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哲学论文范文10篇

时间:2023-03-29 09:32:25

经济哲学论文

经济哲学论文范文篇1

(一)实事求是,是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点,“是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也是经济哲学思想的精髓。

实事求是原本是反映学风问题的一句中国古语。同志吸取它朴素的合理的内涵,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作了新的解释,赋予它新的含义,用来表述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他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物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这段表述,言简意赅地阐明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内涵。也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统一。同志一贯坚持实事求是这个马克思基本原则,最突出地体现在他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一切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根据基本国情选择我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

早在土地革命时期,同志就指出:“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依据”。正是基于对中国基本国情的正确认识,同志领导党和人民开创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取得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全国解放后,同志为了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指导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进一步分析了我国“一穷二白”、人口众多、80%是农民的基本国情,强调社会主义建设要从中国是个农业大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并确定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原则和方针政策。如早在建国前,同志就根据中国基本国情,指出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以后,要积极引导小农走集体化的道路。建国初期,又提出了引导农民逐步由互助组到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再到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思想。接着又根据中国农业生产力十分落后,而幅员又极其广大的国情,提出农村中的改革在第一、第二两个五年计划期间,以社会改革为主,技术改革为辅,然后再发展到二者同时并存,这样,就把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的规律同中国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了。关于手工业合作化的理论,除了强调保留我国手工业的民族传统、民族特色以外,基本上同农业合作化的理解相似或相近。实践已经证明,当时对农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成功的。关于农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是经济哲学思想中最杰出、最具有特色的组成部分之一。

同志还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教育和引导全党认识社会主义经济规律,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参加经济建设。1962年,同志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不但要研究一般的经济规律,还是研究特殊的经济建设规律,如按劳分配规律,还要研究更加特殊的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如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规律。在研究、认识和概括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同志提出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方针,即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明确指出:“提出这十个问题都是围绕着这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提出的这一基本方针,既是从我国的国情出发,充分发挥中国人口多、广大群众拥护社会主义这一巨大优势,又注意把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贯彻运用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去。1957年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问题》中又进一步提出了统筹兼顾、适当的安排,把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方针具体化了。今天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同时也必须实行这一方针。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党就提出了必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在国家政策和计划的指导下,实行国家、集体、个人一起上的方针。党的十二大、十三大、十四大都反复强调了把各方面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是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全面高涨的最重要的途径。

(二)对立统一规律,即矛盾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最基本规律,矛盾分析方法,即“一分为二”,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分析方法。矛盾规律和矛盾分析方法也是经济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同志始终把对立统一的观点和矛盾分析的方法作为分析和解决经济建设中的一切矛盾的根本出发点,他的许多著作如《在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论人民民主专政》、《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等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分析和解决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诸多矛盾的代表作。

建国初期,在完成对农业、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我党成功地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除了中国的历史条件外,主要是由于同志关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独特理论和对民族资产阶级所采取的正确政策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和方法观察和分析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如何处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国民经济的各种比例关系,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崭新课题,由于党和同志运用马克思主义以对立统一规律为核心的科学的宇宙观,对这一课题进行了及时的和认真的探索和研究,从而大大地推动了经济哲学思想在社会主义时期的发展,党的八大文献和同志撰写的《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正是这一时期对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问题进行探索和研究成果的理论表现。

第一,在我国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同志运用对立统一规律观察和分析社会主义社会各种复杂的矛盾,提出了关于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完整学说,并着重阐明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生活主题的思想。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的新篇章。

社会主义社会在完成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剥削阶级作为一个阶级被消灭以后,还存在着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是两类性质完全不同的矛盾。正确认识和处理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新课题。1966年在我国已经基本完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制度发生了根本的变革,社会矛盾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阶级斗争已经不是最主要的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使我们国家出现了空前的团结和统一,党和政府正在领导人民进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但是,另一方面,在这历史的转折关头又出现许多复杂的社会矛盾,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党和同志科学地分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的各种社会矛盾,总结我们党的历史经验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第一次提出了正确区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学说,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有两类社会矛盾,这就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类矛盾。”还系统地论述了两类矛盾的表现、性质、区分标准、相互转化,以及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社会矛盾的根本方法和指导方针,并且指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这些科学论点为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增添了新的内容,给人们观察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各种复杂的现象提供了指导性的线索。

当然,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两类社会矛盾学说也将不断丰富发展。从同志提出社会主义社会两类矛盾学说到现在,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又经历了四十多个年头。在这期间,我们党在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两类矛盾问题上,又积累了正反两个方面的丰富的历史经验,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系统地和科学地总结了这一时期的历史经验,从而使同志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两类矛盾的学说得到了进一步贯彻和发展。

第二,同志运用唯物辩证法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各种经济关系作了精辟的理论分析和概括,提出了正确处理这些经济关系的基本原则,这对于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同志关于正确处理经济建设中的各种经济关系的论述,主要体现在他于一九五六年四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即《论十大关系》一文中,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之间的利益关系。在社会主义经济关系中,存在着国家、集体、个人三者之间的利益关系,三者从根本上说是一致的,但也存在着差别。正确处理这三者关系是关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全局的重大问题。同志提出了正确处理三者关系的“三兼顾”原则。他指出:“必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个方面”,“不能只顾一头,无论只顾哪一头,都是不利于社会主义,不利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这个观点,对于今天的社会主义改革所具有的指导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它是改革中调整人们利益关系的基本原则。

2、正确处理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中央地方的关系。同志指出:我们的国防力量还不够强大,一定要加强国防建设。但要加强国防,一定要首先加强经济建设。“只有经济建设发展得更快了,国防建设才能够有更大的进步”。当然,国防建设的发展,反过来又推动和促进经济建设的发展。在国防建设和国防工业生产上,同志提出了“军民结合,平战结合”的方针。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为了进一步明确二者的关系,提出了国防建设必须与国家经济建设相适应的方针。

3、正确处理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这个关系实际上是个生产力布局的问题。也是我们今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所要研究和解决的实质性问题之一——资源配置问题。同志根据我国工业生产布局的历史与现实的现状提出了“充分利用沿海工业,大力发展内地工业,平衡工业发展布局”的方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充分发挥沿海工业的优势,制定建立沿海经济特区的新的战略方针,是同志这一方针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现在我国已初步形成了经济特区——沿海港口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广大内地四个层次的对外开放的基本格局。

4、积累和消费的辩证关系。这一关系直接反映了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关系。同志指出:二者是互相联系、互相影响、互为条件、相辅相承的辩证关系。正确处理这一矛盾的原则是,必须兼顾积累和消费。“国家要积累,合作社也要积累,但是都不能过多。我们要尽可能使农民能够在正常年景下,从增加生产中逐年增加个人收入”我们既要反对高积累的错误,也要反对忽视积累的错误。同志尤其强调:“不能够向农民要得太多,不能够把农民挖得太苦。”陈云同志也说过,处理积累和消费关系的原则是“一要吃饭,二要建设”。人民生活的改善只能建立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在处理积累与消费的关系上,同志还十分强调节约的重要性。指出:节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原则之一。党的十三大报告中也强调指出:“我们一定要长期坚持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方针。”

5、综合平衡和经济杠杆的作用。关于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同志在庐山会议谈话中指出:“整个经济中平衡是个根本问题,有了综合平衡才有群众路线。”陈云同志也讲过搞经济不搞综合平衡就寸步难行。

此外,同志在领导纠正和公社化运动错误时,强调要发展商品生产,尊重价值规律,指出:“价值规律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同志还提出要辩证地处理中国和外国的关系,并确定了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正确方针。这一切,都是同志经济哲学思想的发展,对今天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仍然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三)同志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是进行社会主义改革的科学理论依据和重大的理论建树,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新贡献。

改革开放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重要内容,是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一个基本点,改革开放是由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规律决定的,是从我国实际出发,经过几十年摸索和总结而确立的一项基本国策。

过去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人们把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看作阶级社会特有的社会现象,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随着剥削制度、剥削阶级的消灭,这两对社会矛盾也从根本上解决了。于是,人们在处理各种社会矛盾的时候,往往采取许多脱离实际的方式去解决,从而,难免犯“左”的或右的错误。

经济哲学论文范文篇2

(一)实事求是,是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点,“是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也是经济哲学思想的精髓。

实事求是原本是反映学风问题的一句中国古语。同志吸取它朴素的合理的内涵,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作了新的解释,赋予它新的含义,用来表述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他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物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这段表述,言简意赅地阐明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内涵。也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统一。同志一贯坚持实事求是这个马克思基本原则,最突出地体现在他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一切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根据基本国情选择我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

早在土地革命时期,同志就指出:“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依据”。正是基于对中国基本国情的正确认识,同志领导党和人民开创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取得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全国解放后,同志为了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指导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进一步分析了我国“一穷二白”、人口众多、80%是农民的基本国情,强调社会主义建设要从中国是个农业大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并确定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原则和方针政策。如早在建国前,同志就根据中国基本国情,指出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以后,要积极引导小农走集体化的道路。建国初期,又提出了引导农民逐步由互助组到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再到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思想。接着又根据中国农业生产力十分落后,而幅员又极其广大的国情,提出农村中的改革在第一、第二两个五年计划期间,以社会改革为主,技术改革为辅,然后再发展到二者同时并存,这样,就把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的规律同中国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了。关于手工业合作化的理论,除了强调保留我国手工业的民族传统、民族特色以外,基本上同农业合作化的理解相似或相近。实践已经证明,当时对农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成功的。关于农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是经济哲学思想中最杰出、最具有特色的组成部分之一。

同志还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教育和引导全党认识社会主义经济规律,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参加经济建设。1962年,同志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不但要研究一般的经济规律,还是研究特殊的经济建设规律,如按劳分配规律,还要研究更加特殊的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如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规律。在研究、认识和概括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同志提出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方针,即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明确指出:“提出这十个问题都是围绕着这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提出的这一基本方针,既是从我国的国情出发,充分发挥中国人口多、广大群众拥护社会主义这一巨大优势,又注意把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贯彻运用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去。1957年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问题》中又进一步提出了统筹兼顾、适当的安排,把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方针具体化了。今天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同时也必须实行这一方针。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党就提出了必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在国家政策和计划的指导下,实行国家、集体、个人一起上的方针。党的十二大、十三大、十四大都反复强调了把各方面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是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全面高涨的最重要的途径。

(二)对立统一规律,即矛盾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最基本规律,矛盾分析方法,即“一分为二”,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分析方法。矛盾规律和矛盾分析方法也是经济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同志始终把对立统一的观点和矛盾分析的方法作为分析和解决经济建设中的一切矛盾的根本出发点,他的许多著作如《在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论人民民主专政》、《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等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分析和解决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诸多矛盾的代表作。

建国初期,在完成对农业、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我党成功地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除了中国的历史条件外,主要是由于同志关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独特理论和对民族资产阶级所采取的正确政策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和方法观察和分析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如何处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国民经济的各种比例关系,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崭新课题,由于党和同志运用马克思主义以对立统一规律为核心的科学的宇宙观,对这一课题进行了及时的和认真的探索和研究,从而大大地推动了经济哲学思想在社会主义时期的发展,党的八大文献和同志撰写的《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正是这一时期对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问题进行探索和研究成果的理论表现。

第一,在我国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同志运用对立统一规律观察和分析社会主义社会各种复杂的矛盾,提出了关于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完整学说,并着重阐明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生活主题的思想。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的新篇章。

社会主义社会在完成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剥削阶级作为一个阶级被消灭以后,还存在着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是两类性质完全不同的矛盾。正确认识和处理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新课题。1966年在我国已经基本完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制度发生了根本的变革,社会矛盾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阶级斗争已经不是最主要的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使我们国家出现了空前的团结和统一,党和政府正在领导人民进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但是,另一方面,在这历史的转折关头又出现许多复杂的社会矛盾,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党和同志科学地分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的各种社会矛盾,总结我们党的历史经验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第一次提出了正确区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学说,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有两类社会矛盾,这就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类矛盾。”还系统地论述了两类矛盾的表现、性质、区分标准、相互转化,以及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社会矛盾的根本方法和指导方针,并且指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这些科学论点为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增添了新的内容,给人们观察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各种复杂的现象提供了指导性的线索。

当然,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两类社会矛盾学说也将不断丰富发展。从同志提出社会主义社会两类矛盾学说到现在,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又经历了四十多个年头。在这期间,我们党在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两类矛盾问题上,又积累了正反两个方面的丰富的历史经验,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系统地和科学地总结了这一时期的历史经验,从而使同志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两类矛盾的学说得到了进一步贯彻和发展。第二,同志运用唯物辩证法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各种经济关系作了精辟的理论分析和概括,提出了正确处理这些经济关系的基本原则,这对于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同志关于正确处理经济建设中的各种经济关系的论述,主要体现在他于一九五六年四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即《论十大关系》一文中,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之间的利益关系。在社会主义经济关系中,存在着国家、集体、个人三者之间的利益关系,三者从根本上说是一致的,但也存在着差别。正确处理这三者关系是关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全局的重大问题。同志提出了正确处理三者关系的“三兼顾”原则。他指出:“必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个方面”,“不能只顾一头,无论只顾哪一头,都是不利于社会主义,不利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这个观点,对于今天的社会主义改革所具有的指导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它是改革中调整人们利益关系的基本原则。

2、正确处理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中央地方的关系。同志指出:我们的国防力量还不够强大,一定要加强国防建设。但要加强国防,一定要首先加强经济建设。“只有经济建设发展得更快了,国防建设才能够有更大的进步”。当然,国防建设的发展,反过来又推动和促进经济建设的发展。在国防建设和国防工业生产上,同志提出了“军民结合,平战结合”的方针。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为了进一步明确二者的关系,提出了国防建设必须与国家经济建设相适应的方针。

3、正确处理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这个关系实际上是个生产力布局的问题。也是我们今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所要研究和解决的实质性问题之一——资源配置问题。同志根据我国工业生产布局的历史与现实的现状提出了“充分利用沿海工业,大力发展内地工业,平衡工业发展布局”的方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充分发挥沿海工业的优势,制定建立沿海经济特区的新的战略方针,是同志这一方针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现在我国已初步形成了经济特区——沿海港口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广大内地四个层次的对外开放的基本格局。

4、积累和消费的辩证关系。这一关系直接反映了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关系。同志指出:二者是互相联系、互相影响、互为条件、相辅相承的辩证关系。正确处理这一矛盾的原则是,必须兼顾积累和消费。“国家要积累,合作社也要积累,但是都不能过多。我们要尽可能使农民能够在正常年景下,从增加生产中逐年增加个人收入”我们既要反对高积累的错误,也要反对忽视积累的错误。同志尤其强调:“不能够向农民要得太多,不能够把农民挖得太苦。”陈云同志也说过,处理积累和消费关系的原则是“一要吃饭,二要建设”。人民生活的改善只能建立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在处理积累与消费的关系上,同志还十分强调节约的重要性。指出:节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原则之一。党的十三大报告中也强调指出:“我们一定要长期坚持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方针。”

5、综合平衡和经济杠杆的作用。关于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同志在庐山会议谈话中指出:“整个经济中平衡是个根本问题,有了综合平衡才有群众路线。”陈云同志也讲过搞经济不搞综合平衡就寸步难行。

