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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研究论文范文10篇

时间：2023-03-27 17:07:49

课题研究论文

课题研究论文范文篇1

［关键词］大众传播；历史研究；新闻史

要论说“传播史”，就不能不首先回顾新闻史的研究。

1873年，《申报》发表了《论中国京报异于外国新报》一文，可谓中国新闻学研究的滥觞；1917年，姚公鹤所撰《上海报纸小史》出版，是第一部新闻史研究专著。此二者都可以看作是在中国新闻史乃至整个新闻学研究领域的开路先锋。诚如方汉奇先生所言：“在中国新闻学研究的历史上，开其端绪的，还是新闻史的研究。”(1)百余年来，新闻史从无到有，至今已蔚为大观，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思想解放学术创新的潮流中，新闻史研究呈现一派繁荣景象。1992年成立的中国新闻史学会为一级学会，足见新闻史作为一门显学的学科地位。仅以学会成立后的6年来看，据不完全统计，“在各种报刊上公开发表的新闻史方面的论文和文章，累计达1053篇，公开出版的新闻史方面的专著，累计达88种”。(2)

1996年，新闻学由二级学科提升为一级学科新闻传播学，改革开放以来逐步发展的传播学成为与新闻学并列的专业，并于1999年开始招收博士研究生。这一过程中，新闻史研究功不可没。问题在于，传播学已经同新闻学并驾齐驱，在新闻史研究取得可喜成绩的情况下，尚无真正意义上的对中国大众传播历史的研究；没有形成一个与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地位相适应的，既有新闻学，又有传播学；既有新闻史，又有大众传播史的合理格局。

大众传播史不同于新闻史和媒介专史

这里所说的“大众传播史”与“新闻史”的不同，在于“大众传播”与“新闻事业”的不同。将大众传播与新闻事业同归于“传播”旗下，已是学界的共识。若按传播方式可将传播分为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两类；如果站在新闻的立场上，又可以把传播按照内容分为新闻活动和非新闻活动两类。这四个概念相交叉，就构成人类社会传播的一个图景，其关系如下表所示：

大众传播

人际传播

新闻活动

A.报纸、广播、电视、电影等大众传播媒介进行新闻传播活动，如报纸的消息报道、电影的新闻纪录片等。

C.人际新闻传播活动，如口头新闻等。

非新闻活动

B.报纸、广播、电视、电影等大众传播媒介进行的非新闻活动，如报纸的文艺副刊、电视的综艺节目以及电影故事片等，图书及录音录像制品的出版也在其中。

D.人际非新闻活动，如一般性聊天、打电话等。

大众传播既包括一些新闻活动，又包括一些非新闻活动，即表中A、B两部分。而新闻事业是由大众传播媒介进行的新闻活动，即表中A部分。

以往的新闻史研究范围比较狭窄，主体是A中的报纸新闻部分，近年来兼顾到广播电视新闻。虽然或多或少也涉及到一些属于大众传播领域的非新闻活动，如报纸副刊等，但是在戈公振等学术先驱所开创并延续至今的“报学”研究范型(paradigm)之中，在报纸新闻研究的总体格局的深层制约之下，此类内容只是作为附庸，处于类似“补白”的从属地位。大众传播的B部分尤其缺乏传播学意义上的历史研究。

在作为大众传播媒介的近代报纸产生以后相当长一段时期，所谓大众传播媒介基本上只有一家，即报社。而报社显然是以新闻活动为主的，因此，将报业等同于新闻事业，将新闻事业等同于大众传播也就顺理成章了；新闻史研究把报纸新闻的发展历史作为研究的核心，也事出必然。然而，这样的观念在媒介结构与功能发生巨变的今天已经不合时宜了。随着广播事业的发展和电视的勃兴，人类进入大众传播媒介的多样化时代。如果说，过去称报社、通讯社为新闻机构还算差强人意的话，现在还把电台、电视台叫做新闻机构，就无论如何说不通了。广播电视的非新闻节目如教育、娱乐、广告等已经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其重要程度并不逊于新闻节目。即使报纸也在发生变化，不仅综合报纸的非新闻内容比重大大增加，还出现了各种专门传播知识和刊载文艺作品、美术作品的报纸。从形态上，不能不承认它们也是报纸，却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新闻纸”。这样，单一化的“新闻媒介”就发展为多样化的“大众传播媒介”。与此同时，电影及录音录像制品在传播方式上与报纸、广播、电视有根本的相同之处，也是大众传播的重要组成部分。

如果仅仅是B部分，也是相当有限的。电视史、电影史的研究都只是单个媒介的专史，尚无包括B部分所有内容的媒介史。

大众传播史的位置应当处于一般史与新闻史、电影史、广播史等专史之间。对于一般史而言，它是专门针对大众传播这一特定社会历史现象的历史；对于各种媒介的专史而言，它又是大众传播这一特定层面上的一般史。它以宏观综合性和系统性为特色，涉及大众传播的政治层面、产业层面、文化层面、技术层面；内容涵盖各分支媒介发生发展的历史，著名人物的活动和传播思想，有影响的传播事件，传播技术的发展，大众传播和社会的互动关系等等。

我们期待的大众传播史研究，其独特之处在于，以我国全体大众传播媒介及其全部活动的历史过程为研究对象，而非局限于某一特定领域。

中国大众传播史研究的必要性

无论是新闻史还是广播电视和电影等各种媒介的专史，都不能取代大众传播史的研究。大众传播史对于新闻传播发展的实际、新闻传播学学科建设以及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都会产生相当大的促进作用。

一、大众传播媒介的多样化发展与交互融合呼唤大众传播历史研究

时至世纪之交，经济全球化、区域政治一体化加深了各国之间的交流，不同区域从敌对走向协作，力争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企业走上了集团化道路，作为现代社会重要产业的大众传媒也迈出了“多媒体”联合的步伐。在媒介竞争日趋激烈的美国，单一媒介的发展，很难在竞争中取得生存发展的有利地位。美国的报业集团，早已突破了印刷媒介集合体的范畴，而是拥有包括报纸、杂志、通讯社、广播、电视在内的综合化媒介托拉斯，以“联合舰队”的形式抵御市场竞争的大风大浪。以纽约时报公司为例，它的旗下有美国第三大通讯社——纽约时报通讯社，有大规模的特稿辛迪加——美国报业联盟，还有多家日报、周报、杂志以及电台、电视台、电子报刊、图片社和造纸厂等，在1993—1999年中，纽约时报在激烈竞争中稳步前进，利润不断增加，股票市值由21美元上升到71美元，多媒体集团的优势充分体现出来了。(3)

中国的传媒业自1996年广州日报报业集团成立以来，快速走上媒介集团化的道路。尽管目前尚未出现报刊媒体与广播电视媒体的实质性联盟，但是跨媒介联合乃大势所趋。经济日报报业集团与北京有线电视台合作，推出了一个由经济日报独立创意并独立制作的经济类节目，以期在发展经济日报行业权威优势的同时增强电视节目的力度和深度。这样一来，报刊社会与电视台互不渗透的传统格局打破了，成为“多媒体”联合、优势互补、发展媒介立体空间的一个典范。在上海，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以及无集团之名而有其实的解放日报集团形成双龙戏珠之势，双方旗下都有十来种报刊媒体。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负责人赵凯曾明确表明：上海传媒界下一步的发展趋势是三种媒体，即平面媒体、电子媒体、网络媒体之间“拆围墙”，组建成为拥有各种媒体的媒体集团。(4)

如果说，传统媒介的“多媒体”集团化发展令人咂舌，那么网络媒体的出现对于传媒业来说更是石破天惊的重大进步。网络将使原来既相互竞争又井水不犯河水的各种不同形态的传统媒介进一步整合在一起。这主要表现在：1、互联网作为一个信息传输的平台，为多种媒介提供了施展技能的场所，新闻的、生活服务的、教育的、游戏娱乐的内容乃至商务运作都包容在其中，这种融合是前所未有的；2、传统媒介向互联网靠拢，报刊社、广播电台、电视台等设立网站，通过互联网信息，作为自身的补充；3、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结盟，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美国在线并购时代华纳，组成媒介产业的巨无霸。

所有这些迹象都表明，中国传媒业发展的大趋势为相互融合、交互汇聚，互联网等传媒新技术的发展也使新型媒介与传统媒介互相渗透，加速了媒介大汇流的进程。那么如何更准确地理解这些现象？如何更准确地把握这一趋势、预测其未来发展动向？今天的现状，是昨天历史的结果，要解释今天、预测明天，就要追溯昨天。面对媒介的综合发展趋势，只有整个大众传播的历史研究才能提供相应的历史经验。只提供某一特定领域历史经验的各种媒介的专史是远远不够的。这样，在大众传播层面上的“一般史”就是很有研究的必要。史学巨擘布洛赫曾提出“总体史”(UNIVERSALHISTORY)的思想——“惟有总体的历史，才是真历史”。(5)他认为，对史学家而言，最重要的工作不在于由古及今地描述事件，而在于由今及古地提出问题，即所谓“倒溯”的历史研究方法。当前，媒介作为一个整体，对社会产生了不可估量的重要影响，而且它也经历了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相对于当今世界加速度的变化而言），我们对其进行研究、提出问题的时候，不能不考察它的历史；我们在研究单个媒介的专史之时，也一定有必要研究大众传播这一层面的“总体史”，惟有如此才有可能更好地解答现实问题。

二、新闻传播学学科建设呼唤中国的大众传播史研究

文学批评，有整个一部文学史作为支撑；现今的哲学研究，很大程度上是对整个哲学发展史的研究；同样，新闻学研究依托的是新闻史；那么，新闻传播学学科则呼唤大众传播史研究，这样一来，无论是抽象的理论思辨还是注重实证的经济研究，都会突破“现在”的局限，以昨天的历史理解“现在”、预测未来。新闻传播学需要大众传播史提供必要的历史经验基础。

1、大众传播史研究对新闻学学科建设的促进作用

对以往的新闻传播学研究，有学者指陈其一个重要缺陷为“习惯于单独研究个别新闻媒介，忽视对不同传媒的综合研究”。(6)大众传播史研究将弥补这一缺陷。它在促进新闻学研究方面的重要意义在于：将新闻事业发展的历史置于更为广阔的历史背景之中，某些不易在新闻学自身领域解答的问题，可以在这一广阔背景之中，通过对传播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互动关系的研究予以解答。应当说，这一点在传统新闻学中也是一个重点，但是仍受到研究领域的限制，例如，新闻史论及五、六十年代报纸对英雄模范人物的宣

[page_break]传，如果结合电影、图书出版进行综合考察，无疑会给人一幅更为清晰、完整的历史图景，不同媒介运作方式及所取得效果的不同也自然容易体现出来。再如关于《武训传》的批判，就涉及到电影作品、报纸新闻等多种传播活动的联动关系，也适合于综合考察。

在新闻传播思想研究方面，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邓小平等往往把报纸新闻、图书出版、电影、广播电视以及思想文化等放在一起加以论述，而新闻史或其他媒介史研究往往把涉及自身领域的某一方面划分出来单独加以研究，如果有一部综合的大众传播史，将有利于我们更加完整深入地领会其要旨。

就新闻史的重要课题“争取言论自由的斗争”而言也是如此。言论自由往往不只局限于新闻事业，而且一开始集中表现于出版事业。后来，广播电视的非新闻传播以及电影、录音录像也都成为争取言论自由的重要领域。如果有一部整合所有大众传播媒介的历史，对于我们勾勒出言论自由斗争的历史会大有助益。

2、大众传播史的研究对于传播学的意义更为直接

传播学的发源地和最重要的研究中心在美国，其所以成为必然，也许同传播学的综合性及跨学科性质有关。毕竟，美国这个移民国家在包容多种文化、多种思想方面是任何其他国家都无法相比的。目前，传播学，尤其是大众传播学的各类课程仍旧是美国大学里跨学科研修者最多的科目之一。其中有一个重要原因仍旧是其综合性、包容性的魅力。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能够通过大学教材的情况反映出来。以美国大学流行的教材而言，绝大多数为《大众传播导论》、《媒介通论》之类，内容包括图书、报纸、期刊、广播、电视、电影、录音录像制品（近年来出版的新著已将新媒介摆在一个相当重要的位置），广告、公共关系、国际传播等也占有一定的篇幅；在历史研究方面，这种融汇各类媒介的综合性也表现得相当突出，例如《一个国家的声音——美国大众媒介史》即是。这些教材大多数次重版，有的多达十余次，足见其受欢迎的程度。(7)

如果说，在横断面的媒介知识、理论方面，我们的传播学研究者已经通过一定的引进和消化吸收填补了综合性、宏观面上的空白，并继续朝着本土化的方向发展，那么在媒介发展史方面，这种综合性、宏观面上的研究却还是一片空白。“史”与“论”作为传播学研究的两翼，只有共同发展、协调发展，才能互为促进，作用于新闻传播事业发展的实践。

刘建明教授在一次访谈中指出：仅以大众传播而言，所有的大众传播学者都没有系统地谈过出版规律，甚至对电影也很少研究。由于传播学研究者对传播学“泛化”的特点认识不足，传播学研究真正立得住的东西不多，有实用价值的东西更少。(8)这样的情况确实存在。然而我们可以断言，有了中国自己的大众传播史，至少可以起到一定的引导作用，引导研究关注新闻媒介的非新闻传播以及其他非新闻传播以及其他非新闻媒介的传播。

