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德育发展研究论文

”时期和改革开放二十年四个时期，进行了梳理。重点介绍了改革开放二十年来大学德育研究的丰硕成果。这些主要成果包括：关于大学德育对象的研究；关于大学德育的功能及社会价值研究；关于大学德育的实践过程研究；关于大学德育学科建设的研究等。这些研究推动了大学德育工作的加强和德育学科建设。文章最后对面向21世纪的大学德育研究进行了前瞻性展望。

建国50年来，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大学德育工作。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广大德育工作者对大学德育工作展开了研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门科学的地位得以确认。围绕大学德育、德育工作者开展了深入、系统的研究，探索其内在规律，从而加强了德育工作，加速了德育队伍建设，促进了教育改革，推动了德育学科建设。

一、建国五十年来，大学德育研究的基本情况

（一）建国初期的大学德育研究

从共和国成立到1956年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7年时间里，我国高等教育顺利地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教育到社会主义教育的转变。这一时期，大学教育面临改造旧教育、创造新教育的双重任务。这一时期大学德育研究的特点是：党和政府有组织地进行研究探索；大学德育功能得到较好发挥，德育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

这一阶段，大学德育研究和德育工作取得的主要成果是，在总结、继承和发扬老解放区学校教育的优良传统的基础上，确立了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方针和大学德育的任务、内容。这具体表现在：

确立大学德育的基本任务。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确定建国初期大学德育的基本任务是：彻底肃清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思想，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世界观、努力提高学生的思想文化素质。

清除国民党反动的政治教育，确立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课在学校德育中的地位。根据政务院的有关规定，决定在大学取消“国民党党义”和“军事训练”等反动课程，开设《新民主主义论》、《政治经济学》、《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三门马列主义公共必修课。

组织学生参加各项社会政治运动，在实践中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如组织高校师生员工积极参加、抗美援朝、三反、五反等，结合这些政治运动，在高校师生中进行了一次集中的思想改造运动。这一运动由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在北大师生中首先发起，教育部决定先在京、津进行试点，取得经验后，向全国推广。

按照“三好”的要求开展大学德育工作。1953年6月30日，在接见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成员时提出：“青年团要照顾青年的特点，……青年人和成年人不同，女青年和男青年也不同，不照顾这些特点，就会脱离群众。”[1]他号召全国青年要做到：“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从此，高等学校把实现“三好”作为大学生的奋斗目标，把开展“三好”活动，评选三好学生，作为学校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途径和方法。

开展共产主义道德教育，抵制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蚀。面对资产阶级腐蚀青少年的严酷事实，中央多次发文，要求在全国青少年中开展群众性道德教育运动，使青年学生认识到自己不是生活在“红色保险箱”里，而是处于被争夺的“拉锯箱”中。

强调教师对学生的全面发展负责，把思想政治教育与专业知识教学紧密结合起来。高等教育部在《1954年的工作总结和1955年的工作要点》中明确提出，应树立教师对学生全面发展负责的思想，通过课堂讲授及各教学环节、课外辅导、教学实习、生产实习、个别谈话和课外活动等方式，每个教师都应有向学生进行文化科学和道德品质教育的责任。

（二）十年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大学德育研究

1956年～1966年，史称十年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也是我国积极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大学德育研究的特点是：在党和政府组织研究的同时，部分学者和德育工作者开始对大学德育中的一些问题进行探索；大学德育在为国家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人才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由于党在指导思想上出现的“左”的错误，导致大学德育出现了许多失误和挫折，大学德育经历了曲折发展的过程。

这一时期，党和政府在总结、研究教育规律，反思教育失误的过程中，提出了一系列大学德育的正确原则、途径和方法。

1957年2月，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明确提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他要求青年学生“在思想上要有所进步，政治上也要有所进步，这就需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时事政治。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他还说，对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各个部门都要负责任。共产党应该管，青年团应该管，政府主管部门应该管，学校的校长、教师更应该管。”[2]对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的论述，对德育的地位与作用、德育的领导与管理的论述，是对建国以来我国德育思想的重大发展，是社会主义大学德育的重要理论基础。

1958年1月，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提出了又红又专的问题。他说：“红与专、政治与业务的关系，是两个对立物的统一。一定要批判不问政治的倾向。一方面要反对空头政治家，另一方面要反对迷失方向的实际家。”“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统一，这是毫无疑义的，年年如此，永远如此。这就是又红又专。”[3]这同样是十分重要的德育思想。

1958年9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强调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要求在所有学校中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治教育和思想教育，培养学生的阶级观点，群众观点、集体观点、劳动观点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这对大学德育的目标和内容作出了明确规定。

1959年6月17日，中共中央批转共青团中央《关于对学生进行政治教育中几个问题的报告》。该报告在对大学德育工作中的问题进行深刻反思之后，提出了改进学校思想政治工作的4点意见：一是学校工作以教学为中心，思想工作应当有利于教学工作的进行，有利于在学生中造成认真读书、刻苦钻研的风气，不能事事搞运动，天天搞运动，而应当经常地进行深入细致的思想教育工作；二是要善于运用各种思想工作阵地、多方面地对学生进行教育；三是要具体分析，区别对待，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在进行教育的时候坚持说服的方法，不能采取简单粗暴的压服办法；四是要注意在学校中造成民主的、自由争论的风气，培养学生敢想敢说敢干，勇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精神。高等学校贯彻以上指示精神后，德育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初步得到纠正。