此外,同志在领导纠正和公社化运动错误时,强调要发展商品生产,尊重价值规律,指出:“价值规律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同志还提出要辩证地处理中国和外国的关系,并确定了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正确方针。这一切,都是同志经济哲学思想的发展,对今天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仍然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三)同志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是进行社会主义改革的科学理论依据和重大的理论建树,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新贡献。

改革开放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重要内容,是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一个基本点,改革开放是由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规律决定的,是从我国实际出发,经过几十年摸索和总结而确立的一项基本国策。

过去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人们把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看作阶级社会特有的社会现象,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随着剥削制度、剥削阶级的消灭,这两对社会矛盾也从根本上解决了。于是,人们在处理各种社会矛盾的时候,往往采取许多脱离实际的方式去解决,从而,难免犯“左”的或右的错误。

经济哲学论文范文篇3

(一)实事求是,是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点,“是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也是经济哲学思想的精髓。

实事求是原本是反映学风的一句中国古语。同志吸取它朴素的合理的内涵,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作了新的解释,赋予它新的含义,用来表述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他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物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这段表述,言简意赅地阐明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内涵。也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统一。同志一贯坚持实事求是这个马克思基本原则,最突出地体现在他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一切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根据基本国情选择我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

早在土地革命时期,同志就指出:“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依据”。正是基于对中国基本国情的正确认识,同志领导党和人民开创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取得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全国解放后,同志为了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指导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进一步了我国“一穷二白”、人口众多、80%是农民的基本国情,强调社会主义建设要从中国是个农业大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并确定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原则和方针政策。如早在建国前,同志就根据中国基本国情,指出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以后,要积极引导小农走集体化的道路。建国初期,又提出了引导农民逐步由互助组到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再到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思想。接着又根据中国农业生产力十分落后,而幅员又极其广大的国情,提出中的改革在第一、第二两个五年计划期间,以社会改革为主,技术改革为辅,然后再发展到二者同时并存,这样,就把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的规律同中国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了。关于手合作化的,除了强调保留我国手工业的民族传统、民族特色以外,基本上同农业合作化的理解相似或相近。实践已经证明,当时对农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成功的。关于农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是经济哲学思想中最杰出、最具有特色的组成部分之一。

同志还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和引导全党认识社会主义经济规律,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参加经济建设。1962年,同志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不但要研究一般的经济规律,还是研究特殊的经济建设规律,如按劳分配规律,还要研究更加特殊的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如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规律。在研究、认识和概括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同志提出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方针,即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明确指出:“提出这十个问题都是围绕着这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提出的这一基本方针,既是从我国的国情出发,充分发挥中国人口多、广大群众拥护社会主义这一巨大优势,又注意把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贯彻运用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去。1957年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问题》中又进一步提出了统筹兼顾、适当的安排,把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方针具体化了。今天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化,同时也必须实行这一方针。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党就提出了必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在国家政策和计划的指导下,实行国家、集体、个人一起上的方针。党的十二大、十三大、十四大都反复强调了把各方面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是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全面高涨的最重要的途径。

(二)对立统一规律,即矛盾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最基本规律,矛盾分析方法,即“一分为二”,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分析方法。矛盾规律和矛盾分析方法也是经济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同志始终把对立统一的观点和矛盾分析的方法作为分析和解决经济建设中的一切矛盾的根本出发点,他的许多著作如《在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论人民民主专政》、《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等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分析和解决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诸多矛盾的代表作。

建国初期,在完成对农业、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我党成功地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除了中国的历史条件外,主要是由于同志关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独特理论和对民族资产阶级所采取的正确政策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和方法观察和分析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如何处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国民经济的各种比例关系,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崭新课题,由于党和同志运用马克思主义以对立统一规律为核心的科学的宇宙观,对这一课题进行了及时的和认真的探索和研究,从而大大地推动了经济哲学思想在社会主义时期的发展,党的八大和同志撰写的《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正是这一时期对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问题进行探索和研究成果的理论表现。

第一,在我国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同志运用对立统一规律观察和分析社会主义社会各种复杂的矛盾,提出了关于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完整学说,并着重阐明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社会主义国家生活主题的思想。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的新篇章。

社会主义社会在完成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剥削阶级作为一个阶级被消灭以后,还存在着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是两类性质完全不同的矛盾。正确认识和处理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新课题。1966年在我国已经基本完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制度发生了根本的变革,社会矛盾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阶级斗争已经不是最主要的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使我们国家出现了空前的团结和统一,党和政府正在领导人民进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但是,另一方面,在这历史的转折关头又出现许多复杂的社会矛盾,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党和同志科学地分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的各种社会矛盾,我们党的历史经验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第一次提出了正确区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学说,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有两类社会矛盾,这就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类矛盾。”还系统地论述了两类矛盾的表现、性质、区分标准、相互转化,以及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社会矛盾的根本方法和指导方针,并且指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这些科学论点为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增添了新的内容,给人们观察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各种复杂的现象提供了指导性的线索。

当然,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两类社会矛盾学说也将不断丰富发展。从同志提出社会主义社会两类矛盾学说到现在,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又经历了四十多个年头。在这期间,我们党在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两类矛盾问题上,又积累了正反两个方面的丰富的历史经验,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系统地和科学地总结了这一时期的历史经验,从而使同志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两类矛盾的学说得到了进一步贯彻和发展。

第二,同志运用唯物辩证法对我国主义建设中的各种关系作了精辟的和概括,提出了正确处理这些经济关系的基本原则,这对于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化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同志关于正确处理经济建设中的各种经济关系的论述,主要体现在他于一九五六年四月在中共中央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即《论十大关系》一文中,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之间的利益关系。在社会主义经济关系中,存在着国家、集体、个人三者之间的利益关系,三者从根本上说是一致的,但也存在着差别。正确处理这三者关系是关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全局的重大。同志提出了正确处理三者关系的“三兼顾”原则。他指出:“必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个方面”,“不能只顾一头,无论只顾哪一头,都是不利于社会主义,不利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这个观点,对于今天的社会主义改革所具有的指导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它是改革中调整人们利益关系的基本原则。

2、正确处理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中央地方的关系。同志指出:我们的国防力量还不够强大,一定要加强国防建设。但要加强国防,一定要首先加强经济建设。“只有经济建设得更快了,国防建设才能够有更大的进步”。当然,国防建设的发展,反过来又推动和促进经济建设的发展。在国防建设和国防生产上,同志提出了“军民结合,平战结合”的方针。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为了进一步明确二者的关系,提出了国防建设必须与国家经济建设相适应的方针。

3、正确处理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这个关系实际上是个生产力布局的问题。也是我们今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所要和解决的实质性问题之一——资源配置问题。同志根据我国工业生产布局的与现实的现状提出了“充分利用沿海工业,大力发展内地工业,平衡工业发展布局”的方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充分发挥沿海工业的优势,制定建立沿海经济特区的新的战略方针,是同志这一方针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现在我国已初步形成了经济特区——沿海港口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广大内地四个层次的对外开放的基本格局。

4、积累和消费的辩证关系。这一关系直接反映了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关系。同志指出:二者是互相联系、互相、互为条件、相辅相承的辩证关系。正确处理这一矛盾的原则是,必须兼顾积累和消费。“国家要积累,合作社也要积累,但是都不能过多。我们要尽可能使农民能够在正常年景下,从增加生产中逐年增加个人收入”我们既要反对高积累的错误,也要反对忽视积累的错误。同志尤其强调:“不能够向农民要得太多,不能够把农民挖得太苦。”陈云同志也说过,处理积累和消费关系的原则是“一要吃饭,二要建设”。人民生活的改善只能建立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在处理积累与消费的关系上,同志还十分强调节约的重要性。指出:节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原则之一。党的十三大报告中也强调指出:“我们一定要长期坚持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方针。”

5、综合平衡和经济杠杆的作用。关于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同志在庐山会议谈话中指出:“整个经济中平衡是个根本问题,有了综合平衡才有群众路线。”陈云同志也讲过搞经济不搞综合平衡就寸步难行。

此外,同志在领导纠正和公社化运动错误时,强调要发展商品生产,尊重价值,指出:“价值规律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同志还提出要辩证地处理和外国的关系,并确定了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正确方针。这一切,都是同志经济思想的发展,对今天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仍然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三)同志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是进行社会主义改革的理论依据和重大的理论建树,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新贡献。

改革开放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重要,是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一个基本点,改革开放是由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规律决定的,是从我国实际出发,经过几十年摸索和而确立的一项基本国策。

过去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人们把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看作阶级社会特有的社会现象,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随着剥削制度、剥削阶级的消灭,这两对社会矛盾也从根本上解决了。于是,人们在处理各种社会矛盾的时候,往往采取许多脱离实际的方式去解决,从而,难免犯“左”的或右的错误。

经济哲学论文范文篇4

【正文】

哲学的经济学和经济学的哲学概括,是马克思中极其重要的,体现出丰富的方法论思想。认真清理和这些思想,无论对于我们建构当代经济哲学还是分析现实经济,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借鉴意义。

一、客观性与主体性的统一

马克思的经济哲学既非单纯经济学也非纯粹哲学,而是在融合两者基础上形成的一种新质。这种“新质”,就在于它打破了当时的一些哲学家和经济学家考察经济问题的方法:或者从主观概念、理性原则出发剪裁、套用客观经济现实,否认后者是前者的基础;或者停留和止步于客观经济现象的表层,否认作为主体的人的认识、实践的能动创造性。前者是唯心主义的经济哲学方法,后者是机械唯物主义的经济哲学方法。

马克思对唯心主义经济哲学思想的批判,在他最初的经济哲学研究成果《哲学的贫困》中就有着充分的体现。他批评蒲鲁东从普遍理性出发建构经济学的哲学体系,把经济范畴视作“不依赖实际关系而自生”的思想,不过是一种先验的唯心主义的经济哲学。而他关于经济学要能够真正揭示现实经济生活的本质和,就必须跳出哲学的圈子研究经济现象的思想,则蕴含着从经济现实、物质生产出发的唯物主义经济哲学思想。同时,对庸俗经济学思想的反思,使马克思意识到,经济哲学要走出“在表面的联系内兜圈子”,对“最粗浅的现象作出似是而非的解释”的误区,就必须突破以往的理论,在面对现实的同时发挥主体能动性,冲破思想障碍,敢于进行理论创新。

集马克思经济哲学思想之大成的《资本论》,既与马克思立足于资本主义经济生活的现实,从现象分析中揭开资本主义结构、关系、运行机制乃至整个人类社会的“谜底”有关,又与马克思在充分吸取以往和当时的经济学、哲学思维成果基础上,善于走出哲学和经济学各自的理论藩篱,在综合两者的基础上进行理论创新不无联系。正因如此,马克思才最终实现了其哲学与经济学成果——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论的有机统一。

纵观马克思一生的经济哲学研究,他不是躲进书斋给自己设定纯抽象思辨的命题,在主观玄想中构造体系,而是立足经济现实,捕捉提出的重大问题;不囿于“现存”和既有的方法、结论,而是让“思想的闪电”在划破理论的迷雾中,揭示现实经济生活的真谛。

今天,虽然时代的巨变使经济哲学研究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内容上都与马克思那个时代有了极大差异,但马克思当年从客观性与主体性相统一的角度研究经济哲学的思路和方法,仍能为我们从事当代经济哲学研究提供有益的启迪。在此,不妨借用马克思的一句名言:经济哲学要想成为“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就必须“不仅从内部即就其内容来说,而且从外部即就其表现来说,都要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同时,要充分发挥主体特有的能动性,破除陈旧的传统观念,解放思想,敢于创新,与时俱进。

二、科学性与人文性的统一

科学性与人文性,分别从物与人的角度,体现了人类对世界的两种基本态度和价值取向,前者强调客观性和事实评价,后者强调主体性和人文关怀。马克思经济哲学研究的对象,无疑是“现实的人”。马克思认为,“现实的人”既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又是能动的、有价值、理想追求的主体。因此,经济哲学要研究“物”,也要研究“人”,应是科学性与人文性的辩证统一。在马克思的经济哲学中,科学性与人文性的这种辩证统一,体现得尤为彻底。

马克思既反对从所谓“纯粹的客观性”或单纯的技术理性、经济模式出发考察经济现实的做法,认为这种撇开主体的人和缺乏对人的价值需要、利益要求、地位体现、愿望的人文关怀的理论,把人降低或等同于“物”和单纯“经济人”;同时,又反对从抽象的人、人性、人道主义出发考察经济现实的做法,认为这种抛弃客观的物和缺乏对客体分析的“人文关怀”,只能使人成为虚假的主体和片面的“道德人”。与资产阶级经济学或哲学不同,马克思经济哲学的独到之处,在于他在揭示资本主义经济结构和人类社会历史的本质时,把它们视为以人的生产实践为基础和中介的合规律的过程,强调无产阶级解放之路的寻求,首先必须深入到客观的经济底层,同时,又关注现实的人尤其是无产阶级的地位、处境、命运和出路,认为自己的理论就是为“倍受压迫”的那个阶级提供解放的精神武器。因此,在马克思的经济哲学中,对“人”的探讨既以对客观事实的科学研究为基础,又以对人的价值追求和发展要求为目的;对“物”的探讨既以人的价值取向为参照,又注重从物的基础、本源角度探究人文关怀的合理性和可能性。

今天,借鉴马克思科学性与人文性辩证统一的方法建构当代中国经济哲学,有助于我们关注和研究全球化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经济增长、转型、变化、发展的现状、历史和未来趋势,立足科学的实证经济学,从人化了的客观世界中认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基质及其本质规律,为理解和满足人的价值需求、人生的现实性、时代的变易性、社会生活的真伪性,以及准确定位与之相应的人格模式,提供客观依据;同时,也关注和研究人在全球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体现自身价值、发展自己的愿望和要求,善于运用科学的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研究人的价值要求的客观范围和内在层次,为使人在冷漠、自在的自然物质世界中看到自己的价值,体现生存的意义,感到人生的温暖、美好和崇高提供激情泉源。具体言之,经济哲学要研究宏观的经济增长与人的发展、社会进步三者间的关系,研究微观的诸如经济发展、转型引发的利益与价值、公平与效率等矛盾,以及道德与经济、与经济、与经济乃至社会心理与经济等等之间的关系问题。

三、决定性与选择性的统一

决定性与选择性则侧重于从实践角度表述主客关系。决定性即承认人类及其运动是有自身可循的历史过程;选择性即承认社会历史及其经济运动又是历史主体的人有目的的活动过程。前者肯定客观世界和其规律的必然性及其对人的制约性,后者肯定主体的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认为作为历史主体的人一身兼任“剧中人物”和“剧作者”双重身份。因此,人类社会历史和经济运动的规律,是通过现实的人的有选择的能动性活动而得以实现的。人的实践是联接两者的中介,正是在实践基础上,两者达到了辩证的统一。经济的目的之一,就在于通过对经济现实的理性考察,为发挥人的自主能动性提供根据,因此它应当从决定与选择的统一角度,研究作为客体的世界与作为主体的人之间相互作用的辩证关系。这种统一在马克思经济哲学思想中,同样得到了体现。