从刘建明教授的一些相关言论中可以看出，传播学的“泛化”和“玄化”是其特点，也是其致命的缺点。因为作为一门学科而言，固定的研究领域和清晰的轮廓是必不可少的，而传播学研究内容包罗万象，演绎出种种模糊不清的结论，必然会使其失去作为一个学科的科学地位。考虑到这一点。大而化之的“传播史”是不可取的，但立足于大众传播媒介发展历程的大众传播史却显得尤为必要，它可以为趋于“泛化”、“玄化”的传播学研究提供坚实的经验基础，划定大众传播学的研究领域，一些抽象理论也得以通过历史经验予以检验，而不仅仅通过现时的实地调查或控制实验来加以验证。新闻传播学学科的合法性由此可以得到巩固。

就传播学发展的历程与未来趋势而言，也迫切需要一部中国大众传播史。传播学发展的第一阶段是新闻学，第二阶段是诞生于20世纪中期的传播学，第三阶段则以1992年东京大学新闻研究所更名为社会信息研究所为标志。可以说，传播学走向社会信息学研究阶段，是信息社会到来的必然结果。东京大学社会信息研究所桂敬一教授说，新闻研究所更名的目的是“为了适应近几十年来信息媒介多样化和人们信息行为的变化这一所谓高度信息社会的发展需要，将自己的领域扩展到具有社会意义的所有信息形态和现象”。(9)应当说，1992年之后信息高速公路的出现和发展大大加快了这种高度信息化社会的发展。在这种发展趋势中，传播学研究更不可能囿於新闻学的传统范畴，新闻史更无法替代整个大众传播历史的研究。

我们的传播学是舶来品，而在引进过程之中，与国际学术界接轨是必不可少的。这一点，仅仅依托以往的新闻史不足以胜任，必须在整个大众传播领域进行综合性的历史研究。

三、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呼唤中国的大众传播史研究

历史研究的价值，在于其认识功能、借鉴功能和教育功能，其最终目的是作用于现实。以大众传播史培育传播人才，就是这一专史研究体现其功能的重要途径。

大众传播史能够给学生一幅完整、清晰的媒介历史全图，而非支离破碎的知识汇集。将多种媒介综合、浓缩在一起，也便于其他专业的学生高效率地了解传播媒介知识，从业人员也有了可以集中学习的媒介知识综合参考书。美国传播史家史密斯说得好：“一旦现今的传播者获知了关于他们所从事的事业的更加清楚、更加准确的历史情况，他们就会更好地计划前进的方向。”(10)

广告、公共关系、对外传播等专业领域的人才，都需要掌握多种媒介知识。以往的新闻史可以提供的历史经验只局限于报纸等主要的新闻媒介，局限于媒介的新闻传播活动，即使分门别类学习了报纸、广播电视、电影等专史，仍旧欠缺真正的综合性与系统性。各种媒介之间相互的关系，它们作为一个整体如何与社会形成互动关系，仍没有很好地解决。

网络的发展更需要熟悉多种传媒的复合型人才。目前，独立的网站媒体（ICP）不断将传统媒介的传播内容吸纳进来，传统媒体也积极开设网站作为自身的补充，网络同各种传统媒介的联系已经日益紧密，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这样就要求新型的传播人才特别是网络人才具备多种媒介知识，才能更好地将书籍、报纸、期刊、广播、电视、电影等不同类型的媒介都纳入网络这一巨大无比的平台上来。网络的同一页面上，可能囊括了图片、动画、广告、文字稿。新闻性内容与非新闻性内容可以任意链接，没有什么严格的界限。一部涵盖多种大众传播媒介发展历程的大众传播史无疑能够为他们提供综合的历史借鉴，使他们从宏观的、综合的层次历时性地了解各种媒介的知识，从而起到开阔眼界的作用。我们可以举例说明。今年4月，美国作家斯蒂芬·金的新作《骑在子弹上飞行》首次在线出版，两天之内即被全球50余万读者以网络下载形式“购买”；美国的亚马逊网上书店4年来已为150多个国家的1700万顾客提供了网上书籍。可以说，数字化出版前景可观。这就要求出版人才突破传统传播观念的藩篱，运用发散型思维，把图书的概念从“制装成卷册的著作物”延展开去，同其他新型媒介结合起来；同时，又要求专业的网络人才了解出版规律，懂得图书与报纸、期刊等不同媒介的区别，从而以更有效的方式拓展在线出版业务。

我国各种媒体都越来越重视经营管理。管理要求管理人员的综合素质，而在各种媒介多元化发展、相互融合的态势下，更要求管理人员特别是多媒体集团的管理人员具备多种媒介的综合知识。大众传播史对这些人才来说也是很有帮助的。

中国大众传播史研究的可行性

修撰《中国大众传播史》是一个极富挑战性的创新领域，我们面临相当大的困难，但也有相当成熟的条件。

首先，大众传播各种媒介的历史都有研究。报纸自不必说，广播有上海市档案局等单位合编的《旧中国的上海广播事业》和赵玉明的《中国现代广播简史》；电视有郭镇之的《中国电视史》；电影有程季华、李少白、邢祖文的《中国电影发展史》和陈荒煤的《当代中国电影》；图书、期刊则有张静庐的《中国近代出版史料》、《中国现代出版史料》和胡道静的《上海图书馆史》等。另外，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电影等方面的各种年鉴也可以利用。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把各种媒介的历史研究简单相加就可大功告成，而且应当在掌握这些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充分体现整个大众传播媒介发展的综合性、整体性和系统性。

其次，其他学科也在这一方面作了可贵的探索。社会发展史的研究、大众文化研究、文学史和思想史研究等都涉及大众传播媒介的发展。而且，这些相关领域的研究在探索传媒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互动关系方面可以为我们提供借鉴。

此外，我们也有具体的传播史研究经验可以参考。这方面以美国学者的研究最为重要。琼·福克茨和德怀特·L·梯忒尔的《一个国家的声音——美国大众媒介史》就是很好的例子》。这部史书的撰述基于这样的前提：“美国的媒介是多元的。”作者把大众传播媒介看做“复杂的社会与文化机构”，看做不同群体的“许多声音的产物”；而且“各种媒介存在于一个复杂的社会政治背景之中，所以，其历史也同其他社会机构交织在一起”。(11)于是，宏观地考察大众传播同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等各领域的关系成为该书的重头戏，大众传播的非新闻活动如广告、公共关系、娱乐等也同新闻活动平起平坐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作者始终把大众传播媒介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其发展历史，这一点从各章节的名称就可以看出来。例如第7章“反奴隶制运动和内战中的传播议题”，第8章“现代化与印刷工业”，第9章“大众市场与大众文化”等，都没有把某一种媒介单独列出。

中国学者也有把各种媒介综合起来考察的先例，如张国良教授的《现代日本大众传播史》，具有同《一个国家的声音——美国大众媒介史》相似的特点。该书的研究对象虽然是国外大众传播的发展史，但是仍是可贵的探索。尤其是中日两国在新闻事业、大众传播事业方面有一些相近之处，该书可以给我们本国的大众传播史研究者很多启发。

电视综合了图像、声音和文字等多种传播符号，成为名副其实的“第一媒介”；网络在更大范围、更深层面综合了诸多媒介的优势，有凌驾于所有传统媒介之势；同时，在学术研究领域，边缘化、交叉化已成为一股强劲的时代潮流……我们自然有理由相信，在当前媒介相互渗透、学科相互融汇的大背景下，以综合性、宏观性为特点的大众传播专史显得尤为重要，它将为新闻传播学的研究、传播人才的培养以及多学科交融产生相当大的促进作用。

注释：

(1)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7页。

(2)方汉奇《骅骝开道路

鹰隼出风尘》，载《新闻春秋》1998年专辑。

(3)参见孙建健《从三大基本结构看媒介的现状和走势》，载《新闻通讯》1999年第8期。

(4)赵凯《上海传媒业集团化发展的现状、思路》，载《中国报业》1999年第7期。

(5)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张和声、程郁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39页。

(6)吴崇杰《二十年中国新闻学研究成果与缺陷》，载《中国广播》1999年第7期。

(7)例如WarrenK.Agee等合著的IntroductiontoMassCommunications已再版至少11次。

(8)参见韩运荣《传播学的“玄化”与“细化》，载《国际新闻界》1999年第6期。

(9)参见朱光烈《我们将化为‘泡沫’》，载《北京广播学院学报》1994年第2期。

课题研究论文范文篇2

在高级中学开展课题研究，是全面培养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知识的能力、收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语言文字表达能力以及团结协作能力的重要环节．这项活动还有利于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习惯，激发学生的创新意识．课题研究主要着眼于这些能力与意识的培养，而不在于某项具体知识的学习．

教师应该对课题研究进行指导，但要避免给出具体的步骤和方法．要鼓励学生采用不同方法，提出不同见解．

研究课题可以大致分为探索性物理实验、科技制作、新科技问题的学习报告、社会调查、扩展性学习等几个不同的类型．课本中给出的只是研究课题的若干示例，教师和学生可以从中选用，也可以提出其他课题．教师要根据不同学生的特长和兴趣向学生推荐，不能要求全班学生做同样的课题．

课题的研究成果可以是小论文、科学报告，也可以是制作的仪器、设备．

课题研究应该以课内课外结合的形式进行．大纲为每个课题划出了4个课时，教学中必须保证，其中应有两个课时用于学生间的汇报和交流．

有关课题研究的一些问题说明如下．

1.课题中有一些探索性实验

以往的学生实验，除了某些单纯的技能训练性实验外，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验证性实验，即在学过相应的知识之后通过实验进行验证，例如“验证牛顿第二定律”、“验证机械能守恒定律”……另一类则是知识的应用，例如“用双缝干涉测光的波长”、“测定电源的电动势和内阻”……这两类实验的前提都是认为学生已经掌握所涉及的知识，因此实验的目的不是探索新的知识．这些实验对于培养学生获取新知识的能力，激发他们的创新精神，没有很大的作用．

探索性实验课题是为弥补这些不足而设立的．以“研究弹簧振子的周期和小球质量的关系”为例．教学大纲并不要求学生学习这个知识点，因此实验的前提是学生不知道振子的周期和小球质量的定量关系．做这个实验时，学生在测出若干组数据后列表，在坐标纸上描点，作出拟合曲线，用相应的函数表达这条曲线．如果再换其他几个弹簧做这个实验，还可以进一步解释函数式中参数的物理意义……

按照过去对于验证性实验的处理，必须先学习这个知识点，让学生在实验前就知道相应曲线的形状，实验后假若有的点不在这条曲线上，则要分析出现误差的原因．但是，在这个研究课题中，学生事先并不知道它的图象是什么样的，只是在看到这些点的分布和走向之后才意识到它也许能用某个二次函数来近似地表示．在这种想法的鼓舞下，有些学生会尝试作出T2和m的关系曲线，在这之后就会明确地得到周期与小球质量的定量关系．

在验证性实验和探索性实验这两种不同的作法中，实验内容可能相似，但是按照两种不同的思路去设计，学生的心理活动不一样，得到的训练也不一样．中学阶段并不要求学生掌握弹簧振子的周期和小球质量的关系，但是这个实验所用的方法却是科学研究中一个非常典型的方法，学会这个方法将使学生在今后的工作中受益无穷．大纲安排这个实验，目的是进行研究方法的教育，而不是为了多学一个知识点．“研究影响滑动摩擦力的因素”、“研究材料的保温性能”也是这样的课题．

2.许多课题没有惟一正确的答案

实践中的技术问题大多没有惟一正确的答案，只能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需要权衡利弊进行评价．我们过去的科学技术教育却把这样复杂的事情简单化了：要么对，要么错，没有选择．这种教育培养出来的人脱离实际，思想方法绝对化，不能适应社会的需要．大纲有意识地选取了一些没有惟一正确答案的课题，目的是弥补这方面的不足．

“估测压力锅内水的温度”可以通过测量限压阀的质量而知锅内的压强，进而查表得知水的温度；但是也可以把热敏元件贴在锅外，其外再加保温层来直接测得，还可以把热敏元件直接放入水中；还可能有别的办法．在这些方案中，热敏元件的耐高温问题、直接放入水中时锅的密封问题，等等，都要研究．不同方案测得的水温肯定不会完全相同，这就需要讨论、评价．这些工作在以往的中学科学教育中从未有过．

过去我们认为科学界没有定论的内容不应在中学课程中涉及，其实不能一概而论．让高中学生接触一些目前还有不同认识的课题，有助于使学生认识科学研究的过程，激发探索的热情，培养创新精神，避免思维的片面化．例如在“科普报告：从电冰箱到臭氧层”中可以讨论造成臭氧层破坏的主要原因到底是氟利昂还是喷气式飞机；在“科普报告：温室效应”中可以分析造成气温上升的原因主要是人类的活动还是地球本身的周期性变化这样两种学术观点……

实验性课题中有一些技术问题，学生们的处理方法也肯定不会一致．例如在“研究弹簧振子的周期和小球质量的关系”中，由于课堂演示所用振子的周期太小，阻尼太大，不能用来进行这个实验．解决这个问题并不难，可以选用较软的弹簧，并去掉滑动轴．但这时如果水平放置就要解决小球的支撑问题，如果竖直放置则应解决弹簧下垂的补偿问题．学生可以想出多种办法，这些办法各有特点，需要讨论和评价．

3.一些课题是跨学科的

氟利昂不是一种单纯的化学物质，其中有的成份能够破坏臭氧层，有的不能．无氟冰箱中制冷剂的化学成份是什么?它有什么物理性质和化学性质?制冷的机理是什么?学生们在“科普报告：从电冰箱到臭氧层”中可以进行讨论．

