利范围越大，满足大众自由获取信息的需求以及促进社会文化繁荣发展的公共领域就越窄，广播组织权制度向网络环境的扩张日益模糊了个人合理使用的界限和公共领域的范畴[7]。同时，广播组织广泛运用的技术保护措施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合理使用的范围，为阻碍网络盗播的泛滥，技术保护措施被广泛运用，访问控制和使用控制措施在给广播组织权带来全方位保护的同时，使得普遍公众接受广播电视信息都需获得广播组织的许可，不仅会极大地扩大交易成本，还将影响公众的信息获得权。2．广播组织网络转播权与著作权的冲撞广播组织权是以对作品的传播为存在基础，其权利的设定必然影响着著作权的内容，保护范围和效力也不应超越著作权范畴。是否承认传统广播组织的网络转播权，将对作者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和获取报酬权等权利产生巨大影响。2018年我国网络视听行业市场规模首次超过广播电视广告，其中网络转播权在实现作品经济利益过程中发挥了主导作用。为避免信息传播者与创作者双方的权利交叉，我国著作权法第45条采用了禁止性设权模式，一方面迫使网络转播产业在实践中自发形成以合同方式向广播组织请求信号转播的行业习惯，巨额的许可费与广播组织权的实质扩张加剧了与著作权的冲突；另一方面也不可避免地出现重复维权的资源浪费，广播组织基于法定的禁止权与著作权人基于对作品的著作财产权，针对同一盗播行为可能招致成百上千个维权主体，不仅司法裁判工作量巨大，裁判结果也难以统一[8]。

二、应否将网络转播权赋予传统广播组织

针对当前我国广播组织权制度无法应对日益复杂的网络环境这一现状，从我国当前法律逻辑体系、立法政策和利益衡量等角度分析可以发现，赋予我国传统广播组织网络转播权不存在明显的冲突或不利后果，传统广播组织“转播权”向网络环境延伸具有相当的可行性和必要性。（一）“转播权”的规定不应完全参照国际标准。兴起于19世纪80年代的知识产权国际制度，是国际经济、文化和贸易等领域中的一种法律秩序。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目前已经形成了与TRIPS协定要求基本一致的著作权制度[9]。通过缔结、修改有关国际条约，确立和规范知识产权保护的基本原则、最低要求和一般要求仅仅是知识产权保护的基础和前提，因为国际层面的协定往往是各国利益平衡和妥协的结果，而绝非长远的持平状态，因此，我国知识产权制度还应当与国际国内新形势发展需求相一致，同时需要根据自身经济社会发展现状进行调整。从当前有关广播组织权的国际公约的相关规定来看，《罗马公约》和TRIPS协定均未适应当信息技术发展水平，远落后于国际层面的立法潮流[10]。2017年10月，SCCR在第三十五届会议中了《数字环境对2006年至2016年期间通过的版权立法的影响范围界定研究》这一研究报告，目的是查明成员国在2006年至2016年间为使其版权立法适应数字环境而遵循的总体趋势和策略。报告显示，“大多数成员国都通过了应对数字环境挑战的条款，不论是为了涵盖诸如计算机程序、数据库和数字权利管理这样的技术要素，还是为了涵盖数字环境下的复制权和向公众提供的权利，以及限制与例外，包括临时复制”，同时“54%的成员国（51个）颁布了规定，着眼于数字环境修改了向公众传播的权利和/或向公众提供的权利”③。显然，在相关国际条约对数字网络环境下新型传播方式和传播手段熟视无睹的情况下，相当一部分国家和地区已经开始主动适应新的传播格局以求顺应时展的步伐。就SCCR近年来历次会议的文件来看，专家委员会就广播组织享有网络转播权基本达成了共识，因为《罗马公约》的最低要求早已不符合当前国际立法潮流。在2017年SCCR第三十四届会议中专家委员会通过的报告显示，委员会已经表达了一些在线广播相关服务范围尤其是联播和追看电视服务的保护意愿，但明确排除纯视频点播服务；同时，案文首次包含了第三次传输的定义，将保护扩展到同步和近同步传输，但该定义依然需要委员会的进一步意见；特别是关于转播的定义，新案文也作出了进一步的完善，删去了关于“转播”的备选方案之一[11]，将转播对象以“载有节目的信号广播”来表示，而不限于有线或无线广播④。直至2019年第三十八届会议，SCCR基本沿用该观点，并批准了相关报告草案，因而在我国当前广播转播体系较为完备，播送能力与发达国家距离进一步缩小的情况下，若仍适用《罗马公约》下的最低保护标准，则对我国网络环境下广播电视业务的保护和新型转播手段的规制都是不利的。（二）《著作权法修订草案（送审稿）》扩张了广播组织转播权的范围。依据前文所述邻接权保护水平不能超越著作权的基本原理，基于我国现行《著作权法》中著作权人的“广播权”无法涵盖网络转播行为，因而司法实践中对广播组织权中的“网络转播”往往无能为力，因此，要解决这一问题，就要改变当前“广播权”的权利范畴。随着《著作权法》的修订，可以在《著作权法修订草案（送审稿）》中以“播放权”替代“广播权”，用于规制以任何技术手段实施的非交互式传播，从而为广播组织转播权适用于互联网环境清除了障碍[12]。《著作权法修订草案（送审稿）》沿用第二稿的规定，在第13条第3款第6项和第7项规定“播放权”和“信息网络传播权”⑤，分别适用于非交互式和交互式传播，即播放权中的“转播”涵盖任何形式的非交互传播，包括通过互联网进行的有线或无线转播[13]。相应地，广播组织权转播权中的“转播”也应扩张至包括通过互联网进行的有线或无线转播，同时符合技术中立的要求。（三）专有权模式下各方利益冲突或将得到缓解。随着著作权法第三次修订工作的开展，《著作权法修订草案（送审稿）》第42条⑥首次将广播组织权以专有权模式予以规定，使之拥有将广播信号授权给其他平台同步播出的专有权，这与SCCR《广播组织条约草案》中的规定同步。在这样的专有权模式下，一方面，广播组织对信号传播付出的劳动价值得以保障，便于广播组织与著作权人之间通过法定许可等途径展开利益分配；另一方面制度的激励也进一步强化了广播组织的信号传播的热情，进而有效满足社会公众对网络转播电视和节目的消费需求和互联网平台对信号转播的商业需求[14]，最终使广播组织者与社会公众、著作权人和其他传播者的利益与需求达到相当的平衡。