在马克思看来,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陷入纯实证经济论和蒲鲁东陷入纯思辨的经济论,原因之一就是他们离开历史的主客体关系来考察经济,没有看到客观经济规律既是人的能动实践的结果,因而人在它面前并非束手无策;但经济事实作为既定产物又具有客观必然性和制约性,因而人在它面前不能随心所欲。由于不能正确认识经济活动中决定性与选择性的统一关系,导致他们或者陷于机械决定论,视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为“永恒之手”,完全制约着人的活动;或者陷于唯心能动论,视个体理性、“社会天才”的自由意志为解决经济矛盾的灵丹妙药。与他们不同,马克思一方面认为社会的、历史的物质活动是人类生产实践、经济生活的根本,生产力是在人类从事生产的经济活动的历史过程中积累、创造的物质力量,而不是自身无前提的先验假设;同时又认为人类生产实践是主体的人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生产力是人的实践能力的物化,生产关系是人为适应生产力而创造的结果。这样,马克思通过物质生产实践作为历史的主体与客体的基础和中介,地预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和经济活动,是历史决定论和历史选择论的统一。

今天,借鉴马克思的上述考察当代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和制订新世纪化战略决策,有助于我们走出“超越论”和“循序论”的两极,既立足于“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研究诸如中国与世界体系的联系与交往中,经济的调整、重组、改革、开放等关系;又充分发挥主体的能动创造性,在历史的决定性与选择性的交错点上“抓住机遇”,切实把我们的事情做好。借鉴马克思的上述方法研究生态和可持续等问题,有助于我们走出“人类中心论”或“生态决定论”的两极,进而深入研究诸如经济增长与自然成本和生产效率、人口生产与物质生产,社会发展中的物质生产、人口生产与精神生产,自然发展与社会发展,以及社会生产和再生产与自然可再生性发展等等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

四、共时性与历时性的统一

共时性与历时性,是分别从静态与动态、横向与纵向的维度考察社会结构及其形态的视角。前者侧重于以特定社会经济运动的系统以及系统中要素间相互关系为基础,把握社会结构;后者侧重于以社会经济运动的过程以及过程中的矛盾运动发展的规律为基础,把握社会形态。运动通过静止表现出来,相对静止中有永恒的运动。因此,共时性与历时性两者有着辩证统一的关系。

上述理论在马克思经济哲学中,具体体现为他的“有中介的社会生产体系”观:社会就其静态存在看,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就其动态展开看,是生产力发展改变生产关系及其一切社会关系。生产方式作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中介,既为生产力所决定又决定生产关系,既具生产力功能又具生产关系价值,是共时性与历时性的统一。人类社会特定结构及其整个历史运动,既是一个以生产方式内部各要素相互作用为基础的系统,又是一个由生产方式运动推动的过程。因此,社会结构与社会形态统一的基础,在于社会的生产方式。

今天,借鉴马克思的上述观点研究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助于我们既从历史的、现实的国情出发,又把它置于“世界历史”、“全球化”的国际背景中;既从我国特定的经济发展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出发,又联系人类社会发展的全过程和总趋势,从而既看到生产方式、交换方式因其中介性,可以共存于两种社会制度之间并互通互补,生产的技术层面构成生产方式的基础,经济体系以它为坐标系,经济形态的依次演进从根本上决定所有制形态的一般发展,因而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市场经济发展阶段不可超越,中国必须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实行市场经济;又看到生产方式、交换方式的中介性必然与一定的经济关系、社会制度结合,生产关系的社会层面决定社会的基本制度,不同的所有制形态可以反映相同的经济形态。因此,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是可以超越的,中国实行的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应该而且必然是社会主义的。

五、实证归纳与理性概括的统一

实证归纳与理性概括的统一,是马克思经济哲学研究中又一基本的方法论思想。它体现为马克思的经济哲学不仅从经济现实出发,在研究经济现实中进行哲理的推论,并从中引出世界观、方法论的结论,而不是止步于实证归纳;而且在对经济现象进行哲理的分析与揭示中,融入经济的实证使之有根有据,而不致流于哲理的空洞思辨和抽象演绎。

还在马克思创立经济哲学之初,他就批判地审视了当时的经济理论,既反对蒲鲁东用先验原则、抽象哲学理念投射经济现实,认为这只能导致“可笑的哲学”;[9]又批评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停留于纯粹经济事实的肤浅表述和实证归纳,认为其不从经济关系的社会历史性考察、深究经济现象的本质,导致了他们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固定永恒的规律的唯心史观结论。而马克思《资本论》中贯串始终的抽象与具体、逻辑与历史、分析与综合、演绎与归纳的方法,则是他融合经济学实证性与哲学思辨性的结晶。虽然这部研究资本主义的巨著侧重于分析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但这种分析却既因哲学唯物史观的运用而使经济学的实证分析,超越了纯粹的表象描述而具有强烈的理性思辨,又因经济学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的实证而使哲学的逻辑推演,超越了纯思辨的抽象论证而具有透彻的经验说服力,从而使它的价值,远远超过了任何单纯的经济学著作或单纯的哲学著作。纵观马克思的经济哲学思想,其哲学与经济学在相互交融基础上达到了辩证统一。如同劳动、分工、生产力、生产关系既是经济学又是哲学的基本范畴一样,马克思的经济哲学理论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既是社会的、历史的、哲学的经济学,又是经济的社会学、历史学和哲学。

今天,借鉴马克思的哲学理性思考和经济学实证分析统一的方法研究和建构当代中国经济哲学,必须做到:一方面,在探讨诸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全球化等具体问题时,必须运用世界历史理论、社会形态论加以理性抽象而不能止于经济范式、技术模式、操作手段等经济学的表层。另一方面,在深化诸如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结构论、形态论、本质论、动力论等基本理论时,必须结合和依据世界、中国的社会经济变化现状和趋势,以及新革命、信息革命等问题加以经验证明,而不囿于抽象的概念框架和理论体系。更重要的是要在融合两者特征的基础上,创建出既不因满足于繁荣表象而对自身功能产生幻化、又不因囿于空洞思辨而对自身功能产生怀疑的,既适合又能指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现实的经济哲学理论。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140,149.

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9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121,466-46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2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8.

经济哲学论文范文篇5

斯密以来,三种哲学思想对经济学的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机械自然观、社会达尔文主义和系统实在观。本文分析了这三种哲学思想对经济学发展的具体影响,并指出仅仅依靠系统实在观是无法完全克服机械自然观和社会达尔文主义带给经济学的局限性,需要引入中国古典哲学对经济学的发展进行指导。

一、以机械目然观为哲学基础的经济学个体主义方法论及其局限

机械自然观的建立始于英国那个被称为“机械宇宙绘图员”的霍布斯以及法国哲学家和数学家笛卡儿,后来在牛顿力学的基础上得到进一步完善。机械自然观强调从部分和个体角度认识整体,认为整个世界与机械类似,由部分组成又可以还原为部分。这种哲学观经过工业社会的实证后得到进一步的强化,成为各门学科发展的指导思想。如生物学将生物细胞与人体器官当作机器的零部件理解;医学将人的精神和肉体分开进行治疗;管理学的泰罗主义将人看作生产工具,和机器一样被当做时间和动作的研究对象。

机械自然观是19世纪西方学术界有关世界的一种主流认识。受牛顿经典物理学伟大成就的影响,19世纪初很多社会哲学家开始谈论“社会物理学”,主张将社会科学建设成类似数学和物理学一样精密的科学。这种观点无疑对边际革命的创始人瓦尔拉斯等人产生了巨大影响。瓦尔拉斯就是在牛顿力学的基础上运用数学来构建他的经济学一般均衡体系,目的是用自然科学的理性原则构架起一套经济宇宙的客观法则,在这样的经济宇宙中,人们可以用尽可能少的公理演绎出经济生活中的规则。为此,他秉承斯密的“经济人”假设并对其做了进一步简化①,将社会归结为同质自利个体的总和,遵循先分析个体规律,而后将个体规律直接加总为社会规律的路径研究经济现象,并且这一路径是不可逆的。这种方法论也就是新古典经济学一直遵循的个体主义方法论,其哲学基础显然是机械自然观。

通过个体来认识整体,这无疑是一种进步,但机械自然观将个体组成整体的过程过分简单化了。整体并非个体的简单组合,这一过程不是物理过程,而是化学过程。机械自然观对这一过程的简化是其哲学思想的一个重大缺陷。瓦尔拉斯将经济学数学化时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缺陷,他将社会看作同质个体的机械加总,忽视了个体在习俗、道德等方面的诸多差异,也没有深入研究个体组成社会的有机过程。以系统论的“蝴蝶效应”②为喻,建立在机械自然观基础上的经济学实际上只研究了蝴蝶扇动翅膀的动作,并没有研究这一动作引起龙卷风的整个过程。在这种哲学观的指引下,新古典经济学只研究了经济运行的一个横截面,并没有关注经济发展过程。所以1993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诺思批评说,新古典经济学只研究了经济运行,而没有研究经济发展。

二、社会达尔文主义对经济学注重个体与竞争传统的强化及其局限

如果说机械自然观只是从学理层面为经济学片面强调个体主义方法论提供哲学指引,那么,社会达尔文主义则进一步渗透到社会层面对经济学注重个体、强调竞争的传统进行了强化。

1859年,达尔文发表了《物种起源》一书,提出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自然选择理论,将这一原则应用于社会领域就产生了社会达尔文主义。不过达尔文本人并没有将自己的理论由自然界扩展到社会领域,这一过程是由斯宾塞等人完成。早在1850年,斯宾塞就在其著作《社会静力学》中提出了社会进化的思想,当《物种起源》发表后,斯宾塞为其社会进化思想寻找到了更多的生物学论据,于是就有了其后来为社会达尔文主义辩护的《第一原理》。1890年,马歇尔在斯宾塞《第一原理》的基础上将社会达尔文主义引入经济学,由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经济学原理》有那么多词句与《第一原理》相同。马歇尔的经济学体系所受进化论思想影响的深刻程度,可以从他的一句名言看出,他说:“经济学家的目标应当是经济生物学,而不是经济力学”。

达尔文认识到自然界弱肉强食的生存竞争,但他并没有忽视生物问的共生现象。而社会达尔文主义却无视自然选择过程中的合作,片面强调了这一过程中的生存竞争。这是对达尔文本意的曲解,因此博尔丁意味深长地说,达尔文显然不是一个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对竞争的片面强调意味着社会达尔文主义缺乏道德基础,这与强调理性分析与竞争、忽视道德研究的经济学在思想上是一脉相承的。I司时,从方法论角度来看,社会达尔文主义实际上坚持的也是一种典型的个体主义方法论,因为它也只是从单个物种间关系来认识竞争,然后将总结出的所谓规律推演至整个自然界乃至人类社会,这与建立在机械自然观基础上的经济学牛顿体系产生了深刻的共鸣。虽然进化论的思想最初萌生于经济学,但社会达尔文主义远比经济学流传更广、更“深入人心”,所以是社会达尔文主义深刻影响着经济学的发展,而不是相反。

社会达尔文主义既然存在着如此巨大的缺陷,为什么还能够在西方社会成为主流?除了历史局限,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社会达尔文主义为西方国家对非西方国家的掠夺提供了理论辩护。盛洪在分析经济学本身所具有的天下主义与和平主义精神②在西方得不到弘扬的原因时指出:“在现代经济学蓬勃发展的过程中,西方列强正走着一条用武力向外扩张的道路。尽管连年征战也给人们带来了痛苦,西方对非西方的掠夺和榨取却减少了西方国家战国状态的残酷性,使得西方文化较少对战国规则产生憎恶之感,社会达尔文主义成为主流。”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危害感受不深并且能够从中获得切实好处,人们有意无意地坚持或支持社会达尔文主义,使它得以长期存在。在这种文化背景下,社会达尔文主义当然也就不能得到反思与扬弃。

三、系统论哲学思想对经济学发展的重要影响

20世纪以来,随着物理学、生物学等自然科学对人类认识的拓展,系统论这种新的哲学思想得以产生。系统论认为整个宇宙是一个大系统,这一系统虽由各部分组成,但各个部分并不能与系统机械地分合,因为系统与部分之间除了线性关系,更多的可能是远远超出人们想像的非线性关系,这种非线性关系使得人们的决策往往面临着诸多不确定性。与机械自然观不同,系统论哲学认识到整体、关系、过程和动态的重要性,强调从整体的角度来认识个体,认为关系和整体是首要的,个体必须在动态的整体过程中才能够界定,而且各个相互联系的部分在整体中均发挥着重要作用,无所谓主次。这种哲学观对众多领域的研究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如强调身心统一的整体医学观、管理学当中的系统管理理论以及各学科中的自组织理论等等。

系统论哲学思想对经济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1927年海森堡发表了《量子论运动学和力学的直观内容》,提出了著名的“测不准原理”,1930年奥地利数学家哥德尔证明“在数学中总有一个不可知”,提出了“不可判定性”。这其中蕴涵的不确定性被认为是一个重要的哲学原理,而精通数学的凯恩斯接受了这一原理并将不确定性引入其1936年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的分析中③。这可以看作是系统论思想最早在经济学中的应用。而近年来新制度经济学、混沌经济学、演进经济学等非主流经济学的发展更体现出系统实在观对经济学发展的影响。新制度经济学对制度和交易费用的强调,将意识形态、社会科学知识等也纳入了经济分析,使得经济学不仅接近了现实,而且有突破个体主义方法论的趋势,其对集体主义方法论的强调将促使经济学反思机械自然观。混沌经济学尤其关注一些新古典经济学解释不了的模糊现象,发展下去似乎也会在哲学上改进经济学:因为以机械自然观为基础,只能解释运动状态能够复制的周期性现象,而对于那些路径界定非常模糊、经常有涨落、且运动轨迹很少或者根本不能够复制的波动性的非线性变化,则需要借助系统哲学观才能够解释清楚。演进经济学则进一步阐发了经济学的经济生物学性质,而不是经济力学性质,这既是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批判,也是对经济学牛顿体系的挑战。

不过,必须承认的是,上述经济学的新发展还没有从哲学基础上真正扬弃机械自然观对经济学发展的影响,因为它们还没有突破新古典经济学的个体主义方法论和“经济人”假设这些东西,从而使它们的批判很大程度上发展为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丰富。凯恩斯虽然将整体性和不确定性引入经济分析,但他并没有从根本上清除个体主义方法论和“经济人”假设的影响,很快被希克斯-汉森的LS-LM的模型同化,被萨缪尔森综合进“新古典综合派”,后来还引出了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和卢卡斯的“理性预期学派”。新制度经济学的“交易费用”范式的分析仍然采用的是“边际分析”和“经济人”假设等,更重要的是它们缺乏一个统一的主体理论框架。用拉卡托斯“科学研究由纲领不变的硬核和可变的保护带两部分构成”这一模型来分析,上述非主流经济学只不过是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保护带”做了调整,并没有触及其内核。用库恩的话来说,新古典经济学目前还只处于“危机阶段”。因此有人说,所谓的“现代经济学”其实不过停留在19世纪哲学和物理学的水平上,还没有实现“现代化”。“在现代经济学与当代哲学之间是一段沉默的距离”。也就是说,经济学并没有完成在系统论基础上的哲学重建。