“调查研究：灶具的演变”要求研究柴灶、煤球炉、蜂窝煤炉、液化气灶、煤气灶(天然气灶)、电炉、电磁灶、微波炉的燃烧原理(加热原理)和效率，比较燃料的燃烧值．“用电解法测定元电荷”要用化学课中学到的知识测量基本物理常量．这些也是跨学科的课题．

大纲列入了这些课题，希望有助于使学生加强综合运用所学知识的意识和能力．

4.与新科学技术相衔接

怎样缩小中学物理课程与当代新科技的距离，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很好地解决，有几个研究课题打算在这方面进行一些尝试．

刹车防抱死系统(ABS)是近年来的一项新技术，它在汽车刹车时自动控制摩擦片与(轮毂)的压力，使车轮不与地面产生滑动摩擦，这样司机仍然能够控制车的运动方向．这种情况下大部分机械能消耗在摩擦片与的摩擦上．这项技术虽然很新，但是它的物理模型并不复杂，利用高中物理知识可以做些较为深入的研究．“刹车时车轮被抱死的利与弊”就是基于这种考虑设计的．

“科普报告：从电冰箱到臭氧层”、“科普报告：温室效应”、“科普报告：阿尔法磁谱仪与反物质”等几个课题也都和科技与环境的最新热点有关．

5.拉近了物理学与实际问题的距离

我们的中学物理教育一直重视理论知识在技术中和解释自然现象中的应用，但是仍然存在某些脱离实际的倾向，表现之一是对于物理规律、物理量的认识的绝对化、理想化．实际上，物理学中的实验定律，在一定程度上都是近似规律．例如，教科书一直说滑动摩擦力的大小跟压力成正比，与接触面积无关，但是通过“研究影响滑动摩擦力的因素”这个课题就会看到，实际情况与这种说法是有较大偏差的．

改变电流表的分流电阻可以改变它的量程，这是欧姆定律的典型应用．但是，学生设计的原始电路往往考虑不到表头的保护措施，实际上是不能用的．“把灵敏电流表改装成多用电表”这个课题可以让学生体会到理论和实际的差距．

6.一些课题与社会问题密切相关

大纲修订版在选择研究课题时注意了科学技术与社会问题的联系．例如，臭氧层的保护涉及无氟冰箱的推广，但是无氟冰箱比氟利昂制冷的冰箱成本高，消费者花较多的钱但本人并不直接受益，对这个问题应该采取什么宣传策略?许多报导说臭氧层的破坏使得皮肤癌的发病率上升，其实皮肤癌主要是白色人种生的病，黄种人很少有这种病，黑种人更是与它无缘．当今世界上的医学资料大部分来源于西方国家，国际传播媒体也基本上由他们控制，事情的严重性会不会被夸大了?这里面是否也有某种形式的种族偏见?研究课题为这类问题的深入讨论留出了很大的空间．

气体燃料比固体燃料更方便，然而使用不当容易引起爆炸和火灾，还可能使人中毒．使用气体燃料是否利大于弊?天然气比焦炉煤气贵，但是燃烧值高，实际使用时哪种燃料更经济?对于不同地区，用电烧饭和用燃气烧饭哪种燃料更经济，对环境的影响更小，并且更能符合中国人的烹调习惯?这些都可以在“调查研究：灶具的演变”中讨论．过去在物理课中只讲物理原理，最多讲一讲技术应用，但是科学原理的应用及其评价一定涉及社会问题，二者密不可分，我们的学校教育应该为学生做这方面的准备．

7.要用新的标准来评价课题研究

学生对于物理题的习惯反应是“会”与“不会”，物理教师对学生的试卷、作业则总以“对”“错”来评判．这次大纲推荐的研究课题对于不同学生的区分不是会不会做，也不是做对还是做错，而是表现在所作研究的不同深度．例如“菜刀上的力学知识”这个课题，要解释刀刃为什么能够切开物体，只用到合力和分力的知识，绝大部分学生都能在一定程度上做出．但是，还有其他方面的问题：细长的刀和短宽的刀用起来是不一样的；用刀时刀把的长短也涉及一些力学问题……学生的观察要有一定的敏锐性才会发现这些问题，如果能够进行一定的定性与定量的分析，那就更好了．更进一步，如果用刀“剁”骨头，当刀的前端接触骨头时，手会感到刀把向下震，反之则向上震．有那么一个位置，刀上的这一点剁到物体上时，手感十分轻松．学生能够发现这一点，已经很不简单；如果还能自己找些书来读，学习一点课本上没有的知识并正确分析了这个现象，那就很了不起了．这样的研究课题让绝大多数学生都能参与，同时又给各种程度学生的发展留出了很大的空间．

针对研究课题的这种特点，对学生所做工作的评价要有新的标准．例如，要考虑是否提出了新的有意义的问题，对课题的分析是否有独立的见解，所用资料有多少是自己收集的，是否用到了课堂上、课本上没有讲到的知识，对课题是否作了定量的分析……对学生的工作应该给予总体的评价，指出其特点与不足，不能只给一个简单的分数．

8.教学相长

课题研究论文范文篇3

一、什么是体育科研课题

体育科研课题是把体育学科中的问题，用科学的方法对其进行研究，最后得出正确的结论。科研课题的研究应有以下几个实施过程：1.科研课题立项；2.成立科研课题组；3.制定课题研究方案；4.课题论证评价；5.结题验收。

二、怎样选好科研课题

科学研究始于问题，教育研究也是如此。在体育教学中需要研究问题很多，但并非每个问题都值得我们研究。因此，如何选好科研课题，就显得尤为重要，我们应从以下几方面遴选。

1.课题必须具有实用性

课题的意义是确立选题的重要依据，它制约着选题的方向。因此，选题要从当前体育教育发展的实际出发，要具有代表性和针对性。我们在衡量选定课题有无使用价值时，主要看两个方面：一是所选择的课题是否符合体育教育事业发展的需要；是否有利于提高教育质量，有利于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二是所选择的研究课题是根据体育教育本身发展的需要，为检验、修正、创新和发展体育教育理论，建立科学的体育教育理论体系进行的专门研究。作为教学一线的教育工作者，我们应主要关注的是前一方面问题。

2.课题必须具有科学性

课题的科学性，首先表现在选题要有一定的事实依据，立论根据充实、合理。这是选题的实践基础；其次，还要以体育教育的基本科学原理为依据，这是选题的理论基础。选题的实践基础和理论基础制约着选题的全过程，影响着选题的方向和水平。为了保证选题具有科学性，必须对选定的课题进行充分论证。

3.课题必须具体明确，具有可操作性

所选定的课题一定要具体化，界限清，范围明，宜小不宜大。那种大而空、笼统模糊，针对性不强的课题往往科学性差，而且不易操作。

4.课题要有独创性

要做到选题新颖具有独创性，就要把课题的选择放在总结和发展过去体育学科取得的实践成果和体育科学理论基础上。我们应该看到，科学上的任何成果，都是科学工作者在前人工作成就的基础上一步步取得的。因此，在选题时，要广泛深入地查阅文献资料，弄清所要研究的课题，目前在国内外已达到的水平和已取得的成果，要知道是否有人已经或者正在研究类似的问题。这样才会使选题具有独创性，我们才不至于作无用功。

三、成立科研课题组

每一项科研成果都是集体智慧的结晶，靠一两个人的"单枪匹马"是很难取得成功的。因此，一般课题组最好由4人以上组成，要选出一名业务水平高，组织协调能力强的教师来担任课题组组长。在选拔课题组成员时，应尽量考虑到教师的职称结构、年龄结构和专业结构的合理性，必要时还可以跨学科或聘请一些在这一研究领域具有权威性的德高望重的专家学者，来担任课题组的组长或顾问，从而提高课题研究成果的权威性。由于各校体育教师相对较少，也可以采取几所学校联合或把一个地区的优秀人才集中起来，组成课题组。这样既可以保证课题组成员结构的合理性，又解决了学校体育教师少、不利于开展课题研究的难题。

四、如何设计科研课题方案

一项科研课题，经过选题和必要的论证之后，就可以着手设计课题方案了。课题方案是对研究问题的提出、课题解义、课题研究假设、课题的实施步骤等诸多方面问题进行整体的设计，这样可使操作做到心中有数，按计划进行课题研究。

1.问题的提出

教育科研始于问题，某个科研课题总是为解决某个问题或某类教育教学的问题而设立。要把问题的来源交代清楚，把实施课题的意义阐述透彻，把课题的创新程度表述明白。此外，还要说明一下国内外对这一问题的研究现状，明确该课题研究领域所面对的问题状态。

2.课题释义

课题释义是要求阐明课题的含义，是对"是什么"的回答。对于这个问题，既要从理论上溯源，又要做到内涵与外延的界定。所谓内涵，是指这个课题的内容是什么，有哪些要素；所谓外延，是指这个课题的范围有多大。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作为一个科研课题总要有所创新，总要有一些新的内涵，所以尽管有很多课题是用一些普通的词汇来表达，但决非是不证自明的普通概念，都需要课题研究者给以释义。

3.课题研究假设和课题目标

假设是以一定的理论和事实为依据，对所研究的课题提出某种带有推测和假定意义上的理论解释和结论，是对某种尚待建立的变量关系的推测。有些课题方案，用课题目标的方式来表达研究假设的结论内容，这也是一种可行的、常见的表达方式。

4.科研研究的实施步骤

一个科研课题的完成是从理论构想到科研实践逐步完善的过程。课题研究的实施步骤是一个从准备到操作、从简单到复杂、从局部到全局的实施过程。

课题研究方案设计完成后，并不表明就可完全照本实施了。随着课题研究的展开，还会不断地出现一些新问题，要根据实际情况，对实施方案进行补充和调整，使其不断完善。

五、课题论证评价体系

一个课题研究进行得如何，有没有得到课题假设和结论，有没有达到课题目标，要通过论证评价来检验。课题论证评价体系是根据课题目标和操作定义，由课题研究者制定的具体检验指标。这些指标是对应课题目标和操作定义的，完成了这些指标，就可以认为已达到了课题目标。一个好的论证评价体系，要有很好的信度和效度，指标本身要有较好的客观性，指标和课题目标要有较好的一致性，这样才能够获得正确的结论。

课题研究论文范文篇4

教师应该对课题研究进行指导，但要避免给出具体的步骤和方法．要鼓励学生采用不同方法，提出不同见解．

课题的研究成果可以是小论文、科学报告，也可以是制作的仪器、设备．

课题研究应该以课内课外结合的形式进行．大纲为每个课题划出了4个课时，教学中必须保证，其中应有两个课时用于学生间的汇报和交流．

有关课题研究的一些问题说明如下．

1.课题中有一些探索性实验

2.许多课题没有惟一正确的答案

3.一些课题是跨学科的

大纲列入了这些课题，希望有助于使学生加强综合运用所学知识的意识和能力．

4.与新科学技术相衔接

怎样缩小中学物理课程与当代新科技的距离，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很好地解决，有几个研究课题打算在这方面进行一些尝试．

“科普报告：从电冰箱到臭氧层”、“科普报告：温室效应”、“科普报告：阿尔法磁谱仪与反物质”等几个课题也都和科技与环境的最新热点有关．

5.拉近了物理学与实际问题的距离

6.一些课题与社会问题密切相关

7.要用新的标准来评价课题研究

8.教学相长

课题研究论文范文篇5

1993年11月，多年成为悬案的行政程序法得以制定，并于1994年10月1日开始，正式付诸施行。1962年，作为对行政不服申诉程序的一般法，制定了行政不服审查法；并且作为行政的司法审查程序，又制定了行政案件诉讼法。而今，作为事前程序的行政程序法得以制定，依据程序法制约行政的制度，从总体上得以基本完备。

二、行政程序法的概要及其效果

1.行政程序法的目的

从前，关于行政的程序，被委任给个别的法律，从制度总体来看是不完备不统一的，比较难以理解的。因此本法就处分（即具体行政行为-译者）、行政指导及申报的程序的共通事项作出规定。本法的目的在于，确保行政运营中的公正，提高其透明性，以助于保护国民的权益（第1条）。确保公正，是指在进行处分之前，给予相对人等以有利的主张立证的机会，慎重发动处分权，抑制违法或不当的行政。所谓透明性，是指关于行政上的意思决定，对国民来说，其内容及过程都一目了然。确保公正及提高透明性，归根结蒂有助于保护国民的权益。

2.行政程序法的概要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本法将行政的处分分为对申请的处分和不利处分，分别设定了规定。

A对申请的处分

对申请的处分，是指基于请求行政作出许可、认可、发给执照及其他对自己赋予某种利益的申请，行政厅作出的许可、认可等处分或者拒绝申请的处分。关于对申请的处分，规定了如下程序：

（1）设定是否作出申请所请求的许认可等的审查基准，并予以公布。其目的在于提高行政运营的透明性，提高许可及不许可的预见可能性。

（2）尽量规定标准处理期间，并予以公开。其目的在于使申请人明确处理的目标，以期处理的迅速。

（3）一旦申请到达，立即开始审查，毫不延缓。这一措施是为了防止不受理申请或者由于进行行政指导，使审查的开始被延缓。

（4）拒绝申请时，原则上以书面提示其理由。这是为了行政运营的透明化和给不服申诉提供方便的措施。

B不利处分

不利处分，是指行政厅根据法令，以特定的人为相对人，直接赋课义务，或者限制其权利的处分。例如，撤销许认可等的处分、停止营业的处分等。关于不利处分，规定了以下程序：

（1）设定是否作出不利处分的处分基准，并为公开而努力。

（2）对处分的相对人，事前通知预定的处分内容、所依据的法令以及成为处分原因的事实等。

（3）关于撤销许认可等之类的剥夺资格或地位的重大处分，采取听证程序；关于其他处分，采取给予辩明机会的程序。

听证，由行政厅指定的主持人主持。当事人可以请求阅览证明成为处分原因的事实的文书。得到主持人的许可，可以对行政厅的职员提出质问。行政厅必须对主持人提出的听证笔录的内容和报告书进行充分的斟酌之后作出处分。辩明机会的赋予程序，原则上提出辩明书。