1961年9月15日，《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简称《高教六十条》）经中共中央批准试行。《条例》对高等学校政治教育的任务、内容、原则、方向等问题，都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强调指出，凡属人民内部的问题，都应根据团结—批评—团结的原则，采取民主的方法，和风细雨的方法，自我教育的方法来解决。

与此同时，部分学者和德育工作者对大学德育开始进行研究。这些研究主要是为解决德育工作中的问题，提高德育工作的效果来展开的。1956年，林枫在“八大”的书面发言中，强调要正确贯彻全面发展的方针，注意学生的个性发展。这一期间，《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北京日报》等报刊发表了部分关于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研究的论文。这些文章提出：“高等学校思想政治工作的主要对象是教师和学生，不论对教师或学生，都应当从他们的实际情况出发，根据他们的不同特点去进行工作。”“思想政治工作和别的工作一样，应该从多数人的思想实际出发，照顾到少数人的觉悟水平。”“任何事物都有它的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我们对人对事不应该只看到消极的一面，而应该更多地看到积极的一面。”[4]“放手发动组织各种自愿结合的社团。现在的社团全部由团组织发起，或是全校性的或是全系全班性的，往往不能满足学生更多样的要求。我认为可以让学生根据爱好采取自由结合的办法组织社团。”“指导学生个人活动和独立生活的能力，从平凡生活里寻找不平凡的乐趣，在琐细的生活里培养优良的情操和高尚的理想。”[5]这些论述都是很有见地的。

这一时期，大学德育工作有其自身的特点。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以提高学生的社会主义觉悟为德育的中心任务，强调政治教育。一是把阶级和阶级斗争教育作为德育的重要内容，大力强化学生的阶级斗争意识；二是用政治统帅德育的一切工作；三是经常组织师生参加社会主义教育活动和社会政治运动。

第二，组织学生参加经常性生产劳动，促进其思想革命化。在这一时期，生产劳动比任何时候都更受重视。

第三，广泛开展榜样教育，以英雄精神激励青少年一代。这一时期，学校广泛、深入、持久地宣传一系列的典型英雄集体和英雄人物：一是各条战线涌现出来的英雄人物，如为祖国创业而吃苦耐劳的“大庆人”和“北大荒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雷锋、王杰、欧阳海式的战士；“心中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自己”的焦裕禄式的共产党员；“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董加耕、邢燕子、侯隽等知识青年。二是青少年的楷模，如刘文学、草原英雄小姐妹等。三是电影、戏剧、文学作品中的革命者，如卓娅和舒拉、牛虻、保尔·柯察金、江姐、许云峰等，他们的思想和人格都深深地影响着五六十年代的青少年。应该指出的是，在那一时期众多的榜样教育中，学习雷锋的活动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久，产生的影响最深。

十年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学校德育工作收到了较好的成效，积累了有益的经验。但由于当时的学校德育受到特定时期政治、经济的影响，其发展带有明显的历史局限性。其主要表现是：

第一，当时的大学德育主要强调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而把政治又仅仅理解为“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因而造成德育与政治教育成了同义语，只突出了德育的政治功能，而忽视了德育的经济功能、文化功能、个性发展功能等。同时，把学校德育工作与社会政治运动混为一体，德育围着形势转，来什么运动就搞什么教育，政治泛化混淆了道德问题、心理问题与政治问题的界线，给大学生的身心发展带来了某些方面的伤害。

第二，片面强调集体主义教育而忽视学生的个性培养。强调个体的一切要溶化于集体之中，个人的需要，个人的自由发展，个人的性格，个人的权益，个人的自主意识，个人的感情和欲望通通被视为个人主义的东西。在道德教育上，提倡做革命的“驯服工具”、“螺丝钉”。

第三，在教育方式上，采用群众运动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对有缺点、错误的学生采用鸣放、辩论、出大字报专栏等方式，实质上形成了批判、斗争，对一些学生的感情及其后来的成长与发展产生了伤害。

（三）“”期间大学德育遭到严重破坏

从1966年5月到1976年10月的“”，是一场给党和国家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中，大学德育受到灾难性破坏无论从指导思想上还是在工作方针和方法上，都存在严重的“左”倾错误。、反革命集团在高等学校推行极“左”路线，全面否定建国以来大学德育的优良传统，取消系统的政治理论课和正常的思想政治教育，利用青年学生的单纯和热情，鼓吹“停课闹革命”，“踢开党委闹革命”，用大批判开路，煽动红卫兵起来冲击党政军机关，打击革命干部和群众。在所谓“斗、批、改”的幌子下，全面破坏党的教育方针，篡改大学的培养目标，把大学生培养成为“头上长角，身上长刺”，“敢于斗走资派”的所谓战士。这一时期，高等学校党的组织被冲垮，思想政治工作机构和队伍彻底瘫痪，大学德育受到严重破坏，其教训是十分深刻的。在此期间，、邓小平批判极“左”思潮，整顿教育，大学德育曾出现过两次转机。尽管这两次转机都好景不长，但仍然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特别是对粉碎“”以后大学德育的研究和工作，有很大的启发作用。

（四）改革开放二十年的大学德育研究

1976年10月粉碎“”以后，我国经过拨乱反正，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大学德育研究的特点是：党和政府推动研究与广大德育工作者自觉主动探索相结合；将思想政治教育和大学德育当作一门科学来研究；大学德育研究，无论在理论建设方面，还是在实践探索方面，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