四、中国古典哲学对经济学发展的可能贡献

由上述分析可知,经济学要想获得新的长足发展,在哲学基础上必须突破两个局限:一是机械自然观的局限与束缚;一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局限与束缚。对于第一个局限的突破,需要借助系统实在观的贡献,一些非主流经济学已经做了初步的尝试。尽管在系统实在观的基础上构建新的分析框架依然任重道远,不过依靠西方的历史资源与努力取得进一步的突破还是有可能的。对于第二个局限的突破,由于文化无意识的作用,仅靠西学的资源就要困难得多,必须考虑引入新的文化传统来改造西方原有的社会哲学和人们认同的旧的行为规则,而在这一点上,中国的古典哲学是为数甚少的可资借鉴的非西方的文化资源。事实上在系统实在观的基础上对第一个局限有所突破后,经济学应该向何处去,西方至今没有找准方向。

中国古典哲学的核心是天下主义,这种天下主义也必定是一种和平主义,它是一种完全不同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哲学思想。社会达尔文主义将弱肉强食的丛林规则引入到社会领域,是以民族主义为现实基础的。所谓民族主义是指人类中的一部分人因生理或文化方面的特征而达成的一种身份共识。由于它只认同本民族的利益,低估其他民族的利益,从而更倾向于用强力或暴力手段来改变本民族与其他民族之间的财富分配与利益冲突,使之更有利于自己。社会达尔文主义为民族主义的这种暴力行为提供了理论辩护,因此只要有民族主义就必然会有社会达尔文主义。而天下主义则持“世界大同”的观念,认为人与人是同等的,国与国是平等的,根本就没有也不应该有民族之分。由于强调对全人类的认同,从天下主义很容易导出“天下为公”的原则,在它看来,以损害一部分人的利益去谋求另一部分人的福利实际上毫无意义。因此,天下主义更倾向于用和平的、自由贸易的方式,而不是用暴力或者强力手段去获得财富。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为增进全人类的整体福利,我们需要的是天下主义,而不是民族主义或者社会达尔文主义。因为在民族主义下,为侵略或防止侵略,不同的国家将主动或被迫将资源用于发展暴力手段,而在天下主义下,这些资源将会完全被配置到社会生产中去。更为严重的是,坚持社会达尔文主义和民族主义还很有可能使人类社会最终走向灭亡。因为在民族主义“以暴制暴”的行为规则下,民族国家要想在竞争中获胜,就必须确保自己在武器制造方面的领先地位,长期竞争的结果是“不合作冲突”不断升级,发展到现在便是人类拥有了数万颗核弹头,足以将地球毁灭几十次。社会达尔文主义或者民族主义已经将人类社会带到了灭亡的边缘。

要发扬天下主义就必须要倚重中国,因为中国是人类历史上惟一以天下主义文化传统为主流的国度,她为今天整个世界天下主义文化发扬提供了宝贵的精神资源。天下主义要成为一个国家或者民族的文化主流,至少要具备以下两个条件:一是长期的和平统一;二是幅员辽阔。长期的和平统一才允许一个国家利用和平的方式去促进该国经济的整体发展,并发展出与之相适应的意识形态,而不是去发展民族主义;幅员辽阔才可能促使一个国家在与世界其他国家隔绝的状态下把自己“作为一个世界以发展,而不是作为一个国家”。中国在秦朝便结束了战国时代,并形成了一个幅员辽阔的统一国家,这非常适合天下主义精神的发展。用汤因比的话说,由于长期的和平统一,再加上“独尊儒术”等文化政策的实施,中国自汉以后便发展出持久的世界主义(即天下主义)。虽然中国历史上也不断有朝代的更替战争,但中国的文化成功地将国家和天下区分开来,以确保天下主义的发展,顾亭林的一段话深刻地反映了二者的不同,“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反观西方,他们至今也没有结束战国时代,而国与国争必然滋生民族主义,所以西方文化的主流目前仍然是民族主义。虽然欧盟正以和平的方式统一欧洲,但这并不意味着西方民族主义的结束,因为欧洲的统一只不过是一个放大了的民族主义。①

只有天下主义成为人类社会的主流文化,经济学本身所蕴涵的天下主义与和平主义才可能得到真正的发挥。在天下主义还没有成为人类社会的主流文化之前,经济学的重要使命就是去论证和迎接这一时代的到来。由于文化的无意识,相比生活在民族主义文化氛围下的西方经济学家,中国的经济学者更有可能突破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局限,在中国古典哲学的指引下清理民族主义的影响,提出西方经济学家因为文化偏见而提不出的问题,并使经济学的发展回到她应该回到的轨道上来。正如汪丁丁所说:“经济学向现代的发展应当,而且也只能,从回到哲学开始。中国经济学家固然是先接受了西方经济学的训练,然后才被实践推动着去思考超越西方经济学的问题。不过中国经济学家对老师的超越,在我看来会是比较容易的。因为这一超越必须从哲学开始,而中国对世界的最大贡献可能就是哲学了。”随着中国日益成为一个世界经济强国,随着西方对社会达尔文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反思,我们相信,中国的天下主义文化必将成为人类社会的主流文化,那时经济学就真的会成为“她本来就应该是那样的经济学”。

经济哲学论文范文篇6

【摘要题】价值论

【英文摘要】Marxrealizedthere-constructionofthemetaphysicinhiscritiqueofthepoliticaleconomy.Therefore,hemadehisresearchesofthepoliticaleconomybelongtothephilosophyofvalue.Inhispoliticaleconomy,allofthecategoriesembodyhisideasofthephilosophyofvalue.Thispaperemphaticallyanalyzesthreecategoriesofthem:money,charactersofvalueandtheFetishismofcommoditiesforrevealingMarx''''sprinciplesofthebeingofvalue,thesubjectivityofvalueandtheconsciousnessofvalue.

【关键词】马克思/价值哲学/形而上学/政治经济学/Marx/philosophyofvalue/metaphysic/politicaleconomy

【正文】

中图分类号:B01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600(2003)04-0010-07

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明确地把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作为他展开哲学批判的一个扇面[1](序言),而且是作为他阐发价值哲学的一个重要方面。(注:除政治经济学外,马克思还通过自我意识的研究、法哲学的研究来阐发他的价值哲学思想,此方面的研究参见拙文《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与市民社会》,《武汉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马克思博士论文中的本体论问题》,《学术月刊》2002年第9期,《马克思的实践--价值解说》,《学术月刊》2003年第5期。)所以,如何看待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的价值理论,就成为马克思主义价值哲学研究中无论如何也绕不过去的问题。事实上,我国的马克思主义价值哲学研究一开始就关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价值定义来发掘马克思价值哲学的内涵。只是随着价值哲学研究的深入,我国学术界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价值定义的哲学意义提出了质疑,从而形成了前后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价值定义的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我国学术界普遍以马克思的使用价值定义为马克思的价值哲学定义,从而把马克思的价值哲学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划了等号;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学术界又在对前一阶段马克思价值定义的质疑中否定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对于研究马克思价值哲学理论的意义,力图绕过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从实践概念中寻找马克思价值哲学研究的新起点。但是,在马克思那里,实践的价值理念建构是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完成的。所以,我们即使追溯到实践概念,还是绕不过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这就提出了如何重新思考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与价值哲学的关系问题。我们认为,思考这个问题,我们不能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价值定义入手,而应该从马克思的形而上学问题入手,探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语境中的价值哲学问题,这正是本文的研究思路。

一、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形而上学

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最初动机是为了解决困扰着他的市民社会问题。[2](P32)解决市民社会问题,归根到底是探索人类历史规律的问题。但是,对于马克思来说,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意义不止于此,它的更深刻的意义在于发现人类历史规律的形而上根基,重建形而上学。

那么,马克思要重建什么样的形而上学呢?是自然主义或人道主义的形而上学。这种形而上学是对费尔巴哈的“自然主义”、“人道主义”的唯物主义和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的扬弃,是马克思的实践哲学。

在马克思看来,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哲学的真正价值,就是它的自然主义,或人道主义的人本学。因为它不仅把人作为哲学的惟一的和最高的对象,而且还把人作为感性的存在,置入感性的经验世界之中。这是对黑格尔现象学的唯心主义的颠倒。但是,费尔巴哈并没有找到感性的经验世界的真正基础。他看到了自然存在的人,却没有抓住人的劳动,没有把人的创造活动作为人自身发展的环节,不理解否定辩证法对于人的感性存在的意义。所以,在费尔巴哈那里,人是没有历史的。相反,黑格尔的《现象学》却抓住了人的劳动,并通过劳动,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作非对象化,看作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1](P101)。这正是“黑格尔的《现象学》及其最后成果--辩证法,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伟大之处”[1](P101)。但是,黑格尔只看到劳动作为精神创造活动的能动性,却没有看到劳动作为物质存在的自然性,他把“作为权威的哲学的一定前提”,[1](P4)当作“劳动”的出发点,而这些“作为权威的哲学的一定前提”不过是超验性的观念,是“上帝”,因而,也是“劳动”的历史限度,所以,否定的辩证法在黑格尔那里是不彻底的,他的现象学也是不彻底的历史主义。费尔巴哈与黑格尔在人的自然主义与精神创造方面各持一端,都无法把人的历史性存在贯彻到底。但是,它们却又以否定的方式表明,要把人的历史性存在贯彻到底,就必须抓住劳动概念,把劳动的积极能动性、创造性与劳动的消极的自然主义有机结合起来。这就是马克思重建形而上学所要做的工作,也是马克思实践哲学的内容。

马克思重建形而上学的工作虽然是从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哲学出发的,却是在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中完成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使马克思获得了重建形而上学的两个决定性重要的哲学原则:一是历史主义原则,二是价值否定性原则。所谓历史主义原则,就是把历史本身绝对化的原则。这一原则强调现实是一切观念的出发点,强调任何事物、人的活动、社会关系、人的观念等等都是“不断运动的”,它们的存在也都只是“历史的、暂时的”[3](P142)。所谓价值否定性原则,就是从劳动的否定意义探讨人的价值生存的原则。劳动的否定在政治经济学的意义上,就是把劳动看作物、看作商品、看作是用价格进行交易的产品。这是对劳动作为人的本质活动的否定。通过这种否定,劳动被赋予了价值的意义,成为人的自我否定的价值存在。这就马克思所说的异化劳动。

严格地说,历史主义原则和价值否定性原则都产生于政治经济学的特殊性。我们知道,政治经济学是研究经济规律的科学,这门科学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创造的,一开始就与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相联系,本质上是研究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科学。资本主义经济的特点就是商品生产,商品生产本质上是价值的生产。在这里,不仅商品是价值物,就是作为商品生产者的人也成为价值物。因此,研究商品生产的价值规律就构成了政治经济学的特殊内容,也决定了政治经济学的特殊性和历史性。但是,在如何研究价值规律上,马克思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有着本质的区别。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从肯定资本主义制度出发,否定价值规律的特殊性和历史性,因此,他们只能看到价值生产的经济形式,却看不到这种经济形式后面的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生产者的生存价值被否定的事实。与之不同,马克思从否定资本主义制度的角度,从批判国民经济学立场出发,强调价值规律的特殊性和历史性,并通过对商品生产的考察揭示了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异化劳动及人的价值生产过程,把资本主义看作是人的生命价值创造的一个否定性环节,一种必然被扬弃的社会形态。这样,马克思就从政治经济学进到了形而上学,从分析商品生产形式进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运动和人的生命价值及其实现过程。历史主义原则和价值否定性原则就是由此而被建构起来。

历史主义原则和价值否定性原则体现了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最基本的哲学思路:其一,把政治经济学的范畴置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加以考察,以此揭示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和灭亡的规律;其二,以劳动范畴为核心,考察人的自由本性及其自我实现的运动;其三,考察资本主义对于人的生命价值创造的积极的和消极的意义,从而把历史看作人的生命价值的实现过程,资本主义只是人的生命价值的一种否定性存在形式。这一哲学思路表明,马克思是把政治经济学当作一种价值哲学来研究的,他的政治经济学中的每一个范畴都体现着他的价值哲学思想。所以,我们研究马克思的价值哲学不仅要把握马克思批判政治经济学的哲学思路,而且要深入分析他的政治经济学范畴体系,发掘其中的价值哲学思想。本文仅以其中的货币、价值属性和商品拜物教三个范畴来分析马克思的价值哲学原理。

二、货币与实践:价值存在

货币,是国民经济学的重要概念。但是,在马克思眼里,货币不仅具有国民经济学的意义,同时也具有哲学的意义。国民经济学只看到货币的现象形式,哲学却处处揭示出货币的本质存在。

货币的本质是由实践规定的。但是,货币并不是消极地被实践规定,它同时也以自己的价值特征规定实践,使实践成为说明人的价值存在的范畴,因此,在说明人的价值存在上,实践与货币是两个互补的范畴。根据马克思的论述,实践与货币的互补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就价值存在的一般规定言,实践是理想的和肯定的价值存在,货币是现实的和否定的价值存在,两者分别从理想和现实、肯定和否定的方面揭示了价值存在的本性;其二,就价值存在的实现过程言,实践的形成和发展的动力只有通过货币才是可能的。在马克思那里,实践作为人的普遍的和自由的价值存在,只有经过扬弃私有制进到共产主义才能实现,而私有制就是货币制度,私有制使实践表现为异化劳动,而货币就是异化劳动成为可能的手段和力量,亦是实践的否定性存在。在这里,货币不仅是实践的异化的存在,亦是实践的否定性力量。在这个意义上说,没有货币,就没有实践的现实和发展,实践作为人的自我价值创造的活动就只能停留于抽象的思辨,不能成为现实的力量。

那么,货币的哲学含义是什么?它在什么意义上揭示出人的价值存在?