（4）作出不利处分时，原则上必须提示理由。

C行政指导

（1）进行行政指导时，不得超过其所掌管事务的范围，对相对人的自愿协助为前提，不得对相对人不服从为理由而采取对其不利的措施。这是期待行政指导的明确性、透明性的一般原则。

（2）不得以许认可等的权限为背景，逼迫相对人不得不服从行政指导。

（3）进行行政指导时，根据请求，要交付书面文件等，对明确行政指导的宗旨、内容和责任人等。此外，根据具体情况，规定关于行政指导的准则，并予以公布。

三、对行政程序法的评价及其影响

1.对行政程序法的评价

（1）由于行政程序法施行后时间尚短，对其评价还未形成统一的见解，要预测其效果也有困难。

从前，在日本的行政实务中，尽量回避处分，而选择行政指导的途径，已经成为惯例。一般认为，这是为了阻止对处分提起诉讼而采取向行政指导逃避的策略。

行政程序法得以制定，对行政指导也课以法律上的一定制约，其结果使轻易采取行政指导的形式成为不可能。但是，采取处分的形式，必须服从法定程序，因此，对于行政厅来说，今后将陷于采取处分的形式还是采取行政指导的形式的艰难选择的境地。

（2）行政程序法，将行政厅的处分分为对申请的处分和不利处分两种，并规定了其分别适用的程序。

根据该规定，听证或者辩明机会的赋予程序的运用，只限于不利处分。对申请的处分，特别是关于申请的拒绝处分（不许可、不认可等），听证、辩明的程序都不能适用。但是，在日本的行政实践中，进行不利处分的情况极为少见，即使进行不利处分时，通常也是在收集了充分证据的基础上进行的。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不利处分受到新闻报道等社会舆论的斥责，对特别相对人来说，往往对此也一清二楚。因此，有人指出，对于不利处分，听证、辩明的程序并不具有多大的意义。毋宁说，问题在于本法中关于许认可等的处分，排除了听证、辩明程序的适用。在许认可等的公共规制之中，政界、官界和产业构成的铁三角转化为权利的温床，妨碍着国内外的产业的新参入的情况也不是没有。因此，出现了以下批判性见解。即为了确保行政的公正性，提高其透明性，关于许认可等的处分，更应该导入听证或辩明的程序。

（3）操纵制度的，归根结蒂是人。无论多么良好的制度，只要得不到运用之并且活用之的人，无异于巨龙欠缺眼睛。但是，人们担心在日本的行政现状下，能否得到理解行政程序并能正确运用之的公务员，担心国民方面能否活用行政程序，担心许多国民在事前对提起争讼产生踌躇，或者认为行政程序繁琐。

2.制定行政程序法的影响

（1）行政程序法，适用于地方公共团体的机关进行的处分等中基于法律的规定而作出的处分。因此，不仅限于机关委任事务，并且关于团体委任事务，只要法律上有处分的根据，就适用本法。但是，关于地方公共团体以条例及规则规定其根据的处分，从尊重地方自治的观点出发，在排除本法的适用的同时，地方公共团体应该遵照本法的宗旨，作出努力采取必要措施的规定（第38条）。人们期待着，根据这一规定，行政程序条例之类的法规在各地方公共团体得以制定。

（2）关于经过听证作出的处分，若承认根据行政不服审查法提起异议申诉，便将导致审理的重复进行，有悖于程序经济的原则，因此，规定不能提起异议申诉（第27条第2项）。所以，可以预想，今后的异议申诉件数将减少。但是，由于其不妨碍审查请求的提起，所以审查请求的件数是否减少，还要取决于听证程序对违法行政的抑制是否有效的实际业绩，现阶段要预测案件数的增减，是困难的。当然，现行审查请求制度的形式，与采取当面审理形式的异议申诉相比较，基本上没有什么区别。不仅如此，而且在听证程序上，也承认行政厅职员的出席听证会，以给予当事人质问的机会。所以有人主张，在审查请求中，也应该承认审理担当者的回避，通过导入口头辩

论的公开对审形式，以谋求程序的充，将审查请求制度改革成为由国民活用的具有实效性的制度。

（3）有的学者对行政程序法的适用除外事项太多，提出批判性见解。比较有说服力的见解认为，关于重要的处分，例如，关于课税处分，由于其特殊性，即使不能将本法原封不动地付诸适用，也应该另外制定租税行政程序法之类的独立的立法，或者即使在税的领域，也应该在不违反税的特殊性的范围内类推适用本法。

（4）通过本法的制定，有的人认为以程序违反为理由的诉讼案件会增加。也有的人认为，由于违法行政被

事前抑制的结果，诉讼案件会减少。此外，还有的人认为，法院的审查范围被限定于对是否违背程序的审查，便不涉及实体性统制了。更有的人认为，毋宁说通过程序审查，实体性统制的范围得以扩大。众说纷纭，各有道理。

四、日本行政法面临的课题

为了对应行政环境的变化，日本的行政制度面临着需要解决的许多课题。例如，公共规制的缓和，地方分极推进法的制定，特殊法人的统制、废止及合并，情报公开法的制定，行政监察官法的制定等等。在这里，不能就上述所有问题展开论述，仅就司法外的纷争解决制度作一定的阐述。

1.司法救济的界限

诉讼程序是发现事实的程序，是人类长期经验与智慧的产物。但是，从前就有人指出，该制度存在费用高与时间长的缺点。并且，也有人认为诉讼程序不能适应现代型纷争，对司法追随行政及司法软弱无力等现象提出批判。

现代型纷争具有以下特征：第一，具有某种程度的地域广泛性，因此，以多数人为当事人的纷争呈增加趋势。第二，不是侵害发生之后，而是在侵害尚未发生的未然阶段，以预防侵害的发生为目的的纷争呈增加趋势。第三，在纷争的解决中，需要高度的科学技术性见解的纷争呈增加趋势。第四，与关于权利义务的纷争相比较，争论政府政策的正确与否的纷争增加，因而导致发现成为裁判基准的客观性法极其困难。现行的诉讼制度，以辩论主义为基调。辩论主义，毋用说，是指将诉讼的具体进展委任给当事人的责任和负担，而排除法官依据职权介入的制度。在由私人自治支配的私法领域，也许可以说这种辩论主义的诉讼构造，是适合于纷争的解决的。但是，对于上述现代型纷争的解决，辩论主义却并不一定能称得上为适当的解决手段。现代型纷争，不是象私法关系那样可以分解为债权和债务，而是常常以与政策相关联的社会利益及价值观的冲突的形式出现。在这种情况下，作为法官，必须发现某种客观性法，并依照该法，对何为正确作出判断。但是，到底有无客观性法的存在，还是有疑问的。通常的情况下，作为判断的基准而使用的，是利益的比较衡量论。根据这一基准，比较小、比较轻微的利益，将被完全抛弃。这样处理果然正确吗？在一方当事人有四分的理、另一方当事人有六分的理的情况下，作出这种判断当然是适合正义的要求的。但是，以司法的方法，却不能进行这样的解决。在纷争的解决需要高度的科学技术性智慧的情况下，裁判也不能发挥其应有的机能。一方当事人独占证据，并且具有丰富的科学技术性智慧，而另一方当事人却欠缺科学技术性智慧，又不能得到有利证据。法官虽是法律专家，但却缺乏科学技术性智慧。并且，在辩论主义之下，不可能由法院负担费用依据职权收集证据，所以，其心证势必产生倾斜，导致其作出有利于更具科学技术性智慧的一方的裁决。

课题研究论文范文篇6

一、关于德育的本质内涵

一种观点认为，从学理上讲，德育即是道德教育。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应该坚持“大德育”的概念，我国的学校德育即是道德教育、政治教育、思想教育、法制教育和心理教育等方面的总称。这两种观点反映了两种不同的思路：一是学理的思路，一是约定俗成的思路。会议争论的焦点在于，能不能把政治教育、思想教育、法制教育、心理教育等当作德育。双方都不反对学校应该开展这些方面的教育，问题是应该用什么来概括。从学理上看，用德育来概括是不理想的，带来了一定程度的混乱。究竟用什么来概括目前学校德育的内容？有的学者提出用社会性教育，有的学者提出用价值观教育。会议在这个问题上还没有统一的结论。关于德育的本质，从教育哲学的高度来看，主要有两个视角。第一，德育是超越的，还是适应的？第二，德育是工具，还是目的？

“道德教育是一种超越”曾经被人指责为“理想主义”。对此，有学者指出，“道德教育是一种超越”所表达的是道德教育“应该”超越，反映的是人类对道德教育“理应如此”的期望，是从“道德教育应该怎样”来说的。它从教育的本性（超前性）和道德的本质（道德是人类主体精神的自律）中获得理论支持，是对时代误区（经济至上、物质主义）的超越，是对传统德育指导思想（机械适应论）的超越，它必然要求超越人们习以为常的规范化德育模式。

德育是目的还是工具？一种观点认为，德育是一定社会为教育下一代而进行的活动，它是社会、阶级或集团实现自己目的的工具。另一种观点认为，德育应该摆脱一时一事的功利限制，坚持以人为本。当前的学校德育太功利化，以致于失去了自己的目的和价值。有学者在分析中外学校德育历史经验的基础上，特别强调指出：学校德育只有建立在个体德性需要的基础上，才能深入人心。在社会本位与个人本位之间，应该是以个人为本位。

对德育本质的研究，也涉及到德育功能，对此要与德育功能联系起来考察。德育的根本功能是“育德”，是传递道德文化，延续人类道德生活。还有学者认为，要进一步研究德育何以可能的问题，即学校德育的条件性。应该思考这样一些问题：要不要道德？要什么样的道德？道德是否可教以及应该如何教？教道德有哪些途径？学校德育是不是教道德最有效的途径？最有效的学校德育是怎样的？新时期德育理论的突破，可能就在于对这些问题的解答之中。

二、关于德育哲学的研究

德育改革需要德育理论思维，这是与会的专家、学者的共识。理论思维的更新，集中体现为构建新的道德教育哲学，这正是目前德育学科的新的“增长点”，也是“九五”期间德育理论发展的重大课题。

作为对社会变革的反映，新时期的德育思维也相应发生了转折。第一，德育思维的出发点由“泛政治”转向人的发展。第二，德育思维的根据，从唯书、唯上的教条主义转向现实基础和可能。第三，从德育思维的价值尺度来看，从片面抽象的集体主义转向个人与集体相结合的集体主义。

本次会议反映了专家学者们对我国学校德育的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忧患意识。如何估计当前学校德育的历史进程？绝大多数学者认为，当代中国的德育正在实现根本性转换，但这种转变远未完成。甚至可以说，学校德育存在着“危机”。有学者把它概括为“德”——“育”生态的危机。这种危机不仅仅是“德”的无奈——在文化冲突与价值多元的背景下，教育者与受教育者都在不同程度上处于困惑之中；也不仅仅是“育”的无力——教育者的教育努力惊人地低效、无效，甚至是负效；还是道德精神与育德模式的不相匹配，是“德”——“育”冲突的危机。要摆脱危机，就必须确立“德育生态”的理念。“德育生态”的理念强调：第一，德育的具体性。它强调德育过程中“育”与“德”的适应性，强调“育”的特性与“德”的品质一致性，认为只有在二者匹配时，才会产生德育效力。第二，德育的生态性。它强调道德教育的诸要素所形成的有机结构对实现德育目标的影响，突显的不是个别要素，而是诸多要素构成的生态。“德育生态”的理念提醒我们注意德育环境建设，注意德育的文化环境。

三、关于市场经济与学校德育

我国的学校德育何去何从？一种有代表性的观点是，时代精神、文化传统、市场经济和人类发展是确立新时期道德教育的价值选择必须加以观照的四个基本点。

关于德育的规律，有学者认为应该研究进行德育的可能性问题。道德究竟可教不可教？应该以什么样的人性观为基础？性善论？向善论还是反映论？现在一讲德育，就是说教，最通常的作法就是开课。那么，儿童道德的形成、发展主要依靠什么？学校起多大的作用？课程又占多大的比重？儿童不上学难道其道德就不发展，就没有道德吗？有学者指出，德育的前提就是学生有道德需要，因此应该激发学生的道德需要，提高其需要层次。目前的德育模式是为了解决问题，以管住学生和不让学生出事为目的，根本不是为了引导学生积极向上。

四、关于新的德育模式

在新的历史时期，要实现对传统德育的根本改造，还需要构建一些新的德育模式。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所讲的“模式”不是一种操作步骤，而是指从理论建构到实践尝试的系统过程。本次研讨会主要探讨了列入教育部“九五”规划重点课题的三个模式。

第一，整体构建德育模式。该模式着眼于学校德育的整体构建，包括小学、中学和大学的德育目标和内容体系、德育途径和方法体系、德育管理和评价体系的构建。其中德育内容构建，就是把德育内容的要素结构和层次结构划分出来，以五大要素（即道德教育、法制教育、心理教育、思想教育、政治教育）为纬，以各项要素的不同层次为经，按照整体性、有序性、动态性的原则有机地结合起来。