在这一历史时期，党和政府对大学德育工作十分重视，了一系列的文件和指示。在1978年3月18日和4月22日分别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和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邓小平作了重要讲话，大大推进了高校德育工作的拨乱反正。1978年12月22日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确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果断地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了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决策。从此，大学德育工作也同党的其他工作一样，进入了全面发展的新时期。1979年3月，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提出，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1983年10月1日，

邓小平给北京景山学校题词：“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此后，邓小平作出“学校应该永远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要教育全国人民做到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等一系列指示。同时，中共中央颁布了《关于改进和加强高等学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决定》、《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学校德育工作的若干意见》等文件。在学习、贯彻邓小平同志指示和中央文件精神的过程中，在对大学德育探索的基础上，提出并确立大学德育是一门科学。

最早提出要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发展及其优良传统的是邓小平。他于1978年6月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这次全军政治工作会议要着重解决什么问题？从部队存在的问题和实际情况来看，最重要的，就是要研究和解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怎样恢复和发扬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提高我军战斗力的问题。”1981年夏季，教育部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会议。会议正式宣布，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门科学，并号召广大教育工作者认真总结经验，探索规律，逐步把这门科学建立起来。同年10月，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少年研究所在昆明召开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即大学德育科学研究规划会议，会议不仅制订了大学德育科学研究的规划，还明确提出要“组织起来，开展研究”。1984年底，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家教委的领导下，在上海正式成立了中国高等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会，制订了1985—1990年的科学研究规划，会后开始出版会刊《思想教育研究》。从此，在我国高等教育战线上，掀起了一个研究大学德育，实现大学德育科学化，建设大学德育学的热潮。

为什么在这一时期提出德育科学化的问题？这是因为：

第一，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的环境、任务、对象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大学德育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新要求。正如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曾德林1984年12月在全国高等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会成立大会上讲话中指出的：“我们过去的思想政治工作，基本上是沿袭五十年代的方法，继承老解放区的一些传统。当时的主要任务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并要清除解放前长期留下来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动思想影响，要对广大青年进行马列主义的启蒙教育。而现在，全国人民的思想觉悟有了较大提高，敌对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加上处在开放的环境和世界新的技术革命浪潮中，就必然不能完全袭用老办法，而应当研究新的观点和做法。过去的全局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思想政治工作为政治运动服务，而现在则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搞‘四化’，翻两番，思想政治工作要服从、服务于这个中心，对思想政治教育的要求当然也应当有所变化，我们的教育方针是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建设者和劳动者，从我党今后的总任务和总目标来看，这样的表述似乎也不行了。现在我们要通过教育（包括思想政治教育），大力培养青年的进取精神和创造精神。只有这样，他们才能适应和担当起新时期的总任务和总目标的重任。”[6]“八十年代的大学生，与五六十年代的大学生相比，有许多新特点。五十年代的大学生对党抱有很纯朴的信念和感情，但眼界不宽，对社会主义实践中的许多问题也缺乏认识，现在的大学生接触的信息增多，思想活跃，喜欢独立思考，迫切要求祖国实现四个现代化，成为社会主义强国；但是，一方面十年混乱的余毒对他们的影响还未完全肃清，另一方面他们对广泛接触的国内外各种信息和思潮缺乏分析能力。面对这样的对象，思想政治教育应当如何做，需要很好地进行研究。”[7]

第二，德育工作有它自身的规律，只有遵循规律，工作才能取得成效。任何事物，任何工作都有它自身的规律。大学生思想、心理特点及其发展变化的规律，思想品德形成的规律，大学德育过程的规律，大学德育实践的规律，等等，都十分复杂。80年代初，在关于思想政治教育是否是一门科学的讨论中，北京师范学院的王殿卿提出：研究一个人的牙齿都是科学，研究一个人的丰富的精神世界却不算科学，这太没有道理。这种比较，很有说服力。总结我们建国以来的大学德育工作，凡出现偏差，造成失误，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违背了德育工作的规律，德育工作往往从社会意志、长官意志和个人的主观臆断出发。

第三，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社会科学的繁荣，为德育科学化提供了良好的条件。由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确立，社会科学得以迅速发展。长期被打入冷宫的社会学、心理学得以恢复，经济学、法学、伦理学、教育学研究大力开展。这些学科的发展，为大学德育研究提供了条件。

20年来，广大德育工作者围绕新时期大学德育的目标、规格、地位和作用，学校德育和社会的关系，学校德育和人的发展，大学生的心理、思想特点及其发展变化的规律，大学德育过程的客观规律，大学德育的任务、内容、途径和方法，大学德育队伍建设，大学生思想品德考评，大学德育科学管理，国内外大学德育比较，中国优秀传统道德，德育科学研究方法，中国德育史，大学德育学科建设等一系列问题，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共1000多篇，出版著作、教材500多本，有力地推进了大学德育的实践。

二、改革开放二十年来大学德育研究取得的丰硕成果

（一）关于大学德育对象的研究

围绕大学德育的对象——大学生这个特殊青年群体的思想、政治、道德、心理、生活方式的状况及其形成、发展变化的特点与规律，国内外各种社会思潮对大学生的影响，大学各种思想行为“热点”以及学潮与政治风波等方面的问题，对大学生进行了集中的、综合的、纵向跟踪和滚动研究。