三、应否将网络广播组织纳入广播组织主体范畴

我国《著作法》之所以对传统广播组织予以邻接权保护，目的在于保护广播组织对载有节目信号的节目进行编排和时间安排上的付出及相应广播设备等方面的投资，而网络传播不同于传统信息传播方式，具有信息量大、传播速度快、传播手法多样、传播主体广泛等特点，并且互联网时代每个网民都可能从事网络广播，单纯的网络广播无论是否有内容编排，在设备投资上都是远不及传统广播组织的，这也是反对将网络广播组织纳入广播组织范畴的主要原因[15]。但随着互联网业务的普及，传统广播组织也开始利用互联网开展广播业务，此时该广播组织不仅是对节目进行编排付出和投资的传统广播组织，同时也是网络广播组织，其利用网络进行传输时形成的网络数据流，能否作为网络广播信号受广播组织权保护值得探究。（一）SCCR广播组织界定中未排除具有实体的网络广播组织。通过近30年的努力，SCCR在《条约草案》的基础上提出一系列议案，对广播组织权制度中“广播”“转播”的定义和广播组织权保护的客体、权利范畴等问题基本达成共识，在对“广播组织”的界定上和对网络广播组织的定位上，SC-CR也已达成初步共识，即不排除将利用计算机网络传输节目信号且符合实体要件的网络广播组织纳入广播组织范畴。依据2017年SCCR在第三十五届会议主持编拟的《经修订的关于定义、保护对象、所授权利以及其他问题的合并案文》（以下简称《合并案文》）中对“广播组织”的界定⑦，基于“广播”的定义仍然难以确定，因而案文仍然采用一个备选方案，将有线广播组织作为备选，但案文中删除了之前版本中“计算机网络传输不被视为广播”的提案，而将第30届会议编拟的《合并案文》中有关计算机网络传输的谅解纳入定义，即仅通过计算机网络发送其载有节目的信号的实体不属于“广播组织”，同时删除先前版本中“不论播送采用何种技术”这一要件，以消除计算机网络传输技术也可以作为广播技术之一从而一律认可网络广播组织的歧义[16]。此外，SCCR第三十四届会议委员会的报告也对此进行了澄清：“通过数字传输提供服务的广播和可能的有线广播组织将受到其他实体的保护。换句话说，与传统广播无关的非线性服务将不受保护，如纯视频点播服务”⑧。在2019年SCCR第三十八届会议中，委员会还商定向产权组织大会提出建议：考虑到SCCR最近几届会议取得的稳步进展，产权组织大会以期在2020-2021两年期召开一次关于通过保护广播组织条约的外交会议，前提是成员国在SCCR上就具体范围、保护对象和所授权利等基本问题达成共识⑨。据此，当前SCCR就广播组织的界定为成员国提供了如下路径：首先，任何广播组织都应满足“主动”和“负有编辑责任”的要件，其中包括但不限于对节目的组合和时间安排；其次，计算机网络传输只是一种信号传输技术，若被满足前述条件的广播组织运用，则可以作为网络信号而受保护，此时的广播主体便可以称为网络广播组织而纳入广播组织范畴[17]；反之，若计算机网络传输技术被不符合前述要件、以非主动进行编排和时间安排的方式进行利用以传送节目的、无法对节目承担法律和编辑责任的个人或其他实体，则尽管运用了网络技术，也无法称之为网络广播组织，更不可能纳入广播组织范畴受邻接权保护。（二）广播主体的政策限制与私法规范路径并行不悖。尽管上述国际条约的解释为网络广播组织纳入广播组织提供了《著作权法》上的合理路径，但当前我国网络广播组织合法化面临的最大阻碍是国家的行政监管和政策限制，突出表现为我国广播电台、电视台设立的行政审批制度以及当前信息传播领域业务拆分的政策要求，因此，我国网络广播组织身份的认定要在私法规范与行政规制的平衡寻找突破口。SCCR在2019年第三十八届会议编拟的《合并文案》中增加了关于“广播组织”定义的议定声明，即“在本条约中，广播组织的定义不影响缔约方用于广播活动的国内监管框架”。我国《著作权法》仅规定广播组织为广播电台、电视台，且没有相关的定义，而在《广播电视管理条例》中进行了规定，且仅赋予相关行政部门设立广播电台、电视台的权限⑩。