在马克思看来,货币的全部哲学意义来自于它代表一种文明制度,即私有制。在哲学的意义上,私有制是把人的价值存在与人的自然生命分离开来,对立起来的过程,这种分离和对立是对人的生命的整体性的一种否定,却是一种积极的否定,因为,人只有在价值生命与自然生命的分离和对立中,才能建立价值生命的意识,才能创造人的价值存在,因此,私有制的产生本身就证明,人的价值生命的形成首先就需要有一个分离的过程,一个否定性的过程,而私有制就是这种分离和否定的现实活动。但是,私有制本身又是以货币为基础的,私有制的分离和对立活动是通过货币功能实现的。

马克思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指出了货币的多重哲学含义:其一,货币创造着人的社会的、文化的存在。马克思指出,货币“具有占有一切对象的特性”[1](P140),这一特性恰恰显示出货币具有改变人的自然特性的能力,即它能使没有头脑的人变得有实际的头脑,使一个跛子获得二十四只脚。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改变人的自然特性,并不是人自身自然的改变,而是人的社会能力和文化能力的形成,也就是说,货币能够创造人的社会的和文化的能力,从而使人克服他的自然能力的缺陷。货币的这种功能表明,货币所创造的,绝不是人的自然存在,而是人的社会的、文化的存在。不仅如此,货币还以自身具有的“分离剂”和“粘合剂”的功能,把人与自然界、人与社会、个体与整体的人类的生活联结起来,建立它们之间的特定的社会的和文化的关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把货币称之为“社会的电化学势。”[1](P144)其二,货币创造人的异化的,即否定性的存在。在马克思看来,货币就其本质而言,是以颠倒和混淆的方式创造人的社会的和文化的存在。颠倒和混淆一切人的和自然的性质是货币的神力。“货币的这种神力包含在它的本质中,即包含在人的异化的、外化的和外在化的类本质中。它是人类的外化的能力。”[1](P144)反过来,也可以说,人的异化、人的否定性存在就是货币的人格化,或货币的人性表现。货币的这一特性使货币成为历史运动的现实力量,因为货币的神力所造成的人的类本质的异化是通过现实的劳动异化和私有制运动实现的,而劳动异化和私有制运动是个体扬弃社会整体的过程,亦是个体获得普遍价值的基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把人的自我实现看作是私有制和扬弃私有制的历史运动,而货币就是整个人类历史运动中的重要一环。在这里,马克思不仅不否定货币的积极作用,而且还从货币的否定性创造方式中发现了推动历史发展的现实力量,发现了否定性辩证法的历史根源。其三,货币能够打通人的价值观念与价值现实之间的联系,实现价值观念和价值现实之间的相互转化。马克思从思维与存在的高度考察货币的功能,指出,货币具有使人获得他想得到一切的能力,具有把人的任何需要转化为现实的本领,也就使他具有“把观念变成现实而把现实变成纯观念的普遍手段和能力,它把人的和自然界的现实的本质力量变成纯抽象的观念,并因而变成不完善性和充满痛苦的幻象;另一方面,同样地把现实的不完善性和幻象,个人的实际上无力的、只在个人想象中存在的本质力量,变成现实的本质力量和能力”[1](P145)。由于这一功能,货币才能超越价值观念的束缚,进入人的物质活动,从而成为实践的一个要素,参入人类历史运动。当然,货币作为实践的一个要素,是以自己的方式,即以混淆和替换、颠倒世界方式,参入历史运动,所以,它创造的现实是异化的现实,它创造的观念是宗教的观念,总之,它创造的是历史的否定性存在,是供以后历史扬弃的现实基础。我们认为,马克思把货币作为实践的一个要素来考察价值观念与价值现实之间的关系,即价值思维与价值存在之间的关系,是他的价值研究的一个重大突破,也是他的实践研究的一个重大突破,因为这一考察不仅揭示出实践是如何获得价值规定性的,而且还揭示出实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获得的是什么样的价值规定性,从而表明,实践作为一种否定的辩证法只有在价值论的意义上才是可能的和现实的。

综上所述,马克思对货币的哲学概括,深刻地揭示出货币与实践的关系,以货币规定了实践的价值内容和形式,而且揭示出价值的存在形式。就货币与实践的关系言,货币作为私有制的文明形式,它本身就是人类的一种实践,在这个意义上,货币包含于人类实践之中,是人类实践的一个阶段、一种形态;货币作为整个社会联系的价值尺度和媒介,作为人类生存的基础,又规定着实践的价值内容,表明实践在什么意义上成为价值存在,揭示出实践的价值存在方式及发展规律。可见,离开货币的考察,实践的价值论永远只是一种抽象观念的东西。

三、价值属性与价值主体性

所谓主体性,就是人的自由本性。人的自由有两种:一种是认识的自由,一种是存在的自由,认识的自由是在人对外部自然关系中获得的,表现为人的理性的主体性,存在的自由是在人与他自己创造的世界中获得的,表现为人的价值的主体性。近性主义哲学主要研究人的理性主体性,于是,形成了以认识论的方式研究人的主体性的传统,从而窒息了人们对价值主体性的研究。价值主体性与理性主体性的区别告诉我们,研究价值主体性,首先要摆脱近性主义哲学研究理性主体性的方式,也就是说,不能以认识论的方式,通过对比人的感知与外部自然界的一致性来说明价值主体性,而应该通过考察人的价值世界的结构,揭示价值主体性的本质及其实现方式。那么,人的价值世界的结构是怎样的?人是以何种方式与人的价值世界发生关系,从而获得他的价值主体性呢?马克思以对价值属性的哲学说明揭开了这一理论之谜。

马克思在分析价值属性时,提出了三个关键性的概念:使用价值、价值和交换价值。在这三个概念中,对于我们研究价值主体性最有意义的是交换价值。因为在马克思那里,交换价值不只是表示价值的社会形式的概念,它还是说明人们价值交换活动的概念。只是由于人们的价值交换活动,使用价值、价值和交换价值才有机地结合起来,成为构造价值的主体性的因素,而交换价值的特性及其与价值、使用价值的联系方式直接决定着价值主体的构造方式和实现方式。所以,考察价值的主体性,最重要的是要从哲学的高度概括交换价值的特性,特别要说明交换价值作为人们的价值交换活动的特性。

交换价值的哲学特性是通过它的历史运动表现出来的。交换价值的历史运动就是交换活动的发展,在价值形式上,它经历了简单价值形式、扩大的价值形式、一般价值形式、货币形式。这四种价值形式的更替表明、交换价值的形而上学特性,就是以价值交换活动把隐藏于商品物的形式下的社会价值运动形式呈现出来,使商品之间的交换关系呈现为价值主体之间的关系,从而构造和决定价值的主体性。因此,价值交换活动的历史,就是价值主体性构造的历史。这种构造活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交换价值作为价值的社会形式,与价值发生逻辑的和历史的联系,确立起价值的主体性结构。在马克思看来,交换价值与价值都是商品的社会属性,但是,交换价值与价值是以两种完全不同的方式表现商品的社会性。价值是商品的本质属性,隐藏于商品的内部,它本身是无法表现出来的,它的社会性必须通过一定的现象形式来表现,于是,价值就与交换价值相结合,把交换价值作为自己的社会的现象形式。交换价值也就获得了价值的外化的、客观的表现形式。但是,交换价值作为价值的外化的、客观的形式,绝不是对单纯地反映价值的社会性,消极地依赖于价值,而是以自己的方式作用于价值,决定价值的实现方式。交换价值作用于价值,使价值呈现出来,首先是通过人们的交换活动建立不同商品之间的联系,并且把商品与商品之间的关系转化为价值主体与价值主体的关系。其次,它要扬弃不同价值主体的主观性,使价值主体的需要服从于公共的社会价值尺度,于是,主体的需要作为价值主体性的主观形式就变成了交换的动机,表现为价值与价值的交换,而价值与价值的交换表现的只是客观的、共同的社会形式。这就是价值主体性客观化的过程,亦是价值主观性向客观性的转化。在这里,交换价值不仅揭示出商品交换中的价值主体之间的关系,而且证明,价值主体性有主观性与客观性、内在性与外在性之分;价值主体性不可能在它的主观性中获得价值,它只能在价值与价值的交换中,通过价值客观化而获得自身的价值确认。

第二,交换价值以其活动方式改变了使用价值的意义,从而规定了价值主体性的表现方式。交换价值的活动方式就是进行价值的交换。为了进行价值交换,交换价值把商品内在的价值与使用价值的矛盾外化出来,使进入交换的商品双方各持一极:代表商品价值的一极为相对价值形式,是要表现价值的方面,代表商品使用价值的一极为等价形式,是充当价值表现材料的方面。当使用价值成为表现价值的材料时,它就超越了自然形式的限制,不再是商品的自然实体,而是抽象人类劳动的化身,是以其某种有用性表现抽象人类劳动的形式。于是,使用价值成为了价值的镜子,而价值把使用价值当作自己的实现形式。我们知道,价值作为人类抽象劳动的凝结,体现的是人的创造本性,亦是价值的主体性。因此,价值与使用价值在交换中建立起来的本质和实现形式的关系,也就是价值主体性与价值自然体之间的本质与现象的关系。这种关系表明,价值主体性的社会性只能通过商品的自然形式表现出来。

第三,交换价值建立了价值主体的个体性与社会性的关系。交换活动是以价值的个体性存在为前提的,交换活动的功能就是把不同的个体联结成社会的整体。在交换中,个体把自己的劳动产品转化为价值,也就把私人劳动转化为社会劳动。不仅如此,随着交换成为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关系,个体在进入交换之前就把自己的产品当作社会的产品来生产,并且以交换价值的社会尺度来约束自己的生产,使其成为社会生产的一部分。这样,交换活动就使自己成为了价值个体性与社会性的建构过程,一方面,它把价值主体分裂为个体,另一方面,它又赋予个体以价值社会性,把个体联结成有机的社会整体。

价值主体的个体性与社会性的关系其实就是价值主体与价值世界的关系。从这一观点看,交换活动不只是建构价值的主体性,而且还建构了人的价值世界,它是以价值主体的建构来展示价值世界的结构和发展的内在机制。

四、商品拜物教与价值意识

商品拜物教概念是马克思对商品所作的最明显、最突出的形而上学反思。在分析商品拜物教的开篇,马克思就明确地指出:“对商品的分析表明,它却是一种很古怪的东西,充满形而上学的微妙和神学的怪诞。”[4](P88)商品的“形而上学的微妙和神学的怪诞”是商品拜物教的秘密地,也是马克思说明商品拜物教的逻辑起点。

在马克思看来,商品的“形而上学的微妙和神学的怪诞”就是商品的本质与表现这个本质的现象形式之间的矛盾性和不一致性。这种矛盾和不一致也就是商品的异化存在。

商品首先是劳动产品。劳动产品是人们社会劳动的成果,体现着人的社会性。商品作为劳动产品,本质上也是社会的产品。但是,商品又不同于劳动产品,劳动产品采取的是直接的共同劳动形式,直截了当地表现人的社会性,而商品生产则采取的是私人劳动形式,因此,它的社会性不能直截了当地表现出来,必须通过交换,才能获得社会形式。交换把劳动产品抽象为人类社会劳动本身,抽象为价值,把劳动产品之间的关系转化为价值与价值的关系,这时,人类劳动的社会性就取得了价值的表现形式,即采取了物的外观。于是,劳动产品就转化为商品,劳动产品的社会性就转化为商品的价值关系,劳动产品的自然形式就转化为商品交换的物质媒介。这就是商品社会化的特殊表现形式。马克思把这种特殊形式表述为:“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4](P89)

人类劳动的社会性以物与物的关系呈现在人们的面前,本身就是一种异化。这种异化首先发生在人类劳动的社会性上。人类劳动的社会性以物与物的关系为外观,是人类劳动社会性物化的结果,它使人类劳动的性质脱离了人自身的存在,并且成为独立于人、制约人的活动的存在物。这种存在物本身就是人类劳动社会性的异化物。其次,物与物的关系也处在异化之中。物与物的关系本来是劳动产品的自然关系,却采取了价值的形式,这就意味着,物与物的关系已经从它们的自然形式中异化出来,成为掩盖人的劳动社会性的物质外壳。人类劳动的社会性采取物与物的关系的外观所引起的这种双重异化使商品“成了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或社会的物”[4](P89),于是,人们的感觉也随之异化了,商品的价值给予人们感觉的,不是人自身的社会性,而是同人的社会性相对立的物的形式。这种感觉的异化最终导致了商品拜物教。可见,商品拜物教来源于商品内在的社会性与其表现的物的外观的矛盾和不一致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强调:“劳动产品一旦作为商品来生产,就带上拜物教性质,因此拜物教是同商品生产分不开的。”

商品拜物教与宗教一样,是异化的意识。但是,同为异化的意识,商品拜物教与宗教又有区别。宗教的异化产生于人与自然之间的狭隘性,而商品拜物教的异化则产生于人与自己创造的生产方式的狭隘性,明确地说,它是私有制的产物。由于这一区别,宗教的异化意识表现为对上帝崇拜,而商品拜物教的异化意识则表现为对价值的崇拜,本质上是异化的价值意识。在这里,价值意识的本质通过商品拜物教被揭示出来:价值意识不产生于人们的认识活动,而是产生于人们的交换活动,所以,价值意识不是对价值的反映,而是价值的创造,它不存在于人类的理智中,而是存在于人们的现实活动中。因此,价值意识是有着特定含义的意识,只有在商品的本质中才能得到说明和理解。

马克思以商品拜物教揭示了价值意识的秘密,也展示了货币、价值属性的历史局限性,从而表明,人的价值存在、价值的主体性和价值意识都是时代的产物,在商品生产条件下,它们以异化的和否定的方式存在,随着商品生产为新的生产形式所代替,这种异化的价值存在、价值主体性和价值意识必然被扬弃,取而代之的是以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为内核的价值存在、价值主体性和价值意识。这是价值哲学的绝对历史主义的观点。正是在坚持这一观点上,马克思把自己的价值哲学与现代其他价值哲学区别开来。

【参考文献】

[1]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经济哲学论文范文篇7

【正文】

[中图分类号]G0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769(2003)06-0055-04

哲学的经济学分析和经济学的哲学概括,是马克思理论研究中极其重要的内容,体现出丰富的方法论思想。认真清理和总结这些思想,无论对于我们建构当代中国经济哲学还是分析现实经济问题,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借鉴意义。

一、客观性与主体性的统一

马克思的经济哲学既非单纯经济学也非纯粹哲学,而是在融合两者基础上形成的一种新质科学。这种“新质”,就在于它打破了当时的一些哲学家和经济学家考察经济问题的方法:或者从主观概念、理性原则出发剪裁、套用客观经济现实,否认后者是前者的基础;或者停留和止步于客观经济现象的表层,否认作为主体的人的认识、实践的能动创造性。前者是唯心主义的经济哲学方法,后者是机械唯物主义的经济哲学方法。

马克思对唯心主义经济哲学思想的批判,在他最初的经济哲学研究成果《哲学的贫困》中就有着充分的体现。他批评蒲鲁东从普遍理性出发建构经济学的哲学体系,把经济范畴视作“不依赖实际关系而自生”[1]的思想,不过是一种先验的唯心主义的经济哲学。而他关于经济学要能够真正揭示现实经济生活的本质和规律,就必须跳出哲学的圈子研究经济现象的思想,则蕴含着从经济现实、物质生产出发的唯物主义经济哲学思想。同时,对庸俗经济学思想的反思,使马克思意识到,经济哲学要走出“在表面的联系内兜圈子”,对“最粗浅的现象作出似是而非的解释”的误区,[2]就必须突破以往的理论,在面对现实的同时发挥主体能动性,冲破思想障碍,敢于进行理论创新。

集马克思经济哲学思想之大成的《资本论》,既与马克思立足于资本主义经济生活的现实,从现象分析中揭开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关系、运行机制乃至整个人类社会历史的“谜底”有关,又与马克思在充分吸取以往和当时的经济学、哲学思维成果基础上,善于走出哲学和经济学各自的理论藩篱,在综合两者的基础上进行理论创新不无联系。正因如此,马克思才最终实现了其哲学与经济学成果——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论的有机统一。

纵观马克思一生的经济哲学研究,他不是躲进书斋给自己设定纯抽象思辨的命题,在主观玄想中构造体系,而是立足经济现实,捕捉时代提出的重大问题;不囿于“现存”和既有的方法、结论,而是让“思想的闪电”在划破理论的迷雾中,揭示现实经济生活的真谛。