在研究中碰到的第一个问题是怎样正确认识大学生群体。“”以后，在拨乱反正的过程中，一方面，大学生思想活跃，重视学习，对社会问题十分关注，另一方面，部分学生对四项基本原则产生动摇，出现信仰、信心、信任危机，致使问题丛生。198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少年研究所组织人员对大学生进行了一次全面调查，得出了“大学生主流是好的，问题是严重的，责任不在青年”[8]的结论，得到大家认可。有学者进而提出，大学生的基本社会特点在政治、思想和道德方面的表现是：具有感受时代精神的敏锐性，参与社会生活的积极性，群体成员的互动性和内部结构层次的复杂性。[9]

学者们对大学生的心理以及价值观、人生观、政治观的状况和特点，进行了长期、深入的调查研究。北京师范大学章志光教授将大学生的心理特点归纳为：“需要的高层性和自我实现的困惑，思维的开放式和认知、信息冲突的增多，情感的深化与情绪的两极波动。”在对价值观、人生观、政治观的研究中，学者们提出要把握两点：一是大学生的价值观、人生观、政治观具有多样性和选择性；二是其主流是积极向上的。特别是在转型时期，大学生的价值观复杂而不成熟，承续着长辈传来的文化与价值，又在自身的实践中把这个时代新的文化与价值纳入到自己的价值结构中，充满矛盾与烦恼，因而急需正确引导。

对大学生在从一年级到毕业的各个学习阶段特点的研究中，华中理工大学提出，应抓好大学生的“两个过渡”，即从中学到大学为第一个过渡，从大学到社会为第二个过渡。刘献君教授提出，在“第一个过渡”中要解决好大学生面临的4对矛盾：目标失落与确立，自我冲突与认同，理论困惑与选择，学习依赖与主动。”[10]

人的发展既有连续性，又有阶段性，学者们对大学生阶段发展特点进行了研究，提出了“人的发展的阶段性规律，人格的结构性发展规律，青年成长的自觉能动性规律”，并提出，大学阶段是大学生人生观发展的关键时期。

王殿卿教授等对改革开放20年来，大学生经历的成才热，改革热，参政议政热、经商热、休闲热、出国热等进行了追踪研究，探索大学生思想发展变化的脉络和轨迹，从而进一步探索了大学德育的社会适应性问题。学者们提出：“大学德育只有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才能保证德育对象能够具有当代社会所倡导的政治信念、价值观念、道德规范和行为方式，才能保证大学生个体社会化得以圆满完成。”[11]

（二）关于大学德育的功能及社会价值研究

围绕大学德育的功能及其社会价值，对大学德育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在稳定、维护社会主义秩序和制度，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和平演变，在培养和造就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以及它在高等教育整体中的首要地位等方面，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

在对大学德育的社会价值研究中，学者们从大学德育与人的价值、大学德育与精神文明建设、大学德育的经济价值、政治价值等方面进行了探索。

第一，大学德育能够提高、扩展人的价值。孙喜亭教授在研究中提出，大学德育对人的发展的价值在于“提高、扩展人的价值，在于使人活得更有意义，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他的创造才能，更有人的尊严，人格更高尚，意识到自我存在的意义。德育最高的价值应是使人的内心达到‘至善’。”[12]

第二，大学德育本身体现着精神文明的程度，同时，它也是选择、传递和发展精神文明成果的手段和途径。实践表明，通过大学德育，不仅能使学生的精神面貌发生深刻的变化，而且对改变社会风气也能产生积极的影响。学者们认为，自80年代以来，清华大学学生提出过“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的口号，北京大学学生提出过“振兴中华”的口号；涌现出第四军医大学学生张华舍身救农民和华山救险英雄群体等先进事迹；大批学生走向社会，开展咨询、为民服务、把知识献给人民等活动，不仅使大学生自身受到了教育，也为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发挥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第三，劳动者的素质是发展生产力、推动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教育部副部长周远清同志提出，人的素质包括思想道德素质、专业素质、文化素质、身心素质，其中思想道德素质是根本，文化素质是基础。由此可见，德育对经济发展可以产生重要影响。

第四，教育具有阶级性，大学德育的政治价值任何时候都不可忽视。因而，强调要确立大学德育的首要地位。1989年在国庆40周年的讲话中，针对淡化和取消德育所造成的“最大失误”，再次强调指出：“各级各类学校不仅要建立完备的文化知识传授体系，而且要把德育放在首位，确立正确的政治方向。”这体现了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学校德育的高度重视。对于德育首要地位，学者们从不同角度进行了研究，认为，把德育放在首位，就是要从办学指导思想上确立社会主义政治方向。把“德育放在首位”，与“以教学为主”是两个不同角度和层次的概念。前者在政治方向上规范办学思想和行为，强调培养学生的政治思想素质。后者是在学校时间和空间上，规定了教学的地位和价值，强调学生要把在校的主要精力和大部分时间用于学习科学文化知识。把德育放在首要地位，是一种教育思想，它是教育客观规律的体现。有意或无意地违背这一教育规律，都要付出历史的代价。