课题研究论文范文篇7

纵观思想品德课教学轨迹，仍是通过课题与课题的教学，渐趋推进和教学累积而运行的。按照教学大纲编写的六年制全套思想品德课教材，总共有140多个课题。从总体看，这些课题有些什么特点呢？

（一）品德规范性

思想品德课着重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社会公德教育、文明礼貌教育和个性心理品质教育。这就决定了思想品德课题的提炼不仅讲求语言简洁明快，而且要画龙点睛，将相应的品德规范凸现出来。认真研读思想品德课题群，就不难发现它集中展示了小学生在学校、家庭和社会生活中所应恪守的品德规范，表明哪些是可取的，应当具有的，哪些是不应当具有的，或要避免的。这种用品德规范“定格”的课题，大致有如下四种类型。第一类课题中有“要”字。诸如《要按时上学》、《要听别人的劝告》、《要诚实》、《要尊重他人》、《要学好各门功课》、《做事要有始有终》等等，“要”字后面的词语，是强调学生应当具有的某种认识、态度以及应养成的行为习惯。例如《要按时上学》，“要”是一种强调，“按时上学”是学生必须遵守的纪律。该课题是想从认识和情感方面引发和调动学生“按时上学”的内驱力。第二类用“不”字限定。诸如《不打扰别人》、《不说谎话》、《不娇气》、《不挑吃穿》、《不上当受骗》等等。“不”字后面的词语，表明是要改变、纠正的行为，同时还有劝告性情感因素。例如《不说谎话》，用否定词“不”加以限定，既是从道德观点上对说谎的否定，而且携带有对说谎不满意的情感因素。第一类的“要”与第二类的“不”，是分别从正负方向对学生的呼唤，以牵引他们“入范”。第三类课题语词中嵌有“爱”字，诸如《爱清洁、讲卫生》、《我爱爸爸妈妈》、《爱惜学习用品》、《爱惜粮食》、《热爱家乡》、《爱护公共财物》、《爱护幼小》等等。俗话说，爱由情生，情是爱的基础，爱是情的升华。这类课题强调要培养学生对祖国、祖国的象征物、中国共产党、集体、劳动、家乡、他人、公共财物，劳动成果要热爱的思想感情。第四类是用道德名言、警语、俗语、格言作课题。诸如《取人之长，补己之短》、《珍惜集体荣誉》、《劳动光荣》、《我要读书》、《集体力量大》、《身在福中要知福》、《珍惜时间》、《讲信用》等等。这些名言、警语、俗语、格言是道德智慧的精髓。它把相应课文的教育主旨点明，有利于学生体认、品尝，作为最佳道德营养吸纳，有终生受益之效。

（二）展示层次性

思想品德课题是一个网络结构。九大教学内容，犹如九条教育主线，伸展在小学各年级的思想品德课中，而课题则是缀在这些“线”上的“明珠”。它们在所属教育主线上有确定的位置，分别展示同一教学内容的不同教育层次和坡度。例如《我爱爸爸妈妈》、《关心父母》、《孝敬父母》三个课题，均属热爱人民的教学内容，然而教育的层次、坡度则各不相同。低年级的《我爱爸爸妈妈》完全是口语化句子，表现了孩子对父母的亲昵，洋溢着依恋之情，这一课题主要是让学生知道父母养育儿女很辛苦，要爱父母，尊敬父母，对父母亲有礼貌，要听从父母教导。中年级的《关心父母》，按照关键词“关心”的提示，情感培养内容又上升了一个档次，它要求学生不仅从父母那里受爱，同时还要了解他们的需要和困难。这一课题主要是让学生懂得自己的成长离不开父母的教导，平时要关心父母，主动当好“小帮手”。当父母遇到伤病时，应尽力照顾。高年级的《孝敬父母》，情意因素更浓。这一课题主要是借助元帅纯真的情怀，以激发和陶冶学生孝敬父母的情感，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引导他们做孝敬父母的好孩子。上述三个课题，犹如三颗耀眼的明珠，镶嵌在热爱人民的教育主线上。我们只有以“线”驭“珠”，才能吃准每一课的教学目标。

（三）语词的情境性

对于思想品德课题，不能简单停留在弄清它的字面意义，关键是要把握课题语词的思想道德意义。常常有这种情况，许多课题用了相同的中心词，然而同样的词，思想道德意义却不完全相同。原因何在呢？因为同样的词，出现在不同的道德情境中。例如《自己的事情自己做》（2册）、《今日事、今日毕》（3册）、《做事不能马虎》（4册）、《做事要有始有终》（5册）、《多为集体做好事》（6册）、《做事要负责任》（8册）和《有事大家商量》（9册），这些课题中的七个“事”，依托于不同的道德情境，其思想道德意义也不完全相同。《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中的“事”，是指学生日常生活中最基本的自我服务性劳动。如穿衣、洗脸、洗脚、洗手绢、洗袜子、铺床、叠被等。《今日事今日毕》中的“事”，是指学生的功课，主要是作业。《多为集体做好事》中的“事”，前面用“好”这个形容词加以限定，是指能给集体带来好处的事。《有事大家商量》中的“事”，是指集体的事，不是个人的私事。这个课题强调集体的事，应该大家商量着办，要多听集体成员的意见，少数服从多数，不能一人说了算。从以上例子不难看出，只有结合课题勾勒的具体道德情境，审度课题语词的意义，才能把握课题的内含和涵盖范围。

（四）表现主体性

学生是受教主体，学习的主人。思品课新教材充分体现了学生的主体地位，并将这一教育思想渗透到了课题中。当我们用“主体性”观点研读教材，就能发现不少课题犹如学生心灵的自我倾述，情感的自我表达，从课题的字句之间，仿佛能看到学生亲自投入的身影和心态。例如《我爱帮助同学》，课题中的“我”，既是指学生所要认识的客体（教材中的“我”），也是指教室内的每一位同学，每个人都是集体中的一员，当发现集体其他成员有困难时都要热情帮助。显而易见，作为道德主体的“我”，已活灵活现地进入到了课题中，不是课本上写的要有什么认识，有什么情感以及怎么做，而是“我”自己要有这种认识，要投入这种情感，要这样做。又如课题《腾飞吧，祖国》，无疑是洋溢中国人民自信心、自豪感的强音符，如果从主体性视点看，又像是学生道德情感的抒发，是道德主体“我”的衷心祝福。思想品德课题的这种主体性特点，需要教师在教学中加以点拨、揭示和激发，在得到学生的认同和情感共鸣后，课堂上才会出现学生主动学习的局面。

（五）生动活泼性

这是指组构课题的语言形式而言。思想品德课题的字数不多，如《谦让》仅两个字，句式很短，词语浅显易懂，生动活泼。例如《和好书交朋友》，采用拟人修辞手法，将好书人格化了。《谁勇敢》采用设问句式，把教育主旨凸现出来，辨析性强，能引发学生思考。又如《做妈妈的小帮手》，“帮手”在一般情况下使用显得平淡，然而在“帮手”前加一个“小”字，表明是做妈妈的“小帮手”，课题就显得生动活泼了。它不仅呈现了“是什么”、“要什么”，而且有意识地要从情感和态度方面对学生施以积极的影响。

二、关于思想品德课题的备课与教学

认识思想品德课题的特点，是为了更好地驾驭课题，充分发挥它在统领教学全程的作用。为此，需从以下三个方面下功夫。

首先，教师在备课这一环要认真进行课题分析。课题分析一般分初识课题和终审课题这两步。初识课题是指首次触及课题时，推断这篇教材会写什么，以求对全课有一个直觉的、整体性感受。终审课题在初识课题基础上进行，一般作法是先精细地分析课文、插图、练习的价值以及编者的意图，然后再立足整体，终审课题。具体内容有：1.课题语词的结构与特点；2.课题的思想道德意义与本课的教学目标；3.课题的关键词与本课的教学重点。教师只有对课题进行一番钻研，弄清其内含的思想道德意义，把握其特点，才能得心应手地驾驭，并发挥其为教学导航的作用。

其次，教师在揭题这一环要重视把课题中关键词的思想道德意义凸现出来。笔者以为，课题的这些功能能否发挥，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看教师是否正确理解和准确揭示关键词的含义。如果对关键词的理解和揭示不准，教学就可能失之于“浅”或失之于“偏”。相反，对关键词的理解和揭示很精当，就能引发教学思路正确运行，并为全课教学目标的达成奠定很好的基础。例如《做事要有始有终》，“终”是关键词，如果对于“终”的理解仅仅是指做一件事要做完，教学显然达不到应有的深度。相反，教师如果能将“终”字的思想道德意义揭示得更全面，更准确，它不仅指做一件事要做完，而且要按照规格和要求把这件事做好。学生基于这种理解，就会围绕这个“终”，进行道德努力，每做一件事都不分心，有耐心把它做完做好，这样不仅有助于教学实现既定的目标，而且能让课题真正潜入学生的心中，自始至终为他们的学习导向。

最后，教师要提高教学艺术，善于借助课题出示，增强教学魅力。既然思想品德课题具有品德规范性、展示层次性、语词的情境性、体现主体性和生动活泼性的特点，我们就要利用课题的这些优势，在课题出示方式上，因课而异，灵活多样。

（一）课首揭题目的是启动学生的直觉思维，让学生从整体上感受这课要讲什么，要解决什么问题。为执教《国旗国旗我爱您》，开课先打出一幅投影：全校学生在操场上举行升旗仪式，接着教师示意学生全体起立，奏起国歌，师生一齐向国旗致敬。通过这一情境的引渡，点燃了学生道德情感的火花。教师接着说：“我们今天要学习的新课是：《国旗国旗我爱您》”（板示课题）。像这样课首揭题，学生参与其中，既能满足他们乐于表现的需要，同时又为课堂构建了庄重而和谐的氛围。

课题研究论文范文篇8

1种对康德的如下理解曾在国内学术界差不多成为认同的观念：从《纯粹理性批判》到《实践理性批判》，上帝在1度被否弃后，又被否弃者重新扶上天国的王位。1部评述康德哲学的专著这样写道：“康德在前门送走上帝（在认识领域宣布不能证实上帝存在），在后门又接了进来（在实践领域又宣布上帝必然存在）。”（1）这种见解我们至少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的海涅，然而海涅是错的。

事实上，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所否弃的只是关于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宇宙论证明”和“神学的证明”，却并不就是上帝本身。无论是关于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还是宇宙论证明或自然神论证明，都是认知理性（理性，亦即知性）向着超验世界的思辨运用。在康德看来，认知理性的本分在于对经验世界的认知，超出经验世界作认知的承诺是认知理性对它所应守分际的僭越。上帝并非经验世界的存在，认知理性的感性直观和知性范畴无缘把这种未可限定的对象笼罩在自己有限的能力之下。那些以为康德“在前门送走上帝”或所谓在理论理性中杀死上帝的人，1个明显的误解在于，他们把认知理性在上帝面前的不堪，领会成了上帝经不起认知理性的审判。不论是海涅，还是那些有着同样见解而只是变了1种说法的人，至少在他们把《纯粹理性批判》对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宇宙论证明、自然神论证明的否弃看作是对上帝本身的否弃时，他们认可了认知理性效准的无限性，或者也可以说，不论他们是否意识到，他们这时所执著的正是所谓认知理性1元论。

在康德那里，上帝确然是不可“知”的，但不可“知”并不就是不可“达”或不可“致”。不可“知”只是对认知理性效准的有限性的申达，并不意味着对理性——包括理性的实践运用或所谓实践理性——的信念不足。依康德的意思，认知理性只须去认知，这是以经验世界为对象的活动，非感性的领域则非认知的能力所能为。比如价值（康德哲学至少涉及到道德价值、幸福价值和审美价值）判断，原是依据意志或情趣所作的“好”（涵盖“善”、“美”、“幸福”等）与不“好”的分辨，这分辨决不能为认知的“是”与“不是”的分辨所取代。既然在理性的认知向度（理论理性）上，永远不会发生“好”与不“好”的，那末不论它如何运作和发挥，也决然不会进到价值判断的领域。单就这1点而言，认知理性的效准便不能被认为是无所不在的。换句话说，价值领域对于以“知”为职分的认知理性说来便是不可“知”的。当然，这并不是说价值判断在实践地对象化到经验世界后，认知理性不能对既成的事实作“知”的条理。康德不曾明确对价值进路和认知进路作如上的划分，但事实上，他对纯粹理性的可能及其界限的探究，亦即所谓纯粹认知理性批判、纯粹实践理性批判和纯粹判断力批判，却是以这种划分为前提的。1般地说，上帝作为“1切可能的存在中之最完善者”（康德引柏拉图语），其“最完善”的规定是价值规定；价值规定必是在价值的向度上，而不是在认知的向度上。因此，依康德《批判》的题中之义，作如下断言是极自然的：任何趋向上帝的努力都只能是价值向度上的事，而不会是认知向度上的事。康德是在“纯粹理性之理想”1章中批判关于上帝存在的种种证明的；如果我们把康德对本体论证明等的驳斥看作是他对他心目中的上帝的消极认可，那末下面这段谈论“神人”理想的话正可以看作是他在上帝问题上的积极态度。康德说：

“德及其所伴随之人类智慧（此就其10分纯洁者言之）皆为理念。顾（斯多葛派之所谓）哲人则为理想，盖仅思想中所有，完全与‘智慧之理念’相1致之人物。此犹理念授与吾人以，理想在此种事例中，则用为模拟人物之完善规定之原型；吾人之行动，除吾人心中所有此种‘神人’之行谊以外，并无其他标准可言，吾人惟与此种‘神人’之行谊相比较，以之判断吾人自身，因而改进吾人自身，——吾人虽绝不能到达其所命定之完全程度。吾人虽不能容认此等理想具有客观的实在（存在），但并不因而视为脑中之空想；此等理想实以理性所不可或缺之标准授之理性，以‘在其种类中乃10分完全事物’之概念提供于理性，因而使理性能评衡其不完全事物之程度乃其所有之缺陷。”（2）