今天,虽然时代的巨变使经济哲学研究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内容上都与马克思那个时代有了极大差异,但马克思当年从客观性与主体性相统一的角度研究经济哲学的思路和方法,仍能为我们从事当代经济哲学研究提供有益的启迪。在此,不妨借用马克思的一句名言:经济哲学要想成为“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就必须“不仅从内部即就其内容来说,而且从外部即就其表现来说,都要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3]同时,要充分发挥主体特有的能动性,破除陈旧的传统观念,解放思想,敢于创新,与时俱进。

二、科学性与人文性的统一

科学性与人文性,分别从物与人的角度,体现了人类对世界的两种基本态度和价值取向,前者强调客观性和事实评价,后者强调主体性和人文关怀。马克思经济哲学研究的对象,无疑是“现实的人”[4]。马克思认为,“现实的人”既是“社会关系的总和”,[5]又是能动的、有价值、理想追求的主体。因此,经济哲学要研究“物”,也要研究“人”,应是科学性与人文性的辩证统一。在马克思的经济哲学中,科学性与人文性的这种辩证统一,体现得尤为彻底。

马克思既反对从所谓“纯粹的客观性”或单纯的技术理性、经济模式出发考察经济现实的做法,认为这种撇开主体的人和缺乏对人的价值需要、利益要求、地位体现、发展愿望的人文关怀的理论,把人降低或等同于“物”和单纯“经济人”;同时,又反对从抽象的人、人性、人道主义出发考察经济现实的做法,认为这种抛弃客观的物和缺乏对客体分析的“人文关怀”,只能使人成为虚假的主体和片面的“道德人”。与资产阶级经济学或哲学不同,马克思经济哲学的独到之处,在于他在揭示资本主义经济结构和人类社会历史的本质时,把它们视为以人的生产实践为基础和中介的合规律的过程,强调无产阶级解放之路的寻求,首先必须深入到客观的经济底层,同时,又关注现实的人尤其是无产阶级的地位、处境、命运和出路,认为自己的理论就是为“倍受压迫”的那个阶级提供解放的精神武器。[6]因此,在马克思的经济哲学中,对“人”的探讨既以对客观事实的科学研究为基础,又以对人的价值追求和发展要求为目的;对“物”的探讨既以人的价值取向为参照,又注重从物的基础、本源角度探究人文关怀的合理性和可能性。

今天,借鉴马克思科学性与人文性辩证统一的方法建构当代中国经济哲学,有助于我们关注和研究全球化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经济增长、转型、变化、发展的现状、历史和未来趋势,立足科学的实证经济学,从人化了的客观世界中认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基质及其本质规律,为理解和满足人的价值需求、人生的现实性、时代的变易性、社会生活的真伪性,以及准确定位与之相应的人格模式,提供客观依据;同时,也关注和研究人在全球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体现自身价值、发展自己的愿望和要求,善于运用科学的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研究人的价值要求的客观范围和内在层次,为使人在冷漠、自在的自然物质世界中看到自己的价值,体现生存的意义,感到人生的温暖、美好和崇高提供激情泉源。具体言之,经济哲学要研究宏观的经济增长与人的发展、社会进步三者间的关系,研究微观的诸如经济发展、转型引发的利益与价值、公平与效率等矛盾,以及道德与经济、政治与经济、法律与经济乃至社会心理与经济等等之间的关系问题。

三、决定性与选择性的统一

决定性与选择性则侧重于从实践角度表述主客关系。决定性即承认人类社会历史及其经济运动是有自身规律可循的自然历史过程;选择性即承认社会历史及其经济运动又是历史主体的人有目的的活动过程。前者肯定客观世界和其规律的必然性及其对人的制约性,后者肯定主体的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认为作为历史主体的人一身兼任“剧中人物”和“剧作者”双重身份。[7]因此,人类社会历史和经济运动的规律,是通过现实的人的有选择的能动性活动而得以实现的。人的实践是联接两者的中介,正是在实践基础上,两者达到了辩证的统一。经济哲学研究的目的之一,就在于通过对经济现实的理性考察,为发挥人的自主能动性提供理论根据,因此它应当从决定与选择的统一角度,研究作为客体的世界与作为主体的人之间相互作用的辩证关系。这种统一在马克思经济哲学思想中,同样得到了体现。

在马克思看来,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陷入纯实证经济论和蒲鲁东陷入纯思辨的经济论,原因之一就是他们离开历史的主客体关系来考察经济问题,没有看到客观经济规律既是人的能动实践的结果,因而人在它面前并非束手无策;但经济事实作为既定产物又具有客观必然性和制约性,因而人在它面前不能随心所欲。由于不能正确认识经济活动中决定性与选择性的统一关系,导致他们或者陷于机械决定论,视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为“永恒之手”,完全制约着人的活动;或者陷于唯心能动论,视个体理性、“社会天才”的自由意志为解决经济矛盾的灵丹妙药。与他们不同,马克思一方面认为社会的、历史的物质活动是人类生产实践、经济生活的根本内容,生产力是在人类从事生产的经济活动的历史过程中积累、创造的物质力量,而不是自身无前提的先验假设;同时又认为人类生产实践是主体的人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生产力是人的实践能力的物化,生产关系是人为适应生产力而创造的结果。这样,马克思通过物质生产实践作为历史的主体与客体的基础和中介,科学地预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和经济活动,是历史决定论和历史选择论的统一。

今天,借鉴马克思的上述方法考察当代中国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和制订新世纪现代化战略决策,有助于我们走出“超越论”和“循序论”的两极,既立足于“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研究诸如中国与世界体系的联系与交往中,经济的调整、重组、改革、开放等关系;又充分发挥主体的能动创造性,在历史的决定性与选择性的交错点上“抓住机遇”,切实把我们的事情做好。借鉴马克思的上述方法研究生态和可持续发展等问题,有助于我们走出“人类中心论”或“生态决定论”的两极,进而深入研究诸如经济增长与自然成本和生产效率、人口生产与物质生产,社会发展中的物质生产、人口生产与精神生产,自然发展与社会发展,以及社会生产和再生产与自然可再生性发展等等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

四、共时性与历时性的统一

共时性与历时性,是分别从静态与动态、横向与纵向的维度考察社会结构及其形态的视角。前者侧重于以特定社会经济运动的系统以及系统中要素间相互关系为基础,把握社会结构;后者侧重于以社会经济运动的过程以及过程中的矛盾运动发展的规律为基础,把握社会形态。运动通过静止表现出来,相对静止中有永恒的运动。因此,共时性与历时性两者有着辩证统一的关系。

上述理论在马克思经济哲学中,具体体现为他的“有中介的社会生产体系”[8]观:社会就其静态存在看,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就其动态展开看,是生产力发展改变生产关系及其一切社会关系。生产方式作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中介,既为生产力所决定又决定生产关系,既具生产力功能又具生产关系价值,是共时性与历时性的统一。人类社会特定结构及其整个历史运动,既是一个以生产方式内部各要素相互作用为基础的系统,又是一个由生产方式运动推动的过程。因此,社会结构与社会形态统一的基础,在于社会的生产方式。

今天,借鉴马克思的上述观点研究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助于我们既从历史的、现实的国情出发,又把它置于“世界历史”、“全球化”的国际背景中;既从我国特定的经济发展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出发,又联系人类社会发展的全过程和总趋势,从而既看到生产方式、交换方式因其中介性,可以共存于两种社会制度之间并互通互补,生产的技术层面构成生产方式的基础,经济体系以它为坐标系,经济形态的依次演进从根本上决定所有制形态的一般发展,因而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市场经济发展阶段不可超越,中国必须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实行市场经济;又看到生产方式、交换方式的中介性必然与一定的经济关系、社会制度结合,生产关系的社会层面决定社会的基本制度,不同的所有制形态可以反映相同的经济形态。因此,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是可以超越的,中国实行的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应该而且必然是社会主义的。

五、实证归纳与理性概括的统一

实证归纳与理性概括的统一,是马克思经济哲学研究中又一基本的方法论思想。它体现为马克思的经济哲学不仅从经济现实出发,在研究经济现实中进行哲理的分析推论,并从中引出世界观、方法论的结论,而不是止步于实证归纳;而且在对经济现象进行哲理的分析与揭示中,融入经济的实证使之有根有据,而不致流于哲理的空洞思辨和抽象演绎。

还在马克思创立经济哲学之初,他就批判地审视了当时的经济理论,既反对蒲鲁东用先验原则、抽象哲学理念投射经济现实,认为这只能导致“可笑的哲学”;[9]又批评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停留于纯粹经济事实的肤浅表述和实证归纳,认为其不从经济关系的社会历史性考察、深究经济现象的本质,导致了他们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固定永恒的规律的唯心史观结论。而马克思《资本论》中贯串始终的抽象与具体、逻辑与历史、分析与综合、演绎与归纳的方法,则是他融合经济学实证性与哲学思辨性的结晶。虽然这部研究资本主义的巨著侧重于分析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但这种分析却既因哲学唯物史观的运用而使经济学的实证分析,超越了纯粹的表象描述而具有强烈的理性思辨,又因经济学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的实证而使哲学的逻辑推演,超越了纯思辨的抽象论证而具有透彻的经验说服力,从而使它的价值,远远超过了任何单纯的经济学著作或单纯的哲学著作。纵观马克思的经济哲学思想,其哲学与经济学在相互交融基础上达到了辩证统一。如同劳动、分工、生产力、生产关系既是经济学又是哲学的基本范畴一样,马克思的经济哲学理论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既是社会的、历史的、哲学的经济学,又是经济的社会学、历史学和哲学。

今天,借鉴马克思的哲学理性思考和经济学实证分析统一的方法研究和建构当代中国经济哲学,必须做到:一方面,在探讨诸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全球化等具体问题时,必须运用世界历史理论、社会形态论加以理性抽象而不能止于经济范式、技术模式、操作手段等经济学的表层。另一方面,在深化诸如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结构论、形态论、本质论、动力论等基本理论时,必须结合和依据世界、中国的社会经济变化现状和趋势,以及新科技革命、信息革命等问题加以经验证明,而不囿于抽象的概念框架和理论体系。更重要的是要在融合两者特征的基础上,创建出既不因满足于繁荣表象而对自身功能产生幻化、又不因囿于空洞思辨而对自身功能产生怀疑的,既适合又能指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现实的经济哲学理论。

【参考文献】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140,149.

[2]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98.

[3][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121,466-467.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23.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8.

经济哲学论文范文篇8

(一)实事求是,是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点,“是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也是经济哲学思想的精髓。

实事求是原本是反映学风问题的一句中国古语。同志吸取它朴素的合理的内涵,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作了新的解释,赋予它新的含义,用来表述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他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物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这段表述,言简意赅地阐明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内涵。也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统一。同志一贯坚持实事求是这个马克思基本原则,最突出地体现在他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一切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根据基本国情选择我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

早在土地革命时期,同志就指出:“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依据”。正是基于对中国基本国情的正确认识,同志领导党和人民开创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取得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全国解放后,同志为了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指导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进一步分析了我国“一穷二白”、人口众多、80%是农民的基本国情,强调社会主义建设要从中国是个农业大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并确定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原则和方针政策。如早在建国前,同志就根据中国基本国情,指出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以后,要积极引导小农走集体化的道路。建国初期,又提出了引导农民逐步由互助组到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再到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思想。接着又根据中国农业生产力十分落后,而幅员又极其广大的国情,提出农村中的改革在第一、第二两个五年计划期间,以社会改革为主,技术改革为辅,然后再发展到二者同时并存,这样,就把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的规律同中国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了。关于手工业合作化的理论,除了强调保留我国手工业的民族传统、民族特色以外,基本上同农业合作化的理解相似或相近。实践已经证明,当时对农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成功的。关于农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是经济哲学思想中最杰出、最具有特色的组成部分之一。

同志还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教育和引导全党认识社会主义经济规律,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参加经济建设。1962年,同志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不但要研究一般的经济规律,还是研究特殊的经济建设规律,如按劳分配规律,还要研究更加特殊的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如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规律。在研究、认识和概括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同志提出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方针,即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明确指出:“提出这十个问题都是围绕着这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提出的这一基本方针,既是从我国的国情出发,充分发挥中国人口多、广大群众拥护社会主义这一巨大优势,又注意把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贯彻运用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去。1957年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问题》中又进一步提出了统筹兼顾、适当的安排,把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方针具体化了。今天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同时也必须实行这一方针。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党就提出了必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在国家政策和计划的指导下,实行国家、集体、个人一起上的方针。党的十二大、十三大、十四大都反复强调了把各方面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是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全面高涨的最重要的途径。

(二)对立统一规律,即矛盾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最基本规律,矛盾分析方法,即“一分为二”,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分析方法。矛盾规律和矛盾分析方法也是经济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同志始终把对立统一的观点和矛盾分析的方法作为分析和解决经济建设中的一切矛盾的根本出发点,他的许多著作如《在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论人民民主专政》、《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等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分析和解决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诸多矛盾的代表作。

建国初期,在完成对农业、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我党成功地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除了中国的历史条件外,主要是由于同志关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独特理论和对民族资产阶级所采取的正确政策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和方法观察和分析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如何处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国民经济的各种比例关系,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崭新课题,由于党和同志运用马克思主义以对立统一规律为核心的科学的宇宙观,对这一课题进行了及时的和认真的探索和研究,从而大大地推动了经济哲学思想在社会主义时期的发展,党的八大文献和同志撰写的《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正是这一时期对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问题进行探索和研究成果的理论表现。

第一,在我国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同志运用对立统一规律观察和分析社会主义社会各种复杂的矛盾,提出了关于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完整学说,并着重阐明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生活主题的思想。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的新篇章。社会主义社会在完成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剥削阶级作为一个阶级被消灭以后,还存在着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是两类性质完全不同的矛盾。正确认识和处理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新课题。1966年在我国已经基本完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制度发生了根本的变革,社会矛盾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阶级斗争已经不是最主要的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使我们国家出现了空前的团结和统一,党和政府正在领导人民进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但是,另一方面,在这历史的转折关头又出现许多复杂的社会矛盾,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党和同志科学地分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的各种社会矛盾,总结我们党的历史经验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第一次提出了正确区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学说,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有两类社会矛盾,这就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类矛盾。”还系统地论述了两类矛盾的表现、性质、区分标准、相互转化,以及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社会矛盾的根本方法和指导方针,并且指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这些科学论点为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增添了新的内容,给人们观察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各种复杂的现象提供了指导性的线索。

当然,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两类社会矛盾学说也将不断丰富发展。从同志提出社会主义社会两类矛盾学说到现在,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又经历了四十多个年头。在这期间,我们党在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两类矛盾问题上,又积累了正反两个方面的丰富的历史经验,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系统地和科学地总结了这一时期的历史经验,从而使同志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两类矛盾的学说得到了进一步贯彻和发展。第二,同志运用唯物辩证法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各种经济关系作了精辟的理论分析和概括,提出了正确处理这些经济关系的基本原则,这对于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同志关于正确处理经济建设中的各种经济关系的论述,主要体现在他于一九五六年四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即《论十大关系》一文中,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之间的利益关系。在社会主义经济关系中,存在着国家、集体、个人三者之间的利益关系,三者从根本上说是一致的,但也存在着差别。正确处理这三者关系是关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全局的重大问题。同志提出了正确处理三者关系的“三兼顾”原则。他指出:“必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个方面”,“不能只顾一头,无论只顾哪一头,都是不利于社会主义,不利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这个观点,对于今天的社会主义改革所具有的指导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它是改革中调整人们利益关系的基本原则。