学者们还对大学德育的主导地位、功能、作用，大学德育地位的历史演变等进行了研究。有的学者提出，大学德育具有灌输、塑造、矫正、保证四个功能。有的学者提出，大学德育在大学生思想品德形成中的作用是：正确导向的作用，促进转化的作用，合理的建构作用，优化环境的作用。有的学者认为，新形势下大学德育地位的走向是：坚持德育为经济建设服务的宗旨，建立服务型德育；树立大德育观念，建立渗透式德育；坚持高校德育相对独立的实体地位，实现德育工作科学化。[13]

（三）关于大学德育的实践过程研究

围绕大学德育的实践过程，对大学德育的目标、规格与素质，大学德育的内容层次与结构，大学德育过程的多种途径与方法，大学德育的领导体制、机构设置、队伍建设以及考核与评估等方面，进行了大量有实践价值的探索。

培养什么人的问题是德育工作的根本问题。大学德育目标，对选择大学德育的内容，实现大学德育的任务，具有不容忽视的指导意义。学者们认真考察了建国以来大学德育目标的确立与发展过程，从中探寻确立德育目标的基本原则，主要有：先进性原则、时代性原则、层次性原则、相对稳定性原则。在此基础上，学者们进一步提出，要站在历史的高度，确立跨世纪人才培养的德育目标：坚持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作为大学德育目标的理论基础；必须强调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目标的统一性、一致性；注重培养大学生的现代观念和超前意识；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80年代初，德育工作者开始探索大学德育过程的规律。1981年，刘献君发表《大学德育过程初探》一文，提出大学德育过程自身的特点为：大学德育过程突出了自我教育过程；大学德育过程是与专业教育密切结合的过程；大学德育过程必须重视社会影响过程。1985年，高金发的文章，从大学德育过程与社会环境的关系，大学德育过程与智育过程的关系，大学德育过程中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关系三个方面，对大学德育过程作了初步探讨。此后，学者们从各个角度，对德育过程作了比较深入的探索。

在研究建国以来大学德育内容的历史发展，科学总结实施德育内容的基本经验的基础上，学者们在构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需要的德育内容体系时提出：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教育是社会主义大学德育的灵魂；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是大学德育的主旋律；理想和人生观教育是大学德育内容的精髓；民主与法纪教育是大学德育的重要组成部分；道德教育是大学德育的基础内容。理论研究推动了大学德育内容向深度和广度发展：一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的改进和思想品德课的开设；二是在大学生中开展文化素质教育，特别是强调学习优秀传统文化和开展社会实践活动。

此外，德育工作者和研究者对德育系统工程、校园文化建设、大学生人格发展、环境中偶然因素的影响、大学德育考评、德育队伍建设等诸多方面进行了认真研究。

（四）关于大学德育的学科建设研究

围绕大学德育的学科建设，对大学德育学科的基本范畴、基本理论和规律，对大学德育的历史发展以及国内外大学德育的比较等方面，进行了比较系统、深入的研究。

20年来，大学德育工作者和研究者，对大学德育学科建设进行了认真的探索。1986年，李景先、肖约之、李庆善主编的《大学德育概论》，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作为哲学社会科学“六五”期间国家重点项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少年研究所组织全国部分学者，历经三年时间，在研究探索的基础上撰写的。该书对大学德育科学的学科特性，大学德育的社会本质、作用、对象、原则、内容、方法等进行了研究，提出了一些有见地的观点。

1988年，王殿卿教授撰写的《大学德育学》问世。1993年，他再著《新编大学德育学》。这两本书是作者在总结10多年来高校德育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上，深入研究后写成的，是我国大学德育学的代表作。该书对大学德育观、大学德育的理论基础以及大学德育的价值、规律、对象、规格、内容、原则等进行了论述，提出了很多独到的见解。此后，又有多本有关大学德育学的论著问世，进一步丰富了大学德育学科建设。

国家教育部在部分高等学校设立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推动了大学德育的学科建设。1984年教育部连续发出3个文件，在一部分高等学校设立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开办本科、第二学士学位班、大专起点本科班。1987年5月29日，中共中央《关于改进和加强高等学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决定》要求有关院校在办好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基础上，“创造条件培养这方面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为造就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的专门人才开辟一条新路”。到目前为止，全国已有60多所院校开办了思想政治教育专业，20多所院校获得这个专业的硕士学位授予权。这些院校为国家输送了数千名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毕业生，使大学德育师资队伍不断壮大，素质不断提高。1996年，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正式批准，在北京和武汉首批建立了两个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博士点。

大学德育研究的丰硕成果推动了德育工作的加强和德育学科的建设。20年来，大学德育的研究，为党和政府制订相应的决策提供了部分依据，推动了教育改革和发展，加强了大学德育工作，加速了大学德育队伍的成长和建设。

1.推动了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

大学德育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大学德育离不开对整个高等教育的研究，同时，大学德育的研究者大多在教育第一线，他们在对德育的研究过程中提出的一些观点和思路，有力地推动了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