诚然，这是就作为“完人”或“神人”的那种理想的哲人发论的，但其就“理念”和“理想”所说的话也完全适用于作为可能的“最高存在者”的上帝。人性的理念是完满状态的“德及其所伴随之人类智慧”，人性理念的实体化则是作为最完善的人或人的“原型”的“神人”。“神人”为现实的人提供“行谊”的价值标准，它不必是诉诸感性而引起认知活动的“客观的实在（存在）”，但也“并不因而视为脑中之空想”。就是说，它不必是感性的真实，却也还是1种真实，这真实是相对于感性真实的“虚灵的真实”（“虚灵的真实”不是康德的概念，而是笔者曾经用过的概念，在这里用作对康德的“神人”意趣的概括——笔者注）。“虚灵的真实”是价值意义上的真实，它不能从只同感性真实发生关系的认知理性那里得到确证，却能从德性修养、境界提升等关乎实践理性的活动中获得认可。

在与“神人”同样的理路上，康德也确信作为“元始存在者”或“最高存在者”的“神”，因此，即使是在《纯粹理性批判》中，他也已经提出了1种所谓“道德的神学”。并且，他10分明确地指出了他的这种神学与试图以本体论、宇宙论、自然神论的方式证明上帝存在的“思辨的神学”的不同。他说：

“此种道德的神学，具有优于思辨的神学之特点，即道德的神学势必引达‘唯1的1切具足的理性的元始存在者’之概念，而思辨的神学则在客观根据上甚至指示其途径之程度亦无之，至关于其存在，则更不能与人以确信矣。”（3）

显然，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并不存在把上帝“送走”的问题，他送走的只是不能引达上帝的“思辨的神学”；此后的《实践理性批判》也不存在对上帝“又接了进来”的问题，因为从价值的进路上引达上帝的“道德的神学”在第1个《批判》那里已经相当真切。康德从1开始阐发“道德的神学”，就不曾抛开上帝在“思辨的神学”那里被赋予的“全能”、“全知”、“遍在”、“永恒”的属性，只是这些属性既然都在价值的向度上，由“道德”的实践契接它们就更顺理成章些。康德指出：

“吾人若自所视为世界之必然的法则之‘道德的统1’之观点以考虑‘所唯1能以其适切的结果授之于此种必然的法则，使此种法则因而对于吾人具有强迫力’之原因，必须为何种原因，则吾人自必断言必须有1唯1的最高意志，此种最高意志乃包括1切此等法则在其自身中者。盖若在种种不同意志之下，吾人如何能发见目的之完全统1。以自然全体及其与世界中道德之关系，从属彼之意志，故此‘神’必为全能；以彼可知吾人内部最深远之情绪及其道德的价值，故必为全知；以彼可立即满足最高善所要求之1切要求，故必遍在；以此种自然与自由之和谐，永不失错，故必永恒，以及等等。”（4）

不可否认，“批判”是1把双刃的剑，它在否弃关于上帝存在的本体论、宇宙论、自然神论证明的同时，也对运用本体论、宇宙论、自然神论等证明方式的人心目中的上帝有所匡正，但这正如上面的引文所表明的那样，并未康德对上帝的“全能”、“全知”、“遍在”、“永恒”等品质的肯认。上帝并不是可诉诸经验的感性存在，就这1点而言，那些对上帝存在作本体论、宇宙论、自然神论证明的人们的观念与康德并无2致，而康德的理性批判的彻底在于，他不像他所批评的人们那样，用认知理性去把握认知理性把握不了的作为超验存在（非经验可及的存在）的上帝。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的第2版序言中确曾说过“为信仰留余地，则必须否定知识”（5），但这里的“否定知识”，并不是指否定认知理性在自己的限度内所能达到的知识，而只是如康德所谓在于“剥夺‘思辨理性自以为能到达超经验的洞察’之僭妄主张”（6）。倘在纯粹的认知理性所可达知的范围内，康德不仅不否定知识，反倒对知识有着比信仰更高的评价（7）。但在价值领域，在认知理性不能达知的实践理性的范围内，“知识”是不存在的，对并非感性真实的那种“虚灵的真实”唯有“信仰”。因此康德声明，对于上帝，“我之确信，非逻辑的确实，乃道德的确实”（8）他特别强调说：

“因此种确信依据（道德情绪之）主观的根据，甚至我不可谓‘神之存在等等，在道德上确实’，仅能谓我在道德上确信有‘神之存在等等’耳。易言之，有神及另1世界之信仰，与我之道德情绪，参伍交织，故决无能自我夺去信仰之恐惧，正与我无丝毫理由惧有失去道德情绪相同。”（9）

康德是审慎而缜密的，他紧紧地把握着价值向度上的“神之存在”，正因为这样，他从1开始就以上述方式把他的“道德的神学”同他所极力反对的“神学的道德”（由对“神”的存在的思辨肯定推出“他律”的道德）区别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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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实践理性批判》：“至善”只是“矛盾”的“暴露”，抑或还有更深长的意味？

如果说对思辨理性的僭妄的否弃，在很大程度上表明《纯粹理性批判》在康德以伦理为中心的价值探求中不过是1部“消极的”导言，那末别具涵义的“至善”概念的确立，则可看作“积极的”《实践理性批判》的“终局目的”。国内学术界很少有人对“至善”作某种与这1概念在康德中的地位相称的探讨，前文提到的那部专著或可看作对“至善”评述较多的文字，但作者的结论性的说法却是这样：“‘至善’概念实质上是宗教性质的，它的重要性，在我看来，在于突出地暴露了康德伦以及康德整个思想行程中的矛盾，即由超感性的纯粹理性逐渐进入感性现实的人类活动及其探求中所必然遇到的矛盾。”（10）

他对“效果仅为消极”（康德语）的“纯粹理性批判”的理解也许“积极”了些，而对“积极”的“至善”概念的理解却不免有些“消极”了。这理解除开更多地强调了康德哲学思想中的“矛盾”的“暴露”外，也在指出“至善”的“宗教性质”的同时，为它下了“向当时的宗教势力屈从退让”（11）的断语。

“至善”原是1个古老话题的重新提起，它意味着把人生意义或价值的终极性追问及其解答作为哲学的重心。“哲学在古人看来原是指教人什么才是‘至善’的概念，并指教人什么是求得它的行为的”，——康德在指出这1点的同时主张，——“我们最好还是维持这个名词的古义，而在理性努力经营使其成为1门学问的范围内，把它理解为求达至善之术。”（12）从康德为哲学所作的这个界说看，我们或可以这样理解康德哲学：这个通过理性的批判开辟道路的哲学，是以人生价值的探索为使命、以对“至善”及其求取之道的指点为归摄的。康德哲学有其独到的认识论，但这认识论——它在《批判》中占了相当大的比例——更多地只是用来烘托1种价值观的；康德哲学也有其独到的本体论，但那本体论上的境界不是经由认识的途径而是经由价值的途径获致的。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论及“视为纯粹理性终极目的之决定根据之最高善理想”时写道：

“我之理性所有之1切关心事项（思辨的及实践的），皆总括在以下之3中：

（1）我所能知者为何？（2）我所应为者为何？（3）我所可期望者为何？（13）

第1个问题是《纯粹理性批判》的主题，第2个问题是《实践理性批判》的伦理学的主题，第3个问题是经由第2个问题引出的问题，即“至善”问题。这2、3两个问题的关联则诚如康德所作的推绎：“我如为我所应为者，则所可期望者为何？”（14）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康德以“爱智”把第2个问题关联于第3个问题，又以“爱学”把第1个问题也关联于第3个问题。他解释“爱学”说：“爱学，即爱全部思辨理性知识的那个含义（只要那种知识能帮助理性达到那个概念［至善］并理解实践的决定原理），而并不至于使人忘却它所能唯1借以称为智慧的那个主要目的。”（15）这即是说，认知理性原只是“学”，它只有在帮助实践理性求致“至善”因而借此把自己系于那种“至善”关切时，才可能被称为“智”。从康德对哲学所作的界说及他在理性范围内提出的3个问题看，我们有理由说，把握了康德的所谓“至善”，也就把握了康德哲学的最高问题，而“至善”问题，说到底是1个终极眷注或最圆满的“好”的价值问题。康德在他的生命进到最后1个10年时，亦即在完成了3大批判之后，接着上述3个问题提出了第4个问题：人是什么？对此康德并没有径直作出回答。但就康德所提4个问题的内在关联看，这里似乎可以这样设想康德的答案：人是能通过“理性努力”自觉求达“至善”或“圆满的善”的生灵。

在古希腊哲人那里，“至善”观念是基于对“德性”和“幸福”的同1性的认可的，但不同的出发点使他们在同样的思维方式的误导下各自走向1偏。伊壁鸠鲁派依据感性需要把人所应得的幸福作为自己的原则，在他们看来自觉到自己的准则可以获致幸福，那就是德性；斯多葛派则把独立于1切感性动机的德性作为自己的原则，在他们看来自觉到自己的德性就是幸福。的原则——从幸福中分析出德性，或从德性中分析出幸福——使他们在幻觉中走向“至善”，打掉逻辑的附会，真相却只是这些从“同1性”出发的人们终久盘桓在各自的原点上半步未进。

康德也是在德性与幸福的联结上求取“至善”的，但他认为：“幸福和道德原是至善里面所包含着的两个完全种类不同的要素，因此，它们的结合是不能在分析方式下认识到的（就如追求自己幸福的人只要1分析他的概念就竟然发现他在这样行事时是有德性的，或者1个遵循德性指示的人，只要1自觉到这种行为，事实上就已感到幸福1样），而只是两个概念的综合。”（16）不过德性和幸福作为至善的两个要素，在康德那里决不是秋色平分的，而“综合”也并不依从任何经验的原则。“通过意志自由来实现至善，乃是1种先天的（道德的）必然”（17），对这1“必然”的肯认，使康德的至善追求走上1条独辟的蹊径。

对于康德说来，道德作为至善的第1要素，是不受任何因素或条件制约的至上的善，它使至善具有1种至上性，幸福则只是在为道德制约并作为修德的必要结果的前提下才构成至善的第2要素，它与道德修省状况的配称1致使至善成为善的无可添加的全体而赋有圆满性。因此，至善的实现首先意味着以至善为鹄的的意志同道德法则完全契合。但这圆满契合是任何有理性的存在者在其有限的生存期间都不可能达到的，它只虚灵地呈现在有理性的存在者无止境地趋向它的努力中。德性修省的无底止须得以有理性的存在者的存在和人格无底止地延续为前提，这即是说，要使至善在实践上成为可能，只有悬设所谓灵魂不死。康德承认灵魂不死在上是无从证明的，但它却为先天而无制约地有效的实践法则所要求。然而灵魂不朽悬设下的无限的德性修省所能寄望的至上的善只是显示了至善的高卓，还不就是至善的圆融。至善不是把至上的善的德性孤峭地悬置在人的感性生活之外，它的圆成还有待与德性相配称的幸福。幸福，依康德的界说，“乃是尘世上1个有理性的存在者1生中所遇事情都称心合意的那种状况”（18）。作为人的生存境遇的1种尽可能好的改善，幸福把有理性的存在者的希冀引向1个极善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同人的意志法则以及把这1法则立为最高的意志动机时的法则和谐1致。然而极善世界不过是最高的派生的善，对最高的派生的善的悬设意味着对最高的原始的善的悬设，亦即对上帝存在的悬设。如果说“灵魂不朽”的悬设，主要在于保证永无止境的德性修省以体现“至善”的至上性，那末，“上帝存在”的悬设则在于确保尽可能多的幸福对于处在不断提升中的德性的精确配称。“神学的道德”的根源处是神秘的，但主张“道德的神学”的康德却并不掩饰自己悬设上帝的初衷。他说：“依照世界中单纯自然过程来讲，与道德价值精确相应的幸福原是期望不到，并且应当被认为是不可能的，因而从这方面说来，只有在1位道德的‘主宰’这个前提之下，我们才能承认至善的可能性”。（19）

“道德的‘主宰’”给予至善的是“决定终局的道德的关切”（20），康德在这里再1次道破了“道德的神学”中的上帝的秘密：“道德法则是借着作为纯粹实践理性对象的至善这个概念，才决定了作为最高实有的‘原始实有’这个概念的：这个结果是物理进程（和较高发展出的形而上学进程）所不能达到的，因而是全部思辨理性进程所不能达到的。因此，‘神’的概念原非属于物理学，即不属于思辨理性，而是属于道德学的1个概念。”（21）