2、正确处理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中央地方的关系。同志指出:我们的国防力量还不够强大,一定要加强国防建设。但要加强国防,一定要首先加强经济建设。“只有经济建设发展得更快了,国防建设才能够有更大的进步”。当然,国防建设的发展,反过来又推动和促进经济建设的发展。在国防建设和国防工业生产上,同志提出了“军民结合,平战结合”的方针。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为了进一步明确二者的关系,提出了国防建设必须与国家经济建设相适应的方针。

3、正确处理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这个关系实际上是个生产力布局的问题。也是我们今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所要研究和解决的实质性问题之一——资源配置问题。同志根据我国工业生产布局的历史与现实的现状提出了“充分利用沿海工业,大力发展内地工业,平衡工业发展布局”的方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充分发挥沿海工业的优势,制定建立沿海经济特区的新的战略方针,是同志这一方针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现在我国已初步形成了经济特区——沿海港口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广大内地四个层次的对外开放的基本格局。

4、积累和消费的辩证关系。这一关系直接反映了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关系。同志指出:二者是互相联系、互相影响、互为条件、相辅相承的辩证关系。正确处理这一矛盾的原则是,必须兼顾积累和消费。“国家要积累,合作社也要积累,但是都不能过多。我们要尽可能使农民能够在正常年景下,从增加生产中逐年增加个人收入”我们既要反对高积累的错误,也要反对忽视积累的错误。同志尤其强调:“不能够向农民要得太多,不能够把农民挖得太苦。”陈云同志也说过,处理积累和消费关系的原则是“一要吃饭,二要建设”。人民生活的改善只能建立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在处理积累与消费的关系上,同志还十分强调节约的重要性。指出:节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原则之一。党的十三大报告中也强调指出:“我们一定要长期坚持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方针。”

5、综合平衡和经济杠杆的作用。关于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同志在庐山会议谈话中指出:“整个经济中平衡是个根本问题,有了综合平衡才有群众路线。”陈云同志也讲过搞经济不搞综合平衡就寸步难行。

此外,同志在领导纠正和公社化运动错误时,强调要发展商品生产,尊重价值规律,指出:“价值规律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同志还提出要辩证地处理中国和外国的关系,并确定了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正确方针。这一切,都是同志经济哲学思想的发展,对今天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仍然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三)同志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是进行社会主义改革的科学理论依据和重大的理论建树,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新贡献。

改革开放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重要内容,是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一个基本点,改革开放是由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规律决定的,是从我国实际出发,经过几十年摸索和总结而确立的一项基本国策。

过去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人们把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看作阶级社会特有的社会现象,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随着剥削制度、剥削阶级的消灭,这两对社会矛盾也从根本上解决了。于是,人们在处理各种社会矛盾的时候,往往采取许多脱离实际的方式去解决,从而,难免犯“左”的或右的错误。

经济哲学论文范文篇9

(一)实事求是,是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点,“是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也是经济哲学思想的精髓。

实事求是原本是反映学风问题的一句中国古语。同志吸取它朴素的合理的内涵,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作了新的解释,赋予它新的含义,用来表述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他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物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这段表述,言简意赅地阐明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内涵。也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统一。同志一贯坚持实事求是这个马克思基本原则,最突出地体现在他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一切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根据基本国情选择我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

早在土地革命时期,同志就指出:“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依据”。正是基于对中国基本国情的正确认识,同志领导党和人民开创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取得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全国解放后,同志为了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指导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进一步分析了我国“一穷二白”、人口众多、80%是农民的基本国情,强调社会主义建设要从中国是个农业大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并确定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原则和方针政策。如早在建国前,同志就根据中国基本国情,指出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以后,要积极引导小农走集体化的道路。建国初期,又提出了引导农民逐步由互助组到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再到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思想。接着又根据中国农业生产力十分落后,而幅员又极其广大的国情,提出农村中的改革在第一、第二两个五年计划期间,以社会改革为主,技术改革为辅,然后再发展到二者同时并存,这样,就把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的规律同中国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了。关于手工业合作化的理论,除了强调保留我国手工业的民族传统、民族特色以外,基本上同农业合作化的理解相似或相近。实践已经证明,当时对农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成功的。关于农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是经济哲学思想中最杰出、最具有特色的组成部分之一。

同志还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教育和引导全党认识社会主义经济规律,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参加经济建设。1962年,同志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不但要研究一般的经济规律,还是研究特殊的经济建设规律,如按劳分配规律,还要研究更加特殊的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如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规律。在研究、认识和概括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同志提出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方针,即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明确指出:“提出这十个问题都是围绕着这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提出的这一基本方针,既是从我国的国情出发,充分发挥中国人口多、广大群众拥护社会主义这一巨大优势,又注意把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贯彻运用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去。1957年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问题》中又进一步提出了统筹兼顾、适当的安排,把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方针具体化了。今天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同时也必须实行这一方针。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党就提出了必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在国家政策和计划的指导下,实行国家、集体、个人一起上的方针。党的十二大、十三大、十四大都反复强调了把各方面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是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全面高涨的最重要的途径。

(二)对立统一规律,即矛盾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最基本规律,矛盾分析方法,即“一分为二”,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分析方法。矛盾规律和矛盾分析方法也是经济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同志始终把对立统一的观点和矛盾分析的方法作为分析和解决经济建设中的一切矛盾的根本出发点,他的许多著作如《在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论人民民主专政》、《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等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分析和解决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诸多矛盾的代表作。

建国初期,在完成对农业、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我党成功地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除了中国的历史条件外,主要是由于同志关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独特理论和对民族资产阶级所采取的正确政策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和方法观察和分析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如何处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国民经济的各种比例关系,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崭新课题,由于党和同志运用马克思主义以对立统一规律为核心的科学的宇宙观,对这一课题进行了及时的和认真的探索和研究,从而大大地推动了经济哲学思想在社会主义时期的发展,党的八大文献和同志撰写的《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正是这一时期对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问题进行探索和研究成果的理论表现。

第一,在我国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同志运用对立统一规律观察和分析社会主义社会各种复杂的矛盾,提出了关于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完整学说,并着重阐明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生活主题的思想。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的新篇章。

社会主义社会在完成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剥削阶级作为一个阶级被消灭以后,还存在着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是两类性质完全不同的矛盾。正确认识和处理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新课题。1966年在我国已经基本完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制度发生了根本的变革,社会矛盾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阶级斗争已经不是最主要的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使我们国家出现了空前的团结和统一,党和政府正在领导人民进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但是,另一方面,在这历史的转折关头又出现许多复杂的社会矛盾,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党和同志科学地分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的各种社会矛盾,总结我们党的历史经验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第一次提出了正确区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学说,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有两类社会矛盾,这就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类矛盾。”还系统地论述了两类矛盾的表现、性质、区分标准、相互转化,以及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社会矛盾的根本方法和指导方针,并且指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这些科学论点为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增添了新的内容,给人们观察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各种复杂的现象提供了指导性的线索。

当然,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两类社会矛盾学说也将不断丰富发展。从同志提出社会主义社会两类矛盾学说到现在,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又经历了四十多个年头。在这期间,我们党在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两类矛盾问题上,又积累了正反两个方面的丰富的历史经验,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系统地和科学地总结了这一时期的历史经验,从而使同志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两类矛盾的学说得到了进一步贯彻和发展。

第二,同志运用唯物辩证法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各种经济关系作了精辟的理论分析和概括,提出了正确处理这些经济关系的基本原则,这对于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同志关于正确处理经济建设中的各种经济关系的论述,主要体现在他于一九五六年四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即《论十大关系》一文中,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之间的利益关系。在社会主义经济关系中,存在着国家、集体、个人三者之间的利益关系,三者从根本上说是一致的,但也存在着差别。正确处理这三者关系是关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全局的重大问题。同志提出了正确处理三者关系的“三兼顾”原则。他指出:“必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个方面”,“不能只顾一头,无论只顾哪一头,都是不利于社会主义,不利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这个观点,对于今天的社会主义改革所具有的指导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它是改革中调整人们利益关系的基本原则。

2、正确处理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中央地方的关系。同志指出:我们的国防力量还不够强大,一定要加强国防建设。但要加强国防,一定要首先加强经济建设。“只有经济建设发展得更快了,国防建设才能够有更大的进步”。当然,国防建设的发展,反过来又推动和促进经济建设的发展。在国防建设和国防工业生产上,同志提出了“军民结合,平战结合”的方针。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为了进一步明确二者的关系,提出了国防建设必须与国家经济建设相适应的方针。

3、正确处理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这个关系实际上是个生产力布局的问题。也是我们今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所要研究和解决的实质性问题之一——资源配置问题。同志根据我国工业生产布局的历史与现实的现状提出了“充分利用沿海工业,大力发展内地工业,平衡工业发展布局”的方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充分发挥沿海工业的优势,制定建立沿海经济特区的新的战略方针,是同志这一方针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现在我国已初步形成了经济特区——沿海港口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广大内地四个层次的对外开放的基本格局。

4、积累和消费的辩证关系。这一关系直接反映了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关系。同志指出:二者是互相联系、互相影响、互为条件、相辅相承的辩证关系。正确处理这一矛盾的原则是,必须兼顾积累和消费。“国家要积累,合作社也要积累,但是都不能过多。我们要尽可能使农民能够在正常年景下,从增加生产中逐年增加个人收入”我们既要反对高积累的错误,也要反对忽视积累的错误。同志尤其强调:“不能够向农民要得太多,不能够把农民挖得太苦。”陈云同志也说过,处理积累和消费关系的原则是“一要吃饭,二要建设”。人民生活的改善只能建立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在处理积累与消费的关系上,同志还十分强调节约的重要性。指出:节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原则之一。党的十三大报告中也强调指出:“我们一定要长期坚持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方针。”

5、综合平衡和经济杠杆的作用。关于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同志在庐山会议谈话中指出:“整个经济中平衡是个根本问题,有了综合平衡才有群众路线。”陈云同志也讲过搞经济不搞综合平衡就寸步难行。

此外,同志在领导纠正和公社化运动错误时,强调要发展商品生产,尊重价值规律,指出:“价值规律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同志还提出要辩证地处理中国和外国的关系,并确定了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正确方针。这一切,都是同志经济哲学思想的发展,对今天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仍然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三)同志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是进行社会主义改革的科学理论依据和重大的理论建树,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新贡献。

改革开放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重要内容,是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一个基本点,改革开放是由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规律决定的,是从我国实际出发,经过几十年摸索和总结而确立的一项基本国策。

过去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人们把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看作阶级社会特有的社会现象,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随着剥削制度、剥削阶级的消灭,这两对社会矛盾也从根本上解决了。于是,人们在处理各种社会矛盾的时候,往往采取许多脱离实际的方式去解决,从而,难免犯“左”的或右的错误。

经济哲学论文范文篇10

关键词:生态危机;欲望;科技理性;和谐生态观

在人类发展史上,随着“人类中心主义“的出现,人类将自身设定为主体的同时自然界的存在成为“他者”,主体与客体的二元分立使得作为主体的人对作为客体的自然界的过度盘剥和压榨,导致了生态危机的产生。从根源上探究,人类追求财富的欲望是这一问题的逻辑起点。因此,探究生态危机的根源,需要将人类的财富欲望纳入历史通道进行反思。财富欲望的张力随着世俗社会商业精神的发育而开启,在利润最大化的指引下,欲望聚焦于可以带来财富的自然界。发达的科技是对自然界进行深度开发的关键力量,技术在人类财富欲望的驱使下,“促逼”着自然界,使其被过度开发而遭到破坏,深层次里破坏着“人—自然命运共同体”。

一、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人类追求财富的欲望

现代社会是以资本为轴心的经济社会。在马克思看来,资本的存在在于价值增值,“既然它生出剩余价值的运动就是它自身的运动,它的增值也就是自行增值。它所以获得创造价值的奇能,是因为它是价值。它会产仔,或者说,它至少会生金蛋。”[1]因此资本家的目的不是获得使用价值,“他的目的也不是取得一次利润,而只是谋取利润的无休止的运动,这种绝对的致富欲,这种价值追逐狂,是资本家和货币储藏者所共有的。”[2]这种财富欲望具有一种扩张自身的内在张力。“就欲望概念自身的意义定位,它乃是指社会的人基于一定的需要而产生对一定的物质或精神事物的渴求。是人的有意识的并指向清晰的目的的行动倾向,也可以说是趋向于一定的目的的意向。”[3]人类欲望的闸门被打开以后,欲望的张力使得人类对货币、资本的追求日益强烈。货币是天生的平等派,但是当货币越来越集中于少数人的手中,这导致了货币持有者与无产者之间的极大的不平等。货币持有者极力将货币继续投入再生产过程中,以生产出更多的剩余价值。无产者则对货币持有者掌握的生产资料日益依赖,越来越多的劳动力转化为生产剩余价值的工具。货币持有者日益成为劳动者、生产资料的主宰者,货币力量由此转化为能够在生产过程中带来增殖的资本力量。资本的扩张逻辑不断生产出剩余价值并将其投入扩大再生产。“资本扩张过程是资本向自然界的扩张,向自然资源的扩张。资本自诞生以来进行的数百年的扩张过程,就是将从地表到地下,从表层到深层的自然资源不断货币化、资本化,吸收到不断运转的资本机器内部的过程,也即吞噬自然资源的过程。”[4]因此,资本的扩张必然以消耗自然界,对自然界无休止的掠夺为前提。“作为一种生产要素的资本”[5]的原初形式是自然资源,“作为一种社会关系的资本”[6]需要支配和使用自然资源,才能表现为资本的现实存在。马克思指出,“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他才成为奴隶。纺纱机是纺棉花的机器。只有在一定的条件下,它才成为资本。脱离了这种关系,它也就不是资本了,就像黄金本身并不是货币,砂糖并不是砂糖的价格一样。”[7]因而“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它体现在一个物上,并赋予这个物以特有的社会性质。”[8]世界上越来越多的自然资源被纳入经济系统中,纳入资本扩张的逻辑体系中,由此进一步刺激着人类追求资本扩张的欲望。人类不断开拓着尚未被资本化的资源,资本追求扩张的本性具有使这些资源进入扩张体系中的魔力。尚未被资本化的资源在人类欲望的驱动下与货币相结合,进入生产领域中,便被赋予了人的主观意志,被资本化后便获得了不可遏制的扩张本能。我们亟需对人类疯狂行为背后的原因进行深层次追问。人类企图将一切资源都资本化,纳入资本扩张的逻辑体系,刺激着人类追求财富的欲望。“欲望,有各种痛苦甚至死亡本身作为它的武器,支配了劳动,鼓起了勇气,激发了远见,使人类的一切能力日益发达。每一种欲望获得满足时的享受或愉快,对于那些克服了障碍和完成了自然的计划的人,是一种无穷尽的报酬的源泉。”[9]追求财富的欲望是资本扩张的推动力。人类把劳动价值注入到自然资源中时,资源被资本化了,人类追求财富的欲望这种心理因素就通过物质得以显现出来。这种获得物质资源的力量承载着人类追求资本扩张的意志,使得人类进入了疯狂追求物质力量———资源。当人类对尚未资本化的资源进行开发,要投入大量的资本预付金,因此必须获得利润,否则就将血本无归,因此人类陷入资本逻辑体系的深度座架中。欲望推动着人类的行为动机,人类的行为由于这一欲望的满足而终止。这一欲望的满足又激发了新的欲望的产生,一种物欲造波着另一种物欲,由此导致欲望动力机的马达强劲,不断刺激着人类追求资本扩张的触角。亚当•斯密指出:“每一个人对于事物的欲望都要受人胃的有限容量的限制,但对于住宅、衣服、车马、家具等舒适品和装饰品方面的欲望似乎是没有限制和确定界限的。”[10]满足这类没有限制的欲望的资本扩张也就处于无止境状态。鲍德里亚在《消费社会》一书中也深刻指出了,这种资本扩张的欲望逻辑,“物品都彻底地与某种明确的需求或功能失去了联系。确切地说这是因为它们对应的是另一种完全不同的东西———可以是社会逻辑,也可以是欲望逻辑———那些逻辑把它们当成了既无意识且变幻莫测的含义范畴。”[11]这是深度资本扩张的欲望带来的消费社会的图景。尚未开发的资源被资本化后获得了一种价值通约的社会性,这种经济性符号通兑着对象化世界的一切存在。价值通约有着一种将五彩斑斓的生活世界量化的神奇魔力,通过货币把异质性的社会变成一种可量度、可计算、可兑换的存在,使得人类的生活世界被货币和资本的增殖体系宰制。人类在这个体系下追求资本的不断扩张,并在资本力量的驱动下研发出越来越多的高尖端的先进科技,进一步武装着人类进行资本扩张的欲望。人类的资本扩张欲望在吞噬着自然资源的可再生能力。当愈来愈多的自然资源消耗在资本体系中时,资源的可再生能力也在不断衰减,最终导致资源枯竭、环境破坏。“资本主义经济把追求利润增长作为首要目的,所以不惜任何代价追求经济增长,包括剥削和牺牲世界上绝大多数人的利益,这种迅猛增长通常意味着迅速消耗能源和材料,同时向环境倾倒越来越多废物,导致环境急剧恶化。”[12]人类破坏着与自己的身体发肤密切相关的自然机体而不自知。资本扩张欲望无资源可寻而无法得到满足时,或许人类真的会将触角伸向到地球之外的“潘朵拉星球”,将世代诗意的栖居破坏,人类被疯狂追求资本扩张的魔咒附身。