早在80年代初，德育研究工作者开始提出学生个性发展，自我教育，受教育者在教育系统中的“客体—主体”地位，培养学生的创造精神，提高大学生的素质等问题。谈松华发表在《上海高教研究》1985年第1期上的《新技术革命挑战与大学生思想教育的改革》一文指出：“培养全面发展的创造型人才应该成为大学生思想教育的中心任务。”新技术革命对人口素质的影响，表现在“精神文化方面，生产小型化，传播工具的非群体化，使社会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趋于多样化，势必影响人的心理和性格，人与人之间在统一性的前提下，呈现更大的差异性。因此，人的个性的发展既是社会前进的要求，也是信息社会的重要特征之一。”“我们培养的大学生要能迎接世界新技术革命的挑战，担当起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历史重任，就不能墨守成规，因循守旧，而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敢于探索，勇于实践，大胆改革，开拓前进。”有的学者在80年代后期，在对大学毕业生进行系统调查之后提出，“大学，主要是培养人的综合素质。”这些对推动教育观念的转变，建立新的教育模式，产生了较大作用。例如，树立新学生观，进行创新教育、素质教育的教育观，建立“师生共同学习、双向交流”的教育模式，“学生主动参与、师生平等对话”的咨询性教育模式，家庭、学校、社会相结合的教育系统工程等。

近几年在高校影响很大的文化素质教育，首先也是德育工作者提出来的。在新的形势下，如何加强大学德育工作，学者们认为，要从文化素质抓起。正如邓小平在80年代初所提出来的：“现在这么多青年人犯罪，无法无天，没有顾忌，一个原因是文化素质太低。”[14]青年人历史感、道德感、社会责任感的提高，要有丰富的人文底蕴，人的成长，需要各方面知识的启迪、支撑；人文教育能使学生的情感获得陶冶，思想产生升华，因而人文教育拓宽了德育视野。同时，以文化素质教育为突破口，带动了高校整个课程体系改革和教学改革。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华中理工大学、北京科技大学等已建立新的课程体系。现在，文化素质教育已在各个高校推开。1998年11月，在教育部高等学校文化素质教育指导委员会成立大会上，周远清副部长明确提出，今后大学文化素质教育的任务是：提高大学生的文化素质，提高教师的文化素养，提高大学自身的文化品位。

2.加强了大学德育工作。

20年来，党中央召开了两次全会，讨论精神文明建设，并作出相应的决议。同时，了一系列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德育工作的文件，为德育工作指明了方向，规范了内容。这些决议、文件的形成和制订，广泛吸收了德育工作者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成果。例如，培养社会主义“四有”新人的要求，思想政治工作的指导方针，务实求效、尊重人、开放性、层次性、继承与创新的原则，民主、责任制、科学管理、“工程建设”、自我批评与教育、言传身教的工作方法等。

“两课”是德育的主阵地、主渠道。其中，思想品德课程是德育工作者在研究和工作中创立的。1980年，大连理工大学的庄青在学校党委支持下，首先在学校开设了“思想修养课”。以后，北京、上海、江苏、湖北等地也不定期地开设了这一课程。1982年10月，教育部发出《关于在高等学校逐步开设共产主义思想品德课程的通知》，从此，思想品德课在各高等学校广泛开设，成为对学生有计划地进行理想、道德、人生观教育的一门课程。1984年9月，教育部在总结各校开课经验的基础上，正式发出《关于高等学校开设共产主义思想品德课的若干规定》，对课程的任务、内容、教学原则、师资队伍和体制作出了具体规定。思想政治教育课程的开设，有效地对学生进行了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对促进大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在德育内容方面，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课中，增加了邓小平理论概论和思想概论，加上原来开课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完整体系，明确了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为大学德育的主旋律，加强了道德教育、法纪教育和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从而大大开拓了教育内容的广度和深度。

在对大学生思想形成规律、德育过程规律研究的基础上，在德育途径上有不少创新，突出表现在开展校园文化建设，开展社会实践活动和心理咨询方面。

学者们对校园文化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涂又光教授提出“泡菜”理论，认为，泡菜水的味道，决定泡出来的白菜、萝卜的味道；一个学校的校园文化决定其学生的精神风貌和性格特征。这十分形象地说明了校园文化的重要性。校园文化作为大学德育的重要载体，可以使有形教育向无形教育转化，有意识教育向无意识教育转化，外在教育向自我教育转化。王军在《校园文化的历史回顾、现状与对策》一文中指出，“伴随着中国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那股波澜壮阔的‘文化热’，在中国高等教育的编年史上，‘校园文化’，于1986年首次提出，校园文化建设的热潮也随之兴起。校园文化建设激发人们从文化意义上去构建校园的物质环境和精神氛围，并从文化的高度把握和统帅各种校园现象。校园文化是指依托并通过高校这个载体来反映和传播各种文化现象，是社会主体文化的亚文化，是社会的变化作用于学生的中介。它作为社会文化的一部分，从诞生开始就发挥着一般文化的共同职能，即通过一定的物质环境和精神氛围，使生活在其中的每个成员都有意无意地在思想观念、心理因素、行为准则、价值取向等方面与现实文化发生认同，从而实现对人的精神、心灵、性格的塑造。”他在分析了校园文化的现状后提出，要“加强校园物质环境的建设”，“重视校园精神文化的建设”，“加强个人与集体意识的培养”。学者们还从各个不同角度对校园文化进行了研究。现在，多数高校都开始重视校园文化建设。

社会实践活动是以大学生为主体的一种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社会实践活动具有社会灌输、事实疏导、自我教育、自觉服务等德育功能。李学谦在《嘹望》1991年第28期发表的《高校社会实践活动十年》一文中指出，社会实践活动是“不可替代的教育形式”，是“思想教育的有效途径”，是“提高业务素质的课堂”。加强社会实践活动要遵循教育的规律，“把握特色，精心指导”。华中理工大学已将社会实践纳入教学计划，并从1997级学生开始，开设《社会调查方法》必修课，将实地社会调查和实践作为课程的重要环节，使大学生在社会实践中不断成熟起来。