1般地说，从意大利文艺复兴到108世纪的启蒙运动，西方人文意识的主导祈向是由认可人的肉体感受性而必致的“幸福”。只是在108世纪810年代才成为批判哲学家的康德，悬设“上帝存在”以作为“至善”的托底的概念，与其说康德是“向当时的宗教势力屈从退让”，不如说是对本然意义上的基督教的正面价值与当时启蒙思潮所肯认的价值作1种历史的契接。这契接出于1种现实关切，而在“至善”的逻辑彻底处也正关联到人类的终极眷注。可以理解的是，“幸福”价值在文艺复兴和启蒙思潮那里的至上化，曾有效地冲击过“他律”的神学的道德，它使那些被中世纪教会贬斥为过恶的人的肉体感官欲望从桎梏中获得解放。但由此带来的1个严重后果，却是道德的神圣感的黯淡和人在物欲、肉欲、权力欲中的可能的陷溺。“意大利在106世纪初已经发现它自己处于1种严重的道德危机中间，就是最好的人也逃脱不掉”（22）。而在108世纪的法国，当“百科全书派”的人们还醉心于“幸福”价值而对和理性（认知理性）寄予过高的企望时，卢梭——1位对后来的康德最大的思想家——早就以他悲郁的文字为那明快的乐观色调投下了阴影。他戒告世人：“随着我们的科学和进于完善，我们的灵魂败坏了”，“我们已经看到美德随着科学与艺术的光芒在我们的地平线上升起而逝去。”（23）在时代的沧桑之变中，康德作为启蒙思想家从未忘记过他所把握的“启蒙”的主旨。在他看来，“启蒙运动除了自由而外并不需要任何别的东西，而且还确乎是1切可以称之为自由的东西之中最无害的东西，那就是在1切事情上都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指言论自由——引者注）。”（24）同时，他也从未轻觑过文艺复兴以来西方主流思想家们所1再宣示的满足人的肉体感受性的幸福的价值。但康德毕竟又是1位更深睿的哲学家，他要在肯定人的幸福价值的同时肯定人的道德价值，并把前者置于后者的制约之下。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

他既对启蒙思潮有批判的继承，也对历史地存在着的基督教有批判的继承，而且，倘作1种更远的追溯，我们还可以从对他的“至善”观念有过重大影响的古代哲学家中举出柏拉图、伊壁鸠鲁和斯多葛派。

“究元”意味上的“至善”是至高的道德与充量的幸福的极完满的配称1致，它在感性的人文世界中也许是永远不可能实现的，但它的虚灵之光却永远吸引着人的向善的心灵。人对幸福的眷注，人对德性境界的眷注，人对身心幸福与德性境界配称1致的眷注，并不限于某个时代或某个民族的特殊意向；它具有终极意义，因而它属于人类的终极眷注。“应然”的世界并不像“实然”的世界那样可以用认知理性作尽可能精确的量度，但“应然”只要是真正的“应然”，——例如“应当”德性高尚，“应当”配称于这高尚德性以相应的“幸福”，——那就应当被视为1种真实，不过这不是经验的或感性的真实，而是与人的真切意向同在的“虚灵的真实”。不论康德对“意志自由”、“灵魂不朽”、“上帝存在”的悬设为人们留下了多少可批判或品评的话柄，他由这些悬设而确立的“至善”目标，却由1种永远当有的“应然”为可能出现于历史中的经验的“实然”世界提供了终极性的价值标准，——评判的标准和理想的标准。

3、《判断力批判》：主题在于“美”，抑或在于“人”？

“美”的与“人”的问题在康德的《判断力批判》中不存在旨趣上的分异，但领悟的重心在2者间的或此或彼，对于《判断力批判》的总体理解却并不是无关紧要的。在前文提及的那部“康德述评”的作者看来：“本来，康德的《判断力批判》也只讲美学。随后有了目的论判断，但整个只作为附录。”（25）

说“目的论判断”在《判断力批判》中“整个只作为附录”，显然不是事实，而发论者紧接下来所写的文字则不啻为1种自我矫正，他说“在第1版，目的论很大1部分，如第79节以后都还是《附录》。到第2版才去掉‘附录’的标题。”（26）但即使从矫正后的说法也可以看出，发论者是把“美”的问题作为《判断力批判》的主旨所在的。在对《判断力批判》的“美学”把握后面，左右把握的实际是发论者的这样1个观点：“真、善、美，美是前2者的统1，是前2者的交互作用的成果。”（27）

这1观点是否允当是可以另作讨论的；这里首先要指出的是，以“美学”为《判断力批判》的主旨乃至把“目的论判断”看作是该书的赘疣可能并不妥当。且不去说《判断力批判》下卷即使在第1版正文中也已经系统阐发了为“美学”所不能包容的“目的论判断力的论”和“目的论判断力的辩证论”，单是就全书的“导言”看，康德也是把“的合目的性的逻辑表象”与“自然的合目的性的美学表象”以对列的方式论说的。康德指出：

“第1种合目的性的表象（即美学表象——引者注）是建基于单纯对对象形式的反省中而直接感到的愉快上面。而第2种的合目的性的表象（即逻辑表象——引者注）却和对于物的愉快情绪毫无关系，因为物体的形式不是和主体在对物的把握中的认识机能相联系，而是在给定概念下和对象的特定认识相联系，和对物判定的悟性相联系。”（28）

不论关于“审美判断力”的论说在《判断力批判》中占了怎样的篇幅因而怎样重要，它却只是被统摄在“自然的合目的性”的命意下的；而且，不论对“目的论判断力”的论说在1些批评者看来怎样地“不需要”，它却也同样地体现着原作者的“自然的合目的性”的信念。“审美判断力”对于“自然的合目的性”的论证不能尽其致，因此“自然的合目的性”只把“审美判断力”归置为它所必要的论证的蹊径之1。就康德的本意看，他的“美学”原是由“自然的合目的性”的必得说明而带出来的，《判断力批判》的主旨并不落在“美”的问题上，而是落在由“自然的合目的性”所指向的“人”的问题上。不同理解引达的是问津康德者对“美”在“人”的问题上的分际把握的各异。前1种理解把“人”的问题归结为“美”的问题，其观点诚如前文引述的所谓“真、善、美，美是前2者的统1”；后1种理解则把“美”的问题归结为“人”的问题，因此1个理所当然的结论是：“美”，如同“真”、“善”1样，只是“人”的问题的1个向度，1个并不能统1“真”、“善”，也不能被“真”、“善”所统1的向度。

但现在，还是让我们回到《判断力批判》1书本身，回到“自然的合目的性”问题，因为“自然的合目的性”何以引达和怎样引达了“人”的问题，尚需要审慎地申论。3个《批判》中，“实践理性批判”比起“纯粹理性批判”和“判断力批判”来，其独特而最堪注重的意义在于，它经由道德价值的探讨把全部问题引向“人”，它对道德价值的神圣性的证可本身即是对人的价值主体地位的确定。“人格”和“人道”问题，人作为价值主体的问题，不是纯粹认知理性或纯粹判断力在自己限度内能够独立问津的，但实践理性即使完全不凭藉认知理性和判断力也对问题的解决足以胜任。康德指出：

“人类诚然是够污浊的；不过他必须把寓托在他的人格中的人道看作是神圣的。在全部宇宙中，人所希冀和所能控制的1切东西都能够单纯用作手段；只有人类，以及1切有理性的被造物，才是1个自在目的（Zweckansichselbst）。那就是说，他借着他的自由的自律，就是神圣道德法则的主体。”（29）

从康德的表述看，“人是目的”不过是人是价值主体的同义语，尽管在纯粹实践理性的范围内“价值”主要是指赋予“人格”、“人道”概念以内涵的道德价值。纯粹认知理性的问题不是价值问题，作为认知理性对象的感性自然界也不存在价值问题，但1当它们同被那纯粹实践理性证可为价值主体的人关联起来，或者说，1当它们被引向“人是目的”的价值命题，它们对于人也就有了价值。“判断力批判”所做的工作，就是把认知理性，把自然概念的领域置于“人是目的”的价值之光的照耀下，使那自身不发生价值判断的东西由人赋予它们以价值。康德在批判地考察了纯粹思辨理性和纯粹实践理性之后发现：“在自然概念领域，作为感觉界，和自由概念领域，作为超感觉界之间虽然固定存在着1个不可逾越的鸿沟，以致从前者到后者（即以理性的运用为媒介）不可能有过渡，好像是那样分开的两个世界”，然而他认为，“前者对后者绝不能施加；但后者却应该对前者具有影响，这就是说，自由概念应该把它的所赋予的目的在感性世界里实现出来；因此，自然界必须能够这样地被思考着：它的形式的合规律性至少对于那些按照自由规律在自然中实现目的的可能性是互相协应的”。（30）实际上，“自由概念的领域”对于“自然概念的领域”，在“应该”意义上的“影响”，在康德那里是经由“判断力”（“反思的”而非“确定的”判断力）的两种途径揭示的：1是审美的方式，1是“目的论”的方式。审美带给人以“自然的合目的性的美学表象”，但这表象中的“合目的性”却又是无目的的。就其无目的而言，它通着“自然概念的领域”，就其“合目的性”而言，它又通着“自由概念的领域”；自然的领域和自由的领域由此得以契接，相关于自然的认知（悟性）和相关于自由的欲求（理性）也因着相关于审美判断力的愉快或不快而得以贯通。愉快与不愉快情绪是发自人这个审美主体的，而审美主体同时也是道德主体，所以审美主体对愉快的感受必然关涉到这主体所本具的道义观念和道德感情。在康德看来，“人的心意思索自然的美时，就不能不发见自己在这里同时对于自然是感到兴趣的”，“这种兴趣按照它的亲属关系来说是道德的”（31），因此他也说“美是道德的象征”（32）。但康德决不曾简单地把审美判断归结为道德判断，他认为道德判断是1种“止基于客观规律的兴趣”，而审美判断是1种“自由的兴趣”。同时，他又指出：“那对自然的惊赞，这自然在它的美丽的产品里表示为品，不单是由于偶然，而好像是有意的，按照合规律的布置，并且作为合目的性而无目的；这目的，我们在外界是永不能碰到的，我们自自然然地在我自己内里寻找，并是在那里面，即在那构成我们生存的终极目的，道德的使命。”（33）

审美判断的“合目的性而无目的”，也是作为审美对象的自然的“无目的”而具“合目的性”。这“合目的性”既然只能“自自然然地在我自己内里寻找”，它便只是所谓“主观的合目的性”。而“主观的合目的性”的可能的基础，却须得在“目的论”里去寻求。（34）康德鄙弃把自然看作是“偶然的体系”或“宿命论的体系”的“目的性的观念论”，也鄙弃主张“物活论”或“有神论”的“目的性的实在论”。他从有机物的生命机制推扩开，把问题的思考引向另1条途径。在他看来，有机自然物中，“所有1切部分都是交互为目的与手段的，在这样1个产物里面，没有东西是无用的，是没有目的的。”（35）从有机自然物的这1内在机制推至整个自然界，他得到了“整个自然作为按照目的的规则的1个系统”的观念。但认可自然系统的内在目的性，必致问及自然的“最后目的”；这个“最后目的”是新目的论得以成立的1个“无条件的条件”，它显然处在物理目的论世界的范围之外。康德循着他的独特的逻辑线索寻找，找到了“人”——“作为本体看的人”。他说：

“我们现在在世界上只有1类的存在者，其因果作用是目的论的，那就是说向着目的的，而同时它们是这种性格的，就是它们按照着来为它们自己确定其目的的规律是它们想像为无条件的并且不依靠自然的任何东西的，而是在其本身就是必然的。这类的存在者就是人，可是是作为本体（Noumenon）看的人。”（36）

“作为本体看的人”和作为现象看的人的区别在于，它不纠缠在因果必然的链条中，而在实践理性的意义上获得1种自由的存在。因此，在《判断力批判》中我们也读到这样1些文字：“在我们假定世界的东西，在其真正的存在看来都是有所依靠的，而作为这样的东西，它们就需要1个按照目的而行动的最高目的，这个时候，人就是创造的最后目的。”“善的意志是人的生存所能唯1借以有其绝对的价值，而且与之有着关系，世界的存在才能有1个最后目的的。……只有作为1个道德的存在者来说，人才能是世界的最后目的的。”（37）

这依然是“人是目的”的话题，不过已经是《实践理性批判》中的“人是目的”的命题的扩展。《实践理性批判》所说的“人是目的”还仅限于所谓“自由概念的领域”（伦理界），《判断力批判》说的“人是目的”是经由判断力——审美判断力和目的论判断力——把意义从“自由概念的领域”辐射到“自然概念的领域”（感觉界）的。所谓“目的”，总意味着1种价值取向，目的系统其实即是价值系统。从“现象”到“本体”即从“自然”到“自由”，“目的论判断”以人的双重地存在——作为现象或自然的存在和作为本体或自由的存在——而又终是1体的这1“反省”，终于完成了作为“知性”对象的“自然概念的领域”向作为“理性”对象的“自由概念的领域”的过渡。

至此，审美判断从主观形式上所判定的“自然的合目的性”，才真正有了它的可能的基础，用康德的话说，这即是：“1经为有机体里面实际上对我们呈现出来的自然目的所支持的对自然的目的论鉴定，使我们能够形成关于自然目的的1个巨大的系统这个观念，那时我们就可以从这种观点来甚至看自然的美了，这种美乃是自然和我们从事于抓住并且鉴定自然所出现的东西的认识能力的自由活跃的1致。因为那时，我们就可以把自然的美看为自然在其整体作为1个系统（人也就是这个系统的1部分）的1种客观目的性了。”（38）

4、不能没有它的价值命意

康德哲学对人类心智的启迪也许是多方面的，他那用“灰色、枯燥乏味的包装纸1般的文体”写下的《批判》，是1份经心的人们取之不尽的精神遗产。这里只是想从“知性”、“理性”和“反省判断力”的错落处引发1种“价值”思考，让过分逻辑化（认识论化）了的哲学反省自己的逻辑。