因而有观点认为，网络广播组织既非通过“有线或无线方式”播放节目，又难以取得行政许可，自然无法纳入广播组织范畴，这显然是将民事主体概念与行政规制中的市场准入规则混为一谈。结合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著作权法》保护的“广播组织”应当是对载有节目信号的节目进行编排和时间安排上的付出且进行的投资的民事主体，不应以行政审批为要件。而《广播电视管理条例》作为行政法规，其对广播电台、电视台的定义和设立要求是行政法上政府监管和市场准入的体现[18]。就像违禁作品的著作权保护问题，作品自创作完成之日便受著作权法保护的同时要面临国家对作品的出版、传播依法进行监督管理，当作品的出版传播违法宪法和法律或者与公共利益相冲突时，私权的行使必然要附以公法上的限制。同理，包括网络广播组织在内的任何广播组织，只要对节目进行合理编排和时间安排，对节目信号播送负有法律和编辑责任，即受著作权法保护，而未经行政审批并非其不受邻接权保护的理由，毕竟传统广播组织也存在未经审批的可能，即著作权法对广播组织的民事赋权和行政法上的监管和审批是相互并行不悖的两条路径，赋予网络广播邻接权主体地位不应受行政规制的阻碍。此外，基于市场监管的需要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考量，我国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对各类视听业务进行了拆分和限制。近年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出台系列文件⑪，对从事交互式网络电视（IPTV）传输服务、集成播控服务、互联网电视（OTT）传输的主体准入条件、业务类别、传输网络和接收终端等进行拆分，例如电信运营商不可从事公网业务，直播、回看业务仅限IPTV，禁止OTT从事直播和回看业务，但抛开政策限制，不同广播主体间的业务范畴不仅存在交叉部分，在业务内容上相同也都是可以实现的。网络广播组织或传统广播组织超出自身业务范畴进行节目传播当然构成违法，但也并非是其不受邻接权保护的理由[19]。对网络广播组织的相关政策限制实际上是市场利益分配和维护公共利益的需要，体现的是一个国家的立法价值取向。SCCR在关于广播组织定义的议定声明中也明确表明成员国可以规定国内监管框架，国内监管体系与SCCR关于广播组织的定义不会发生冲突⑫。网络广播组织在行政审批和业务领域上面临重重关卡，是市场监管秩序的合理体现，但这不应成为其不受私法规范保护的理由[20]。我们认为，利用计算机网络传输节目信号且符合实体要件的网络广播组织应当纳入广播组织范畴，有必要通过《著作权法》的修订将广播组织权利内容延伸至网络环境，与《广播电视管理条例》中的相关规定划清界限。

四、结语

广播组织权制度作为著作权保护体系中的先进理念之一，正随着融媒体、信息网络技术的变革和著作权内容的拓展不断丰富和完善。在媒体融合浪潮下，我国著作权法正面临第三次修订，这也是广播组织权制度改革的重要机遇。要想真正从制度设计上完善广播组织权制度，必须充分掌握SCCR等国际组织最新发展动向，同时结合我国融媒体时代新闻传播领域国内实际，在国家监管和政策限制中寻找私法规范的平衡，平衡各方利益，实现广播组织权制度保护公共利益的根本价值和核心追求。在具体内容的完善上，著作权法的修订不得不顺应广播组织权向网络环境延伸的必然趋势，从权利内容上明确传统广播组织转播权的范围，从权利主体上明晰网络广播组织的法律地位，从法律责任角度重新定义“广播组织”，为融媒体时代广播组织向网络环境的延伸提供现实路径。

作者:杨尹佩 单位:中南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