心理咨询作为大学德育的一种新的运作方式，已经进入越来越多的高校，并在实践中愈来愈显示其生命力。这是因为，“健康稳定的心理状态，是形成良好政治、道德品质的基础”，“开展心理咨询是现实给我们提出的严肃课题”，“与其他教育形式相比，咨询教育有其自身的特点——咨询教育中，咨询者与咨询对象处于完全平等的地位；在教育信息传递方法上，咨询教育是从被教育者到教育者，从个体到社会，体现了个体对社会的主动适应；咨询教育解决的是个体的个别性问题，重视个性的千差万别。”[15]现在，各地的心理咨询所、心理咨询中心纷纷建立，全国已有许多高校创建了咨询服务机构。

建立大德育体系，也是德育工作中研究比较多的问题。学者们认为，在学校内部，建立大德育体系要“全方位考察，使德育的空间结构层次具有协调性”；“全过程考察，使德育时间演化具有有序性，使德育工作从学生入学到毕业首尾衔接，承前启后，协调发展”；“全员参与，把德育工作作为全体人员的职责，注重加强全员育人意识，使德育具有整体性，合力育人。”学者们进而提出，要面向社会，实现高校德育过程社会化。

在德育研究和实践的过程中，还创造了很多新的途径、方法，这里不一一列举。总之，所有这些研究成果，加强了德育工作，使德育工作逐渐取得了实效。

3.加速了大学德育队伍的成长和建设。

德育科学研究的开展，德育课程的开设，德育学科、专业的建立，大大加速了大学德育队伍的成长和建设。朱新均在《二十年高校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回顾》一文中指出，高等学校中从事党务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专职人员，同其他专业人员一样，都属于高校教师队伍的一部分。1987年，《中共中央关于改进和加强高等学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决定》作出明确规定，从事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专职人员，是教师队伍的组成部分，应列入教师编制，实行教师职务聘任制。《决定》规定了思想政治教育在学校教育中的应有地位，受到了高校广大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热烈拥护，进一步激发了他们的工作热情。”[16]

“为适应新的历史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的需要，教育部（原国家教委）从1984年开始在部分高校设置思想政治教育专业，采取正规化的方法培养大学生、本科生和第二学士生等各种规格的思想政治工作专门人才。到1998年为止，全国共有70所高校设置了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形成了从本科生到博士生的专业教育体系。培养了大批高校和社会急需的高素质人才。从1989年开始，原国家教委陆续选派200余名优秀思想政治教育骨干，以访问学者身份到国外进修或作短期考察，增进对国外情况的了解，吸收和借鉴国外的有益经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队伍的素质不断优化，工作水平和科研水平不断提高，有力地促进了思想政治教育队伍自身的建设。”[17]

德育工作者在德育研究和实践中迅速成长，到1997年止，全国共有德育教授119名，副教授282名。德育工作者的形象大为改变，工作实效不断提高。在新的历史时期，大学德育队伍建设和发展的趋势是：“从小德育队伍向大德育队伍转变”，“从‘管理型’向管理者和学者相结合的‘复合型’转变”，“从‘单肩挑’向‘双肩挑’转变。”[18]

三、面向21世纪大学德育研究展望

高校德育研究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有了较好的基础，但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新问题、新困难不断增多，研究任务仍然十分艰巨。

首先，我们即将跨入21世纪，进入知识经济时代。1996年，亚太经合组织提出：知识经济是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也就是“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上的经济”。知识经济是高新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迅速发展所产生的结果。创新性是知识经济的首要特征，是知识经济的灵魂。知识经济对高等教育，特别是对大学德育提出了新的要求。

其次，我国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的改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对社会生活，对高等教育和大学德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提出了新的要求，正如《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中指出的：“从1996年到2010年，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时期。在这个时期，要巩固和发展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取得的伟大成就，促进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要面对世界范围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迎接综合国力剧烈竞争的挑战；要在前进道路上战胜各种困难，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这一切，不仅要求物质文明有一个大的发展，而且要求精神文明有一个大的发展。”

再次，大学德育是高等教育中的主导部分，研究德育离不开对整个教育的研究。现在，教育观念的转变，教学和课程体系的改革，教育制度和教育管理体制的改革，对大学德育将产生重大影响。

因此，面向21世纪的知识经济时代，面对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大学德育研究可从以下几方面进一步展开。

（一）面向未来，研究新情况、新问题，继续探索大学德育适应社会发展的特点和规律

我国经济体制发生了重大变化，各种经济成份、分配方式并存。在国际上，一方面和平与发展已成为时代的主题，另一方面，国际共运形势发生变化，社会主义处于低潮。在这样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必定会有各种不同的价值取向和思想意识产生和存在，并不断影响学生。在德育工作中，要研究如何既坚持德育方向的正确性，又尊重学生在价值取向上的选择性，既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性，又承认思想观念的层次性，从而坚持德育的正确导向。