认知是“是”与不“是”的问题，价值问题是“好”与不“好”的问题；前者在于从感性对象求得知识，后者在于对实践中的人或事物作出评判或决断，对那些堪称虚灵的真实的东西（例如境界、理想）确立相当的信念并诉诸自律的修为。哲学并不就是伦、美学或宗教学，但它应当为真、善、美、幸福、尊严、高尚、神圣……价值提供相应的哲理，这正像哲学并不就是但却有义务为科学提供认识论或论原则1样。康德哲学的特色或可归结于两点，1是它对认知问题和价值问题的执著分辨，2是它从价值进路而不是认识进路把握“本体”。不论人们对这位批判哲学家否定认知理性直接逼近“本体”的可能性作怎样的诘难，他出自实践理性优于认知理性的论断对人生意义或价值作某种终极性的探询，却在人类思想史上树起了1块须得人们仰视才见的丰碑。价值生发目的，目的涵润理想，存在于人的价值祈向上而为实践的价值系统所指示的理想往往显现着人的生命的另1重真实。

人的生命活动的第1个对象是界，就人有求于自然、有赖于自然因而受制于自然而言，人是“受动”的自然存在物；但人的“受动”存在状况并不像动物那样是1个被自然界给定界限的常数，人能打破自然加于自己的界限而获得又在被打破中的新的界限，因而人又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人作为“受动—能动”的自然物是由于人自己，或者说，人在这种“受动—能动”的存在中自己是自己的根据、自己是自己的理由。这“自己是自己的理由”的意致用1个相宜的概念作表达，即是自由。因此，也可以说，人作为1种“受动—能动”的“自然”存在，同时即是1种“自由”——有别于动物的“他由”——的存在。“自由”是人的生命活动的性质，它的客观表达在于对象世界依着人的目的、意向、情趣的改变。人在自己的对象世界中实现自己的目的、意向、情趣是所谓“对象化”，这“对象化”作为人的实践活动的特征，既涵淹着人的生命活动的合目的性，也涵淹着人的生命活动的合性。

人在他的“受动—能动”的自然存在亦即“自由”的自然存在中，创造着有别于自然世界的人文世界，这使它成为“受动—能动”的存在物和“受动—能动”的存在物。如果依人们通常易于接受的方式，对人的生命活动方式按照“自然存在”、“社会存在”、“历史存在”的逐层丰富的云谓加以规定，那末人的“受动—能动”性或人的生命活动的“自由”性质，则意味着人对自己在自然、社会、历史中的主体地位的毫不含糊的肯认。即是说，人的生命活动的“自由”性质决定了人永远是自然（人化的自然）、社会、历史的主体，自然、社会、历史永远是人的存在对象，是人在不断从“偶然的个人”上升为“有个性的个人”的历史过程中实现着的价值、目的的载体。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人是目的”，但康德的命题在这里有了怎样的转进是1目了然的。

倘把人的精神世界也作为人的存在对象，人还可以被看作是“受动—能动”的精神存在物。人在精神领域的“受动—能动”性可以从人的心灵的“反思”和“反省”活动中得到理解。“反思”是指人对作为历史的既在的精神成果的再思考，也指人对经验中获得的认识的再思维，它关乎理智的知识在扬弃中的更新和感性直观认识向认识的知性构造形态的推进。“反省”1方面指人对自己心灵活动律则的省察，由此而有逻辑学和1定形态的心理学；1方面则指人在价值修为中的自衡和自律，由此而有所谓人的精神境界。“反省”的后1方面多在于道德的践履，它以对“人格”的成全相对独立地体现人的生命活动的“自由”（自己是自己的依据和理由）性质。

无论是人的生命活动的见诸对象化的向度，还是人的生命活动的内省的向度，都既有关乎所谓规律性的认知理性问题，又有关乎所谓目的性的价值理性问题。而且，“价值”总是以“应该”或“值得”的判断为认知过程选择方向或为认知结果作出安排。人的审美活动的“无目的的目的”是以人为目的，它不无直观认知的功能，但它也同时把1种“美”的价值带给人的价值世界。诚然，离开“真”与“善”，“美”是不可思议的，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即是“真”与“善”的统1。后世儒者在价值问题上的1种偏至在于以“善”统1“真”、“美”，西方最有成就的思辨哲学家黑格尔却在他的整个体系中把“美”、“善”统1于“真”；结果前者独钟于“善”反倒使“善”落于寡头化而成1泛道德主义的格局，后者执著于“真”以致使“真”囿于逻辑强制而成1泛逻辑主义的格局。“美”不必称羡“真”、善”曾被人给予的价值1尊的地位，“真”、“善”、“美”倘1定要求得某种统1，那也只能统1于人的“自由”而非“他由”的生命活动，统1于所谓“人是目的”，尽管这期间“善”直接贞定着人的“人格”而显得更具主导意义。

作为哲学对象的价值范畴或者还有很多，康德在“人是目的”的意义上确立“至善”概念时说到了“德性”和“幸福”及其配称1致（体现某种“正义”），而在比较古希腊几个学派和基督教的道德理念时，他说到了“素朴”、“聪明”、“智慧”和“圣洁”。事实上，我们至少还可以举出相对于执著的“逍遥”或“洒脱”，相对于局守的“通达”或“通灵”，相对于牴牾的“协调”或“和谐”，相对于卑怯的“勇敢”或“无畏”，相对于偏颇的“完满”或“圆融”……。如此之多的价值观念关联于人的现实关切乃至终极眷注，会成为1种怎样的价值格局？这是哲学的“价值”课题。它很可能涵盖了伦理学、美学、宗教学，但既然用了“价值”的名义，它便不会为所涉及的学科的边界所封限。就这1点而言，康德哲学的魅力或者主要不在于它的“批判”的逻辑格度，而在于“批判”中的智慧启示。

注释：

（1）、（10）、（11）、（25）、（26）、（27）李泽厚：《批判的批判》，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69、313－314、315、407、407（字体加粗系引者所为）、407页。

（2）、（3）、（4）、（5）、（6）、（7）、（8）、（9）、（13）、（14）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412—413、555、556（字体加粗系引者所为）、19、19、560、564、564、549－550、550页。

（12）、（15）、（16）、（17）、（18）、（

19）、（20）、（21）、（29）康德：《实践理性批判》，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111、111、115－116、116、127、147、147、142、89页。

（22）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423页。

（23）卢梭：《论与的复兴是否促进了风俗的淳厚》，见北京大学哲学系编《108世纪法国哲学》，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146—147页。

（21）康德：《理性批判文集》，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24页。

课题研究论文范文篇9

（一）品德规范性

（二）展示层次性

（三）语词的情境性

（四）表现主体性

（五）生动活泼性

二、关于思想品德课题的备课与教学

认识思想品德课题的特点，是为了更好地驾驭课题，充分发挥它在统领教学全程的作用。为此，需从以下三个方面下功夫。

课题研究论文范文篇10

电子商务的迅猛发展为国际税收提出了新课题。一方面，由于电子商务代替传统的贸易方式，纳税环节、纳税地点、国际税收管辖权等遇到了新情况；另一方面，传统的税收理论、税收原则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

税收中性--电子商务课税的共识。

随着电子商务的发展，商品交易已不存在任何地理界限，但税收还必须由特定的国家主体来征收，这些主体对于多少税应在各自特定的领域内缴纳自然就存在利益差别。尽管如此，世界主要不国家关于电子商务课税至少存在一点共识，那就是税收首先要做到中性，反对开征任何形式的新税。

1996年11月，美国财政部发表了题为《全球电子商务选择性的税收政策》的报告，认为税收中性原则应是处理电子商务税收政策的基本指导原则，不能由于征税而使电子商务产生扭曲；税制应该公平地对待同一类收入，无论它是通过电子商务算途径还是其他传统的商业渠道取得的；中性原则可以通过适用并修改现行国际税收原则的方法来遵循，而不是通过开征新税或附加税来达到。

1997年4月，欧洲委员会也颁布了题为《面对电子商务：欧洲的首选税收方案》的报告，支持了前述美国财政部的观点，认为通过修改现行税收中性，较之开征新税和附加税为更佳。最近，为确保税收的简便、中性和稳定，以及电子商务发展的正常化，欧洲委员会又公布了六条电子商务税务准则，其中第一条就是努力使现行各税，特别是增值税更适应电子商务的发展，反对开征任何新税和附加税。

自1998年召开电子商务的专题会议后，经合组织（OECD）已建立专门小组，负责解决电子商务课税领域的重大原则问题。在有关电子商务课税共识的基础上，OECD关注常设机构、转移定价、特许权使用费等争议。

有关电子商务课税的争议有四

电子商务课税最基本的问题是如何将现存的国际税由原则恰当地适用于电子商务，并且保证能同时得到不同利益征科权主体的一致赞同。这将是十分困难的，因为现行税制设计着眼于有形产品的交易，而电子商务使得形产品和服务的界限变得模糊，如何对国际互联网提供的服务和在网上购销商品及劳务征税成为困难重重的技术难题。从国际税收理论看，有关电子商务课税的争议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所得的性质变得模糊不清

在多数国家，税法对有形商品的销售、劳务的提供和无形财产的使用都作了区分，并且规定了不同的课税规定。比如，对销售商品的课税可能取决于商品所有权在何地转移或销售合同在何地商议并签订；对劳务的课税取决于劳务的实际提供地；特许权使用费则适用预提所得税的规定。但是，电子商务将原先以有形财产形式提供的商品转变为以数字形式提供。因特网中成长最快的领域就是网上信息和数据的销售业务。原来购买书籍、画册、报纸和CD的客户现在可以通过电子商务直接取得所需信息。政府对这种以数字形式提供的数据和信息应视为提供服务所得还销售商品所得就很难判定，这必然引起税收上的一系死争议。

比如，原先通过购买国外报纸而获得信息的顾客可以通过上网服务获得相同的信息。税收中性原则在这里又应如何体现呢？传统销售渠道下，来源国政府能从报纸的销售中取得税收收入，但是来源国政府却不能对网上销售征收流转税从而取得税收收入。如果仍将网上销售视同销售产品，那么这种销售是在未使用来源国任何公共设施的情况下取得收入的此时能说外国商人逃避了·税收吗?也许将网上销售视为提供劳务更能体现税收中性，但是文该如何判断劳务的提供她呢?电子商务打破了劳务的提供她与消费地间的传统联系，虽然劳务的消费地在本国，但劳务的提供她并不在本国，这同样也限制了将网上销售视为劳务征税。

国际税收管辖权的矛盾

来源地税收管辖权和居民(公民)税收管辖权的冲突是电子商务课税的核心问题。我们知道，大多数国家都并行来源地税收管辖权和居民(公民)税收管辖权，就本国居民的全球所得以及本国非居民来源于本国的所得课税。由此引起的国际重复征税通常以双边税收协定的方式来免除，也就是说，通过签订双边税收椒定，规定居住国有责任对于国外的、已被来源国课税的所得给予抵免或免税待遇，从而减轻或减除国际重复课税。但是，电子商务的发展必将弱化来源地税收管辖权，这方面的例子很多，比如，通过其相合作的网址来提供修理和维修服务；甚至医疗诊断服务他可以通过因特网由千里以外的医生来提供、国际电子商务使得各国对所得来源掸的判定发生了争议、这促使美国财政部在报告中认为居住在税收管辖权较来源地税收管辖权为优，倾向于加强居民(公民)税收管辖权而不是来源地税收管辖权。

但是，居民(公民)税收管辖权也面临自身强特的挑战。虽然居民身份通常以公司的注册地标准判定，但是许多国家还坚持以督理和控制地标准来判定居民身份。大多数国家的公司税法都已允许外国公担任本国公司的董事，还允许董事会在居住国外以外的国家召开。诸如电视会议等技术的广泛使用使得居民（公民）税收管辖权也形同虚设。随着电子商务的发展，公司更容易凭需要选择交易的发生地。这将造成交易活动普遍移到税收管辖权较弱的地区进行。实际上，一系列国家避税地已采取措施促使自身成为建立网络服务的理想基地，甚至还开展了推销自身电子商务硬件设施的宣传活动。

常设机构概念受到挑战

常设机构是一个企业进行全部或部分经营活动的固定营业场所。按传统观念，常设机构的课立通常涉及人和物两方面的存在。但是，电子商务使得非居民能通过设在来源国服务笋上的网址来进行销售活动，此时该非居民拥有常设机构吗?如果该网址不用来推销、宣传产品和劳务，它是否就能被认定为非常设机构而得到免税待遇呢?

从即使上述问题都解决了，常设机构概念似乎也不能另来源国税收管辖权提供足够的保证。因为，一旦由于某设备的存在而被认定为常设机构从而佑纳税，那么该设备马上就会搬迁到境外。另外，如果顾客从销售商的网址中输录数据和信息，这会引起常设机构的认定吗?按照现行国际税收协定的解释，这似乎应该被认定为常设机构，但是，如果通过设立销售机构来销售与通过网址销售，从税收角度看，其效果是一样的，那么税收中性原则又读如何体现呢?因为税收中性要求不同销售方式引起的税收结果是不一致的，这才不会扭曲各种销售方式间的关系。

电子商务引起的关于常设机构的争论，除上述问题外，还涉及有关商的特殊争议。关于常设机构的判定八经合组织范本)和(联合范本)都引人了第二个判定要素，即对非居民在一国内利用人从事活动，而该人(不认是否具有独立地位)有代表该非居民经常签订合同、接受订单的权利，就可以由此认定该非居民在该国拥有常设机构。面对电子商务，多数国家都希望网络服务供应商符合独立商的定义;

从而可以将其视为常设机构行使税收管辖权，但事实上，即使所有合同都是通过网络服务供应商的基础设施商议和签订的，据此将网络服务供应商视为商，其理由也飞够充分。在现行概念体系下，由于大多数国际税收协定都将非独立人特指为人，因而将网络服务供应商视为商就显得不符合现行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