二、科技理性与生态危机的勾连

发达的科学技术对生态危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给人类带来快捷、便利、现代化的同时,也给人类带来了资源破坏与生态危机。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的主体地位得到确证的同时,人类对科技的依赖性愈加强烈,对科技的盲目乐观的态度实际上带来的是人的主体地位的缺失,人类的深度异化并日益成为机器的奴仆。因此,可以说“科学进展是一种悲喜交加的福音。”[13]科技理性是导致生态危机的技术力量。在古希腊和中国的先秦时期,将对德性的追求视为“至善”,柏拉图、老子等哲学家都提出技术是“奇技淫巧”会败坏人的心智,反对技术的应用。近代以来,随着“科技乐观主义鼻祖”培根提出“知识就是力量”,科学知识获得了存在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并迅速发展为人类战胜自然的武器。笛卡尔通过“我思故我在”进一步确立了人的存在,自然在这种反思哲学中成为人的“思中之物”,因此“征服自然意味着,自然是敌人,是一种被规约到秩序上去的混沌;一切好的东西都被归为人的劳动而非自然的馈赠,自然只不过是提供了毫无价值的物质材料。”[14]人的主体地位的确证使得自然越来越被沦为人类征服的对象。科技理性由探究真理的本体论变成一种实证的技术手段,这种技术手段追求对自然的深度开发,以达到人类自身的财富欲望,将自然定义为为人的利益而服务的存在。在挖掘自然的内在价值的利益驱使下,使科技理性日益排除了人类的价值判断,如对真、善、美的价值追求等。科技的发展使科学的理念成为现实,带来便捷与舒适的同时,也越来越抛弃了对人文意义的追求。科技的发展不断助推着人类财富欲望的扩张,也使人类面临越来越多的生存困境与自然困境。比如,农药、化肥、催熟剂等化学药剂的超标使用,在提高产量的同时却破坏了土壤,同时产出的作物含有未完全降解的药物残留,直接危害人类自身。人类开始意识到科技理性所导致的人的发展悖论。人类开始将科技理性作为批判与讨伐的对象加以审视。首先对科技理性提出批判的是卢梭,他认为科学每往前推进一步,人就随之往后堕落一尺,因此他将科学定义为人类的祸患和敌人。在《论科学与艺术》中,他指出:“科学的创造神是一个与人类安宁为敌的神。”[15]胡塞尔也强调“科学观念被实证地简化为纯粹事实的科学。科学的‘危机’表现为科学丧失生活意义。”[16]科学家在实验室里丧失了主观性,拼命追求物的逻辑而缺失了对人自身的思考,只追求动力因,不断求解着X而忽视了科技对人类应用领域的后果。实证科学导致了现代人漫不经心地丢掉了那些对真正的人来说至关重要的问题的思考,使人类陷于不幸的困境。贝尔纳在《科学的社会功能》中指出:“把科学应用于实际所创造出来的武器使战争变得更为迫近而可怕,使个人的安全几乎降低到毫无保障的程度……不可否认,假如不是由于科学,这些祸害不至于象现在这个样子。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科学对文明的价值一直受到了怀疑,至今仍然如此。”[17]因此,科学必须接受审查。海德格尔认为技术作为人类征服世界的工具,向自然提出蛮横要求、“促逼”着自然界,要求自然提供本身能够被开采和贮藏的能量,与此同时,人类自身也成为被“促逼”的对象。对自然和对人类自身的“促逼”达到了“座架”,“座架占统治地位之处,便有最高意义上的危险。”[18]法兰克福学派的霍克海默和阿尔多诺认为,工具的价值在于它被主体运用在实现主体目的时的作用,工具理性遵循一种效用逻辑。科学技术在工具理性的效用逻辑下发展起来并成为对人类而言行之有效的工具。马尔库塞延续了对科学技术批判的思路,认为科学技术在发展的过程中缺失了对事物的人文意义的考量,只追求技术手段的实用性而缺乏目的性的考察,科学发展成为一种奴役人类的异化形态,社会发展成为一种人性扭曲的病态社会,导致全面的奴役和人的尊严的丧失。以科学技术为载体的高度发达的工具理性剪断了人与自然的脐带关系,同时工具理性的体制化运转也侵占着人类的生活世界,导致人与人之间被各自分离的意见的机械组合的量化计算所代替。工具理性企图以对世界的操纵为目标,在影片的情节推进中体现的非常明显。工具理性实质上是科技发展进程中产生的异化现象,工具的发展正从带给人类的裨益走向反面,越来越缺失对人类自身的存在论境域的思考,成为危害自然生态环境和人自身发展的“罪恶之源”。科学技术强大的工具性和功能给人类带来的便捷与舒适是不容质疑的,但是科学的发展和运用离不开人类的导控。人类之所与陷于工具理性的崇拜中不能自拔,源于人类自身价值理性的畸形、正确价值观的缺失。科学技术从属于资本的逻辑体系时,逐利的秉性操控着科技,疯狂的资本扩张欲望带来科技的飞速发展,这种科技的发展当然是一种人类仅仅为满足自身利益的异化的发展状态。这种异化状态可以深层次追溯到主体性哲学的痼疾,人类从原始的自然神教的神秘、蒙昧中走出来,发现了自身的主体性力量,“人是万物的尺度”“我思故我在”“人的理性为自然立法”,人的主体性得到了无与伦比的彰显。然而人类在将自身设定为主体的同时也就意味着其他的存在对人类来说都是“他者”(Theothers),这就导致了主体与客体的二元分立。人类在自然科学与工业革命的迅猛发展中感到欢欣鼓舞,主体性力量达到了一种近乎疯狂的盲目自信,科技与工业在主体性力量下发展日益迅速,提高了生产效率,带来了物质生活的日益丰盈。但是人类却沉迷于机器与技术的世界中,技术越来越高端、机器越来越精密,人类对工具理性越来越着迷,将人之外的一切存在都视为客体和“他者”,工具在缺乏对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的考量之下畸形发展,由此破坏着与人类发展休戚相关的自然界机体。

三、基于对象性关系的和谐生态观

人类的财富欲望在科学技术的助推下不断扩张,最终带来了生产危机。那么能否像一些学者所提出的那样,消灭资本也就消灭了人类的财富欲望,生态危机就能迎刃而解了呢?马克思指出,“留恋那种原始的丰富,是可笑的,相信必须停留在那种完全的空虚化中,也是可笑的”[19],人类社会的发展需要资本,只有通过资本才能创造出资产阶级这一最发达和最多样的生产组织。资本作为人类剩余劳动的结晶,本无善恶是非可言,其性质主要取决于它运用于何种生产关系之下以及人类运用资本的目的。因此,可以说对资本扩张的考察也就是对人自身的反省。人类在世界资本化的浪潮中,可以寻找到一个与自然之间的合理距离。马克思指出,“人们需要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合适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交换。”[20]人类生活于自然界中,自然界是人类无机的身体,人与自然不是简单的主体与客体的关系。生态伦理学基于旧唯物主义的理论,将人与自然主客二分,从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念出发,强调人类自身的主体位置和中心地位,人类的利益高于一切,将只对人类有意义的伦理观、价值观赋予自然,自然就沦为了人类利用征服和掠夺的对象。人类的主体地位导致人类为了自身利益始终将与自身生存休戚相关的自然视作“他者”,自然成为满足人类利益的奴隶。人类无限膨胀的欲望导致对自然的无限制开发掠夺,产生了一系列生态灾难。生态伦理学把自然当作在人之外的孤立存在客观事物而不是与人产生内在联系的人类学自然界。自然界的存在对人类的意义在于给人类提供资源,将自己视为主体的人类竭尽所能去掠夺自然,以满足自身的需求与欲望。埃里希•弗罗姆指出“我们奴役自然,为了满足自身的需要来改造自然,结果是自然界越来越多地遭到破坏。想要征服自然界的欲望和我们对它的敌视态度使我们人类变得盲目起来,我们看不到这样一个事实,即自然界的财富是有限的,终有枯竭的一天,人对自然界的这种掠夺欲望将会受到自然界的惩罚。”[21]人类错误的生态观导致无节制地从自然界获取资源而忘记了自然与人的生命休戚相关的对象性关系。人类在资本的驱动下疯狂破坏自然界的可再生能力的同时也是在破坏着人类自身的生存环境,即人类在进行着自我毁灭。人与自然的关系并不是单纯以人的利益为中心的生态伦理学,同样也不能简单地回溯到“生态中心主义”。生态中心主义认为“自然物的多样性具有它自身的内在价值”[22],所有自然物因为自身固有的内在价值应当得到保护,而不是为了人类的利益而受到保护。福斯特深刻地指出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仅仅是对诸如人类征服自然和自然崇拜之间的对立这样古老的二元论的重新阐述。”[23]“这里永远存在的二元论观念往往妨碍了知识和有意义的实践的真正发展。实际上,这种观念中所体现出来的二分法往往使‘人类与自然相对立’的观念长期存在。”[24]福斯特指出了根植于人与自然二分法的生态学理论导致的生态学困境。人类错误地将自然视为外在于人的独立存在物,这种自然被误以为是外在的,其存在的全部意义只在于给人类提供资源;也正是错误地将人与自然分割,以自然界自身的价值为中心,导致“唯自然至上”的“生态中心主义”。幸运的是,人类已经意识到上述两种基于人与自然主客二分的不正确的生态观的问题所在,并已经开始采取行动,为建构和谐生态观而努力,和谐的生态有赖于人与自然的对象性关系。马克思将自然划分为第一自然即“自在自然”与第二自然即“人化自然”,马克思认为,自在自然“被抽象地理解的、自为的、被确定为与人分隔开来的自然界,对人来说也是无。”[26]“非对象性的存在物是非存在物”[27],即不存在脱离自然界这一对象的孤立的人也不存在不以人为对象的孤立的自然界,“非对象性的存在物是一种非现实的、非感性的、只是思想上的即只是想象出来的存在物,是抽象的东西。”[28]事实上,现实的、有意义的自然是对象性存在的人化自然,不存在独立于自然界的孤立的人同样也不存在不以人为对象的自然界。对象性关系意味着“别人就是我的‘你’……就是我的另一个‘我’,就成为我的对象的人,就是我的坦白的内隐,就是自己看到自己的那个眼睛。只有在别人身上,我才具有对类的意识。”[29]“也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对人来说才是人与人联系的纽带,才是他为别人的存在和别人为它的存在。”[30]这就意味着人与自然是作为对象性关系而存在的并通过对象性活动而相互内在联系。这种对象性活动即人的实践活动。人类通过实践活动创造对象世界,改造自然界,使自然界表现为“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31]通过实践活动建构“人—自然命运共同体”的和谐生态观,人在与自然的内在联系随着实践活动而不断深化,自然成为人的“无机身体”。通过实践活动人类建构起与自然的生理性、理智性、情感性以及道德性的内在联系,使自然并不是外在于人的自我存在物,人亦是如此,因此要立足于对象性关系以及实践活动来研究人与自然休戚相关的“命运共同体”。这种“命运共同体”不能屈从于资本力量和人类的财富欲望,不能被科技理性所左右,不能“唯自然至上”,也不能以牺牲自然为代价换取人类生产力的发展,相反人的财富欲望应该服从“人—自然命运共同体”的和谐生态观,科学技术的进步应立足于“人—自然命运共同体”的和谐生态观。这才是满足人与自然可持续发展的正确的生态观。

作者:郑柏茹 单位:上海财经大学

参考文献:

[1][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80、179.

[3][9]张雄:市场经济中的非理性世界[M].上海:立信会计出版社,1995:96、103.

[4]鲁品越:资本逻辑与当代现实[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111.

[5][6]伊特韦尔、米尔盖特、纽曼: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1卷)[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356、362.

[7][26][27][28][30][3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723、220、210、211、187、162-163.

[8][2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922、928.

[10]亚当•斯密:国富论(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158.

[11]让•鲍德里亚:消费社会[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1.

[12]福斯特: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2-3.

[13]波普尔:科学革命的理性[J].世界科学,1979(8).

[14]施特劳斯:现代性的三次浪潮,现代性基本读本(上)[C].汪民安,陈永国,张云鹏主编,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161.

[15]卢梭:论科学与艺术[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16.

[16]胡塞尔: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6.

[17]贝尔纳:科学的社会功能[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33.

[18]海德格尔选集(下卷)[M].上海:三联书店,1996:946.

[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12.

[21]埃里希•弗罗姆:占有还是生存———一个新社会的精神基础[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10.

[22]ArneNaess,IdentificationasASourceofDeepEcologicalAtti-tudes[J].RadicalEnvironmentalism,PhilosophyandTactices,EditedbyPeterC.list,WadsworthPublishingCompany,1993:25.

[23][24]福斯特: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21.