邓小平指出：“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必然会带来一些坏的东西，影响我们的人民，要说有风险，这是最大的风险。我们使用法律和教育这两个手段来解决问题。”现在，在对外开放格局已经形成的情况下，我国将在更广泛的领域，更深层次上同国外交流，包括与西方国家的高校德育进行更深入的比较研究。因此，在学习、借鉴西方发达国家有益经验的同时，如何认识国情，正确对待中国文化传统和现代革命传统，克服崇洋媚外心理和民族虚无主义倾向，将是德育面临的一个难题。在德育研究中，还要深入探讨德育的民族性问题。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出了许多新的反映时代特点的道德要求，如自我意识、竞争观念、法制观念、效益观念等，这些是推动学生成长的积极因素。同时，市场经济也存在负面影响，导致一些学生道德选择的多样化和对集体、国家责任感的淡化等。因此，大学德育要研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特别是新旧体制转换过程中，如何帮助学生确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培养学生良好的道德品质。

在人民生活水平有了较大改善和提高的情况下，学生的物质文化生活以及道德水平也会得到相应改善和提高。面对生活水平的提高，特别是地区、行业以及人与人之间生活水平的较大差距，大学生可能产生意志消沉、私欲膨胀和不满足感。因此，大学德育工作者要研究在这种形势下新的教育内容和方法，培养学生的顽强意志和奋斗精神。

（二）面向学生，深入探讨大学德育的内在规律

关于大学生身心发展内容、特点和规律的研究。人的发展既有连续性，又有阶段性，有其内在规律。对人的发展的研究，也是我国德育研究中十分薄弱的环节之一。在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教育的过程中，曾经出现过由于没有准确把握大学生身心发展的特点和规律，而把中小学的教育内容和毕业以后需要到社会生活中逐步加以解决的问题，都纳入大学教育的情况，似乎大学教育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实际上，由于没有把握大学生的内在要求，大学生思想发展中需要解决的很多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教育效果较差。因而要深入学生，下力气探索大学生身心发展的内容、特点和规律。

关于大学生思想品德内化机制的研究。知道为智，体道为德。如果一个人的某种意识反映的客观内容不包含自己，不是他自己与周围环境的关系，而纯属外在的东西，这种意识就不是他的思想，而只是文化知识。因此，德育工作中，十分重要的问题是如何使学生将外在要求内化为自身的素质、信念。德育研究中，要重视内化机制的研究。在这个过程中，要重视对“生命的整体性”，“人的发展能动性”的研究，将教育视为生命与生命交往与沟通的过程，而不只是现有知识的直接传递过程。

关于大学德育过程特点和规律的研究。德育的目的、任务、内容、途径、方法等一系列教育因素在过程的起点上，还是属于教育的主观因素，正是在德育过程中，这些教育的主观因素才被客观化、对象化和综合化。因此，研究德育过程的规律十分重要。要对大学德育过程与中学小德育过程，德育过程与智育过程、德育过程与社会影响过程的联系与区别，以及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交互作用等进行深入探究。

（三）面向现代化，研究德育方法和手段

现代科学技术既向德育提出了现代化、科学化的迫切要求，又为德育现代化和科学化提供了条件和手段。现代高科技已经渗透到学生的学习、生活的各个方面，从而拓宽了学生学习、生活的视野，丰富了学习生活的内容，提高了学习、生活的质量。在德育过程中，学生不会满足于传统的老方式和老办法，他们在有限的时间内，更追求德育的高质量和高效率，更向往具有现代气息的德育。因此，如何应用现代科学技术，变革德育方法和手段，是德育研究的重要任务。德育方法和手段现代化，主要是收集处理德育信息手段的现代化。中山大学郑永廷教授指出：“德育信息传播现代化，德育环境和德育场所建设手段现代化。只要德育有效地综合地利用了现代技术，就会创造出新的教育感化力量，也会创造出富有时代气息的育人环境。”[19]

研究方法对于科学研究工作能否取得成效至关重要。大学德育研究要取得突破性进展，还要在探索德育研究方法上下功夫。在探索中，要掌握德育研究具有体验性、综合性、动态性、革命性等特点，借鉴现代技术方法和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在研究中，要做到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相结合，纵向研究与横向研究相结合，现实研究与历史研究相结合，群体研究与个体研究相结合，正常学生研究与异常学生研究相结合，主体研究与客体研究相结合，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相结合，等等。

（四）进行古、今，中、外的综合、比较研究，完善大学德育理论体系

大学德育理论体系的框架已经初步建立，但须进一步完善。在完善大学德育理论体系过程中，要进行中、外，古、今的综合、比较研究，在吸收中国优秀德育传统理论、国外可供借鉴的先进德育理论，总结建国50年来大学德育理论成果的基础上，进行整合，构建新的面向21世纪的大学德育理论体系。

[1][2][3]著作选读.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71，780～78，803

[4]谈谈高等学校的思想政治工作.人民日报，1962—01—06

[5]大学生思想的新课题.中国青年报，1956—01—29

[6][7]中国教育报，1985—11—08

[8]钟沛璋.造就大批继往开来的人才.青年研究，1982（33）

[9]李景先等主编.大学德育学概论.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77

[10]刘献君著.大学德育论.武汉：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86.74

[11][13][18]龚海泉主编.当代大学德育史论.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143，48，26

[12]孙喜亭.人的价值·教育的价值·德育的价值.教育研究，1989（4）

[14]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63

[15]刘献君著.大学德育论.武汉：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6.153

[16][17]学校党建和思想教育.1998（6）.10

[19]郑永廷.关于高校德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中国高教研究，1997（2）.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